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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1895年11月26日—1983年11月28日），又名張次南，中國湖南省隆回縣羊古坳鄉轉角丘村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國托派領袖之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曾任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書記、中國革命共產黨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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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彭述之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旋即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彭在上海外國語學社期間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前往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轉為黨員，1923年4月中共旅莫支部成立，先後任第一期支委，第二、三期書記。其間，出席1922年1月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和1924年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1]。
1924年，彭回到上海，主編中共機關刊物新青年和嚮導周報，兼任上海大學教授。1925年，彭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入中央局，任中央宣傳部部長[2]，先後任黨的理論刊物《新青年》和機關刊物《嚮導》周報編輯，同時任上海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周報主編蔡和森赴莫斯科開會，並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彭述之接任《嚮導》周報主編。受陳獨秀的影響，在彭述之擔任主編時期，《嚮導》周報改變了編輯方向，對當時正在興起的農民運動和北伐戰爭不支持、不擁護。作為黨內負責宣傳的最高領導人，彭述之拒絕發表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6年3月20日，廣州爆發中山艦事件。為反擊蔣介石，限制他的權力的膨脹，陳獨秀召集中央會議，決定採取四條對策，其中之一是在廣州成立中共中央特委，由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六人組成，彭述之為書記。陳獨秀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由黨內合作改為黨外聯盟。並派彭述之與陳碧蘭帶着中央批示坐船從上海去廣州落實[3]。
與此同時，廣東政府的政治顧問鮑羅廷於4月29日帶着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決策，回到了廣州。1923年9月，鮑羅廷作為蘇俄政府和蘇共中央派駐國民黨的代表到中國，不久被孫中山聘為國民黨特別顧問。當時，蘇共中央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但斯大林和布哈林堅決主張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後者占了上風。彭述之關於共產黨集體退出國民黨的方案還沒有實施就遭到鮑羅廷的壓制。彭述之廣州之行一無建樹，只好帶着陳碧蘭於6月初返回上海[4]。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但是陳獨秀和彭述之依然抱着「退出國民黨」的主張，對迅速發展的形勢缺乏變通和駕馭的能力。1926年8月，中共中央執委在上海開會討論北伐。陳獨秀提議反對北伐，彭述之隨即贊同，但張國燾和瞿秋白表示反對，最後進行表決，以2對2票不相上下。氣得陳獨秀破口大罵。張國燾不敢還擊，但堅持不改變主意。1926年7月31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支持和中共黨內大多數同志的意見，中共中央發出第一號通告《反對吳佩孚戰爭中我們應如何工作》[5]，公開表示贊同北伐[6]。這對陳獨秀、彭述之而言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1926年底，蘇聯政府又派了三位代表抵華，指導中國革命。他們在武漢與鮑羅廷商議後，一致認為中共黨的主要工作應該放在支持北伐上。他們要中共黨內的領導人之一瞿秋白，撰寫文章，反對陳獨秀路線。正如這三位蘇聯代表1927年3月遞交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由於陳獨秀在中共黨內的威信太大，目前更換領袖不太可能，只有以反對彭述之來旁敲側擊陳獨秀」。於是瞿秋白以「身體不適，需要休養」，向中央請假，悄悄上了廬山，開始撰寫「反對彭述之主義」的小冊子。中共五大在漢口召開，此前瞿秋白撰寫的《中國革命之爭論問題》的小冊子，已在黨的代表以及黨的積極分子中廣為散發，五大開幕式的會場上，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放着這本7萬餘字的小冊子[7]。這本原名為《第三國際還是第零國際——中國革命史中之孟什維克主義》的小冊子羅列了彭述之的17條錯誤，彭述之成為陳獨秀路線的替罪羊[4]。受到攻擊的彭述之雖然當選中央委員，但是沒有進入中央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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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傳到中國。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爆發。以此為契機，陳獨秀在七八月間給中央寫了三封信，公開批評中央「武裝保衛蘇聯」等政策方針，要求黨中央接受託派路線，拋棄中共六大路線。10月10日陳獨秀與彭述之致信中央：「你們說我們是反對派，不錯，我們是反對派；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10月25日，中共江蘇省委與上海各區黨團書記召開聯席會議，決定開除彭述之等人的黨籍。沒有將陳獨秀先開除出黨。得知江蘇省委決議後，陳獨秀與彭述之於10月26日聯名致信中央，對中央的警告進行反擊。1929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共中央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黨籍的決議案》：「這充分證明陳獨秀彭述之等已經決心離開革命，離開無產階級，客觀上就是已經開始轉變他們的歷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8]。
1929年12月15日，陳獨秀、彭述之等人成立「無產者社」。1931年5月，中國各托洛茨基主義小組共同組成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彭述之負責這個新黨的宣傳工作。1932年10月15日，彭被上海公共租界總巡捕房逮捕，此後一直關押於南京[9]。在獄中，陳彭二人羈押在一起，圍繞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等問題，兩人之間產生了很深的裂痕和分歧，以後由分歧轉為完全對立，最終分道揚鑣[10]。
抗日戰爭爆發後，彭述之獲釋出獄，回到上海，加入托派臨時中委會，繼續從事托派組織活動。1937年8月23日出獄後，陳獨秀公開宣布「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以此撇清與托派的關係。1938年，彭述之被托洛茨基領導的第四國際任命為中國支部書記。彭述之、劉家良、鄭超麟、王文元等人雖然重新組成了托派的領導力量，但由於分歧嚴重，內部很快發生分裂。從此，中國托派分裂成兩派，彭述之一派自稱「多數派」，鄭超麟、王凡西等另一派被稱為「少數派」。
1948年，彭述之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組為中國革命共產黨。此後彭述之認識到，不僅中國國民黨是其敵手，且斯大林影響下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危險的對手。1948年末離開上海。1952年12月彭述之流亡南越西貢，後移居第四國際所在地巴黎。在歐期間，彭述之任第四國際第三屆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及書記局成員。1953年，彭述之決定脫離第四國際，離開歐洲[11]。1968年，彭述之移居日本；1973年又移民美國。1983年11月18日，彭述之在美國逝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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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開始與當時已婚的向警予（時為蔡和森妻子）有一段感情。1925年6月，蔡和森因領導上海五卅運動等工作，過度勞累，哮喘病和胃病復發，不得不離滬到北京療養。彭述之除了擔任中央宣傳部長之外，還兼管中央婦女委員會的工作；而負責婦委工作的正好是向警予。在蔡和森離開上海後，彭述之與向警予很快產生感情。三個月後，病情緩解的蔡和森與陳獨秀一道返回上海。很快向警予坦白，並且鬧到了中共中央[13]。張國燾後來在《我的回憶》中提到：「在會議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報告在其丈夫蔡和森離滬期間，她與彭述之發生了戀愛，其經過情形已在和森返滬的當天，就向他坦率說明了。她表明她陷於痛苦的境地，因為她與和森共患難多年，彼此互相敬愛，現在仍然愛他，不願使和森受到創傷；但同時對彭述之也發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為他的風趣確是動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離滬，派她到莫斯科去進修。」不過鄭超麟則主張，是蔡和森把這件事情提交給黨的政治局會議，其動機是想請黨阻止向彭之間的戀愛，以此來挽救婚姻。有一次政治局會議後，陳獨秀剛宣布散會時，蔡和森忽然站起來，說他還有一個問題請大家討論。會議之後，向警予斥責蔡和森自私自利：「分明曉得中央會站在你方面，你才提出問題來討論。」受到指責的蔡其時一言未發[14]。為了修復有了裂痕的「向蔡同盟」，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其不良影響[15]，中共中央決定讓向蔡兩人同赴莫斯科，向警予進入中山大學學習，蔡和森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但幾個月過去，儘管向蔡兩人都曾努力忘記過去，但是，1926年底他們最終還是在莫斯科選擇離婚[16][17]。
中共中央對彭述之進行了批評，彭述之一度心情非常糟糕，開始酗酒。直到陳碧蘭出現，陳碧蘭原是羅亦農戀人，她剛從蘇聯回國，羅亦農託付彭述之照顧陳碧蘭，未曾想到兩人產生感情[18]。為解決陳、羅、彭三人之間的關係，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一次召開會議着手解決此事，會上，陳碧蘭只是哭，不說話。羅亦農姿態很高，表示自己不計較這些，以後還會與彭述之很好地合作[19]。1925年，彭述之與陳碧蘭結婚，有女兒程映湘[20]和兩個較小的兒子[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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