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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1935年6月18日），譜名瞿懋淼，乳名阿雙，號雄魄、熊伯，別號鐵柏、鐵梅、滌梅、梅影山人，中學後期改名瞿艭、瞿爽、瞿霜，字秋白，以字行；筆名雙林、巨緣、屈維它；俄語名維克多·斯特拉霍夫（Виктор Страхов）。江蘇常州人，社會主義革命家、作家、詩人、翻譯家、文學評論家。
| 瞿秋白 | |
|---|---|
攝於1930年 | |
| 中國共產黨第五、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 |
| 任期 1927年8月—1931年1月 | |
| 第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 | |
| 任期 1927年4月—1927年4月 | |
| 前任 | 彭述之 |
| 繼任 | 蔡和森 |
| 第七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部長 | |
| 任期 1927年8月—1927年10月 | |
| 前任 | 蔡和森 |
| 繼任 | 羅綺園 |
| 個人資料 | |
| 字 | 秋白 |
| 出生 | 1899年1月29日 大清江蘇省常州府陽湖縣[1]:1 |
| 逝世 | 1935年6月18日（36歲） 中國福建省長汀縣 |
| 籍貫 | 江蘇宜興 |
| 國籍 | 中華民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王劍虹（第一任，1924年去世） 楊之華（第二任） |
| 兒女 | 瞿獨伊（繼女） |
| 父母 | 父親瞿世瑋 母親金璇 |
| 親屬 | 瞿軼群、瞿雲白、瞿楙興、瞿景白、瞿垚白、瞿楙紅、瞿堅白 |
| 母校 | 俄文專修館 |
| 職業 | 政治家、作家、文學評論家 |
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1927年8月至1928年7月；1930年9月至1931年1月）。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長汀被南京國民政府逮捕並槍決。
瞿秋白祖籍江蘇宜興陽湖縣，1899年1月29日，生於江蘇省常州府城內東南角的青果巷八桂堂的花園住宅內的天香樓二樓。八桂堂是瞿秋白的叔祖瞿賡甫的住宅，這所住宅內花木繁多，因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天香樓也是因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得名。瞿家是一個書香門第，世代為官，瞿賡甫時任湖北布政使。父親瞿世瑋擅長山水畫、劍術，喜讀醫書，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業，寄居叔父家中，依賴在浙江做知縣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濟。[2]母親金璇，其父金城曾任候補廣東鹽大使，精於詩詞文學。由於瞿秋白頭髮上生有雙旋，父母為其取乳名雙。[1]:4-6
1900年，叔祖瞿賡甫升任湖北布政使，靠著他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少爺生活。1903年，叔祖病故。[3]遺屬分割財產時，瞿世瑋被迫離開八桂堂，在烏衣橋租住，生活窘迫。1904年，六歲時，到母親娘家城西織機坊的星聚堂居住，秋，到附近的莊氏書館啟蒙。1905年，到常州冠英兩級小學堂唸書[1]:7-8。1909年1月，畢業後在家自修，6月，考入常州府中學堂預科；他喜歡讀書，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和各類詩詞，這主要是受家學影響。[2][1]:12-14
1911年7月，因病未參加期末考試留級一年，和張太雷、李子寬同學。[4]辛亥革命後，瞿秋白剪掉辮子支持革命。常州被革命軍佔領後中學堂成了臨時駐軍所，因此暫時停課。1912年，復課後，中學堂改名江蘇省立第五中學。1913年秋，伯父瞿世琥棄官閒居杭州，將祖母也接到那裡，並停止了對瞿世瑋一家的資助。於是瞿秋白家陷入經濟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廟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當、借債度日。1915年夏，因交不起學費，瞿秋白被迫輟學[1]:18-24[5]。1916年月初，奉母命到無錫表姐夫秦耐銘處，謀求小學教員的工作。2月7日，母親金璇用了半瓶虎骨酒吞服了剝好的火柴頭丸自盡。[6][2]
瞿母死後，瞿父借了100多元買了一口棺材，又因無錢安葬，暫時寄存在當地瞿氏宗祠里。[7]1942年，私立群英中學借瞿氏宗祠開學，棺材被搬出後葬於常州城東郊的亂葬墳。直到1962年，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從《瞿秋白文集》稿費中拿出300元作為經費，在常州市人民政府的主持下，才將瞿母遷到常州西郊公墓。[1]:292月13日，瞿秋白跟隨表姐夫秦耐銘到無錫城南門外楊氏小學任教。4月5日，清明回家掃墓時含悲寫下了一首七絕《哭母》:
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饑寒此日無人管，落上靈前愛子身。
1916年11月，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資助，因此辭去小學教職，西赴漢口，1917年春，寄居在京漢鐵路局當翻譯的堂兄瞿純白家中，並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文。3月，瞿純白調外交部任職，他也隨同到北京求學。[2]4月，參加普通文官考試未被考取。7月，張勛復辟後隨家人到黃陂，平息後返京到北大旁聽胡適的課。9月，考入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1]:32-391918年，他患上了肺病又對前途迷茫時常覺得心情苦痛，作詩以抒情:
雪意淒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半醉眠。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後，他投入北京愛國學生運動，當選俄專學生代表，參加了北京大中學校學生聯合會，因此結識了鄭振鐸、王統照、耿濟之、許地山、瞿世英等人。6月3日，在街上演講時被抓，8日，出獄。[8]8月23日，參加了中南海總統府前抗議馬良禍魯的請願活動被捕，旋即被釋放。9月，在《新中國》雜誌上發表托爾斯泰小說《閒談》的譯文。[3][5]11月，參與創刊《新社會》旬刊。1920年3月，參加了李大釗、張崧年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8月5日，與鄭振鐸、耿濟之等人創辦《人道》月刊。9月，從俄專肄業，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10月16日，作別親友啟程到莫斯科採訪，搭乘火車北上於20日抵達哈爾濱，因俄國內戰滯留在哈爾濱，期間寫作通訊報導蘇俄革命和戰爭狀況。12月10日，北上滿洲里後到遠東共和國首都赤塔停留。[7][2]
1921年1月25日，抵達莫斯科拜見東方司司長雅科夫·達維多維奇·楊松和《真理報》的主筆。2月，參加全俄華工大會。3月2日，參訪克里姆林宮，採訪盧那察爾斯基，8日，參加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對其作出報導。[9]5月，經張太雷介紹加入俄共（布爾什維克）。6月22月，參加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報導紅場閱兵及在會上介紹中國共產主義運動。8月，左肺患病，時常咳血。9月，到東方大學中國班任教，並在陸軍大學漢文系兼課。12月，病情愈發嚴重，住進了莫斯科郊外的高山療養院。1922年2月，又由張太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5日，陳獨秀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瞿秋白擔任他的翻譯。12月，和羅亦農介紹彭澤民加入中共，21日，隨同陳獨秀啟程回國。[3]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3月，南下上海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籌辦《新青年》和《嚮導》編輯。春夏之交時作《赤潮曲》和《國際歌》。
赤潮澎湃，曉霞飛涌，
驚醒了五千餘年的沉夢。
遠東古國，四萬萬同胞，
同聲歌頌，神聖的勞動。
猛攻，猛攻，
捶碎這帝國主義萬惡叢！
奮勇，奮勇，
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勞工！
何論黑白黃，無復奴隸種，
從今後，福音遍天下，
文明只待共產大同。
看，光華萬丈涌！
4月，經李大釗推薦到上海大學，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10]6月12日，到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7月1日，主編的《前鋒》創刊號出版，10日，到杭州拜訪胡適，並獲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機會，後未就任；20日，返回上海任教。8月，確定國共合作的路線。9月，加入中國國民黨。10月，赴廣州參與中國國民黨改組，任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執行部委員。1924年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參加大會宣言的起草，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2月，出席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會議。6月，陪同鮑羅廷了解上海的情況。8月，赴廣州出席中執委、中政委會議商談國共合作糾紛。9月末，返滬。12月19日，遭租界通緝，轉入地下活動。[2]1925年1月，瞿秋白出席中共四大任草案審查小組組長，並被選為中央委員，在會上討論了革命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問題。[3]21日，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5月，和維經斯基等人領導五卅運動，舉行「三罷」，並創辦《熱血日報》每日發表社論。12月，和西山會議派對抗，並同蔣光慈拜訪了郭沫若。1926年2月21日，出席北京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返滬後肺病嚴重住寶隆醫院治療。8月8日，赴廣州參加國共兩黨聯席會議，支持北伐。[11]
1927年2月，寫批評彭述之的小冊子。3月，籌辦中共五大去武漢，21日，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四一二事變後，和羊牧之說：「我們太幼稚了，這一著棋，輸給了蔣介石。我們對不起上海工人階級，我們對不起犧牲的同志，血的教訓太沉痛了。」[12]4月27日，召開中共五大，5月26日，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馬日事變後的方向。7月12日，陳獨秀被停職，由張國燾臨時代理主持中央工作，13日，前往廬山與鮑羅廷、李立三、鄧中夏等人討論南昌起義事宜。8月7日，新來到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主持召開八七會議，正式將陳獨秀免職，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次會議中，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政府的總方針。10月，成立長江局。12月10日，發動長沙起義，11日，張太雷領導廣州起義最後都以失敗告終。[3][13]
1928年4月，從上海經海路抵達大連，又改乘火車沿中東鐵路北上，通過滿洲里的秘密通道出境進入蘇聯。5月中旬，抵達莫斯科。6月，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主持召開中共六大，「六大」之後，瞿秋白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兩年時間，實際在國內直接領導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發。期間，與蕭三和蘇聯學者弗謝沃洛德·科洛科洛夫設計了拉丁化新文字，以山東話注音拉丁字母，由吳玉章在蘇聯遠東華人中推廣，後吳玉章回國後在中共根據地推廣。7月17日，參加共產國際六大。8月，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長米夫以及王明等人說中大有一個由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人組織的「江浙同鄉會」是托派組織，因此有學生被捕、被開除。王明將和他意見不一的工人出身的同學叫做「工人反對派」，年輕的團員叫做「先鋒主義者」，並把它們合稱為「第二條路線聯盟」。在米夫的支持下格魯烏的情報人員對這些同學展開了調查，決定開除12人、逮捕4人。瞿秋白核實後表示並無此事，保護了被開除和被抓的同學，這讓王明將矛頭對準了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團。9月5日，到南俄各工業區參觀，舊病復發，到巴庫療養。他向庫西寧提出撤銷米夫東方部副部長職務的建議，這讓米夫和王明和他的關係進一步惡化。11月，到裏海療養地休養。
1929年1月，創辦俄文季刊《中國問題》。2月，肺病加重，和黃平同去馬林諾的列寧療養院休養。20日，蘇兆征去世，這給了他很大的打擊。5月，王明等人在中大掀起了反對瞿秋白的活動。[3]7月，和蔡和森、陸定一等人參加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會，會議主要是討論反右運動和批判布哈林。11月，陳獨秀被開除黨籍，瞿秋白寫了《中國的取消主義與機會主義》批判了陳獨秀的錯誤。12月18日，在列寧主義學院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講「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2]1930年3月，中山大學清黨結束，中共代表團受到共產國際指責，解除了他代表團團長的職務。
1930年8月26日，回到上海。9月6日，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接受共產國際的「七月指示」，糾正立三路線。「十月來信」中，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解決很不滿意，指三中全會犯了「調和路線」的錯誤，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檢查錯誤。11月，王明回國後立即打出反立三路線的旗號，反對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中共中央討論王明等人的信和「十月來信」時，瞿秋白批評他們先於中央知道共產國際的態度而不向政治局報告，而是以突襲的方式指中央「犯錯」，這是在進攻中央。黨內受過李立三和三中全會批評的地方黨組織成員，諸如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人和王明一起上書共產國際攻擊中央。1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聽取李立三的匯報後批評了其和三中全會的錯誤，並把問題引向了瞿秋白，認為他搞小團體和托派合作，希望王明取代瞿秋白。1931年1月7日，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及王明等人主持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解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職務，瞿秋白、李維漢的政治局委員職務。[3]27日，被迫寫聲明承認自己的錯誤，自此離開了政治事務。此後到上海治療肺結核，並進行文藝創作和翻譯，與茅盾、魯迅一起參與左翼文化運動。[2][11]9月，國民政府通緝懸賞瞿秋白、周恩來等人。1932年秋，瞿秋白幾度病危。
1933年底，臨時中央來電要求瞿秋白離開上海去中央蘇區，但楊之華未能同去。[14]
1934年2月5日，抵達瑞金後，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教育部視事，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職。上任後主持制定了《蘇維埃教育法規》。4月，兼任蘇維埃大學校長；7月，蘇維埃大學併入中央黨校。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身患重病的瞿秋白被迫留在即將淪陷的中央蘇區。據吳亮平回憶，「在一次討論轉移的會上，瞿秋白當面向毛澤東要求參加長征，毛澤東當場也不好說什麼，因為毛澤東此時自身難保。瞿秋白帶病留守南方，進行游擊戰爭，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委員、宣傳部部長。」[15][2]
1935年2月，在中央蘇區陷落前夕，瞿秋白的肺病越來越重。中央分局書記項英派便衣隊護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擊的人向永定轉移，想從那裡去上海。2月11日，瞿秋白、何叔衡、張亮(項英之妻)、周月林(梁柏台之妻)及鄧子恢(到永定領導遊擊戰爭)以及數十名武裝護送人員，從江西會昌縣小密村啟程。20日抵達福建軍區所在地長汀四都鎮琉璃村湯屋。24日清晨，瞿秋白一行東渡汀江抵達長汀縣水口鄉小逕村時，被福建省保安十四團鍾紹葵押送商船駐水口的二營包圍，發生激烈戰鬥。何叔衡中彈身亡，瞿秋白因有嚴重肺病無力奔跑，遂讓鄧子恢等人撤離，瞿秋白、張亮、周月林等人被捕並被押往該保安團團部上杭。被捕後，瞿秋白自稱是林琪祥醫生赴漳訪友，並在監房內寄信給上海的魯迅及妻子楊之華，望能設法保釋出獄，楊之華將來信上交組織，魯迅、楊之華以及黨中央在上海等地為營救瞿而奔忙。4月10日，國軍第八師師長陶峙岳在長汀、武平和會昌三縣交界的歸龍山下，俘虜了已犧牲的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之妻徐氏，因護送瞿秋白的全部計劃是時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策劃，徐氏知悉詳情，其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一帶被俘的消息。陶峙岳即電告駐閩綏署主任蔣鼎文，蔣電令駐長汀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和第二綏靖區司令李默庵急查。瞿秋白在上杭鍾紹葵團部關押，偶然被也曾在蘇區當炊事員的鄭大鵬送監飯時認出。
1935年5月23日，瞿秋白寫下了《多餘的話》，他自認為只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國民黨中央隨後派人來，聲稱瞿秋白可不必發表反共聲明和自首書，只要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構去擔任翻譯即可，但遭到瞿秋白拒絕。[2][16]
6月18日早8時，瞿秋白讀唐詩有感寫下了絕筆詩：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正寫時向賢鉅來出示槍決令，瞿秋白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隨即又寫道：
方欲提筆錄出，而斃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
書畢，9時20分，負責羈押瞿秋白的國軍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學任教時的學生。為表示對老師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監房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瞿秋白上身穿着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穿着白布抵膝短褲，黑線襪，黑布鞋，背着兩手，昂首直立。宋希濂還為瞿秋白置辦了酒席。瞿秋白來到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半乃言曰：『人之公餘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2]餐畢，10時，走出中山公園，慢步走向二華里之外的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刑場。沿途瞿秋白手挾香煙，緩緩而行，而且用俄語唱《國際歌》《紅軍歌》。到達刑場後，瞿秋白盤膝坐在草坪上，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喊完口號便命令士兵開槍。時年36歲，當日下午，遺骸被埋葬在羅漢嶺盤龍崗。[17][18]
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主持作出的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瞿在1927年11月—1928年4月犯了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錯誤。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題詞，高度讚揚他說：「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着，不會死去。」1955年，紀念瞿秋白逝世20周年，骸骨遷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1954年初，根據湖南省公安廳上報的兩名參與殺害瞿秋白的案犯的口供材料，按照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的指示，公安部責成湖南省公安廳追查瞿秋白被害案。同年10月，公安部十三局組織專門力量查辦此案。經過十年調查及偵查、審訊，公安部於1964年10月19日完成了《瞿秋白烈士被害問題調查報告》。此時認為是與瞿秋白一同被捕的項英的妻子張亮與周月林出賣了瞿秋白，由於張亮已經在1938年在延安被中共秘密處死（一說被項英開槍擊斃），只剩周月林，於是周被逮捕，在監獄關押20多年。期間一直上訴。直到1979年，其上述被接納，重新查案結果發現當年的一份報紙內容，上有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之妻徐氏招供的內容公示。周月林才被洗清。自1953年起，瞿秋白的家鄉常州開始籌建瞿秋白烈士紀念陳列展覽，並在1959年開始展出，隨後，常州又着手準備瞿秋白故居陳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陳列展開始接待內部參觀。1964年常州的瞿秋白故居陳列展開展不久，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在南京傳達了毛澤東對《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批評，常州的瞿秋白故居陳列展隨即於8月停辦。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瞿秋白被認為是「叛徒」加上「左傾盲動主義」的問題遭到公開批判。1967年1月19日，金衡玉墓被紅衛兵砸毀。2月8日，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的瞿秋白墓上的瞿秋白像被紅衛兵砸毀。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紅衛兵砸毀。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1932年在濟南逝世，葬於濟南南郊，文革中也遭紅衛兵砸墓平墳。1972年中發12號文件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1979年3月，社科院近史所陳鐵健在《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重評〈多餘的話〉》一文，公開要為瞿秋白平反，引起很大反響。年底，中央開始複查為瞿秋白平反，直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時，重新確定了他的在中共敘事中的歷史地位。
瞿秋白的思想背景很複雜，他在早年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和佛家思想的影響[19]，後期又有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影響。[20]正如王德威指出，他早年的思想資源非常駁雜，除了傳統的士大夫的儒家教養之外，他對佛學也有淺嚐輒止的領會；又對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懷抱嚮往。這些資源參差交錯，形成了他的思想體系。[21]他還受當時的柏格森主義的影響，但在生命歷程中他從創造進化論靠向了辯證唯物論。他在《多餘的話》中談到，自己在1918年時是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的無政府主義轉到了馬克思主義。[3][22]
柏格森在當時的思想界是流行的話題，1919年12月，瞿秋白在《林德揚君為什麼要自殺呢？》一文中引用伯格森的觀點：「生命的進化，不外乎意識的激潮」，將生命意識和物質理解為對立項。瞿世英在《柏格森與現代哲學之趨勢》中的觀點一致。瞿秋白還用佛教圓覺經的「欲因愛生，命因欲有。」來解釋柏格森的觀點。按照他的自述這時他醉心佛學，接受佛教人間化運動的思想。瞿秋白的思想創新的地方並不在於將生命哲學的想法引入辯證唯物論，恰恰相反，他是以辯證唯物論重寫「生命衝動」這個概念。[20]在上述提到的《林》文中提出了他對青年厭世自殺的診斷。他認為五四是重估中國國民性的時刻，在這個時期，很多青年竭力奮鬥，發現了社會種種惡象，並受到挫折。在這個過程中無法忍受這種痛苦而選擇自殺，這種自殺和痛苦實際上是覺悟的表現。但瞿秋白認為這種覺悟不是真正的覺悟，真的覺悟便會在奮鬥的困難中發現樂趣，而選擇自殺自然就感受不到此種樂趣了。接著他指出青年既然是向萬惡的舊社會宣戰，他們做的每件事便都是犯眾怒的，都是「世人皆欲殺」的。他認為這就是「自殺之道」，即在與舊社會的抗爭中總有人來殺他們，那麼青年又何必多此一舉呢？最後他做了一個簡單的論斷，即自由神就是自殺神。[20]
畢克偉認為，瞿秋白這時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托爾斯泰和民粹派對他早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23]在後來的回憶中，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學界對社會主義沒有清晰的認識，而是夾雜了無政府主義、托爾斯泰派的宣傳，對於民主和社會主義的解釋也與歐美思想界完全不接軌。在莫斯科，他從倍倍爾的歷史唯物論還有空想社會主義、伯格森主義中攝取養分形成了自己的「世間的唯物主義」，這和李大釗在五四前後的思想軌跡如出一轍。[24]
瞿秋白的一大理論貢獻即使關於領導權問題的討論。劉康指出，瞿秋白和葛蘭西在諸多方面是相似的，他們都大量採納源自列寧和共產國際的理論和政治語言，藉此思考國內的政治狀況和革命戰略。瞿認為應該與新文化、新文學做連接，建立一種新的國民文化，即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他認為新文化可以從知識分子散播到工人、農民中去，最終從資產階級的專家轉變為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25]瞿秋白認為領導權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裡誰應當是革命之領袖階級？並說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爭革命之領導權的意義。」[26]
對於人物的評論，瞿秋白持一種歷史工具論的態度。他認為，人的意識是社會發展之果，這種意識在歷史中形成以後會轉變為社會力量，反過來成為社會現象之因。然而正因為這些個性的先覺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之中，不斷發現歷史的必然因果，所以人類才能有效地運用因果律，由必然世界躍入自由世界。因此，他支持的是一種沒有領袖地位的革命領袖觀，他從群眾的角度出發，認為真正能夠領導世界革命的領袖，是「沒有故意製造自己的領袖地位」的領袖。他稱讚列寧而批評托洛茨基，認為列寧讓自己成為了一個沒有自我的歷史主體，因而獲得了洞悉一切的歷史觀察力。[20]因此他對普羅文藝的觀點就是要站到群眾的「程度」上去，同著群眾一塊兒提高藝術的水平線，要寫體裁樸素的東西，寫鼓動作品、為組織鬥爭寫作、為這理解人生而寫。開始俗話文學革命運動、街頭文學運動、工農通訊運動、自我批評的運動。[5]
瞿秋白和魯迅在1933年他下野後關係密切，他編輯了《魯迅雜感選集》，還為其寫了一篇長序。魯迅曾向馮雪峰表示：「這篇序言的分析是對的。以前就沒有這樣批評過。」瞿秋白寫道：「魯迅是萊謨斯，是野獸的奶汁所餵養大的，是封建宗法社會的逆子，是紳士階級的貳臣，而同時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諍友！他從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懷抱。」[20]
父母：
弟妹[6]：
婚姻：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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