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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國共合作，又稱聯俄容共，國際上稱第一次統一戰線（英語：First United Front），大致開始於1924年，結束於1927年，是國共關係史上第一次合作，也是共產國際、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三者之間關係微妙的一段時期。「聯俄容共」是1923年吳稚暉率先使用後，約定俗成的說法，這是孫中山晚年為了協助中國國民黨的方針，引入蘇聯政治訓練、軍事及財務的外援[1][2]。中國大陸將該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政策稱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8年4月2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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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5年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後，到1925年孫去世，在孫領導下，胡漢民重在內部策劃，汪精衛重在對外聯絡，蔣介石重在軍事任務，三人大致分工合作[3]:21。從1925年到1936年胡漢民去世，汪蔣合、胡蔣合各兩次，胡汪有分無合[3]:21。
在1912年〈中國的民主和民粹主義〉中，列寧讚揚孫「真摯的民主精神」和「對群眾的溫暖同情」，不過批評孫之小資產階級，以及「意圖在中國阻止資本主義」之天真野心[4]:322。1913年4月〈中國的政黨鬥爭〉，列寧觀點更尖銳：他將國民黨之積弱不振歸因於「從未能吸引足夠廣大的中國群眾加入革命」，又指出國民黨領袖之「弱點」在於「他是個夢想家且優柔寡斷」[4]:322-323。
1919年底，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特使馬卡洛夫·波波夫（又名米歇爾·波波夫上校）和孫接觸，形容孫是「一個老派軍閥，認為捨武力即無法拯救中國」[4]:324。1920年7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馬林熱切支持列寧觀點，相信統一戰線政策，並渴望見到在中國實現[4]:323。羅易不認同統一戰線構想，稱孫是「一個權謀家……不實際……絕對的反動派」[4]:324。
1919年中國國民黨改組成立之時，其軍事力量不足以反抗當時北洋政府，兩次目的為保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護法運動均以失敗告終，孫文在兩次挫折後，認為必須建造自己的軍隊，才能統一全國。在西方國家拒絕給予孫文援助的情況下，新成立的蘇俄則宣布廢除之前沙俄與中國簽訂的部分不平等條約，並試圖透過中國國民黨進行共產革命。
1920年秋，孫常在上海寓所接見共產國際東方部代表維經斯基[4]:323，孫說列寧本來是想要他當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陳獨秀在民眾中沒有多大的影響，而他在過去和現在都有很大影響[5]。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因沒有西方及日本金援支持，拒絕原因是不看好孫政治資本，孫開始考慮與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合作之可能[6]。
1921年12月，孫在桂林接見過共產國際官方代表馬林[4]:317。孫對俄國革命及列寧本人表示讚賞，很想多瞭解俄國新政權之成就，特別是對新經濟政策相當好奇[4]:323。
1922年1月為反制華盛頓會議，在莫斯科召開之遠東勞動者大會上，共產國際首領季諾維也夫大肆抨擊中國國民黨之資產階級作風，以及孫尋求美國援助之執拗[4]:324。8月，越飛到北京任蘇聯駐華全權代表，他首先致函當時軍事實力最強的吳佩孚將軍，表示希望能夠建立合作關係，但遭到吳佩孚的拒絕。11月至2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綜論東方問題》，強調中國共產黨先天體質不良，主張暫與中國國民黨及若干地方領導人妥協，並提議組成統一戰線[4]:324-325。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決定同國民黨實行「黨外聯合」。但這時，共產國際接受了馬林提出的關於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主張。7月18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須在和馬林的緊密聯繫下進行。8月，共產國際又專門作出《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產國際派馬林攜帶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達上海。馬林認為中共二大決議贊成與國民黨進行「黨外聯合」，是不符合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的。根據馬林的提議，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馬林、張太雷7人。馬林指出：國民黨是各階級聯合的黨，無產階級應該加入並改造國民黨，以推動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國民黨符合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精神。會議決定黨的少數負責人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會議決定出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 (周刊)》。
據周佛海回憶，蘇俄最初的聯合對象是吳佩孚和陳炯明：「當時共產黨因為要和吳佩孚勾結，所以首先送吳一個『開明軍閥』的尊稱。當時孫洪伊和吳佩孚接近，而李大釗卻和孫洪伊關係密切。他們利用這種關係，就和吳佩孚私通起來，李大釗曾赴洛陽數次，似乎當時報紙也有記載。他的手段真巧妙，京漢、京奉、津浦、隴海四線總稽查，都由吳佩孚電令高恩洪委共產黨人充任，京漢稽查為包惠儈、津浦線似乎就是李民治……。共產黨見棄於吳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陳炯明姘識。陳炯明……特召陳獨秀赴粵為其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當時陳炯明逆跡已著，廣東顯分孫陳兩派……，共產黨當然以實力為轉移。……所以共產黨遂和他勾結。陳炯明每月出五百元，給陳公博辦《群報》，就是互相勾結的一個結果，以後陳炯明匿居惠州的時，馬林和譚平山等二次赴惠，商量合作條件。誰知陳炯明竟敢砲擊觀音山，危害孫總理。陳逆經此叛逆行爲以後，爲國人所唾棄，共產黨畏輿論的攻擊，遂也不敢明目張瞻的聯。北爲吳佩孚所棄，南和陳炯明絕緣的共產黨，遂於民國十二年奉第三國際的命令，設法混入國民黨，而肆其破壞國民黨的陰謀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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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的唯一夥伴，並指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內部運作，同時要保有組織和活動自主[4]:325。孫接受與莫斯科同盟，但有兩大保留：一、中國不會轉向共產主義，俄國將支持中國（孫）之國家統一及獨立奮鬥；二、越飛重申俄國放棄沙皇時代依條約在華所得之一切特權[4]:325-326。1月26日，孫和蘇聯特使越飛發表聯合聲明[8]:173。越飛在上海與孫文會面後，兩人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越宣言），開始國民黨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的中國分部）的合作關係。孫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國，中國最大與最迫切問題，乃在完成全國家統一，與獲得完全國家獨立[8]:173。蘇俄表示，要廢除沙皇時期與中國簽訂之所有不平等條約，外蒙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不能與中國分離[8]:173。在孫越宣言中，蘇聯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並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孫文與蘇俄的關係才日益密切。
孫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不符合當時中國國情。雙方發表聯合宣言，聲明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但蘇聯願意援助中國完成統一及取得完全之獨立[9]:29。孫越宣言俄方承認中國對外蒙古主權，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6]。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的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的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的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的獲得[10]:144。孫宣稱：「我肯定可以利用蘇聯體制最佳的特點，同時放棄其邪惡的一面。」[11]
對於中國共產黨黨員，孫願意容納於中國國民黨內，一來是為了爭取蘇聯援助，二來是為集中力量，壯大國民革命聲勢[9]:29。
1924年2月9日，對清華大學生就國民黨改行共產主義的疑慮，孫解釋說：「俄國是俄國，中國是中國。俄國有俄國的主義，中國有中國的主義。我方才一篇話，處處論到俄國，是說他革命黨的組織，不是說他的革命的主義。」[12]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派山田事務官拜訪孫，孫表示勞動主義、共產主義歸根結底顯然為中國國情所不容[13][14]。國民黨要人盧師諦回答來訪的記者的答覆，亦體現孫的基本態度：「一年來本黨之敵派，每利用本黨之親俄政策，誣本黨為拋棄三民五權主義，而採取共產主義，且謂有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亦足以證明國民黨之改換主義。此種謠言，余可為簡要之聲明。……親俄系本黨外交政策，若以親俄而即目為採取共產主義，則與俄國訂立國際條約，而承認其地位之國家，均可稱之為共產化，豈不笑話。況共產主義之絕對不適用於我國，孫中山已於俄國越飛來華時，已鄭重表示之。」[15][14]
孫對外宣傳：「俄國現在所行之新經濟政策，即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吾黨之三民主義相同，故非吾黨學俄國， 實俄國學吾黨。」[16]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孫更明言：「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俄國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革命的結果，政治問題得了解決，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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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蘇共中央挑選鮑羅廷出任孫之政治顧問，負責執行與中國國民黨之統一戰線策略[4]:334。蘇聯新特使鮑羅廷於10月6日抵達廣州[4]:333。1923年10月9日至10月17日之間，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五度私下會談，會中他表明改組政策即是滲透政策：「在報上，我講的是國民黨，但對我們而言，我講其實是最終共產黨影響力的增加……絕不能忘記，我們實際在做的工作，就是為了穩定共產黨，這個目標應該要永久記住。」[4]:33710月底，滇、桂系部隊作戰失利向廣州撤退，陳炯明軍一路尾追到廣州城外[4]:338。鮑羅廷在11月13日臨時中執會痛批中國國民黨領導人未能動員群眾，稱：「以農民為主廣東民眾對前線戰爭依然持消極態度！」[4]:338鮑羅廷組織兩支志願隊參加城防工作：趕赴前線者約有500人，大部分由共產黨員訓練[4]:339。11月18日夜，軍事情勢逆轉，陳炯明部倉惶撤退[4]:339。
孫雖然實行聯俄政策，但並不放棄聯繫美日，這引起鮑羅廷的不滿。1924年1月6日，孫與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會見，「呼籲美國幫助解決中國內部的政治性問題」，「鮑羅廷返回廣州以後，曾經費盡心機地說服孫博士放棄這個幻想。」[17]鮑羅廷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提到，1924年1月23日他與孫談話：「我一次又一次地問孫中山：他關於中國人民可能從美國、英國或日本得到某種幫助的幻想還將抱多久？難道他等待這種幫助不是已經太久了嗎？現在還不該對充滿幻想和失敗的過去進行總結並轉到新的道路上來嗎？」[18]:569
1924年1月底，國民黨一大召開後，孫對三民主義賦予許多新意，鮑羅廷仍然深感不滿，報告稱：「孫同意為國民黨制訂的革命綱領，迎合了我們；但是不同意公開說將同我們建立統一戰線。為此他對我們不完全信任。」[18]:432而孫對於國民黨一大宣言亦不滿意，曾欲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代為綱領。鮑羅廷力持反對，說服了孫。據鮑自述，他動情地勸孫：您面臨著一種選擇，是同帝國主義營壘中的一五億人前進？還是同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12.5億人前進？您應該作出決定了。在滔滔不絕的勸說中，孫不同尋常地頻頻點頭表示贊同[18]:475-476。 不過，「儘管孫中山接受了許多鮑羅廷的建議，最後應該怎樣做的決定權還是在他；他倆的意見也不盡一致。有時候鮑羅廷發現要改變孫中山的想法簡直不可能。」 [19]鮑羅廷不得不承認：「美國精神在他頭腦中根深蒂固。」[18]:383「一般說來，要使孫中山改變主意是困難的。」[18]:567
1924年2月16日，鮑羅廷在報告中說：「到現在為止，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義革命者孫從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中拯救出來還很難說。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餵多少東西，他還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終期待着以此來拯救中國。」「孫就必須同以前組織上的混亂和思想上的渙散一刀兩斷，並完全投入真正的國民革命運動，或者他銷聲匿跡。」[1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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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底，蔣介石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回國，報告游俄觀感，其中提到：「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孫回覆說蔣未免過慮，孫「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併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20]
1924年6月，鄧澤如等11人聯名上書孫，彈劾中國共產黨，反對改組中國國民黨，指中共樹立反帝反軍閥旗幟，使中國國民黨遭受「國際之仇怨」，「在國內斷絕實力派之協助」；孫說政綱是他自己請鮑羅廷所寫，告訴鄧澤如「切不可疑神疑鬼」，解釋說：「陳獨秀為首之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初欲包攬俄國交際，並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若我因疑陳獨秀而連及俄國，是正中陳獨秀之計，而助之得志矣。（陳獨秀等）如不服從吾黨，吾必棄之」[5]:35。另一方面，孫竭力把中共限制在自己的政治軌道之內，由於陳獨秀屢次在中共機關報上批評孫的政策，於是孫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21]孫接受日本記者松島宗衛採訪時更直言：「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只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於民國以外而已。」[22]私下裡，孫亦曾對劉成禺說：「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23]:224
對國民黨外人士，如張作霖對容共的疑惑，於右任解釋說：「中山先生與你同一心理，但異其手段。有人驅逐共產黨，共產黨便想法獨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產黨轉化為國民黨，即共產黨自然不存在。」[23]:214孫甚至不認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屬於兩黨合作，在他看來，國民黨是中國「唯一之革命黨」，共產黨則人員太少，影響力有限，不具備與國民黨平起平坐的資格。孫解釋說：「國民黨系我創立之民國唯一之政黨，而共產黨派則為贊成俄國列寧等主義之學者有志一派。國民黨固有加入該派者，然國民黨始終為國民黨，共產派則為共產派，而為其獨特之活動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攜也。」[24]因此對共產黨人不給予重視，以致譚平山抱怨說，包括在黃埔軍校，雖然有不少共產黨人在裡面擔任職務，但都沒有鞏固的陣地，因為領導權完全掌握在國民黨手中。為了反抗商團，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曾前往韶關希望能夠領到武器，但孫中山什麼武器也沒有給他們。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人根本不願武裝將來可能成為國民黨左派，即共產黨人的力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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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共黨人視國民黨為落伍一代。中共一大會上，有的黨員認為：「國民黨的政綱中雖然顯露出若干錯誤的觀念，但它多少還代表着當時的新趨向，而孫逸仙提倡的公共福利原則，也類似國家社會主義。」另一位與會代表包惠僧則指出：「共產黨與孫逸仙代表兩個完全相反的階級，兩者之間是無法妥協的。因此對待孫逸仙應該與對待北洋軍閥一樣，甚至還要厲害點，因為孫逸仙僅憑其煽動能力，根本拒絕群眾於門外。」會議討論的結果是：「對於孫逸仙的主義採取批評的態度，但對某些實際而進步的行動應加支持，惟不取黨與黨合作的方式。」[23]:97-98
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時，陳獨秀明確表示反對，其依據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在廣東省之外仍被視為「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等等[26]。中共早期黨員鄭超麟也在回憶錄中提到：大多數黨員都把國民黨看作是「老朽不堪」；大家當時的認識是，加入國民黨，就意味着共產黨退化[27]。
國民黨員彈劾中共案事發後，孫雖有壓制，但並未表現出堅決的反對態度。中共對此很不滿意，認為他不願開罪於右派分子[28]。1924年7月，陳獨秀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判斷說：「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着黨的所有機構。」「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制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反對派」。不久之後，他還在另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建議：共產國際應提醒鮑羅廷，同孫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容易進入其圈套[29][21]。
然而，當孫在北京驟然逝世，鮑羅廷認為：這是清除國民黨右派，由左派掌握權力的最好時機[28]。中共中央也下發通知，要求立即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中公開徵求黨員，藉機擴充左派數量，以便「壓迫中派使其必須與我們合作」，並爭取在日後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和右派競爭選舉」[30]。中共開始構建孫的「左派」身份，重點宣傳孫晚年某些較為左傾的言論，如針對1924年海關關余問題、沙面罷工事件和商團事件所發表的反帝宣言，以及北上過程中主張廢除軍閥制度的表態，將其塑造為堅定的「左派主義者」，以往對孫的諸多批評幾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其鬥爭精神的高度讚頌。中共並與戴季陶等國民黨人爭奪三民主義的解釋權，宣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是孫晚年發展的新三民主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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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孫與共產國際合作，將大本營遷回廣州，對抗北洋政府。列強多不支持孫，孫僅獲得蘇聯支持以因應情勢。孫在改組中國國民黨同時，實行「聯俄容共」。孫接受臨時協議，把中東鐵路委由蘇聯管理，並准許蘇聯軍隊占領外蒙古[4]:326。與共產國際合作後，蘇俄方面給予孫大量軍火和銀錢援助，並派出軍事顧問幫助孫創立黨軍北伐。孫派遣參謀長蔣率領代表團訪蘇，考察政治和軍事，又聘用蘇聯代表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協助改組中國國民黨[9]:29-30。10月18日，孫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名義，委任鮑羅廷為中國國民黨組織訓練員[31]:160。12月29日，孫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協助重建大元帥府，共產國際派鮑羅廷到廣州作孫顧問，以蘇聯共產黨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6]。隔年，黃埔陸軍軍校成立。中國共產黨方面日後單方宣稱孫文政策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毛澤東提出的新三民主義或蘇聯人所說三大政策）、這一歷史階段為第一次國共合作，而這與中國國民黨人對「容共」政策理解並不一樣：中國國民黨人認為，孫允許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是真，但其至始至終只有一個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無所謂新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確定全體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方針。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孫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譚平山、李大釗、於樹德為中國共產黨員；在17名候補委員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於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為中國共產黨員。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中國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共三人，廖仲愷、戴季陶為中國國民黨員，譚平山為中共黨員。隨後，全國大部分地區以中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親共親蘇勢力為骨幹，改組或建立了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
從春天起，中國國民黨中執會農民部和農民運動講習所負責制訂、推行中國國民黨之農村政策：農民部當家是秘書彭湃，由中共農民委員會和鮑羅廷在幕後操控[4]:353。在廖仲愷倡儀下，5月1日大型慶祝會於廣州籌開，孫在會中演講，再度呼籲大家為民族解放奮鬥，而把階級鬥爭之主題擺到次要地位[4]:355。中共黨員威脅拒絕統一戰線即是與蘇聯絕裂，但孫不肯在鮑羅廷回來前解決爭端[4]:349。幾經急電催促，鮑羅廷在6月20日回到廣州[4]:349。6月25日，鮑羅廷與溫和派反對領袖會談時，承認共產黨的確構成「黨（國民黨）內有黨」，但他暗示是取得蘇援代價：「國民黨已經死了、埋了……新成員，如具有團體精神共產黨員，透過為老同志灌輸競爭活力，昭示著新國民黨誕生……國民黨的中央組織仍然鬆散，命令也得不到全體黨員遵行。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期待共產黨放棄他們自己的組織。」[4]:349-350上海、北京同志函電湧至，抗議共產黨干預、操縱，尤其是他們力促通過中蘇條約之宣傳；張繼和汪精衛在廣州公開發表反共演說，並發起要求驅逐危險盟友之請願連署[4]:350。7月15日，沙面全體華工罷工[4]:356。
從1925年8月廖仲愷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第一次汪蔣合為時僅半年[3]:21。1925年10月5日，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傳部長職務，向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常務會議通過，並請毛澤東即日到部任事[32]:137。10月7日，毛澤東到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職，召開宣傳部第一次部務會議；會議討論宣傳計劃和編纂事宜；決定先組織專人對國內外已經出版的各種中外文報刊和工農商學各界「知識之發達次第程序」不同的情況，進行調查，然後作出宣傳、編纂計劃；會議還決定請中央執委會通告各地，以後凡散發各種傳單和出版各種報刊有關黨義者，均要先交宣傳部審查[32]:138。10月13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13次會議；會議決定對戴季陶7月擅自出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通告各黨員，指出該書只是「個人意思，並未經中央鑒定」，今後「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通過毛澤東關於調戴季陶來廣州工作之提議[32]:138。10月16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第114次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指定毛澤東、甘乃光、詹菊似3人起草編纂黨史章程，提請中執委審定[32]:138-139。10月20日，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直接籌備召開之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中央黨部大禮堂開幕；毛澤東參加會議；會議決定由毛澤東、黎樾廷、李谷珍3人組成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會，負責宣言之起草工作[32]:139。10月27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廣東省代表大會閉幕會，以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代理宣傳部長身分，向參加大會之千人發表演說[32]:140。
1925年11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林伯渠、李大釗、于右任、於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候補執委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于方舟、張國燾通電全國各級黨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開所謂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為非法[32]:141。同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第123次聯席會議；會議推定毛澤東起草中央通告，將中國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在廣州召集四中全會之決議以及此項決議延緩執行之經過詳情，告海內外各級黨部；會議通過毛澤東以代理宣傳部長名義提出之《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反奉戰爭性質為「反英日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之一幕」，而「奉直兩派軍閥，無論哪一派勝，均於中國不利，因兩派背後均有惡兇的帝國主義」；大綱提出，在宣傳中要揭露帝國主義、軍閥及其政治派別的陰謀，以人民為主體，團結各方人物進行反奉戰爭；大綱認為，人民對於敵友之分辨，「全看其與帝國主義有無關係。無論何人何時一與帝國主義發生關係，人民即不認之為友」；「真正人民的領袖，乃中國國民黨。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廣州國民政府。真正人民的軍隊，乃廣東的國民革命軍。……被壓迫的中國全體民眾，乃一切中國問題的主宰」；大綱要求各級黨部宣傳中國國民黨對時局宣言之四項主張，盡快準備真正是人民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12月3日，毛澤東以代理宣傳部長名義向各地宣傳部發出關於反奉戰爭宣傳之通告，要求對大綱進行猛力之宣傳[32]:142-143。11月，毛澤東以宣傳部名義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建議在上海設立交通局，作為溝通中央與全國各地之機關；中國國民黨中央同意，並決定將上海交通局之工作交宣傳部負責管理[32]:143。12月15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7次會議，就湖南政治研究會呈請開辦短期政治講習班並指定理事問題，作出決定：指派譚延闓、程潛、陳嘉祐、魯滌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澤東為該講習班理事[32]:146-147。12月，毛澤東寫信給中共韶山支部，並送農民協會簡章，建議在原有農民協會之基礎上，成立區農民協會；中共韶山支部根據毛澤東之建議，秘密成立湘潭特別區農民協會，次年春公開，會員達11,700餘人；北伐軍經過湘潭時，韶山農民做很多支援軍隊之工作[32]:147。
1926年2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第二次會議根據汪精衛提議，批准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會議決定繼續開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招生范圍擴大，面向全國，設立農民運動委員會，以「研究農民運動之理論與實施計劃之指導」；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農民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為：林伯渠（主席）、陳公博、毛澤東、甘乃光、宋子文、譚植棠、蕭楚女、阮嘯仙、羅綺園[32]:155-156。2月16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第五次會議通報：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因病請假兩星期，部務由沈雁冰代理[32]:156。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開辦政治講習班的重大意義，在於表明革命分子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軍閥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製造革命人材」；參加講習班的學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來此作革命工作，絕對不是抱升官發財的希望而來的」；「望諸位忍苦耐勞，大家聯合起來，努力國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32]:157本月，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學校講授農民問題[3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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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孫聯俄伊始，國民黨「赤化」的風說便不脛而走；國民黨一大召開後，更激起軒然大波。國民黨上下為此展開闢謠，總而言之：國民黨「以俄為師」，但絕不「俄國化」；國民黨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但絕不做共產主義者；國民黨吸收共產黨人加入，但絕不混同於共產黨，並做好與共產黨人分道揚鑣的思想準備[33]。
香港是製造國民黨「赤化」謠言的發源地。「那一般蟄居香港受敵黨運動的流氓訪員更閉門造車，懸空八隻腳大造其謠言，……一片閉上眼睛的夢話，不絕的向上海打電」[34]。如上海《新聞報》1924年3月3日發自香港專電，竟造謠說：「2日國民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員到者90餘人，由孫文主席，孫選定27人宣讀，全場舉手贊成，27委員中，除謝持、林森居正數人外，余均共產黨。」[35]港滬兩地反對國民黨的報紙大量製造假新聞，「不曰『國民黨已變為共產黨』，即曰『共產黨實為靈魂，國民黨僅為皮殼』，不曰『廣州將於4月1日宣布實行共產』，即曰『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均已加入共產黨』」[36]。其結果是，「有許多人說這回國民黨改組，已經變為共產黨，同俄國的共產黨一般，這個實在是過信謠傳受人的利用」[37]；「惟自國民黨改組之後，反對者造出謠言，誣為共產黨之機關，局外人不察，亦多此種誤會」[38]；港報登出廣州4月1日實施共產的消息後，「港中富商頗生疑惑，而省中銀業界及一般無識之企業家，受其蠱毒者，亦有其人」[39]。以致遭到國民黨人批評：「歸納若輩之伎倆，終不外穿鑿事實，顛倒因果，捕風捉影，肆意詆毀；歸納若輩造謠之焦點，要不外國民黨變為共產黨，與國民黨之主義變為共產主義而已。……以為一旦以一般人視為等於洪水猛獸之共產主義，加諸國民黨，則國民黨必外受列強之壓迫，內遭國民之反對，而國民黨危矣！」[36]
國民黨領導人隨即展開闢謠。1924年2月16日，汪精衛向上海《民國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譴責「港報對於吾輩，造謠無所不至，其始則宣傳國民黨赤化，其計蓋欲以間粵政府與各國之感情。實則國民黨此次改組，絲毫不改其以前之政略。」[40]2月18日下午，廖仲愷對國聞社記者發表談話：「外人謂國民黨為俄國化，則請觀此次改組之宣言及黨綱，視英國勞動黨[英國工黨]所標榜者猶且溫和，凡吾人平昔主張之……土地國有，且未列入，如此而謂為過激，固非吾人之所敢承也。」[41]3月中旬，胡漢民撰文，針對謠傳所謂「國民黨此次改組聯合了俄羅斯，已經赤色化，變成波斯域。」(波斯域即布爾什維克的另一譯音)指出：「這是一個有心中傷的話，以為俄國波斯域是許多國家所怕恨的，以前並且有極端咒咀波斯域的口調。……國民黨改組是否就赤色化？和俄國波斯域是否一樣？這全是事實問題，現在有宣言政綱明明白白擺着，我們也不用費筆墨來辯解。」[42]
2月26日，孫中山在大本營親自接見上海《民國日報》記者。記者問：「自國民黨改組後，頗有人懷疑吾黨已改趨於共產制度。」孫中山答曰：「蘇維埃政府已為英意所承認，列強皆有繼起承認之趨勢，則吾國亦何獨不可。且本黨民生主義中之『平均地權』意思已十分明了，實無再懷疑必要。」[43]2月27日，孫在大本營再次對該報記者說：「本黨此次改組，宣言、黨綱均極明了。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區別，我又在大會講演時詳細說明。本黨與蘇俄精神合一處，乃在同為(被)壓迫民族奮鬥，至主義並未變更，且蘇俄現時亦非純粹共產主義。本黨同志無不服從黨綱，敵黨謠言不可信。」[44]3月2日發表的孫中山致海內外同志訓詞中說：「顧有好造謠生事者，謂本黨改組後，已變為共產黨。此種讕言，非出諸敵人破壞之行為，即屬於毫無意識之疑慮。欲明真象，則本黨之宣言、政綱具在，覆按可知」。[45]3月25日，孫中山在同張作霖派來的代表楊大實的談話中表示：「粵中實未施行共產」，「國民黨共產、赤化，皆逆黨造謠。請電雨亭弗可信。」[46]3月30日，他在和香港某電通社訪員談話中，更堅決否認有在粵試行共產政府之意[47]。
3月26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了一篇近五千字的闢謠聲明書，表示：「本黨在歷史上為謀結合全國人民以圖革命之政黨，凡願集合在本黨旗幟之下共同奮鬥以求實現三民主義者，皆得加入本黨，此乃本黨素來所持之方針，為國人所共見者。……辛亥以前，不少主張無政府主義之人士加入本黨，而未嘗有以國民黨變為無政府黨之說。近數年來，奉之張、皖之段、浙之盧，亦嘗與本黨合作，亦未嘗聞有謬稱本黨為張黨段黨盧黨者。……今乃因本黨新同志中有一部分傾向共產主義之故，遂囂囂然謂本黨變為共產黨，其荒謬可笑，豈不顯然可見。」最後指出，「顧有人疑本黨改組後之主義與政綱，亦已變易，甚至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實行共產主義。……本黨三民主義始終未嘗移易，其內容之說明以此次宣言比較的更為愷切詳盡，而謂其根本原則有所變更則謬也。」蓋因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二者乃本黨數十年未嘗變易之主張，非由模仿任何國家之經濟政策或任何外國所謂激烈派之學說而來也。……固非有所盲師任何先進國之成法，亦非有所取慕何種最新思想之虛聲。至於如一般反對者妄加詆毀，無論其指本黨為共產主義，抑或為資本主義，皆與本黨主義毫不相關，與本黨救國之本心兩不相涉。」[48]
9月30日，前廣州市長孫科接受記者採訪，談話稱：「廣州有一新聞通信員，以為吾人凡事皆經赤化，因向外報告謂吾人皆屬赤黨，國民黨亦變化赤黨。此殊未近乎事實，國民黨僅有共產黨數人為中國共產黨分子，然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乃屬兩事，前國民黨於廣州舉行大會討論改組，共產黨員亦預焉，然其除於數問題與多數黨員意見不同外，未嘗違反國民黨黨綱及主義。共產黨在俄國，吾人並不以為其系成功，亦不認共產黨之主義在現在即可施諸中國。」[49]
孫逝世後，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國民黨內部發展迅速，控制中國國民黨諸多重要職務，引起中國國民黨內激烈政治分歧，造成寧漢分裂。在蔣率領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前，鮑羅廷秘密策動郭松齡反對張作霖。張蔣兩人1926年秋天就開始秘密接觸，兩人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作為代表，展開秘密會晤，協議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因此「南京事件」後不到兩周，張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公使團同意，派遣軍警突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釗等中國共產黨人，並搜出共產國際發來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共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和武器彈藥。其中一份訓令內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不惜任何辦法，甚至搶劫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50]，證實蘇聯全面指揮顛覆合法的北洋當局的暴力、排外運動。4月12日，蔣在上海發動「清黨」。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粗暴北洋政府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51]。
武漢親共派首領汪精衛在偶然獲得共產國際關於在顛覆中國政府的策略文件後，也開始和平分共。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廣州、南昌等地組織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後進入農村地區發展，推動反國民黨政府與土地革命的活動。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到此暫停。
後來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篡黨篡政篡軍，搞土地革命，以武裝鬥爭為中心。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議對中國問題發決議包括這四點：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這就是篡黨；把農民協會變成為鄉村的政權，這就使篡政；組成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二萬共產黨員，這就是篡軍。」[52]
呂芳上認為：「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與1905年同盟會以來的革命理論，實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張，確不曾因採取聯俄容共政策而有改變。一個平等和諧的國際關係，一種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着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義社會，是他一生努力奮鬥的政治目標。他棄絕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階級鬪爭，也從未主張廢止私有財產制度。」[53]:508-509
高華認為：「孫中山的最終目標仍是要在中國實行類似於美國的政治制度，吸取蘇共的經驗只是為達到目標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因此，孫中山雖明確規定，一俟北伐結束，國家即進入國民黨統領一切的訓政階段，但他同時又指出，『以黨治國』的訓政階段只維持六年，『保養』、『教育』民眾的目的是『要待主人成年之後還之政也』。一經地方自治完成，執政黨將還政於民，舉行國民大會，進行自由選舉，國家最後進入民主憲政的階段。」[54]:22
吳相湘認為，孫中山雖然發表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等言論，但每次講話的場合，都是為息止聯俄容共以後黨內的國共之爭。[55]:1679且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事實上存在區別，如馬克思主義主張消滅私有制，而民生主義不反對私有制，僅反對壟斷造成的貧富懸殊。[55]:1679孫中山在未發表的三民主義講稿修訂本中，將「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改為「民生主義就是用來替代社會主義，又是用來包括社會主義中一切問題的」，表明孫以為民生主義比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更為進步，而不是與其相同的。[55]:1650
楊天石認為，孫中山批判資本主義，但不視其為必須被消滅的對象，也不視其與社會主義無法相容，反而主張調和兩者，把兩者相互借鑑。孫中山儘管說過俄國革命與三民主義「暗中相合」，但孫所指的是「新經濟政策」，而非共產主義。孫中山曾表示：「俄國政府兩年前實行的政策，其原則與方針與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國政府的現行政策——新經濟政策，其主要點與應在中國實行的我的《建國方略》如出一轍。」孫中山發現，資本主義有自我調節、發展的功能，有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民生主義是有鑑於此的改良主義。[56]
楊奎松認為：「孫中山從來相信只有他的三民主義才是最適合於中國國情的主張，其他一切主義，包括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凡有符合三民主義內容的地方，都可概括於三民主義之內。其雖有『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的說法，卻並不等於他相信二者毫無差別，否則他也就不必堅持要越飛公開聲明承認『共產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了。他在國民黨一大之後，很快就全面闡述了他的三民主義思想，其中詳細說明了二者的區別。從中可以了解，即使在國民黨一大之後，即使孫中山對三民主義的解釋多少接受了共產國際的一些說法，其基本理念卻並未改變。」「他絕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既不贊同階級鬥爭，也不贊成社會革命。不僅如此，他顯然想要讓中國的馬克思黨徒明白，馬克思主義的很多觀點是錯誤的，其強調用階級鬥爭的辦法解決社會進化問題，尤其錯誤。不僅在歐美不適用，在俄國不成功，馬上拿來解決中國問題，就更是南轅北轍了。中國距離歐美的發展水平幾乎是天上地下，即使與俄國相比也差得甚遠。俄國革命後都因經濟程度太低而不得不轉而改行新經濟政策，中國又怎麼能夠照馬克思的方法來進行呢？中國的病症根本上是一個窮字，故解決中國的問題，首重發展實業。他雖然也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但那只是防患於未然的措施，與共產黨人主張奪取人民已有財產來實行共產或收歸國有，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汲取俄國經驗也好，吸納共產黨員也好，在孫中山看來，一切都是為了革命，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這個理想，就是《中國國民黨宣言》中闡明的三民主義。而它無疑與共產黨所主張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大相異趣。其民族主義只注重改正條約；民權主義只追求人民直接權力的行使；民生主義只強調限制私營經濟之規模。實際上，孫中山所期望的未來中國，仍舊是一個能夠與現存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相適應的國家，而不是蘇俄式的與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相對立的國家。」[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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