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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對20世紀20年代中華民國湖南省農民運動進行分析的著作，首次發表於1927年3月的《戰士》周刊第三十期[1]。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根據斯大林的指示，決議「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幹」。1926年5月，葉挺部率先進入湖南；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1926年7月11日，北伐軍進入湖南省會長沙；9月10日，北伐軍占領武漢，當時中共黨員譚平山任中國國民黨農民部長，毛澤東任國民黨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1926年11月，毛澤東赴上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隨即赴武漢創辦武漢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北伐軍所到之處，迅速組織農民協會，開展農民運動。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澤東赴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考察農民運動。1927年3月，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1926-27年，隨着國共合作的深化與北伐戰爭取得重大進展，以毛澤東、譚平山等人為代表的一派中共黨員開始主張深化農村土地革命、發展農民運動。這一主張，以及農民運動本身主要着眼於反對封建宗法制度以及野蠻的土地佃租制度的特點，引發了農村社會的深刻變革。
土地革命與農民運動對農村社會的衝擊觸動了以地主階級為主體的國民黨右派的利益，引起了他們猛烈的抨擊。與此同時，以陳獨秀為首的部分中共黨人因嚴格奉行共產國際所指令的「國共合作」方針而堅持維護與中國國民黨的合作，力主迴避農民運動所帶來的矛盾以遷就中國國民黨，故而也對土地革命及農民運動產生了極大的質疑與責難。
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下，為了解釋與回擊來自中共黨內外的質疑、不滿與責難，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的身份，在1927年1月至2月之間回到農民運動發展最為蓬勃的湖南省，實地考察當地的農民運動。本文即是此次實地考察的總結性報告。
- 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 組織起來
-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 「糟得很」和「好得很」
- 所謂「過分」的問題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
- 所謂「痞子運動」
- 革命先鋒
- 十四件大事
- 第一件： 將農民組織在農會裡
- 第二件： 政治上打擊地主
- 第三件： 經濟上打擊地主
-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
-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 第六件： 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
-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
-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傳
- 第九件： 農民諸禁
- 第十件： 清匪
- 第十一件： 廢苛捐
- 第十二件： 文化運動
- 第十三件： 合作社運動
-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壩
1927年3月，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先後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周報、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周報、漢口《民國日報》的《中央副刊》、《湖南民報》刊發，引起廣泛關注。1927年4月，漢口長江書店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單行本，瞿秋白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說：「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發言，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湖南產生了影響，對中央則毫無影響」。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關注。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文版和英文版分別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這也是該雜誌第一篇反映中國人對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觀點的論文。當時，農民問題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是個沒有解決好的問題。《共產國際》英文版的編者按指出：「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全會擴大會上談到考察報告時稱讚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毛澤東是個出色的鼓動員」。[2]
1930年共產國際評價毛澤東：「當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遭到失敗時，他違背了社會主義領導者的意志，繼續在湖南農民群眾中戰鬥。」[3]《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影響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建立農村政權的觀念。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始終不同意拋開中國的工業中心而在農村建立蘇維埃政權。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還只是形成了「以土地問題為中心」的決議而未採取具體指導措施，布哈林在報告中說「或許，農民問題是整個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而在《報告》中，毛澤東論述了在農村建立農民政權的必要性：「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農民不奪取政權，「一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它生產手段等等的經濟鬥爭，絕無勝利之可能。」湖南農民在打倒舊的農村政權後，已經實現「一切權力歸農會」。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只要採取放手發動群眾的政策，「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報告》對湖南農民運動的描述使共產國際領導人感受到農民運動的革命情緒和首創精神，因此改變了過去對農民運動的觀點。斯大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上表達了對中國農民政權的認可：「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等省份里，千百萬農民被卷進極偉大的土地革命中，農民在這些省份里建立起自己的政權、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衛力量，趕走地主，用『平民手段』制裁他們，這難道不是事實嗎？」[4]《報告》使共產國際認識到中國農民的力量，矯正了「城市中心論」的執念。[5]《報告》發表後，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會對中國革命發出了「應當全力發展土地運動」的明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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