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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民國時期纂修,但未定稿的清朝紀傳體史書。被認為與中國二十四史史書相關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清史稿》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所設清史館纂修的清史未定稿,體例依照之前的正史,分「紀、志、表、傳」四部分。
中國二十四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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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 書名 | 作者 | ||
姓名 | 時代 | |||
1 | 史記 | 司馬遷 | 西漢 | |
2 | 漢書 | 班固 | 東漢 | |
3 | 後漢書 | 范曄 | 劉宋 | |
4 | 三國志 | 陳壽 | 西晉 | |
5 | 晉書 | 房玄齡等 | 唐 | |
6 | 宋書 | 沈約 | 蕭梁 | |
7 | 南齊書 | 蕭子顯 | ||
8 | 梁書 | 姚思廉 | 唐 | |
9 | 陳書 | |||
10 | 魏書 | 魏收 | 北齊 | |
11 | 北齊書 | 李百藥 | 唐 | |
12 | 周書 | 令狐德棻等 | ||
13 | 南史 | 李延壽 | ||
14 | 北史 | |||
15 | 隋書 | 魏徵等 | ||
16 | 舊唐書 | 劉昫等 | 後晉 | |
17 | 新唐書 | 歐陽修等 | 北宋 | |
18 | 舊五代史 | 薛居正等 | ||
19 | 新五代史 | 歐陽修 | ||
20 | 宋史 | 脫脫等 | 元 | |
21 | 遼史 | |||
22 | 金史 | |||
23 | 元史 | 宋濂等 | 明 | |
24 | 明史 | 張廷玉等 | 清 | |
相關 | 東觀漢記 | 劉珍等 | 東漢 | |
相關 | 十國春秋 | 吳任臣 | 清 | |
相關 | 新元史 | 柯劭忞 | 民國 | |
相關 | 南明史 | 錢海岳 | 共和國 | |
相關 | 清史稿 | 趙爾巽等 | 民國 | |
相關 | 清史 | 張其昀等 | 民國 | |
相關 | 點校本二十四史 | 顧頡剛等 | 共和國 |
民國三年(1914年),清史館設立,此後編修工作歷時十餘年。到1927年,主持纂修工作的清史館館長趙爾巽見全稿已經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自知未曾定稿,遂決定仿照王鴻緒《明史稿》之例,將各卷以《清史稿》的名稱刊行,以示其為未定本。[1]由於編寫時民國政局動盪導致時間緊逼,以及資金來源起落不穩、時裕時缺,致使《清史稿》體例不一、繁簡失當,最終仍未能脫離非正式的稿件格式;加上編修者多為前清遺老,導致書中多對清朝歌功頌德、貶低辛亥革命,中立性嚴重不足[2]。國民政府北伐後,將《清史稿》定為禁書,禁止刊印及發售;後來解禁。
儘管《清史稿》是未定稿,但它本身史料豐富,其價值仍不可忽視。有的出版社將《清史稿》列入「二十五史」[註 1]或「二十六史」。中華民國遷台後,在國防研究院的主持下由官方出資,以張其昀等人為首的「清史編纂委員會」於1960年代初期以關內本《清史稿》為藍本編纂並正式刊行《清史》,共計8冊。
民國三年(1914年),經國務院呈文,大總統袁世凱設清史館,以趙爾巽為館長,繆荃孫、柯劭忞等人為總纂,總領清史修撰工作,參與者先後有一百餘人,沒有固定編制,人員由館長聘用。如趙爾巽曾親自拜訪夏孫桐,請其出面任總纂。[3]
清史館內設有「功課簿」,記載館員分工事宜,如柯劭忞撰〈天文志〉、〈時憲志〉。繆荃孫撰〈儒林傳〉、〈文苑傳〉、〈土司傳〉。吳廷燮撰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本紀〉、〈大臣年表〉。吳士鑒撰〈地理志〉貴州、新疆各一卷、〈宗室世系表〉、〈公主表〉、〈皇子世表〉及〈藝文志〉初稿。章鈺撰〈忠義傳〉、〈藝文志〉定稿。金兆蕃撰太祖、太宗、順治三朝列傳及〈列女傳〉。秦樹聲撰〈地理志〉直隸卷,王大鈞撰嘉慶朝列傳。夏孫桐撰嘉慶、道光朝列傳及〈循吏傳〉、〈藝術傳〉。田應璜撰〈地理志〉山西一卷。羅惇曧撰〈交通志〉,戴錫章撰〈邦交志〉。唐邦治撰〈軍機大臣年表〉。王樹楠撰咸豐、同治朝大臣傳。葉爾愷撰〈宗教志〉,其中喇嘛教、基督教、回教各一卷(〈宗教志〉後未被採用)。張采田撰〈地理志〉江蘇卷、〈刑法志〉、〈樂志〉、〈后妃傳〉。吳懷清撰〈地理志〉陝西一卷、〈食貨志〉征榷卷。張書雲撰〈禮志〉,補輯(輿服志)、〈選舉志〉。俞陛雲撰〈兵志〉與部分列傳。馬其昶撰光宣朝臣工列傳,修正〈文苑傳〉。藍鈺撰〈地理志〉江西一卷。袁嘉穀撰〈地理志〉雲南一卷。朱師轍有言:「列傳撰人甚多,在館諸人,幾人人皆有。以餘論,雖以咸同列傳為主,而康乾以來各朝,皆曾補撰。蓋每朝皆出於眾手,惟每朝有主體撰人;又重修整時,歸何人為主,則其負責為多。」[4]
撰稿期間,往往須請人抄稿,「第一次抄稿,由各人自覓書手繕寫,按千字小洋一角,由館計算」。1920年編成初稿,1926年修訂一次,到1927年大致完稿。
袁金鎧本人熱衷政治,不常居清史館,乃約金梁為《清史稿》進行校刻。溥儀出宮後,金梁閒居在家,接到袁金鎧的邀請,金梁欣然應允。金梁到館後,對編修工作頗為投入,「排日付印,如編新聞者,主筆督催,手民侍立,無復有片刻之暇……隨引隨發,前後不遑兼顧」。[5]
1927年秋,趙爾巽病故,時任安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的張作霖續聘柯劭忞代理館長。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再次北伐,奉軍連遭敗績,張作霖退守關外。時局動盪,金梁僱傭車馬,將書稿「攜歸私寓,日夕趕辦,撰校兼行,一月之間,竟補至百卷。」[5]金梁遂趁時局紛擾之際,利用職權,擅改原稿,自行加入張勳、康有為和張彪三人的傳記[6]。然金梁的校訂亦有合理之處,如刪去《八線對數表》這類非關文史的數學內容。1928年,金梁將書稿送交刊印,共印書1100部,其中400部被運往關外發行,這批書稱為「關外本」,是《清史稿》首次發行。
1929年12月16日,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曾請求行政院禁售該書。1930年2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據第63次國務會議決議訓令行政院,發布《清史稿》禁售令,說《清史稿》「紕繆百出」,因此「除派員前赴北平將故宮博物院現存之該項史稿,悉數運京永禁流傳外,所有從前已經發行者,應一律嚴禁出售,仰該院轉飭所屬一體遵照辦理」。[7]
雖然大部分省市相應了這一禁令,但遼寧省不予回應。袁金鎧等人也未遭到政府批評針對,並在東北擔任要職。袁帶到遼寧的數百部史稿「居奇出售,而外人之預訂者,亦大都據理爭到」,國內預購該書的讀者反而「化冤錢而呼告無門」。汪兆鏞曾多次請張元濟幫他購買此書,最後總共花去320多大洋。[7]
當時傅振倫認為其封禁原因在於「不奉民國正朔」、「復有反民國之嫌」,孟森則認為這種說法不正確:「意主表揚清室與敢於觸犯民國並非一事」,《清史稿》作為史料有極大的價值,希望能夠解除封禁。容庚也認同孟森的觀點,並認為封禁導致書價飆升,「每部索價五六百元」,「政府之禁令,徒為奸人牟利之具」。[7]
1934年9月容庚在《大公報》發文批判封禁之後,引起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注意。同年11月23日,行政院向國民政府呈文稱,《清史稿》「現在市肆既間有私售,館庫亦容參閱...不特難饜學術界之望,亦恐國外莠徒,私自翻印,貽笑傳訛,影響更大」,希望解除封禁,並令行政院專員「檢討紕漏各點,並簽注改正意見」。[7]
11月24日,行政院呈請在第13次會議上通過。汪精衛聯繫吳宗慈,請求對方主持檢閱。吳發現有十九種錯誤,並修改了八種:「計已改正者,曰反革命、曰藐視先烈、曰不奉民國正朔、曰例書偽諡、曰反對漢族、曰一人兩傳、曰目錄與書不合、曰人名錯誤,計為八項」。[7]
1935年9月17日,汪精衛在第230次行政院會議上報告了書稿檢校情況,會議決定「交教育部於兩個月內提出意見。」然而汪在11月1日遇刺,難以再支持吳宗慈等人,後教育部長王世傑向行政院提議先發行未修改的《清史稿》,「惟須責令附印吳氏之檢校述略或檢正表」。史語所所長傅斯年也支持這種做法。但國民政府並未回應這些意見。[7]
1936年1月8日,《清史稿》修訂工作交到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手中,由其主任委員邵元沖負責。他對之前的修訂並不滿意,說「何其草率至此,擬函正之。」他先後聯繫柳詒徵、吳宗慈,想要建立專門的清史修訂機關。[7]
1936年2月17日,邵元沖向中政會內政、教育聯組會議報告,會議同意繼續編訂,但「原有之《清史稿》,不能解禁」;「中央應設國史館,負責整理編輯國史,並以編訂清史事隸屬之」。[7]
1936年12月,邵元沖在西安事變中喪命,修訂工作就此中斷。但由于禁令已經鬆弛,1937年1月17日,北平文奎堂書店在《大公報》發布廣告,公開發售《清史稿》下半部,「全部二百元,開春即增價,有藏舊半部者速函文奎堂再議配補,十日為限」。但政府旋即要求行政院重申禁令,後者轉令北平、天津和上海政府查明情況並予以禁止。[7]
1939年12月26日,國民政府設立國史館籌備處,林森要求繼續修訂《清史稿》,提議雖然通過,但由於戰亂頻仍,實際修訂並未進行[7]。1958年到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書局重新修訂《清史稿》[8],並在2006年4月5日再次重修[9]。
全書的最初版本共有536卷,包括〈本紀〉25卷、〈志〉142卷、〈表〉53卷、〈列傳〉316卷。記載自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國稱帝(1616年),到辛亥革命結束清朝統治(1911年)共296年的歷史。
《清史稿》成書之後,海內外先後重印,形成不同版本,有關外本、關內本、東三省第一次改正本、東三省第二次增修本、廣島本、南京本、上海本、中華書局點校本等等,其中以關外本、關內本流傳最早,影響很大。
《清史稿》刊印後,受到各方潮水般的批評。《河渠志》只記載黃河、淮河、運河、永定河四條,最大河長江遺漏不記,其他像珠江、黑龍江、松花江、雅魯藏布江等江大河全都不見蹤影。1928年北伐成功後,故宮博物院接收清史館,隨後組織人員對《清史稿》初步檢閱審查,1929年12月14日具呈行政院,稱《清史稿》多有錯謬,[12]「計反革命、反民國、藐視先烈、體例不合、簡陋錯誤等,十有九項」,認為「為今之計,宜將背逆之《清史稿》一書永遠封存,禁其發行。」南京國民政府遂將《清史稿》定為禁書,不准刻印及發售。[3]然而禁令非但沒有禁錮《清史稿》的流通,而且還助長了民間私印盜刻《清史稿》的行為。甚至該書的「關外本」還大量流入日本。
編纂者及後人評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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