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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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始於公元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舉行的開國大典，先後制定並通過了《共同綱領》、《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八二憲法》五部憲制性文件。截至202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經歷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五位最高領導人，而華國鋒曾擔任兩年過渡時期的領導人。截止202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點，分為以社會主義轉型及階級鬥爭為主題的毛澤東時代（1949年至1976年）、與以現代化建設及改革開放為主題的鄧小平時代（1978年-1997年）和後鄧小平時代（1997年起）。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唯一的執政黨，並堅持對全國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
重大歷史事件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年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概述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期間，既已存在的國共摩擦隨即演變為國共衝突。1946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爭奪中國政權的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1949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軍取得遼西會戰、徐蚌會戰與平津會戰「三大戰役」的勝利。此前的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2] 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擊敗中國國民黨指揮的中華民國國軍，在渡江戰役中占領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市及全國經濟中心——上海市，在中國大陸取得絕對優勢。
旨在建立中國新的聯合民主政府的新政協籌備會議於1949年6月15日至6月20日在北平召開。籌備會決定在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設立六個小組，分別完成下列各項任務：一、擬定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擬定國旗、國歌及國徽方案。第一小組在籌備會成立會閉幕前，即擬定完成「關於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並獲通過[3][4] 。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第四小組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新政權的名字起初普遍稱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在7月9日舉行的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主張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經反覆討論，得以採納[5]。此外，最後提交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文件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中的國號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括號加注「（簡稱中華民國）」六個字。周恩來受命於毛澤東，於9月26日中午，緊急宴請二十多位元老，討論去掉「中華民國」的簡稱。9月27日在政協全體會議討論和通過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時，正式決定去掉「中華民國」的簡稱。此後，新政權的名字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6][7]。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8][9]。9月27日，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並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今年為一九四九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8][9]。9月29日，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並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8][9]。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政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9月30日下午三點，會議開始，先以整個名單付表決的方法，一致通過已經協商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共180人；然後，以無記名聯記投票的方法，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員[8][9]。會議主席宣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其他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8][9]。
1949年起，中國社會經歷了一次由中央至地方、有其特色的巨大變革，從貧窮、落後轉變為一個日益現代化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0]；自鄧小平時代起中國奉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發展路線，部分人士進而提出「中國模式」[11][12][13][14]。依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9年中國大陸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世界第85名、發展程度為「高」[15]，香港排名世界第4、發展程度為「很高」[16]。
1950年代完成的「一五計劃」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同一時期的土地改革運動消滅了地主階級，中國的封建土地制度就此終結。而截止1964年，據中國官方統計掃盲運動使得全國文盲率從1949年的約80%降至52%（另一份數據顯示，截止1965年文盲率為38.1%）[17][18][19]。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8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156美元，81%的人口為農民，全國文盲人數將近2.4億、文盲率達25%、青壯年中有30%-40%是文盲[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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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國經歷了撥亂反正、開始了改革開放，逐漸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3][24]。201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中國大陸人均GDP達到9608美元（世界銀行數據為9771美元）、位居世界第69名；2019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達到10276美元，開始向高收入國家邁進[25][26]。2018年，中國大陸農村人口比例降至40.42%[27]，另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2015年的中國文盲率下降至3.6%[19]。中國官方數據顯示，1981-2012年間中國大陸貧困人口減少7.9億[28][29]，大多數人民享有食品、住房、醫療等生活必需品。
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南方誕生了新興超大城市深圳市，被譽為「中國矽谷」[30][31][32][33]。2019年，依據《財富》雜誌，中國的世界500強公司數量達到129家（《財富》的計算方法納入了10家台灣公司）、超過美國的121家躍居世界第一[34][35]。21世紀起，中國高鐵系統、港珠澳大橋、5G網絡等社會大型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引起矚目[36][37][38]。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醫療條件的改善，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由1949年的35歲提升至2009年的73歲，部分沿海都市人均壽命接近已開發國家水平[39][40]；2019年12月，中國大陸總人口突破14億[41]，而1970年代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人口的增長率穩步下降[42]。因此，中國一定程度上的解決了人口過剩和營養不良的問題。
1960-70年間完成的「兩彈一星」工程奠定了中國航天和國防科技的基礎。改革開放後，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和中國探月工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大亞灣核反應爐中微子實驗、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蛟龍號潛水器、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袁隆平等人的雜交水稻技術等成就得到國際矚目[43]。21世紀以來，中國公民劉曉波、莫言、屠呦呦先後獲得諾貝爾獎[44][45][46]。
1982年，「普及初等義務教育」被寫入《八二憲法》[47][48]。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中國大陸開始實行九年義務教育[49]。20世紀90年代，高等教育的「211工程」、「985工程」先後啟動[50]。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的席位[51]。21世紀以來，在歷屆奧運會獎牌榜上，中國國家隊也位居世界前列。此外，中國還先後舉辦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及帕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2010年廣州亞運會、2011年深圳大運會、2022年冬季奧運會及帕運會。
在外交上，1949年後的中國變得較為獨立自主，雖然在長達22年的時間裡遭受到美國及蘇聯兩大國的封鎖、被聯合國排除之外（直至1971年取代中國席位），卻依然被視為冷戰中少數幾個獨立於兩陣營外的最重要國家之一。隨著經濟實力的發展，中國也日漸成為全球矚目的大國，區域與全球影響力不斷上升，改革開放後1991年加入亞太經合組織、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澳門回歸、2001年6月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截止2019年9月世界上共有180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外交關係[52]。而一些重要的國際峰會開始在中國大陸舉行，譬如杭州主辦了2016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廈門主辦了2017年金磚國家峰會。
在軍事方面，中國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截止201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擁有約兩百萬名現役軍人、是世界上兵力最多的正規軍隊，國防安全不再是重大威脅[53][54]。1949年-201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經歷了11次裁軍，其中包括較為知名的1985年百萬大裁軍，部隊總人數由最初的600多萬降至200萬左右、並進行了現代化改革和精簡編制[55][56][57]。
在發展過程中，中國社會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平衡、產能過剩、缺乏自主創新技術、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人口過剩、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不均、社會競爭激烈等諸多較為嚴重的問題[58][59][60][61][62][63]。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長期一黨專政下的中國社會產生了獨裁、極權、濫權、腐敗、壟斷、特權、司法不公、官僚主義、權錢交易、人權受損、自由受限、民族衝突等種種問題甚至災難[64][65][66][67][68]。此外，中國官方以及部分海內外學者均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數據存在長期造假問題，特別是誇大了經濟成長的數據[69][70][71]。
中國的貧富分化現象較為嚴重，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12月中國的吉尼係數為0.468、屬於高，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自1990年起中國的吉尼係數從0.35上漲到了2015年的0.5[72][73]。一方面，太子黨等各大權貴家族壟斷主要行業、控制國家財富[74][75]，並存在大量「裸官」，許多中央高層的子女或親屬移民海外或擁有外國綠卡[76][77][78][79]。2020年位列透明國際「清廉指數」排名世界第78名。另一方面，社會底層出現了嚴重的「農民工問題」，2010年以來包括農民工在內的許多社會低收入人群逐漸構成了新興的「蟻族」階層[80][81]。此外，中國的城鄉差距逐漸拉大，1996年「三農問題」被正式提出[82][83]。
人口方面，截止2019年底中國大陸人口數量達14億、居世界第一，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出3049萬[41]。2020年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真實性和準確性則遭到多方面質疑[84]。截止2013年，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等機構估計1970-1999年出生的適婚單身人口中，男性人口比女性高出2315萬[85]； 而截止2018年底，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老齡人口（65歲以上）占總人口的11.9%、屬於老齡化社會[86]。
此外，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中國大陸的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及過度開採、人均資源占有量低、生產監管漏洞等也逐漸成為較為嚴重的問題，其中突出的例子包括礦難頻發、霧霾、土壤污染、淡水資源短缺等[87][88][89][90][91]。中國大陸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也屢見不鮮，21世紀以來曾曝光過毒奶粉事件、地溝油事件、假疫苗事件、校園食物中毒等重大案件[92][93][94]。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起至2019年，中國大陸主要經歷了四次越發嚴重的產能過剩，鋼鐵、煤炭、冶金等行業供大於求，造成大量企業虧損[95][96]。2010年以來，高新技術產業缺乏自主技術、大城市的房價飆升等問題也日趨嚴重[97][98][99][100]。
1949年起，中國的司法體系即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控制，而至習近平時期中國官方仍明確反對司法獨立，同時對部分維權律師進行了迫害和鎮壓[101][102][103][104]。一直以來，眾多中外學者批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利用對媒體、學術、教育、資訊的控制，掩蓋甚至篡改歷史事實、煽動民族主義和民族情緒，對民眾進行了欺騙和洗腦，以維護一黨專政和自身的「合法性」[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中共官方及部分學者則將「還原歷史」、「重寫歷史」、「否定黨史及國史」的主張稱為「歷史虛無主義」[106][114]。截止2021年，依據《經濟學人》雜誌，中國的民主指數為2.21/10，僅位列世界第148名、屬於「專制政權」[115]。截止2022年，依據研究機構自由之家，中國的總體自由指數得分為9/100、屬於「不自由」，而依據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中國的新聞自由程度僅位列世界第175名[116][117]。
1949-1976年間，毛澤東時代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對中國的民主和法制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包括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內的數千萬人遭到批鬥和迫害，中國的知識分子、農村精英階層等受到了巨大打擊，文革時期中國的傳統文化及道德淪亡，大量文物古蹟被毀，科研教育事業遭受了重大衝擊[118][119][120][121][122][123]。據各方估計約有4000萬-8000萬人因此非正常死亡[124][125]。
1980年代，鄧小平、趙紫陽等人推動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曾被外界寄予期望，但後期的改革最終因為「六四事件」的爆發而失敗，中國政府也因此事件遭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和制裁[126][127][128][129][130]。六四事件直接導致了中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放緩甚至停滯，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才重新提速[131][132]。
1990年代末期起，江澤民時代的鎮壓法輪功事件和興起的非法器官買賣、胡錦濤時代開始的對中國維權運動的打壓也備受爭議[133][134][135]。2000年後，隨著網絡時代的興起，中國政府採取了嚴苛的網絡審查制度進行輿論控制、異見打壓，導致谷歌、雅虎等公司陸續退出中國大陸市場[136][137][138]。其中，中國政府還對包括維基百科在內的部分國外網站進行了網絡封鎖，並被指責僱傭大量網絡評論員（俗稱「五毛黨」）發表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評論、控制輿論導向[139][140][141]。
2010年代，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政府為了「打擊犯罪」、「弘揚誠信」，開始利用快速發展的大數據和人臉識別等技術建立全社會大規模監控體系和「社會信用體系」，截止2019年6月，中國政府官方數據顯示已有3000多萬人次因為信用分數不夠而被禁止搭乘飛機和高鐵，海內外的反對人士認為此舉嚴重損害了公民的自由和隱私權等基本人權[142][143][144][145][146]。2019年，習近平提出必須加強共產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明確反對憲政、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147]。此外，新疆再教育營、香港反送中事件和中美貿易戰等事件也在全球範圍內引起廣泛爭議[148][149][150][151]。
毛澤東時代（1949年-1976年）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以後每年的10月1日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152]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中國經歷長期的動亂與戰爭，經濟水平落後，貨幣貶值，交通運輸不暢。建國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村土地集體化及社會改革，成功抑止通貨膨脹、重振經濟，並且建立起因戰火而受到嚴重損害的工業體系，以期建立一個依照馬克思列寧共產主義原則並全面模仿蘇聯工業化模式的新中國，但不少資產階級和菁英階層卻在此時期被迫害。
1950年代開始「土地改革運動」，並於1950年6月頒布《土地改革法》以指導這項運動[153]，將地主的土地沒收，從政治和經濟上徹底消滅了中國自秦漢以來作為地方政治精英的鄉紳階層，改變了兩千多年來「皇權不下縣」的局面，國家政權的動員力從此深入村鎮基層。這次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對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繼續，基本完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7億畝土地及生產資料，並每年免除地租3000萬噸糧食[154]。但是從1953年開始，中共開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強制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再次剝奪了農民的土地，且學者估計土地改革共造成100萬-500萬地主、富農及親屬死亡，導致農村精英階層的消亡[155][156]。與此同時，中共以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為主展開了「三反五反運動」，許多資本家和商人被迫害自殺，亦有許多人士被處決或折磨致死，中國大陸資產階級消亡[157][158]。同時間發起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159]。
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辦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是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毛澤東[160]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支持中華民國的部隊到處與解放軍和新建的地方政權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0年開展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剿匪行動」，動員超過了一百五十萬的軍隊，其中學者估計鎮反運動處決了100萬-200萬人[161][162]。隨著「剿匪行動」的開展，數年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地區的殘餘武裝被消滅殆盡。與此同時，1950年6月25日，朝鮮發動韓戰。戰爭初期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幾乎占領整個朝鮮半島，但是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後，戰爭形勢逆轉，聯合國軍逼近朝中邊境線。當時的中國領導人決定以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義入朝作戰；與此同時，在國內發動了對美帝國主義的所謂「三視教育運動」（即「仇視」、「鄙視」及「蔑視」）。在經過五次大規模戰役後，雙方進入膠著狀態，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署《停戰協定》。
領土方面，中共在1950年的昌都戰役消滅藏軍主力後，1951年同西藏政府達成《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對西藏取得控制權。至此，除台灣、香港、澳門、少數沿海島嶼及其他與鄰國有主權爭議的領土以外，中國領土已全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控制。1953年的東山島戰役後，國軍未再組織成建制的反擊。至1955年，解放軍發起一江山島戰役，相繼攻占浙東沿海還被國軍控制的全部島嶼。至此，中國大陸沿海只剩下福建沿海的金門和馬祖還被國軍控制[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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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至1956年，中國政府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內容包括「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又合稱為「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變生產關係的性質。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八大提出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已經基本建立，並開始全面推行計劃經濟[164][165]。在三大改造時期，中國政府同時間開始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起步，制定並實施了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至1957年）[166]，培養了大量的技術專家、產業工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國民收入，並且通過蘇聯和東歐技術的引進提高了解放軍的現代化水平。與此同時，各地農民和手工業者爆發大規模「退社運動」（退出合作社）甚至引發暴動，反抗「統購統銷」、「合作化」等政策，但遭到鎮壓[167]。1954年9月20日，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又稱《五四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共四章106條。
與此同時，各類政治運動逐步開展。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中國大陸各省、市、自治區、人民解放軍和中央一級黨的、政府和群眾團體的機關開始「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168]。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澤東將各團體中鎮壓的比例定為百分之五[168][169]。1956-1957年，「百花運動」、「反右運動」相繼展開，上百萬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等遭到批鬥和迫害，民主制度建設遭到嚴重破壞，中國大陸進入中共實質性一黨專政時期，為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埋下伏筆[170][171][172]。
科教文衛方面，全國掃盲運動、漢字改革進一步推進，1955年底開始推行「漢字簡化方案」、「漢語拼音方案」，並開始推廣普通話。1956年通過了《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兩彈一星」工程開始醞釀。1950年代後期，中國大陸還爆發了一些重大傳染病疫情，也隨之出現了相應的醫療進展和醫學進步。1955年，江蘇南通爆發「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痹症，此後一段時間內，中國每年報告的脊髓灰質炎病例有2萬-4.3萬例，造成大量兒童殘疾甚至死亡[173][174]；1958年起，顧方舟等人開始進行脊髓灰質炎疫苗研究，在美國、蘇聯的技術和疫苗基礎上，進一步研發出口服型「糖丸」疫苗[173][174]。與此同時，1957年2月，中國貴州省爆發「亞洲流感」，同年中國政府決定成立「國家流感中心」並於1958年編寫發行了《流行性感冒手冊》[175]，該疾病傳到世界各地所導致的大規模疫情持續到1958年，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共有100萬-400萬人因此死亡[176]。此後，亞洲流感病毒變異，並於1968-69年導致「香港流感」爆發，再度造成全球100萬-400萬人死亡（世衛組織數據）[176]。
1957年11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177]。1958年，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除四害運動、「打麻雀運動」等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廣[178]。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美國，即所謂「超英趕美」；又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此後與大躍進、人民公社被合稱「三面紅旗」，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號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178]。會後，全國各條戰線掀起大躍進的高潮[178]。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確定一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提出1958年鋼產量翻番，作為實現大躍進的重要步驟，達到1070萬噸[179]。農業上，由於毛澤東等一些領導人錯誤地認為，合作社規模越大越能發展生產力、公社化也是加速建設社會主義並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所以將原有的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民加入到組織中來，其特點是「一大二公」：「大」指規模和經營範圍大，「公」指集體化、公有化程度高，即「一平二調」，通過行政手段搞平均主義[179][180][181]。社會上出現「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浮誇風口號，《人民日報》經常報道某某公社「大放農業衛星」[179][182]。
當時的人們普遍看輕那些強調技術規範的專家，批評他們為「右傾主義」、「三脫離」等。面對有人對冒進的指責，有人發起反冒進，故毛澤東為了反反冒進，提出「大躍進」以阻冒進的指責，希望能在短期內快速提升工業和農業產值。1959年夏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元帥等人批評大躍進政策，但被毛澤東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引發了此後中共黨內的「反右傾運動」，超過300萬名共產黨黨員和幹部受到批判[183]。此時中蘇關係也開始出現裂痕，1960年蘇聯撤走在華的所有人員，並且停止對中國的技術協助，中國的工業幾乎因此完全停頓[184]。中蘇兩國的矛盾之後又迅速公開化，兩國在國際論壇上公開翻臉，史稱「中蘇交惡」。
大躍進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基層為達到不可能的目標，虛報、謊報、誇大實際產出。極端的政策遭到農民的抵制甚至引發暴動[167][185]，而少數民族聚居區內民眾與共產黨政權之間也產生了尖銳矛盾：1958年青海爆發「循化事件」，解放軍鎮壓造成數百人死亡；1959年爆發藏區騷亂，造成約8萬7千人死亡，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海外[186]。1960年底，由於大躍進導致大饑荒和經濟困難，同時在思想上「左」的錯誤泛濫成災、浮誇風盛行，中共中央和黨主席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大躍進結束[187]。隨即在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黨副主席陳雲、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並執行了一系列補救性措施[188]。
大躍進導致原有的經濟體系被破壞，農業產值大幅度減少，直接導致1958-1962年的大饑荒，據學術界多方估計有1500萬-5500萬人非正常死亡，被廣泛視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189][190][191][192][193]。死去的人主要死因幾乎都是餓死，而歷史學家馮客研究發現，大饑荒時期還有至少250萬人在暴力事件中喪生（譬如故意餓死人、殺人、食人）、約占總死亡人數6%-8%[193][194]。1962年初，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毛澤東等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三面紅旗」指導地位下降，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將大饑荒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195]。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甄別平反[183]。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包括貫徹「八字方針」、支持「三自一包」改革政策，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196]。
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一度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兩人掌握著一部分黨、政大權，採取較為務實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在最初幾年曾有所好轉[197][198]。但是毛澤東對自身大權旁落以及對劉、鄧所採取的這種現實主義政策感到不滿，令他最終與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決裂[198]。1963年，毛澤東發動的「四清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的預演[199]。1965年開始，毛澤東及其親信開始針對劉、鄧等人的政治攻擊，譬如姚文元發表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試圖發動群眾來打擊領導層的劉鄧派，稱後者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從此中國陷入十年動亂。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北京「紅八月」期間，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此後紅衛兵開始「破四舊」，並迫害和屠殺黑五類及其家屬，成為文革「紅色恐怖」源頭，全國紅衛兵大串聯，被教唆來攻擊全國各階層的黨政當權者[200]。此後諸多地區發生大屠殺事件，在沒有饑荒的情況下，廣西大屠殺中甚至發生了大規模人吃人事件[201][202]。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風暴」，各地造反派開展奪權運動，建立革命委員會以取代原有的黨政機關，公檢法系統被摧毀。而各派系之間亦有權鬥，導致大規模武鬥，致使1967-68年間中國大陸進入「全面內戰」[203]。一些地區情況失控，1968年夏毛澤東開始派遣工宣隊、軍宣隊等「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各機構維持秩序，紅衛兵失勢，轉由工人階級領導文化大革命，隨後毛在當年底決定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紅衛兵組織解散[204][205]。與此同時1968年5月起，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運動、清查五一六等大規模政治清洗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死亡人數以十萬計，文革初期活躍的不少造反派成員遭到政治清算整肅[205]。
在中央層面，在「文革」的最初階段，毛澤東與他「最親密的戰友」、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成功地在政治上打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林彪當時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也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但中國的政治局勢也在1971年發生重要變化，因與主張修憲「廢除國家主席」的毛澤東發生衝突而在內鬥中失敗的林彪在該年9月13日出走，在飛往蘇聯途中飛機失事墜毀。此後，「四人幫」勢力擴大，雖然政治運動依然頻繁，但較「文革」初期已經有所改善。不過在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依然嚴重。1974年1月18日至6月，經毛澤東批准，「批林批孔運動」展開，其中「林」是指林彪、「孔」是指孔子，但目的是要借題發揮，打倒周恩來，這是由於批孔運動本來是直接劍指「批周公」；批「黑畫」運動也同時展開，矛頭指向周恩來。而在周恩來等穩健派的協助下，鄧小平於1973年恢復工作，並在1975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領導了「1975年整頓」。同年，中共中央組織修改憲法，富有文革色彩的《七五憲法》獲得通過，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二部憲法。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清明節期間發生以紀念周恩來為名、實為支持鄧小平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此後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黨內第一把手的位置由毛澤東評價為「你辦事，我放心」的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取得。10月初，華國鋒在葉劍英、汪東興的支持下，成功一舉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此後，華國鋒正式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繼任最高領導人。
文革期間高考取消，工農兵學員於1970年起靠推薦上大學[206]。知識分子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甚至被貶低為「臭老九」，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207][208]。中國的科研事業也因此受到重大衝擊。僅在青海省的核基地內，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職工受到迫害和審查、310多人傷殘、40多名職工自盡、5人遭到槍決[209]。1968年，「兩彈一星元勛」姚桐斌被毒打致死[210]、「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遭迫害自殺身亡[211]。截止1968年底，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170餘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均是院士）就有131位被打倒，當年即有20位一級研究員自殺，全院在文革中被抄家的達1909戶，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207][211]。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員和科學工作者依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在1964年成功研製第一顆原子彈後，「兩彈一星」中的氫彈以及「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均在文革期間研製成功，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第五個能獨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中共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並於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此後蘇聯對中國提供了大量援助。1953年，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方針，並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提出「求同存異」方針。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蘇交惡，雙方產生路線分歧同時毛澤東發表爭議性的核戰言論，蘇聯終止援助中方[184]。1962年4月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兩位開國少將祖農·太也夫、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超6萬邊民從新疆邊境叛逃蘇聯，史稱「伊塔事件」[212]。1964年，中蘇邊界第一次談判無果而終[213]。1966年起，文革期間中蘇爆發連續的邊境衝突，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雙方爆發重大軍事衝突[214][215]，走向核戰爭邊緣，蘇聯一度準備對中國大陸包括北京在內的多地實行核打擊，10月林彪下達《第一號號令》備戰，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進行了干預[216][217][218]。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中蘇兩國已相互變成了最危險的敵人之一，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部署核彈頭，毛澤東則提出「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備戰口號，中國大陸各大中城市數以億計的人開展了挖防空洞的活動[214][219][220]。在此背景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層開始積極謀求與西方陣營發展關係：1971年4月中美開展「乒乓外交」，1971年7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以及開展「熊貓外交」），1972年中國同英、日、德、澳相繼建交（此前中國與法國已於1964年正式建交）[214][215][221]。期間，1971年10月25日，因《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受到主要國際組織的承認。1973年5月，中美雙方同意互設聯絡處，增加聯繫[222]。1970年代，在美蘇冷戰、中蘇交惡等國際背景下，毛澤東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構想，即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歐結成准聯盟，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此後還提出了「三個世界」的理論[215][223]。
另一方面，文革時期的外交曾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導致中國與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與部分國家惡化到斷交的地步[224]。此外，自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爆發後，1967年再度爆發中印邊境衝突。1967年發生的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224]。許多中國駐外大使、參贊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鬥，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224]。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224]。也因對外輸出革命而導致世界部分地區出現屠殺、排華現象，造成大量華裔傷亡（如：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印尼九三〇事件）[225][226][227]。
下表（可點擊展開）只展示重大的自然災害或人為事故，包括過渡時期（1976年9月-1978年12月）的重大災禍。
| 時間 | 重大災難 | 地點 | 死亡人數 | 描述 |
|---|---|---|---|---|
| 1950年2月 | 河南宜洛礦難 | 河南 | 174 | 另有39人受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第一場最大安全責任事故[228]。 |
| 1950年8月 | 察隅地震 | 西藏 | 4000 | 中國大陸死亡4000餘人，印度亦有上千人死亡[229]。 |
| 1951年 | 遼河大水 | 遼河流域 | 6213 | 遼寧、吉林兩省受災[230]。 |
| 1954年 | 長江大水 | 長江流域 | 3.3萬 | 受災人口1888萬人、因災死亡3.3萬人，受災農田4755萬畝，損毀房屋427.6萬間。武昌、漢口被洪水圍困百日之久，京廣鐵路一百天不能正常通車[231]。 |
| 1955-2000年 | 脊髓灰質炎疫情 | 全國 | 俗稱小兒麻痹症，首先在江蘇南通爆發，全市1680人突然癱瘓，其中大多為兒童，並有466人死亡。此後一段時間，中國大陸每年報告2萬—4.3萬病例。2000年消除。[173][174] | |
| 1957-1958年 | 亞洲流感 | 全球 | 1957年2月源於中國貴州省，中國大陸死亡人數未知，全球約100萬-400萬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數據），是人類歷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大瘟疫之一[176]。 | |
| 1959-1961年 | 大饑荒 | 全國 | 1500萬-5500萬 | 主要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導致[189][190][191][192]。 |
| 1960年5月 | 大同老白洞煤礦瓦斯爆炸事故 | 山西 | 684 |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礦難事故。 |
| 1963年 | 海河特大洪災 | 海河流域 | 5000餘人 | 北京、河北受到嚴重影響。 |
| 1966年3月 | 邢臺大地震 | 河北 | 8064 | 震級為里氏6.8級，震中烈度9度[232]。 |
| 1966-1967年 | 流腦大流行 | 全國 | 16萬餘人 | |
| 1968-1969年 | 香港流感 | 全球 | 1968年7月源於香港，是1957-58年亞洲流感的變種。中國大陸死亡人數未知，全球約100萬-400萬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數據），是人類歷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大瘟疫之一[176]。 | |
| 1969年7月 | 長江洪水 | 長江流域 | 1603 | 湖北、安徽等地受災，71萬間房屋倒塌[233]。 |
| 1969年7月 | 超強颱風維奧娜 | 廣東 | 1554 | 在中國大陸又稱「七二八風災」或「牛田洋風災」。 |
| 1970年1月 | 通海地震 | 雲南 | 15621 | 矩震級為7.7級，震中烈度10度[229]。 |
| 1970年代起 | B型肝炎 | 全國 | 70年代起，中國大陸開始爆發B肝疫情，此後1.2億人成為B肝病毒攜帶者，每年有數十萬人因此死亡，主要由於B肝引起的肝硬化和肝癌，被稱為「中國第一病」[234][235]。 | |
| 1972年11月 | 颱風柏美娜 | 廣東 | 480 | |
| 1973年2月 | 爐霍大地震 | 四川 | 2175 | 震級為7.9級[236]。 |
| 1974年5月 | 大關地震 | 雲南 | 1423-2萬 | 另有1600人受傷，損失牲畜2000多頭，同時還使66000餘間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和破壞，其中倒塌28000餘間[237]。 |
| 1975年2月 | 海城大地震 | 遼寧 | 1328 | 震級為7.3級，震中烈度9度。中國科學家對該次地震進行了準確預測，並提前發布了預報[229]。 |
| 1975年8月 | 河南「75·8」潰壩事件 | 河南 | 24萬 | 在超強颱風蓮娜的影響下62個水庫潰壩，是歷史上最致命水災之一、也是受大躍進等影響的重大人為災難，受災人數上千萬，2005年該事件獲官方解密，並被《探索頻道》評為世界十大技術災難第一名[238]。 |
| 1975年8月 | 八四海難 | 廣東 | 432 | 紅星245、紅星240兩船相撞，均沉沒。 |
| 1976年7月 | 唐山大地震 | 河北 | 24.2萬 | 震級為7.8級，震中烈度11度[229]。 |
| 1977年2月 | 伊犁農墾局六十一團場禮堂火災 | 新疆 | 694 | 另有161人致殘。 |
| 1977年5月起 | 俄國流感 | 全球 | 約造成全球70萬人死亡，中國大陸死亡人數未知，普遍認為此次H1N1病毒源於蘇聯或中國的實驗室洩露事故或疫苗接種事故[239][240]。 |
毛澤東執政的近27年期間（1949-1976年），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對中國近、現代史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統一了中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為此後中國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1949年中國人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到毛澤東去世時，平均壽命則提升到男人65歲、女人69歲[241]。但另一方面，毛澤東沒有積極控制人口增長，反而鼓勵生育，與人口學家馬寅初展開論爭、導致後者遭到批判[242][243]。1949年中國大陸有4.5億人，到1976年時達到9.3億人[242][244]。批評者認為人口激增造成了災難性的結果[245]，而也有學者認為人口增長並非來自於高生育率，而是來自於死亡率的大大降低[244]。毛澤東死後，中國領導人面對這個嚴峻的問題時採取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
與此同時，如同過去中國歷史的開國皇帝，在其任內也有許多人遭到政治迫害及大清洗，尤其在他晚年，由於嚴重的政策錯誤，給中國精神文化領域造成巨大的損失。毛澤東時代歷經了建政初期1950-1953年的三大運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1957年起的反右運動、1958年起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據各方估計造成4000萬-8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124][125][246]，亦有數千萬人遭到批鬥和迫害。其中，反右運動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民主制度建設並導致中國大陸進入了中共一黨專政的時代[247][248]，而文化大革命因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而被嚴厲批評和譴責，1967-68年間中國大陸因大規模武鬥而進入全面內戰[203]，諸多地區發生大屠殺事件[201]。此外，文革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及道德淪亡，大量文物古蹟被損毀，公檢法系統遭到嚴重破壞，文革還影響了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大屠殺，期間毛澤東和中共大力資助了紅色高棉政權，成為該時期中國輸出革命的典例[249][250][251]。
華國鋒過渡時期（1976年-1978年）
過渡時期是指1976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去世之後，他的繼任者們逐步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開始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的時期。這個時期介於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之間，最高權力完成了從毛澤東到華國鋒再到鄧小平的交接。這段時期以粉碎四人幫作為標誌性事件開始，以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誌漸入高潮，最終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改革派取得勝利，開啟改革開放。
鄧小平在1977年重新出山，再次恢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務，並在黨內安排許多自己的支持者。在1978年鄧小平成功地取代由毛澤東欽點的繼承人華國鋒。不過這次鬥爭並沒有像共產黨以前的政治鬥爭中那樣你死我活，而是讓華國鋒漸漸地隱退。
1975年，鄧小平繼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開始了大整頓、史稱「1975年整頓」，整頓從工業開始延伸到農業和軍隊，取得了顯著成效[252][253]。1975年秋天，因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和與四人幫爭吵升級，毛澤東開始懷疑鄧小平反對文革，要求鄧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但被鄧婉拒[252]。隨後毛澤東等人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6年1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全國發生了悼念活動和抗議運動，最後演化成了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悼念事件，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而鎮壓，史稱「四五運動」。四五運動後，鄧小平被撤銷職務，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被」在家養病。隨後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繼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與紀登奎、陳錫聯、吳德、汪東興形成了工作班子。7月，唐山大地震，華國鋒總理主持救災工作受到毛澤東肯定。這時候中央形成了以華國鋒為首的派別，以四人幫為首的派別，以及以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右派。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23日，舉行了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華國鋒致悼詞。隨後，四人幫和華國鋒發生了激烈矛盾，華國鋒尋求葉劍英的幫助，形成了華葉政治聯盟。四人幫開始連篇累牘宣傳「按既定方針辦」的主席遺囑，而華國鋒認定這是杜撰，目的在於搶班奪權。隨後9月30日，江青因為毛遠新安置問題和毛澤東手稿問題，以及中央全會召集問題大鬧政治局，華國鋒與四人幫矛盾升級，也引發了華國鋒發動政變的想法。10月6日，華國鋒得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協助，與葉劍英一起以召集毛澤東選集討論的名義，誘捕了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並逮捕了江青和毛遠新，史稱「粉碎四人幫」。華國鋒連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政治局一致同意華國鋒繼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四人幫」的垮臺意味著「文革」的正式終結。四人幫垮台之後幾天，中央宣布了這一消息。10月13日，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接見民眾，從此華國鋒被稱為「英明領袖」，享受與毛澤東生前同等的待遇。
華國鋒延續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繼續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年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社論里出現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說法，被稱為「兩個凡是」。這既是政治宣告，也是華國鋒執政的基本依據。兩個凡是受到了在文革期間遭迫害的老幹部的強烈不滿，成為以後政治變革的導火索。
1977年8月，為了儘快確認華國鋒的領袖地位，中共提前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上，華國鋒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同時將抓綱治國列入黨的基本路線。這次代表大會上，華國鋒正式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進一步確認了華國鋒的領袖地位。從1976年-1978年，華國鋒當政兩年多，實行一系列政策，這一時期被共產黨官方史料稱為「兩年徘徊時期」[254]。
1978年，中共中央組織修改憲法，《七八憲法》獲得通過，但依然帶有濃厚的文革色彩和局限性，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三部憲法。
四人幫倒台之後，鄧小平立即給華國鋒寫信，表達了喜悅的心情，並歌頌華國鋒的豐功偉績，希望能分配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但華國鋒沒有理睬鄧小平這封信[255]。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兩個月里，新聞報紙仍然鼓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然而到了年底，華國鋒在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批評了四人幫「批鄧另搞一套」，事實上開始了停止批鄧。1977年開始，批鄧的調子急劇降低。3月份，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第二封信，表達了希望工作的想法，並請求將這封信公布全黨。
在葉劍英、陳雲、王震等人的支持下，鄧小平獲得平反[256][257]。1977年5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全會有兩個議題，一個是宣布鄧小平恢復原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職務，一個是公布了四人幫的罪行。鄧小平第三次重返政壇，與之相應的，則是胡耀邦、趙紫陽、彭沖等也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胡耀邦開始主持中共中央黨校，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1977年8月，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科教座談會，決定當年便恢復高考。同年9月，鄧小平在與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時，首次公開提出要進行「撥亂反正」[258][259]。而撥亂反正也延續到了鄧小平時代的初期。在這一時期，文化大革命結束，國家由亂到治，經濟開始復甦，同時大批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幹部得以重新工作，從而揭開改革開放的序幕。
鄧小平時代（1978年-1989年）
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延續到鄧小平時代早期。1980年，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由趙紫陽取代，而恢復設立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則由胡耀邦取得。中國官方認為，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誌著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基本完成，會上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60]。而直到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後卸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一直都被認為是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且其巨大影響力一直持續到1992年南巡，甚至1997年逝世前後[261]。
1978年5月，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動了一場社會各階層參與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和「凡是派」，促成了全社會的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也是中國大陸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起點[262][263][264]。1978年民間也自發出現「民主牆運動」，要求自由和民主，支持「求是派」，此後引發「北京之春」[265]。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266]。這次講話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思想解放的重要標誌[267]。
1978年12月12月18日至12月22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而此次會議也成為了撥亂反正時期的重要節點，「改革開放」正式啟動，被廣泛認為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261][268][269]。
1978年後的數年內，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持了平反冤假錯案，全國平反的案件達三百多萬件，並特別為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追悼會、徹底平反、恢復名譽[270][271][272]。1979年起，數以千萬計的「黑五類」成員及家屬獲得平反或「摘帽」，消除了身份歧視[273]。1980年11月20日，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開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江青、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姚文元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而王洪文曾說過：「十年以後再看分曉」，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響僅次於江青和張春橋，所以將他判為無期徒刑[274][275]。1983年，文化大革命後社會治安混亂、惡性犯罪事件頻發，鄧小平等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嚴打，三年多共有2.4萬人被判處死刑。
撥亂反正自1970年代末持續到1980年代初，1981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官方正式認定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為一個錯誤。中國也公開審判包括江青在內的「四人幫」等「文革」中的主要領導者。新的、較務實的領導層更加重視經濟建設，而不是頻繁的政治運動，撥亂反正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268]。鄧小平也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認為並不能因為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就放棄某一政策，事實上打破個人崇拜的土壤[262][265]。鄧小平也不像陳雲等一批比較保守的共產黨人，鄧並不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不能用在社會主義中國。
1978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促成了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席捲了中國思想界和民間社會，提倡重拾五四運動精神「民主」與「科學」，提倡人道主義和普世價值，反文革、反封建、反傳統[264][276]。1979年以後，原先被打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學者恢復工作，而藝術家、作家、記者們也給予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從批評的角度來創作、報道。但在意識形態的解放上亦有阻力，1979年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成為思想解放的政治紅線，民間「民主牆運動」和「北京之春」受到鄧小平等人的打壓。此後，1983年中國大陸的左派保守勢力主導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而1986年底至1987年上半年，左派保守勢力再次主導展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均被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領導人所平息[277]。
在1978年12月轉折性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領導層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口號，擴大農村人口收入，鼓勵國有企業自主經營，降低中央計劃，並在中國建立外國直接投資。全會也決定加快司法體系改革，還向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多份新法律的草案。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一行期間，強調了「四個現代化」，並提出了實現「小康」的概念；198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引用了「小康」這一概念，並把它作為二十世紀末的戰略目標[278][279]。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指的是農業、工業、科技與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而實現這四個現代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的方法，就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黨的任務就是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降低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強調政策的有效性。鄧小平認為共產主義遠景需要很長時間，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的努力才能實現，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意味著共同貧窮（原話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雖然鄧小平為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與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本人並沒有提出很多經濟改革的具體方案。很多時候改革是由地方領導自行提出的，往往並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決策。但是如果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麼全國就都可能普遍採取這種措施（大陸媒體多稱之為「貓論」，即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很多經濟改革的政策都來自其它有經驗的國家（和地區），例如亞洲四小龍等。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巴契夫在蘇聯實行的「新思維」有很鮮明的對比。「新思維」的很多政策是由戈巴契夫本人親自貫徹落實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鄧小平採取的「從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蘇聯「從上到下」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鄧小平的改革中，計劃型、中央管理的宏觀經濟由技術官僚負責，而放棄毛澤東以前採取的全民運動式的經濟發展策略。但是，與蘇聯體制或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這種宏觀管理是間接通過市場體制來實現的，而很多還是從西方國家所採用的經濟規劃及控管機制中借鑒過來的。宏觀的經濟管理並不妨礙在較低層次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十分重視農業產出，他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取代原有的集體化農業，農民被允許通過向自由市場販賣農產品來獲得額外的收入。在地方一級，政府利用物質刺激而非政治口號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1987年9月，深圳率先試行土地使用有償出讓，出讓了一塊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限期50年，揭開了國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280]。12月，深圳市公開拍賣了一塊國有土地的使用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首次進行的土地拍賣[280][281]。
鄧小平將中國的經濟引上一條重視輕工業、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道路。政府鼓勵對輕工業的投資，縣、省一級也可以自己投資建設工廠。輕工業產出對一個開發中國家而言往往是十分關鍵、重要的。這種週期短、成本低、高外匯收入的產業所創造的收入，能夠為以後技術含量高、資本運作複雜的產業提供資金支持。然而與其它經濟改革並不太成功的國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相比，中國的輕工業投資並不需要政府批准。而中國重工業投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而銀行的資金則主要來自消費儲蓄。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項目就是防止利潤通過稅收或銀行體制以外的任何方式進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產業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間接的。總而言之，鄧小平的改革開啟中國的工業革命。這些改革措施與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政策是相互補的。
改革也十分重視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新的物質刺激與獎賞制度在全國實施。農村市場恢復銷售家產或多餘的農產品，也促進農村工業發展，還為更艱難的經濟改革提供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的（特別是早期）市場社會主義在某些地方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或布哈林的經濟政策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們都允許私有企業以及貿易市場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鄧小平首次會見阿曼德·哈默時，鄧小平要求這位曾經參與投資過列寧時代蘇聯的工業家向他詳細地解釋列寧當時的新經濟政策。
改革開放期間，中國決定通過增加國際貿易，特別是購買來自日本和西方的機械來加速現代化進程。通過這種出口導向經濟模式，中國獲得一定的外國資金、市場、先進技術與管理理念，從而加快其經濟建設的步伐。1979-1980年，鄧小平等人支持在深圳、廈門、珠海等中國多地建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企業投資。
1979年1月31日，深圳蛇口工業區正式建立，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試驗區，在袁庚等人的領導下逐漸發展出了「蛇口模式」、誕生了知名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此後向全國推廣[282][283]。1984年1月，鄧小平首次考察深圳，肯定了「深圳速度」，認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284]。 1980年代，在袁庚的推動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商業保險機構——平安保險，先後在蛇口成立[283]。
1984年5月，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城市被定為沿海開放城市。與此同時，眾多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企業開闢了海外市場。改革開放期間，美國、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已開發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法表示支持、並提供了包括無償援助在內的各種形式的援助，香港、澳門和台灣也對中國大陸提供了大量資金、技術、人才、理念等重要支持[285][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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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鄧小平主導恢復了由於文革而中斷十年的高考[260]。撥亂反正期間，「實施義務教育」的口號被提出；在鄧小平等人的推動下，1982年「普及初等義務教育」被寫入新編憲法《八二憲法》，恢復了對知識和教育的尊重[47][48]。1985年，在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提議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確定每年「9月10日」為教師節。1986年，中國大陸《義務教育法》頒布，九年制義務教育確立。
鄧小平曾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等觀點[288]。1981年12月，鄧小平批准修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此後又多次會見支持該項目建設的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1984年10月7日，對撞機工程破土動工[289]。1985年2月，中國南極長城站建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南極科學考察站；同年3月，秦川核電站動工建設，是中國大陸建成的第一座核電站。1986年3月，在四位兩彈一星元勛的建議下，鄧小平親自批准開啟了「863計劃」，由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負責，同年即調撥100億人民幣作為項目專項資金（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二十分之一），863計劃此後的重大成果包括神舟飛船、蛟龍號潛水器、天河一號及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龍芯等等[290][291]。1987年，深圳大亞灣核電站動工建設，是中國建成的第二座核電站，也是中國首座使用國外技術和資金建設的核電站[292]。人才方面，鄧小平批准了包括陳省身在內的諸多外籍華裔人才的引進[293][294]。
1980年代起，深圳、北京中關村等地的高新電子技術產業崛起，後被譽為「中國矽谷」，其中華為（1987年起）、中興（1985年起）、康佳（1980年）等知名企業在深圳創立，聯想（1984年起）等知名企業在北京創立[295][296]。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的席位。1984年，射擊運動員許海峰在洛杉磯奧運會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奪得了第一枚奧運金牌。此外，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時期，還誕生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一系列新的文學流派。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指出權力過分集中是中國當下官僚主義的「總病根」[297][298][299][300]。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並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強調[297][299][301][302]：
- 憲法應當保證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
-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 要體現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
- 要明確哪些問題應當由集體討論和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一人一票，每個書記只有一票的權利，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
但此後的「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產生了負面影響[303]。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八二憲法》，該憲法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301][304][305]。《八二憲法》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為改革開放奠基[304][306][307][308][309]。其中的部分修訂內容包括：
总结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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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持續加速，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等種種問題，而進一步的經濟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315][316][317][318][319]。1986年上半年起，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128][315]。6月28日，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 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320][321] 8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一次採訪中提到，「我們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指領導體制的改革，不是指政治制度。... 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否定這個制度。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從今年開始的，鄧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講過，後來我也講過。為什麼今年把這個問題突出出來？因為經濟體制改革涉及政治體制，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改不動，改不了。」[322]
1986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128][316][320][323]。9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324]。但他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等，並要求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323][325][326][327][328]。鄧強調[323]：
要使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地工作，不能過多干擾行政機構的工作。決定了就辦，這是我們的優勢，這個優勢不能丟。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我們要搞一個什麼樣的體制？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機構要精簡。......民主還是個手段，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繫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
此時，體制內外的人士對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要求是一致的，而外界也對此次改革的決心和力度抱有期待[128]。其中部分人士還公開提出了「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司法獨立」等西方憲政主義的架構[323][325]。雖然這些與鄧小平等人的中共官方改革觀點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當時比較寬鬆的政治氣氛下，並沒有受到過多的抑制與打壓[323]。
1986年10月， 趙紫陽提議的中央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簡稱「中央政改辦」），具體由鮑彤、嚴家其、賀光輝、周杰等人負責，並於次年向中央提交報告《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獲鄧小平認可[329][330]。1987年初，胡耀邦因「八六學潮」而被迫下台，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並平息了左派發起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277]。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主持了開幕式，趙紫陽作了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該報告由鮑彤負責起草，提出並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和設想，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概念[277][316][330][331]。該報告的第五部分詳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將鄧小平1980年的「8.18講話」作為改革的指導性文件，闡述了許多符合憲政主義的內容，其中包括進一步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監督、完善選舉制度等等[316][331]。十三大還首次實行了差額選舉，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鮑彤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不久後鮑彤又被任命為中央常委政治秘書[316][330]。同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329]。
1989年，隨著六四事件的爆發，趙紫陽等人被撤職，80年代後期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陷入停滯，有學者將此次政治改革的失利歸咎於鄧小平的個人局限性（譬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有人認為是由於中共左派保守勢力的干擾和圍剿，還有人認為六四事件中部分過於激進的學生也負有責任[129][130][323][332][333][334][335]。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現實政治控制以及諸如物價上漲、幹部腐敗，雙軌制引發的官倒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也開始顯現。而此時的東歐民主化也影響了中國社會。在「新啟蒙運動」的大背景下，學生和一些知識份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與自由，中共內部的一些元老則不斷懷疑改革的進度以及改革的最終目標與社會主義背離。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學生開始公開反對改革的緩慢進度，也使這些中共內保守派更確信對改革的懷疑，擔心這種改革可能危及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胡耀邦這一鄧小平的親信以及改革的積極推動者，被指責應該為1986年的示威事件負責，而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而副總理李鵬被任命為總理。在趙紫陽接任後，他所倡導的政治與經濟改革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而他在1988年5月提出的價格調整也引起普通民眾對通貨膨脹的強烈不滿，有人提出應該加強中共中央在經濟上的控制，並且抵禦西方影響，這最終導致一場政治爭論。1987年-1989年3月，爆發拉薩騷亂。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學生以祭奠名義開始的請願活動，因政府的消極應對而升級，不斷擴大的示威人群要求政府處理改革帶來的問題和更大的政治自由，抗議也迅速蔓延至上海等其它大城市[336]。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認為學生運動被少數反中共反政府陰謀分子操縱，是反社會主義的動亂。5月13日，數百名大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抗議政府拖延對話，要求政府否定4·26社論，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主張，學生的訴求應當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和國務院總理李鵬等主張武力鎮壓。5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宣佈對北京實行戒嚴，並於次日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6月3日，中共調集20萬戒嚴部隊，同日晚，官方宣稱北京「已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晚11時至6月4日清晨，戒嚴部隊進入北京城區，以武力強行驅散示威學生及群眾，據各方估計造成約200-10000餘人死亡[337][338][339]。
6月9日，鄧小平接見戒嚴部隊幹部並講話，認為「六四」風波「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的，是一定要來的」[340]，認為「極少數敵對勢力」希望「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341]。他強調，中國共產黨先前制定的方針和路線沒有錯，要繼續堅持[342]。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召開，會議分析了國內發生政治風波的原因以及性質，對中央領導機構成員進行了調整[343]，趙紫陽、鮑彤等中共改革派高層被撤職，江澤民、宋平、李瑞環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成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組成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344]，此後中共強調開展「反和平演變」。國際社會對此事件中的武力鎮壓普遍表示了譴責和甚至進行制裁，也有部分國家表示同情或者支持[131][132]。
六四事件後，中國再度進入快速發展時期。1990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先後成立。起初，黨內主張減緩政治改革力度以維持政局穩定的觀點逐漸成為主流觀點，為了維護局勢的穩定，經濟改革步伐也曾一度減慢，直到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講話後，經濟局面有較大幅度的改善，鄧小平的「貓論」等知名言論廣為流傳。鄧小平再度重申要發展市場主導的經濟，拯救了中國新興的資本市場。在中共十四大中，包括朱鎔基在內的一批年輕、支持改革的新領導人取得最高領導地位。鄧小平及其支持者認為，經濟自由化以及進一步的改革對提高中國的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除九二南巡以外，中共中央政治局還公開支持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政策。雖然中國依然沒有進一步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開放卻依然是中國的首要目標。
鄧小平主張經濟對外開放並且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實行市場經濟。據中國官方數據，1979-201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則只有2.8%[345]。然而，鄧小平的改革也遺留很多未解決的問題。他市場改革的直接結果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很多國有企業已經無法贏利，而需要關閉。更嚴重的是，到1990年代中，很多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村經濟改革）措施已經不再有成效；農村收入降低，中國的三農問題是中國大陸領導人所面對的極大挑戰[82][83] 。最後，鄧小平強調務實，否定毛澤東共產主義理想化的作風雖然在中共黨內占主導地位，卻引起西方世界的懷疑。很多在中國國內或國外的觀察家都懷疑一個一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是否依然能夠控制越來越活躍與繁榮的中國社會。然而，這種問題與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國或1949年前中國所需要面對的戰亂、饑荒及社會不穩定等問題比起來，無疑是非常輕的[346] 。根據《財富》雜誌記者吉姆·羅沃的說法，「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在1979至1994年間的改革帶來的有可能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對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這種進步影響上億的人口。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但他的時代並沒有結束。迄今，他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依然居主導地位，並以鄧小平理論的形式固定下來，在中國大陸被譽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347]，獲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等的地位，並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348]。
改革開放後，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更加緊密。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利堅合眾國建立外交關係。鄧小平上台後出訪多個西方國家及日本，1979年，他訪問美國，與卡特總統會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正式決定在1997年英國將歸還在鴉片戰爭中侵佔的香港（中國大陸官方稱從未喪失香港的主權，1997年只是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鄧小平同意在50年內不干涉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市民的生活方式。這種「一國兩制」的構想後來沿用在澳門問題，與葡萄牙在1987年4月13日共同簽署《中葡聯合聲明》。中國政府也希望這個模式能夠在台灣問題上使用。另一反面，蘇聯作為世界的另一個超級大國，鄧小平認為由於地理上的原因，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要比美國對中國的威脅還大，但1989年戈巴契夫訪華，與鄧小平、趙紫陽等人會面，中蘇關係正常化。
1979年1月1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在《中美建立外交關係聯合公報》中，美國宣布斷絕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再次重申上海公報中所提到的一個中國政策，認知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表示同意美國人民繼續與台灣人民保持商務、文化以及其他非官方的往來；美國國內的《台灣關係法》則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以鼓勵台美之間的非官方往來[349]。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開啟了兩國之間一連串重要、高級別的交流，這些交流活動一直延續到1989年，期間是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兩國之間簽署了多個雙邊條約，特別是在科技與文化領域的交流活動以及貿易交流。自1979年初開始兩國就在《中美科學技術合作協定》的框架下進行了數百個合作研究項目[350]。
中越戰爭於1979年2月17日爆發。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短時間內占領越南北部20餘個重要城市和縣鎮，一個月之內便宣布勝利，撤出越南，而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後也宣布取得戰爭的勝利。這場戰爭令中越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到最低點。中國政府方面聲稱「越南種種舉動威脅中國的邊境安全和影響東南亞的局勢穩定」，但實質上是為支援親中的紅色高棉而發動「自衛還擊戰」進入越南。而當時國際上大部分西方國家認為越南應從柬撤軍，中國則應從越南撤軍（實際上中國在一個月後從越南撤軍，而越南仍通過傀儡政權維持對柬占領，長期拒不撤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認為是中國侵略越南，亞洲大部分國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國也要求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而中國也應從越南撤軍。越南於1989年1月宣布將於在9月之前將越軍全部撤出柬埔寨。此外，進入八十年代後中越兩國繼續對抗，「兩山戰役」持續十年，在羅家坪大山、法卡山、扣林山、老山、者陰山等地區相繼爆發邊界衝突，1988年雙方還進行了「赤瓜礁海戰」。九十年代蘇聯解體後，兩國關係逐步恢復正常，陸地邊界也最終劃定。
鄧小平於1981年6月正式就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同年9月解放軍11.4萬餘人進行了華北大演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解放軍規模最大的一次軍事演習。1984-85年，鄧小平等人推進了中國軍隊體制的現代化、正規化改革，進行了「百萬大裁軍」、宣布中國人民解放軍裁軍一百萬人，精簡編制[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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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 重大災難 | 地點 | 死亡人數 | 描述 |
|---|---|---|---|---|
| 1979年9月 | 西枝江洪水 | 廣東 | 151 | 東江支流西枝江的百年一遇大洪水[351]。 |
| 1979年11月 | 渤海二號事件 | 渤海灣 | 72 | 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工業史上最重大的責任事故，直接經濟損失3700萬元[352]。 |
| 1981年1月 | 道孚地震 | 四川 | 150 | 約300人受傷。 |
| 1981年 | 超強颱風（中國大陸編號：8108號） | 浙江等地 | 1283 | 在浙江樂清一帶登陸，導致1283人死亡，但直接經濟損失只有4.1萬元人民幣，是直接經濟損失最少的颱風之一[353][354]。 |
| 1981年7月 | 四川特大洪水 | 四川 | 888 | 2000萬人受災。 |
| 1982年4月 | 四·二六空難 | 廣西 | 112 | 中國民航3303號班機墜毀，機上104名乘客和8名機組人員全部罹難。 |
| 1982年5月 | 北江大洪水 | 廣東 | 493 | 北江中下游地區洪災，直接經濟損失約4.4億元[355]。 |
| 1983年7月 | 安康特大洪災 | 陝西 | 870 | 7月31日，洪水進入安康城區，造成經濟損失4億餘元[356]。 |
| 1986年7月 | 粵東洪災 | 廣東 | 261 | 直接經濟損失22.6億元[351]。 |
| 1987年5月起 | 大興安嶺火災 | 黑龍江 | 200餘人 | 火勢蔓延到蘇聯地區，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火災之一[357]。 |
| 1988年1月 | 西南航空空難 | 重慶 | 108 | 中國西南航空4146號班機墜毀，機上10名機組人員、98名乘客全部遇難。 |
| 1988年11月 | 瀾滄-耿馬地震 | 雲南 | 748 | 另有7700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為20多億元[358]。 |
有觀點認為，鄧小平時期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撥亂反正存在局限性，例如「四項基本原則」的入憲，不許否定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359][360]。 鄧小平於1980年提出要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並一直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361][362]。還有學者認為，鄧小平在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上以及在對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的反思中也體現出了鄧個人的局限性，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過程中，鄧堅持要求對毛作出「功大於過」的評價、要求擁護「毛澤東思想」[130][363][364][365]。中共左派保守人士則分別於1983年、1987年發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運動，批判「新啟蒙運動」中倡導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許多思想界和理論界人士遭到批判甚至撤職[366]。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壟斷、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平衡等諸多問題。計劃生育「一孩政策」其中的部分強制性舉措（譬如強制引產、結紮）和公民的人權受損也遭致諸多批評。在老少邊窮地區，生產生活困難，迷信觀念嚴重，部分人群反對計劃生育，以至於發生多起稱帝事件[367]。此外，政治改革的滯後、官倒、腐敗、特權等問題引發了大規模學生運動，譬如八六學潮、八九民運等等，而鄧小平、李鵬等中共高層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決策也一直飽受爭議[126]。
江澤民及第三代領導時期（1989年-2002年）
江澤民是鄧小平以及其它中共元老的折中選擇，來取代當時指定的繼任人趙紫陽。趙紫陽被認為對學生抗議過於容忍。雖然江澤民並沒有直接捲入對示威的鎮壓，他因迅速穩定上海的局勢而受到賞識。當時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候選人有兩個：江澤民和李瑞環。鄧小平的健康狀況在1997年去世之前每況愈下。在九十年代開始，江澤民及其同僚逐漸開始負責日常工作。這個「第三代」領導集體是以江澤民為核心來運作的。1998年3月，江澤民在第九屆全國人大中連任國家主席。總理李鵬任期屆滿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一職由朱鎔基接任。
在1990年代，中國經濟依然保持正常發展，這使得中國在過去二十年內一直保持著9.7%的平均增長率。1992年，鄧小平在中國南方巡視，重申改革開放[368][369]。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7%的增長，這主要是通過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加大政府在基礎設施領域的直接投資來實現的。另外政府也試圖用各種辦法來刺激需求，但是效果不明顯。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也導致財政赤字的增加。雖然統計數據顯示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一些深厚的結構性問題仍然存在，甚至日益嚴重：貧富分化加劇，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國有企業效率低下以及陷入呆賬的銀行系統[370][371]。對此，1996年「三農問題」被正式提出，而西部大開發也於1999年啟動。而處理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的同時引發大量失業工人，但是相應的金融保障體系剛剛建立，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大量老工業基地的工人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陷入貧困狀態，社會不穩定增加。
1994年12月，長江的「三峽工程」開始建設。中國政府於1997年和1998年展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除了少數大型壟斷企業，所有的國有企業都遭到了清算，原屬於國企的資產均被出售給了私人投資者，大量國企員工被迫下崗。2001年12月11日中國成為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至2004年間，國有企業的數量減少了48％[372]。與此同時，江澤民和朱鎔基還降低關稅、削弱貿易壁壘、制訂更開放的法規；對銀行體系進行改革；廢除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福利制度；將軍事企業和解放軍強行分離[373]；減輕通貨膨脹； 這些舉動引起了一些群體，尤其是私有化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不滿[374]。
2000年，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政治理論。同年，中國衛生部門和世界衛生組織在同年確認該國已徹底消滅脊髓灰質炎[375]。
1992年，921工程獲批。1994年，北斗衛星導航試驗系統（北斗一號）正式立項。1995年，全國科技大會上提出了「科教興國」的戰略，以全面落實鄧小平於1988年提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376]。
1990年代中期，211工程啟動；1998年，985工程啟動。2002年5-6月，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在主教練米盧的帶領下，首次晉級「世界盃」決賽圈。2002年8月，在美籍華裔數學大師陳省身的努力下，四年一度的國際數學家大會在北京召開，陳省身擔任大會名譽主席、吳文俊擔任大會主席，這是該大會首次在開發中國家召開[377]。
199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形勢嚴峻。冷戰的結束與蘇聯解體意味著中國與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之間原本存在著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礎的喪失；六四之後的中美關係也很難在回到八十年代的蜜月期。雖然江澤民與柯林頓將兩國關係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中美在整個1990年代實際上處於一種非敵非友的狀態之中，兩國之間存在一些根本性歧見，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卻又能夠溝通合作。江澤民任內極力推動中美關係發展，包括1997年和1998年兩國元首的互訪，以及朱鎔基總理的訪美等。但是美國國內始終有一股強大的抗拒與中國保持親密接觸的力量，這些被稱為「藍隊」的人認為在中國改善其自身人權、民主等方面的紀錄之前，美國應盡量疏遠甚至孤立中國[378]。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遭襲事件、2001年南海危機等令中美關係緊張；2001年美國911事件後，中美關係緩和。此時，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大部分國際政治學家都已經預見到，中美關係將是新世紀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2001年底，經過長期的艱苦談判，中國終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顯著改善，兩國彼此間在許多國際問題上有著相近的立場與利益。2001年，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簽訂有效20年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定了中俄兩國合作的原則。中俄邊界談判取得突破，消除了兩國之間的障礙。然而由於兩國國力所限，不可能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聯手與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國家正面衝突。
1993年汪辜會談後江澤民發表八點對台工作指示，作為具體落實兩岸政策的指導。然而1994年千島湖事件對兩岸關係造成衝擊，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美觸怒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後又在中華民國首次總統直選前夕在台灣海峽舉行軍事演習，事態曾一度升級至迫使美國兩個航空母艦群進駐海峽，引發台海飛彈危機。北京方面認為，1998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的兩國論不僅破壞汪道涵的原定訪台規劃，更進一步惡化兩岸局勢[379] 。北京方面將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稱作「麻煩製造者」，並將希望寄託於他的繼任者：然而2000年中華民國實現政黨輪替，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執政之後兩岸關係進一步惡化。在2008年中國國民黨的馬英九上任後，承認「九二共識」，極力與大陸修好，兩岸走向和平發展的局面，此路線也造成台灣內部的爭論[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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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可點擊展開）只展示重大的自然災害或人為事故（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或重大經濟損失，或重大社會影響）。
| 時間 | 重大災難 | 地點 | 死亡人數 | 描述 |
|---|---|---|---|---|
| 1990年10月 | 10·2空難 | 廣東 | 128 | 中國廈門航空8301號班機被劫持，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但先後撞上了停泊在地面的中國西南航空4305號班機和中國南方航空3523號班機。 |
| 1991年4月 | 山西三交河礦難 | 山西 | 147 | 事故造成147人死亡、2人重傷、4人輕傷。 |
| 1991年5月起 | 華東水災 | 華東 | 至少431 | 安徽和江蘇兩省最為嚴重。安徽省受災人口達4800多萬、死亡267人，農作物受災面積430多萬公頃，直接經濟損失近70億元人民幣；江蘇省受災人口達4200多萬、死亡164人，農作物受災面積300萬公頃，直接經濟損失90億元人民幣。[381][382] |
| 1992年7月 | 南京7·31空難 | 江蘇 | 106-109 | 中國通用航空2755號班機起飛時墜毀。 |
| 1992年11月 | 桂林11·24空難 | 廣西 | 141 | 中國南方航空3943號班機墜毀，機上133名乘客、2名飛行員、6名乘務員全部罹難。 |
| 1993年8月 | 溝後水庫潰壩 | 青海 | 328 | |
| 1994年6月 | 六六空難 | 陝西 | 160 | 中國西北航空2303號班機起飛後不久解體，機上146名乘客及14名機組人員全部罹難。 |
| 1994年6-7月 | 西江、北江洪水 | 兩廣 | 480 | 廣東、廣西兩省直接經濟損失達632億元[351]。 |
| 1994年8月 | 超強颱風弗雷德（中國大陸編號：9417號） | 浙江等地 | 1426 | 在浙江溫州一帶登陸，導致5946人傷亡、其中死亡1426人[353]。 |
| 1994年11月 | 阜新市藝苑歌舞廳火災 | 遼寧 | 233 | |
| 1994年12月 | 克拉瑪依大火 | 新疆 | 320餘人 | 在克拉瑪依市教育局為歡迎上級官員而組織學生進行的演藝活動過程中，靠近燈光的舞台幕布因過熱自燃而釀發大火，死者包括280餘名中小學生。有人在火災發生時喊道「讓領導先走」，引發巨大爭議。[382][383] |
| 1996年2月 | 麗江地震 | 雲南 | 309 | 4070人重傷，12987人輕傷，經濟損失達7.86億元（一說30.5億元）。 |
| 1996年7月 | 超強颱風賀伯（中國大陸編號：9608號） | 福建等地 | 779 | 又譯「颱風赫拔」，在福建福州一帶登陸，導致11.3萬餘人傷亡、其中死亡779人，300餘萬間房屋損壞，造成巨大經濟損失[353]。 |
| 1997年 | 亞洲金融危機 | 亞洲 | 對中國經濟造成一定衝擊。 | |
| 1998年 | 特大洪水 | 長江流域等 | 3656 | 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而許多水利工程質量低劣，被時任總理朱鎔基斥責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382][384]。全年因洪災死亡4150人。 |
| 1999年11月 | 煙臺11·24特大海難 | 山東 | 282 | 「大舜號」輪船在煙臺附近海域傾覆，282人遇難、僅有22人生還，直接經濟損失9000多萬元[385]。 |
| 2000年9月 | 貴州木沖溝礦難 | 貴州 | 162 | |
| 2000年12月 | 洛陽東都商廈火災 | 河南 | 309 | |
| 2001年3月 | 靳如超爆炸案 | 河北 | 108 | 另有38人受傷。 |
| 2001年7月 | 南丹礦難 | 廣西 | 81 | 事故發生後，當地政府決定對此事隱瞞不報，但記者們還是冒著生命危險對這個事故進行了調查[382]。 |
| 2002年5月 | 大連5·7空難 | 遼寧 | 112 | 中國北方航空6136號班機由於乘客縱火而失控墜海，機上103名乘客和9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 |
| 2002年6月 | 雞西礦難 | 黑龍江 | 124 | 另有24人受傷。 |
1991年，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訪問蘇聯，與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簽訂《中蘇國界東段協定》，此後又於2001年與時任俄羅斯總統普京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定海參崴等遠東地區10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歸屬俄羅斯[386]。而自2001年開始的領土談判，至2004年胡錦濤時期簽署《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最終確定中國將與俄羅斯平分黑瞎子島[387]。此外，江澤民時期與越南簽訂了相關協定（2000年），明確了白龍尾島（中國以前所稱的夜鶯島）屬於越南領土[388]。這些行為被部分人士認為是「出賣中國領土」或「賣國」[386][389][390]。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缺乏自主技術、缺乏創新能力、對外依賴度過高，並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59][60][87]。此外，政治體制改革滯後，中國的司法體系逐漸受到中共政法委的控制，太子黨等各權貴家族不斷斂財、控制國家財富，官場腐敗和買官賣官也大規模興起[74][75][391]。而在胡錦濤上任後，江澤民等人依然採用各種方式干預中國的政治走向，架空胡錦濤、溫家寶等人，甚至出現「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這被外界譽為是一種「老人干政」或是在「垂簾聽政」[392][393][394][395]。
此外，民眾的出行安全問題以及企業安全生產問題嚴重，民航空難事故頻發，而各地小煤窯缺乏監管也導致礦難頻發[396]。1998年長江爆發特大洪水，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許多水利工程質量低劣，被時任總理朱鎔基斥責為「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382]，而官方公布的傷亡人數也受到質疑[397]。
1999年，江澤民為首的中國官方決定鎮壓法輪功（參見：610辦公室），引發爭議[398]。而從江澤民時期出現的非法器官買賣、移植事件也屢見不鮮[133][134][399]。
胡錦濤及第四代領導時期（2002年-2012年）
江澤民等人在中共十六大上退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讓位給由新任總書記胡錦濤率領年輕的「第四代」領導集體。不過，江澤民依然在發揮影響力，並直到2004年9月才辭去中央軍委主席，交出軍權。胡錦濤是第一個1949年立國後加入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在1992年49歲時就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是所有委員中最年輕的。新一屆的領導人被賦予高度期望，無論是國內國外，大多數媒體都期望，「胡溫體制」會把中國大陸帶入一個新的階段。國外的媒體更關注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舉措，而中國大陸的媒體則更關心新領導層的親民形象。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歷史任務。
雖然經歷了非典疫情（SARS）的衝擊，2003年中國經濟成長還是達到近幾年來最高的9.1%。2010年，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3][24]。 2002年底，南水北調工程開始建設。但是經濟發展依然面對深層的問題，包括東西部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胡溫政府提出幾項措施，包括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關注弱勢群體。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中國繼續開放其市場，雖然還是受到沒有完全履行入世承諾的指責。不過，多種外國產品的關稅已經下降了很多。2003年末，中國大陸與香港及澳門簽署《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保證三地的產品能夠以零關稅進入中國大陸市場。
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03年末成為焦點，美國政府批評中國故意將人民幣匯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以取得在國際市場上的不公平優勢。而中國方面則不願意讓步，批評布什政府面臨選舉年，指責中國的貨幣政策只是為了其自己的選舉。2004年初，似乎有跡象顯示中國將會改變其貨幣政策，與美元脫鉤，曾經有中國媒體報道過，將會在2004年年內使到人民幣擴大浮動範圍，但是立即遭到當局的否認。自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及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國內的私營企業於2005年首次超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0％，並在此後繼續擴大。但是在石油業和銀行業等行業，國有壟斷企業仍然存在[400]。
在此期間，中國的房地產業迅速發展，甚至成為一些城市的支柱產業。與此同時，商品房價格，建築材料價格也大幅度上漲，這引發房地產泡沫和整個國民經濟的過熱。房地產泡沫和銀行巨額呆壞賬增加了金融風險。房價的過快上漲也導致非法佔地、拆遷糾紛等各種社會問題。中央政府試圖進行調控，但是由於地方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團從中作梗，這些調控措施並沒有受到預期效果。
2005年12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由此，中國不再針對農業單獨徵稅，一個在中國存在兩千多年的古老稅種宣告終結[401]。與此同時，2005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整治、關閉小煤窯[402]。
2007年以來，中國境內的恐怖主義事件明顯增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多次發生恐怖性質的襲警、爆炸案件，包括2008年的喀什襲擊事件、庫車爆炸案和2011年的和田7·18嚴重暴力恐怖事件、喀什暴力恐怖襲擊事件。此外，也發生針對民航班機的恐怖事件，如南航班機三·七爆炸未遂案（2008年）和天津航空7554號班機劫機事件（2012年）。大多恐怖事件發生在中國大型活動（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前期，在國內外造成巨大反響，如2008年昆明公交車爆炸案和在新疆發生的數起事件。
2003年10月15日，中國首次發射載人太空飛行器神舟五號飛船，載送航天員楊利偉進入太空，使中國成為繼俄羅斯、美國之後，第三個有能力獨自將人送上太空的國家。在隨後幾年中，中國陸續發射多艘載人航天飛船，將數位太空人送人太空。2004年，溫家寶批准嫦娥計劃，北斗二號項目啟動，2011-12年開始提供導航服務。2010年，蛟龍號潛水器啟用。2011年，天宮一號的成功發射是中國太空站建設的第一步。2012年3月，深圳大亞灣核反應爐中微子實驗的重大成果獲得國際關注。2012年10月，莫言成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首位中國籍作家。
與此同時，2008年8月8日，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開幕，東道主中國以51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位。藉助北京奧運會，中國展示了經濟發展的成績、自信以及史無前例的開放心態，大規模的基礎建設也極大改觀了北京這座城市的面貌，政府與公眾在奧運會這個舞台上取得了高度的統一，公眾也表現出對政府少有的包容和支持[403]。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上海世界博覽會舉行，是中國首次舉辦的綜合性世界博覽會，也是首次由開發中國家主辦綜合性世博會，共有256個國家和地區及國際組織參展。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和一系列的經濟、政治難題的影響，當2003年初港府宣佈將就基本法第23條有關顛覆罪立法時，引起許多人的反對。部分香港人認為，23條立法是行政長官董建華受命於中央政府而做出的決定，他們擔心立法會限制到港人的政治自由[404]。港府做出多項讓步，但是還是無法平息爭議，最終在7月1日回歸紀念日當天，50萬市民走上街頭抗議立法[405]，該事件也引起中央政府的關切，遊行最終導致香港政府宣佈擱置立法計劃。
在七一大遊行後，香港民主派開始更積極要求政治改革，他們公開提出，要2007年特首直選、2008年立法會全面直選。中國政府始終堅持香港是中國的內政，反對外國政府干預內部事務。中國政府的立場是，「一國兩制」應以「一國」為先，中國是單一制社會主義國家，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沒有權利自行改變政治體制。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做出解釋，否決2007年特首和2008年立法會直選，並重申解釋和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在全國人大，而不是香港立法會。
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董建華以健康原因辭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職務，由於《香港基本法》的疏漏，特首的補選開始成為一個爭議的焦點，香港特區政府再度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期間曾蔭權代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然後，再由中央指定的選舉委員會補選特首。
2008年3月，西藏拉薩爆發藏人抗議示威活動，後演變為暴力事件，造成18名無辜平民死亡。2009年2月起，發生在西藏、四川和青海等地部分傳統藏區內的一系列僧侶自焚事件。2012年初，由於川西藏區喇嘛自焚和示威遊行，釀成軍警與藏人衝突事件。
2009年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市維吾爾族發動遊行示威活動，隨後演變成維吾爾族、漢族和警方的大規模暴力衝突，持續數日。官方宣稱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共造成197人死亡[406]，另有1721人受傷。2009年9月2日至4日，針對漢族平民的500餘起針扎事件引發漢族民眾上街遊行，並發生零星暴力事件，導致5人死亡及14人受傷。
胡錦濤推行睦鄰友好政策，主張全方位外交，重視對東南亞的中國周邊鄰國改善關係[407]。在南海問題上，胡錦濤政府推動與東協國家開展海上對話與合作，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地區的穩定。
2005年、2010年全國多個地區爆發大規模反日示威活動。2005年3月至4月其間在中國各地舉行的一系列大型遊行和抗議活動，主要是反對歷史教科書和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努力。2010年10月，因中日撞船事件，西安、成都、鄭州、寧波等地舉行反日示威遊行活動。 2012年8月中旬開始，為抗議日本於2012年上半年提出的釣魚島國有化政策、8月15日扣押香港保釣人士和8月19日日本右翼登陸釣魚島。9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購買」釣魚島後，中國大陸民眾發起第二輪遊行抗議活動，最終演變成暴力民眾對日系商家、私家車的燒搶打砸。針對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胡錦濤政府表示堅決反對，認為日方採取任何方式『購島』都是非法的、無效的，並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下表（可點擊展開）只展示重大的自然災害或人為事故（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或重大經濟損失，或重大社會影響）。
| 時間 | 重大災難 | 地點 | 死亡人數 | 描述 |
|---|---|---|---|---|
| 2002-2003年 |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 | 全國 | 349
（大陸） |
中國大陸報道死亡349人、香港死亡299人。SARS在2002年11月開始在中國廣東省蔓延，但是當地政府沒有及時公佈疫情，雖然當時曾經出現過短暫的恐慌，官方媒體卻鮮有報道，事件直到次年2月才擴大。2003年4月（兩會結束後），由於蔣彥永醫生公開披露疫情，中國政府改變先前的做法，公開承認SARS確實在中國大陸多個省市造成嚴重危害。胡錦濤隨後將隱瞞疫情的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剛剛上任的北京市長孟學農撤職，然後積極在全國範圍展開疫情防治工作，每天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疫情，新領導層的做法得到國際媒體的好評。中國政府也允許世衛專家進入中國了解疫情，這也是史無前例的。 |
| 2003年2月 | 伽師巴楚地震 | 新疆 | 268 | |
| 2003年12月 | 重慶開縣特大井噴 | 重慶 | 243 | 243人硫化氫中毒死亡、兩千多人因硫化氫中毒住院治療、6萬5千人被緊急疏散安置，直接經濟損失達六千餘萬元人民幣。 |
| 2004年10月 | 河南大平礦難 | 河南 | 148 | |
| 2004年11月 | 陝西陳家山礦難 | 陝西 | 166 | |
| 2005年2月 | 遼寧孫家灣礦難 | 遼寧 | 214 | 另有30人重傷，直接經濟損失4968.9萬元。 |
| 2005年6月 | 沙蘭鎮洪災 | 黑龍江 | 117 | 黑龍江寧安市沙蘭鎮發生特大突發山洪災害，造成117人喪生，其中105人為學生[408]。 |
| 2005年8月 | 廣東大興礦難 | 廣東 | 121 | 直接經濟損失4725萬元。 |
| 2005年11月 | 七台河特大礦難 | 黑龍江 | 171 | 169名礦工、2名機房工人死亡， 事故還造成48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4293.1萬元。 |
| 2005年12月 | 唐山劉官屯礦難 | 河北 | 108 | 另有29人受傷。 |
| 2007年8月 | 山東華源礦難 | 山東 | 172 | 另有一相鄰煤礦9人遇難。 |
| 2007年12月 | 山西新窯礦難 | 山西 | 104 | 另有15人受傷。 |
| 2007-2008年 | 金融危機 | 全球 | 對中國經濟造成一定衝擊。 | |
| 2008年1月起 | 南方雪災 | 全國 | 129 | 受災人口已超過1億，直接經濟損失1516.5億元人民幣[409]。 |
| 2008年4月 | 膠濟列車相撞 | 山東 | 72 | 另有416人受傷。事故原因包括濟南局調度命令管理混亂等，引起了國內外廣泛關注。 |
| 2008年5月 | 汶川地震 | 四川 | 69227 | 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04秒，四川省汶川縣發生芮氏規模8.0級地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破壞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後傷亡最慘重的一次。直接嚴重受災地區達10萬平方公里，官方報道共遇難69227人、受傷374643人、失蹤17923人，直接經濟損失達8452億元。 |
| 2008年5月起 | 南方水災 | 南方 | 57 | 另有數百人失蹤，受水災影響的人口已達2141萬人，直接經濟損失203億元。 |
| 2008年9月 | 襄汾尾礦庫潰壩事故 | 山西 | 277 | 失蹤4人，受傷33人，直接經濟損失9619萬元。 |
| 2009年11月 | 鶴崗新興煤礦爆炸事故 | 黑龍江 | 108 | 另有63人受傷[410]。 |
| 2010年4月 | 玉樹地震 | 青海 | 2698 | 另有270人失蹤，12135人受傷。 |
| 2010年5月起 | 中國水災 | 全國 | 1072 | 受災人口1.4億人，因災死亡1072人，失蹤619人，倒塌房屋110萬間，直接經濟損失約2096億元。 |
| 2010年8月 | 舟曲泥石流災害 | 甘肅 | 1557 | 另有208人失蹤。持續40多分鐘的暴雨使得土石衝進縣城，並截斷兩條河流形成堰塞湖。 |
| 2012年7月 | 北京特大暴雨 | 北京 | 79 | 房屋倒塌10660間，160.2萬人受災，經濟損失116.4億元。 |
2007-08年，中國大陸爆發「普世價值論爭」，胡錦濤、溫家寶被外界認為發表了肯定普世價值的論述，但二人的言論卻遭到共產黨內刊物的公開批判[411][412]。2010年10月25日，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劉曉波，以表彰他長期以來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國爭取基本人權，而劉曉波也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他曾發起並參與起草了《零八憲章》[413][414]。但他在2008年12月8日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事拘留，12月9日被監視居住；2009年6月23日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經中國檢察機關批准逮捕；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414][415]。
隨著中國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信息的自由傳播對中共維持執政地位構成挑戰。為了應對來自網絡發展形成的影響，中國建立世界上最為先進的網絡審查制度，審查中國大陸的網際網路內容，封鎖伺服器位於境外的政治敏感類網站，以達到其輿論控制的目的[136][139][138]。谷歌、雅虎等公司退出中國大陸市場[137]。此外，中國政府開始僱傭大量網絡評論員（俗稱「五毛黨」）來控制輿論導向[141]。2011年，國家的「維穩」經費預算首次超越軍費預算[416]。與此同時，中國官場開始湧現大量「裸官」，許多中央高層的子女或親屬移民海外或擁有外國綠卡[76][77][78][79]。
美國《大觀（Parade）》雜誌認為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控制國內輿論，並強行鎮壓被中共官方所認定的邪教組織，故該雜誌在其2005年的「十大獨裁者排名」欄目中將胡錦濤列為第四名，2006年降調第六，其後數年均名列十名內[417][418]。無國界記者指責胡錦濤以「和諧社會」為藉口阻止中國出現自由媒體，把胡錦濤列入「新聞自由掠奪者」名單[419]。2012年，「無國界記者」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下令囚禁68名網民和30名記者，是囚禁新聞自由捍衛者最多的領導人之一[420]。
此外，溫家寶有相當多爭議和批評，有人稱其為「中國影帝溫家寶」[421]，也有媒體稱其為1949年以來中國最具爭議的總理[422]。其爭議性主要集中於地質學出身且沒有豐富的地方主政經驗，被稱為經濟門外漢[423]，譬如其任內提出的「四萬億投資計劃」引發爭議[424]。雖然其任內中國GDP高速增長，但應歸功於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的慣性推動[422]，特別是在加入世貿組織後使中國處於國際階梯上有利位置造就的[422][425]。然而科技創新對中國GDP的貢獻率只占40%（2011年），美德日等國則高達80%以上[426]。截止2012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上榜排名靠前企業全是石油、電力和銀行等壟斷行業，美國則多為科技企業[427]。經濟學家茅于軾認為溫家寶政府只注重GDP數量，不注重GDP質量[428]。在個人品行方面，溫家寶被指曾出賣趙紫陽，且慣於偽裝、作秀和煽情[421]，《紐約時報》則曝光其擁有巨額家族財富[422]。
習近平及第五代領導時期（2012年-現今）
胡錦濤、溫家寶等領導人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上退出中央領導層，由習近平按現有接班體制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李克強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是第一位出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最高領導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被認為重視改革，其談到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提倡進行政府體制改革，調整或裁減國務院的部門。
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再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李強、蔡奇、丁薛祥等習近平親信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23年3月，習近平史無前例連任三屆中國國家主席，成為至今任期最長的國家主席；李克強以67歲之齡退休、李強接任中國國務院總理。
2012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中央八項規定》等一系列反腐敗措施。王岐山擔任中共中央紀委書記一職後，在處理貪污腐敗方面採取積極的態度，提出「當前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在接下來的兩年時間中，共計有18萬官員被查處，其中有五十多位省部級以上的高官，包括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前中央統戰部部長令計劃、前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等國家級高官，表明中央反腐工作有一定的成效。但有學者和分析人士認為，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其實是一種「選擇性反腐」或「大清洗」或「權力鬥爭」，目的是清除異己、打擊政敵、掌握權力、鞏固自身地位[429][430][431][432][433]。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習近平上台伊始，多次闡述其「中國夢」的設想。目標是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逐步並最終順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
2013年11月，習近平等人開始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認為，在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要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不斷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434][435][436]。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全力加大了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控制力度。至少有288家公司修改了公司章程，這使得中國共產黨在企業的管理上擁有量更大的影響力，反映了黨的路線[437]。中國官方認為，從鄧小平等人提倡的政治體制改革，到習近平等人提出的政改，是「政治體制改革在深化」、「走出了新路」、「碩果纍纍」[434][438]。而外界和部分體制內人士則認為習的政改路線並沒有遵循鄧的政治體制改革道路，且改變了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向，推行個人崇拜，是政治倒退，重新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即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獨攬大權的政治寡頭統治以及「黨領導一切」的模式[439][440][441][442][443]。
經濟民生方面，2015年，中國政府結束了自1979年以來實施的一胎政策，改為二胎政策，並在2021年實施更為開放的三胎政策。2017年3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與此同時，2017年4月，雄安新區成立。李克強提出要推動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區的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以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優勢，提升中國的經濟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圍繞珠江三角洲伶仃洋，包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的城市群組成，是繼美國紐約都會區、美國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都市圈之後，世界第四大灣區。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正式通車，香港納入國家高鐵網絡；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2023年12月1日，《求是》雜誌發表題為《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路》，文中明確要求中國的銀行、養老金金融、保險公司和其他金融機構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原則，接受更為嚴格的監管以及更積極地為政府政策服務[444]。
此外，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對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管控。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2019年2月，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引述中共中央報刊《求是》報道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上發言，指出必須堅持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決不能走憲政、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的路[147]。2021年11月11日，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主要闡述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十八大以來的成就，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同時注重銜接分別在1945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在社會維穩方面，2013年12月，全國人大廢除了自1957年以來實施的勞動教養政策；2019年12月，全國人大廢除了自1991年以來實施的收容教育政策。2013-2014年間，針對新疆地區出現的一些重大恐怖襲擊事件，譬如莎車縣暴恐襲擊案、烏魯木齊公園北街早市暴力恐怖襲擊案等，中國共產黨開始試點建設「新疆再教育營」。2016年陳全國調任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此後營地規模迅速擴大，引起國際關注和爭議[149]。
2018年2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對鄧小平時代《八二憲法》的《憲法修正案》，建議刪除國家主席和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鄧小平時代以來的「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或將結束。3月11日通過《憲法修正案》，同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根據1982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二憲法），恢復設立自1968年缺位，1975年被廢除的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職位[445]，不過取消了國家主席在《五四憲法》中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和領導國防委員會的權力，失去了行政權和軍權，變成禮儀性的虛位元首[446]。根據鄧小平在1980年提倡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重新設立的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為五年一屆，連任不能超過兩屆。這次修憲僅刪除了連任限制，並沒有賦予國家主席擁有更大的權力，但引發了體制內外的廣泛爭議[439][440][447][448]。
從1993年開始，國家主席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形成「三位一體」的制度[449]。根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原則和「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政治理念，黨的總書記和軍委主席是中國政治體系中擁有最大權力的兩個職務，而這兩個實權職位在《中國共產黨章程》裡沒有連任次數的限制[450]。由於「三位一體」制度，國家主席的連任限制被取消後，最高領導人的職務將不再受任何任期制限制。如歷史上，毛澤東曾終身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直至去世。
2015年10月，屠呦呦成為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首位中國籍科學家。2020年，量子計算原型機「九章」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相關技術團隊研製成功，達成了量子計算研究的第一個里程碑：量子計算優越性。同年11月，奮鬥者號潛水器搭載3人成功潛入10909米深海域。此外，中國在航空航天領域以及空間探索上取得一系列突破：
- 中國探月工程的「繞、落、回」任務全部完成，包括2013年嫦娥三號搭載的玉兔號月球車成功登月，以及2020年嫦娥五號成功執行首次地外天體採樣返回任務。
- 2015年，北斗三號項目建設啟動。同年，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悟空」發射成功。
- 2016年，天宮二號發射成功、取代了之前的天宮一號。同年，「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在貴州落成。
- 2020年，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成功發射升空，並在2021年5月成功著陸火星表面。同年7月，北斗三號正式開通。
- 2021-2022年，神舟十二號、神舟十三號、神舟十四號、神舟十五號載人飛船先後與天宮太空站成功對接，執行中國太空站在軌關鍵技術驗證及建造任務。
- 2023年，隨著神舟十六號載人飛船與天宮太空站成功對接，中國太空站從此進入長年有人駐守的常態化營運模式。
另一方面，2022年2月4日，第24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開幕；這是中國首次舉辦冬季奧運會，而北京也因而成為首座既舉辦過夏季奧運會，又舉辦過冬季奧運會的城市（即「雙奧城市」或「雙奧之城」）[451]。2023年7月28日至8月8日，原定於2021年於四川省成都市舉行後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等原因二次延期的第31屆夏季世界大學運動會舉行[452]。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許多香港人士不滿意中央政府對香港選舉的干涉，要求進行「真普選」，即有「公民提名」、一人一票的選舉。2014年發起的「雨傘革命」（香港佔中運動）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撤回《8‧31決定》，該行動於2014年12月15日結束，歷時79日。
2019年，香港爆發了全球矚目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簡稱「反送中」，外界廣泛憂慮香港的「一國兩制」、獨立司法、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遭到破壞，而與此同時部分示威者的暴力行動也使得香港社會秩序受損，地區旅遊業和經濟嚴重受挫[151][453][454]。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頒布後，包括《蘋果日報》高層在內的部分人士因違反國安法被捕，加深外界憂慮[455][456]，而中國官方則稱國安法使得「社會迅速恢復了秩序，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得到保障」[457]。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逐漸揚棄了鄧小平制定的「韜光養晦」外交戰略思想，繼而轉向「有所作為/大有作為」的理念[458][459]。和胡錦濤時期相比，中國外交正變得更為主動，且更具全球性、更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中國新領導人的首年外交足跡遍布全球，中國正在「重新發現」過去被忽略的一些地區的戰略價值和潛力[458]。在處理世界熱點如伊朗，敘利亞，朝鮮，中東等問題上，中國也開始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不再充當置身事外的旁觀者[458]。此外，RCEP和亞信峰會、上合組織、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組織中國都具有實際主導力，潛在的世界性影響力已經不容忽視，而且不論主動或被動，中國經濟由於其龐大的規模，全球性經濟政策已經不能缺少中國的參與和配合，中國開始顯露其全球影響力[460]。
-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政府分別提出建設「一帶一路」（即「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倡議。中國政府指出，「一帶一路」倡議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努力實現沿線區域基礎設施更加完善，更加安全高效，以形成更高水平的陸海空交流網絡。[461]
- 2014年11月10日至11日，第26屆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年度會議於在北京市懷柔區雁棲湖舉行。該次峰會通過《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宣言》（《北京綱領（宣言）》），提出並通過致力於旨在打擊跨國腐敗的《北京反腐敗宣言》[462]。
- 2015年，「習馬會」在新加坡舉行，是海峽兩岸（即中國大陸與台灣）自1949年政治分立以來，雙方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晤。
與此同時，習近平逐步擴大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其主推的「大國外交」也引發了西方國家、日本、印度等國的憂慮與抵制[463]。2018年起，新一輪的中美貿易戰爆發。2020年5月起，中國和印度爆發邊境衝突，造成人員傷亡。自2019年起，世界主要已開發國家與中國在新疆、香港、台灣、南海、病毒溯源等問題上產生巨大分歧，而中國方面實行的「戰狼外交」以及國家之間相互的制裁加劇了對抗和衝突[464][465][466][467]。西方國家認為狂熱的中國民族主義開始盛行[468][469][470]，同時習近平的極權主義模式帶來了威脅[471][472]；而中國則認為西方政客「傲慢」和「無知」[473]，且國際「反華勢力」在打壓和阻礙中國的崛起[474][475]。與此同時，美國、英國、日本等主要已開發國家開始削減或終止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對華援助[476][477][478]。
截止至習近平時期，西藏、新疆和內蒙古的獨立運動已經基本受到控制，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釣魚島、南中國海等地依然與許多亞洲國家存在領土爭議[479][480]。台灣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兩岸分治已久，台灣有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價值觀與制度，新一代台灣人經過李登輝與陳水扁時期去中國化的教育，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感極低，更不覺得有「內戰遺留問題」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必要，台灣民調顯示多數民眾不願「統一」[481]。2022年8月初，美國眾議院議長南西·裴洛西率團訪問台灣，中國人民解放軍而後展開環台軍事演練，引發外界對第四次台海危機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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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可點擊展開）只展示重大的自然災害或人為事故（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或重大經濟損失，或重大社會影響）。
| 時間 | 重大災難 | 地點 | 死亡人數 | 描述 |
|---|---|---|---|---|
| 2013年4月 | 蘆山地震 | 四川 | 193 | 另有25人失蹤、12211人受傷，19個市州115個縣199萬餘人受災，851.71億元。 |
| 2014年8月 | 崑山中榮工廠爆炸事故 | 江蘇 | 146 | 另有114人受傷。 |
| 2014年8月 | 魯甸地震 | 雲南 | 617 | 另有3143人受傷，108.84萬人受災，22.97萬人緊急轉移安置，2.58萬戶8.09萬間房屋倒塌，4.06萬戶12.91萬間嚴重損壞，15.12萬戶46.61萬間一般損壞。 |
| 2015年5月起 | 特大洪水 | 南方 | 319 | 另有81人失蹤。全年洪災死亡人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少，但截至7月初暴雨洪水已經直接造成了約353億元的經濟損失，強度為歷年罕見。 |
| 2015年6月 | 東方之星號沉船事件 | 湖北 | 442 | 「東方之星號」客輪在湖北荊州一帶的長江水域遇狂風雷暴雨而翻沉。 |
| 2015年8月 | 倉庫連串爆炸 | 天津 | 165 | 另有8人失蹤，798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至少68.66億元人民幣[482]。 |
| 2015年12月 | 深圳滑坡事故 | 廣東 | 73 | 另有4人失蹤，屬於生產安全事故，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8.8億餘元。 |
| 2016年6月起 | 南方水災 | 長江 | 164 | 另有26人失蹤，安徽和湖北兩省受災最為嚴重。 |
| 2016年6月 | 江蘇鹽城龍捲風 | 江蘇 | 99 | 另有846受傷，此龍捲風造成的傷亡是幾十年來最嚴重的。 |
| 2016年7月 | 邢臺洪災 | 河北 | 130 | 受黃淮氣旋影響，受災口達904萬，因災死亡130人、失蹤110人。 |
| 2018年8月起 | 非洲豬瘟疫情 | 全國 | 2019年起在全國多地爆發，到2019年8月底，中國的生豬存欄量下降了約40%。由於中國生豬存欄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疫情使得全球的生豬存欄量減少了近四分之一。 | |
| 2019年3月 | 天嘉宜化工廠爆炸事故 | 江蘇 | 78 | 另有617人受傷，中國國務院認定本次事故為特別重大事故。 |
| 2019年12月起 |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 | 全國 | 83,150（官方）
100萬-150萬（估計）[483] |
1月下旬疫情大爆發並蔓延至全國。 |
| 2020年5月下旬至9月 | 南方水災 | 全國 | 219 | 長江中下游平原、淮河流域、西南、華南及東南沿海等地因持續強降水引發嚴重洪災。 |
| 2021年3月份起 | 沙塵暴 | 華北諸省以及蒙古、韓國 | 2021年3月份開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北方、蒙古國和大韓民國西部出現的揚沙或浮塵，部分地區出現了沙塵暴，此次沙塵暴是中國近十年內最強的一次沙塵暴。 | |
| 2021年7月 | 河南水災 | 河南 | 398 | 其中鄭州市380人，逾1400萬人受災。 |
| 2022年3月 | 東航3·21空難 | 廣西 | 132 | |
| 2022年9月 | 瀘定地震 | 四川 | 93 | 另有25人失聯、至少423人受傷。 |
| 2023年7月-8月 | 京津冀暴雨 | 北京、天津、河北 | 62 | 另有34人失蹤，經濟損失超1000億元。 |
| 2023年12月18日 | 積石山縣地震 | 甘肅 | 151 | 另有980人受傷。 |
| 2025年1月7日 | 定日地震 | 西藏 | 126 |
習近平上台後，推翻了自鄧小平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以來的部分政策。2017年，習近平提出「四個偉大」，有學者認為此舉是對毛澤東時期的「四個偉大」的效仿[484]。而近年來，從修改憲法到反對「憲政」、「司法獨立」，習近平的許多言論和舉措招致了國內外的諸多反對聲音，部分學者對他的一系列作法感到憂慮、震驚，有人認為這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復辟，推行個人崇拜、煽動民族情緒、背離憲政主義，是體制性倒退，還有人認為這甚至有可能將中國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102][439][447][448][485][486][487][488]。此外，中國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陝西千億礦權案、新疆再教育營、香港反修例運動、戰狼外交均引起了巨大爭議或批評[104][489][490][464]。
- 極權統治：習近平被普遍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繼毛澤東之後最有權勢的領導人，並預計會長期執掌政權[491]。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和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先後召開，習近平謀求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與中央軍委主席的這兩個最有權力的職務，打破鄧小平時期訂下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原則，再次連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沒有給出明確的預期連任的任期期限，有人推測習近平很有可能在2027年的中共二十一大上繼續連任，更甚者預計他會仿效毛澤東終身掌權。[492]
- 經濟發展：中國經濟數據造假屢見不鮮，誇大了經濟增長數據[69][70][71]。習近平等人宣傳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也引發外界質疑[493][494]，而與此同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則稱中國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495]。
- 大規模監控：習近平當政以來，中國政府開始利用大數據、人臉識別和其它一些人工智慧技術建立社會大規模監控體系以及社會信用體系，以「打擊犯罪」、「弘揚誠信」，但國內外的反對人士認為此舉嚴重損害了公民的自由和隱私權等基本人權[136][139][142][496][143][144][145]。也有學者警告中國可能步入喬治·歐威爾在《一九八四》一書中所描述的極權、監控社會[145][497][498]。中國國家發改委數據顯示，截止2019年6月已有3000多萬人次因為失信而被限制搭乘飛機和高鐵，437萬失信被執行人繼而主動履行法律義務[146]。此外，中國政府還將監控技術和設備輸出到了俄羅斯、非洲、南美洲等地[499][500][501][502]。 2018年以來，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進一步提出要建立正規的「政法網評大軍」[503]。軍費預算連年增加且存在不透明[504][505]，而國內的「維穩」經費多年超過軍費支出[506]。
- 香港問題：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Twitter、Facebook封禁和刪除了大量「具有中國官方背景、用於煽動輿論」的帳號，其中Twitter聲稱處理了約20萬個相關帳號[507][508]。期間中國中央電視台聲稱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已經「過時無效」，而隨後中國外交部以「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應對外界質疑，引發了巨大爭議[509][510][511]；此外在2020年6月30日頒布的《香港國安法》同樣引發了較大爭議[455][456][512]。
- 抗疫抗災：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發生後，習近平一直強調自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防疫工作，甚至早在2020年1月7日已經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防疫要求[513]。不過有消息指出中央領導人初期對疫情並不重視，甚至要求不要造成民眾恐慌，影響即將到來的春節氣氛[514]。外界亦有對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及染病人數的真實性質疑[515][516][517][518][519][520][521]。2020年5月下旬起，儘管長江中下游地區、淮河流域、西南、華南及東南沿海等地因持續強降水引發嚴重洪災，多省發生暴洪、城區內澇、漬災。除了總理李克強在7月6日現身貴州視察外，習近平不見蹤影，有中國政治學者認為，習近平已陷入「決策疲勞」狀態，面對水災產生了「逃避」心態[522]。然而隨著中國政府成功控制疫情，中國經濟增長2.3%[523]、優於預期[524]，中國不僅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GDP總量也實現了百萬億的歷史性突破[525][526]。但隨著2022年上海疫情和北京疫情的爆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防疫政策再次引發爭論[527]。習近平多次下令要以清零政策應對殺傷力弱的Omicron變異株引發的新冠疫情[528][529]，因為延續不斷的封鎖措施嚴重影響經濟和民生導致民怨沸騰[530]。
參見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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