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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起義，或稱廣州暴動，是1927年中國國民黨實行武力清黨之後，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12月在廣州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武裝起義，也是瞿秋白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策動的三次暴動之一，而前兩次分別是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
1927年下半年，由於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活動遭到嚴重挫敗，斯大林的中國政策受到托洛茨基的批評，於是，斯大林指示中國共產黨陸續發動了一系列武裝暴動，希望在一些省份奪取政權，以此證明其中國政策的正確。雖然8月的南昌暴動和9月湖南、廣東、江西、湖北等省的秋收暴動都歸於失敗。共產國際仍然計劃在某一個省份發動新的、更大規模的武裝暴動。當南昌暴動部隊向南撤退時，共產國際計劃在廣州發動暴動，配合南昌暴動部隊佔領廣州，在廣州建立蘇維埃政權。10月，葉挺、賀龍的部隊潰敗後，廣州暴動的計劃一度準備停止，但在11月10日，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實行全國武裝總暴動，在一省或幾省奪取政權；其中蘇兆征、羅亦農、羅乃曼（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共同制定廣州暴動計劃，並在廣州成立秘密行動總部。[2]
1927年4月寧漢分裂後，張發奎任總指揮的第二方面軍支持武漢的汪精衛政府，其中秘書長高語罕、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第二十四師師長葉挺都是公開的共產黨員，而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則是秘密的共產黨員[3]。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實行分共後，在第二方面軍內，葉挺策動第二十軍軍長賀龍投向共產黨，發動南昌暴動；第二方面軍忠於張發奎的餘部則南下追擊向廣東潮汕撤退的葉挺、賀龍，進入廣州。
張發奎部隊中，教導團團長葉劍英和特務營營長梁秉樞都是地下共產黨員，教導團1500多人中有200多名共產黨員[4]，因此教導團和特務營的一個連深受左傾情緒影響。而第四軍軍長黃琪翔本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張發奎與桂系的廣東省主席李濟深不睦，11月17日，乘李濟深離粵，張發奎、第四軍軍長黃琪翔在廣州發動政變，驅逐桂系黃紹竑，稱為「廣州張黃事變」。
11月18日，即「張黃事變」的次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通過《廣東工作計劃決議案》11點綱領（中央通告十六號[5]），要求以張太雷為首的廣東省委籌備廣州兵變和政治總罷工，奪取政權[4]。11月26日，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五人革命委員會（在廣州3人），張太雷任主席，另外兩人是廣州市委書記黃平、工會領袖周文雍。總司令葉挺和楊殷直到暴動前夕才由香港秘密潛入廣州。11月28日，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海因茨·紐曼和格哈特·愛斯拉到達廣州，策劃在廣州實施新的暴動，帶來活動經費200餘萬美元[6]。同日，教導團開始召集組長聯席會議，12月4日，教導團舉行全體黨員大會，大力開展政治宣傳，激動「群眾的革命情緒」，並且「調查各連的反動分子」[7]。
12月初，張發奎、黃琪翔的主力離開廣州，對付桂系，負責廣州市內防務的只有教導團（1500人、槍1300支）、第四軍特務營（有計劃改編為警衛團，無槍枝），以及廣州市公安局的警察保安隊，另外工人赤衛隊有2000人，持有手槍數十杆，炸彈150枚。
暴動原定在13日舉行，但是在12月9日由於發生爆炸事件，暴動被提前到11日舉行。這也使得原定前來增援的農會無法到達。
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2時，張太雷、葉挺、徐光英、曹干延和梁道夫（楊達夫），趁廣州周邊發生戰事，張發奎、黃琪翔派兵迎戰，城防空虛時，來到葉劍英教導團，進行部署，殺死代理團長朱勉芳，拘禁四、五十名「反動分子」。
黃錦輝和楊殷率領敢死隊到北校場第四軍教導團的駐地，配合教導團在凌晨3時30分，攻打位於維新路（今廣州起義路）的廣州市公安局，釋放政治犯。到天亮前，教導團、特務營一部共2000餘人以及大約2000名工人赤衛隊參加了暴動，打敗沙河燕塘一帶的炮兵，大部分廣州城已經被攻佔，但是第四軍軍部、十二師師部和仰忠街軍械處始終未能攻下，於是放火焚燒[7]，造成大批平民死傷。控制全城後，共軍隨即大舉捕殺四月清黨時鎮壓他們的人員。
不過河南（海珠區）仍在李福林手中，而沙面英法租界也未受波及。張發奎、黃琪翔及廣東省主席陳公博均於11日晨逃往河南李福林（第五軍）駐地。張發奎請託一位商人譚禮庭出面，得以進入沙面英租界拍發無線電報，調動外圍部隊回援廣州敉平暴動[3]。
暴動的領導人包括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人。共產國際代表和蘇聯駐廣州領事館官員直接參與了軍事行動，公開開着領事館的汽車，插着紅旗穿過街市[8][9]。
12月12日上午，兩軍在廣州北郊激戰，當地的紳商紛紛組織民團對抗共軍。越秀山一度被張軍奪去，又被共軍奪回。下午，於廣州豐寧路（人民路）西瓜園廣場上主持「廣州工農兵擁護蘇維埃政府大會」，廣州蘇維埃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張太雷任代理主席（主席蘇兆征，因病）及人民海陸軍委員，並公佈另外9名蘇維埃政府要員名單[3]：
12日，張發奎調各地軍隊反攻，上午已進佔觀音山（越秀山）。民團與薛岳的新兵，由觀音山進城，衝鋒到厚祥街。經過激戰，共軍一度奪回觀音山，下午，張太雷和共產國際代表紐曼乘車赴觀音山指揮，途經中大北門附近遇民團（廣東機器工會工人糾察隊）狙擊，張及司機死在車中，紐曼逃脫[10]。
後張發奎部隊陸續抵達廣州，從四面攻入市內。於是在廣州發生激烈的巷戰。至當日夜，共軍支撐不住，決定棄城。12月13日，張發奎部隊奪回廣州，中共軍隊殘部1000餘人逃出廣州，經花縣至海、陸豐地區，工人赤衛隊留下殿後。13日下午，張軍粉碎赤衛隊的抵抗，完全控制廣州。紐曼也逃走，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西史等5人則在被捕後遊街並被槍斃。郝史在試圖乘領事館汽車前往蘇維埃總部時被捕，隨身攜帶手榴彈。蘇聯領事館遭到搜查，領事鮑里斯·伯克瓦利斯基夫婦遭到逮捕，由於駐廣州領事團的說服，領事夫婦才未被處死，在年底被驅逐出境[11]。
廣州暴動的過程中，先是暴動工人為報復四月清黨時鎮壓他們的人士，因而展開捕殺，並焚燒房屋造成死傷。暴動失敗後，廣州市政府又大肆搜捕暴動人員，許多工人受害。雙方死亡人數在兩萬人以上[12]。關於死亡人數，中共方面認為包括5700多名中國人、100多名朝鮮人和5名蘇聯人[4]。
死亡的暴動人員埋葬在東郊，即今日廣州市中心區中山三路的廣州起義烈士陵園，與其周圍繁華喧囂的商業氣氛形成強烈的對比。
12月14日，國民政府指責蘇聯是廣州起義的幕後黑手，宣布與蘇聯斷交，並驅逐各地蘇聯僑民，關閉上海、漢口、長沙蘇聯領事館。蘇聯則聲稱並不承認國民政府，各地領事館仍對北京政府發生關係，國民政府無權如此（其實在張作霖搜查後，蘇聯代辦已離開北京使館）。至此，1923年至1927年間國民黨的聯俄政策徹底結束。
廣州暴動之後，張發奎、黃琪翔被認為負有責任，被迫將廣州交給桂系，北上江西，歸蔣介石節制；而汪精衛也受到壓力，被迫出洋前往法國，暫時退出政治舞台。
廣州暴動在時間上恰與蘇共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吻合，斯大林就在這次大會上徹底擊敗托洛茨基。因此托洛茨基評論廣州起義是「斯大林派多數在中國造成一個勝利的假象，以掩蓋俄國反對派在肉體上的消滅」[13]，「參加起義的廣州工人英勇無比，作出了最大的犧牲，而領導層的冒險主義已不是什麼『錯誤』，而是不折不扣的犯罪」[14]。
1928年6月，共產國際將大約100名中共代表秘密運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舉行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共產國際將廣州暴動的失敗歸咎於當時「小資產階級」出身（被認為具有妥協性和狂熱性）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犯了左傾盲動的錯誤[15]，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改由工人階級出身的向忠發領導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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