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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国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改革開放，是由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等人提出和創立，在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開始正式實施的一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措施，可總結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1][2]。1978年，鄧小平等人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觀點和理論[3][4]。相對而言，中國共產黨內部支持方被稱為改革派，以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為首，並得到軍方代表葉劍英、楊尚昆等人支持，反對方則以陳雲、李先念等保守派為首，並得到軍方代表徐向前等人支持，兩派政治鬥爭長達17年（1978年—1995年[註 1]），其中1989年的「六四事件」曾導致改革開放一度遭遇危機、改革派大幅受挫，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使得改革開放確立為中國今後的基本國策[5][6][7][8]。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也逐漸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構成「鄧小平理論」，並於1997年中共十五大期間被納入中共黨章、1999年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9]。
改革開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重大決策和轉折過程，起始於「文化大革命」後的「撥亂反正」時期，改變了中國大陸自1949年起在經濟上近30年較為封閉的狀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高速發展，先後出現了以深圳經濟特區以及上海浦東新區為代表的發展模式[10][11]。改革早期保守色彩仍濃厚，此後中國大陸的經濟制度逐漸從「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者於1993年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中國大陸資本市場誕生[12][13]。在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勞動保障情況下[14]，中國大陸得以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國內外投資驟增、民營經濟迅速崛起[15][16]。中國大陸於1991年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17][18]，至2020年起世界500強企業數量與美國並駕齊驅[19]。人均GDP則從1978年的115美元增長到2021年的12551美元，達到中等偏上國家的收入水平，東部部分省市人均GDP已超過2萬美元，2021年中國GDP總量達17.7萬億美元[20]。與此同時，國民生活質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有學者由此提出了「中國模式」的發展道路[21][22][23]。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初期的價格雙軌制、物價闖關、軍隊經商等政策較為失敗，中國社會還出現了官倒、腐敗、特權等問題，經濟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24][25][26][27][28]。對其中的部分問題，鄧小平等人在1980年代前期修訂《八二憲法》、確立「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後，自1986年起曾試圖進一步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但最終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爆發而失敗，該事件也導致改革開放的進程放緩甚至停滯，直至鄧小平九二南巡後才重新提速[25][29][30][31][32]。此外，中國大陸發展過程中也缺乏自主技術、缺乏創新能力、對外依賴度過高，並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33][34][35]。經濟數據造假現象也屢見不鮮，特別是誇大了經濟增長數字[36][37][38][39]。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平衡、房地產泡沫等諸多問題[40][41]。改革開放的成果普遍以宏大敘事視角記述，工人階級和底層人民的大幅犧牲則普遍被忽略[14]，而仍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中國經濟也常導致市場壟斷和不公平競爭[42][43]。2021年發表的《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不諱言提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一系列問題需要改善，但決議仍高度評價該基本政策的方向[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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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中的「對內改革」實行混合經濟模式，農業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幹」），允許私有企業不再由國家管有，容許外商投資等政策。1978年前，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經濟，由黨和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資源。改革以兩個階段引進市場經濟原則：第一階段從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進行，主要涉及廢除農業集體制度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外資開放本地市場和允許本地企業家開創事業，但大部分工業仍然由國家擁有和營運；第二階段於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進行，其政策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國有企業承包製度，政府不再控制物價，並廢除部分保護主義政策，儘管如此，國家仍然控制銀行業和石油工業等關鍵行業。此外，1990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
改革開放中的「對外開放」使得眾多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企業開闢了海外市場[45][46]，同時在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建議下，中共也停止了對外輸出革命[47][48][49]。期間，在沿海地區誕生了深圳、廈門、珠海等一批經濟特區，在中國大陸對外經濟交流中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50][51]。而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已開發國家向中國提供了包括無償援助在內的各種形式的長期援助[52][53][54][55][56][57][58]，香港、澳門和台灣也對中國大陸提供了大量資金、技術、人才和理念等支持[59][60][61][62]。截止2009年，中國接受已開發國家的無償援助近67億美元（約469億人民幣），其中日本是中國的最大援助國，截止2010年日本對華援助占中國總外援比例的66.9%[52][53][54][57]。
有媒體和學者認為，「改革開放」至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執政時期發生了部分本質性的變化，習反對部分改革政策，低調地回退了許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政策，中國共產黨重申對包括經濟在內的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控制權，出現政治體制倒退[63][64][65][66][67]。2018年，漢學家裴敏欣認為，自1980年代改革時代開始以來，中國經濟目前是最不開放的[68]；2020年官方提出新發展格局即以所謂「內循環」為主體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及「自力更生」，但在「內循環」引發「閉關鎖國」的爭議後[69]。官方特別強調「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70][71][72]。此後官方宣傳口徑以強調「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為主。與此同時，有海外媒體認為習近平時期中國領導層內部出現路線鬥爭和分歧[73][74][75]，中國政府也推出了多項改革，包括廢除勞教體制[76]、修訂《環保法》[77]、建立國家監察委員會[78]、完善審計制度[79]等，試圖改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累的種種社會問題；同時設立國家共同富裕示範區試圖探索出解決中國社會目前尖銳的貧富差距、區域差距等社會問題的方法[80][81]，中國政府也繼續效仿當年設立經濟特區的辦法推出了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貿港、雄安新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等經濟改革試驗區[82][83][84]。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經濟原則和體系借鑑蘇聯模式，實行「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即注重發展重工業、執行計劃經濟及財產國有化[85]。1953年出台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推動農業合作社為基本經濟單位，在農村由農業合作社集體管理農地和農業生產，部分合作社更集體擁有農地和生產資料[86]。人民公社隨著第二個五年計劃（亦稱「大躍進」）落實在各地成立。人民公社制度的目標為移除私有擁有權，所有私人財產必須上繳人民公社，使農民失去生產動力[86]:18。第二個五年計劃導致中國經濟大幅下滑，亦引致大規模饑荒和減產。1962年，在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領導下，農村人民公社進行改革，其核算單位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86]:18，及推行「三自一包」，此制度沿用至「文化大革命」。後來隨著國家主席劉少奇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之間出現分歧，前者在文革中更被打倒受迫害致死，政策被迫中止。
中國在革命時代經歷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其經濟在七八十年代嚴重落後同地區亞洲四小龍的經濟[86]:27。儘管中國197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比1965年的1716億元[87]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遞增率達6.8%，並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但民生工業基礎薄弱、效率與品質低落，缺乏創新多樣。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依然不高，科學技術也整體上比較落後。而文革後，中共更出現了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在各種不利的情況下，鄧小平第二次重返中共領導層、進行了1975年整頓，而1977年第三次復出後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掌握黨政軍的主要權力，進行了撥亂反正，並嘗試在各方面改革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將市場經濟引入中國的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濟的表徵，自1950年代開始的計劃經濟雖然在建國初期能夠恢復經濟和推動初步發展，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也日漸明顯：對國內經濟的控制使政府和企業的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鞋票、煤票、香菸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製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雞蛋票、自行車票等等的票證上千種。若按發行單位分，有全國通用、地方用、軍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中共黨內的改革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的根深蒂固的印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不變為前提，改變生產過程中不適應生產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率先取得突破，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內推行。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三人被並稱為領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88]。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全會徹底否定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方針，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決策[89]:237-238。同時，全會還作出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重新審查了中共歷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錯案，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鄧小平在這次會議召開前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綱領性講話中提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90][91]:278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端，此次全會以後，中國黨和政府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同年，松下電器成為第一家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資企業[92]。
1979年，在中共中央「指導下」，全國農村逐步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即「分田包產到戶，自負盈虧」[89]:315-316。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大平正芳一行期間，強調了「四個現代化」，並提出了實現「小康」的概念[93][94]。198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引用了「小康」這一概念，並把它作為二十世紀末的戰略目標； 在「小康社會」人民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這是指在溫飽的基礎上，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達到豐衣足食。[93][94]
鄧小平的首項改革措施在被全球許多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長期忽視的農業領域率先展開。在1970年代後期，食品的供應和生產非常缺乏，政府人員甚至認為於大躍進時期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三年困難時期可能會再度出現[95]:8。鄧小平反對實行農業集體化，他堅持強調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人民公社的集體土地劃給了農民。在新政策的保護下，只要將合同規定的部分糧食繳納給政府，農民就可以正式管理他們自己的土地[96]:355。這一舉措使得1975年至1985年期間的農產量增加了25％，為其他領域的私有化創造了先例[96]:355。與蘇聯經濟改革時自上而下的模式相比，鄧小平改革時自下而上的方法被認作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重要因素[97]。
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城市工業的改革也開始實行。政府引入了價格雙軌制：1979年國有企業改革展開後，即便超過了計劃配額，國有制工業依舊可以按照計劃和市場的雙重價格銷售商品，這一措施解決了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短缺。此外，於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的工業責任制允許個人或團體通過合約管理企業，這進一步促進了國有企業的發展。被中國共產黨收購的私營企業首次被允許經營，它們在工業產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漸升高[95]:10。價格的靈活性業有所提高，服務業規模擴大[95]:11。
自中國國民黨時代以來，中國首次開放了外商直接投資。鄧小平為外國投資設立了一系列經濟特區。與其他地區相比，阻礙經濟增長的官僚法規和干預措施對這些特區的影響相對較小，這些經濟特區因此相對自由。這些地區成為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引擎[95]:11。經濟特區的數量與規模持續擴大。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經濟特區[98]:13，此後中國政府創辦了更多的特區。此外中共解禁個體戶和鄉村家庭工業，恢復城鄉小商品市場。1979年底，全國批准開業的個體工商戶約10萬戶，1981年，批准開業的個體工商戶達101萬[99]。
1980年，中央75號文件規定不准僱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關於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討論僱工是否算剝削。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經濟學家林子力認為，根據資本論的定義，僱工達到八個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就是屬於剝削。1983年1月，中共中央對出現較多僱工的情形提出"三不"原則："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於取締。"[99]
對內經濟方面，經濟改革首先在農村地區展開[100]:115-118。農業方面，在鄧和趙紫陽的經濟改革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包產到戶，提高農民的積極性[89]:315-316。農業生產總值在1978年至1984年中提高了50%，農民純收入也大幅提高，經濟改革初見成效[98]:14。習仲勳和廣東領導班子於1979年4月17日帶著方案草稿赴北京，在最後定稿前與鄧等人作討論[101]:348。廣東之方案於7月15日得到批准，成為中央第50號文件，它同意給予廣東和福建吸引外資之「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按鄧建議，這些地區稱為「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4個特區於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101]:348-349。
幾乎所有高幹都去過特區至少一次，並表揚特區的成就，只有陳雲和李先念不去；1981年12月22日，陳雲講話稱：「要看到特區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計到特區帶來的副作用」[101]:359。1982年12月31日，政治局發出第50號文件肯定廣東打擊經濟犯罪的工作，引用陳雲的結論：「特區一定要搞，但也要不斷總結經驗，確保把特區辦好。」[101]:363
1984年1月24日，鄧在冬季「假期」乘專列到達廣州；他用兩周時間視察廣東和福建，包括深圳、珠海和廈門三個經濟特區，還視察中山和順德兩個珠海附近發展迅猛之縣[101]:364。鄧並鼓勵特區建設，提議增加對外開放城市[100]:51-52。對外方面，中國決定擴大對外開放地程度[100]:32：擴大進口的數量及進口國範圍[100]:119；改善進口產品結構，重點為技術輸入；提供外資直接進入中國設廠，改善中國生產結構以及派遣大量留學生赴西方學習科技[102]:142。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之開展[103]:160。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04]。政府還在經濟領域開放了更多地區：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設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島經濟特區的決議；中共中央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紀要，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金三角開闢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3月18日，國務院進一步擴大了沿海經濟開放區的範圍，決定將杭州、南京、瀋陽等140個市、縣劃入經濟開放區，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全部對外開放[105]。1992年8月，重慶、岳陽、武漢、九江、蕪湖等5個沿長江城市，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石家莊、太原、合肥、南昌、鄭州、長沙、成都、貴陽、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等15個省會城市對外開放[106]。
1984年6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談話時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之內，大陸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同年12月19日，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北京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確定英國在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主權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107]。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中國城市改革自此全面展開，重點是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宣布實行百萬大裁軍，改革開放初期軍隊建設要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路線，軍隊和軍人在中國社會的地位有所降低。
1986年4月，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批准國務院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七五」計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又稱「八六三」計劃。《綱要》確定了7個領域中的15個主題項目，作為今後發展高技術的重點。12月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
1987年5月12日，鄧小平會見荷蘭首相呂貝爾斯，談及《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100]:234-235。1987年9月，深圳率先試行土地使用有償出讓，出讓了一塊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限期50年，揭開了國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108]。10月25日至11月1日舉行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指出：「由於『左』的積習很深，由於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這種積習，所以從總體上説，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109]:16代總書記趙紫陽做《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並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12月，深圳市公開拍賣了一塊國有土地的使用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首次進行的土地拍賣[108][110]。同年，中央5號文件中去除了僱工數量的限制，"三不"原則改成十六字方針："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99]。
此期間的一個顯著的發展是國家控制權力下放，讓當地省級領導人嘗試如何促進經濟的增長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名義上由地方政府控制的鄉鎮企業也逐步開始私有化。
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在1985年、1988年和1992年成為問題[111]:105。拿固定工資的人看到有錢的私人經商者炫耀財富，抬高價格，威脅工薪階層的基本溫飽，使他們憤怒；鄉鎮企業從業者獲取原料和資金以自肥，企業家獲利部分來自鑽空子；「官倒」想方設法把社會財富入袋，守法的幹部收入停滯；農民工入城，加劇通脹[101]:537。
另一方面，私營化在1992年以後開始加速，私營部門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也在上升。中國政府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入：1984年和1988年時，中國政府將它稱為國家部門的「補充」，例如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11條增加"國家允許私營企業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發展。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99]。不過到了1999年，私營經濟被定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95]:19。
「……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部曲」，正確不正確？……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100]:303-308——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時的講話〉，1989年6月9日
1989年4月15日，曾為改革開放主要執行人之一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北京學生的悼念活動[112]:274[113]。悼念活動數日內演變為全國性抗議示威活動，參與者的訴求也變為了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擴大新聞自由與結社自由等[112]:274[114][115]。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定性此次事件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隨後北京天安門廣場等地爆發了大規模遊行、抗議、示威、請願以致絕食活動。直至5月20日，官方宣布在北京戒嚴，由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戒嚴令，中央軍委下令集結軍隊向北京進發。
6月4日凌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進北京，以武力強行驅散示威學生及群眾，造成多人死傷。此次行動結束後被稱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此次事件，一方面引發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譴責和制裁，使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惡化；另一方面使得當時以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失勢，中國國內反改革開放的保守派抬頭，在當時對中國改革開放繼續進行下去構成了很大威脅，並使改革開放面臨著中斷夭折的危險[116]:11；中共領導層以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和平演變」為名，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在此期間已經停滯甚至倒退。蘇聯等東歐共產黨國家全面崩潰也加劇了形勢的嚴峻性。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三年（1989年至1991年）疏遠喬石、李瑞環等改革派，靠攏保守派[117][需要較佳來源]。政治上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領域，他依靠姚依林、宋平，全面執行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搞「治理整頓」，打擊地方、鄉鎮經濟。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經卸任所有職務的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視察武昌、深圳、珠海、廣州、上海，並發表重要的「南巡講話」（後官方改稱「南方談話」，又稱九二南巡或鄧小平南巡）[119]這些講話要求中國共產黨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聲稱「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120]，並認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九二南巡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又一個轉折點。此後不久，經濟改革政策復甦，政治改革進程則基本停止。
「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一點，我講過幾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麼「六四」以後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100]:370-371、「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100]:372、「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00]:372、「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00]:373、「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00]:375、「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100]:375、「發展才是硬道理。」[100]:377、「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隻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亞洲「四小龍」），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00]:378、「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真正關係到大局的是這個事。」[100]:380——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992年3月9日至3月10日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討論中國改革和發展，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會議認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為此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121]:1。政治局全體會議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勇於創新，敢於試驗，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判斷姓「社」姓「資」，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21]:2。
| “ | 什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我看只要是共產黨讓干的，就是社會主義。 | ” |
| ——朱鎔基，[122]:207 | ||
1992年6月，江澤民在中共中央黨校對省部級幹部進修班講話，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表明「左」的表現主要是停留在過去對馬克思主義某些原則、某些本本教條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過去對社會主義一些不科學認識上，或者停留在改革開放前那些不正確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客觀實際，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開放，甚至認為搞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仍用過去那種「階級鬥爭為綱」思想來影響以至衝擊經濟建設為中心；表現右主要是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製造政治動亂，企圖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和改革開放正確方向[121]:35-40。歷史上「左」錯誤泛濫時間長、影響深，帶著一些革命色彩，容易迷惑人，需要提醒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干擾，是妨礙生產力發展原有模式和做法主要阻力[121]:41。同月，李瑞環宣傳貫徹鄧小平重要談話，說經濟建設中心地位一百年不變，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搞「自我中心」、兩個中心或多中心，妨礙和干擾經濟建設發展；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強化為經濟建設服務，自覺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通過各種方式、方法和途徑，使群眾了解自己利益與責任，自覺為自己利益而奮鬥[121]:47-54。同月，榮毅仁（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堅持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鄧小平提出，要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改革開放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使中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台階，同時提出「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穏步協調地發展」[121]:57-62。
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1992年後，改革開放的路線基本確定，中國從上到下進入了一個周邊國際環境基本和平，國內社會維持穩定，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階段，「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均得到了全面實施和基本完成。
| 江李朱體制 （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 | |
|---|---|
   江澤民，李鵬，朱鎔基 | |
| 組織與人物 | |
| 國家領袖 | 江澤民 (中共中央總書記) |
| 國家元首 | 楊尚昆 → 江澤民 (國家主席) |
| 政府首腦 | 李鵬 → 朱鎔基（國務院總理） |
| 歷史 | |
| 議會任期 | 1992年至2002年 |
| 就任組閣 |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 |
| 卸任組閣 |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 |
| 前任 | 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
| 繼任 | 胡溫體制 |
90年代初，鄧小平強迫中顧委主任陳雲、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等保守派元老退休並開始實行徹底的改革[111]:114。鄧小平在生前經過精心挑選後，將他的接班人定為兩位熱情的改革者——江澤民和朱鎔基。同時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後中國國企陸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23]。1992年，鄧小平進行了著名的九二南巡，使得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的改革開放重新提速。一些知名的談話內容和口號，譬如「貓論」、「不爭論」、「三個有利於」甚至「摸論」，成為後來「鄧小平理論」的重要部分[124]，此後中共十四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進中共黨章（中共十五大正式命名「鄧小平理論」）[9]。「十四大」確認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103]:174。在中共十四大上，鄧小平將年輕的胡錦濤提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25]:11,24，胡錦濤常被認為是鄧小平為江澤民安排的繼任者[126]:238[127]:91。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通過由朱鎔基制定的《（市場）改革五十條》，該文件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文件又為企業、金融、財稅、投資及外貿等改革訂下目標和策略，故可說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103]:175。受該因素影響，雖然鄧小平於1997年逝世，改革開放依舊得以進行下去。[32][128]
此後，政府於1997年和1998年展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除了少數大型壟斷企業，所有的國有企業都遭到了清算，原屬於國企的資產均被出售給了私人投資者，工人則大量下崗失業。1997年，全國人大刪除了投機倒把罪。
2001年至2004年間，國有企業的數量減少了48％[129]:573。此同時，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還降低關稅、削弱貿易壁壘、制訂更開放的法規；對銀行體系進行改革；廢除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福利制度（如公費醫療、福利分房等）；將軍事企業和解放軍強行分離[111]:116；減輕通貨膨脹；於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些舉動引起了一些群體，尤其是私有化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不滿[111]:128，但也為中國創下了良好的經濟格局。
到了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比重占到了49.7%，外商和港澳台的比重占到了15%左右[130]。這一比重在此後繼續擴大[131]。同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經濟體[132]。但是，在石油業[133][134][135][136]和銀行業等行業，國有壟斷企業仍然存在[137]。
| 胡錦濤－溫家寶體制 （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 | |
|---|---|
  | |
| 組織與人物 | |
| 國家領袖 | 胡錦濤（中共中央總書記） |
| 政府首腦 | 溫家寶（國務院總理） |
| 歷史 | |
| 議會任期 | 2002年至2012年 |
| 就任組閣 |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 |
| 卸任組閣 |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 |
| 前任 | 江李朱體制 |
| 繼任 | 習李體制 |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傾向改革的江澤民和朱鎔基等領導人開始卸任領導職務，傾向保守的胡錦濤和溫家寶開始逆轉原先的改革措施。觀察員發現該屆政府的政策加入了更多「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成分[111]:129。胡溫政府增加了對醫療保健部門的補貼和控制[138]；停止了私有化的進行[139]。正因如此，中國經濟被自由派媒體評價為整體呈現出了「國進民退」的趨勢[140][141]。
為應對2007年-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溫家寶於2008年出台四萬億投資計劃，這項投資造成了產能過剩[142][143]、通貨膨脹[144]、巨額地方債務[145][146]、銀行壞帳、生產率水平下降等問題，中國的經濟結構為此遭到了長期破壞[147]。許多學者都對其持負面評價[148][149]，只有林毅夫等極少數學者支持該計劃[150]。而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大量資金流入商品房市場，房價暴漲了數倍[151][152]，誘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和家庭問題[153]。
評論者認為朱鎔基時代三大改革所積累下的財富在胡溫體制下消耗殆盡[154]。擁有特權的國有部門是政府投資的主要受益者，在新體制的推動下，大型「全國冠軍」發展迅猛，擁有了與國外大公司展開競爭的能力[139]。
但得益於四萬億投資計劃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時，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並成功舉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奧運會，胡錦濤和溫家寶執政十年，中國經濟規模擴大了4倍[155]。
| 習近平－李克強體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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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與人物 | |
| 國家領袖 | 習近平（中共中央總書記） |
| 政府首腦 | 李克強（國務院總理） |
| 歷史 | |
| 前任 | 胡溫體制 |
| 繼任 |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上台執政。隨後，中國共產黨擴大控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導致至少288家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反映了中共新的企業管理政策[67][156][157][158][159]。與此同時，習近平、王岐山等人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腐行動以及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等政治運動，但也有「選擇性反腐」和權力鬥爭的質疑[160][161][162]。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貿易區最先掛牌成立，成為中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9月，習近平到訪哈薩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習近平在同年10月於印度尼西亞國會演講時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把「一帶一路」升級為國家戰略[163][164]。同時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文件，內容包括改革國家和軍隊領導機構，完善稅收制度，逐步放開計劃生育，放寬民間投資准入行業，廢除勞教體制，設立自由貿易區等。此後「全面深化改革」在各種政府文件和新聞中出現，被媒體解讀為「中國改革新程的總綱領」[165]。有分析認為，習近平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與前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相比省略了開放二字，或許意味著持續了三十五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1978年至2012年）已經結束[166]，但以習近平為領導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卻聲稱中國仍然會堅持改革開放，習近平也在諸多公開場合宣告中國將繼續對外開放，且會加大開放幅度並提出「全面擴大開放」政策。[167][168][169]。此後習近平時期的政策路線被中國官方統稱「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170]。此外，外界和部分體制內人士則認為習的改革路線並沒有遵循鄧的政治體制改革道路，且改變了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向，屬於政治倒退，重新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即黨的最高領導人獨攬大權的寡頭政治以及「黨領導一切」[63][171][172][173][174]。
2017年4月，中國設立雄安新區是中國第19個國家級新區[175]。中國政府對外宣傳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其主要任務是成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
201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開始推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將部分國務院機構虛級化，由中共的黨內機構承擔實際職責。有學者和媒體認為本次機構改革是中國政治回歸改革開放前「黨政合一」的體制，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國務院權力被削弱，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對政府的領導[63][172][173][176]。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取消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任期限制。有觀點認為此舉終止了鄧小平時代開始實行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不但破壞了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更讓習近平有機會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的終身領導人和獨裁者[171][177][178][179]。但也有支持觀點認為，這樣會使中國的政局長期處於穩定狀態，讓改革發展的相關政策不會因為政治不穩定而影響實施，對中國接下的發展來說，具有非常積極有效的影響[180]。習近平在會見外國政要和中國官員時曾經解釋，他「個人反對」終身制，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是因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這兩個實權職務都沒有限制連任次數，為了避免他擔任的三個職務之間存在任期衝突才推動修憲，不過他並沒有說明他會不會擔任第三屆或者更長任期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181]。同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大會表彰了100名改革開放傑出貢獻人員，向他們頒授改革先鋒獎章，並向10名國際友人頒授中國改革友誼獎章[182]。
2019年8月9日，中國設立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183]。2019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20]。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要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184]。6月1日，中共中央及國務院正式印發《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正式計劃將海南打造成自由貿易港[82]。包括海南自貿試驗區在內，截止2020年中國大陸共設立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2020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為10839美元，開始向高收入國家邁進，GDP突破100萬億人民幣[185]。
2021年6月10日，中國設立浙江共同富裕示範區，試圖找出能解決中國目前遇到的收入差距，區域差距，城鄉差距等發展難題的道路[80][81]。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賦予海南更大的自主權。法案中涉及自貿港內居民權變更、接入全球網際網路、出入境政策及封關等深化改革創新與開放等內容。9月，北京證券交易所成立，是中國第一家公司制證券交易所[186]。
2022年1月17日，中國國資委表示中國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共中央黨政機關和直屬事業單位所管理企業中公司制企業占比97.7%，地方國有企業中公司制企業占比99.9%[187]。
2022年4月11日，中國政府發布《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文件，計劃將中國大陸打造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以求打破中國大陸內部的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188][189]。
2022年3月以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次發出指示，針對新冠疫情必須堅持清零政策，強調中國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190]。2022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上坦言，針對Omicron變異株的清零，使經濟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原始疫情衝擊時還大[191]。有分析認為，習近平主導的清零政策及伴隨的封鎖措施，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發展[192][193][194]，繼續實行動態清零政策將使中國經濟持續處於衰退狀態[195][196]。至2022年12月，在白紙運動後，中國政府頒布新十條，結束了持續三年的清零政策，管控造成中國的經濟危機因此得以舒緩[197][198][199]。
2022年10月23日，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選舉出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習近平再次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0]，開啟史無前例的第三任期，習近平派系基本上占據中央政治局全部席位[201]，部分媒體認為，44年的改革開放結束。[202][203]
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第三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204]，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位任期超過十年的國家主席，任期超越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歷任國家主席。
2023年6月25日，中國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雄安綜合保稅區[205]。
2023年6月28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法》第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206]。
2023年11月1日，新疆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成立，為中國大陸第2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中國宣布新疆自貿易試驗區將被賦予更大改革自主權[207]。
2023年11月24日，中國外交部宣布在2023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期間對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馬來西亞6國實行單方面15天入境免簽政策[208]。
2023年12月15日，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在上海市、江蘇省、廣東省、北京市、浙江省、海南省等地區進行跨境貿易投資高水平開放試點，試行促進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政策[209]。
2024年1月24日， 中國政府發布《浦東新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3－2027年）》[210]。
2024年3月1日，位於廣東省珠海市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正式實施封關運行[211]。
2024年3月19日，中國政府發布《紮實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行動方案》，計劃通過擴大外國資本在大陸的可投資領域，優化營商環境等措施來吸引更多外資投資[212]。
2024年11月1日，中國商務部、中國證監會、國務院國資委、稅務總局、市場監管總局、國家外匯局六部門聯合發布新修訂的《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修訂後《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進一步拓寬外資投資門檻，新增允許外國自然人實施戰略投資、放寬外國投資者的資產要求、允許通過要約收購進行戰略投資，降低持股比例和持股鎖定期等內容。[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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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前的時期，中國農業的績效極差，糧食短缺現象十分普遍[214]:478。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較為絕對的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也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產超過往年的成績。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強制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名義上新體制使農業生產得到大發展，農村開始富裕起來；實際數據表明，改革後，農業產量增速放緩，農業基礎設施成為無人料理的公共物品，隨著農業生產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發展，農產品和工業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拉大，由於信息不對稱，孤立的農民無法了解農產品的市場價格，無法形成對農民有利的農產品市場，農業收入下降；而原有的農村鄉鎮企業被鄉鎮領導私自占有後迅速發展起來。
同時，人民公社的解體也導致了原本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迅速消失，造成了中國農村和城市地區的進一步分化。並且在包產到戶以後，小農經濟不再適合農業集體化，公社時期大規模建造的水利灌溉設施，由於無法召集大規模人力維修，而不斷破損。同樣在公社時期的大規模新墾高產、穩產田運動，也無法繼續。集體化的消失也打斷了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逐漸開始發展的機械化，在另一個層面上使得農村更加落後。不僅如此，公社解體後，傍依公社生存的部分鄉鎮企業也無法繼續經營，最終全部破產或者通過改制而私有化。
多數人認為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當時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於其他地區先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頗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已經有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像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重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2006年，中國廢止農業稅條例，中國向農民徵收農業稅的歷史終於結束，經改革開放農業改革，中國農村經濟發生了質的變化。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後，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級黨委委派的黨支部書記。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產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農村地區6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政府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制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產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為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著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中國政府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譬如「紅帽子工程」），大量減少了失業人口，緩解了工人的不滿[215]。由此，「改革開放的成功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支持以及下崗職工的奉獻和犧牲也是不可能的。國家現在所積累的巨大物質財富，也有他們的一份功勞。」[14]
城市改革取得的進展一度成效不大，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民眾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後，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內混亂的思想。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於民眾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蘇聯、東歐和東德共產主義陣營隨之垮台，中國共產黨的立場日趨保守，政治改革步伐放緩，黨內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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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金融業自由化[216]:339。中國於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服務業被解釋為可開放的，外商投資獲准；零售、批發和分銷的限制也已經結束[217]:657。銀行業、金融服務業、保險業和電信業也向國外投資開放[217]:658-659。
中國的銀行業由四家大型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主導，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和壟斷的[218]:522[219]。中國最大的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銀行。由於國家管理效率低下，這些金融部門被普遍視為中國經濟的累贅[220]:866。不良貸款主要由地方政府和無法盈利的國企出於政治目的進行[218]:523，尤其是保持低失業率的政治目標，是金融體系和經濟的一大拖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後對這些銀行展開了資本重組。2000年，這些銀行在GDP中的比重高達22％以上；到了2006年，它們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到了6.3%，總額約為1,600億美元[218]:528。觀察家們建議通過銀行體系私有化來解決該問題，4家銀行在股市上市時，這一建議得到了部分執行[218]:530。由於中國的兩大金融交易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只占到GDP的11％，因此在籌集資本方面相對無效[218]:514。
到20世紀80年代，廣告在實現鄧小平推進的現代化目標的作用得到了廣泛的重視。中國政府仍然在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理想上大作表面文章，但這並沒有抑制消費主義的增長[221]。
1978年11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出訪新加坡，與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舉行會談，並談到改革開放要借鑑「新加坡的經驗」」[222][223]。期間，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承認並改正了兩個錯誤：一是改變保守自閉，主張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二是接受李光耀的建議，不再搞革命輸出，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對外關係[47][48][49]。此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尤其在毛澤東時代）在東南亞地區大力輸出共產主義革命，援助了包括印尼共產黨、馬來西亞共產黨、越南共產黨、柬埔寨紅色高棉、寮國共產黨、緬甸共產黨在內的各國共產黨組織和游擊隊，導致部分地區排華情緒嚴重，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48][224][225][226]。改革開放後，為了對抗蘇聯，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依然對柬埔寨紅色高棉提供了長期軍事援助，至1993年柬埔寨大選後中國才停止對紅色高棉的援助[227][228]。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鄧小平又提出了「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善於守拙」、「有所作為」等中國的外交戰略，後被歸結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八字戰略方針[229][230][23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這一情況源自於毛澤東「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但一些海外華僑的主要集散地廣東、福建經常有一些華僑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開辦工廠。1979年，中國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三來一補特殊政策。1年後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宣佈改制為對外經濟特區。
1979年1月31日，深圳蛇口工業區正式建立，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試驗區，在袁庚等人的領導下逐漸發展出了「蛇口模式」、誕生了知名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此後向全國推廣[232][233]。1984年1月，鄧小平首次考察深圳，肯定了「深圳速度」，認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234] 1980年代，在袁庚的推動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商業保險機構——平安保險，先後在蛇口成立[233]。
參考的發展經驗，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意圖從中學習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的四個試點城市的發展模式在1984年鄧小平南下巡視時被給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廣州、上海、天津等14個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洲地區辟為經濟開放區。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為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感受到對外貿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後，中國政府將海南單獨設省後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後設立對外開放區。這成為刺激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
不過改革開放初期，出於對共產政權的不信任，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開始，在對外交流方面，接近鎖國狀態，很少人對當時中國大陸有所了解。因此改革開放湧來的外資，最初是以香港資金（港資）佔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235]。直至2011年全年，名義上港資仍佔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內地吸收外資的最大來源地[236]（實際上一部分港資來源於其他地方，包括中國內地本身）。
國家級新區是承擔中國重大發展和改革開放戰略任務的綜合功能區[237]。國家級新區屬於城市新區的範疇，是依託舊有城區建立的新城區，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依託的城市一般是中國具有影響力的國家中心城市或區域中心城市。在行政級別上，國家級新區由國務院批覆，相比由所在城市政府批覆成立的省市級城市新區，其產生背景和開發建設具有國家意志的屬性。因此，其行政等級普遍高配一級或半級，以調動更多的資源[238]。 至2020年中國共設立19個國家級新區，國家發改委要求各個國家級新區圍繞1至2個重點問題開展體制機制創新探索，形成可推廣的經驗，以便推廣到其他區域[239]。
自由貿易園區是指在主權國家或者地區的關境以外，劃出特定的區域，准許外國商品豁免關稅自由進出，自由貿易試驗區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新的試驗田，實行政府職能轉變、金融制度、貿易服務、外商投資和稅收政策等多項改革措施。截止2020年，中國大陸31個省級行政區中已有21個被批准建立自由貿易實驗區[242]。中國政府賦予了試驗區相當大的自主權，包括在試驗區放寬外商投資建設各種限制，放寬土地使用權限，允許自貿試驗區自己推出稅收政策等[243]。
海南自由貿易港是中國政府計劃在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更進一部建設的自由港[82]。相比之前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貿港被賦予了更大的權限，實行零關稅，封關管理[245]，更大開放金融，農業，教育，科研，醫藥，體育，航天，文物等領域的資本准入[246]，《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案》發布後，更賦予了海南自貿港更大的自治權和不違憲前提的立法權[247]。中國政府甚至一度試圖在海南自貿港"試水」博彩行業發展賽馬[248][249][250][251]，結果期間引發極大的爭議[252][253]，最終被海南省自行否決[254]。
海南自由貿易港是中國大陸首次在省級行政區對多個重要的政治及經濟框架進行大幅度開放性經濟改革，改革範圍包括海關，自由貿易，外國企業設立實體產業及投資，產權保護，移民及人口流動，金融，稅收，經濟事務立法權等極多個方面全面進行的。同時海南自由貿易港將直接接受由中國國務院框架下的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商務部、中國人民銀行、海關總署等部委派出駐地幹部在海南實地指導工作。
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法案中涉及自貿港內居民權變更、接入全球網際網路、出入境政策及封關等深化改革創新與開放之內容。授權後海南可以進行相當程度的改革與自治，在管理制度上將與內地有所區別，2023年，海南開始進行封關作業，計劃2025年底前實現全島封關運作[255]。
作為對外開放的一部分，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和區域合作組織。
1978年5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考察團前往歐洲五國考察，包括法國、德國、瑞士、丹麥以及比利時，前往學習發展經驗、介紹中國市場[264][265]。1978年10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率團訪問日本、考察學習，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此後中日兩國之間各領域、各層次的交流和合作迅速增多[266][267]。鄧小平在訪日期間談到：「首先承認我們的落後，長得很醜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 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我們向一切已開發國家請教。」[266][268] 1979年1月，中美建交[269][270][271][272]。
改革開放期間，美國、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已開發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法表示支持、並提供了包括無償援助在內的各種形式的援助，截止2009年中國接收的無償援助近67億美元（約469億人民幣）[52][53][54][55][56][57][58][264]。其它歐洲國家也積極參與對華援助，僅在2002年-2006年間，歐盟就計劃向中方提供2.5億歐元的無償援助（5000萬歐元/年）[273]。與此同時，眾多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截止2006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有400多家進入中國市場，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企業開闢了海外市場[45][46]，中國市場也逐漸成為相關國家工業產品的最大銷售市場。
| 國家 | 援助開始 | 援助終止 | 援助內容 |
|---|---|---|---|
 日本
|
1979年 | 2018年 |
|
 美國
|
1980年 |
| |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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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 2010年
（傳統） |
|
 法國
|
2004年 |
| |
 英國
|
1997年 | 2011年
（傳統） |
|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澳門和台灣也對中國大陸提供了大量資金、技術、人才、理念等重要支持[59][60][61][62][286]。香港資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貢獻包括：內地的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內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資、合作企業，第一家五星級飯店，第一條合資興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塊土地的拍賣等等，在改革開放史上佔了重要的印記。在改革初期，以香港資金（港資）佔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235]。
台商亦開始以外商名義或較為低調的方式進入大陸投資，有更多台商以港資或香港註冊公司名義進入中國大陸投資。
直至2011年全年，港資仍佔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內地吸收外資的最大來源地[236]。港澳在廣東省的投資項目超過10萬個，實際利用資金1200億美元，占廣東省實際外來資金的三分之二，其中絕大部分投資來自香港。促使粵港澳形成了以廣東為加工製造基地、港澳為購銷管理中心的獨特格局。數以萬計的港澳投資企業在廣東各地蓬勃發展，數以百萬計勞動力受僱於港澳投資企業。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具競爭力的動態化產業集群、開放型，影響世界的加工製造業基地。深圳市投資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和年出口1000萬美元以上企業中，約80%是港商投資或參與投資的。2017年，深圳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增長了11426倍，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和製造基地。香港資金的投資，迅速推動廣東從農業為主的省份發展成工業發達的經濟大省。廣東的國內生產總值從改革開放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省份排名第第5位逐漸成為第1位，至1989年起保持至今。
因貪污已落馬的廣東省前副省長萬慶良說「廣東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一部粵港澳合作的歷史。廣東30年的發展離不開港澳強有力的支持，離不開港澳資企業率先進入廣東，率先投資、率先發展。香港人澳門人不僅帶來了資金、技術、人才，為內地輸入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理念，更新了管理文化。」較為熟悉的例子是港鐵公司，促進了許多領域的觀念更新。改革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優良的貨運設施和海外貿易網絡，而香港當時已經是亞太地區重要的貿易中心，擁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硬體設施和一流的貿易人才。目前，香港是內地第五大貿易夥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在資金、技術輸入的同時，香港資金更為改革開放輸入了許多先進的發展理念、經營方式和管理經驗，促進了觀念更新，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鑑。國外有專家認為「內地市場經濟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擁有香港這樣一個成熟的、國際化的市場經濟體系可以借鑑，並為改革的啟動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287]霍英東投資興建的內地第一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不僅是因為賓館硬體設施完備，更重要的是從一開業便打破當時的慣例，對所有普通市民開放，其服務意識、管理模式，都令當地政府官員和市民大開眼界，引發觀念的更新，對廣東服務業的興起和發展產生了極大推動作用。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在接受採訪時總結說「內地的現代化建設就是一條有效利用外資尤其是港澳台資金的資本積累和發展之路。內地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績，每一天的變化，都有港澳同胞的奉獻。」四名港啇投資的華南城國際工業原料城是占地1.5平方公里的工業原料及成品交易中心，集信息交流、展示、交易、倉儲、貨運、配送以及金融結算功能於一體，其規模之大、經營範圍之廣，堪稱國內之最。隨著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後，港資在內地的投資領域不斷拓寬，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基礎設施建設、現代製造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快速發展。香港智經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認為，「CEPA開啟了香港和內地生產要素進一步流動的大門，制度安排為經濟整合提供了更大的空間。」[287]
台灣對中國大陸地區投資巨大，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導致西方禁運，當時在中國大陸以外的投資方只有港台，但由於兩岸尚處於對抗時期，台灣對兩岸經貿往來限制嚴格，有許多台資與港資合資的方式到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甚至直接就在香港註冊後以港資的名義來到大陸。初期的投資集中在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行業，像制傘、製鞋等。1989年，台資對中國大陸投資項目只有540個，協議金額僅5.5億美元，實際利用資金更低至1.5億美元。台灣於1990年正式公布《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有條件開放台商間接對大陸投資，促進了台商對大陸投資的發展。它們以「台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產品外銷」為經營模式，平均外銷比率達85%。
台灣實際開始大規模投資始於1993年鄧小平南巡後。1992年到1994年，台商對大陸投資項目計2.3萬家，協議金額200多億美元，實際投資額75.8億美元。從1993年台商赴大陸投資第一波高峰開始到兩岸經貿論壇，台商在大陸投資的企業已達6萬家，累計投資金額約2000億美元[288]。目前大陸是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 2014年兩岸貿易額為1983.1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0.6%，其中大陸對台出口462.8億美元，自台進口1520.3億美元，大陸與台灣貿易逆差達到1057.7億美元[289]。
鄧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繼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頂住了來自國內保守派的進攻，成功地將改革開放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基石之一，並不可逆轉地將中國帶入世界經濟中，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從1978年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個尚有2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與世隔絕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繁榮，有著活躍市場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減少了當時世界近1/5的貧困人口。中國也在邁向工業化的道路上飛速前進，成為世界工廠，全球重要的製造業大國，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家力量大幅增強，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7.7萬億美元，擁有14億人口的體量，人均GDP達到12551美元、達到中等偏上國家的收入水平，國際地位和軍事實力顯著提高。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眾多機構曾經預測中國GDP將會在2030年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這一時間點可能因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導致的經濟衰退而延遲，有經濟學家甚至質疑中國經濟規模能否超越美國[290]。
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席捲中國思想界和民間社會，提倡重拾五四運動精神「民主」與「科學」，反文革、反封建、反傳統[291][292]。思想解放運動不僅為改革開放奠基，同時使得人道主義思想包括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概念在中國大陸民間得到啟蒙和推廣，出現「文化熱」，而各類報刊叢書、藝術美學、中國搖滾樂、華語流行音樂、大陸影視行業的興起和發展，也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啟蒙作用[293][294][295][296]。鄧小平則早在1979年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在爭議聲中被寫入《八二憲法》，成為思想解放和言論自由的紅線[297][298]。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發導致了新啟蒙運動的中斷，此後中國社會陷入對「姓資姓社」等問題的爭論，改革開放停滯不前，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299][300]。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了「多干實事，少說空話」、「發展是硬道理」等觀點，對姓資姓社等問題採取「不爭論」的態度，此後「貓論」也廣為流傳，而此次南巡談話被認為是繼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後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32][301]。1992年起，中國經濟開始騰飛，但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平衡、貪污腐敗等社會問題隨之而來，政治體制改革也並未重啟，中國大陸思想界陷入了分歧和爭論、新啟蒙思潮並未完全延續，而是逐漸形成了「自由派」和「新左派」兩大陣營，且此前遭到激烈反對的新權威主義則與自由派發生部分合流[299][300]。
對於新出現的社會問題，自由派人士和新左派人士在1990年代展開了激烈論戰，論戰的開端是汪暉於90年代中期發表的《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299][300][302][303][304]。自由派觀點認為，應當繼續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倡導人權和自由，同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完善民主、法治和憲政的建設[300][302][303]。體制內高級官員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溫家寶都曾對此表達過一定的支持[305][306][307][308]。與此同時，新左派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已泛濫成災，中國的社會弊病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中已出現過，新左派批判市場機制、提倡社會正義與平等，並為文革中毛澤東的一些做法辯護[300][302][309]。
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摒棄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轉化為一個資本主義政黨，中國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310]。中國模式、權貴資本主義、黨國資本主義的概念開始受到重視[21][22][23][310]。越南、寮國等社會主義開發中國家積極學習效仿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經驗，於1986年開始實行「革新開放」政策[311]，而朝鮮則繼續施行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並批評中國走了「修正主義」路線[312]。
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增長，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平均每8年翻一番[313]，從占世界經濟1%到2017年的15%，僅次於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扣除價格因素，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17年比1978年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外匯儲備全球第一；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家和出口加工製造國。
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成功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民營經濟產值在總量上已經超越了國有經濟，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重的重要拉動力量。2007年，中國GDP總量超越德國；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經濟大國。2018年，中國GDP折合13.6萬億美元，2019年超過14萬億美元，2021年17.7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則達25.5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引進外資同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中國為全世界吸引外資金額最多的國家（港、澳、台資金的引入亦被算作外資），而對外貿易規模也位居世界第一，同時中國成為美國國債（除美國本國以外）最大債權國。
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21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12551美元，增長超過55倍，東部部分沿海省市等人均GDP已突破兩萬美元，對於14億人口的體量人均能突破一萬美元，表明中國經濟規模和影響力巨大。[20] 2007年，廣東省GDP總值超越台灣，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GDP總值超越台灣的省（個人平均仍遠低於台灣）。2012年之後江蘇、山東、浙江、河南的GDP也先後超越台灣，其中廣東達到兩倍以上，2018年四川和湖北的GDP數值也超越了台灣。 2019年，中國外匯儲備約3萬億美元。中國多項經濟產品產量達到世界第一。四十年來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已從20%上升到60%以上，而實際上由於大量農業人口進城打工，所以中國實際上的從事非農業人口比例更高。但很明顯的，中國已經從一個農業大國成功轉型為工業化國家，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創造的GDP占比經濟總量的90%+。
改革開放對於海外的影響（特別是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影響深遠。如越南和寮國在1986年實施的革新開放政策幾乎就是翻版的改革開放政策。古巴在2019年的憲法公投中通過了新憲法。新憲法明確古巴政府承認私有財產，並認可外國投資。同時也對政治制度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314][315][316][317][318][319][320]；即使是依舊施行計劃經濟制度的朝鮮，也推行了朝鮮經濟改革，參考了中國改革發放初期的經濟特區模式先後建立了開城工業園區、羅津先鋒經濟特區和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金正恩上台後，朝鮮的私有經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總體來說經濟開放的程度依舊非常小[321]。寮國則是早在1986年就施行了革新開放。不過因為受越南的革新開放政策影響，導致其大量國際投資進入越南而並非寮國。導致其經濟發展非常緩慢[322]。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指出權力過分集中是中國當下官僚主義的「總病根」[323][324][325]。鄧小平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並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326][327]。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八二憲法》，該憲法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為改革開放奠基[25][29][30][31][32]。
隨著改革開放的加速，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等種種問題，經濟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24][25][26][27]。1986年上半年，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並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24][28][328][329][330]。9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331]。10月，中央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332]。
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他強調「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繫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 」[330][333][334][335] 其他人士還公開提出了「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司法獨立」等西方憲政主義的架構[330][333]。雖然這些與鄧小平等人的中共官方改革觀點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當時比較寬鬆的政治氣氛下，並沒有受到過多的抑制與打壓[330]。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其報告中提出並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和設想[24][330]。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332]。
但隨著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爆發，80年代後期的政治體制改革失敗，趙紫陽、胡啟立、鮑彤等中共中央改革派高層被撤職、而權錢交易、腐敗、特權、壟斷等問題並未得到持久、有效的解決[30][31][330]。經濟方面的「改革開放」進程也因六四天安門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直至鄧小平九二南巡後才重新提速[25][30][31][32]。
2012年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開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中國官方認為，從鄧小平等人提倡的政治體制改革，到習近平等人提出的政改，是「政治體制改革在深化」、「走出了新路」、「碩果纍纍」[336][337]。但外界和部分體制內人士則認為習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沒有遵循鄧的政改道路，並且改變了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向，屬於政治倒退，重新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即黨的最高領導人獨攬大權的獨裁統治以及「黨領導一切」[63][171][172][173][174]。此外，2018年習近平等人推動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有觀點認為此舉廢除了鄧小平時代開始實行的「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破壞了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更讓習近平有機會成為繼毛澤東之後的終身領導人和獨裁者[171][177][178][179]。2018年12月18日，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對改革開放評價道「改革開放是我們黨（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我們黨（中國共產黨）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338]」
1980年代出現了幾次較大規模的政治運動。1983年開始的嚴打，在提升社會治安的同時，也造成了諸多冤案，引發了一定爭議[339][340]。1983年，中國大陸的保守派主導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在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干預下平息[341]。1986年底-1987年上半年，八六學潮爆發、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保守派藉此主導展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而後趙紫陽說服了鄧小平，才在1987年中期結束這場運動[342]。
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執政以來，中共也發起了多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譬如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行動，包括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內眾多高級官員被審查和起訴。2018年1月起，開始實施計劃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運動，目標是打擊黑惡勢力和盤踞基礎政權的村霸[343]。其後又發起了整肅中共政法系統官員的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運動。目前習近平時代的政治運動都宣稱以打擊腐敗和整肅官僚為目的，但外界質疑此舉為「選擇性反腐」和權力鬥爭，是針對內部反對者的「大型清洗」[160][161][162]。
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是仰仗「中國模式」這一論斷是一種謬論和誤導，中國並非一個創新型國家，其體制存在著威權主義、欠缺自由等諸多缺陷，而自主創新能力依賴於自由，故該模式並不能可持續發展[33][34][35][344][345]。與此同時，各大權貴家族壟斷主要行業、控制國家財富[346][347][348]；並存在大量「裸官」，許多中央高層的子女或親屬移民海外或擁有外國綠卡[349][350][351][352]。
此外，中國官方以及部分海內外學者均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數據存在長期造假問題，特別是誇大了經濟成長的數據[36][37][38][39][353]。一位香港評論員則將中國的去自由化視為中美貿易戰的一部分[354]。而美國聲稱中國政府正在向中國的國有企業和私人公司提供不公平和歧視性的競爭優勢[355][356]。
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還出現缺乏自主技術、貧富差距擴大、經濟區域差別大[357]、城鄉發展不平衡、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環境污染、教育文化事業、就業難、上學難、看病貴、住房貴、治安亂、貪污腐敗蔓延，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社會風氣不好，社會治安環境亟待改善[357]等等諸多較為嚴重的問題，其中中國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首位。部分具體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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