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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前作为民营报纸的大公报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此條目介紹的是1949年以前的大公報。關於1949年後在香港發行的大公報，請見「大公報」。關於1949年後在北京發行的大公報，請見「大公報 (北京)」。關於《大公報》的其他含義，請見「大公報 (消歧義)」。《大公報》（法語：L'Impartial，直譯：無私[1]:7；音譯：Ta Kung Pao[2]），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3]
1902年，《大公報》由英斂之創刊於天津法租界。[3]1916年，受到安福系支持，股東王郅隆收購全部股權，自此《大公報》成為安福系的機關報。[4]:34王郅隆聘請胡政之為主筆兼經理，改革報紙排版及內容。1920年，安福系失勢，王郅隆提退股本，胡政之辭職，銷量大減，至1925年11月27日停刊。[5]
1926年，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6]即新記《大公報》。[1]:11後人評價《大公報》時一般指的也是新記《大公報》。[7]新記《大公報》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主義」原則聞名，[8]憑藉其犀利的政治評論和時事報道迅速流行。[9]:75自1902年成立起到1949年在上海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期間的《大公報》也被稱為「舊大公報」。[10][11]1949年後，逐步轉為中國共產黨控制，重慶版改為《重慶日報》，天津版、上海版合併後遷往北京，並於1966年停刊，僅有香港版留存至今。[7]現今，《大公報》是世界上現存報紙中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紙。[12]
《大公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唯一一家派記者報道巴黎和會的中文報紙，也是唯一一家派駐歐洲記者報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文報紙，並且派出記者到波茨坦會議、密蘇里號日本投降儀式見證歷史，此外還是第一份在股票市場上市的中文報紙。[9]:75《大公報》與《益世報》《申報》和《民國日報》一同被稱為「民國四大報刊」之一。[13]
《大公報》是中國歷史上延續出版時間最久的報紙，如同近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百科全書。雖然都稱為「大公報」，不同時期的《大公報》迥然不同。[7]自成立起到1949年6月17日在上海發表《大公報新生宣言》期間的《大公報》被王芸生、曹谷冰等人稱為「舊大公報」，其中又分為兩個階段：[10]
1901年4月，英斂之來到時為八國聯軍所控制之天津，拜謁紫竹林天主教總管柴天寵。期間，柴天寵提出要辦報，已經籌措資金超過萬元，約英斂之主事，不必顧慮賠賺。[17][18]遂寫信諮詢何沃生、胡翼南，起草報館章程，並開展活動吸資納股。8月，天津東華譯局願意合作，法國教會和公使提出參與辦報並同意在天津辦報。[17]
八國聯軍進駐京津後，法國領事館欲培植輿論工具抗衡其他列強，以與德人漢納根創辦的《直報》、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扶持的《京津泰晤士報》、日本駐津領事館扶持的《天津日日新聞》競爭。因八國聯軍占領天津後，直隸廣宗、巨鹿等多地爆發反洋教鬥爭，天津法國天主教堂急需透過報刊宣傳緩和民教矛盾。[19]
1901年10月，[19]英斂之到上海，與遣使會雷鳴遠一同採購印刷設備。[18]為聘請主筆，在香港、上海尋覓人才。與馬相伯在上海會談，後者提出可以讓張菊生推薦主筆，未果。汪穰卿毛遂自薦，願意加入報館，但反對法國資本入股報館，未果。故而退而求其次，雇方守六為主筆，慕元甫為翻譯。[17]
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大公報》首任主筆方守六資歷不深，實際上的總主筆是英斂之本人，未署名的文章大都出自其手。[18]報館員工不得在報館以外有兼任報酬，不為任一黨派宣傳。副刊文字通俗易懂，多以北京、天津的白話描寫。[1]:8-9創刊初期，日銷3800份。[1]:7報館股東除柴天寵外，股東里還有糧商兼木廠據客王郅隆、德商榮華洋行辦買事務張連壁、維新派人士嚴復、北京主教樊國梁、法國駐華領事館的公使鮑渥，其餘股東多為天主教徒。[1]:7
《大公報》上屢屢揭露天津當局弊政，致使天津當局不滿，但都被法國領事所庇護。1902年11月17日，《大公報》登載來函，批評聯軍督署裁撤後的天津衛生局尸位素餐，致使天津當局先與法領事交涉，翌日由法國領事館高級翻譯李敬宇告知。1903年初，天津當局因報紙內容與法國領事館進行了交涉，要求領事館警示《大公報》。英斂之得知後，通過法國人麥爾甘向法國領事尋求幫助，最終通過法國領事的介入得以平息事態。同年年底，英斂之再次被通知政府有意為難《大公報》，提示需格外謹慎。[19]
然而因為《大公報》並未展現出過多的親法姿態，法國領事館試圖通過提議由法國人擔任出名人，來控制報務大權，被英斂之拒絕。1903年4月，沙俄拒絕從東三省撤兵，引發拒俄運動。《大公報》發表多篇論說，譴責沙俄侵略，號召國人反抗，是故被俄提督德西挪約談，但反俄言論刊行依舊，為法國領事所不樂見。1903年5月和7-8月，《大公報》大量轉載日本報刊上的「拒俄」論說，引起日本領事人員的注意。是故，1903年7月，英斂之與日本領事高尾亨相互送禮聚餐。沈藎案後，親自前往日本領事館詢問沈藎案件的詳細情形，與法國人交流日少。[19]
日俄戰爭期間，《大公報》通過頻繁轉載《朝日新聞》《北清新報》等日本媒體的戰事報道，積極報道戰爭動態，並通過「時事要聞」等欄目專辟「日本官電照登」刊載日本官電。同時，《大公報》也發表了多篇論說，分析日俄戰爭對中國的影響，強調中國應急起直追、力行改革，以保全國家。戰爭期間，日本國內的「興亞論」以及日本領事釋放的「中日聯盟協保東亞」的信號，使得《大公報》在英斂之的主持下，宣揚「中日聯盟」，視其為保全國家的一種策略。英斂之的這一「親日」立場，導致法國領事無法容忍，《大公報》最終被迫從法租界搬至日租界。1906年，《大公報》搬遷至日租界之後，英斂之與日本領事館的交往減少，報紙的言論也未再出現明顯的「親日」傾向。但這一時期的《大公報》已經發展成為北方報界的商業大報。[19]
辛亥革命後，英斂之君主立憲的主張破產。[4]:33-341912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英斂之不願意和袁世凱合作。[20]故而離開《大公報》，隱居北京香山靜宜園。[18][20]1917年，華北水災波及600多萬百姓，英斂之在《大公報》主辦的遊藝大會上登台募捐，後不再與《大公報》來往。[18]
1916年9月，受到安福系支持，大公報館原股東王郅隆收購了《大公報》的全部股權，自此成為安福系的機關報。[4]:341916年10月，王郅隆聘請胡政之為主筆兼經理。為祛除編造新聞之惡習，胡政之隨即開除報社六名記者中五名，只有一人因為父親是總統府的承宣官而被留用，後在北京聘請林白水、梁鴻志、王峨孫等為特約記者，以電話、郵件形式寄送稿件。[5]
1916年11月，胡政之對改革印刷版面，由書冊式改為通欄式，調整字號，令各種字號大小間隔、搭配，使版面錯落有致，其本人每夜親自去排字房指導排版。同時，開始刊登「今日銀元行情」、「各地股市」等經濟信息。1917年1月，改革報紙內容，指派專員旁聽北京政務會議，各省要埠安排線人隨時報告重要新聞。在其它報紙只重視軍事、政治新聞以及花邊社會新聞時，設「特別記載」欄徵集名人意見，辟教育、實業專欄。[5]
1919年5月，《大公報》大幅報道北京、青島等地五四運動，作為唯一在巴黎和會的中國記者，胡政之與謝東發在巴黎以中國報界名義用法語向各大通訊社發布新聞稿，闡明中國拒絕簽字之理由。[5]
1920年直皖戰爭後，安福系戰敗，王郅隆逃往日本，於8月12日以「王槐慶堂」名義，宣布提退《大公報》股本。[4]:34同日，胡政之宣布辭去《大公報》主筆兼經理職務。[5]翌日《大公報》停刊，名聲從此一蹶不振。[4]:341923年9月27日，王郅隆因關東大地震去世。1925年11月27日，《大公報》發行完8315號後宣告停刊。[4]:34
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三人是留學時期的老友。1924年，吳鼎昌曾提議與張季鸞和胡政之共同辦理新聞機構，包括一份日報、一份周刊和一家通訊社。然而，由於張季鸞所在的《中華新報》倒閉，以及胡政之主持的國聞通信社與《國聞周報》遇到困境，這一計劃未能立即實施。在此期間，吳鼎昌資助《國聞周報》並在該刊發表經濟評論。1926年，張季鸞因中原大戰而失去隴海鐵路會辦職務，蟄居於天津。[21][22]直系、皖系失勢後，吳鼎昌想到通過辦報來獲得政治支持，這一想法獲得北四行的支持。[23]
1926年，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6]被稱為新記《大公報》。報館仍然位於原大公報館內。[1]:11關於三人決定重辦《大公報》的起因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張季鸞和胡政之在天津經常經過大公報館，受到報館蕭條景象的觸動，決定重辦報紙，並找到吳鼎昌共同出資。另一種說法是張季鸞和胡政之拜訪吳鼎昌時，三人在街頭偶遇大公報館，經過討論後決定共同出資重辦《大公報》。最終，三人一致決定買下《大公報》的資產和招牌。[21]新記《大公報》的五萬元啟動資金由吳鼎昌協商四行儲蓄會從「經濟研究經費」中列支，因此吳鼎昌和北四行均在股東名冊中。北四行及其主要人物雖然支持吳鼎昌籌資新記《大公報》的啟動資金，但他們僅僅充任名義股東，未參與報社的實際經營。[23]
1926年9月1日，以8316號續刊。[1]:11續刊初期，日銷售不足二千份，每月虧損三四千元。[21]着北伐戰爭的推進，銷量增至五千八百多份，並逐月減少虧損，至5月收支平衡。到年底，銷量達到一萬二千份。[21]1929年，報紙銷量增至2萬多份，廣告收入每月達到6千多元。同年3月，新設南京辦事處，進一步擴大了報紙的影響範圍。[1]:1101930年，報紙銷量最高達到3萬份，全國設有代銷點293個，廣告收入每月8至9千元。[1]:110
1931年2月，報社引進了德國製造的高速輪轉印刷機，並採用鑄雙版付印技術，銷量達到5萬份，廣告收入每月超過萬元。同年5月，為慶祝髮行一萬期，增刊三大張刊登紀念文章，共計六大張24版。[1]:1105月22日，《大公報》發行量已激增至五萬多份，正值吳鼎昌四十八歲生日之際，國民飯店舉行紀念《大公報》發刊一萬期的聚餐會。[21]
九一八事變後，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預感到報館在日租界的位置可能會引發問題，便立即尋找新址。他們在法租界電燈房後找到一個紡織廠的舊廠房進行修葺。[1]:11611月8日，天津事變爆發，張壁、李際春組織的便衣隊在天津市華界四處騷擾，尋釁鬧事，日本軍隊依次隨即出動，試圖一舉占領天津市。《大公報》所在的旭街成為日本軍隊的警備區域，報館被沙包和鐵網包圍，日本兵在該區域巡邏。胡政之、張季鸞和全體記者、工人守在報館內。[1]:116-117張季鸞希望此次事變能夠小事化了，因此在11月9日的報紙上，將「天津事變」的消息僅置於本市新聞版，未提及日軍的行動。隨後，有報告稱大北飯店門前有行人被擊斃。胡政之和張季鸞決定撤離報館，通過與日本領事館聯絡獲得通行證後，報館人員於當晚安全撤離。由於無法帶走任何機器、鉛字、銅模和紙張，報館在旭街的運營被迫停止。胡政之、張季鸞和吳鼎昌隨後在吳的寓所會面，決定在外患緊迫之時繼續出版報紙，不暫時停版幾天，全力組織搬家。[1]:116-117
1931年11月16日，新記《大公報》在法租界30號路161號的新址重新出版。初期，由於輪轉印刷機尚未安裝完工，報紙只能暫時使用平板印報機進行印刷，導致出報速度顯著減慢。因此，報紙篇幅被暫時縮減至一大張四版。[1]:117-1181932年2月11日，新購置的機器裝配完畢，所有事務恢復常態，報館舉行了簡單的慶祝活動。[1]:117-118新館比日租界旭街的舊館更寬敞，設有經理部、材料庫、排字房與印刷間等。1933年2月，報館購進德制新式輪轉印報機，員工人數增至300餘人。1934年元旦，《大公報》創新推出「星期論文」，邀請社外名家撰寫，逐步將社評改用白話文，增強了報紙的影響力和讀者群。[1]:118
| 版本 | 創刊日期 | 停刊日期 |
|---|---|---|
| 天津 | 1926年9月1日 | 1937年8月5日 |
| 上海 | 1936年4月1日 | 1937年12月14日 |
| 漢口 | 1937年9月18日 | 1938年10月17日 |
| 香港 | 1938年8月13日 | 1941年12月8日 |
| 桂林 | 1941年3月15日 | 1944年9月12日 |
| 重慶 | 1938年12月1日 | 戰爭中未停刊 |
1936年末，面對日本侵略的日益擴大，在上海創辦《大公報》上海版。[24]1936年4月1日，《大公報》落戶上海望平街，創辦上海版。津滬版同時發行。[25]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軍於7月28日向天津進攻。由於外界交通被切斷，天津版《大公報》僅能在市內發行。8月1日天津淪陷，至8月4日，《大公報》宣布暫行停刊。《暫行停刊啟事》中，《大公報》寫明：[26]
天津本報，決與中華民國在津合法統治同其運命，義不受任何非法統治之威脅。
日軍在占領天津後，於8月13日繼續進攻上海，是為八一三抗戰。[24]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發生南京大屠殺。[26]日軍攻占南京次日，即12月14日，日軍宣布對上海租界內各報實行新聞檢查，《大公報》拒絕送檢，宣布自15日起停刊，並發表《宣言》表明不投降、不受辱的立場。[27]
上海戰事爆發第二日，即8月14日，胡政之指令《大公報》南京辦事處和天津《大公報》員工趕往湖北籌備漢口版。[26]天津報館人員轉移至上海、漢口等地。[24]1937年9月18日，漢口《大公報》創刊，于右任先生為之題詞。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發生南京大屠殺。日軍隨後沿長江西進，逼近武漢。[26]12月15日上海館停刊後，向武漢轉移。[26]1938年中秋，隨着武漢會戰的打響，蔣介石命令武漢報刊撤離，[26]漢口版於1938年10月18日停刊。[27]
1937年底，胡政之決定在香港創辦《大公報》。香港版1938年「八一三」周年紀念日創刊。胡政之在創刊號中表明，儘管面臨嚴重外患，但《大公報》將繼續為國家服務。[26]由於《大公報》久負盛名，港版發行首日，便遭到本地同業排外，雇孩童鬧事，搶奪並撕毀報紙。[1]:229香港報業素來注重商業新聞，而並非文人議政，故而《大公報》的銷量不佳；本地報紙和廣告費用低廉，致使《大公報》營業虧損。直至1940年1月獨家刊載汪日密約後，銷量才大增。[1]:230
1938年除夕，曹谷冰赴重慶籌備新館。[26]漢口版轉移至重慶時，由於交通工具不足棄置辦公用品、在宜昌附近江面日機轟炸等原因，損失重大。[27]1938年12月1日，[4]:49張季鸞在重慶新豐街創辦了重慶《大公報》。[26]1939年的5月3日，重慶下新豐街大公報館遭遇日軍轟炸。5月4日，已經成為廢墟的報館再度被轟炸，幾乎夷為平地。[27]由於日軍轟炸，報社不得不重建，在李子壩選定新址，胡政之親自負責重建工作，並在半山腰鑿防空洞以保證出版工作不受影響。[26]1939年8月30日、9月15日，李子壩新建的經理部、辦公樓和印刷廠的一個車間被日軍轟炸。[27]7月10日，李子壩的經理部大樓直接中彈焚毀，炸後適逢大雨，全部員工雨中露宿者兩夜。7月30日，印刷廠中彈，印刷機架被毀。[27]儘管日軍對重慶進行了連續轟炸，《大公報》卻始終未曾間斷出版，[24]銷量在重慶各報紙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1]:234
1941年，《大公報》收到密蘇里新聞榮譽獎章，然而不久遭遇總編輯張季鸞之去世。[1]:242胡政之隨即聯繫吳鼎昌，決定成立董監事聯合辦事處，集體領導重慶、香港、桂林的報館。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宣布《大公報同人公約》，規定以9月1日為社慶，紀念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創刊。[1]:248
1940年初，胡政之意識到香港可能不保，到桂林覓地造屋，並陸續運進幾架平版印報機及其他必要器材，1941年3月15日創設桂林版，作為香港版之後路。[28]1941年12月日軍占領香港後，港版《大公報》停刊，[26]香港版報社人員撤往桂林館。[24]1944年9月12日，[27]因日軍轟炸，桂林版《大公報》停刊，編輯人員再度撤至重慶，[24]因在敵軍逼近時撤離，所有辦公用品和設備全被燒毀。[27]至此，重慶成為《大公報》的言論中心和最後的歸宿地，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24]1945年4月，胡政之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舊金山的聯合國成立大會。[1]:253
抗戰勝利後，《大公報》着手停刊各版的復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繼復刊。[1]:385, 387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報社總管理處。總管理處由總經理胡政之主持，總攬各館。[1]:389
1947年6月15日起，《三毛流浪記》在《大公報》上海版開始連載。至1948年，《三毛流浪記》進一步引發了社會對窮苦人民的關注，這也促使《大公報》銷量進一步增長。[29]
1948年，《大公報》連續發表了一系列社評，如《自由主義者的信念》、《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政黨·和平·填土工作》等，主張走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30]
1948年初，胡政之在美國創辦《大公報紐約雙周》英文版，3月15日全力恢復《大公報》香港版，計劃以香港為退路，未來可能轉移到新加坡、美國辦報。[30]胡政之認為，在兩極格局背景下，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會再允許《大公報》的存在，只有在香港，《大公報》才能長期存活。香港版復刊後，大公報在天津、上海、重慶、香港四地發行，銷量達到20餘萬份。[1]:389
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因病去世，《大公報》的未來轉由王芸生決定。在此期間，國民黨對王芸生進行打壓，《中央日報》給他貼上「新華社廣播的應聲蟲」等標籤，中共地下黨則針對性地對王芸生進行工作，最終讓他選擇加入中共陣營。[30]1949年5月中旬，周恩來告知王芸生，要求其繼續主持《大公報》。周恩來指出，《大公報》可以保持原名，作為民間報紙自主經營，政府不干預，遇到困難時政府會提供幫助。王芸生於6月17日發表了《大公報新生宣言》，在文中回顧了《大公報》的歷史，正式宣布《大公報》今後將「在精神上屬於人民」，方向是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標誌着《大公報》「不黨、不私、不賣、不盲」方針的轉變，象徵着《大公報》新記時代的結束。[31]:88-89
解放軍攻占天津後，天津版改組於1949年2月7日改為《進步日報》，上海版保持原名稱。由於民眾對民營報紙普遍之不信任，《大公報》及《進步日報》廣告收入下滑。1952年，《大公報》負責人王芸生上書毛澤東請求幫助，毛澤東接見王芸生後決定上海《大公報》北上與《進步日報》合併，成立新的《大公報》，由地方報紙改為全國性報紙。[16]1953年1月1日，新《大公報》正式創刊，內容以國際時事和財經類消息為主，後搬遷至北京發行。[32]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大公報》因被指對國民政府「小罵幫大忙」遭到衝擊，於當年9月14日更名為《前進報》，但最終還是於12月29日停刊。[33]北京《大公報》館址如舊，現今作為中國郵政北京永安路郵局，保留在今永安路西段前門飯店東側。[7]而香港《大公報》則在中國政府所屬組織領導下仍繼續出版至今，截至2024年，香港《大公報》的期號從1902年《大公報》創刊起已刊至第四萬多期。[34]
英斂之時期，社論每月都有20篇以上，其中不乏批評慈禧、榮祿、剛毅的話語，然雖敢言，不忘支持保皇，追求君主立憲。[1]:8-91905年，《大公報》響應反對美國虐待華工運動，拒登美商廣告，鼓勵抵制美貨。直隸總督袁世凱以「有礙邦交，妨害和平」禁郵禁閱《大公報》，8月17日，英斂之著《說官》，指立憲維新需要「拔凶邪、登俊良」，影射袁世凱。[18]1907年2月，《大公報》為江南水災募捐得11469兩。[1]:91908年，光緒、慈禧逝世，攝政王載灃執政，袁世凱回到河南項城祖地，《大公報》激烈反對重新任用袁世凱之提議。[18]
1916年王郅隆接手報館後，胡政之在和英斂之面洽後入職接辦，王郅隆從不加以干涉報紙，《大公報》並未因為與安福系的關係而一邊倒。1916年11月，連續追蹤報道老西開事件，譴責法國租界的無理要求，批評政府的措置失當。1917年2月，關注美德斷交，採訪在華的英國、德國等相關國家人士，了解中華民國之外交選擇。1917年7月，以主要篇幅持續關注張勳復辟，銷路大增，發行量過萬份。1918年，胡政之親臨海參崴，關注中東路問題及西伯利亞出兵。[5]
1926年續刊後，《大公報》關注並反對北伐戰爭，呼籲雙方停火和談，並且反對赤化之國民黨，反對一黨專政。[1]:64-65隨着北伐戰爭的推進，1927年10月10日，國民革命軍攻占武漢，隨後國民政府北遷。胡政之親自前去考察採訪，於3月發表見聞，批判軍閥，支持孫中山。《大公報》也對與北伐一併發展的上海勞工運動表示支持，譴責孫傳芳的鎮壓。[1]:67-68四一二事變後，支持國民黨清黨、分共。[1]:72
北伐期間，張季鸞秉持「文人論政」之傳統，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三罵政治領袖。1926年12月4日，《大公報》發表社評《跌霸》，批評吳佩孚為「有氣力而無知識，今則併力無之，但有氣耳」。1927年11月4日，《大公報》發表社評《嗚呼領袖慾之罪惡》，指斥汪精衛「特以『好為人上』之故，可以舉國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財產，以殉其變化無常目標不定之領袖慾」。1927年12月2日，《大公報》發表社評《蔣介石之人生觀》，針對蔣介石因剛與宋美齡結婚而「深信人生若無美滿姻緣，一切皆無意味」，並「確信自今日結婚後，革命工作必有進步」的說法，批評其觀點，責問蔣介石能否為所有國民黨黨員和軍隊謀求美滿姻緣以促進革命工作。[31]:46
1928年6月，胡政之到北京採訪楊宇霆，率先報道了張作霖出關之事，持續跟進張作霖被炸、國民政府掌管京津地區之事，採訪閻錫山、白崇禧，並讚賞蔣介石辭去軍職，並認為有助於實現民治。[1]:81-827月，為報道蔣介石、李宗仁北上，張季鸞訪問老友馮玉祥，在馮玉祥的介紹下，結識蔣介石，遂其專列前往北京，與邵力子、張群、陳布雷等人相談甚歡。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在西山碧雲寺祭告孫中山後，張季鸞搭乘交通部長張伯群的汽車抵達開封，並乘坐馮玉祥專列前往南京，並在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期間採訪國民政府政要，自此奠定《大公報》支持國民政府之立場。[1]:83-85
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通電擁護蔣介石，當日接見《大公報》記者稱：「現在民困已達極點，北方尤不宜再受兵禍，故余已不能不被迫而出於干涉。」[35]:3673[36]旋即派遣東北軍入關干預蔣、馮、閻中原大戰，閻錫山被迫逃亡大連，馮玉祥隱居山西鄉下。[36]
1936年12月5日，《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訪問西安華清池的蔣介石，報告西安的政治氣氛以「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為主流。12月9日，蔣介石向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發送密信，指示《大公報》發布褫奪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兵權，改由蔣鼎文接替的消息。[38]張學良、楊虎城與張季鸞及《大公報》駐西安分社記者保持密切聯繫，得知《大公報》將發布蔣介石褫奪他們兵權的密令後，12日清晨在臨潼華清池捉拿蔣介石，在西京招待所拘禁國民政府軍政要員。[38]當日，張季鸞收到了張學良發送的詳細說明東北軍主張的專電。[25]
12月13日，《大公報》在其要聞版頭條刊登了《張學良竟率部叛變，蔣委員長被留西安》的新聞，但並未配發社評或表達明確立場。[25]12月14日和16日，該報社評中，張季鸞提議和平解決事件，呼籲蔣介石平安返回南京，繼續領導國家。12月18日，《大公報》通過張季鸞撰寫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南京政府派遣飛機在西安上空投下數萬份印有該社評的《大公報》。[25]
至張學良陪同蔣介石返回南京前，《大公報》發表連續9篇社論來大力支持蔣介石。但張、楊兩將軍八項救國主張的通電，張、楊兩將軍在西安群眾大會上的演講，均未被外界報道。[39]蔣介石在張學良陪伴下返回前後，《大公報》連續發表社評「歌功頌德」，並指稱西安事變是中共「惡意的勾煽」。蔣介石返回南京後，扣押張學良，對他進行軍事審判。《大公報》於1937年1月22日發表社評《對西安負責者之最後警告》，要求共產黨解除武裝。[39]
從1937年到1940年，《大公報》支持國民政府，熱烈擁護蔣介石領導抗戰建國，並且主張「奉中華民國為正朔」、「以國民黨為中心」。在這段時期，《大公報》少有批評國民政府，王芸生在1941年12月寫道：「本報同仁為國載筆，在過去數年中，所以未敢坦率指摘內政，深恐暴露弱點，沮國人之氣，損政府威望。」[31]:921940年10月，黃橋事件爆發，緊接着發生新四軍事件，《大公報》猛烈抨擊中共領導新四軍襲擊抗日軍隊的行徑，支持國民政府對新四軍的軍事處置。[40][41][42]1941年5月，國軍在中條山與日軍作戰潰敗，王芸生應陳布雷要求，寫了社評《為晉南戰事作一種呼籲》，認為此次戰敗是因為中共領導的第十八集團軍不與國軍協同作戰，周恩來連夜寫信給報社進行反駁。[31]:83
1916年12月，胡政之在《大公報》上發表《我亦贊成中日親善》，呼籲日本要先有親善之實，以事實表示誠意。[5]1928年5月濟南慘案後，雖然身處日租界內，《大公報》仍然報道日軍屠殺中國軍民，但因為規勸國民不要感情用事，立場不足以慰國人情緒，讀者紛紛致信譴責。[1]:80-81
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報》記者汪松年從京奉鐵路局得知日軍調動頻繁，19日凌晨從鐵路局得知日軍已在柳條湖一帶開火，便立即致電《大公報》編輯部。張季鸞震驚，在要聞版里補發，遂成九一八事變的最早報道。[43]9月19日早晨，胡政之到北平協和醫院採訪張學良，得知日軍向瀋陽北大營開火，中國軍隊未作抵抗，闢謠中國軍隊首先開火之傳聞。[1]:149《大公報》於9月22日發表評論，要求日軍先行退兵。[27]24日發表評論，質疑蔣介石「不作抵抗，訴諸國聯」的決定。[1]:149
1931年10月7日，《大公報》發表《明恥教戰》社論，號召全國上下徹底明白國恥之由來，真切了解國家之環境，實際研究雪恥之方案。此後，報紙將「明恥教戰」作為評論和報道的中心。[27]《大公報》的立場被認為是支持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被南洋華僑指摘為「小罵大幫忙」。[44]
1932年1月5日起，開闢了「國難痛史一頁」專欄，揭露日軍在東北的暴行，並從1月11日起開闢「本報特輯」專欄，連載王芸生編撰的《六十年來的中國與日本》兩年半，詳細記述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日之間的重大交涉事件，旨在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日本凌辱中國的歷史。[27]
隨着民族危機加劇，民眾抗日救國熱情高漲。對1932年淞滬抗戰、1936年綏遠抗戰，以及紅軍北上抗日，《大公報》均進行了積極報道。[27]
在1937年七七事變後，《大公報》投入了抗戰宣傳，堅持抗日到底的思想。[27]
1937年7月9日和10日連續發表了《盧溝橋事件》和《盧溝橋善後問題》兩篇社論。社論批評了宋哲元的對日妥協政策，堅決主張抗日，並呼籲國民黨北方當局迅速作出決定，與中央政府和民眾聯合起來，反對日本的侵略。社論警告，如果繼續退讓，將導致士氣低落和地方治理混亂。[26]
1940年1月21日，陶希聖、高宗武致書香港《大公報》，揭露汪精衛與日本秘密簽訂之《日中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並詳述汪日密約簽訂之經過，勸告汪精衛等「懸崖勒馬，勿再受日閥之欺騙與用，以冀公私兩全」。[35]:6200
1941年8月，重慶遭受日軍轟炸，大公報館受損嚴重，張季鸞當時在病中，生命垂危。[31]:448月18日，王芸生去重慶看望張季鸞，張季鸞授意王芸生寫就《我們在割稻子》以鼓舞人心、增加鬥志士氣。[45]
張季鸞與蔣介石有很深的交情，但王芸生沒有；[1]:253張季鸞死後，戰爭進入後期，戰事失利，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王芸生逐步加強了對政府的批評指摘。[31]:92香港淪陷後，王芸生請求陳布雷救尚在香港的胡政之，12月9日派人守候在重慶的珊瑚壩機場，等到最後一班飛機都未見胡政之，下來的只是宋藹齡、孔令偉、老媽子、大批箱籠和幾條洋狗，令王芸生非常氣憤。[1]:312-3131941年12月22日，王芸生發表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披露了香港淪陷之際，「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的醜聞，還揭開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巨額公款買私人豪宅的黑幕。此文一出，蔣介石當天就罷免了郭泰祺。孔二小姐的醜聞引發了昆明、遵義等地大學生反對孔祥熙的學潮。[31]:93
1944年，重慶《大公報》開始嚴厲批評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和行為。12月3日，即日軍占領獨山前夕，發表社評，批評「以空間換時間」的策略，呼籲徹底革新政治，包括讓可去之人去，容納黨外人士參政，解決黨派問題，以及與盟國更進一步合作。還呼籲蔣介石親自到貴陽督戰。12月22日的社評《晁錯與馬謖》中，提出「除權相」、「戮敗將」的主張，指向孔祥熙、何應欽等人。[46]
1945年11月22日，上海《大公報》報道了一批知識分子簽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廢止新聞檢查制度，禁止非法沒收取締書刊行為，恢復言論出版自由。1948年7月8日，國民黨查封南京《新民報》，《大公報》於10日發表《由新民報停刊談出版法》社評，並刊登了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靜等24位新聞界、文化界、法學界人士的抗議聲明。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對於侵犯人權、魚肉人民的行為，《大公報》進行了報道並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如《莫失盡人心》和《為江浙人民呼籲》等評論。[46]1946年6月23日，《大公報》記者高集在下關慘案中被毆打受傷。1947年，重慶版8名記者及家屬、上海版記者唐振常、駐廣州特派記者陳凡被捕。同年，國民黨上海黨部宣傳指導會議上，方治威脅《大公報》經理曹谷冰，要求《大公報》改正態度。[46]1948年8月23日，上海《大公報》記者季崇威曝光匿名人士於19日利用幣制改革拋售股票，引起政府介入調查，事後杜月笙之子杜維屏等四人被捕[47]:229。1948年10月19日，王芸生發表社論《泛論新聞自由》反對國民黨對報紙的控制。[31]:931948年12月8日，他發表社評《又來新聞檢查了》，批評國民黨壓制新聞自由的做法。[31]:84
1946年下半年，隨着美國對日政策的變化，《大公報》指出美國已從管制日本進入保護階段，並警告日本侵略可能重來。7月8日，通過社評《日本往何處去？》，《大公報》批評美國保護並扶植日本的反動勢力，認為這是在重建軍國主義。10月7日，再次發表社評《懷疑美國的對日政策》，直接指出美國保護日本的行為，批評美國培養日本的反動勢力，憂慮日本軍國主義在美國政策的溫床下滋生。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作為中國赴日記者團一員，對戰後日本進行了實地考察和採訪。回國後，他在《大公報》發表了12篇《日本半月》系列文章，批評美國為了反蘇和防止共產主義擴散而扶植日本，認為這是一條「暗淡險峻的前路」，預示着日本可能再次成為衝突的源頭。到了1948年5月，「反美扶日」運動爆發，反映了青年學生對美國扶日政策的強烈反對。《大公報》及時報道了運動的進展，並通過社評進一步表達對美國扶日政策的不滿和憤慨。報紙幾乎每天都有關於各地學生反對美國扶日的新聞報道，反映了學生運動的廣泛影響。特別是《大公報》在社論中強硬地反對德雷柏計劃，認為它違背波茨坦宣言。[48]
《大公報》在其版面上長期堅持不使用「共匪」、「匪軍」等字樣，而是使用「共黨」、「共軍」等詞彙，表明其承認共產黨是國民黨的反對黨，而非「土匪」。與此同時，《大公報》也對共產黨進行批判，並且受到雙方批判。[46]1945年10月25日，王芸生發表《為交通着急》社評，批評共產黨。11月20日，又發表《質中共》社評，呼籲和平。《新華日報》第二天就發表《與大公報論國是》的社論，進行嚴厲駁斥。1946年4月16日，他在《大公報》發表《可恥的長春之戰》社評，《新華日報》則針鋒相對於18日發表《可恥的大公報社論》，予以反駁，譴責《大公報》「借長春戰爭為題，含沙射影，歸罪於中共和中國人民，這樣來替頑固派開脫罪名，並替頑固派幫凶，真是可恥極了」。[31]:831947年12月30日，《中央日報》社論因王芸生發表同情學生運動的社評猛烈攻擊王芸生。1948年7月，《中央日報》連續發表《在野黨的特權》、《王芸生之第三查》等社論，批評在野黨特權，王芸生被罵為「新華社的應聲蟲」。[46]
1947年國共談判破裂後，《大公報》開始宣傳第三條路線。[50]:2161948年，上海《大公報》連續發表了一系列社評，如《自由主義者的信念》、《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政黨·和平·填土工作》等，主張走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30]1948年1月8日，社評《自由主義者的信念》中列舉了五點基本信念：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並重；相信理性與公平，即反對意氣、霸氣與武器；以大多數的幸福為前提；贊成民主的多黨競爭制；任何革命必須與改革並駕齊驅。2月6日社評《和平、填土工作——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提出《大公報》不屬於任何黨派，其地位是獨立的，但不是中立的，《大公報》有自由主義的傳統作風，其同人信奉自由主義，無大野心，卻有極大熱誠，願為國家建設做些填土的工作。[31]:91-92然而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等「第三條道路」的支持者，不僅被國民黨鎮壓，還被共產黨所批判。[50]:216
曹谷冰於1931年3月被《大公報》派往蘇俄進行採訪，至6月底返回中國。在蘇俄停留的三個多月期間，他開展了廣泛的採訪活動，除了發送專電之外，還撰寫了20篇「旅俄通信」和多篇有關蘇俄的印象記。這些通訊一經發表便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隨後，《大公報》出版部將這些作品編纂成《蘇俄視察記》一書並出版，該書共發行了1萬多冊。[4]:112
1935年7月，為調查中日戰爭之後方及紅軍現狀，范長江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身份開始了他的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旅行。從成都出發，經過川北、甘肅、陝西、青海等省區，沿紅軍長征路徑進行調查和訪問。他越過祁連山，繞過賀蘭山，西至敦煌，北達包頭，歷時10個月，行程超過4000里。沿途深入社會底層，勇敢地深入偏遠地區，認真調研，詳細記錄。他的報道，包括《毛澤東過甘入陝之經過》等文，陸續在《大公報》發表，成為首位報道紅軍長征實況的中國新聞記者。[51]《大公報》出版部還結集范長江的西北旅行通訊，題為《中國的西北角》出版，[51]半年內印行七次。[52]
1936年8月，范長江再次作為《大公報》特派記者前往內蒙古採訪日軍西侵的情況。綏遠戰爭爆發後，他立即前往紅格爾圖和百靈廟進行採訪。在政局動盪、戰火頻繁的1936年，范長江親自調查了紅軍與胡宗南在長征途中的松潘戰爭，並撰寫《松潘戰爭之前後》等報道，系統地向讀者呈現了當時的戰況。此後，他穿越千里戈壁，採訪綏遠抗戰，並發表了《百靈廟戰役之經過及其教訓》、《憶西蒙》、《百靈廟戰後行》等通訊。[51]1937年2月17日，《大公報》開始連續9天發表范長江的《西北近影》長篇通訊，至2月28日結束。這一系列報道詳細記錄了范長江深入蘭州、西安的採訪經歷。繼《西北近影》之後，范長江又發表了專題通訊《陝北之行》，進一步介紹了他在陝北的一周採訪情況。這些報道後來被編輯成書《塞上行》。[39]
1937年2月初，為了解西安事變的起因經過，范長江從綏遠前往西安，與周恩來會面，緊接着訪問延安，並與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深入交流。[53]2月14日由西安飛回上海，說服了《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發表了《動盪中的西北大局》一文，並在《大公報》上海版、天津版2月15日同步發表。[39]文章指出西安事變的發生是以東北軍為主體，陝軍為附庸，共產黨事後參與並領導。文章提到，西安事變中蔣介石承諾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情，而這一點在當時並不為外界知悉。[53]天津版中談及中共四項保證內容，上海版則被新聞檢查機關刪除，在上海、天津引發轟動，令汪精衛、何應欽等親日派大為惱火。[39]當天上午，蔣介石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下午看罷《大公報》勃然大怒，叫來《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並大發雷霆。[53]2月21日，國民黨在其五屆三中全會上通過「根絕赤禍案」，標誌着十年剿匪的結束，並為後續的國共談判提供了基礎。3月29日，毛澤東親自致信范長江表示感謝。[53]
1942年12月，重慶《大公報》派遣年僅24歲的通訊記者張高峰前往河南任戰地記者。張高峰從重慶出發，經陝西入河南，目睹河南災民逃往陝西的慘狀，出於記者的良知和責任感，故而把此次採訪行程的重點，從報道戰事，轉為報道河南災情。[54][55]1942年12月28日，《大公報》刊發《豫省災荒目睹記》，描述許多饑民死亡案例，王芸生為該報道配發了社論《天寒歲末念災黎》。[56]
1943年2月1日，《大公報》刊發了張高峰的6,000字災區報道《豫災實錄》，大膽披露河南災情，呼籲政府救災，揭露地方政府逼糧徵實的行為。原標題《飢餓的河南》被總編輯王芸生更改為《豫災實錄》，考慮到新聞環境下的平衡。次日，王芸生撰寫社評《看重慶，念中原》。[54][55]後《大公報》停刊三天。復刊後，《大公報》繼續報道災情至6月20日。[56]
1944年5月下旬，《大公報》派孔昭愷參加了國統區組織的一個由二十餘人參加的「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記者團在延安逗留了30天，了解一些當時延安各方面的情況。六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延安邊區政府大禮堂舉行宴會，歡迎「中外記者團」一行。毛澤東曾舉杯對孔昭愷說：「只有你們《大公報》拿我們共產黨當人看。」[43]之後，重慶《大公報》連續九天刊載了孔昭愷撰寫的《西北紀行》。[1]:321-322
英斂之在創刊號上發表《〈大公報〉序》，說明報紙取大公一名為「忘己之為大，無私之為公」，辦報宗旨是「開風氣，牗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57]第二日，《〈大公報〉出版弁言》寫明：[4]:33
但循泰西報館公例，知無不言，以大公之心，發折中之論；獻可替否，揚正抑邪，非以挾私挾嫌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計。
續刊當日，總編輯張季鸞發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四不主義」之原則：[4]:46
第一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第二不賣：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入股投資。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智識及感情，而斷不以金錢所左右。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他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陷於盲。
1928年元旦，發表了張季鸞《歲首之辭》，首次公開表明《大公報》之政治理想，即反對復古和俄化，支持歐美憲政民主。[1]:77
在1937年初，張季鸞強調言論界要享受言論自由，其發言必須遵循「要公、要勇、要誠」的原則。[50]:183「公」，即「動機要公」，是指報道客觀公正，言論不偏不倚，不謀私利，對應「四不」中的「不私」。1936年4月，上海版《大公報》創刊時，張季鸞發表社論《今後之大公報》，宣布《大公報》將繼續成為中國公民獨立言論機關，忠於民國，不隸屬於任何政黨，經濟獨立，不接受政府、官廳或任何私人的津貼補助。同年人員也不兼任政治上有薪職務，力求公正，願意糾正錯誤。[50]:183-184「誠」即「至意要誠」，是指以誠摯之心對待所有的讀者，負責任地報道新聞。《今後之大公報》中指出，《大公報》要遵循良知，儘可能剖析事實，以公正健實之主張，化解國家的各種分歧。1937年2月，張季鸞發表《論言論自由》，指出「言論界人自身時時須作為負國家實際責任者」，應當避免因為自身研究不清楚、責任不明晰，而因仇視政府而不敢肯定政府之是，因擔心干預而不敢否定政府之非。[50]:184
到了1941年初，他進一步總結出辦報成功的秘訣為「忠」與「勇」。張季鸞提出的「公」「誠」「忠」「勇」四字主張，強調新聞工作者的道德責任和行動準則。[50]:1831941年5月16日，張季鸞在慶祝《大公報》獲獎的新聞界集會上發表答詞，提出「忠」和「勇」之成功秘訣。「忠」和「勇」是指一旦確定了自己的觀點並認為其正確後，就應堅持不移，並勇於公開表達，接受公眾的評判，也是對國家、對民族的「忠」和「勇」。張季鸞明確表示，為了做到「勇」字，辦報需時刻準備面對失敗，包括因政府或官方衝突以及與社會趨勢不符導致的銷路下降。以《大公報》為例，自創辦以來，始終準備面對這兩種失敗的可能。張季鸞提出，中國的報人本質上以英美式自由主義為理想，將新聞工作視為一種自由職業，其核心信仰是言論自由和職業獨立，強調對政治的大膽發言和對新聞的快速報道。在消極方面，他認為應反對任何形式的制度束縛和外界干涉。[50]:185
1902年，由於館址在法租界，股本中有法國人參股，故而常常收到法國的干擾。[1]:7後經過約法以劃定職責，以英斂之專事經營。[17]
1916年王郅隆接手報館後，胡政之在和英斂之面洽後入職接辦，王郅隆從不加以干涉報紙。[5]1920年直皖戰爭後，安福系戰敗，王郅隆逃往日本，於8月12日以「王槐慶堂」名義，宣布提退《大公報》股本。[4]:34同日，胡政之宣布辭去《大公報》主筆兼經理職務。[5]後仍由王郅隆父子控制。[4]:34
1926年，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合組新記公司，接辦《大公報》，[6]三人約定：[21]
社長吳鼎昌負責大政方針、外幣結匯和進口白報紙的採購等；總編張季鸞主要負責編輯要聞版和國際版，並撰寫社評；而胡政之則負責廣告、發行、會計等經營業務，以及人事行政和工廠事務，同時也參與寫作社評和採訪新聞，還照顧國聞周報社的運營。[21]《大公報》的新聞採訪或評論全是《大公報》工作人員主動創作、獨立思考。報館內，沒有一個國民黨組織，也沒有共產黨組織，錄用新人必須無黨無派。[46]
1930年代，吳鼎昌認為到了自己重新進入政壇的良機，參與了「廢止內戰大同盟」的籌備，以「廢止內戰」運動領導人的形象出現。他通過《大公報》發揮輿論影響，支持抗日救國運動，同時還掌控鹽業、金城、中南、大陸等北四行，引起蔣介石注意。1932年7月，蔣介石在廬山接見吳鼎昌，頗為賞識，於11月邀請吳鼎昌進入國防設計委員會，吳鼎昌遂從北平搬家到上海。[4]:1201935年12月，吳鼎昌出任實業部部長；[25]為貫徹《大公報》「不黨」之方針，辭去大公報社長職務。[58]1941年，張季鸞逝世後，王芸生成為《大公報》的總編輯及評論委員會主任委員，成為該報主要的言論撰稿人。[31]:82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因病去世，王芸生全權負責《大公報》。[30]
在新記《大公報》初期，胡政之吸納了許多與他有過合作經歷的舊報社的核心成員，形成了最初的人才基礎。這其中包括被譽為「開國五虎將」的幾位報業元老：王佩之、金誠夫、李子寬、何心冷和杜協民。他們都是報業管理和運營的專家，且都有豐富的報紙辦理經驗。王佩之是王郅隆時代《大公報》的資深人士，以其全面的管理和經營才能著稱，被視為一位出色的管理助手。李子寬之前在「國聞通訊社」和《新社會報》擔任重要職務，擁有深厚的報紙運作經驗和業務技能。杜協民也曾服務於「國聞通訊社」，在「新記」成立初期主要負責經濟和體育欄目的工作。[59]
新記《大公報》注重招募新人，通過組織正式的招聘考試來吸引人才，這是其常規的選人方式。根據業務需求，報社通過考試錄用實習生。此外，管理層也在業界、在校生和投稿人中尋找潛在人才。王芸生因在《華北新聞》發表社論，與主筆張季鸞展開辯論，引起張季鸞的注意，1928年王芸生離開天津《商報》後，張季鸞親自接待招入報社。類似的例子還有徐鑄成、張琴南、許君遠等。《大公報》通過投稿發掘出如徐盈、杜文思等人，並從在校生中選出范長江。[59]
胡政之的法學背景影響了其職工管理方式，《大公報》的員工管理規則體現了嚴格的管理體系。其中，六項員工要求強調了敬業、團結和進取精神的重要性。報社員工的薪酬由月薪、特殊費用、年終獎、生活補助和年資獎勵組成，表現出對員工的關懷與保護。胡政之在遇到政府壓力時，總是主動承擔責任，保護員工。新記《大公報》從成立之初就確保員工收入穩定，並在固定工資之外提供充足的福利和經濟援助，展現了人性化的管理風格。[59]
1945年以後，先後設立外派機構有：[1]:392
1929年12月，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發出了「求言詔」，並特別指示「大公報並轉全國各報館鈞鑒」，此舉直接將《大公報》推向了全國輿論的中心位置。[50]:173到1930年代，天津民間有「天津有三寶，永利、南開、《大公報》」之說，表明《大公報》是北方的輿論重鎮。[4]:35
1931年，《大公報》發行滿一萬號之際，收到了國內外高級別的賀信和紀念文章。國內賀信和文章包括了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張學良、監察院長于右任、代理立法院長邵元沖、司法部長王寵惠、外交部長王正廷、交通部長王伯群，以及駐美公使伍朝樞、駐德公使蔣作賓等政治人物的文章。此外，還有教授、學者如胡適、陳振先、蔣廷獻、郭定森、楊振聲、陳衡哲、凌叔華，以及社會名流梅蘭芳、程艷秋的文章。國際上的賀信和文章包括比利時總理亨利-戛斯、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大藏大臣宇垣一成、德國外交總長庫爾修斯、法國前總理赫里歐、美國遠東司司長韓倍克、美國密蘇里大學校長威廉等人的文章和賀信。[4]:111
1941年4月，《大公報》收到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來函，獲得密蘇里新聞榮譽獎章。[60]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獲得最佳報紙稱號，中國新聞學會、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舉行茶會，慶祝《大公報》獲獎。[4]:42-43名人政要、社會團體、媒體同仁都發來賀電賀信。[1]:240同期獲獎的有《芝加哥每日新聞報》、《東南密蘇里人》、新聞集團的哈里·桑福德·朱厄爾（Harry Sanford Jewell）、美聯社的弗蘭克·金（Frank H. King）、《芝加哥每日新聞報》的勒藍德（Leland Stowe）、新聞企業協會的拉爾夫·H·特納（Ralph H. Turner），《大公報》是唯一獲獎的外國媒體，由中央社駐美特派員盧祺新代為領獎。[61]獲獎後，《大公報》發表《本社同人的聲明》：[4]:42-43
假若本報尚有渺小的價值，就在於雖按着商業經營，而仍能保持文人論政的本來面目。
《大公報》被稱為「新聞教育的黃埔」。大公報的作者包括文學與藝術界大家，如胡適、林語堂、曹禺、沈從文、馮子愷、費孝通、國畫大家黃永玉，還有武俠文學巨匠金庸和梁羽生。[62]1958年，在與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談話中，周恩來讚揚大公報抗日愛國的立場，並稱讚其為中國新聞界培養了眾多傑出人才。《大公報》的記者中，有唯一親臨現場採訪巴黎和會的中國記者、紅軍到達陝北後第一個深入邊區採訪的中國記者、二戰期間長駐歐洲的唯一中國記者。《中國大百科全書·新聞出版卷》所羅列108個中國新聞界名人中，有12個曾服務於新記《大公報》。中國社科院新聞所編輯出版的《中國新聞年鑑》中有60位《大公報》記者之傳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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