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有文獻記載的可追溯到堯舜禹時代舜所設庠，發展至今已經有數千年的歷史。漢代以後以儒家文化為主導，清末又引入了西方近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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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
舜時，設庠為教，分下庠，上庠，七歲入下庠，庶老為師，十五歲入上庠，國老為師。
先秦到漢初
先秦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1]春秋時期，孔子辦學，開啟了私學教育。
相傳在夏朝，國家就設立了以「序」為形式的官方學校，到了商代中華文明已經有了一定的文化積累，並形成了成熟的文字系統，在此基礎上，開始出現新的學校形式「瞽宗」。從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上，發現當時的學校還被稱為：大學、右學等，教育的對象主要面及貴族子弟，學習內容以文武、禮儀、樂舞等為主，在天文、曆法方面也多有涉及。而老師則由巫師、樂師或者政府官員充當。
西周建立了典型政教合一[2]的官學體系，形成六藝教育。政府設國學和鄉學兩類。國學又分大學和小學兩級，國學設在王城和諸侯國都，分小學、大學兩級；王城的大學稱辟雍，諸侯國的大學稱為泮宮。鄉學則按地方行政系統，州設序，黨設庠，閭里設塾和校。國學教育對象只限於王子、公卿大夫士的嫡長子，以及經過選拔的「國之俊秀」，平民很難進入官辦學校學習。「師」源於軍旅的稱號，西周初期的學校，以習武為主，教師一般由軍官擔任。辟雍和泮宮如同宮廷一樣，奴隸主貴族常在這裡舉行祭祀、宴會、選拔武士、議定作戰計劃。《禮記·王制》記載，「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西周前期，因戰事頻仍，學校教育以武事為主，而西周后期政權穩定，開始傾重文化教育，隨著六藝教育的形成和文化課程的提高，教師多改由文官擔任。西周以禮、樂、射、御為大藝，主要在大學階段學習；書與數為小藝，為六藝的基礎知識，放在小學階段學習。[3]
所謂六藝，就是禮（以「孝」為根本的倫理道德，包括政治、歷史）；樂（包括音樂、詩歌、舞蹈）；射（習武射箭）；御（學習駕馭兵車）；書與數（包括讀、寫、算等基礎文化）。其中以禮、樂、射、御為大藝，於大學階段學習；書與數為小藝，放在小學階段學習。[3]
出土於西周初期的《大盂鼎》記載，「女妹辰又大服，余隹即朕小學，女勿克余乃辟一人」，意思是大孟年紀很輕時父親就死了，他繼承了父親的官職。康王就對他說：「你年紀這麼輕就做官，我要你進我的小學。」。
一為書、數，西周時，人們已經開始在學校教授基本的計算方法，類似今天的「九九乘法表」一樣。二為射、御，主要教授學生駕駛車輛、戰馬，並學習射擊等內容。三為禮、樂，此部分主要學習《周禮·春序》中記載的吉，凶，賓，軍，嘉等禮儀規範。
一為西周統治者要求學生能夠在學習上涉獵廣泛，文武兼備，周成王對伯禽說：「夫有文無武，無以威天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就是這個意思。二為統治者要求學生能夠將所學在實際中熟練應用。三為周朝的教育側重點不同，有前重武后重文現象。
西周教育的最大特點就是「學在官府」，而且還專有教育的器具和材料，《周禮·地官司徒》說：「閭共祭器，旅共表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可見禮樂之器當時是十分重要的物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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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周時期，戰亂頻仍，禮樂崩壞。周王失去了對全國的控制，諸侯開始為政一方，不受管制。諸侯開始在設立自己的官學，稱為「庠宮」。然而此時的教育開始由官方向民間延伸和發展，「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所謂「百家爭鳴」就是當時教育的典型寫照。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等產生的儒、道、墨、法、陰陽等思想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也使當時的教育發生了多樣性的變化。而私學盛行也是這一時期的特點之一。由於戰亂頻仍的關係，各國都需要大量的人才為自己服務，而私學的盛行正好滿足了諸侯的需要，也帶來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教育繁榮。在這一時期的主要哲學家包括了
- 儒家學派：代表人物包括孔子、孟子、荀子，主張恢復禮制，並開辦私學，提倡「有教無類」的教育觀念，孟子提出人性善，荀子則認為人性惡。
- 道家學派：代表人物包括老子、莊子，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主張清淨無為。
- 墨家學派：代表人物為墨子，主張博愛，重實踐、貴功用，在生產機械等方面的教育，內容非常豐富。
- 法家學派：代表人物有韓非子、商鞅，主張通過嚴酷的法律治理人民，強大國家。
其他對後世影響相對較小的有：
- 名家：代表人物惠施，主張靠邏輯方法解決問題。
- 陰陽家：代表人物鄒衍，主張玄學思想。
- 縱橫家：代表人物鬼谷子，專長外交。
- 雜家：代表人物呂不韋，其思想較混雜。
- 農家：代表人物許行，專注農業技術。
- 小說家：代表人物宋鈃，主要是蒐集街談巷語。唯此學說並不在九流之列。
- 兵家：代表人物孫武，專注於對戰略戰術的研究。唯此學說並不在九流十家之列。
此時的教育脫離了官學形式的束縛，開始變的多樣性，可以說是無所不談，從生到死，從和平到戰爭，從法律到訴訟，無所不包。諸侯開始脫離官辦教育的角色，主要以「養士」來吸引人才。教育特點上首先內容無所不包，其次學宗百家，三為講求實踐與實際相結合，且教育場所不固定，或家，或官，或野。四為教育平民化。
戰國時期齊國國都臨淄設稷下學宮，既繼承了西周官學的辦學形式，又綜合吸取了春秋戰國時期私學的長處。[4]齊宣王之時，在稷下擴置學宮，招致天下名士：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等百家之學，會集於此，自由講學、著書論辯。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初設博士之官，掌管全國教育，因多愛批評時政，丞相李斯提出：「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並批評私學的存在，「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學議之」。秦始皇採納李斯意見之後，實行嚴酷的專制統治，取消並禁止辦私學，焚書坑儒，屠殺博士和方士。要求希望學習的人「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古代教育遭到沉重打擊。
西漢時期，由於人才缺少，皇帝和政府都重視開辦培養人才的機構。政治上「與民休息」，文化上前期崇尚黃老學說，講究因循無為。然而董仲舒則在和漢武帝對話的過程中提出教育改革的重要建議，他相信「天人感應」，主張將所有學說統一到一家之上，為政治服務，提出「興太學以養士」，「重選舉以選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觀點。漢武帝於是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把儒家典籍《詩》《書》《易》《禮》《春秋》拔高到「經」的地位，並設儒家五博士，取消了其它各家傳記博士，使朝廷教育方針向「獨尊儒術」轉變。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立太學，置弟子五十人，設五經博士教授儒家經典。其時在郡國稱為學，在縣稱為校，在鄉稱庠，在聚稱序，學、校分別設經師一人，庠、序各設孝經師一人，以主掌地方儒學教育。新形式的官辦學校開始形成。同時漢武帝不斷發布「徵辟異才」、「貢舉賢良方正」等詔令，提高士族階層待遇，使得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都以通過進入中央和地方的官學機構學習，以求上進。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中國教育開始以儒學經典為主要教授和學習方向。將儒家經典作為課堂的必修教材。人們在官學學習儒家經典，進而通過「舉孝廉」、「征茂才」、「舉賢良方正」等方式進入政府。太學設立後，對學生的出身不做嚴格要求，為才華出眾是舉，並對家境貧寒者提供資助。
東漢初期，王充提出「人有善惡之分」，「性可教而為善」及「在所間染而善惡變藝」的觀點，主張國家大量興辦學校，並通過行政手段給予保護。東漢後期，地方官辦學校逐漸變的有規模，學生也可以通過考試從低級學校升入高級學校，最終到太學學習。太學學生人數也逐漸增加，一度達到三萬人，且朝教育規模化、生員多樣化、參與政治方向發展。後來漢明帝始建官邸學，主要吸收貴胄子弟學習；而宦官勢力膨脹之後，也在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創建自己的中央大學「鴻都門學」，意在與太學抗衡，培植自己的勢力。在太學的生員可以和講經博士探討和切磋問題。同時東漢政府對太學非常重視，選拔人才多出自太學，使得太學生員又向學而優則仕方向發展。考試方面，先以是否熟練掌握一門技藝為選拔前提，按高低分任職務，漢平帝時，進行選拔考試，「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通過選拔人才進入政府任職，提高了士族階層的地位，更激勵了學子的學習興趣，東漢後期，因學生掌握技藝科目增多，選拔方式又改為通過年底考試，分高低來錄取人才。東漢時期的太學學生參與政治的途徑越來越多，進而形成了獨特的學生運動，在和宦官集團多次發生衝突。分析原因，一為太學的尊師重教的傳統，二為學生逐漸成為在野的清議主流，辨政成為應用知識的最佳途徑。
兩漢時期，國家教育管理機構也逐步完善，中央設太常兼管教育。蜀郡守文翁成都石室辦學以後，地方學府興起，由行政長官兼管。太學或其他中央學校以及地方學校主要教授學生儒家經典，兼插六藝，在辭、賦、畫、書等方面也無所不包。
私學方面雖然沒有得到更多發展，但在教育模式上以和官學接近。幼年以認字教育為主，少年以學習儒家經典為主，青年以研究和應用為主，基本和官辦學校教授內容相同。
魏晉南北朝
由於「喪亂弘多」，政局跌蕩，官學衰落，士族階層轉而從《老子》、《莊子》和《周易》中找思想依靠，形成了「玄學清談」。嵇康就是其中代表人物。教育內容除官學外，已不在以儒家經典為主，開始教授相對立的放任思想，有人提出「超名教，任自然」等觀點，不再學宗一師，且不主張學習和實踐相結合，講究清淨無為。
地方私學興盛起來，憑藉「朝章寬簡，政網疏闊」卻有了長足的發展，當時的情形是「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教育模式也向家族式、私塾式兩個方向發展，而家族式教育成為這個時期的主流模式，進而士族家庭人數繁多，逐漸形成了世族勢力。世族家庭教育不在以儒學為主，更兼玄學及博弈書算方面，並將儒釋道相互摻雜，教授知識面也逐漸變廣。此時民間多學經學，而貴族家庭則更傾向詩、書、朝儀等方面，有些家族則世代只通一門，或歷史，或禮儀，或琴棋書畫，王獻之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
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後，聽取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行「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在中央和地方設立大小中正官，又中正官按照被選士人的家族出身及才學來選拔人才，由於這種選拔制度更看中家族出身，並不重視個人才學，所以逐漸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上層式選拔模式，為世人所詬病。
隋唐教育的系統化
隋唐時期由於政治、文化、科學、經濟等方面都發展迅速，國家教育模式也擺脫了漢代獨尊儒術的觀點，同時兼顧佛道思想，逐漸形成以儒學為主，佛道為輔，兼通六藝的發展方針。
隋文帝開國後，在中央設立了國子寺，設寺祭酒轉管教育，又置博士、助學等充當老師。下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學、算學、書學等專科學校，大理寺同時設立了律學，教授法律。由於隋初學校系統發達，學生眾多，但人才鮮少，隋文帝下詔廢天下之學，只保留國子寺一所綜合式學校。國子學後改稱太學，而隋煬帝以後，國子寺改為國子監，並在地方設立庠、序等學校，教育規模逐步擴大。但由於隋煬帝好興邊事，戰爭不斷，學校教育最終變的徒有其表，失去了為國家選拔人才的意義。 隋煬帝大業二年（公元606年），始置進士科，開創了科舉考試制度，為國家教育和選拔人才提供了新的方式。由於創製之初，規矩尚不完備，考試內容、方式等沒有定式，所以對國家教育未形成重要影響。
唐朝是中國教育完善和發展的重要階段。唐高祖建制以後，繼承了隋朝的教育制度，在國子監之外又設立弘文館、崇文館兩所貴族式學校。地方設立州學、縣學。唐初，國子監學生已經有三千多人，皇帝、官員、外交使節都會來學校進行講演和學習聽講。除教育科目繁多以外，唐高宗還令當時在各學科有造詣的官員編寫各科教材，指定為「國學行用」書籍。教育年限不等，有三年，也有七年，分科完成。學生來源也屏棄了魏晉唯出身的陋習，不分貴賤，唯才是舉。科舉考試制度也在這一時期得到完善，公元702年，武則天還創設武舉，以選拔武術人才。唐朝後期，韓愈提出了按照人性的不同，因才施教。強調教育對一個人品性的影響。唐朝教育隨著國力日盛，繼而發展成為國際教育。高麗，新羅，百濟，日本，安南等國家都派遣了留學生或留學僧來國子監學習各科課程。據統計，當時中央和地方學校在學人員達到6萬多人，各科人才備出，專科優異也可為官成為那個時期的主要體現。
主要的教育機構是國子監。國子監設祭酒一人，是最高行政長官。設司業二人，助祭酒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設丞一人，督導學生學業。設主簿一人，負責文書簿籍，掌管印監。府州縣學學生由長史掌管。國子監設有博士、助教、直講等，主管經學教授。老師多以社會名流、政府官員充當。
弘文館則是主要生源。崇文館要求學生都是一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國子監為文武三品以上，太學五品以上，四門學七品以上及庶人才學優異者都可參加。律學、書學和算學需八品以上併兼收社會專攻型人才。級別上，弘文館、崇文館最高，國子監次之。中央學校生源選拔主要來自貴族子弟及各地考試優異人才。地方官學中的優秀人才也可經推薦、考試後進入太學學習，平民入學者稱「俊才」。學生學習時間長短不一，入學時間也不相同。畢業年限分6年和9年兩種，按學習科目劃分。
官學分旬試、歲考、畢業考三種。旬試即10天一考，考試內容為背誦和講解儒家經典。歲試即年終考試，考試內容以年內所學所有課程，分上等、中等、下等三個分數線。下等為不及格，需重新學習，不及格三次則需延長在校時間，累至9年仍不及格者，令其退學。畢業考由博士出題，國子監祭酒監考。各學學生能通二經者，平民能通三經者，才有資格考試。各地官學考試及格者由下往上，升入上級學校學習，直至升入太學、國子監學習。
宋代教育黃金期
宋初皇帝採取「重文輕武」政策來緩解武將謀國的壓力，提高文人的政治待遇，這一政策也體現在國家教育上。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在解除武將兵權的同時，重用儒臣，實行儒臣執政、以文代武的政策。宋太宗以後，提倡「用文德禮治」，「遵周孔之禮」，主張以儒學為修身之道，同時講求佛道思想的作用。宋仁宗時，下詔州、縣辦學，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
第一次興學運動發生在宋仁宗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即「慶曆興學」。旨在對教育機構和科舉制度進行改革。 內容有在州縣設立學校，擴大太學和國子監規模，增加講經博士人數，規定凡受教育者才可參加科舉考試，考試內容改為策、論、詩賦三種。但運動因組織者范仲淹被罷黜官職，只進行了很短的時間，就匆匆結束。
第二次興學運動從宋神宗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始至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繼續推進，由同平章事王安石倡導，改革內容將太學分為三個等級，即所為三舍法，下舍成績優秀升中舍，中舍優秀升上舍。熙寧四年五月在地方設立官學，撥學田，置小學教授。十月頒布「三舍法」，改革太學。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頒布太學令。改革科舉取士的方法。王安石認為國家選拔人才應「本於學校」，提出停止明經試科，增加進士名額，取消科舉考試中的詩賦、帖經和墨義內容，改為經義和策論。同時恢復各類專科學校。王安石還提出學校教育要」求專門，兼文武」，在東京設立武學，教授軍事知識。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朝廷設立了經義局，對《詩》、《書》和《周禮》進行新的注釋和講解，彙編成《三經新義》作為全國教育系統統一經學教材。此次興學運動時間長，成效大，但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興學運動也中途而廢。
第三次興學運動從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開始，這年八月，詔天下興學，以「三舍法」令行天下。州置教授二員，縣置小學。縣學生選考昇州學，州學生三年升太學。崇寧元年（1102年），由於太學生員爆滿，朝廷又在城南專門建立了辟雍。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又下詔以學校取士，停廢科舉。崇寧興學的目的在於恢復第二次興學運動中的改革內容，學校制度變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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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官學，規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及四門學和廣文館。中央各部門也設立書學、算學、畫學、醫學。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學校，並在路設立學官。教師先由地方選聘，後改聘進士或國子監、太學畢業學生，教材有國家統一頒布，多以五經為主。
有宋一代，各地書院式私學盛行，主要由於自唐朝以來，印刷業發達，書籍增多，民間可掌握的教育資料也開始增加，又因五代時戰亂四起，教育中斷，想學習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學識的學者的周圍，既而形成書院。宋朝時，官方為了對私人辦學進行管理，對私學「賜匾」、「賜書」、「賜學田」，給予承認，於是書院形成了以私學，半官辦，官辦私學等多種方式。另外由於當時有學識有威望的學者，比如朱熹、陸九淵都喜歡在書院講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書院式私學的威望。著名書院有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和茅山書院。南宋時期，書院規模擴大，學生增多，逐步在社會上形成另一種辦學和上學的風氣。書院也從最初的教學場所變為兼顧研究的學術機構。
兩宋時期，由於國家重視文人，經濟發達，使得國人受教育程度也越來越高，對於受教育的目的，怎麼教育人，各時期沒有統一觀點。王安石主張學以致用，為國家政治服務。范仲淹主張學以研究，為國家體制的改革服務。陳亮等人主張受教育是為了謀取功名，建功立業。這時期的學派代表都主張「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的知識都可以拿來學習。南宋時期的程朱理學主張受教育要「明天理，滅人慾」，主張教育目的是為了培養人的品德，強調教育的連續性，提出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教學的基本用書。
遼金兩朝為了鞏固本民族在中原的統治，籠絡文人，仿照中原教育制度，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地方設州學、縣學，並舉行科舉考試，推崇儒釋道思想，對中國教育起到了推進作用。對於本民族，遼金還設立了特殊學校，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58年）創設女真國子學，僅限金人子弟優異者入學。地方還設立女真學府及京外醫學。在宮廷還設立宮廷學校，專門教授宮女。
元朝教育的進步與開放
元朝統治者仿照宋制，在中央設立國子學、並設立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三類學校，不強行各族群語言習性。地方上各級行政區域除設立普通官學外，還設立了培養專門人才的醫學，蒙古學，陰陽學。在農村首立社學，社學是一種啟蒙式的小學校。雖然元代也於公元1313年恢復科舉制度，仍學習和考試《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主，講解以以朱熹《四書集注》為準。以註解《四書》為考試內容。雖然元朝有完善的教育體系。
明朝教育的興盛
明朝開國後，朱元璋非常重視教育，並在劉基、宋濂等大臣的參與下，制定了一系列完善國家教育的方針政策。明朝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太學、宗學、武學、醫學、陰陽學等學校，地方上，在內地省份設立府學、州學和縣學，邊疆省份設立衛學，統一名稱為「儒學」，按照地方行政等級不同稱為都司儒學、行都司儒學、宣慰司儒學、按撫司儒學、諸土司儒學等。洪武八年還在鄉村設立社學，明孝宗弘治十七年還規定鄉村每35戶就要設立社學一所。[來源請求]中央以禮部作為全國教育管理機構，地方則在諸路設置學政等官掌管教育。
明朝為照顧功勳舊臣，對這些人的子孫特別優待，他們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直接進入學校學習。生源一般分為「舉監」、「貢監」、「蔭監」、「例監」四部分，前二者，多為地方選拔的優秀學生，後二者多為官員子弟或對朝廷有物資貢獻人的子孫。在國子監讀書的稱為監生。此外還有來自朝鮮和琉球的留學生也在國子監學習。
由於科舉考試實行幾百年，逐步完善，程序越來越複雜，而在考試內容方面也越來越狹窄。明朝科舉考試提倡程朱理學，以「四書」、「五經」為主。而「四書」、「五經」又以《四書大全》、《五經大全》作為科舉取士的唯一教材。並作為全國教育系統的統一教材。在考試模式上，也規定必須使用八股文寫作，字數也受限制，內容不能自由發揮，這嚴重影響了學生思想的多樣性
明朝初期，書院教育模式被命令禁止，後又逐漸小範圍恢復。但這時期的書院已經褪掉私學的角色，成為了官學的另一種形式。張居正當政時，以書院學生聚齊在一起發洩對朝廷不滿為由，大量毀壞書院。明朝末年，無錫人顧憲成被罷官歸還原籍，出於對朝廷政治的不滿，遂聚徒講學，並以東林書院為基地，不時議論朝政，和朝廷里的清流派相呼應，形成了歷史上的「東林黨」，逐漸捲入政治旋渦中，書院教育也逐漸失去以教育為主的功能，成了朝野政治鬥爭的工具。
明朝中葉，王守仁對流行已久的程朱理學提出批評，認為程朱理學講求的品德修養和現實嚴重脫鉤，應該將教育目的放在「致良知」，即忠孝仁義信等對自身的實際的道德修養，掌握辨別是非的能力，作到「省查存養」，有事無事都要時刻對自身和外界進行是非錯誤的辨別。王守仁還主張對於萌芽教育，要順應孩子的「樂嘻游而憚拘檢」之情。到了明朝末期，隨著社會矛盾激化，邊界戰爭和內部人民暴動頻起，以及在經濟發達地區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主張人性不分善惡，是與生俱來。他們批評程朱理學主張的中庸之道，反對無關外界的「修身養性」，提出教育要「經世致用」，學習各方面知識，反對八股文鉗制人的思想，講求學習和實踐結合，學會應用所學知識，趨利避害，強調「履事、習事、實歷、習行、習作、實踐」在教學過程中的作用。
清朝傳統教育—中國現代教育的起始
清代前期國家教育體系沿用明制，順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入主北京，恢復科舉考試，並修復國子監，改稱國學，設置祭酒、司業及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典簿等官，並設府道州縣學，鄉村設置社學、義學，邊疆設置衛學。為滿族和蒙古族設宗學、八旗學、蒙古學。後來在國學內設立滿洲司，允許八旗子弟進入國學學習。清代前期教育和明朝教育體制變化不大，除進一步完善教育的基礎建設以外，還增加老師的人數，提高老師的授課水平，注重選師的能力和學識。清朝也接受外國留學生在國子監學習，比如俄羅斯，琉球兩國在不同時期都派遣過留學生。
清朝教育在考試方面對科舉制度作了更嚴格的規定，在嚴肅制度、慎重科名、防止弊案作出了更細緻的規定，並相應的提高了科舉考試人員的待遇。順治丁酉科作弊案和康熙辛卯科作弊案成為清代前期最著名的考場舞弊事件。由於清朝政府注重漢族知識分子，在科舉考試中，規定宗室不參加鄉、會試，旗人、蒙古人不得錄為三甲。另外前期教育中，政府注重平衡各地的教育差距帶來的考試不公平現象，按照各地教育的規模和入學人數分配考試錄取名額。然而由於清朝在教材上以「四書」為主，考試內容也是在四書中尋章摘句，讓考生根據官方註解進行解析，使得學生為了考試而考試，學習面過於狹窄，達到不知古不識人的程度。鴉片戰爭之後，洋務運動如火如荼，青年學生開始被派遣到外國留學，帶回先進技術的同時，也帶回許多先進的觀念。在傳統教育和外國教育的碰撞中，傳統教育因在科技方面的缺失而越來越受到留洋學生的輕視。張謇提出「教育救國」，希望通過學習外國先進的文化，挽救中國的衰亡。但他不主張完全嫁接外國教育模式，提出嚴格教育論，「凡教之道，以嚴為軌。凡學之道，以靜為軌，有害群者去之，無姑息焉」。容閎提出中國教育應借鑑西方模式，取消科舉考試，讓學生學習各方面知識。國家經歷洋務運動、庚子國變之後，傳統教育受到各界的批評日間增多，以至於光緒三十二年，朝廷廢止了傳統的科舉考試，改設新學，先按傳統考試發放錄用人才，在設立小中大學堂之後，又根據成績優劣授予功名式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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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中葉，隨著天主教會與基督教會進入中國，教會學校開始在中國出現。最早的教會學校是澳門的馬禮遜學堂，培養了容閎、唐廷樞。到19世紀末，教會學校總數已達二千餘所，在校生達四萬名學生以上，一些新教學校在中學的基礎上開設了大學班級，例如山東登州的文會館以及上海的聖約翰書院。
- 同文館
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八月，清政府和英國遠征軍簽定了《南京條約》，國門打開的同時，也使許多有志之事努力翻譯外國書籍，「睜眼看世界」。為了適應政府在和外國打交道上帶來的不便，同治元年，設立同文館，這是中國第一所正式以教授外語的正規學校。學校剛開始只教授外國語言，以英法德意等國語言為主。同治六年，又添設算學內容，學習外國在科學計算上的知識。學生來源於國子監的貢生、社會上的舉人、以及低品級官員，後推廣至翰林院庶吉士、編修、檢討與五品以下官員，凡年在三十歲以內的都可以參加入學考試，則優錄取。
- 上海方言館
同治二年，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建議朝廷，「洋人總匯地，以上海、廣東兩口為最」，應該在上海按照同文館例，也設立一所外國語學校。」朝廷採納建議，又在上海設方言館，意為外國語言文字學館。選周邊府縣年十四歲的學童入校學習，聘西洋教師授課。同時聘請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教授經、史、文藝諸課。對於學成者，朝廷會按照成績給予官職，分任於海關、通商等方面。廣州也同時設立方言館。
- 福建船廠
為了滿足清政府在通商，外交，軍事等方面需要大量人才的需要，同治五年，閩浙總督左宗棠建議在福建建設福建船廠的同時，設立附屬學堂。學堂分前後，前堂教授法語，學習造船技術，後堂教授英語，學習駕駛技術。同治十二年，派遣學生中的優秀者赴英法學習。
- 天津水師學堂
光緒八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請朝廷設立，分為駕駛、管輪兩科，以英語授課，兼習兵操、經史等科目。優秀者派遣出洋學習深造。
此外還有廣東水陸師學堂、湖北自強學堂等專以教授外國科學知識的學校。
- 北洋大學堂
由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時任津海關道盛宣懷上奏光緒皇帝得到批准在天津建立的大學，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官辦高等學府。1895年10月18日，在盛宣懷和時任直隸總督王文韶的參與下，北洋大學堂在原吞納學院（博文書院）舊址正式開辦。北洋大學堂開辦之初，設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頭等學堂，學制四年，為參考美國大學的大學本科階段教育。二等學堂則為大學預科、高中階段教育。
維新之前，各地已經出現了一些新學學堂，如廣東的雨南洞小學、同仁學校，武昌的兩湖書院、天津的北洋大學堂、長沙時務學堂等。
百日維新期間，朝廷令將各省道、府、州、縣學改稱學堂，一律改習中西之學，廢止科舉。同時頒布《京師大學章程》，設立京師大學堂，變法失敗後，袁世凱奏請在各省設立高等學堂、中學堂、小學堂，學生入學依次遞升，不參加科舉考試，也可以按照成績優劣給予出身。新式學校興起後，朝廷在光緒三十一年設立學部，作為管理國家教育的專門機構。在各省道府州縣依次設置勸學所，為地方教育管理機構，設督辦，提倡小學教育，參照本地方教育模式訂立章程，設立小學校。
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分大學院、大學專門分科、大學豫備科三部分。按照西式大學模式，在專業分門別類，既學中國國文課也學外國語言，天文地理，政治軍事，美術音樂，無所不包。另外省級高等學堂按照政、藝分科，學習內容比大學堂稍少，實為大學預備學校。
19世紀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丘逢甲等人開風氣之先，排除頑固守舊勢力的干擾，成功引進西學，推廣新式學校。清政府迫於形勢壓力，對教育進行了一系列改革。1901年，劉坤一與張之洞聯銜上湊提出「興學育才」、改學制、變科舉、立學堂，仿日本學制。1902年8月15日，清廷頒布管學大臣張百熙主持擬定的《欽定學堂章程》，稱為壬寅學制。由於該學制制定倉促，公布後遭到諸多批評，因而未能實施。1904年1月13日，清廷頒布頒布張百熙等人重新擬定的《奏定學堂章程》，稱為癸卯學制，為中國第一個由中央政府頒布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的法定近代學制系統，標誌著近代新式教育制度的確立。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詔宣布自次年起，科舉制度廢止。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新式學堂。1909年，地方科舉考試停止以後，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形式。亦正是教育方式的這一根本性轉變，為後來風起雲湧的辛亥革命和國家建設培養造就了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寶貴人才。此後，新式教育在中國各地得到迅速發展。
中國傳統上不主張女子接受教育，因此近代之前始終沒有正式的女子教育機構，形成「女子無學」狀態。少數女人通過家長或者上門塾師接受一定的教育。中國歷史上的女詩人女詞人，或者像慈禧太后那樣的女政治家，是通過自學完成自身的教育。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教會把女子教育帶進中國。1830年代，德國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夫人溫施蒂（Wanstall）曾在在澳門創辦女子私塾。1844 年英國女傳教士艾迪綏女士（Miss Aldersey）在寧波設立寧波女塾。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女子教育機構。1896年梁啓超發表的《論女學》，提倡女子教育。1898年4月，元善在上海創辦的「經正女塾」，又稱「女學會書塾」。這可能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最早的女子教育機構。清末新政開始之後，開辦女學，形成社會風氣。
在洋務運動中，出於對先進人才的需要，在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清政府向美國派遣第一批留學幼童，「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到光緒二年（1875年），共派出120名，計劃學習15年。由於學生學成之後，受到外國先進觀念影響，傾向開化、革命，甚至剪掉辮子，頂撞中方管理人員，國內守舊派詆毀留學成果。政府於是決定在光緒八年（公元1881年）撤回所有留美學生。除病故和「告長假不歸」者外，歸國留美學生九十四人，只有詹天佑等二人完成學業，獲得學士學位。 公元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退還中國部分庚子賠款案，留美學生日漸增多，到1910年，達到600多人。清政府規定，留學生「以十分之八習農工商礦等科，以十分之二習法政、理財、師範諸學」。同時，清政府還向俄羅斯派遣少量滿蒙留學生，以小學生為主，多學習俄羅斯語言文字。留學生有官費生也有自費生，留學學習階段亦不相同。有從小學，有從中學，有從大學，參差不齊。學習期限，最短三個月，最長七、八年不等。學習內容多以法律、政治、軍事為主。
在派遣學生留美後不久，政府又向歐洲派遣留學生。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奏准選派船政學堂學生分赴英法學習造船、駕駛。在1877年、1881年、1886年，1897年，先後四次派出留英學生三十四名、留法學生四十九名（其中九名藝徒）、留德學生兩名，共八十五名。這些留學生回國後，成為中國造船工業、海軍建設等方面的重要骨幹，著名人物有嚴復、劉步蟾、林泰曾、葉祖珪、薩鎮冰、魏瀚、劉冠雄等。 公元1890年以後，清政府還通過使館派遣少量的「使館學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規定駐英法俄德美五國公使每屆任期內可常留學生兩名，共十名。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5年），又奏准派赴英法俄德留學生各四名，共十六名，留學費用由使館撥給。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失敗後，看到日本通過學習外國科技自強，在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6年）決定向日本派遣大量留學生。同時鼓勵國內有條件人家子弟出洋留學。此時，留學生分為官派和自費。大多學成回國，成為外交、醫學、軍事、政治等各方面的領軍人物。包括蔣中正、閻錫山、黃興、宋教仁、鄒容、陳天華、秋瑾、陶成章、林覺民、方聲洞、胡漢民、居正、焦達峰、陳其美、朱執信、廖仲愷、魯迅、陳獨秀等都在此列。到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0年）留日學生總數已達143人。從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1年）起，清政府出台政策鼓勵青年學生出國留學，並規定留學歸來分別賞予功名、授以官職。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度，出國留學成為上進求官的另一條出路。據統計，1901年留日學生人數為274人，1902年夏為614人，1904年為1454人，1905年冬為2560人，1906年夏為12909人，年底達17860人，為留日學生人數的最高峰。 由於留日學生中傾向革命的人越來越多，團體林立，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6年），政府對赴日留學作出限制，1907年以後，留學生人數開始逐年減少，不過兩千人。面向中國留學生的著名學校有東京成城學校、東京弘文學院、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民國教育
辛亥革命後，由於清末新式教育制度已基本完備，民國政府基本上繼承了清朝的教育體系。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將原掌管教育、文化的學部改為教育部，保留下屬機構不變。在教育界，從清末借鑑日本轉向在民初主要借鑑美國。1912年和1913年公布《壬子癸丑學制》
1916年至1923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革新北大，開「兼容並包」的學術研究、思想自由的風氣；陶行知、郭秉文在南京高師改「教授法」為「教學法」，倡導選科制、學分制、男女同校，逐漸在全國教育界通行。張伯苓與嚴修創辦了南開系列學校（包括南開大學）。1922年11月北洋政府頒行「壬戌學制」，標誌著現代教育體系在中國的確立。
民國15年，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又成立了教育行政委員會來取代教育部的權力。民國16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設中華民國大學院為全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最高管理機構。民國17年12月11日，國民政府公布《教育部組織法》，規定教育部為全國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教育部下設國民教育司、中等教育司、高等教育司、社會教育司、技術及職業教育司、體育司、總務司、教育研究委員會、訓育委員會、醫學教育委員會、僑民教育委員會、學術審議委員會、法規委員會、國語推行委員會、訴願審議委員會、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等。
至民國初年，在華教會學校增到六千所，在校學生達三十萬名。主要在1900年－1918年間，新教教會在中國的主要城市中陸續開設了十餘所大學，包括東吳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湘雅醫學院、華中大學、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燕京大學、之江大學、嶺南大學、福建協和大學、華西協和大學等，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美國差會背景。天主教會的學校仍以初等教育為主，所辦大學在1920年以前僅有上海震旦大學1所，在1920年代增設了2所（天津工商學院和北京輔仁大學）。五卅運動、北伐戰爭時期民族主義高漲，掀起了了抵制西方教會學校的運動，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以金陵大學為首，西方教會學校陸續向中國教育部註冊，並不得強行開設宗教課程、強制宗教信仰及禮拜。這些教會學校在1950年韓戰爆發的背景下全部與西方差會脫離了關係，在次年的高校院系調整中，所有前教會大學全部被撤銷、合併。有部分教會學校後來在台灣等地復校。
滿洲國時期（1932年3月1日－1945年8月17日，地域包括東北三省和北朝鮮），滿洲國學校教育大量將日本神道教和琉球神道的宗教儀式融入學校教育：中小學每天早上須向新京作「滿洲國帝宮遙拜」，再向日本東京方向作「日本天皇陛下遙拜」，規定在學校每屆春丁儀式和秋丁儀式舉行祀孔，是人數眾多流程複雜的宗教儀式。學生同時須以日語背誦皇帝詔書《國民訓》。[5]體育課使用的教材最初全部照搬日本，稱為「滿洲體育教授參考書」。 1944年，文教部制定了統一的教材《學校體育科教授要目》。運動競賽花樣繁多，有每逢滿洲國建國紀念日前後舉行的「建國紀念運動會」；每逢重大事件，便舉行「慶祝運動會」等。
滿洲國官方早期實行孔教之王道教育，「行王道，樂天命」。全面恢復禮樂，大排祭孔典禮，並有琉球神道特色的「關岳祭」（一種貞烈祭祀，用來激發報復情緒，產生仇恨）。但是「關之配岳，自民國始，為古之無」[6]，
滿洲國設立的大專院校有二十所，參與其事絕大部分是日本人。當時的建國大學，教師90%以上為日本人，用日語授課。少數的非日本人用漢語或者蒙語授課。建國大學每年招生150人中，一半是日本人，另外滿洲人50名（在滿洲國漢族和滿洲族人都稱為滿洲人），朝鮮、蒙古和白俄共25名。滿洲國擁有一萬兩千所小學、兩百所中學、一百四十所師道學校（院），以及五十所技術及專業學校（院）和一些軍官學校。在滿洲國教育系統中，共有六十萬學生和兩萬五千名教師。另外，還有一千六百所私立學校（日本批准），一百五十所宗教學校以及哈爾濱地區的二十五所俄國學校。
滿洲國專門培養政府中樞高層官僚的大同學院和建國大學，延長學制兩倍為6年，招收學生以日本人為主，亦有少數中國人。除人文、科學的教育外，重視學生的品格與體魄的培養訓練，鄉村學校注重學生對農業知識與科學耕種的訓練，女學生還有家政訓練課程。藉此意圖培養輕人文，重技能的供驅使滿洲國民。滿洲國的各級教師的培養較嚴格，對教師的考核和晉升有嚴格的制度。[5]
在滿洲國解體後，很多滿洲國軍人（包括部分日本人）為當時的國民政府軍所歧視，認為他們曾接受「奴化教育」。相比之下，由於中國共產黨很早就重視在東北三省展開「地下活動」，如1921年-1934年屬於中共中央北方局管區，1935-1949年屬於中共中央西滿分局、中共中央北滿分局管區，因此這些投降的軍人和許多技術骨幹人員投奔當時正在擴充力量的中共軍隊。其中的某些技術兵種人員日後成為中共軍隊相關兵種如空軍、炮兵和裝甲兵等的骨幹力量之一。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滿洲後，全面接收滿洲軍二十餘萬人，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成建制收編，即日籍解放軍（本籍為朝鮮）。
在北洋政府時期，政府尚模仿日本制度，設立大量的專門學校及單科大學。至國民政府北伐後，美國制度成為主流並被確定，以在每一省設立一所國立綜合大學為目標，中間雖有抗戰破壞，但至1948年時，以目前可取得資料而言，除內蒙古、黑龍江、寧夏、河北、青海、西藏、新疆之外，其他省市皆有一所國立綜合大學（東北以三省計算，直轄市只考慮北京、上海、天津、重慶）。到國府遷台前，全國已有32個國立大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教育模式改向蘇聯方式發展。將原先的綜合性大學進行拆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需要大量的工業技術人才，故當時中國創建了大量的技術學院。同時，高考也正式設立於1955年。
掃盲運動是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面向社會下層的群眾運動。1950年代初國家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運動，掃盲運動的高潮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末。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不久全國城市大中小學校陷入停課狀態，高等院校自1966年起停止招生，因此高考自1966年起中止。知識分子不受尊重，被批為「臭老九」，不少知識分子被下放從事體力勞動，學術地位較高的知識分子則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批判。1970年，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部分高等院校恢復招生，但廢除考試制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相結合的辦法」，由此開展工農兵上大學。直到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才恢復高考。1968年12月，上山下鄉運動大規模展開，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及高中學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被稱為「老三屆」），全部作為知識青年前往農村插隊。文革期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1600多萬人，這意味著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農村。總體而言，文化大革命對城市中小學義務教育和全國的高等教育都造成了破壞，耽誤了整整一代人。但另一方面，由於上山下鄉運動以及農村教育的發展，農村地區的中小學義務教育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所增長。工農兵上大學也為農村幹部子弟提供了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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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直到1977年文革結束後才舉行，那一年考生的平均年齡是最大的，錄取率也是最低的。1981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開始實行，中國高等教育的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制度正式建立。1999年以來，中國開始實行大學擴招政策。大學擴招政策雖然圓了很多人的大學夢，不過近幾年流弊開始一顯現。升學的壓力並沒有減輕，學生的負擔反而增加。補習班大量增長。大學生的就業情況與起薪也直落。同時，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現在大學生的素質明顯滑坡。「教育產業化」政策讓各個學校的收費猛漲，使越來越多的家庭難以承擔。擇校之風與應試教育的情況也沒有改善。同時，近些年雖然中國出現了一些私立學校，但普遍經營狀況不理想。無法對公立學校構成威脅，其中原因仍待觀察。此外，有些民間私塾教育機構在悄然興起，但多被政府封殺。如上海孟母堂。
2022年6月1日起，《中小學、幼兒園安全防範要求》（GB/T 29315-2022）實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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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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