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1952年10月—），女，生於江蘇常州[2]，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2012年退休）[3][4]，在黨校任職近40年，研究方向是意識形態和民主政治、執政黨建設[5]。原為馬克思主義者，支持中國共產黨實行黨內民主[5]，被視為黨校的自由派學者。
2016年5月起遭全網封殺[6]。2020年6月，蔡霞因為其紅二代身份並嚴厲批判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而引起轟動[7]。同年8月17日，蔡霞被中央黨校開除黨籍，並被取消退休待遇[8]。此後，她稱受到不少同志的私下鼓勵，仍會繼續嚴厲指責習近平，並強調習近平是黑社會、沒有習近平、實行黨內民主的中國共產黨才是好的中國共產黨[9]。
生平
蔡霞的外祖父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後隨潘漢年在蘇北和上海當地下交通員。母親、舅舅和阿姨都參加了中共軍隊。[5]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蔡霞父親在南京擔任解放軍部隊幹部，母親在南京市政府下屬部門任職[10]。
蔡霞生於江蘇常州[2]，小時生活在部隊大院[5]，家中姊妹三人。父母對子女要求甚嚴，禁止子女公車私用，或利用警衛員傳達私人訊息。儘管如此，蔡霞從小生活相當優越，對民間疾苦如大躍進期間有數千萬人餓死一事毫不知情。家中藏書有如《史達林選集》、《幹部必讀》等馬列主義書籍。少年時期，蔡霞將這些書籍作為課外讀物，以建設沒有剝削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人生目標。[10]依靠父母，在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得以避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11]文化大革命期間當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見到了毛澤東，那時她初二。[5]「我們父母的工作環境、工作條件讓我們享受了他們獲得的待遇，我們的住房、我們吃的飯都比普通老百姓好的多得多。」「所以後來我看到我的同學寫的文革中家庭的遭遇，就可以看到原來中國是有政治賤民的。你是政治貴族，他是政治賤民，你們不在一個起點上。你們在一個教室里坐著，但並不意味著你們是平等的，你們的社會差距是極大的。但是你反過頭來再看，中共獲得政權後讓官員的孩子過得比別人好，但沒有讓所有老百姓都過得好。」「我們這些人其實從小是享受了特權，是有原罪的。」蔡霞表示她這代人由於經歷過三年困難時期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不畏懼物質上的困苦，但是無法承受精神上的壓抑和扭曲。[12]「我的父母從小薰陶我，讓我不能不關注別人，所以你讓我歲月靜好，蒙頭只過自己的日子，閉眼不看現實，我做不到。」[11]
1969年，蔡霞參軍入伍，期間因毛澤東要求每個人讀六篇馬恩著作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對其中的「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留下深刻印象。入伍時被分配至一所軍隊醫學院負責圖書館的管理工作。圖書館中藏有許多西方文學和政治哲學的「反動作品」，其中包括了威廉·勞倫斯·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和一些蘇聯小說。蔡霞於1978年退伍，後在蘇州市郊一家化肥廠的工會就職。[10]1980年，蔡霞任該廠工會副主席兼計劃生育辦公室主任。[13]
1984年，蔡霞被選送到蘇州市委黨校二年制黨政幹部大專班學習，為期兩年，主修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共黨史，同時學習內容也涉及了一些文革期間未能接觸到的中國古典文化。期間，蔡霞仔細閱讀了兩遍《資本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勞動價值、辯證唯物主義和資本家對工人進行剝削的政治、法律、文化及道德體系有了一定的了解。1986年畢業時受邀留校任教。1989年六四事件時，蔡霞私下對解放軍向大學生開火的行徑十分震驚，她曾認為解放軍是保護人民的，只有「日本鬼子」和「國民黨反動派」才會對人民下殺手。[5][10]
1992年40歲時，受蘇州市委黨校推薦，在為期一年的考試準備後考入中共中央黨校，先後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2000年獲法學博士學位。[5][10]博士論文《現代化進程與中國共產黨人價值觀》，該文「以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為背景，重點思考了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價值觀的發展變化」。[14]在攻讀碩士期間，因虔誠相信馬列主義，獲得同學起的綽號「馬老太太」，後來她為此表示「他們拿出來欺騙別人的東西，但是我們把它當真了。然後當你看到他的說法和事實是不一樣的，而你是真誠的信奉必須要走向公平正義的東西，你會堅持，你就會變成這樣。」[6]蔡霞的學生一部分是普通的研究生，接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和中共黨史的常規課程，其他學生為中高級黨政幹部，包括一些省市領導和中央政府部長，也有人是中共中央委員。在中央黨校任教時，黨校老師的授課全程錄影錄音，課後要接受到檢查。老師們一方面需要使課程生動有趣，另一方面又不能過於靈活地解釋教條或使學生的注意力轉移到理論的薄弱環節之上。為了應對官員們提出的難題，蔡霞等老師不得不想出十分機智的回答來應付。[10]
南方人物周刊2017年專訪她時問：「從文章和言論來看，你的主張似乎更接近於自由派學者，比如對自由民主的看法」，但她認為自己更貼近原始的馬克思主義，並反問：「為什麼？當時的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理論始終是關於人的命運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當中講『我們所說的人是現實中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個人』。馬克思說共產主義是『自由人的聯合體』、『每一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所有人全面而自由發展的條件』——『每一個人』放在『所有人』的前面。當你對人的理解落到『每個人』身上的時候，就必然把每個人的權利提升為思考的原點。制度合不合理、社會公不公平，不再是抽象地講多數人還是少數人，而是每個人能不能得到尊重和保障。面對來自多數人的民粹暴政，以及專制對每個人權利的壓制，在限制權力這一方面，我肯定就傾向了制約公共權力。馬克思主義豐富博大的思想，我們沒有全面地去把握，我講課時一直在講，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扭曲地理解了。」[5]
在黨校任職期間，蔡霞負責對各地官員進行培訓。一次中青班結業時，一位即將晉升副部級的學員針對網絡管理發表意見，認為「（2012年）天津薊縣大火，那麼個小事情在網絡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樣，攪和人心。我們需要加強管理。」蔡霞則表示「人命關天的事情你們認為是小事，社會當然認為它是大事，我們對老百姓的生命有沒有基本的感情？」「我給那學員打分很低。我感覺你對人民的感情極淡漠，這不是思想觀點不同，是良心何在？」[5]
2002年，在宣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有幹部對農民表示不滿，稱「農民就是刁民。」蔡霞則問道，「在座的哪個祖上不是農民？」「現在一些幹部對老百姓的感情變了，稱呼改變反映了感情的改變，黨校老師在原則問題上堅決不能退讓。」2003年通過中共中央黨校參與編寫《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編寫工作的後半部分，原本蔡霞認為中共及江澤民通過提出三個代表思想可以推動中共與世界文明潮流接軌，為政治體制改革做準備，但在親自參與後，她「看到了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內部的醜惡」「就知道他們在騙人。」從此，蔡霞對中共的「神聖感」被打破。2008年，蔡霞前往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轉型，使她陷入焦慮長達半年[15][5]。
在討論「多數人統治就是民主」的時候，蔡霞以納粹德國和中國文化大革命舉例，稱「文革當中以多數人的名義對於少數領導幹部進行侵害，其實是踐踏人權的暴政。」（另參見多數人的暴政）有學員以「黨校姓黨」進行指責，蔡霞回應「你說到文革，我就來跟你說說文革。我當時是紅衛兵，我們懷著對革命的虔誠之心，陷入瘋狂，造成了很多傷害，我一輩子帶著歉疚，但是我的孩子聽文革跟聽故事一樣。黨的歷史怎麼能迴避這10年的曲折？『黨校姓黨』同樣包含對歷史教訓的總結和反思。剝奪記憶，歷史錯誤就會以新的方式再犯，現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當成創新，恰恰是我們不能贊成的。」她的講話獲得了學員持續數分鐘的掌聲。[5]
2011年起，蔡霞與北京市某街道合作，開展「黨群共治」，實驗預算民主，請人講解在美國通行的羅伯特議事規則。[5] 在江澤民時代，蔡霞曾支持其讓更多的商人和專業人士加入中共的做法。但中共領導人不願意進行與經濟改革相匹配的政治改革，這令她感到失望，胡錦濤時代的威權主義方式讓她灰心。[16]由於在討論中涉及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並在海外引發關注和議論，北京上層追查下來，中央黨校首次和蔡霞談話，要求她「發表意見要注意場合、注意分寸」。[11]從2011年開始，蔡霞開始受到中共當局的監控。[6]2012年，蔡霞從中央黨校退休，結束了15年的教學生涯。[16]
2016年2月，中共北京市華遠集團原黨委副書記任志強發微博批評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所提出的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必須姓黨，被留黨察看一年。蔡霞發表名為《黨章黨規保護任志強們的黨員權利》的文章支持任志強，蔡霞用四分之三的篇幅引錄中國共產黨章程和《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註：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17]；其後《光明日報》駁斥，稱她「有嚴重政治問題和立場問題」，蔡霞稱「這是黨章，你要說我有嚴重政治問題和立場問題，你先把黨章給否了。」[18][11]。事後，蔡霞所在單位通過暗示的方式對她進行恐嚇，如果繼續發言，她會受到行政處理，如降低生活待遇。[12]由於不滿對自己言論自由的限制，蔡霞試圖退黨但被許多朋友勸阻。[11]同年，由於不滿於中共政府對雷洋事件的處理，蔡霞對中共徹底失去信心。蔡霞認為中共對雷洋的嫖娼指控是誹謗（另參見中國異見人士與被嫖娼指控的關係），她表示「手法惡劣到極端，超出我們所能想像的那種惡劣。」[16]
2020年初，李文亮醫生因冠狀病毒病去世時，蔡霞簽署了要求醫護有言論自由的聲明（另參見疫情期間人權問題），遭中央黨校約談（另參見湖北省疫情相關執法爭議、「武漢8人散布不實消息」事件）。2020年中，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區國安法後，蔡霞寫文章表示反對[19]。
2020年6月初，社交網站上流出蔡霞20分鐘的音頻，蔡霞在音頻中抨擊習近平取消任期制的修憲、四個自信、四個意識以及兩個維護，認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就是一個黑幫老大，黨內所有人都是他的奴才，已沒有人權和法治可言，並建議習近平退居二線養老[1]。隨後，中央黨校曾10次向蔡霞打電話，要求她回國「跟組織上談清楚」。對此，蔡霞表示沒有安全保障她不能回去。[11]由於出身中共老革命的革命家庭、又是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是比較少有反體制的「正統紅二代」、「圈內人」，由此引起轟動。[7]
2020年8月17日，蔡霞被中共中央黨校開除黨籍，並被取消相關退休待遇[8]。對此，蔡霞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證實，網絡上流傳的那段講話的確是她說的，實際上那天的講話共兩段，另一段9分鐘的音頻傳到網上後很快丟掉了。[12]蔡霞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自己無意留在中共這個「黑幫」，很高興被中共開除。她還表示，中共黨內普遍希望撤換習近平，但眾人敢怒不敢言[19]。在被開除黨籍剝奪退休待遇後，蔡霞得到許多人以郵件、電話的形式對她表示支持，令她非常感動，表示「公道自在人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蔡霞表示將「走法律程序來捍衛我自己的權利」。[12] 中共媒體《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則在網上評論說「無論蔡霞怎麼定義言論自由，我認為，作為黨校的退休教授，她應當維護黨對這個國家的領導，不應當站到黨領導國家這一憲制規定的對立面，或者實際站到黨的領導的對立面，」「美國現在將攻擊的矛頭對準中共，她作為一名黨員，不應該客觀上站到攻擊者的一邊。」[16]9月7日，蔡霞在推特上表示，她在中國的銀行帳號被查封，存款無法取出[20]。
2020年8月23日，蔡霞接受CNN採訪時表示支持美國政府對華為實施禁令，並提議美國政府制裁中國官員，同時要求國際社會阻止中共滲透國際組織[21]。12月，蔡霞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撰寫文章，談及自己的政治覺醒之路，和從忠誠黨員到與黑幫政黨決裂的原因。她認為中共編造的意識形態是欺騙人民的自私工具，習近平掌權後將中國推向極權高壓社會。[10][22]
2021年6月底，蔡霞在史丹佛大學的保守派智庫胡佛研究所出版題為《中共眼中的中美關係：一個局內人的觀點》的長篇報告，認為美國40年來的對華接觸政策只是強化了中國領導層對美國固有的敵意，必須用理智的防禦措施取代對「接觸」的一廂情願，以保護美國免受中共的挑釁，同時對其施以進攻性壓力。[23][24]
2022年9月6日，外交事務刊登蔡霞長文，蔡霞在文章中再度批評習近平。蔡霞指出習近平的下屬曾經要求某位批評習近平的官員閉嘴，否則對其進行反腐調查；每個政治局委員以及常委，都必須定期向習近平提交報告，並且由習近平親自點評他們的工作表現。王岐山曾向朋友抱怨，習和其他常委的關係已成為「君臣關係」；習近平相對於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他堅持要求其指示要一字不差地被貫徹；2017年左右，劉亞洲寫信給習近平，建議調整新疆政策，停止關押維吾爾族民眾。結果他被警告不要再妄議習近平的政策；2020年1月上旬，總理李克強提議啟動應急響應機制，但習近平因擔心妨礙正在進行的春節慶祝活動籌備而拒絕批准。2022年3月上海疫情爆發不久，舉行了一次有約60名流行病專家參加的線上會議。他們建議上海放寬隔離要求，上海官員也支持這種做法。然而習近平大怒，堅持強制要求執行清零政策。[25]
政治見解
2017年《南方人物周刊》專訪，蔡霞認為現在中國共產黨黨內理論建設存在很大問題，如何理解馬克思理論是始終存在的難題，其中有兩個極端傾向，一是固守被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史達林扭曲的馬克思主義，奉為主流意識形態，這會窒息政黨的思想活力。二是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無用，無法指導中國共產黨，應該將其拋棄。她認為中國國內許多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存在曲解，由於「東方傳統農耕文化對於人的理解，是整體地理解成國家的人、黨的人、集體的人，必然就要強調權威，容易把人當成工具，人的主體性容易失落。」「馬克思傳入中國時，處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歷史背景下，按照馬克思的分析，是以民族矛盾形式表現出來的階級矛盾，因此階級鬥爭理論就好用。久而久之，中國共產黨人就把階級鬥爭理論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全部。毛澤東曾經說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她認為中共所普及的馬克思主義是史達林解釋過的版本，《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黨內高級幹部的必讀書，其觀點抽掉「人」而把歷史解釋成一個概念性的東西。蔡霞尤其反對史達林解釋過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最終演變成維護專制的意識形態工具，而非推動社會進步、實現社會公平和公眾利益的思想武器[5]。
2007年中共十七大報告（胡錦濤總書記任內）提出了「尊重黨員主體地位」的論斷是在歷次中共黨代會報告中首次出現，2009年新華社採訪蔡霞，蔡霞解釋「黨內民主的實質是全體黨員是黨的主人，黨的一切權力屬於黨員。」，她又向新華社指出「中共建黨88年的歷史大體可分為三個30年：用28年帶領人民實現了民族獨立，再用30年找到國家富強之路，又用30年實現經濟起飛。站在下一個30年的門檻上，中共面臨大力推進民主政治的新的時代命題。」[26]2020年，蔡霞認為當今中國共產黨「黨內高層它有一條，越是外面壓力大，他越怕自己內部出問題，」 「他先要把黨內搞得鴉雀無聲，後院要穩起來，穩了，他才會覺得自己裡面安全了。」「共產黨現在千方百計去壓制不同聲音，下狠手去清洗和打壓黨內人士，就是因為它陷於一種內外交困的狀態。」「中共是一個政治殭屍。從這個黨本身來講，它是不可能完成中國的轉型這個歷史任務。」所以它必須要下去，「不是我們讓它下，而是整個歷史就會把它拋掉。」[12]
蔡霞反對《港區國安法》，認為「第一是從香港700萬人民本身的權利和自由出發，這是不容討論、不容置疑的東西，第二，對中國內地的發展來說，香港的意義。我覺得這會把整個民族未來發展很寶貴的渠道、窗口和一個跟世界連接的平台親手毀掉。第三，如何處理香港問題會涉及到全球的文明秩序，說狹隘點它會涉及到全球的經濟格局、金融格局的改變，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貿易的蓬勃發展；從再大一點講，強行推行港版《國安法》，毀掉的是法治和自由的秩序，會對整個人類現代制度運行和文明秩序產生很大衝擊。」「港版《國安法》的決策是很糟糕很糟糕的，它哪一個都沒有好處，所以我才說它蠢到極點了。」[11]
針對《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蔡霞表示「我個人的看法……從修憲開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黨事實上已經是政治殭屍，明擺著修憲從黨內程序上它就是不合法的，綁架了十八屆三中全會[註 1]，在三中全會前的兩天搶著拋出取消任期制的說法，迫使三中全會像咽狗屎一樣咽下去，三中全會那麼多中央委員，居然沒有一個人敢在三中全會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所以這個黨本身已經是一個政治殭屍。」[27]由於不滿，2019年，蔡霞赴美國居住。[16]
蔡霞認為中國人民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當初三年大饑荒餓死人了，到1962年－1963年經濟有點恢復了，日子比過去過得好一點了，他們就感恩戴德了，就說共產黨讓大家吃飽飯了。十年文革國家不得安寧，好，文革一結束以後，你看我們平反的右派、平反的幹部、平反的知識分子，平反很多人出來，他們不是說控訴他的人權受到侵犯，一片的都是感恩。所以你想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其實在中國是（有）很明顯的表現的，他覺得你現在對我好了，我就感恩，我就很感謝你了。」「傳統文化對於權力的崇拜和個人依附於權力這樣的一個烙印，在中國社會有多麼深厚的根基。那麼，當這個權力稍稍鬆了一點繩子給你點好處的時候，老百姓就感恩戴德。」[15]
蔡霞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內部存在三類政治力量。
- 第一類為「改革派」，如趙紫陽和胡耀邦。她認為二人是站在人民一邊，其改革的目的不是救黨，而是走向中國現代文明。蔡霞認為鄧小平推動改革是由於中共無法依照之前的方式維持統治。因此鄧小平有兩個歷史局限性，一是在1980年的四千人大會上阻止了就毛澤東歷史地位的評價進行徹底反思。另一個是1989年六四事件的鎮壓。她認為「鄧小平改革有功，開槍有罪」。
- 第二類是「無奈派」，為黨內絕大多數，如任志強，「官」：省長、省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部長、副部長；「僚」：如中央機關和地方省市機關工作人員。他們處於被裹挾的狀態。
- 第三類為「鑽營派」，下分為「習家軍」和新近勢力，習家軍即「之江新軍」 ，是習近平在浙江時延攬的人，其中也包括習近平在福建時所延攬的人和清華大學時期的「同學幫」，而另外的習家軍並非其老班底，而是新近投奔習近平的人，包括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等。[28]
2019年12月，武漢市開始爆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根據《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文章，蔡霞從國務院的消息人士處獲悉，李克強曾提議在2020年1月上旬啟動應急響應機制，但習近平因擔心妨礙正在進行的春節慶祝活動籌備而拒絕批准[29]。
2022年2月，蔡霞又從國務院的一位人士獲悉，在病毒性減弱，病程相當於流感的奧密克戎變異株於上海爆發以後，上海舉行了一次有約60名流行病專家參加的在線會議。根據會議共識，倘若上海按照最新公布的官方指導方針包括放寬隔離要求，當地的日常生活可以正常進行，上海市黨政系統及衛生系統的大部分官員均支持這一做法。但這一做法遭到習近平的反對，拒絕聽取專家意見，繼續執行清零政策，因此引發大量爭議事件。蔡霞認為，倘若領導人更開放地接受影響性的意見或被更有力的制衡，似乎不太可能實施如此嚴厲的政策；抑或一旦成本和民怨變得顯而易見，起碼會改弦易轍[29]。
學術專著
1998年博士論文《現代化進程與中國共產黨人價值觀》，該文「以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為背景，重點思考了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人價值觀的發展變化」[14]。2000年參與中共中央組織部全黨黨員隊伍調研，負責黨員先進性教育前期工作；2002－2003年，參與中共中央宣傳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編寫；2004年參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重點課題研究，如「江澤民黨建思想研究」等。發表個人專著4部，發表論文100多篇[2]。學術專著涉及「黨內潛規則」、60後省部領導簡析、繼續解放思想、對群體事件再思考、推進黨內民主、人大制度改革」。[30]
- 《全球化與中國共產黨人價值觀》
- 《三個代表——新世紀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
- 《試論黨的建設機制對黨的先進性之影響》
- 《社會轉型時期群眾利益問題的再思考》
- 《黨內民主的制度結構特性與路徑選擇》
- 《偏移與回歸——基層民主中執政黨與社會關係的透視》
連結
獎項
參見
注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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