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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其他用法，請見「歷史 (消歧義)」。歷史（現代漢語詞彙，古典文言文稱之為史），指人類社會過去的事件和行動，以及對這些事件行為有系統的記錄、詮釋和研究[2]。歷史可提供今人理解過去，作為未來行事的參考依據，與倫理、哲學和藝術同屬人類精神文明的重要成果。歷史的第二個含義，即對過去事件的記錄和研究，又稱「歷史學」，或簡稱「史學」。隸屬於歷史學或與其密切相關的學科有年代學、編纂學、家譜學、古文字學、計量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和新聞學等，參見歷史學[3]。記錄和研究歷史的人稱為歷史學家，簡稱「史學家」，中國古代稱為史官。記錄歷史的書籍稱為史書，如《史記》、《漢書》等，粗分為「官修」與「民載」兩類。
歷史
| 上級分類 | 研究對象、連鎖事件、事件  |
|---|---|
| 話題方面 | 過去 |
| 研究學科 | 歷史學、史學史、historical game studies |
| 主題標籤 | history |
| Stack Exchange子網站 | https://history.stackexchang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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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歐文庫斯（1902）
廣義的歷史，泛指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和社會史[4]:380。不一定同人類社會發生聯繫。在哲學上，這種含義下的歷史稱為歷史本體，例如宇宙歷史、地球歷史、世界歷史、中國歷史等等。通常僅指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它是史學研究之對象；一般説來，關於歷史的記述和闡釋，也稱為歷史[4]:380。而狹義的歷史則必須以文字記錄為基礎，即文字出現之後的歷史才算歷史，在此之前的歷史被稱為史前史。又可以稱為人類史或社會史，而脫離人類社會的過去事件稱為自然史。一般來說，歷史學僅僅研究前者，即社會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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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含義在中文中最早僅用「史」一字來代表。甲骨文中「史」字與「事」相似，指事件。許慎《說文解字》說：「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便指出「史」的本意即記事者，是一人執「中」之象。近人金靜庵說：「保藏之檔案謂之中，持中之人謂之史。一指書言，一指人言。」，由此引申，則代表被史官被紀錄的事，換句話說，即所有被文字紀錄的過去事情。研究史的學問，稱史學。
「歷史」一詞出現較晚，在《三國志》裴松之注中，首次提到歷史二字[5][6]。《南齊書》中也提到這個名詞，是歷代史書之意[7]。明代嘉靖年間李廷機與葉向高編輯《歷史大方通鑑》，是中國第一本以歷史二字為名的書，袁了凡為此書寫的〈歷史綱鑑補引〉，解釋歷史是指諸史，也就是歷代史書之意[8]。
1895年，禮部侍郎于式枚在奏章中，提到歷史這個名詞，將它作為歷史事件之意[9]。1896年，皮錫瑞《經學歷史》出版，其中的歷史二字，也明確將它定位為歷史事件之意[10]。因此，在1890年代前後，歷史這個名詞在中國開始被明確當作歷史事件來使用。
明治維新後，日本學者為翻譯英語：History，譯為歷史二字，使其成為對應詞。1870年代成為流行用語。
1902年，光緒皇帝接受吏部尚書張百熙建議，頒佈〈欽定學堂章程〉，其中尋常小學課目中，有史學、輿地二項。張百熙派吳汝綸赴日本考察教育後，1903年，負責教育改革的張百熙、張之洞、榮慶向皇帝建議重訂學堂章程[11]。在重訂章程後，尋常小學依日本語改稱初等小學，而史學、輿地二科，則改稱歷史、地理。之後，歷史這個名詞在中國流行。
在歐美，多數語言的「歷史」一詞源出自古希臘語：ἱστορία（Historia），原義為「調查、探究、知識」，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的《歷史》（Historia）一書以此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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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歷史的含義和性質，有很多種不同的詮釋，以下列舉其中一些。
- 克羅齊說：「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12]
- 柯林武德說：「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13]
- 梁啓超：「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係，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也。」[14]
- 《大英百科全書》（1880年版）：「歷史一詞在使用中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含義：第一，指構成人類往事的事件和行動；第二，指對此種往事的記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實際發生的事情，後者是對發生的事件進行的研究和描述。」[2]
- 《蘇聯大百科全書》：「1、自然界和社會上任何事件的發展過程。宇宙史、地球史、各個學科史——物理史、數學史、法律史等均可列入這一含義。2、一門研究人類社會具體的和多樣性的過去之學科，以解釋人類社會具體的現在和未來遠景作為宗旨。」
- 錢穆說：「知道歷史，便可知道裏面有很多的問題。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話講得完。歷史終是客觀事實，歷史沒有不對的，不對的是在我們不注重歷史，不把歷史作參考。至少我們講人文科學方面的一切，是不該不懂歷史的。」[15]:146「歷史所以記載人事，故著史必首重紀事，次及傳人。而瞭解歷史最基本的開始，亦在明事變，知人物。於不斷的事變與人物之背後有時代。能知事變、人物與時代，此乃歷史學之初步入門，亦為歷史學之主要骨幹。事有成敗得失，人有賢愚忠奸，時代則有治亂興衰，教歷史者，首貴能於此分析指點，可以使學者長見識，增修養，此乃歷史教育最大之功能。」[16]
- 黃仁宇說：「盲目的恭維不是可靠的歷史，謾罵尤非歷史。」[17]:258
- 呂思勉說：「歷史上的事實，所傳的，總不過一個外形，有時連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們根據事理去推測他、考證他、解釋他。……從前論史的人，多說史事是前車之鑒。其意以為一件事辦好了，我們就當取以為法，摹仿他；一件事辦壞了，我們就當引以為戒，不可再蹈其覆轍。這話很易為人們所贊許，其實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們所謂相同，都不過察之不精，誤以不同為同罷了。事情既實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對付？……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實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識，總是他所知道的、記得的事情鑄造成功的。知道的、記得的事情一誤謬，其知識自然隨之而誤謬了。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歷史，倒還不重在知道的、記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矯正從前觀點的誤謬。矯正從前觀點的誤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講論，要容易明白些，有興味些。」[18]:488
- 汪朝光（原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長）說：「歷史是對過往發生的一切事物之探尋，凡過往發生之一切無不在歷史研究的範圍中。歷史的時間和空間既無限廣闊，歷史研究的主題亦然，可謂多彩多姿、無所不在，舉凡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思想、社會、人物等等，甚或自然、氣候、環境、疾病等等，都在研究範圍之中。當然，具體到每個歷史研究者的研究而言，總是有所限制，有所強調，有所重點，但又不能太過局限。」[19]:xiii
- 連浩鋈（原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說：「在現實生活中，任何事情發生後就成為歷史，不會復現。……其實，歷史現象頂多相似，但不會相同，因為每一個在歷史長河中流過的現象都是獨一無二的。歷史不可能重演，我們只能嘗試去理解它的變遷。」[20]:9
歷史並不是歸類於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中，而是其間的橋梁，合併了兩大領域的研究方法。一般來說，史學家通過研究各種書面文字但並不局限於此，努力並嘗試解答和歷史有關的問題。歷史知識的原始資料分為三種：文字記載的、口頭流傳的、保留下來的歷史遺蹟，通常歷史學家會綜合三種方法進行研究，而文字記載經常被作為強調的重點，因為它普遍紀錄了發展的時間。這種強調引申出了一個新領域，史前史，也可稱為史前學，研究的是沒有書面紀錄的那一個時期。由於世界各地文字出現的時間各不相同，所以史前史和歷史的主要區別是根據具體的論題而決定。學者們為了易於研究，根據過去人類的範圍將其劃分為不同的階段。劃分過去的方法繁多，包括按年代分類，按文化習俗分類，按不同主題分類。這三種分類經常會有重疊，比如「阿根廷的勞工運動的演變，1930-1945」。
儘管歷史研究傾向於一些專門的地點、時間和主題，歷史學家也同時會關心其他普通的一些內容。而對於其他人來說，歷史已經成為一個非常普通的詞語，就是研究過去人類的所有事情，甚至於現在更興起了一門所謂的廣義歷史。過去研究歷史都是為了應用或者理論的目的，而現在還多了一條：那就是對人類過往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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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在自己的時代背景下寫作，並考慮當前如何解釋過去的主流思想，有時是為自己的社會提供經驗而寫作。 用貝內德托·克羅齊的話來說，「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
通過敘述和分析與人類有關的過去事件，通過形成「過去的真實話語」來促進歷史發展。[21]歷史的現代相關學科致力於這種論述的制度化生產。所有以某種真實形式記憶和保存的事件均構成歷史記錄。[22]歷史論述的任務是找出最有用的資料來源，以便對過去作出準確的說明。因此，歷史學家檔案的構成是通過使某些文本和文檔無效使用（通過偽造它們來代表「真實的過去」），而限制了更為普遍的檔案。歷史學家的作用之一就是巧妙、客觀地利用過去的大量資料，這些資料通常都是在檔案中找到的。創造敘事的過程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沉默，因為歷史學家會記住或強調過去的不同事件。
歷史研究有時被歸為人文的一部分，有時被歸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它也可以被看作是這兩個領域之間的橋梁，結合了兩者的方法論。一些個人歷史學家強烈支持其中一種分類。[23]
在20世紀，法國歷史學家 費爾南·布羅代爾通過使用經濟學，人類學和地理學等外部學科，使歷史學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傳統上，歷史學家以書面形式或通過口述傳統記錄過去的事件，並試圖通過研究書面文件和口頭陳述來回答歷史問題。從一開始，歷史學家就已經使用了諸如紀念碑，題詞和圖片之類的資料。但寫作是區分歷史和過去的標誌。
考古學是一門特別有助於處理埋藏的遺址和物體的學科，這些遺址和物體一旦出土，將有助於歷史的研究。 但是考古學很少獨立存在。它使用敘事來補充其發現。但是，考古學是由一系列獨立於歷史的方法論和途徑構成的。也就是說，考古學並不是在文本資料中「填補空白」。事實上，「歷史考古學」是考古學的一個特定分支，經常將其結論與當代文獻資料相比較。例如，馬克·利昂，美國歷史的挖掘者和口譯員，已經試圖理解文本文件與材料記錄之間的矛盾，儘管目前書面文件中固有「自由」意識形態，但通過研究整個歷史環境，證明了奴隸的擁有和財富的不平等現象仍然存在。
歷史的組織方式有多種，包括按時間順序，文化，按地區和按主題排列。 這些劃分不是相互排斥的，並且經常存在重要的交叉點。儘管現代趨勢已趨向於專業化，但歷史學家可能會同時關注非常具體和非常普遍的問題。被稱為大歷史的領域抵制這種專業化，並尋找普遍的模式或趨勢。 歷史的研究通常是出於某些實際或理論，但也可能出於簡單的求知慾而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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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是世界各地人類過去經驗的總和，而且這些經驗主要是透過文字的方式保存下來。相對而言，史前是指一地區已有人類產生，但還沒有出現文字的時代。藉由研究當時的繪畫、素描、雕刻或其他工件，可以在沒有文字記錄的情形下得到一些當時的資訊。自從二十世紀起，研究者開始重視史前的研究，以免歷史研究隱性的排除一些特定的文明，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前哥倫布時期的美洲。在西方的歷史學家不成比例的專注在西方世界的研究[24]。1961年時，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認為：
當歷史和史前的分界線交叉時，人們不再只活在現在，也對其過去和未來產生了興趣。歷史開始於對傳統的傳承，而傳統代表著將過去的習慣及經驗教訓帶到未來。過去的歷史是因為為了要造福子孫後代而開始保存[25]。
此定義下的歷史，也包括一些當時沒有文字記錄，但對歷史有強烈興趣的民族，像在和歐洲人接觸之前的澳大利亞原住民及紐西蘭的毛利人，雖沒有文字記錄，但用口傳歷史的方式將歷史傳給下一代。
以歷史為認識對象所形成的一門學問，叫史學或歷史學，也可以用「歷史」一詞代表。歷史學的本質其實是把實際發生的事件轉換成以意念和文字形式存在的歷史的過程和方法。關於歷史學的目的和方法的研究探討，在西方屬於歷史哲學的範疇，歷史哲學的出現和發展，意味著歷史學從單純的歷史紀錄發展成為對歷史的解釋和對歷史規律的探求階段。一開始，歷史哲學僅僅關心如何改進歷史研究的方法，但認為被研究和記錄的歷史就是真實的歷史。在新康德主義和新黑格爾主義的影響下，人們對自身的認識過程有了重新的理解，哲學家開始重新定義歷史學。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提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命題，認為往事只有在當代人生活中發揮作用才成為歷史，否則是「死的歷史」，即編年史。因此，同樣的歷史在不同的時期會被不斷的改寫。英國哲學家柯林武德又進一步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即歷史是歷史學家思想的反映，不僅因時代而異，也因人而異。而唯物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歷史事件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則是歷史學家主觀對客觀的歷史事件的認識。由於人主觀的局限性，對客觀的歷史事件的認識是有限的，主觀的認識不能完全符合客觀的歷史，因此只有不斷改進逐漸逼近，這一過程同自然科學的過程一致。這種歷史學稱為「歷史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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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編撰學（英語：historiography）具有許多相關的含義。首先，它可以指代歷史的產生方式：歷史方法和實踐發展的故事（例如，從短期傳記敘事轉向長期主題分析）。其次，它可以指所產生的東西：特定的歷史著作（例如，「 1960年代的中世紀史學」是指「 1960年代的中世紀歷史著作」）。第三，它可以指代產生歷史的原因：歷史哲學。作為對過去描述的元分析，第三個概念可以與前兩個概念相關，因為該分析通常集中在敘述、解釋世界觀和證據的使用或其他歷史學家的陳述方法。專業的歷史學家們還爭論著是否可以將歷史作為一個連貫的敘述或一系列相互競爭的敘述來教授的問題。 [26][27]
 歷史基礎方法
歷史學家在現代工作中使用以下問題： 前四個問題被稱為歷史批評，第五個問題被稱為文字批評，外部批評和內部批評都涉及到消息來源的問題。內部批評中的「第六次也是最後一次詢問」是指對消息來源的最後一次確認。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事件時，需要對消息來源進行仔細的分析和評估，以確保其內容的可靠性和準確性。同時，歷史學家還需要考慮消息來源的背景和意圖，以便更好地理解歷史事件的真實含義和影響。因此，對消息來源的評估和分析是歷史學家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史學方法是歷史學家進行研究和書寫歷史的技術和指南。其中，第一手資料和其他證據是不可或缺的。
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羅多德（公元前484年-公元前425年） [28]通常被譽為「歷史之父」。 然而，與他同代的修昔底德（約前460年–前400年）憑藉他的作品《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成為了首個用完備的歷史方法研究歷史的人。 修昔底德與希羅多德不同，認為歷史是人類的選擇和行動的產物，並著眼於因果關係，而不是認為歷史是神聖干預的結果（儘管希羅多德並不完全致力於這個想法）。[28]在他的歷史方法中，修昔底德強調年代學、名義上中立的觀點、以及人類世界是人類行動的結果。 希臘歷史學家也認為歷史是周期性的。[29]
希波的奧古斯丁在中世紀初期對基督教和西方思想產生了影響。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通常通過神聖或宗教觀點來研究歷史。1800年左右，德國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黑格爾在歷史研究中引入了哲學和更世俗的方法。
在1377年的著作《歷史緒論》序言中，阿拉伯歷史學家和早期社會學家伊本·赫勒敦指出了歷史學家經常犯下的七個錯誤。在他的這段批評中，他認為過去是陌生的，需要解釋。伊本·哈爾敦的獨創性在於聲稱另一個時代的文化差異必須支配對相關歷史材料的評價，區分可能嘗試進行評估的原則。最後，除了理性原則之外，還需要經驗，以便評估過去的文化。伊本·哈爾敦經常批評「懶惰的迷信和不加批判地接受歷史數據」。結果，他將科學方法引入了歷史研究，並且經常將其稱為他的「新科學」。[30]他的歷史方法也為觀察國家、傳播、宣傳和系統性偏見在歷史上的作用奠定了基礎[31]，因此他被認為是「史學之父」 [32]或「歷史哲學之父」。[33]
在西方，歷史學家在17和18世紀發展了現代史學方法，尤其是在法國和德國。1851年，赫伯特·斯賓塞總結了這些方法：
從我們歷史遺蹟的連續層級中，他們（歷史學家）勤奮地收集所有色彩鮮艷的碎片，像孩子們一樣，在他們閃閃發光的採集物上撲向所有奇特、閃閃發光和使人輕笑的事物；同時，在這種毫無價值的殘骸中繁衍的智慧之脈被完全忽略了。貪婪地堆積著大量的垃圾，而那些本應被挖出並可能被熔煉成黃金真相的富礦卻被遺棄和未謀求。[34]
斯賓塞所說的「富礦」是指科學的歷史理論。 同時，亨利·巴克爾表達了歷史成為科學那一天的夢想：
關於自然，已經解釋了其顯然是最不規則和反覆無常的事件，並證明這些事件符合某些固定和普遍的法律。這樣做是因為有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有耐心、不懈思索的人已經研究了這些事件，以期發現事件的規律性，如果對人類事件進行類似的處理，我們完全有權期望得到類似的結果。[35]
與巴克爾的夢想相反，對方法影響最大的19世紀歷史學家在德國成為利奧波德·馮·蘭克。 他將歷史限制為「真正發生的事情」，從而使該領域遠離科學。對於蘭克，應仔細收集歷史數據，進行客觀檢查並結合嚴格的要求。但是，這些程序「僅僅是科學的前提和前提。科學的核心是尋找被檢查數據的順序和規律性，並制定關於它們的概括或定律。」 [36]
正如像蘭克這樣的歷史學家以及許多追隨他的追隨者追求「不」，歷史不是科學。 因此，如果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鑑於他實踐手工藝的方式，就不能認為這是一門科學，我們必須信服他。如果他沒有在做科學，那麼，無論他在做什麼，他都不會在「做」科學。因此，傳統的歷史學家不是科學家，按照慣例，歷史也不是科學。[37]
在20世紀，學術歷史學家較少關注史詩般的民族主義敘事，而這些敘事往往傾向於美化國家或偉人理論，對社會和知識力量進行更為客觀和複雜的分析。 20世紀歷史方法論的一個主要趨勢是趨向於將歷史更多地視為一種社會科學而不是一種藝術，傳統上就是這樣。 作為社會科學的歷史學的主要倡導者是各種各樣的學者，其中包括費爾南·布勞岱爾、埃馬紐埃爾·勒魯瓦·拉迪里、漢斯-烏爾里希·韋勒、羅伯特·福格爾、呂西安·費夫爾、勞倫斯·斯通。 作為社會科學的許多歷史倡導者因其跨學科的方法而受到關注。布勞德爾將歷史與地理相結合，布萊克爾將歷史與政治學相結合，福格爾將歷史與經濟學相結合，將同性戀歷史與心理學相結合，將觸發歷史與考古學相結合，而韋勒，布洛赫，菲舍爾，斯通，弗弗爾和勒羅伊·拉杜里則以不同的方式將歷史與社會學融合在一起，將地理，人類學和經濟學也一起融合。然而，這些多學科方法未能產生歷史理論。迄今為止，只有一個歷史理論來自於專業的歷史學家。[38] 我們有其他領域的專家撰寫（例如，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 最近，數字史學領域開始研究使用計算機技術對歷史數據提出新問題並產生數字獎學金的方法。
一些反對把歷史當作社會科學的歷史學家，如休·特雷弗-羅珀、約翰·盧卡奇、唐納德·克萊頓、格特魯德·希梅爾法布和格哈德·里特，認為歷史學家工作的關鍵是想像的力量，因此主張將歷史理解為一門藝術。與年鑑學派相關的法國歷史學家介紹了定量歷史，使用原始數據來跟蹤典型個體的生活，並且在文化史的建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參見histoire desmentalités）。知識史學家，例如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恩斯特·諾爾特和喬治·摩斯等思想史學家都主張思想在歷史中的重要性。受民權時代的激勵，美國歷史學家關注的是以前被忽視的種族，種族和社會經濟群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時代出現的另一種社會歷史流派是「日常生活史」 （Alltagsgeschichte）。Martin Broszat，Ian Kershaw和Detlev Peukert等學者試圖研究20世紀德國，特別是納粹德國時期。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例如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愛德華·帕爾默·湯普森、Rodney Hilton、Herbert Aptheker、Arno J. Mayer和克里斯多福·希爾試圖驗證馬克思的理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歷史。為了回應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解釋，諸如FrançoisFuret，Richard Pipes，Roland Mousnier，亨利·阿什比·特納和羅伯特·康奎斯特提供了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解釋。女權主義者歷史學家，例如Joan Wallach Scott，Natalie Zemon Davis，Sheila Rowbotham，Elizabeth Fox-Genovese和Lynn Hunt都認為，研究過去女性的經驗很重要。近年來，後現代主義者質疑歷史的有效性和歷史研究的必要性，因為所有歷史都基於對來源的個人解釋。Richard J. Evans在1997年的著作《捍衛歷史》中捍衛了歷史的價值。 後現代主義批評的另一種歷史辯護是澳大利亞歷史學家Keith Windschuttle 1994年出版的《歷史的殺戮》。
今天，大多數歷史學家開始在物理或數字平台上的檔案中進行研究。他們經常提出一個論點，並用他們的研究來支持它。 約翰·H·阿諾德提出歷史是一個爭論，這創造了進行變革的可能性。諸如Google之類的數字信息公司，引發了有關網絡審查在信息訪問中的作用的爭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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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認為，社會從根本上是由任何給定時間的「物質條件」決定的——換句話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為了滿足基本的需要，例如吃飯、穿衣、住房，以及維繫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家庭。總體而言，馬克思和恩格斯聲稱已經確定了西歐這些物質條件發展的五個連續階段。[40][41]馬克思主義史學曾經是蘇聯的正統思想，但自從1991年蘇聯的共產主義垮台以來，米哈伊爾·科羅姆說，其已經衰退到了學術領域。[42]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歷史的產生是有偏見的，因為歷史上的事件和已知事實可以用多種方式來解釋。康斯坦丁·法索特認為，歷史通過沉默本身的實踐與政治聯繫在一起。[43] 「關於歷史與政治之間聯繫的第二個共同觀點是，歷史學家經常受政治影響。」米歇爾-羅爾夫·特魯洛的說法，歷史過程植根於檔案中，因此沉默或被遺忘的歷史部分可能是敘事策略中有意組成的部分，它決定了如何記住歷史領域。[44] 歷史遺漏可以多種方式發生，並且可以對歷史記錄產生深遠的影響。信息也可以有意排除或意外遺漏。歷史學家創造了多個術語來描述省略歷史信息的行為，包括：「沉默」，[44]「選擇性記憶」，[45]和「擦除」。[46] 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家格達·勒納將她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涉及婦女及其成就的歷史遺漏上，她解釋了這些遺漏對少數民族的負面影響。[45]環境歷史學家威廉·克羅農提出了三種方法來消除偏見並確保真實準確的敘述：敘述不得與已知事實相牴觸，它們必須具有生態意義（特別是針對環境歷史），發表的著作必須經過學術界和其他歷史學家的審查才能確保問責制。[46]
- 革命史觀
- 全球史觀
- 現代化史觀
- 文明史觀
- 環境史觀
- 人文史觀
- 唯物史觀
中國是世界上書載歷史的傳承最完備的國家，其對歷史的記錄不僅時間長，而且內容精確詳細。中國歷史自傳說中的黃帝以來已經有4千多年，而自西周共和時代（前841年）以來歷史記錄精確到年，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以來則精確到月日。中國的歷史記錄也被稱為史或史書，分為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等不同體裁。與西方文明中的歷史學不占據主流地位相反，中國將史列為四種基本學科分類「經、史、子、集」之一（清紀曉嵐等，《四庫全書》）。[3]魁奈說：「歷史學是中國人一直以其無與匹倫的熱情予以研習的一門學問。沒有什麼國家如此審慎地撰寫自己的編年史，也沒有什麼國家這樣悉心地保存自己的歷史典籍。」[47]
原始社會中人類沒有文字，只能通過諸如結繩記事和口傳等方法作記錄，一些歷史的痕跡通過「傳說」保存了下來，例如中國上古傳說「黃帝戰蚩尤」、「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等。國家出現後，則開始有掌管祭祀的「巫」，他們同時兼任記錄時事、起草公文和掌管文書等相關職能，可以說是最早的史官。之後隨著國家職能的不斷演進與發展，出現了職能獨立的史官，專門記錄歷史事件，掌管典籍。在這個時期，中國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史書《尚書》，內容是歷代政治文件彙編，並無特定的歷史記錄體裁。從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起，中國有了按年記載的編年史，從此有了連續不斷的歷史紀錄，而且差不多每年都有史可查。這在世界各國範圍內也是極其罕見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史學家如孔子（編訂《春秋》）和左丘明（著《左傳》）等重視人類社會活動，從而使歷史基本擺脫了神學和宗教的影響。[48]
西漢時司馬遷撰寫了《史記》，創建了紀傳體的歷史記錄體裁，《史記》的規模在當時世界範圍內是空前的。之後東漢班固著《漢書》，延續發展了《史記》的體例，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這兩部歷史著作，奠定了中國古典史學的基礎，後來的歷史學家沿用《史記》和《漢書》的體裁，將各個朝代的歷史彙編成書，組成了「二十四史」。除斷代史之外，唐宋期間中國還出現了通史，如唐末杜佑的《通典》，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其中《資治通鑑》是敘事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編年體通史，是中國史學史上的奇葩。[48]
西方的歷史學開始於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作家希羅多德在《歷史》（又名《希波戰爭史》）一書中記錄了希臘與波斯之間的希波戰爭，歷史從此自神話和文學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學科。希羅多德也因此被羅馬哲學家西塞羅稱為「史學之父」。但希羅多德的記錄中真實事件與虛構事件混雜，並不是純粹的歷史。20多年後古希臘人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治學態度嚴謹，歷史記載翔實，才是西方第一部「信史」。前2世紀，希臘歷史學家波里比阿在《通史》（又名《羅馬史》）中記錄了前218年至前146年73年間羅馬帝國周圍地中海沿岸各國、各民族的歷史，是第一部「世界」通史。[49]
歷史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主要考慮人類歷史的最終意義。更進一步的，它考慮人類歷史的可能的目的論的結局。換句話說，它追問人類歷史的過程中是否存在著一個設計，目的，指導原則或是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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