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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又稱法家思想、法家學說，指的是一種在中國歷史中提倡以法制國（有別於現代法治社會）的思想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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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起源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不過在當時並未有人稱這種學派為「法家」，到了西漢時期，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一書中將這一學派命名為「法家」。在《漢書·藝文志》中，列法家為「中國九流」之一。法家的理論體系成熟得很晚，但其淵源很早，源頭可往上追溯到夏朝時的「理官」。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被管仲、李悝、子產、吳起、商鞅、慎子、申子、樂毅、劇辛、李斯等一批學者大力發展，逐漸變為一個成體系的學派，並最終由戰國末期的韓非集大成。在漢朝時，漢朝官員們對法家學說加以收集、分類、總結，並讓這套思想成為漢朝治理國家的基礎。
法家治國的方式完全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以審視中國戰國時期的各類社會問題[1]。其實法家學說的創作者們沒有一個屬於最高層的統治階級，但他們仍然希望讓自己的思想被統治者所用。法家指出統治者如何有效組織和控制政府，使國家財富和領土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法家認為，要擴大疆域、增加財富，只能以君主專制，即統治者在其領域內的絕對個人權力，才能實現。
法家在戰國時期盛行的各種思想學派中脫穎而出[1]。依靠法家思想，商鞅在公元前360-338年期間，在秦國推行了商鞅變法。商鞅變法是秦國能統一六國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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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中國古代在中國興起的眾多思想思潮之一[2]。在春秋戰國嚴重的制度危機的背景下，產生了異常豐富政治思想，也被後世認為是百家爭鳴的年代[2]。
周代的社會將人分為兩大類：庶民和世襲貴族。世襲貴族效忠於地方上的封地統治者，並獲得官職和政治權力。封地統治者則對周天子效忠[3]。 周朝奉行禮和刑的原則，禮只對貴族適用，而刑只對庶民適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4]。
周代初始，周王根據個人能力、君臣關係和軍事實力，對政府保持嚴格控制。由於中央集權體制尚未發達，他們把權力通過分封制下放給諸侯[5]。 當周王無法再授予新的封地時，其勢力便開始衰落，而諸侯開始認同自己的地區而非中央[6]， 諸侯便開始了長期的分裂敵對關係。 貴族家族因其祖上的威望而變得非常重要，擁有巨大的權力[5]。
到了春秋時期（公元前771-476年），周朝的政治結構逐漸解體。周朝的世界陷入了對立的諸侯國之間、諸侯和臣下的貴族世家之間、貴族世家之間、貴族世家內部的對立支系之間的鬥爭中[2]。政治上，諸侯開始直接任命其國家官員，為其出謀劃策、管理國家。從鬆散的封建制度逐漸成就了一定的官僚化與中央集權[7]。致使世襲特權的衰落，並帶來「從上至下的社會改革」[8][9]。在公元前四世紀，各諸侯國一定程度實現中央集權，但彼此的爭鬥進而加劇，也就進入了戰國時期[2]。
在經濟上，鐵器的引入徹底改變了農業[10]。農業產量提高促進了荒地的開發和人口的增長，同時加速了城市化和經濟的商業化[2]。在軍事上，產生了弓弩等新技術以及新的軍事組織形式，使貴族式的戰車軍隊被農民應徵入伍的大規模步兵軍隊所取代，從而使戰爭的規模和複雜性急劇增加[7]。而在社會上，諸侯國中的世襲貴族部分為更廣泛的「士」所取代，而士族的地位主要取決於其能力，而非血統[11]。這些深刻的變化需要用新的方法來處理各種行政、經濟、軍事、社會和倫理問題。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大多與時俱進，各家各派都試圖以其思想，來實現社會政治的穩定[12]。隨著戰爭愈加血腥、有破壞性，在沒有足夠的外交手段來解決衝突的情況下，大多數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認識到，天下一統是實現和平與穩定的唯一途徑[13]。如何實現統一、穩定天下，便成為各家思想爭相探討的核心話題。法家對這個問題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答案，也因此成就了此意識形態的吸引力[2]。
一些主要的法家思想家，如商鞅，是其時代中重要的改革者。法家在行政和社會上多有創新，最願意摒棄過去規範，更務實，更注重結果[2]。另一方面，法家對傳統文化和道德持輕視態度，對接受過的士族批判的態度，贏得了相當大的敵意[2]。從長期來看，西漢時期司馬談的觀察似乎正確：法家方針在短期內非常有效，但從長期來看，吸引力就大打折扣[2]。相比之下，儒家學說通常被認為是中國的主要思想。儒家反對法律專制，雖然刑法最早在公元前6世紀，便已刻制在青銅器上[14]。對於儒家來說，經典是知識的來源[15]。 正統儒家多認為，組織上的細節不需由君主和大臣考慮，而應留給其下屬[16]，並希望臣屬制衡統治者[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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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認為法家起源於管夷吾[18]。管仲重視教育，其改革使國家直接在村級實行徵稅和經濟專制，並將行政責任從貴族轉移到專業官僚身上[19]。管仲輔佐齊桓公，在國內行政管理方面進行改革，包括戶籍登記、劃定國家內部的行政區、頒布法律，並將其抄錄下來，張貼在全國各地，供主公的臣民參考[1]。
從管仲的活動中，可以看出兩個主要特點[1]。第一，管仲的基本理念是，要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以達成齊桓公的稱霸的心願，需要一定程度的官僚專業知識。第二個特點是更徹底地背離了傳統的規範。管仲承認，有效統治不能僅依靠賢君作為道德楷模，而必須有賞罰和刑法。這與周朝封建結構的基本信念背道而馳，因為周朝的封建結構在此前希望通過貴族領袖人格魅力，以堯、舜的方式，僅以道德改造來實現有序統治。
在管仲之前，有學者認為[1]，普遍觀念是頒行法律，就等於君主承認自身德行有缺失，破壞統治合法性。管仲的法典以及齊國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刑法在社會中的作用受承認。而法的作用也是法家的重要支柱。雖然如此，管仲卻並非哲學家，也無意發展思想理論[1]。因此，現在通常認為商鞅、申不害、慎到及韓非四人為法家的代表人物[1]。
漢代列舉的十部法家典籍中，有兩部相對完整地傳世，另外兩部僅有極不殘缺的片段[2]。現存成書最早的是《商君書》，據稱為商鞅所著。商鞅是秦國的政治家、其變法改革導致了秦國崛起，成為周代大國[2]。《商君書》部分章節幾乎可以肯定是商鞅本人所寫，而另一些章節可能出自他的弟子和追隨者之手，但也有少數章節是在他死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後才著成的[20]。儘管如此，《商君書》的思想觀點相對一致，很可能反映了商鞅學派的思想[21]。
現存的第二本著作為《韓非子》，據稱為韓非所著。《韓非子》保存相當完好，漢代所列舉的五十五個章節均得以傳世[2]。關於全書是否為韓非所撰，仍有爭論。各章之間在文體和論證方式上的巨大差異，使不少學者懷疑《韓非子》為多人所作。另一方面，這些差異是反映了韓非思想的成熟過程，或是為了適應不同受眾，而且大多數篇章呈現出連貫一致的觀點，所以大多數篇章也可能確實出自韓非之手[22]。《韓非子》被認為在哲學上和文學上，都比《尚書》更有吸引力，在中國、日本和西方都有較多的研究[2]。
此外，有部分內容傳世的法家著作包括《申子》和《慎子》。其他幾部文獻在思想上契合法家思想，如《管子》中的數章。《管子》名義上由齊國改革家管仲（公元前645年）所著，但實際上是在公元前四世紀至二世紀之間產生的[2]。另一部著作為《呂氏春秋》，《呂氏春秋》雖為雜家作品，但收錄不少關於法家思想的篇章。（約公元前2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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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大意是說「法律政令具有懲惡揚善、確定權利義務歸屬、維護統治秩序等作用。」
齊國稷下學派慎到：立天子君也。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23]
管子偏向利用行政壟斷商業手段囤積財富。譬如，行政特許行業「官山海」，囤積居奇「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對外採用重商主義經濟戰略。齊國在管仲治理下，以增加國庫財富為目標，因為依管仲之見，一者，民眾貧困可使社會太平安分（貧困就會以食為第一要務，確保執政者地位），二者，國家需要大量錢財以購置兵車打仗。[24]
商鞅變法改變了戰國時代的秦國，因此常被譽為法家的首要代表人物。商鞅出身於魏國，但於秦國執政了大約二十年，期內徹底改變秦國[1]。商鞅變法的特點是實行中央集權、由政府管理經濟、創建新的稅收制度、實行度量衡（在當時非常重要）、加大擴軍強軍；而後世最強調的則是其實行的嚴酷刑法[1]。
為實現中央集權，商鞅進行土地改革。「開阡陌封疆」標準化地塊大小，建立國家授田制。「設相告以坐」建立連坐問責。「重市關之租」提升關卡收費和市場租金。「軍功爵」以軍功論爵位廢除世襲貴族。「平斗桶、權衡、丈尺」建立標準度量衡。
戰國時期人物韓非（著《韓非子》）匯聚了儒、道、法的「法」、「術」、「勢」三派思想，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韓非在儒家荀子的理論上，吸收了關於人性的簡介，認為人是「性惡」，進而他認為這種性惡，不但對普通人，就連親子間關係也是這種特質。韓非對道家老子《老子》也有所研究，能運用老子的無為等思想闡發自己的想法。韓非研究了各種法家學說後，總結出「法」、「術」、「勢」三者，缺一不可；主張君主必須配合運用此三者，並控制臣民的經濟獨立和人身自由，才能建立有效統治。[來源請求]
根據《史記》記載，韓非作為韓國公子，著書《韓非子》，因口吃、言語不流暢，未能當上官員，秦王政看了《韓非子》一書，極為讚賞，一心想要見韓非，韓非的同窗李斯當時是秦國大臣，設計迫其入秦國朝見，入秦後，韓非被李斯設局監禁，害死於獄中，故韓非一直沒有能參與什麼大政。
名家鄧析也曾被列入法家，《四庫全書》將其歸入子部法家類，其首倡「刑名之論」，操「兩可之說」，被視為玩弄巧辯之術，講究邏輯哲學，「刑名不一」，採取混淆概念，尋找司法、行政的漏洞，是法家的對手，後代大多把他們列入名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們作為伴生品，與主流法家一起推進了法家的發展。
秦朝李斯建立的郡縣制和君主獨裁的中央集權以侵略戰爭為目標，高稅收和重徭役。
意識形態掃蕩：先採用焚書坑儒消除過去的各種宗教哲學流派，之後上「行督責書」，漢武帝時代開始獨尊儒術，形成「表儒內法」（或「儒家法家化」）的中國王朝特色國體。
目前發現的最早考古證據，為湖北省雲夢縣雲夢楚王城大量出土的竹簡——雲夢秦簡——和「封泥印」，記錄了大量法條、判例、執行方法和執法經過，可能是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後流傳過來的，說明那時奴隸制和計劃經濟的國家形態。體現了秦漢時期的伍什連坐、奴隸制、「國家授田制」法條、法例。
商鞅變法土地制度問題：由於西漢的大儒董仲舒認為「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故中國學者堅持商鞅是私有化土地。而楚地出土的雲夢秦簡明確土地是不能買賣的，另一方面，《商君書》記載又與楚地的「秦律」竹間一致。
春秋戰國時期從未有組織或學派叫「法家」，而只是在西漢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命名「法家」。但往往所謂法家代表人物都由儒家培養出來。例如：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兩位學生韓非子和李斯都被歸類為法家。而孔子弟子、孔門十哲之一子夏在晉國西河地方辦學，培養很多法家代表人物例如李克、吳起等。
錢穆說：「魏文侯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傑。文侯實為春秋轉變戰國的一大關鍵。文侯手下有子貢弟子田子方，子夏及其弟子李悝、段干木，又曾子之子曾申的弟子吳起等。曾子、子游、有子等在積弱的魯國，只好講些儀文小節的禮，幸虧得李悝、吳起等在魏從事政治活動，始將儒道發揚光大。故孔子死後，儒家形成魯魏兩派......法家乃是從儒家出來的。儒家在初時只講禮，只講政治活動，到後來曾子等人卻退化來講儀文小節。但傳到魏國去的一派卻仍然從事政治活動，遂把儒家原來的宗旨發揚光大。通常總認曾子、孟子一派為後來儒家的正宗，其實就儒家的本旨論，法家毋寧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魯國的一支反而是別派。」[25]
中國古代對法家的評價，多認為其將人性的灰暗面描述的太過刻薄，而忽略人性的光輝面。
荀子乃戰國時期趙國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惡論。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生來是「惡」的，「其善者偽也」（偽，人為），須要「師化之法，禮義之道」，通過「注錯習俗」、「化性起偽」對人的影響，才可以為善。
荀子弟子韓非與李斯，變為法家重要人物，他們將儒家荀子重視的「禮」推進為「法」，以法制來威鎮士大夫與庶民。韓非同時也吸取了道家黃老之術，歸本於老子，講究無為，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
朱熹對法家之批判有二：
錢穆認為：「儒家在初時只講禮，只講政治活動，到後來曾子等人卻退化來講儀文小節。但傳到魏國去的一派卻仍然從事政治活動，遂把儒家原來的宗旨發揚光大。通常總認曾子、孟子一派為後來儒家的正宗，其實就儒家的本旨論，法家毋寧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魯國的一支反而是別派。」[25]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則認為：「從西周轉向秦朝，是中國另一次巨大的變局。在這次變局中，法家戰勝儒家建立了秦制，之後，這種儒表法裡的格局延續了兩千多年」「新文化運動值得反思的一點正在於搞錯了鬥爭的主要敵人，不應是「儒表」，而是「法裡」。」[29]，他還認為「當時沒有重點批判法家是重大失誤」[30]。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澤華認為，法家思想中充斥著鉗制言論自由、愚民弱民、極力維護君主獨裁、重農抑商、限制人口流動、對外侵略等一系列與法西斯主義相通的因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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