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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指中國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7年，北京一度存在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極左組織，利用五·一六通知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後中共中央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簡稱清查五一六，此次運動導致數以百萬計的幹部、群眾和學生遭到迫害，被打成「五·一六分子」[1][2]。另有學者估計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十萬計[3]。
1967年初「二月逆流」發生後，社會上掀起了一股「炮打周恩來」的思潮[4]。當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發動階段的指導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反對周恩來的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等人遂以貫徹《五一六通知》的名義，成立了「北京鋼鐵學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鋼院五·一六」成員奔走於北京各大專院校、中學、國家機關，四處活動，擴張勢力。1967年7月1日，在北京外語學院成立了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群眾組織，骨幹約有20餘人[2]。成立大會上通過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決議》，其中將周恩來稱為「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一」，並稱他為「我國黨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台之一」、「中國第二個赫魯雪夫式的個人野心家」，聲稱「誓與以周恩來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干將譚震林，李先念，陳毅，余秋里，谷牧等決一死戰」[3]。
毛澤東反對「五·一六兵團」炮打周恩來的行動：1967年5月27日，外交部的唐聞生、王海容給毛澤東寫信稱：「最近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攻擊周總理的風氣，同時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所屬各戰鬥隊內部，爭論頗為激烈。」毛澤東於5月29日在信上批示：「林彪、恩來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請閱。極左派的觀點是錯誤的，請文革同志向他們做說服工作。」[2]得到批示的中央文革小組遂於5月29日和6月3日兩次接見北京高校的造反派，指出：「周總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總管事務的參謀，反對總理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從1967年8月至9月間，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點名「五·一六」為「反革命組織」，宣布「要堅決鎮壓，要立即逮捕」。
1967年8月，「五·一六兵團」首領張建旗等人被揪斗、逮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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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後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為辦公室主任，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 ，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0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外語學院。」
1971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13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
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不了了之。清查運動不僅嚴重擴大化，而且演變成全國性的兩派群眾組織大混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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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蘇省的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主張「深挖」，藉機打擊異己[7]，其主政的江蘇省革委會45名常委中25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在持續3年多的清查過程中，全省25萬多人[8]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超過2000人死亡[9]。
江蘇省委書記吳大勝以南京大學為突破口，派出「調查組」進駐清查。南京大學先後被莫須有地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師生員工達1560人，占當時師生員工總數（4950人）的近三分之一。其中被關押批鬥的有389人，被判刑的16人，被迫害致死多達28人[8]。
江蘇省農業局64名「留守人員」，有39人打成「五·一六」。打成「五·一六」的局領導占60%，處室負責人占62%，黨支部委員占80%，黨員占64%，黨支部幾乎成了「五·一六」支部[9]。據記載[10]：江蘇省農業局有一個受吳大勝影響的局領導，自稱會「相面」，他不時深入各個「深挖小組」，以至飯廳、會議室，以「相」出哪個人是「五一六」——講話多的，是「若無其事」；講話少的，是「故作鎮靜」；吃飯多的，是「準備頑抗」；吃飯少的，是「心中有鬼」；戴一頂普通帽子，成了「聯絡暗號」；哼一句樣板戲，是為同夥「打氣」，制訂「攻守同盟」；進會場時走慢了，是「包袱沉重」；走快了，則又是「內心空虛」；看報紙，是「思想不集中」；學習毛主席著作，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反正不管怎樣，一舉一動都可以成為判定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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