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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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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介紹的是1959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反右傾運動。關於1957年針對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和異見人士的政治運動，請見「反右運動」。

反右傾運動，亦稱反右傾鬥爭，是1959年8月中國共產黨廬山會議後隨即展開的一場政治運動，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動，旨在批判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右傾」分子[1][2][3][4]。該運動歷時約半年，超過300萬名共產黨黨員和幹部受到批判，運動影響波及到廣大農村、工廠甚至高等院校[3][4][5][6]。「反右傾」的起因是時任國防部長彭德懷等人在廬山會議上對「大躍進」運動提出異議，引發毛澤東的不滿[4][7][8]。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毛澤東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和開展「反右傾」鬥爭是錯誤的，並將「反右傾」的錯誤作為三年困難時期的主要成因之一[1][9]。

歷史

背景

參見：反右運動、三面紅旗和中蘇交惡 § 蘇聯反對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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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左二）於1958年訪問蘇聯期間，與時任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右一）等人會面。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的廬山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彭德懷、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等人對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運動提出異議，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10]。事件起因是7月14日時任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萬言書」，指出了大躍進的一些缺點和錯誤，批評「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信的內容獲得了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多人的贊同，但引起毛澤東的不滿[7][8]。與此同時，1959年7月18日，時任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在波蘭訪問時，對中國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了公開批判，7月21日蘇聯機關報《真理報》、7月22日美國《紐約時報》等報刊對此作了公開報道[11][12][13]。此時廬山會議正在召開，赫魯雪夫的講話激怒了毛澤東，他決定向赫魯雪夫公開反擊[11][13]。

1959年8月1日，毛澤東將赫魯雪夫講話材料批給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時說:「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雪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雪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14][11][13] 8月7日，中共中央隨即發布《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認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其中還提到[4][15][16]：

有些右傾保守分子，不但對於人民公社和去年以來大躍進的偉大成就，對於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中所遇到的主要問題迅速獲得解決的事實，熟視無睹，不感興趣；而且對於運動中所發生的錯誤和缺點，不管是否已經克服，都如獲至寶一般地廣為搜集，加以誇大，作為攻擊社會主義建設各個戰線上積極分子的武器。右傾保守分子，不是和群眾站在一起，而是站在群眾運動外邊，指手劃腳，非難人民公社，非難大辦鋼鐵，非難大躍進，企圖動搖總路線，散布悲觀情緒，向幹部和群眾大潑冷水，松他們的勁，泄他們的氣，實際是要把這些積極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各級黨組織，必須抓緊八、九兩月，鼓足幹勁，堅決反對右傾思想..... 反右傾，鼓幹勁，現在是時候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請你們立即在幹部中，在各級黨的組織中，對右傾思想和右傾情緒，加以檢查和克服......

总结
视角

過程

1959年8月15日和16日，毛澤東已經把廬山會議上爭論的問題上升到了「階級鬥爭」的高度[13]，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廬山會議後半程）通過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中提到[13][10]：

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一開始就惡毒地攻擊我們黨的總路線，攻擊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我們黨內的一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特別是一些具有政治綱領、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這樣的重大時機，配合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活動，打著所謂『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號，發動了對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攻擊的矛頭，是針對著黨中央和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針對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因此，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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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結束後，毛澤東遂發動「反右傾」鬥爭，在全黨、全軍、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歷時半年左右的「反右傾」運動[1][2][10]。有學者指出，這段時期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是「反右傾」的主要執行者[2]。1959年9月起的一個多月時間內，解放軍全軍就重點批判了847名幹部，至11月底，全軍共劃出1848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中團以上幹部195人[4]。此外，水利電力部黨組打了「以李銳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外交部則打了「張聞天反黨集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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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國大陸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激增[18]。

1959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軍委總政治部提出的《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的標準和處理辦法》，其中規定的「右傾」標準是[4]：公開散布系統的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積極支持彭德懷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毛澤東的；歷史上多次犯錯誤的，對黨心懷不滿的，這次又藉口批評「大躍進」，猖狂攻擊的；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一貫右傾」，「大躍進」以來又有嚴重「右傾」言論和行動，仍「執迷不悟」的。依據上述規定，中央國家機關重點批判了1900餘人，重點「幫助」了2714人，還將224人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4]。

與此同時，1959年11月下旬，中央統戰部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起草了一個文件指出，此次「反右傾」運動只在黨內幹部中進行，在各民主黨派、資產階級分子和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中間，不採取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群眾性的鬥爭，不進行反右傾運動，不進行重點批判[4][19]。但運動影響仍波及到廣大農村、工廠甚至高校，譬如北京大學的128個黨員教師骨幹中，有17人被認為「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以專家自居，不服從甚至反對黨的領導」[4]。

反右傾運動致使大量中共黨員幹部遭到批判，部分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組織處分，大躍進運動溫度不降反升，造成更多的人餓死[2][3][4]。以湖南省為例，據官方數據，該省僅縣以上機關單位有4696人被重點批鬥，1630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他各省市及自治區也存在類似情況，有的省市還抓了「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4]。福建省在「反右傾」中把省長江一真、副省長魏金水打成了「反黨集團」[17]，而中共河北省正定縣縣委則打了以楊才魁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17]。

後續

中國共產黨後來認為，反右傾鬥爭批判的這些幹部和黨員大都是敢於講真話、敢於反映真實情況和敢於提出批評意見的，故運動是錯誤的[3]。同時認為，反右傾使得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使「左傾」錯誤更加發展，並延續更長時間[1][9][20]。根據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前後甄別平反時的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300多萬人[1][3][4][5][6]。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間，彭德懷再次遭到批判，1974年被迫害至死，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獲得平反[21]。周小舟在1966年文革早期遭批鬥迫害、自殺身亡，1979年獲平反[22]。而張聞天在文革期間亦遭到批鬥迫害，文革結束前病逝，1978年獲得平反[7][23]。

撥亂反正時期，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毛澤東發動的對彭德懷的批判和反右傾鬥爭是錯誤的，並且1959年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1][9]。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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