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主要是指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形成的一套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模式[1][2][3][4][5][6][7]。中國模式最早是由海外民間創造的名詞，與「北京共識」、「舉國體制」等概念緊密相關[2][3][8]。一般認為，中國模式以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等國家干預市場的手段來保證經濟增長，而在政治領域依然保持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2][3][4][8]。中國模式出現了類似西方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形式，故被西方一些媒體認為是一種政治上的獨裁政體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9][10][11][12]。鄧小平等人曾在1980年代試圖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監督等，但後期改革因六四事件的爆發而失敗[13][14][15]。
改革開放後，中國逐漸崛起、國際地位提升，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工業化程度不斷提高，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16][17]。截止2019年，中國官方公布的人均GDP為10276美元，達到中等偏上國家的收入水平[18]。另一方面，中國模式偏向過度開發農牧、開採高汙染工業和炒作建設房地產致富，社會貧富分化嚴重，腐敗、特權、經濟泡沫、生態環境污染等問題也較為嚴重[4][19][20]。此外，各大權貴家族及派系控制國家權力架構、壟斷主要行業，壓榨底層勞工和人民，社會中的民主、自由、人權亦受到壓制[4][21][22][23][24]。也有學者認為，自由的缺乏導致社會創新力或創造力較低、對外依賴度過高，故並不能實現自主的可持續發展[8][25][26]。
至習近平時期，出現體制性倒退，部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制定和延續的政策被推翻，進而出現了類似於毛澤東時代的極權體制、領導幹部終身制和「黨領導一切」的模式，改革開放後逐漸形成的「中國模式」發生了部分本質性變化[27][28][29][30][31][32]。2019年，中國官方正式提出了「中國之治」的概念[33][34]，2021年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35]。中國模式在學術界的代表人物包括政治學家張維為、經濟學家林毅夫等[36][37][38][39]。
歷史背景
中國在財政方面一直偏好稅收和通脹，到了毛澤東時期流行口號「新中國既無內債也無外債」[40]。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並發展了中華民國的戶籍制度，由公安機關登記、管理戶籍異動。戶籍制度將公民分為農業戶口與非農業戶口，兩者閒社會福利待遇差別巨大[41]。
在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後，1978年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開始對內改革，將「以階級鬥爭為綱」，調整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允許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外交方面對外開放，貫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停止革命輸出，奉行「無敵國外交」，尊重不同國家的主權層面權利和政治體制[42][43]。
模式特點
- 中國政府行政制度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各級政府人事任命由黨委組織部（公務員局），各級黨委等機構評議討論後，報請人民代表大會進行討論。具備效率高，組織化程度深等優點。但在政治自由方面，僅容許民主黨派參政議政[44]，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不在國家機構之列[45][46][47]，異見容忍度低，反對聲量小，為一黨制國家。依據《經濟學人》雜誌，2020年中國的民主指數為2.27/10，位列世界第151名、屬於「專制政權」[48]。
- 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國有及部分私有企事業單位設立黨委（政治局），實行黨委責任制，黨委書記（總書記）為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實際最高領導人。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各級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檢察機關、民主黨派、企事業單位與宗教團體等組織[49][50]。各大權貴家族和派系（如太子黨、上海幫、團派等）把持國家權力架構，壟斷主要行業，控制國家主要財富[21][22][23][51][52]。
- 各級行政及技術官僚在編制體系進行提名選舉。人員編制分為國家行政編制、事業編制、企業編制三大類。且有明確的等級晉升體系[53]。佔據政府，企事業單位機關之絕大多數非編制體系人員（編外人員）則視爲普通雇員，採取聘用制，不參與提名選舉，在晉升體系之外[54]。張維為稱為「選拔+選舉」（selection plus election）[55]。
- 原則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務員由國家公務員局進行管理，通過國家公務員考試進行錄用，納入編制體系[53]。各類編制原則上有不同的管理條例與規則[56]，但由於黨委責任制，各級官僚可在不同的編制體系隨時轉換與提名晉升，導致官場存在「買官賣官」的現象[57]與較爲嚴重的腐敗問題[58]。2020年中國在透明國際頒布的「腐敗感知指數」排名中位列世界第78名，且存在選擇性反腐[59][60]。
-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職能由監察委員會負責，與紀委合署辦公[61]。但因黨委責任制，實際監察工作由紀委領導，對非黨員官僚制約較弱，導致官場擁有大量「裸官」，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曾透露僅在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內，各級編制內有118萬名「裸官」，而據報道許多中央高層的親屬或子女移民海外，擁有外國綠卡甚至加入外籍[62][63][64][65]。
- 中國共產黨按照政治需求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內設置工作領導小組（例如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工作組直接向中央委員會負責，不受人大等國家機關制約。政治透明度較低，容易導致人為事故和安全生產事故（參見：中國礦難列表）。黨委責任制則導致各級官僚主要向黨委而不是人大負責，常刻意誇大經濟增長數據[66][67][68][69][70]，同時隱瞞或淡化責任事故（如歸咎於天災）[71][72][73][74][75]。
- 推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和集體主義[79][80]。不贊同西方普世價值，不支持西方的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反對司法獨立、三權分立等西方憲政體制[81][82]。
- 外交主要以利益至上，多不涉及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對於落後國家在基礎建設進行援助，以換取外交良好關係和自然資源，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陸接受了主要已開發國家的大量援助，以及香港、澳門、台灣等地的大量援助[83][84][85][86]。
- 存在嚴格的審查制度，限制言論自由和媒體出版，對於中央在大方向上的觀點主要出版物一般都表示贊同（如「黨媒姓黨」），以維持意識形態的大體一致和社會穩定。依據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2022年中國的新聞自由程度位列世界第175名[87]。依據自由之家，2022年中國總體自由指數得分為9/100、屬於「不自由」[88]。
對外影響
各界評價
- 2017年11月，美國《時代雜誌》以「中國贏了」作為標題[92][93]，並且史上首次加入以非英語的中文並列出現兩種文字的封面，撰文者伊恩·布藍默認為歐美到了該清醒的時候，事實上中國模式確實存在且有西方制度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否則無法解釋為何西方影響力這十多年的下降趨勢，尤其是一帶一路和亞投行事件讓許多歐美人猛然驚醒世界的變局。例如科技性和產業外移造成的職場動盪使西方與一些採用西方制度的開發中國家數億工人流離失所，問題無解，而中國利用其巨大的國營企業體制緩衝了職場動盪問題[92]。同時中國還將其土地國有的優勢利用到了極限，除了吸引眾多輕重工業導致短短20年內就達成高度工業化，同時超高速度的都市更新與高鐵、高速路建設，這都是西方國家永遠無法達成的，而更多移植美國制度的開發中國家五六十年努力都還比不上中國一個五年計劃的成果。
- 2017年10月，亞太經合組織貿易政策集團執行董事戴維·多德韋爾（David Dodwell）在《南華早報》發表文章《你怎麼看中國取決於你的立場》，認為事實勝於雄辯，太多採行西方制度的開發中國家經歷了二戰後半個多世紀，最後依然下場不好，甚至有民主普選的伊朗、敘利亞、俄羅斯現在還被歐美視為敵人在制裁，讓人無所適從，且作為一位英國人，「鑑於我們的民主制度從來沒有允許我們選擇自己的首相及其大臣們，我一直覺得難以說明我們占據了什麼優越的道德高地。」且最近十年來多數民眾沒有感受經濟增長，同時民主制度表現反常，老人照顧下降，財政惡化，相比於中國每年使一兩千萬人脫貧，幾千萬人蓋房買車，面對他們政府的越加自信，我們似乎也越來越難批評他們什麼。[94][95]
- 2017年，歐美的中國留學生開始大舉回國潮引發關注，超過8成留學生回國，其中不少原因是潛在性的種族歧視依然處處可見，以及經濟發展機會的天秤傾斜[96][97]；同年，美國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凱利曾表示「中國的制度顯然適合服務中國人民」，「美國不應論斷外國政權」釋放出降低對立信號。[98][99]
- 2010年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中國目前執行的制度其實是傳統儒家為主、法家為輔的儒法制度變形，皇權是壟斷的，但「官權」是向全社會開放，只要科舉考試考得好都可進入官場。只是傳統皇權轉變成現在的黨權，傳統的皇權以個人家族血統傳承驅動，黨則是一個意識形態組織，較大程度壓減了血統效果；皇帝不再需要姓同一個姓，可從較大人群範圍內遴選；也就是透過「開放的一黨制」達成內部多元性的競爭。[100][101]
- 2015年，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張維為認為西方媒體喜歡批評的貪汙問題、三農問題、裙帶資本主義、零星的族群矛盾問題，其實一大堆西方國家和開發中國家自己也不惶多讓，同樣很嚴重，卻拿出來評論別人，這與什麼制度根本無關，更多牽涉在社會富裕程度和社會文化進程，每個國家還是應該多多檢討自己少講別人。[102]而同時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開，習近平當選總書記上台後的大規模反腐，數十萬官員和公務員被處理，卻是太多國家甚至歐美自己做不到的，因為盤根錯節的選舉獻金和國會利益集團，制約了領導人的很多決心。
- 2019年，佤邦聯合黨總書記鮑有祥稱，通過對「中國模式」的模仿，佤邦經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103]
- 2017-18年，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認為，中國過去40年的高增長，來自於市場化、企業家精神和西方300年的技術積累，而不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因此「中國模式論」嚴重不符合事實，錯誤解讀將會對內誤導自己，自毀前程；對外誤導世界，導致對抗。[25][104][105]他認為，中國過去40年間的經濟高增長，獲益於經濟改革後的市場化，以及技術後發優勢提供的套利機會，而不是所謂的「中國模式」；近些年來被中共官媒極度吹捧的「中國模式論」，把中國近40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歸功於強力的政府干預和體量龐大的國有企業與現代化的產業政策相結合的「中國模式」。但這其實只是官方一廂情願的想法，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最終還「導致中國與西方的衝突」。[25]
- 2010年，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在《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一書中認為，中國仍然是基於私有產權與金融資本概念而發展。他認為，大陸改革開放的成功主要在於兩個關鍵，其一是加入了全球化市場，其二是採用了西方的金融技術；換句話說，大陸只是把西方人早在工業革命之後就開始的經濟發展，延後到1978年才開始而已。此外，雖然「中國模式」的說法源於西方提出的「北京共識」，但陳志武說，這並不代表西方學界面對大陸經濟發展成功後的心虛。他認為，有關大政府模式與市場模式的大討論，早在1930到1940年代就已展開，並已經有了結論，公認市場模式才是對的。陳志武表示，儘管大政府模式對一些國家早期的工業化是有幫助的，包括日本、台灣、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是如此。[106]
- 2010年，學者陳子明認為，「在整個二十世紀，毛澤東是開創「中國模式」的第一人」。陳子明進一步提到，「把「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模式」作為經濟快速發展的保證，是沒有任何事實根據的。我曾多次指出，在毛澤東推行「中國模式」的二十年間，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和恩格爾係數(家庭食物支出占消費支出的比重)這兩個指標的不進反退，中國大陸與台灣、香港、新加坡、韓國、日本的經濟發展水平拉開檔次，這是任何人都無法抹殺的事實。朝鮮至今還在堅持經典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正是它成為東亞地區經濟落伍者的原因。」[107]
- 2009年，《經濟學人》批評中國模式這個術語，意義含糊不清，沒有實質內涵。[108]
- 中國模式下，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為核心之一的政府目標，將GDP增長視為重要參照，失業率、通脹、環境污染、金融系統健康、勞工權利等方面一般作為低優先權考量。[109][110]基建為主的政府投資傾向，中國對政府投資的喜好大於居民消費[111][112]，雖然中國的高額增值稅帶來超越已開發國家的物價和低下的購買力，但中國政府極少承諾減稅和對居民直接返現。取而代之，中國流行口號「要想富，先修路」，強調政府投資的正面意義，相對於教育醫療，政府對公路，鐵路等基礎建設的投資具有特別興趣。發改委等機構可以越過市場控制價格，政府對盈利更高的公路項目的興趣大於下水道等「看不見」的工程，政府對於土地收入的興趣大於人民的財產等基本權利[113]。
- 中國領導人和官方媒體公開反對普世價值、三權分立、憲政等來自西方國家的價值觀和制度。[114][115][116]中國模式下，主權高於人權、穩定壓倒一切，許多地方政府暴力強制完成計劃生育政治指標。六四事件後，中國領導人相信「穩定」才能換來執政黨和社會的安定與發展，言論自由等公民權利與其衝突時，都必須被犧牲。嚴格的網絡限制和新聞媒體、影視作品的審查等。西方國家和日本認為中國政府曾試圖推行綠壩、WAPI等標準技術是為了加強網絡監控。[117][118][119][120]
- 外交上，中國以「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無條件貸款，西方國家認為大幅折損了其外交力量同時對世界發展不好，例如對辛巴威總統羅伯特·穆加貝和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希爾等政府貸款、債務減免和武器，以換取石油、礦產等資源[121][122][123]。同時採取重商主義的貿易產業政策，中國如日本韓國一樣相信貿易盈餘可以帶來經濟增長，實施出口退稅[124]，以維持出口型經濟[125][126]；有西方媒體批評貿易的公平性。
參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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