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又稱懷仁堂事變、懷仁堂政變、十月六日政變[1]）指1976年10月6日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華國鋒聯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葉劍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等黨政軍要人於北京市中南海以「隔離審查」名義將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主任張春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遺孀江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姚文元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聯絡員、毛澤東侄子毛遠新等五人抓捕並拘禁的自我政變事件。事後次日凌晨，華國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擴大會議上被推舉擔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中央軍委代理主席，結束了毛澤東所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來，四人幫及其主要追隨者均遭到政治清洗，有的被刑事追究。
| 粉碎四人幫 懷仁堂事變 | |||
|---|---|---|---|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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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1976年10月（10月6日為主要事件發生日） | ||
| 地點 | |||
| 起因 | 短期原因
遠期原因 | ||
| 結果 | 行動成功，四人幫覆滅
事件長期影響 | ||
| 衝突方 | |||
| 領導人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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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單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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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亡 | |||
| 逮捕 | 四人幫成員（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及毛遠新同其他四人幫政治集團支持者均被逮捕 | ||
| 刑事控告 |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
審判結果 | ||
背景
毛澤東去世後，中共黨內出現權力真空。毛澤東生前親自安排的政治勢力——即以華國鋒（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為代表的「實力派」，以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元老派」和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為代表的「文革派」——在路線上存在巨大分歧，內部鬥爭異常激烈。[2]
策劃
1976年9月10日、即毛澤東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指示其工作人員米士奇（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文件組副組長）[3]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通知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如發生重大問題，要及時報告；重要問題不好解決的，要及時請示；凡報告和請示，均與米士奇直接聯繫。
9月11日，王洪文背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另設「中央辦公廳值班室」，並用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通知全國各地，重大問題要及時向他們指定值班人員請示；企圖切斷中共中央、華國鋒同各省、市、自治區之聯繫，由他們發號施令指揮全國[4]:302。華國鋒從中共湖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給他電話中得知此事，同葉劍英商議，決定以中央政治局名義通知王洪文，立即關閉擅自設立之「中央辦公廳值班室」，並以中共中央名義通知各地：發生重大問題，應向華國鋒請示[4]:298。在事前電話約定後，華國鋒以到醫院檢查身體為由，到九號院（西黃城根南街9號）李先念臨時住處，同李先念談話不到十分鐘。華國鋒談到：同四人幫鬥爭不可避免，是時候解決了[4]:299。華國鋒請李先念代表他去見葉劍英，就解決四人幫問題請求葉劍英意見，又同他研究此事[4]:299；當天華國鋒又請求汪東興給予協助，汪東興同意了。9月14日，李先念假借去北京植物園的名義外出，轉往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處。李先念傳達華國鋒的意見，並同他研究此事[4]:299；當天，李先念即向華國鋒匯報談話內容和葉劍英的態度。
9月16日，華國鋒召集李先念、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等人在國務院會議廳開會。其間華國鋒提問：「毛主席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麼解決？」紀登奎說：「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華國鋒以此將中立的紀登奎排除在行動以外。
9月1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召開，主要議題為毛澤東手稿如何處理，以及毛遠新是否需要回到遼寧。四人幫與華國鋒及葉劍英發生爭執。之後，華國鋒又獲得了陳錫聯與蘇振華的支持。
9月21日，葉劍英來到華國鋒住處商討初步方案。9月26日晚，國務院小禮堂電影放完後，華國鋒留下李先念和吳德商量方案，吳德提出「逮捕」和「投票否決」的形式，經商議確定採用逮捕[註 2]。華國鋒再次委託李先念將密商結果通報葉劍英。
9月29日深夜23時，華國鋒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開，主要討論國慶節的各項活動安排。期間江青要求散會，留下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華國鋒、汪東興六人。江青要求，毛澤東的文件、檔案應交毛遠新清理、保管，中央辦公廳辦理的群眾來信來訪工作和材料交由他們在北京大學組織的人去處理；但華國鋒沒有回應[5]。
9月30日晚，中共中央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首都各界人士國慶座談會。會後，華國鋒、李先念、吳德等人到國務院小禮堂看了一場電影；看完電影，三人又在小禮堂旁邊的小會議室再次商談了解決四人幫的時間和可能發生的問題。
10月2日，毛遠新調派瀋陽軍區1個坦克師開往北京，同時要求上海民兵、北京大學民兵和清華大學民兵做好準備[6]:170。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向葉劍英報告毛遠新出動部隊，葉立即下令軍隊退回原地[6]:170。四人幫住宅戒備森嚴，每個住宅有二重以上警備[6]:171。同日15時許，葉劍英來到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的辦公室交換意見。當晚，汪東興、華國鋒、吳德三人在東交民巷的住地交談；華國鋒之後秘密召見了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獲得了支持。10月4日下午，華國鋒等三人最終敲定了方案[7]。10月4日傍晚，葉劍英趕到東交民巷華國鋒住所，商量對策[4]:301。原定部署國慶節後準備10天，視情況再動手；葉劍英提出改為提前採取行動，「先發制人，以快打慢」，下決心「一破一立除四害」[4]:301；華國鋒決定「至遲後天動手」，請葉劍英同汪東興落實行動計劃[4]:301。葉劍英即到汪東興處，詳細商決一切，使汪東興提出的行動方案周全可行[4]:301。
行動
10月6日下午3時，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到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內容如下：一是研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出版問題；二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選址問題。下午，汪東興對行動人員召開短會。下午5時，中南海東八所小會議室也有小型會議分配任務。汪東興、葉劍英和華國鋒分別於晚上6時30分、7時20分和7時40分到達懷仁堂。晚上8時，是同「四人幫」鬥爭勝負之關鍵時刻[4]:301，華國鋒、葉劍英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通知姚文元列席[4]:301。在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先後到達會議室時，分別宣布對他們實施隔離審查[4]:301；同時，派人到江青住處宣布執行同樣決定[4]:301。王洪文先到場，企圖反抗，被控制；隨後張春橋被控制。姚文元只說了聲「走吧」，就跟著士兵離開。江青則在中南海春藕齋西側201號樓被宣布隔離審查；江青在宣讀後問「能不能再念一遍」，然後寫了一封信並密封，委託工作人員轉交華國鋒，隨即被運送至秘密地點軟禁[註 3]近8個月，再轉至秦城監獄[8]。同時遲群、謝靜宜、毛遠新等也被捕。晚上10時，耿飈到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把華國鋒的手令交給了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然後派人迅速控制了中央三台。
後續
四人幫都被拘捕後，華國鋒在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處連夜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9]。晚上10時許，出席會議者有中央政治局成員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共11人[4]:301-302。葉劍英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4]:302。華國鋒正式成為繼毛澤東以後的最高領導人[10]。會後，即下發關於華國鋒任職決議，通知「立即在黨內傳達」[4]:302。會議開到10月7日凌晨4點多才結束[4]:302。
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體黨員傳達毛澤東批評四人幫一系列指示，說明黨中央同四人幫鬥爭之經過、以及對四人幫實行隔離審查的原因，指導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運動」[4]:302。10月21日，中共中央通過廣播和報紙，把一舉粉碎「四人幫」公之於世[4]:302。時任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在當天還即興填詞《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當時流傳甚廣：
10月24日，北京百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慶祝大會，慶祝粉碎「四人幫」[4]:303。
此後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揭發批判四人幫罪行、清查文革中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的揭批查運動。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全國發布《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下發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二」——《「四人幫」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惡歷史》；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開除王、張、江、姚4人之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又下發四人幫罪證「材料之三」——《「四人幫」在各個領域散布的反動謬論》[11]:6。1978年，全國清查工作基本結束，揭批四人幫運動取得決定性之勝利；運動之目的基本實現，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及時結束全國揭批四人幫之群眾運動[11]:8。
1980至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並判處相應刑罰。
影響和評價
中共官方以「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勝利，標誌著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動亂從此結束」來評價此事[12]，認為「『四人幫』曾長期控制輿論陣地，大搞唯心主義、形上學，拉幫結派，在黨內造成極其惡劣之影響；如果不把『四人幫』罪行徹底清算，摧毀其幫派，就不能肅清他們在各方面之影響」[11]:5。
部分左翼、新左翼人士和馬克思主義者則對中共對「四人幫」的指控表示不認可。比如夏爾·貝特蘭在1977年辭去法中友好協會主席時就表達了對政變的不滿，他說中共對「四人幫」的指控「根本無法令人信服」，「絲毫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只是誹謗和醜聞」，「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否定，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竭盡誇大之能事，甚至到了公開歪曲事實的地步，全是粗暴的捏造」。[13]
中國大陸的部分文人學者，如朱學勤、王志東認為懷仁堂事變與法國大革命中的熱月政變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其中朱學勤更是將懷仁堂事變評價為「說著法語的中國的熱月事變」。[14][15][16]不過朱永嘉（文革時期的重要人物）則認為：朱學勤的觀點「完全是錯誤的，不能引用西方的歷史來套今天中國的現實，不要用個別學者的錯誤觀念來講中國問題，挾洋自重是騙不了人的。」[17]
相關作品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慶祝「粉碎四人幫」的音樂作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其中，以下面兩首音樂作品的成就最高，影響最大[18]：
除此之外，中國著名兒歌春天在哪裡也是為慶祝「1978年粉碎四人幫迎來祖國的春天」而作的。
注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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