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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1928年10月23日—），字長庚[3]，湖南長沙人，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電機工程師及政治人物，原正國級領導人，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曾任第十四、十五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2—2002）、國務院副總理（1991—1998）、國務院總理（1998—2003）等職務，是江澤民執政時期的第二位中央政府首腦。
| 朱鎔基 | |
|---|---|
 2000年10月攝於韓國 | |
.svg){kind=small} 第5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 |
| 任期 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
| 任期 1998年3月17日—2003年3月16日 | |
| 副總理 | 李嵐清（常務）、錢其琛、吳邦國、溫家寶 |
| 秘書長 | 王忠禹 |
| 前任 | 李鵬 |
| 繼任 | 溫家寶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 | |
| 任期 第十四、十五屆中央委員會 | |
| 任期 1992年10月19日—2002年11月15日 | |
| 總書記 | 江澤民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 |
| 任期 第七、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
| 任期 1991年4月8日—1998年3月17日 | |
| 總理 | 李鵬 |
|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 |
| 任期 1993年7月2日—1995年6月30日 | |
| 總理 | 李鵬 |
| 前任 | 李貴鮮 |
| 繼任 | 戴相龍 |
| 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書記 | |
| 任期 1989年8月1日—1991年4月13日 | |
| 副職 | 自己（書記兼市長） |
| 前任 | 江澤民 |
| 繼任 | 吳邦國 |
| 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 | |
| 任期 1988年4月25日—1991年4月29日 | |
| 書記 | 江澤民 → 自己 → 吳邦國 |
| 前任 | 江澤民 |
| 繼任 | 黃菊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字 | 長庚 |
| 出生 | 1928年10月23日 中國湖南省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 |
| 籍貫 | 湖南長沙 |
| 民族 | 漢族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1949年10月—1958年1月開除、1978年至今） |
| 配偶 | 勞安（1956年結婚） |
| 兒女 | 朱雲來（子）、朱燕來（女） |
| 父母 | 父：朱寬樹[1] 母：張氏[2] |
| 居住地 | 北京市 |
| 母校 | 國立清華大學 |
| 職業 | 政治家 |
| 專業 | 電機工程 |
朱鎔基出生於湖南長沙縣，是明朝開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八子岷莊王朱楩的後裔，自幼父母雙亡[4]，1947年於湖南省立第一中學（今長沙市第一中學）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在清華期間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1948年12月參加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大學畢業後，進入當時的東北人民政府和國家計劃委員會工作，擔任副處長、領導秘書等職務。1958年起，在整風、反右、文革等陸續到來的政治運動中遭到衝擊，被開除黨籍。此後，朱鎔基擔任過國家計委業餘幹部學校教師、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並被下放到湖北襄樊的「五七」幹校參加勞動，直至1975年回到北京，返京後，在石油工業部下屬企業從事技術工作。
1978年恢復黨籍後，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及新設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任職，官至國家經委副主任。1987年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江澤民於1989年升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朱鎔基兼任上海市委書記。1991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並在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8年3月，接替十年任期屆滿的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於2003年3月卸任後離休。此外，朱鎔基還擔任過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院長等職務。2003年退休後，生活低調，偶爾在國家重要會議和慶典場合以及高校露面。2009年起，陸續整理其擔任地方及國家領導職務期間回答記者提問和講話內容成書並出版《朱鎔基答記者問》。朱鎔基自幼酷愛京劇，退休後也為之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
朱鎔基是中國高層內部較為熟悉經濟工作的領導幹部，其在經濟領域工作逾半個世紀，經驗豐富，加上其思維敏銳、雷厲風行、敢言敢為和要求嚴格的特質與個性，使其主導的經濟工作多被高效推進並卓有成效，如80年代末期的上海浦東開發開放、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分稅制改革、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房地產泡沫和金融體制改革等。出任總理後，他推行國家行政部門精簡、國有企業改革、打擊走私等工作，並推動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位期間政府運轉高效，也因個別政策的施行造成巨量國有企業工人下崗近千萬計的人口生活艱辛；住房市場化、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導致的住房難看病貴孩子上學貴；農民負擔在他當政期間普遍超重，甚至多地激起農民運動暴力抗爭，對社會形成一定負面影響，也使朱鎔基所領導的行政團隊受到指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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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23日，朱鎔基出生在湖南省長沙縣安沙鎮和平村棠坡[6][7]。
朱鎔基早年在朱氏家族興辦的時中學校讀書。1947年，朱鎔基自湖南省立第一中學畢業，在上海考入國立清華大學電機系。[8]入學後便參加學生運動，先後出任班長、學生會主席。[8]1948年12月參加了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9]194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8]。
1951年自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本科畢業，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擔任生產計劃室副主任。[8]當時，計劃處處長先是柴樹藩，後是袁寶華[10]。
1952年12月，東北人民政府撤銷後，作為100餘名「地方支援中央」的幹部之一，既懂經濟又有工作經歷的朱鎔基隨馬洪、安志文等人來到國家計委工作。[9]在國家計委，朱鎔基起初擔任燃料動力局的組長，負責管電。1954年到工業綜合局擔任組長，負責綜合處工作。隨後任國家計委主任辦公室副處長，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的秘書。後來，因張璽患癌症，朱鎔基乃同時兼任國家計委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負責人，擔任國家計委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副處長[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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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國共產黨開展整風運動。據朱鎔基後來在市長競選演講中介紹，當時實行「大鳴大放」，同事們說朱鎔基是國家計委黨組領導的秘書，一定要他帶頭向黨組提意見，於是朱鎔基就在局裡做了簡短講話，當年10月份以前，大家都認為朱鎔基提出的意見不錯，但到10月份以後，隨著反右運動的展開，大家說朱鎔基的意見要重新考慮，到1958年1月便將朱被打成「右派」。[9]但是，由於領導器重，此時對朱鎔基的處理非常寬，他僅被撤銷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並開除了中國共產黨黨籍，下放農場勞動改造[9]。
在1958年打成右派之後的一兩年內，朱鎔基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教數理化。[9]後來，朱鎔基恢復工作，在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業處工作，擔任工程師，直到1969年。[9]國家計委黨組始終沒有將朱鎔基下放[10][11]。
從1970年至1975年，朱鎔基在位於湖北襄樊的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勞動了五年。[9]五七幹校是一個集體農場，處在農村，朱鎔基由此有了對農村的了解、對勞動的體會。在這五年內，朱鎔基種過小麥、棉花、水稻，放過牛、羊，養過豬，當過炊事員[10][11][12]。
1975年後，朱鎔基回到北京，當時其關係仍在國家計委，但被分配至位於河北廊坊的石油工業部管道局電力通訊工程公司工作，先後任辦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師。[9]朱鎔基帶領一支徒工隊伍，從爬電線桿開始培訓，直到能夠安裝22萬伏高壓線和11萬伏變電站。這段時間有兩年多一點，使朱鎔基有了一點基層工作經驗[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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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朱鎔基被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室主任。[9]不久，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糾正了錯劃朱鎔基為右派的問題，同時恢復了朱鎔基的中國共產黨黨籍，恢復了朱鎔基的職務。[9]這時，袁寶華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康世恩任主任，要朱鎔基回國家經委工作，因為國家經委實際是從國家計委分出設立。
1979年至1982年，朱鎔基任國家經委燃料動力局處長、綜合局副局長。[9]1982年，新的國家經委成立後，朱鎔基開始擔任國家經委委員兼技術改造局局長。[9]1983年，朱鎔基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黨組成員。1985年，擔任國家經委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直到1987年初赴上海任職。[9][10][11]在國家經委工作期間，1984年出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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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11月1日，朱鎔基在中共十三大上當選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同年12月調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9]1988年4月25日，任上海市市長。[9]1989年8月，在江澤民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升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仍然兼任市長直至1991年上調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9]
在任期間，他由於關注民生疾苦，強調幹實事不擺花架子，妥善解決了「菜籃子」、交通、住房三大民生工程，得到上海市民讚賞，同時，他倚重法製鐵腕治吏，重典治亂、高壓反貪，颳起「廉政風暴」；大刀闊斧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領導傳統工業「金蟬脫殼」「返老還童」；大膽推出財權、事權下放等一系列改革舉措，強力推行「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的「高效廉潔政府」人送外號朱一敲；堅持「上海經濟同世界經濟接軌」的理念，拍板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推動浦東開放開發。[14]《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收錄了他在1989年六四民運時期的講話，當時朱鎔基聲稱上海不同於北京，拒絕出動軍隊[15]避免矛盾激化。
受六四事件影響改革開放陷入停滯之時，朱鎔基頂住當時國內外的質疑改革的重重壓力，向鄧小平及中央努力推動浦東開發開放，並親自參與主持管理，因而贏得了廣泛的尊敬，也獲得了鄧小平的賞識，浦東開發開放也在1990年得到了國務院的批准得以實施，在1949年6月被關閉的上海證券交易所也在朱鎔基主政上海期間的1990年11月26日重新開辦成立。[16]從1988年到1994年，鄧小平每年都帶家人到上海過春節，一共在上海過了7個春節。朱鎔基任內年年接待過(1988年到1991年)。[17]1991年2月18日，農曆大年初四的上午，已經退休的鄧小平登上新錦江大酒店41層的旋轉餐廳，對身邊的朱鎔基說「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即「三個一點」。[17]
受到「三個一點」鼓舞，朱鎔基稱1991年是個「改革年」，還借用三國時期曹操的話說：「何以解憂，唯有改革。」為此，朱鎔基被保守派暗喻為「中國的戈巴契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17]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刊登一組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提出推進改革，實行市場經濟。這組評論的主要作者是周瑞金，支持者則是朱鎔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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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8日，全國人大七屆四次會議補選朱鎔基為國務院副總理，[19]併兼任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成為副國級領導人。[19]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南巡後，姓資姓社爭論中中共改革派的勝局已定。1992年6月，朱鎔基兼任國務院經濟貿易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1992年10月19日，時年64歲的朱鎔基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從原來的中央候補委員跳過中央委員、直接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成為正國級領導人，被視為破例提拔。[19][11]
1993年3月29日，在全國人大八屆一次會議上，朱鎔基被任命為排名第一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任黨組副書記，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協助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領導中國經濟決策。同年6月，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一直兼任至1995年6月。[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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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剛就任副總理的朱鎔基趕赴東北三省，親自坐陣，現場清欠。他提出注入資金、壓貨掛鉤、結構調整、扼住源頭、連環清欠等一整措施，只用了26天，就基本解決糾結最深的"三角債"。[20]
1993年下半年，一路高歌猛進的海南房地產熱開始了。6月2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發表講話，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21]次日，國務院發布《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銀根全面緊縮。[22]
1994年，朱鎔基一口氣推出財稅制度、金融體制、投資體制、企業制度、住房制度、物價體制六個方面的改革。財稅制度上推行「分稅制」，使中央取得財政收入的大部分，地方只拿到小部分。
銀行改革的目的是使銀行不再是官員和官商的提款機，把銀行專業化，成立政策性銀行承擔政策貸款的任務，建立現代銀行制度。人民幣匯率和國內物價取消雙軌制，和市場接軌，消滅官員利用特權的尋租空間。這些強力推行改革使得朱鎔基在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之時，優秀的政績及強硬的作風，備受國內外讚揚，也就因此被冠以「經濟沙皇」的名號。[23]
1997年9月19日，69歲的朱鎔基在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黨內排名由第五上升為第三，僅次於江澤民和李鵬。1998年，朱鎔基兼任國家科技教育領導小組組長。1998年3月，朱鎔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接替十年任期屆滿的李鵬出任國務院總理，任至2003年3月，是江澤民任職中共中央總書記和第三代領導核心時的第二位政府首腦[24][25]。[19]1998年4月，兼任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1998年5月兼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11]
朱鎔基在副總理和總理任內大力提拔具有金融才能的王岐山，先後任命他出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中國建設銀行行長、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等財經要職，被視為王岐山仕途上的一大恩師。除此之外，樓繼偉、周小川等一批有著真才實學和能力的官員均受到其提拔和重用。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受其波及廣東損失為中國大陸最高，廣東省多家地方金融機構包括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華僑信託投資公司、汕頭商業銀行等[26]，先後出現嚴重的財務問題，使香港多家銀行對有關貸款作出龐大的呆壞帳撥備，影響盈利表現。時廣東的銀行不良貸款比率達50%[27]，大多數香港及外資銀行均暫停對中資企業的新貸款[28]。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兼廣東分行行長肖鋼被派至廣東，而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黨組書記王岐山亦被任常務副省長分管金融工作，協助省委書記李長春處理資不抵債的廣信、粵海等國有企業[27][29]。粵海重組經高盛主持，實現債務重組，新粵海總資產483億港元，總負債339億港元，資產負債比例為67％，財務狀況得到明顯改善[30]。廣東省又以地方政府未來的財政收入做擔保，向人民銀行借款380億元，以支付受倒閉金融機構影響的一般民眾存款，利息只按人民銀行規定的利率計算。後人民銀行又向廣州分行增撥70億元再貸款額度，專項用於解決人民銀行自辦地方金融機構的遺留問題。到2000年10月，廣東省政府重組和關閉省內合共147家城信社1,063個分支機構，16家國投及14家辦事處，國投下屬48家證券營業部，以及843家農金會[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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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夏季，中國長江流域泛濫，為中國帶來嚴重的損失。連日來持續的大雨令洪災更為嚴重，造成自1954年以來最大的洪水。共有29個省、市、自治區都遭受了這場災難，受災人數上億，4150人死亡，近500萬所房屋倒塌，2000多萬公頃的中國土地被淹，經濟損失達1,600多億人民幣[32][33]。此次洪水暴露出許多水利工程質量低劣的「豆腐渣工程」，當時朱鎔基巡視發生水災的江西省九江市時，因九江新築的防洪大堤不堪一擊，被朱鎔基斥責並創造「豆腐渣工程」一詞，也引發了公眾對於「圍湖造田」等環境保護問題的討論。
1990年代中期開始，廣東國際信託逐漸進入還債的高峰期。1998年，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決定關閉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GITIC)。[34]
朱鎔基進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大幅度的機構精簡，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政府舉債促進經濟的成長、增加公務員薪金等方法，使得中國經濟能夠在軟著陸後再度步入高速發展的軌道。任內大力打擊貪污腐敗與走私活動，並親自督辦廣東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來最大的一起走私案遠華案（嫌疑主犯賴昌星）。[35][36]
朱鎔基聲稱當時國有企業冗員過多、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浪費驚人、債台高築、大量虧損[37]，1996年四大國有銀行的壞帳加上逾期呆滯貸款占貸款總額的70%左右，如果繼續為國企注資，金融系統會被拖垮。對此，朱鎔基繼續大刀闊斧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國務院體制改革。朱鎔基國企改革之後，開始大力支持更具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培養世界級的企業，如中石化，中國工商銀行等。
關於機構改革，1998年，朱鎔基在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要求國務院總人數要減一半，副總理從6人減到4人，國務委員由8位減到5位，副秘書長由10位減到5位。國務院總人數要裁減一半。到1998年年底，國務院機關總人數由3.3萬人減至1.6萬多人。2000年又把10個國家局撤銷了9個[38]。
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全會指出要對國企實施戰略性改組：「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抓大方面，集中抓重點企業，將最大型、有競爭力的企業改組成企業集團，並將之置於國家控制下；中小企業則直接推向市場，將那些經營業績不好、非關支柱的地方中小型國有企業向民間出售，或予以破產。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關鍵國有企業則給予重點扶持，指定寶鋼、海爾、江南造船、華北製藥、北大方正、長虹六家公司，力爭使它們在2010年進入「世界500強」。各省市也遵循中央的模式，各省紛紛開出自己的扶持名單，「世界五百強」成為國企彼此競爭的標竿。[39]
因為亞洲金融風暴日本、韓國奉行混合經營模式的企業相繼陷入困境，朱鎔基的改革開始轉為國有資本從紡織、家電、食品等一百多個競爭性領域中逐步退出，轉而在資源、能源、重化等戰略性部門形成主導和壟斷。[40]
在1998年就任總理後，他提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施政方針。一個確保，就是確保中國年經濟增長達到8%，通貨膨脹控制在3%之內，人民幣不貶值。三個到位，包括國有大中型企業脫困，金融系統改革，大幅削減政府規模，把四十個部委減為二十九個，人員減少一半。五項改革包括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投資融資制度，住房制度，醫療制度和財政稅收制度的改革。投資融資方面要減少政府審批，住房制度變福利分房為市場化的住房供應，財稅制度中要改革稅之外的額外費用。最後要把機構精簡和冗餘項目省下來的錢投資科研，實行科教興國。[41]2002年，他接受記者採訪時認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已經基本實現。[42]
在改善中國的貪污和國營企業低效率的同時，也出現一些對朱鎔基擔任總理期間的部分政策有異議的反思聲音[43]。質疑主要在於幾個方面：其國企改革辭退大批國有企業工人，他們下崗失業[44]，致使下崗工人有「朱嘴一張，工人下崗」的說法。高等教育產業化高校擴招，導致大學生過剩就業困難[45]。楊繼繩認為朱鎔基基本是計劃經濟思想，國家經濟的思想比較嚴重。[46]但無論如何，朱鎔基任總理期間，中國的物質財富和生產能力趨於充足，中國歷史上數千年未得到解決的饑荒和物資匱乏得到解決，同時，這段時間也是中國社會矛盾較為緩和的時期，通貨膨脹消失，甚至曾出連續兩年的物價下降的情況，這在中國是罕見的。[47]有一些人認為，在朱鎔基卸任後，朱鎔基時代三大改革所積累下的財富卻在溫家寶任職總理期間被耗盡[48]。
1999年11月15日，經過了六天六夜的艱苦談判，中美簽署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35][49]2001年12月1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第143個成員。[35]
1999年4月，朱鎔基出訪美國，在和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的記者會中被問到美軍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兩岸統一要不要有時間表，願不願意訪問台灣？朱回答「關於中國對台灣統一的政策，我們國家主席有作非常明確的聲明，這一點我想不用我再來說了。我們從香港回歸祖國就可以看到中國嚴格的在那個地方實行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想全世界的人民都承認這一點。而我們對台灣的政策，比這個寬鬆得多，也就是說，我們允許台灣保留自己的軍隊，而且我們也準備讓台灣的首腦到中國的中央政府來當副首腦，能不能當正首腦呢？我就不清楚了，因為我想大概沒有人會投他的票。」[50]
2000年3月15日，即台灣新一屆總統選舉三天前，朱鎔基在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以罕見的嚴厲措辭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周瑞鵬的提問，並以此警告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等人：
台灣的選舉，是地方性選舉，是台灣人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干預。但是我們必須講清楚，不管誰上台，絕對不能搞「台灣獨立」！任何形式的「台灣獨立」都不能允許！這就是我們的底線，也是代表十二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心聲。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一貫方針，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是，我們絕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誰贊成「一個中國」的原則，我們就支持誰，我們就跟他談，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可以讓步，讓步給中國人嘛！誰要是搞「台灣獨立」，你就沒有好下場！因為你不得人心，你違背了海峽兩岸中國人的人心，你也違背了全世界華裔、華僑的人心。我們中國人都記得，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一部近代史就是受外來侵略勢力欺負凌辱的歷史，台灣也是多年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統治和佔領底下。回想當年，中國是何等的貧窮積弱，但是，我們還是喊出了「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並且為此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當時的救亡的歌曲，我當時只有九歲，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每逢唱這些救亡歌曲的時候，我的眼淚就要流出來，我就充滿了要為祖國慷慨赴死的豪情。那麼，今天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能允許自古就屬於祖國的領土的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嗎？絕對不能！ 現在有些人在計算，中國有多少飛機，多少軍艦，幾個導彈，結論是中國人不敢打，也不會打。按照你這種計算，希特勒早已統治全世界了！你不懂中國的歷史，你不知道中國人民一定會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尊嚴。這幾天，台灣的選情，波譎雲詭，急轉直下，用盡了權謀手段。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不就是有人要讓台獨勢力上台嗎？前天，台灣股市重挫617點，它集中地反映了台灣人民對「台獨」勢力囂張的憂慮，他們擔心「台獨」勢力的上台會挑動兩岸的戰爭，破壞兩岸的和平！我們認為這種擔心和憂慮是邏輯的必然，是關係到每一個台灣人的切身命運的。現在，台灣人民面臨著緊急的歷史時刻。何去何從，切莫一時衝動，以免後悔莫及。但是，我們相信台灣人民的政治智慧，我們相信台灣同胞會作出明智的歷史決策。但是還有三天呢，世事難測。台灣同胞，你們要警惕啊！Thank you.
2002年3月中，朱鎔基在全國人大閉幕的國務院總理記者會上談及香港，他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大城市，在近期以內能夠超過香港，這一種不可替代的優勢地位，我相信一定能夠克服當前所面臨的暫時的經濟困難，對此我們是有信心的。[...]但香港的優勢還未完全發揮。[...]今後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我想香港的地位應該作一些調整，但是我始終堅信，香港的優勢還沒有完全的發揮，將來的地位是不可限量的。」朱鎔基並說中央有關官員已經與香港方面進行磋商怎樣幫助香港，隨著中國加入了世貿，機遇將更多，他相信香港仍然能夠保持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51]
2002年11月19日，朱鎔基首度以國務院總理身份訪問香港。當時董建華政府對產業轉型苦無良策，而SARS疫情在11月16日剛從廣東爆發，朱鎔基特地脫稿演講，被視作為香港回歸打氣，他的發言在後來屢被重提。朱鎔基指出：
「你到中國去發五十年長期香港債券，我第一個帶頭買。我相信中國人民、內地人民會跟著我一起買，因為他們對香港有信心，香港是中國的一顆璀璨的明珠嘛！你無論從哪一個方面講，哪一個水平都比內地的城市高，是最有希望的最有前途的，有什麼可怕。[...]香港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總是以有香港而自豪，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單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裡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不會的。」[52][53]
2002年11月15日，74歲的朱鎔基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後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在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後卸任國務院總理，正式退休。退休後他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以不談工作為原則。也終於有時間和精力研習自己的畢生興趣——京劇和二胡演奏。[54]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唱戲和拉京胡上，據說其唱老生非常專業。[55]
2009年9月，《朱鎔基答記者問》一書正式出版發行。10月1日，朱鎔基以黑西裝、白襯衣、黑領帶、黑墨鏡的裝束出席了建國60周年大慶閱兵式。
2011年4月11日，《朱鎔基答記者問》的英文版在倫敦舉行首發式。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為此書作序。首發式上播放了朱鎔基的英文講話。他說自己一生堅持講真話，並回顧了他治理通貨膨脹，實現軟著陸，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推動改革的經濟成就。不過並未提到其他的改革內容。[56]4月22日，朱鎔基返回母校清華大學，並於其曾任院長的經管學院出席活動。其間一反9年來不評論時政的態度：不僅調侃了現行的審查制度和宣傳制度，號召講真話，講實話，還高調批評現行教育制度、譴責大學假論文、基礎教育不足等問題；反駁了稅收政策制約地方財政的說法；並針對億元汽車事件表態，稱不主張花那麼多錢補貼汽車產業。期間還向同學們贈送《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的樣書和《中國農民調查》，稱希望同學們用事實去對照書中講法，看後者講得究竟對不對。[57]朱鎔基說，希望大家看看「我這十幾年說的是胡話，真話，還是老實話」[58]。9月8日，《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在中國大陸統一上市，該書收入了朱鎔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總理期間的重要講話、談話、文章、信件、批語等348篇，照片272幅，批語、書信及題詞影印件30件，從各個方面翔實記錄了朱鎔基領導中國經濟的歷程，內容涉及中國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社會保障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衝擊、治理通貨膨脹等經濟社會各領域重大問題。不僅是讀者深入了解朱鎔基經濟社會管理思想、領導風格、個人魅力和心路歷程最全面的讀本，也是讀者回顧和解讀中國經濟發展歷程和基本規律的一部豐富史料。[59][60]據悉，該書收錄的收錄文稿、內部講話多數首次公開。[61]香港鏡報披露朱鎔基的私下談話，顯示朱鎔基這次現身，是深思熟慮，意在迎擊中共內部「告別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團。朱鎔基表示，現在有一股越來越大的力量，在攻擊、否定、疏遠和背離改革開放事業，藉此設置更大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阻礙來阻止改革，扭轉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遠離改革甚至背離改革的傾向已十分明顯，說他們是反對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團是不為過的。朱鎔基說：「面對這個危險，我沒有理由沉默下去。」[62]
2012年春節，朱鎔基出席了上海春節京劇晚會，並當眾講話。
2015年9月，參加了習近平主持的抗日戰爭70周年閱兵。
2017年10月，與江澤民等領導人一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63]
2018年10月，朱鎔基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64]
- 代表作
- 《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88年4月25日)
- 《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1998年3月19日）
- 《會見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等時的談話》(1999年11月13日、15日)
- 《關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報告》2001年3月6日在九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
- 《充分利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機遇發展自己》(2002年2月24日)
- 文集
- 2009年9月5日，《朱鎔基答記者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為4個部分，每部分按時間排序。第一部分，在九屆全國人大會議的5次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中外記者提問。第二部分，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第三部分，在境外發表演講並回答提問，是演講和答問的全文。第四部分，在出訪期間接受香港記者隨行採訪的部分內容。[35][65]
2013年捐贈2000萬元人民幣版稅，用於設立湘西自治州義務教育學校特困學生的救助基金。[68]據2014年10月發布的胡潤慈善榜介紹，朱鎔基過去一年將其著書《朱鎔基講話實錄》和《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所得版稅悉數捐贈於實事助學基金會，共資助2,398萬元。[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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