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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學者、思想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農,號薑齋[註 1]、又號夕堂,或署一瓢道人、雙髻外史,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1],湖廣衡陽縣人,明末清初大儒,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晚年隱居於石船山麓,世遂稱船山先生。主要著作有《周易外傳》、《讀通鑑論》等,後匯編為《船山遺書》[2]。與顧炎武、黃宗羲並稱明末三大思想家。
王夫之出身於太原王氏,但因戰亂,元代至正年間之前的家譜已經失佚。王夫之的始祖王仲一是江南高郵州人,因參加元末農民起義的功勞,授予山東青州左衛之職。王仲一的一個兒子王成,在永樂年間,因為擔任衡州衛指揮僉事,遷往衡州府。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萬曆年間兩度中副榜,王夫之的母親為譚氏,譚時章的女兒。王朝聘還有一前妻綦氏,是綦文佳的女兒,生子三歲早逝,萬曆甲午年綦氏也過世[3]。
王夫之出生於萬曆四十七年 (1619年) 九月初一子時,出生地為衡州府城南回雁峰王衙坪[註 2]。此時父親王朝聘已經五十歲,母親譚氏也有四十三歲[4]。王夫之為第三子,有長兄王介之和次兄王參之[3]。王夫之三歲時,父親王朝聘第一次中副榜,赴武昌省應鄉試,繼而入國子監。因為父親在京城,王夫之五歲起,跟隨年長十餘歲的長兄王介之學習。九歲時,才跟着從京城回來的父親學習[4]。
崇禎六年 (1633年) ,十五歲的王夫之跟着兩位兄長去武昌府應鄉試,當時的主考官為錢謙益。十六歲時,湖廣提學僉事水佳允在衡郡舉行歲試,將王夫之列為一等第一名。十九歲時,王夫之娶陶萬梧的女兒為妻[4]。
明末求學於嶽麓書院,並師從吳道行,吳教以湖湘家學,「以朱(熹)張(栻)為宗」,與曠鵬升等結「行社,聚首論文,相得甚歡」。崇禎十二年(1639年)秋,赴武昌參加鄉試,落第。是年十月,和郭風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設「匡社」,意指互相匡正。崇禎十五年(1642年)中鄉舉第五名,以《春秋》試卷列第一。十二月到南昌等候北上會試。當時李自成的大順軍已進入承天(今湖北鍾祥),張獻忠取黃梅。會試被迫延期,王夫之由南昌返衡陽。
清兵南下時,王夫之上書明朝湖北巡撫,力主聯合農民軍共同抗清,其二兄、叔父、父親均死於戰火,崇禎十六年 (1643年) 張獻忠攻佔衡州時,招賢納士,王夫之隱匿衡山,拒不受聘[5],大順軍攻入北京時,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已輒哭[6]。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年),聞明安宗在蕪湖被俘,續寫《悲憤詩》一百韻。隆武二年(清順治三年、1646年),開始研讀《周易》,後來編為《周易稗疏》。
王夫之曾經和管嗣裘、管嗣箕、夏汝弼和南嶽僧人性翰、造紙工人、農民等近百人在衡山方廣寺參加抗清活動,被湘譚人尹長明擊敗,方廣寺被焚,管嗣裘家中老小全部遇難,性翰受重傷,王夫之事敗逃亡肇慶,投奔南明永曆政權,堵胤錫薦為翰林院庶吉士。又結識瞿式耜、金堡、蒙正發、方以智等人,永曆三年(清順治六年、1649年)春,離開肇慶,赴桂林暫居。永曆四年(清順治七年、1650年)二月十八日,任永曆政權的行人司行人。
永曆四年朝廷深陷黨爭,吳黨得勢,為營救楚黨,夫之和董雲驤上疏,謂「大臣進退有禮,請權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永曆帝以王夫之「職非言官」而奏事,嚴詞加以指責[7],魯可藻又奏請逮治王夫之,以致夫之「憤激咯血」[8],幸好焦璉、馬進忠、趙印選、曹志建等上疏反對大興黨獄,由於焦璉等人握有兵柄,永曆帝只得將金堡、蒙正發、丁時魁等人除罪,改為削職遠戍。七月,王夫之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不久與襄陽鄭儀珂之女結婚[9]。兵敗後潛回廣東、廣西。李定國收復衡陽時,派人招請王夫之,「進退縈迴」,始終未去成[10]。永曆九年(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因清軍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帶,變姓名為瑤人,授徒著書,「為常人說《周易》《春秋》…常寧文士來者益眾」,這期間著有《周易外傳》,《老子衍》。
日後王夫之多往來長樂、庫宗橋、新塘等地。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1660年)春,舉家遷居衡陽金蘭鄉高節里,於茱萸塘(今船山鄉湘西村)築茅屋,名「敗葉廬」。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築草堂而居,人稱「湘西草堂」,「棲伏林谷,隨地托跡」,「安之若素,終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勵,潛心著述。」,自題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終未剃髮。康熙三年 (1664年),在「敗葉廬」設館講學。又重訂《讀四書大全說》。晚年貧病交迫,連紙筆都靠朋友周濟。吳三桂稱帝,請王船山寫《勸進表》,遭嚴辭拒絕;王夫之認為「以其入國讎也,不以私恩釋憤」。事後,逃入深山,作《祓禊賦》,對吳三桂表示深切蔑視。[1]自題墓石:「抱劉越石之孤忠」,「希張橫渠之正學」。康熙二十八年 (1689年),衡州府知府崔鳴鷟受湖南巡撫鄭端的囑咐,攜帶糧食和錢幣會見王夫之,請求王夫之「漁艇野服」與鄭端「相晤於嶽麓」,並且希望能夠得到王夫之的著作刊行天下,王夫之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拒絕,但是看到鄭端心誠,接受糧食,但退回錢幣,且致函表示感謝。[1]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終身沒有剃髮。
王夫之生前著有《周易外傳》、《黃書》、《尚書引義》、《永曆實錄》、《春秋世論》、《噩夢》、《讀通鑑論》、《宋論》等書[14]。但他的著作只是手稿,未曾刊行。王夫之說過:「吾書兩百年後始顯。[11]」
鄧顯鶴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著名詩人,他博涉群書,還樂於搜集湖南本地的文學作品[15]。王夫之的六世孫王世全在長沙城南書院探訪了鄧顯鶴,開始同鄧顯鶴合作整理王夫之的手稿,於1839年在長沙刊印《船山遺書》一百五十卷[11]。
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為首的湘軍集團推崇王夫之的思想,繼續主持刊刻王夫之遺著,1865年《船山遺書》刻竣,共計56種288卷,是第一部較為系統全面的船山著作匯編[11]。
民國後,劉人熙搜輯散佚,又有補刻本。1930年,譚延闓、胡漢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遺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凡七十種,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臺北船山學會重印《船山遺書全集》,為二十二冊。嶽麓書社有《船山全書》十六冊。
王夫之繼承了以前思想家的唯物思想,並加以發展。王夫之認為,世界是物質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觀存在的實體;物質是不斷變化的,其發展變化有規律可循[2]。
王夫之的研究領域包括天文、曆法、數學、地學,專精於經、史、文學。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以為「氣」是物質實體,而「理」則是客觀規律。又用「絪蘊生化」說明「氣」變化日新的性質,認為「陰陽各成其象,則相為對;剛柔、寒溫、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同時也又「互以相成,無終相敵之理」。他強調「天下惟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從「道器」關係建立其歷史進化論。在知、行關係上,強調行是知的基礎,反對陸王心學「以知為行」和禪學「知有是事便休」的論點。[1]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氣不後」的理論。[1]在社會歷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是不斷進化的。他反對天命觀,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
王夫之篤信程朱理學,但不贊成「存天理,滅人慾」,認為「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慾之或異」。王夫之思想沒有超出時代的範疇,他堅持維護集權帝制,他認為階級制度不能變,能變的只是手段,又主張「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後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學術流派,被稱為船山學。所著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王夫之的哲學思想概括起來有七點:
首先、反禁欲主義,提倡不能離開人慾空談天理,天理即在人慾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傳》、《尚書引義》等書中對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提出了批評。
其次、均天下、反專制、愛國理想。王夫之在《讀通鑑論》與《宋論》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觀點。
其三、氣一元論,王夫之認為氣是唯一實體,不是「心外無物」。王夫之還指出,天地間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體的實物,一般原理存在於具體事物之中,決不可說具體事物依存於一般原理。王夫之認為「形而上」與「形而下」雖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間有界限可以分割開來。從知識的來源上看,原理、規律是從對事物的抽象而得來的,因此,應該是先有具體形器,後有抽象觀念。道家佛家都把「虛無」視為無限和絕對,而將「有」視為有限和相對。王夫之認為這把相對、絕對的關係弄反了,在他看來,「有」是無限的,絕對的,而「無」是有限的,相對的。王夫之是這樣論證的:人們通常講無,是相對於有而言。就象相對於犬有毛而說龜無毛,相對於鹿有角才說兔無角。所以,講「無」只是講「無其有」。王夫之認為,廢然無動、絕對的靜即熄滅,這是天地間所沒有的。王夫之說,「動而成象則靜」,「靜者靜動,非不動也」,「動而趨行者動,動而赴止者靜」。王夫之的這些話表明,靜止里包含着運動,靜止是運動在局部上的趨於穩定而成形象的暫時狀態,所以靜止的東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動靈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辯——反對「生而知之」的先驗論。王夫之說,「耳有聰,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聲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聰必歷於聲而始辨,明必擇於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豈驀然有聞,瞥然有見,心不待思,洞洞輝輝,如螢乍曜之得為生知哉?果爾,則天下之生知,無若禽獸。」(《讀四書大全說·論語·季氏篇》)意思是說,憑藉感官心知,進入世界萬物聲色之中,去探尋知曉事物的規律,這才是認識世界的途徑。也就是說,知識是後天獲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辭」、推的辯證性質。王夫之認為,真知識一定是名與實的統一。「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對於概念能否如實地模寫現實,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法則,這是認識論上的大問題,老子講「無名」,莊子講「坐忘」,禪宗講「無念」,共同之處都在於認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達變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達到與本體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說人能夠進行正確的思維。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個過程,既不可執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運動看作是剎那生滅,不留痕跡。
其六、理勢合一的歷史觀。王夫之提出「理勢合一」,並在其著作《讀通鑑論》對前人所提出的「復古論歷史觀」、「循環論歷史觀」等歷史形式進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16]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論。王夫之在其《四書訓義》一書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動的,人可以主動地權衡和取捨。他說:「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後,人既有權也,能自取而自用也。[17][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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