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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辦公廳，通稱中共中央辦公廳，簡稱中辦，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機構，為中共中央直屬機構。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1923年6月中共三大決定在中央設秘書一職。在黨內設立秘書制，是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陳獨秀向中共三大提議的。經選舉，陳獨秀任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任秘書，羅章龍任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由此成為中共中央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秘書。中共三大文獻記載：「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秘書是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之一，主管機關日常工作，包括文書處理及文件資料收集保管等工作[1]。1923年6月至8月，毛澤東任秘書。1923年8月至1925年1月，羅章龍任秘書[2]。
1925年1月，中共四屆一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秘書部（但迄今未能發現可證明該部確實成立及負責人任命的檔案）[1]。1926年7月，中共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秘書處，並增設中央秘書長主管中央秘書處。首任秘書長是王若飛（1926年11月任命）。自此中央設中央秘書處及秘書長。在很長一段時期，中央秘書處沒任命過處長，該機構始終由秘書長直接主管[1]。1927年5月，中共五屆一中全會後成立秘書廳，主任為王若飛[3]。
八七會議後，1927年8月9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組成、政治局分工，決定了各部委領導成員名單。1927年11月14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撤銷組織部、宣傳部、軍事部、婦女部和農委，在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之下，分設職工運動委員會、黨報委員會、秘書處、組織局。1927年8月至11月，秘書處（或者是秘書廳）秘書長由李維漢擔任[4]。
1928年7月20日，中共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決定，中共中央工作機構設職工運動委員會、農民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組織部、宣傳部、軍事部、秘書處，各部、處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各委員會直屬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了各委員會和各部、處的負責人[5]。1928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決定將中央秘書長改為中央事務秘書長。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事務秘書長，領導中央機關秘書處的工作[6]。
1930年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會議討論了中央組織及分工問題，決定秘書處參加黨報編輯委員會，組織局系統及秘書處五部不分科，仍集中。內交、外交、會計、翻譯仍歸秘書處[5]。
1933年，中央核心從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長征時期，中央秘書處事實上不再存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決定恢復中央秘書處，直接受秘書長張文彬領導，王首道成為秘書處的首任處長[1]。
中央秘書處恢復後，中共中央的許多工作仍無法由秘書處統管，中共中央的辦公機構仍不健全，相應的辦公制度和規範也未建立。陝北根據地較穩固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軍事機關、陝甘寧邊區黨政軍機關這三大系統各管一攤，不少事情無人負責或者無章可循[1]。
1941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由任弼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李富春任副秘書長，並且要求他們儘快建立健全中央辦公和行政管理機關和規章制度，使中共中央直屬機關、軍事機關、陝甘寧邊區黨政軍機關三大系統的行政工作實現規範化、條理化[1]。
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了中央秘書處的工作，確定中央秘書處為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機關。1941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通知，以任弼時兼中央秘書長，李富春任副秘書長，王首道任中央秘書處處長，並決定組建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執行書記處的日常工作，由秘書長負責，秘書處歸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建制。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機關遷入楊家嶺新建的辦公樓。不久經任弼時提議，中央交通局的工作也由李富春管理[1][7]。
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最初的機構僅有三處一科，即曾三任處長的秘書處，李質忠任處長的機要處，鄧潔任處長的行政處，賴祖烈任科長的特別會計科。當時中央的警衛工作由中央警衛團負責，直屬中央軍委，不歸中央辦公廳領導[8]。
經任弼時、李富春努力，在延安的中央書記處辦公廳逐步組建完善。當時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留下的一份序列圖中可見，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下轄中央直屬黨委、秘書處、中央管理局等。楊尚昆回憶，除上述部門外，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下還設有辦公室。經中共中央辦公廳部分老同志核實，序列圖與當時實際情況有出入，實際上機要處並沒有下轄於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秘書處。在1942年前，機要部門一直有不同的系統歸屬，例如中央機關機要科、軍委機要科、社會部機要科等。1942年4月4日，中央決定這三個機要科合併為中央機要局，但同月18日中央又決定「原機要局名義取消」，改成中共中央機要科。所以中央機要局只存在14天，或者說沒成立就被取消了[1]。
截至1945年8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受中共中央秘書長領導，下設棗園辦公處、秘書處、行政處、中央黨務研究室。1945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設行政委員會，其任務是在任弼時領導下負責楊家嶺機關行政工作，討論行政計劃與方針，交行政處執行，委員有鄧潔、曾三、李質忠、許子禎、唐彬、賴祖烈。1945年10月，黨務研究室改成黨務研究組[9]。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冀熱遼中央局並擴大冀熱遼軍區，以李富春為書記，林彪為司令」。任命自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成立後便一直實際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李富春為中共冀熱遼中央局書記，赴熱河省省會承德工作。1945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李富春奉命離開延安啟程。在中央決定李富春任中共冀熱遼中央局書記赴熱河工作後，分管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的任弼時提議由楊尚昆接任李富春一直兼任的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職務。李富春離開延安前，將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的工作向楊尚昆作了口頭交代，當時沒有書面任命。此前在1945年中共七大後，中央給楊尚昆的第一項正式任命是中央軍委秘書長，所以1945年10月起楊尚昆身兼中央軍委秘書長與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1]。
1946年6月，蔣介石發動內戰。1946年10月，國軍即將攻陷延安，中央機關被迫準備疏散。到1946年11月後，延安的臨戰氣氛日濃。身兼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主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楊尚昆奉命負責指揮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向後方疏散。中央機關撤離延安的準備工作從1946年11月開始，持續到1947年2月[1][9]。1946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建立中央直屬縱隊，由楊尚昆任司令員，鄧潔任副司令員，李濤任參謀長[9]。
為運輸和隱藏中央秘書處材料科保存的自建黨以來保存下來的檔案文件，經楊尚昆建議，從中央秘書處、機要處，以及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軍委一局、總政治部秘書處等單位抽調幹部組成了材料保管委員會，由中央秘書處處長、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副書記曾三領導。材料保管委員會首先分地疏散、埋藏部分重要檔案，先後從延安疏散出兩批檔案，第一批共16箱運到陝北保安縣安條嶺中共中央西北局農場，由中央秘書處派田鳳起看守，第二批共13箱運到陝北清澗縣十家塬子，托中共清澗縣委代管[1]。
1947年3月11日，國民黨飛機開始轟炸延安，中共中央機關陸續撤離延安。隨後國民黨胡宗南部占領了延安這座空城[1]。1947年3月，辦公廳撤出延安，向晉西北轉移[9]。
1947年3月末，毛澤東、劉少奇等轉移到清澗縣棗林溝。3月29日至30日，在棗林溝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初步決定將中央機關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等組成，帶很少的機要、通信、參謀人員及很少的警衛部隊，留在陝北同胡宗南周旋，該班子即中共中央前方委員會（簡稱「前委」），是黨的核心。另一部分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領，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擔負中央委託的工作，這部分人員計劃經五台縣到晉察冀邊區尋找適當的工作地點，後來落腳河北省建屏縣。由葉劍英、楊尚昆率領的5000多人的中央機關隊伍此時已進入晉綏邊區，中央最初考慮讓這支隊伍中的絕大部分隨即移向晉東，與劉少奇、朱德會合，組成中央工委工作機構，餘下人員部分南下疏散到太行根據地。葉劍英、楊尚昆接到中央指示後不久，向周恩來提出隊伍不宜長途跋涉，不宜離中央縱隊太遠。隨後中央於4月11日發出指示：葉劍英、楊尚昆帶領的隊伍大部分留在晉綏邊區三交鎮，並組成由葉劍英、楊尚昆為正、副書記的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簡稱「後委」），葉劍英、楊尚昆、李維漢、李克農、鄧穎超為後委常委[1]。1947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棗林溝會議決定撤銷棗園辦公處。1947年4月11日，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辦公廳所屬秘書處、機要處、行政處人員大部留在晉西北，部分人員隨中央（前委）轉戰或者去中央工委工作，行政委員會工作曾中斷[9]。
因戰爭形勢緊張，楊尚昆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當時已無法統一行使職能，不得不暫時分解為多個部分，有的隨前委行動，有的隨中央工委行動，但辦公廳較多人員留在了後委。原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的部分職能被楊尚昆帶到後委。由後委承擔的部分工作後來也都劃歸中共中央辦公廳。後委在三交鎮安置好後，楊尚昆隨即向留在三交鎮的各工作機關明確了任務。為方便工作，楊尚昆將原來互不隸屬的中央機要處、中央秘書處和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合在一起，初步搭建起日後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新構架[1]。1947年5月，中央書記處辦公廳恢復工作時，增加童小鵬為行政委員會委員[9]。
1947年6月，楊尚昆到中央前委所在的靖邊縣小河村向中央匯報後委工作。準備去蘇聯會見史達林的毛澤東派楊尚昆將自己的一封親筆信送到靖邊縣張家畔彭德懷駐地，此信將西北的軍事交給彭德懷，由彭德懷接手原由賀龍領導的西北部隊，後方工作包括聯防軍、地方工作及後勤統歸賀龍負責。這是楊尚昆首次充當毛澤東的信使，直接將毛澤東的指示傳遞給高層領導。後來在中央辦公廳主任任上的楊尚昆又多次受毛澤東的委派擔任這種角色[10]。
自1945年8月起的中央書記處辦公廳各部門負責人是：棗園辦公處處長師哲（1947年3月卸任），秘書處處長曾三，行政處處長鄧潔，黨務研究室主任李富春（1945年10月卸任），黨務研究組組長廖魯言（1945年10月任命），機要處處長李質忠（任命時間在1945年8月至1948年5月之間），行政委員會主任鄧潔、曾三（二人均為1945年9月任命）[9]。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舉行工作會議，商議了黨的領導核心東移河北省，與已經在建屏縣（後改平山縣）西柏坡村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匯合的問題。1948年1月20日，當中央後委接到周恩來、任弼時關於中共中央核心東移的正式電報時，楊尚昆等人已基本完成中央機關第二次「大搬家」的前期準備。根據該電報指示，中央後委搬家行動自3月中旬開始。1948年5月27日，中共中央的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在西柏坡再度聚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前委，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工委，以葉劍英、楊尚昆為首的中央後委先後匯合於西柏坡後，這三個委員會結束，隨後恢復和調整中央機關各部門的人事、建制及職責。5月15日，周恩來起草了一份致各中央局、分局和前線黨委的電報，毛澤東隨即簽發，任命楊尚昆為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仍兼中央軍委秘書長[10]。
1948年5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正式下發《通知》，《通知》的甲項稱：「中央書記處決定原中工委、中後委撤銷。中央及軍委各部門負責人員略有調整。」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辦公廳，由楊尚昆同志負責」。中央書記處辦公廳由此正式改為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的乙項稱，伍雲甫任中央書記處辦公處處長，葉子龍為第一副處長，賴祖烈為第二副處長。中央書記處辦公處一共十幾個人，下設機要值班室、電報整理科，值班秘書葉子龍、康一民、吳振英、潘開文、邱蘭標分別兼任毛、周、劉、朱、任的機要秘書[11]。《通知》的另一項稱：「以楊尚昆同志兼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直屬機關警衛司令部，以楊尚昆同志兼司令員，方志純同志為參謀長。」這是以文字形式，將中央的警衛工作固定由中央辦公廳管轄。同時，秘書處、機要處等機構也都恢復和調整[10]。該《通知》在中央辦公廳下設中央書記處辦公處、夾峪行政處（原中央行政處與王家坪行政處合併）、中直供給部、秘書處、機要處、中直衛生處等。為統一指揮中直機關駐地的地面警戒和對空警戒，設中央直屬機關警衛司令部（中直警衛司令部），1948年8月改為中央直屬機關衛戍司令部（中直衛戍司令部） 。1948年9月，設總務處。1948年10月，設中直經濟建設部[9]。
在中央辦公廳機關恢復和正式命名之際，楊尚昆首先針對為中央服務的文件、電報往來和日常會議事務擬出辦理程序和規範。為此，楊尚昆親自擬稿或指定人員擬稿制訂了許多文件，交周恩來修改核批，最後以中央或中央辦公廳的名義頒發。1948年6月下發《中央秘書處材料工作細則》；7月下發《中央辦公廳關於中央各部委處理機密文件的制度》；9月30日下發《中央辦公廳電報處理程序》。同時擬定執行了《中央辦公廳承辦和收發電報及歸檔程序》、《機要工作暫行條例》、《中共中央秘書處發借文件辦法》等。其中《中央辦公廳承辦和收發電報及歸檔程序》涉及到中央和中央部委領導人辦文和決策程序的重大問題，由楊尚昆親自起草，經周恩來修改後，以中央辦公廳名義頒發[10]。
1948年，由於大片根據地已連為一體，中央所在地很安穩，文件和電報增加，長文很多，已迫切需要實行「一文一事」，中共中央華東局為此提出建議，楊尚昆乃主持擬出一份文件，經周恩來核批後，於1948年8月11日以中央辦公廳通知發出，創立了全國黨政軍系統實行按內容類別分別行文的制度，開創了中共歷史上「一文一事」的先河，為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文制度的發展邁出第一步[10]。
西柏坡時期，楊尚昆身兼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中直機關黨委書記、中央機關警衛司令數職，總管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日常事務，其中主要工作是領導中央辦公廳將中央關於各戰場作戰和地方工作的指令下達和督促落實。當時黨政軍領導機關集中在西柏坡附近，由周恩來總攬，凡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的大事都由周恩來組織落實，為此周恩來將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召集起來，由他主持召開聯席會，這種形式後被稱作「大辦公」。每次「大辦公」楊尚昆都參加。周恩來在「大辦公」上還規定行政方面的電報由楊尚昆批發，葉子龍經辦。楊尚昆除領導中央辦公廳的工作，參與中央日常會務，負責中央文件辦理、各方接待、生活供給等外，還參與了統戰工作，接待了來訪的傅作義等人[10]。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西柏坡舉行，這是楊尚昆率領中央辦公廳首次承接黨的重大會務。另外在會前，楊尚昆作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同周恩來研究了將來的工作制度等事項。會議期間，楊尚昆還找到前任李富春討論相關問題[10]。中共中央進北平之初，便根據新情況制定了新的保密制度[12]。
在西柏坡時，制度仍不健全，比如尚沒有文件傳閱制度。直到後來，中央辦公廳才建立文件傳閱制度，一份文件何時傳到哪位領導手裡，誰閱後有何批示，都要加以記錄。文件傳閱的記錄本身就是一份檔案[8]。
早在1948年5月中央辦公廳成立大會上，周恩來便首先提出了檔案問題。後來在周恩來領導下，經過曾三、裴桐等人工作，1959年10月中央檔案館開館，同時明確規定黨政檔案統一管理[8]。
自1948年5月至1949年的中央辦公廳各部門負責人是（未註明者均為1948年5月任命）：
- 書記處辦公處處長伍雲甫、副處長葉子龍、汪東興、賴祖烈。1949年3月改稱機要秘書室（一說為機要室），主任葉子龍（1949年3月至9月）、副主任康一民、吳振英、李金德（1949年任命），工作人員潘開文、賴奎、徐業夫、羅興祿、邱蘭標等紅軍幹部[11]。設機要科、秘書科、文電科[13]。
- 秘書處處長曾三（任至1949年）、副處長王凱（任免時間不詳）
- 機要處處長李質忠（任至1949年）、副處長唐彬（1948年10月至1949年）
- 總務處處長許東（1948年9月任命）
- 夾峪行政處處長鄧潔、副處長羅道讓
- 中直衛生處處長黃樹則
- 中直供給部部長鄧典桃（任至1949年）、副部長范離（任至1949年）
- 中直經建部部長鄧潔（1948年10月至1949年）
- 中直警衛司令部（後改中直衛戍司令部）司令員楊尚昆、參謀長方志純
- 警衛處處長汪東興（1949年4月至9月）、副處長王敬先（1949年4月任命）
- 香山行政處處長伍雲甫（1949年3月任命）、副處長羅道讓（1949年3月任命）
- 政治秘書室主任師哲（1949年4月至9月）
- 特別會計室主任賴祖烈（任免時間不詳）
- 新市區建築辦事處主任范離（1949年任命）
- 防空委員會司令員伍雲甫（1949年4月任命）、副司令員汪東興（1949年4月至9月）[9]。
1949年3月23日，中央機關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從西柏坡出發，3月25日抵達北平。楊尚昆率中央辦公廳隨同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香山[14]。此前，中央要求楊尚昆在3月24日先於中央書記處人員到達北平，因此3月20日成立了由曾三、鄧典桃、鄧潔、廖志高、方志純五人組成的轉移委員會，負責轉移期間的後方善後工作[8]。1949年夏，中央機關從香山搬進中南海[15]。1949年4月下旬，辦公廳進駐北平。當時增設警衛處、政治秘書室、防空委員會。此外還先後設香山行政處、機要秘書室、新市區建築辦事處等[9]。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央辦公廳設有：中央機要局、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中辦特別會計室、中央秘書處、中央機要室、中央警衛處、中央直屬機關供給部。此後中辦的機構幾經變化，到1965年，中央辦公廳下設警衛局、機要交通局、中央機要局、機要室、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人事處，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及辦公廳直屬各組，人員2009人[16]。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主要是三大塊：（1）秘書性工作，這一塊最大，包括文書處理、機要保密、檔案管理、會議組織等，後來又增加了信訪工作，（2）生活服務工作，（3）安全警衛工作。中央辦公廳是為中央服務，保證中央工作正常運轉，同時作為中央和地方的中間環節承上啟下[8]。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地方黨委都希望中央辦公廳對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辦公廳實行垂直領導，被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否定，他認為中央辦公廳是為中央服務的辦事機構，地方黨委辦公廳是為地方黨委服務的辦事機構，不應形成領導關係。他還認為辦公廳是服務機構，無權向下面發政策性文件。後來在「四清」運動中，劉少奇為及時指導運動，常要批轉材料供各地、各部門參考。按照規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發須經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閱同意，為不過多打擾各位常委並節省時間，劉少奇提出變通辦法，用《中央辦公廳文件》形式發出，自此開創了中央辦公廳向全黨發文的先例[8]。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平時花費精力最多的工作主要有：一是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聯繫，即所謂「通氣」。二是協調同條條、塊塊之間的關係。三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尤其是特殊人物的工作，多由毛澤東親自交辦，如王明，廬山會議後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等人，毛澤東要求楊尚昆同他們本人保持經常聯繫；彭德懷夫人浦安修、張聞天夫人劉英也經常找楊尚昆談話[8]。
當時有些工作本有專業部門歸口辦理，但也讓楊尚昆參與。例如公安工作是由毛澤東直接過問，但每次開公安工作會議，羅瑞卿總讓楊尚昆到會講話。中蘇兩黨之間的聯繫應歸口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涉及中蘇兩國的問題應由外交部處理，但當時將這項工作放到中央辦公廳，為此中央辦公廳成立了一個由4人組成的翻譯組，由楊尚昆直接領導，在楊尚昆的辦公室還安了一部直通蘇共中央及蘇聯駐華大使館的熱線電話，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遇事總是先找楊尚昆。另外楊尚昆還有許多兼職，例如1962年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精簡小組，楊尚昆任組長。1964年中央決定開展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成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楊尚昆任組長[8]。
1949年進北平後，毛澤東的舊誼要求解決各類問題的來信很多，向中央致敬的來信也日增，中央辦公廳乃決定成立一個專門處理人民來信的機構即秘書室（信訪局的前身）。
1955年下半年機構改革，中辦秘書局專門管理中央檔案，中央機要局成為管理全國密碼工作的部門，中辦機要室成了統一的中央秘書管理機構和具體辦事部門[11]。機要室設一科（秘書科），負責傳閱、批抄、分發，科長徐業夫，副科長沈劍心[11]。1955年，經楊尚昆向中央建議並經中央批准，任命曾三、鄧典桃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這是中辦首次有了副職[8]。1956年1月19日中辦發出通知，今後黨內文件一律由豎排改為橫排，很快帶動全國報刊、書籍、各單位內部行文改為橫排。
「後樓」是中辦直屬各組的習慣性簡稱，因為這幾個組都在中南海居仁堂後樓辦公而得名。「後樓」的前身是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在中央辦公廳下設立的直接為中央服務的調查研究、文件起草的秘書性工作機構。1952年，毛澤東提出加強中共中央辦事機構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多次同安子文和楊尚昆商談，提出在中央辦公廳內設一個機構作為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的參謀和助手。乃成立了由楊尚昆兼主任的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1955年初，隨著大行政區撤銷，為加強中央辦事機構，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四個辦公室，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原任務不變，人員略加充實升格成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仍由楊尚昆兼主任。1956年中共八大改變了中央書記處的性質，新的中央書記處是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為此改在中央辦公廳內設立多個精幹的小組，為新的中央書記處服務。1956年中共八大後，居仁堂是中央書記處和「後樓」辦公的地點。居仁堂由前、後兩座二層樓組成。前樓下層中央是個大廳，大廳西側是舉辦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會議室，東側是楊尚昆的辦公室；上層分別是幾位書記的辦公室及李頡伯（後為龔子榮）的辦公室。居仁堂後樓分給中辦直屬各組使用。1964年居仁堂被當作危房拆除，楊尚昆、龔子榮及翻譯組遷至甲樓辦公，「後樓」其他各組遷至丙樓辦公，但習慣上仍稱「後樓」[8]。
1961年3、4月間，毛澤東乘專列去上海，在專列會議室與幾位同志閒談，被負責錄音的一位工作人員打開錄音設備聽了談話內容，還向這幾位談話同志炫耀你們談什麼我都知道，引起了談話人的警覺，向毛澤東和汪東興報告[17]。毛澤東責成鄧小平、彭真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處理此事。此即「秘密錄音事件」或「竊聽事件」。
1961年6月16日確定了「中共中央文件」的字頭（由《人民日報》社美術編輯蒼石設計）正式啟用，很快產生了連鎖反應，國務院和各部委機關也都紛紛將本部門的正式文件版頭套紅，及至各省、市、自治區，各地、市、縣也爭相仿效。從而出現了代表黨和政府權威部門具有特定官方色彩的「紅頭文件」。[18]
1965年11月，失去毛澤東信任的楊尚昆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當時汪東興和中辦幾位副主任都在基層蹲點開展「四清」，僅留李質忠一人在機關主持日常工作，「後樓」暫由彭真代管。「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樓」隨即撤銷[8]。
「文化大革命」前，中辦的機構設置是：機要室、秘書室、直屬各組、特別會計室、警衛局、機要局、機要交通局、人事處、國家檔案局、中直管理局、中央檔案館[19]。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所謂「陰謀反黨集團」立案，此即「彭、羅、陸、楊事件」[20]。其中楊尚昆的罪名是「私錄毛主席談話」，即竊聽器事件[21]。1966年5月，中辦副主任田家英自殺身亡[19]。
文革爆發後，中辦的機構被搞亂，工作受破壞，副主任均遭批鬥、撤職、打倒[19]。文革初期，中央辦公廳即被指責為「彭羅陸楊反革命政變集團的黑窩子、爛攤子」，中辦工作人員是「楊尚昆招降納叛來的死黨、爪牙」，大批中辦幹部職工遭到處理[22]。
1966年7月，機要室、秘書室和直屬各組（即「後樓」）被撤銷，成立秘書局。1966年8月20日，成立中辦政治部，人事處撤銷，其人事業務被併入政治部組織組。1966年9月，國務院機關行政事務管理局所屬的人民大會堂管理處劃歸中辦。1967年1月，外交部行政司所屬的釣魚臺辦公室劃歸中央辦公廳，1969年2月成立釣魚臺管理處。1967年1月，成立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接待室，隸屬中央辦公廳。1969年1月2日成立中辦五七學校，校址位於江西省進賢縣，中辦及所屬機構的大批幹部職工下放該校勞動。1969年5月，撤銷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改成中共中央檔案館。1969年5月以後，秘書局、警衛局、機要局、機要交通局分別改成秘書處、警衛處、機要處、機要交通處；秘書局信訪處改成中央辦公廳信訪處；中直管理局改成中央辦公廳管理處；中辦特別會計室的業務劃歸中央辦公廳管理處財務組；中共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劃歸故宮博物院。1969年11月，警衛處納入部隊編制序列，又稱總參謀部警衛處。1973年1月26日，中辦副主任王良恩在「批林整風」中自殺身亡[19]。
1976年10月時，辦公廳下設12個處室（部、館、校）[23]。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胡喬木、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任命姚依林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免去汪東興的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原中辦的陳麒章等多位老同志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如今複查工作仍掌握在過去整人者手裡，要求立即改組複查班子，為中辦及受迫害的人員徹底平反、恢復名譽。1979年2月2日，胡耀邦閱後隨即批示「同意先調整複查班子，實事求是地抓緊落實黨的幹部政策。」[22]
1978年11月，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堅持楊尚昆「在私錄毛主席談話的問題上犯有錯誤」，需複查，所以為楊尚昆和中辦平反的工作拖了一段時間。經過複查，證明「文革」中加給原中辦和楊尚昆等人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謂「私錄毛主席談話」均為不實之詞。關於為原中央辦公廳和楊尚昆等同志平反問題的報告經中央書記處批准，1980年10月23日以中央辦公廳文件印發全黨，該文件提到：「文革」期間中辦幹部受到迫害，僅立案審查現已平反的便有238人[22]。
1988年，中辦機構改革。調整後設調研室、秘書局、警衛局、機要局、機要交通局、中直管理局、中央檔案館、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特別會計室、老幹部局、人事局、機關黨委辦公室12個局級機構，編制2800名，其中行政編制1436名（含行政附屬編制216名），事業編制1364名（其中全額管理1121名，差額補貼134名，自收自支109名）。1993年12月，中辦機構改革，辦公廳職能調整如下：中央檔案館與國家檔案局合併，由中央辦公廳管理；中央保密委員會秘書組與國家保密局合併，由中央辦公廳代管；增加為中央制定黨內法規、領導國家立法具體服務工作的職能；增加負責有關信息的收集、處理和黨委辦公廳系統辦公自動化的有關工作；因中直機構編制工作已經納入中央編委辦公室，原由中央辦公廳承擔的中直編委辦公室的具體事務隨之轉移。此次調整後，中辦機關設一個副部級機構（中央檔案館暨國家檔案局），10個職能局：調研室、秘書局（其中法規室是副局級機構，設在秘書局）、警衛局、機要局、機要交通局、中直管理局、特別會計室、老幹部局、人事局和機關黨委；中央辦公廳（含中央檔案館暨國家檔案局）行政編制1376名，事業編制2472名（其中全額撥款編制1729名，差額補貼編制107名，自收自支編制636名）[23]。
中共中央總書記辦公室成立後，辦公室主任一般兼任中辦副主任[24]。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般陪同中共中央總書記出席所有內外活動。
2007年至2012年任中辦主任的令計劃，是自1992年以來第一位沒能在任內進入中央政治局的中辦主任，也是歷史上第一位沒能在卸任後進入中央政治局的中辦主任。2014年12月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2016年7月因犯受賄罪、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濫用職權罪被判處無期徒刑[25]。
2012年11月，新任中辦主任栗戰書當選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自汪東興之後第一位在任期間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中辦主任[26]。
2014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其日常工作由中辦負責，中辦主任栗戰書兼任國安委辦公室主任[27]。當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次視察中辦。1月29日上午視察中南海電信局。4月23日下午視察中央警衛局機關和部隊。2014年5月8日，走訪機要交通局、特別會計室、機要局、秘書局四個局室[28]，並同中辦各單位班子成員和幹部職工代表座談，習近平在座談會上對中辦工作提出了「五個堅持」的要求：堅持絕對忠誠的政治品格、堅持高度自覺的大局意識、堅持極端負責的工作作風、堅持無怨無悔的奉獻精神、堅持廉潔自律的道德操守[29][30]。
2023年3月，習近平的親信蔡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分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是汪東興之後第一位政治局常委兼任的中辦主任。
- 負責黨中央文秘、會務工作，中央重要工作部署貫徹落實的督促檢查，中央指示、中央領導同志批示的轉達和催辦落實；
- 負責全國黨政系統的密碼通信和密碼管理，負責中央文件和機要文電、信件的傳遞工作，承擔全國有關商用密碼的科研、生產、銷售、使用等管理工作，負責全國密碼保密工作；
- 負責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安全警衛、醫療保健，擔負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領導同志重要活動場所的警衛任務；
- 圍繞中央總體工作部署，收集信息、反映動態、綜合調研，承擔部分中央文件、文稿的起草、修改和中央文件的校核工作；
- 負責為中央制定黨內法規和領導國家立法的具體服務工作；
- 負責中央檔案資料的接收、徵集、整理、保管、利用和研究，負責全國檔案事業行政管理；
- 歸口管理黨中央直屬各部的後勤服務，聯絡、處理中央各部門共同性的社會事務工作；
- 承擔中央交辦的其他事項等[31]。
根據有關規定，中共中央辦公廳設置下列機構[32]：
- 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副部級）
- 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國家保密局）（副部級）
- 中央密碼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密碼管理局）（副部級）
- 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副部級）
- 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廳
- 主任
- 中共中央辦公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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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國家監察委員會駐中共中央辦公廳紀檢監察組，簡稱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辦紀檢監察組，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設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派駐機構。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要求：「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派駐機構對派出機關負責，履行監督職責。」2014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出台《關於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意見》，為派駐全覆蓋確定了時間表和路線圖。2015年1月，經中共中央審批同意，中央紀委在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全國人大機關、國務院辦公廳、全國政協機關新設7家派駐機構，其中除全國人大機關、全國政協機關實行單獨派駐外，其餘5家實行綜合派駐[36]，共涵蓋53個部門和單位。2015年3月下旬，中央紀委首次向這7家黨和國家重要部門派駐紀檢組[37][38]。2015年4月9日，中央紀委駐中央辦公廳紀檢組正式入駐。負責綜合監督中央辦公廳、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等9家單位[39]。派駐紀檢組受中央紀委直接領導、統一管理，向中央紀委負責並請示報告工作[37]。2018年，改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央辦公廳紀檢監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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