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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策研究室，通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簡稱中央政研室，是中國共產黨最高智囊機構，是中共中央辦事機構，專為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論、政策及草擬文件[1]。
1940年12月4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為更好地堅持本階級利益，同時適當照顧其他階級利益，以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長期抗戰，成立中共中央政策委員會，檢查和糾正中國共產黨在實際工作中過「左」的傾向或行為，制定更切合實際的政策，這也是為將召開的中共七大準備材料。該委員會由任弼時、博古、凱豐組成，由任弼時負責。後來，博古、王若飛、李富春、楊尚昆、彭真等先後參加了有關政策的討論。1941年1月至4月，任弼時先後主持召開了九次政策研究會，討論並制定了「三三制」政權建設、財政、經濟、文化教育、土地問題和合作化、勞動、鋤奸等方面的七項政策提綱。上述政策提綱先後被報給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審閱，為中央下一步工作或制定新政策提供參考[2]。
1948年5月23日，中共中央任命彭真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3]。1948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是幫助中央了解和分析情況，並制定和執行政策的助手及參謀。1948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央政策研究室業務的通知》，並且批轉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制定的《工作大綱》。該通知指出：「鑑於目前形勢發展的需要，中央認為：黨的各高級領導機關，即中央及各中央局與分局及省委與區黨委，有成立和健全政策研究機構之必要」，「現各高級領導機關有的已設有研究室、或類似機構，有的尚未建立。凡未建立的，應即著手建立。」根據該通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黨委機關系統先後建立了政策研究室或者類似機構，在地委級以上的政策研究室一般和辦公廳（室）並列，縣委級的政策研究組織一般作為辦公室的內設機構。此外，在政府機關系統，「全國第一次秘書長會議」強調要將「協助首長研究政策，處理政務」作為秘書工作重點，並要求組織形式可將「秘書業務」同「研究工作」分開，以便加強政策研究工作。根據該會議精神，各級政府機關也先後成立政策研究室或者類似機構，或作為辦公廳（室）的內設機構，或獨立並與辦公廳（室）平行，性質均為領導中樞機關的輔助機構。隨著黨政機關政策研究機構的建立，黨政機關的調查研究工作也逐步加強[4]。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後，一直設在西柏坡，直到1949年3月遷往北平[5]。彭真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後，主抓中央組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業務建設及日常重要事務處理，協助中央書記處工作。其間，彭真參加了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九月政治局會議等會議。當時，中央政策研究室共有23人，住在朱德窯洞西側的兩排平房內。彭真任主任、陳伯達任副主任，下設三個組：政策組組長廖魯言，進城後改為農村組；政治組組長鄧拓，進城後改為城市組；行政組組長王勝。1948年12月13日，中央任命彭真為中共北平市委書記，準備接管北平的工作。次日彭真離開西柏坡赴北平工作[6][7]。
1953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鄧子恢任部長[8]，陳伯達、廖魯言任副部長，杜潤生任秘書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被併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9]。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調研機構「後樓」被指責為「爛攤子」而撤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適應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及改革開放的新形勢，在鄧小平、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等領導的關心下，決定在原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研究室的基礎上，增調一批人員並與國務院研究室合併，成立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中辦研究室）。1979年4月，中辦研究室正式成立，中辦副主任鄧力群兼任研究室主任[10]。
198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關於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工作任務、機構設置、幹部等問題的請求報告》[11]。1980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改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12]。1987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13]。1987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被撤銷[12]。
1985年前後，隨著經濟體制改革逐步發展，鄧小平感到有必要搞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行政體制改革）。1986年內，鄧小平二十多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在此形勢下，中央在1985年下半年開始由胡耀邦主持收集政治體制改革方面資料，該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前身依次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中共中央辦公廳辦公室）進行。1986年9月，趙紫陽給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封信，稱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見，確定成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建議由趙紫陽、田紀雲、胡啟立、薄一波、彭沖五人組成，由趙紫陽主持，職責是為政治體制改革探討思路和設計藍圖，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決策。其他幾位常委圈閱同意了此信，該小組由此成立。此信還提到，研討小組下設辦公室（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負責搜集和閱讀資料，召開座談會，研究並提供建議。趙紫陽讓鮑彤負責主持該辦公室，辦公室還有兩位負責人周杰（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賀光輝（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鮑彤建議增加理論界人士嚴家其為辦公室負責人，這樣辦公室共有四位負責人。1986年10月4日，在中共中央辦公廳招待所（今北京金台飯店）召開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第一次會議，與會人員有：辦公室四位負責人鮑彤、周杰、賀光輝、嚴家其，以及行政負責人陳一諮、陳福今，還有從各單位首批抽調來的吳偉等7位研究人員[14]。
1986年11月上旬，中央研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趙紫陽等五位小組成員到會，並邀胡喬木、鄧力群列席。在趙紫陽主持下，第一次會議就政治體制改革的含義、範圍、目標等進行了研討。此後，中央研討小組形成了「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提法，並認為相應於經濟體制改革中「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口號，政治體制改革中應提「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口號。最後以中央研討小組名義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第一封報告，各位常委都圈閱了，未提出意見[14]。
當時確定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有七個方面：黨政分開、下放權力、機構改革、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黨內民主建設。中央研討小組第一次會議後，確定在研討小組辦公室下成立七個專題小組，包括黨政分開小組（負責人溫家寶，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黨內民主與黨的組織專題組（負責人周杰，中辦副主任）；權力下放與機構改革專題組（負責人賀光輝，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幹部人事制度小組（負責人曹志，中組部副部長），社會主義民主小組（負責人王漢斌，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社會主義法制專題組（負責人佘孟孝，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改革的理論和基本原則專題組（負責人廖蓋隆，中央黨史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同時中共中央黨校並行成立了七個專題小組，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陳為仁和校委副秘書長史維國負責[15]。專題小組成立後，研討大範圍展開。研討小組辦公室被稱作總辦公室，下面各組各自成立了小辦公室，召集各方面人員研討。總共約有近300人參加了研討[14]。
1987年8月，研討小組辦公室基本定稿了《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經中央政治局常委通過，隨後在全國範圍內的中共黨內高層幾千人中徵求意見。此後在北京又召開了一次全國理論界專家學者座談會，王滬寧等人參加。經反覆修改，1987年10月《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在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上通過，並且通過決議要將該文件的主要內容寫入中共十三大報告。後來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有個部分就叫「政治體制改革」[14]。
中共十三大後，1987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負責政治體制改革實施過程中的綜合研究和協調工作，同時承擔中央交辦的有關問題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該研究室當時共留下17位研究人員，是中央正部級機構，鮑彤任主任，與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並行。鮑彤原是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兼黨組副書記，中共十三大後不再任該職，也不再兼國務院總理秘書，改為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兼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同時兼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中央黨的建設工作小組成員。在鮑彤領導下，開始了研究、貫徹中共十三大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的工作[13]。
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重點執行十三大報告，落實政治體制改革。在十三大前後，在黨內民主方面推行差額選舉以及建立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議事及會議規則，在黨政分開方面撤銷黨組、企事業單位黨委屬地化、企業實行廠長負責制後企業黨委改為僅起監督保證作用、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在機構改革方面實行了國務院機構改革，在幹部制度改革方面力圖將「黨管幹部」改為組織部（黨的系統）與人事部（國家機關）分頭管理，在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方面做了調研和試點[13]。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加強農業，為此，1979年3月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農業委員會（國家農委），統一領導協調農口各部門及有關單位。1982年初決定精簡機構，國家撤銷農委。杜潤生找中央領導請示成立一個精簡的農村政策研究室，獲得批准。杜潤生從中共中央系統和國務院系統分別爭取到總計120餘人的編制和經費[16]。
1980年翁永曦到國家農委不久，杜潤生便對他講到中央考慮未來十年向農村投入1500億元人民幣的計劃，讓翁永曦拿出方案。隨後翁永曦、黃江南和朱嘉明隨工作組到內蒙古調研。新華社內蒙古分社社長和記者將他們在當地調研時的聊天內容寫進內參。回北京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約翁永曦去中南海談談。經翁永曦引見，第二次見面翁永曦與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一起去，趙紫陽和幾位副總理，還有國家計委的幾位主任以及幾位經濟學家都來了。此後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黃江南常一起寫文章向中央建言，人稱「四君子」。杜潤生賞識王岐山，將他調到國家農委[17]。
另一方面，1980年陳一諮到14個縣調查3個月。回到北京後他決定成立研究農村問題的組織，獲得朋友何維凌、鄧英淘（父親是鄧力群）、王小強、楊勛、江北辰、白若冰、張木生等人支持，加入籌備。其中張木生早在1968年秋20歲時便寫萬言書提出「包產到戶可以增產」，招致牢獄之災。1981年2月，陳一諮等人成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仍是學生的周其仁、陳錫文、杜鷹等人加入。成立前一晚，張木生借到了經費。成立會上，鄧力群和杜潤生都講話支持。鄧力群幫他們向國家計委主任溝通，國家計委給他們下達了編制，編制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國家農委常給他們撥調查經費。1981年夏，他們利用國家農委撥的經費，到安徽省滁縣調研，回北京後參與討論、起草了杜潤生主持的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1982年1月1日，中央一號文件宣布：包產到戶和包乾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從而結束了持續30年的爭論[17]。
經杜潤生等人努力，1982年4月9日，中央決定，在國家農委撤銷後，中共中央書記處下設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11]。1982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成立（1988年改稱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1982年5月7日成立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1985年4月改稱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在國家農委原址北京市西城區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禮王府）辦公（後來分出一部分到西四磚塔胡同56號辦公）[16]。
內設機構有：一組（綜合、生產力），負責人祖國補；二組（體制、生產關係），負責人張雲千；三組（山區、林業），負責人李占奎；四組（宣傳、上層建築），負責人黃道霞；五組（戰略研究）暨聯絡室，主任盧文（後王岐山任副主任），任務是編輯出版內部不定期刊物《農村問題論壇》，聯繫全國農村問題研究專家學者及部分一線工作人員，按農村政策研究室要求設課題開展調研，提供研究成果，組織論證有爭議的問題供農村政策研究室作為決策參考；辦公室，主任王勝；資料室，主任戴清祺；人事組，負責人施鑄英。後來，先後增設流通組（研究農產品流通體制和農村金融問題，負責人段應碧）、基層組織組（調研農村基層黨組織狀況）、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協調指導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工作，主任王岐山）、統計分析室（負責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信息收集處理和定量研究工作）[16]。
1981年7月15日至8月10日，國家農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組成聯合調查組，調查滁縣地區大包乾到戶情況及趨勢。該調查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北京、天津、瀋陽等地高校的青年科研人員及理論工作者組成，由北京大學經濟系黨總支書記楊勛（女）帶隊，成員有陳錫文、杜鷹、鄧英淘、周其仁、王小強、張木生、白南生、謝揚、陳一諮等20餘人（滁縣地委研究室派崔傳義等人陪同）。最後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和萬里接見了這批人，並決定將他們留下（少數人仍回原單位），在杜潤生領導下成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王岐山、陳錫文、林毅夫、杜鷹等先後任正、副所長[16]。
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下設評議委員會，主任謝華，副主任鄭重、盧良恕、盧文，後來加黃青禾，對研究成果評獎。在全國聘請到120餘位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及30餘位評議委員[16]。
農村政策研究室在安徽省阜陽地區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農村改革試驗區。在此基礎上，農村政策研究室在1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陸續建立18個不同類型的試驗區，建立400餘個固定觀察點，每年派大批青年人員到試驗區、觀察點工作[16]。
1982年至1986年的5個中央一號文件都是關於農村和農業的：1982年首次以中央名義確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1983年放活農村工商業；1984年疏通流通渠道，以競爭促發展；1985年調整產業結構，取消統購統銷；1986年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係。杜潤生領導的農村政策研究室是上述5個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起草單位[18]。
某個春節過後，習近平、劉源、萬季飛等從中央到基層任職的高幹子弟應邀到農村政策研究室匯報基層情況。在那幾年裡，每年中央一號文件起草前，農村政策研究室都要將習近平、劉源、陸學藝、翁永曦（1982年從普通科員破格提拔為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併到農村改革發源地安徽鳳陽縣兼任縣委書記）這幾位該研究室特約研究員請來講基層情況，農村政策研究室處級以上幹部參加[17]。
1980年代初，華國鋒辭職下台，一批老幹部隨之也被轉移崗位，其中一部分來到農村政策研究室，僅部級老幹部便有二十多位，還有前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等。1980年代，農村政策研究室所在的西黃城根南街9號院北區住進3位領導人華國鋒、姚依林和張勁夫，南區則是農村政策研究室的辦公地點[17][18]。
1985年，隨著改革的深入，陳一諮等人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隨之解體。張木生等去辦《百業信息報》。陳一諮帶了批人籌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陳錫文、周其仁、鄧英淘、杜鷹等人留在農村研究領域，編制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整建制轉入農村政策研究室。1986年，杜潤生為他們成立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發展研究所，王岐山任所長，陳錫文任副所長。兩年後，陳錫文和杜鷹、林毅夫成為正副所長，王岐山去中國農村信託投資公司任總經理[17][19]。
在198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的恢復重建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兩個相互交叉的圈子，一是以《走向未來》叢書和《20世紀文庫》為代表的學者圈，二是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和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為中心的「智囊圈」[20]。
1988年1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改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職能為調查研究，為中央制定農村政策、農村發展戰略和深化農村體制改革提供諮詢服務[13]。
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撤銷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通知》、《關於撤銷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通知》和《關於成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通知》，成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13]。
1989年12月18日，《國務院關於撤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通知》（國發〔1989〕86號）決定撤銷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21]。1990年6月，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部分人員併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2]。自2002年10月至2020年10月，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職務一直由王滬寧擔任。王滬寧也成為任職最長的中央政研室主任。
2013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其辦事機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中央改革辦）設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辦公室主任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兼任[23][24]。
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中央政研室承擔下列職能[1]：
- 負責起草全國黨代會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根據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單獨或組織、協同有關方面起草、修改中央的有關重要文件；起草中央領導同志部分重要講話。
- 對黨的建設、思想理論重要課題和中央重大決策的可行性進行調查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議。
- 參與黨中央大型會議的文件起草。
- 對全國經濟形勢跟蹤、收集、分析、整理，以及報送黨建和思想理論的重要綜合信息、動態，為中央決策提供建議和諮詢。
- 承辦黨中央交辦的其他事項。
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策研究室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中央政研室設置下列機構：
- 《學習與研究》雜誌社
-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 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
-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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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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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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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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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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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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