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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葉挺（1896年9月10日—1946年4月8日），原名葉為詢，字希夷，廣東惠州府歸善縣客家人[1]，為北伐名將，亦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始人之一。八一南昌起義前敵總指揮，新四軍軍長。葉挺先後在廣東陸軍小學、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參加建國粵軍，參與粵桂戰爭，任工兵營副營長。1921年，調任孫中山之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1924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起，他歷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處處長、第十二師第三十四團團長、葉挺獨立團團長，參加北伐戰爭；之後擔任第二十五師副師長，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1927年，葉挺參與指揮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但之後因在黨內受到不公正待遇脫離中共，流亡莫斯科。抗日戰爭爆發後葉挺曾任新四軍軍長，皖南事變時被俘。1946年，葉挺獲釋後重新加入中共，隨後因飛機失事遇難。
葉挺 | |
|---|---|
任新四軍軍長時的葉挺 | |
 新四軍軍長 | |
| 任期 1937年9月28日－1941年1月17日 | |
| 個人資料 | |
| 本名 | 葉為詢 |
| 字號 | 字希夷，號西平 |
| 出生 | 1896年9月10日 大清廣東省惠州府歸善縣淡水鎮周田村 |
| 逝世 | 1946年4月8日（49歲） 中華民國山西省興縣黑茶山 |
| 墓地 | 四八烈士陵園 |
| 母校 | 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1919年－1924年） 中國共產黨（1924年－1928年；1946年）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1928年） |
| 服役年份 | 1919年 - 1946年 |
| 軍銜 | 國民革命軍中將 |
| 統率 | 葉挺獨立團 新四軍 |
| 參與戰爭 | 北伐戰爭 第一次國共內戰 抗日戰爭 |
| 配偶 | 李秀文（1925年結婚） |
| 親屬 | 父親葉錫三 母親吳氏 弟弟葉輔平 長子葉正大 二子葉正明 四子葉華明 長女葉揚眉 二女葉劍眉 七子葉正光 八子葉啟光 九子葉阿九 |
1896年9月10日（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初四[2]:2），葉為詢出生於廣東惠州府歸善縣淡水鎮（今淡水街道）周田村。葉為詢的祖先從河南葉縣南遷，經程鄉、興寧輾轉至此[2]:1。葉為詢祖父為葉漢初，善於醫術[2]:4；父親為葉錫三，早年曾漂洋過海到馬來西亞，給當地的種植園主打工，也因此學到一手種植熱帶水果的技術。回到故里後，葉錫三除了租佃地主的11畝農田，還栽培果樹維持生計[3]:4；母親為吳氏。葉為詢在家中排行第八[2]:3[4]。
葉為詢年少時隨父親在家務農，為人活潑好動。六歲時，被送到家庭附近的騰雲學堂學習[2]:9。1911年，葉為詢到惠州府立蠶業學校學習；臨行前，他的老師陳敬如建議他改名葉挺[2]:19。受當年黃花崗起義影響，葉挺帶頭剪除髮辮，為此受到學校開除處分[3]:4。此後，又進入惠州中學堂學習[2]:23。辛亥革命後，葉錫三為了令葉挺安分，讓葉挺與比他大兩歲的黃春結婚[2]:27。
1912年，葉挺考入廣東陸軍小學學習[2]:31。1914年12月，葉挺結束陸軍小學學業後，北上湖北，到湖北陸軍第二預備學校（陸軍中學）攻讀軍事知識。1916年底，葉挺以優等生資格，被保送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在此期間，他閱讀了《新青年》等書刊，接觸了大量新思想[2]:34。他曾給《新青年》雜誌寫信，提出「道德根本之基」在於覺悟，並表述其「振污世，起衰溺」的理想。1918年，他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他本決定赴歐洲留學，但因為沒有籌措到資金而作罷[2]:43。此時，桂系軍閥陸榮廷欲委任葉挺為惠陽縣縣長。但被葉挺拒絕[3]:5。1919年，經辛亥革命元老、孫中山粵軍總司令部參議何子淵（何貫中長兄）引薦，葉挺追隨孫中山革命，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國粵軍，並加入中國國民黨[2]:46-49。
1920年，孫中山命令建國粵軍攻打桂系軍閥莫榮新。黃皮徑戰役中，葉挺一舉擊潰了四倍於己的敵人，聲名大振。同年十月就任工兵營副營長。1921年，調任孫中山之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警衛團第二營營長。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的部隊炮轟總統府，葉挺奉命守衛總統府前院，掩護孫夫人宋慶齡脫險[2]:55。1924年，葉挺到蘇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2]:66。期間，葉挺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同年12月，經王若飛、王一飛介紹，中共旅莫支部決定接受葉挺為中國共產黨候補黨員。1925年2月，葉挺轉入紅色教授學院中國班學習軍事[3]:5-6。
1925年9月，葉挺回國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處處長，隨後改任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四團團長。葉挺到任後，舉薦周士第擔任團參謀長[5]:50。他制訂了幹部訓練和新兵訓練計劃，對部隊實行嚴格的「四操」、「三講」制度[3]:6。葉挺尤為重視政治教育，在部隊中開展反打罵、反貪污的活動，提高了部隊素質[2]:78-83[3]:7。1926年1月中旬，葉挺參加國民革命軍進擊海南島的行動[6]。由於第四軍軍長李濟深於五月電令第四軍第十二師參加北伐，並命令張發奎派葉挺的第三十四團先行開撥[7]，因此第四軍將三十四團改編為第四軍獨立團，向湖南開撥[8]:38。
1926年5月，葉挺率部北伐，擔任先遣隊，從肇慶、新會出發，向湖南前線挺進，討伐吳佩孚[8]:38。6月5日，獨立團經過兩天的戰鬥，攻占湖南攸縣城，7月3日，從海南趕來的獨立團所屬第四軍第十二師師部及三十五、三十六團與其在攸縣會合成完整的十二師，7月20日攻占瀏陽。8月，攻占湖北咸寧汀泗橋，在此戰役中，葉挺獨立團被充作預備隊[5]:62。在正面強攻汀泗橋不克的情況下，葉挺偵察到通往汀泗橋後方的一條小路；隨後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命令葉挺由小路偷襲吳佩孚軍後方，取得勝利[9]。隨後，獨立團連克桃林鋪、印斗山等地。
8月30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七軍與吳軍展開激戰，葉挺獨立團首先攻入吳軍陣地，其他各部隨即擴大戰果，占領賀勝橋[11][2]:134。9月，葉挺率部圍困武昌。在武昌作戰中，葉挺指揮了整個爆破城牆的進程[5]:66。葉挺獨立團損失慘重，一營營長曹淵戰死[12]。10月10日，率部攻入武昌[2]:150。葉因此被譽為「北伐名將」，第四軍也被稱為「鐵軍」，此時，第四軍軍長為張發奎[5]:68。 1927年1月，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辦公，國民革命軍進行了擴編或改編，葉挺被任命為第二十五師副師長，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1927年5月，寧漢分裂；13日，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斗寅發表討共通電，趁武漢政府軍隊北伐河南之際，攻打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13]。葉挺率部迎擊，很快擊潰夏斗寅[2]:173。6月，葉挺兼任第十一軍副軍長[8]:82。
1927年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進行分共，令其與中共的矛盾升溫。7月19日，中共及共青團對國民黨及汪精衞續行攻擊。26日，國民黨採取嚴厲措施，免去各機關中的中共黨員職務，這致使中共決定組建自己武裝[14][15]。1927年8月1日，葉挺與周恩來、賀龍、朱德、劉伯承等領導南昌起義[16]，經過四個多小時的激戰，佔領了全城，公佈了《八一起義宣言》、《八一起義宣傳大綱》[2]:192。葉挺任代理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一軍軍長[註 1]。國民政府方面則馬上調集軍隊包圍了南昌。8月3日，中共部隊按計劃撤離南昌。8月7日，張發奎率第四軍入南昌，接著追擊中共部隊[5]:98。而中共方面，蔣光鼐、蔡廷鍇師在南進廣東途中脫離了部隊[2]:200。又因天氣暑熱，長途行軍，且未鼓動群眾，後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士兵很多[17]。南下中共部隊在途中遭粵軍和中央軍夾擊。在部隊到達廣東大埔縣三河壩後，周恩來決定主力南下進擊潮汕地區，企圖獲得蘇聯共產國際海運的援助。留朱德率第25師堅守三河壩。9月23日至10月2日，南下中共部隊到達汕頭。於潮安汕頭戰鬥及揭陽戰鬥過程中，一度攻占潮汕，但最終於湯坑受到大敗[2]:210。在寡不敵眾而遭失敗的情況下，葉挺等護送病中的周恩來轉移到了香港[2]:217。
1927年12月11日[2]:226，葉挺從香港回到廣州領導廣州起義，出任工農紅軍總司令[18]。廣州起義後，葉挺主張立即將起義部隊撤出廣州，但是遭到了共產國際代表德國人海因茨·紐曼斥責[2]:232。12日，張發奎調各地軍隊反攻。下午，張太雷和紐曼乘車赴觀音山指揮，途中遭民團伏擊，張太雷中彈身亡。這時，張發奎部隊陸續抵達廣州，從四面攻入市內。於是在廣州發生激烈的巷戰[5]:109。12月13日，張發奎部隊奪回廣州，中共軍隊撤離廣州，葉挺化裝逃到香港[2]:235。1928年1月17日，葉挺受到留黨察看半年的處分[2]:239。
1928年廣州起義失敗後經香港、馬來西亞、日本至蘇聯參加中共六大，然而先後受到李立三、王明的無端指責；共產國際也認為葉挺動搖，並不允許葉挺到東方大學作報告[19]。葉挺因此決定退出共產黨，流亡德國，以翻譯德文文章為生，成為素食主義者[2]:248。在此期間，葉挺加入由國民黨左派鄧演達、陳友仁、宋慶齡發起組織的「第三黨」[20][21]。1930年春，周恩來來到柏林，與葉挺進行長談，告訴他幹革命不能考慮自我；旅居德國的廖承志等人也不斷鼓勵葉挺。其後，葉挺開始集中精力研究軍事問題，並攻讀軍事工程學和軍事化學，學會了製造地雷等技術[3]:14。
1931年奉天事變，日軍侵占滿洲之後，葉挺決定回國。1932年秋，葉挺到澳門隱居[2]:258。1933年11月，葉挺應邀到福州幫助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在「閩變」（福建事變）後成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2]:266，在此期間，他與中共代表張雲逸有了接觸[22]。1934年，福建人民政府失敗後，他返回澳門；其後，又在香港加入了李濟深、陳銘樞等組織的以抗日為主旨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並擔任了該同盟軍事委員會委員[3]:14。在此期間，蔣介石曾多次派人邀請葉挺出山，但均遭拒絕[3]:14。1936年西安事變後，葉挺經張發奎引薦面見何應欽，表示願意努力和平解決事變；但在何應欽的強硬態度下，葉挺不辭而別[5]:165。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葉挺在上海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希望他領導南方紅軍游擊隊開赴抗日戰場[23]。葉挺還與陳誠商談此事，並建議新組建的部隊稱新四軍[2]:281。1937年9月28日，國民政府搶先發表葉挺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軍長的任命[24]。然而中共方面對葉挺曾經脫黨一事有所顧忌，要求博古、葉劍英「提出保證」[25]。1937年11月初，葉挺應毛澤東之邀訪問延安[2]:285，毛澤東在了解葉挺脫黨的經過後，打消了對葉挺的疑慮。葉挺在中央黨校舉行的歡迎會上發表演講，對脫黨的歷史表示內疚與自責。隨後，葉挺表示，願意在中共領導下，以黨外人士身份開展工作[26]。
此後，葉挺往來於南京、武漢之間，為新四軍爭取編制、武器、糧餉[2]:292。經過多方努力，至1938年1月，國民政府正式核定了新四軍的編制和月餉。新四軍歸第三戰區指揮，以皖南為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27]。葉挺出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後，被授予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他的主要任務是與第三戰區協調和從國民政府討要軍餉。由於當時葉挺不是中共黨員，所有與新四軍核心機密有關的中共黨委會議都不能參加。他和項英在新四軍的一系列戰略問題上產生分歧[2]:310，而項英對葉挺的生活習慣也有相當意見[28]。葉挺曾自雲「居士不適於當一個大廟子的方丈」[29]。
1938年6月初，葉挺為繼續解決新四軍的經費問題，來到武漢。他向周恩來、葉劍英等匯報工作，傾訴了自己雖是軍長卻又有職無權的苦衷，並建議成立一個共同議事的新四軍委員會，以解決這一問題。中共中央很快回電同意組織新四軍委員會，項為主任，葉為副[2]:317。但新四軍委員會但實際上並沒有發揮多大作用，葉挺依然沒有發言權。自尊心很強的葉挺感到難於忍受，遂致電中共中央長江局，表示準備辭去軍長職務。8月28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復電錶示挽留[30]。9月，項英去武漢述職，隨後又由武漢去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葉挺遂離軍出走，回到廣東老家[2]:319。11月，執掌廣東大權的余漢謀任命葉挺為東江游擊總指揮，葉挺在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下，接受國民黨委任，在深圳建立東江游擊隊總指揮部，進行抗日鬥爭。[2]:321。然而，國民政府不容許有共產黨背景的葉挺在華南發展武裝，且欲乘機控制新四軍；而中共也認為葉挺留在新四軍的作用更大。周恩來隨即邀葉挺赴重慶面談，最終說服葉挺回新四軍[2]:325。
1939年2月，周恩來陪同葉挺到達安徽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處理新四軍領導問題，並提出「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2]:329。1939年3月，葉挺寫成了《關於新四軍對敵作戰說明書》上報國民政府，為國民政府重視[31][2]:333。1939年5月，葉挺北渡長江，整頓新四軍第四支隊，組建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期間，他下令處決了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2]:340。其後，他又前往重慶解決新四軍編制經費問題。由於先前項英仍未能處理好同葉挺的關係，加之蔣介石拒絕了葉挺的要求，致使葉挺再次提出辭職，隨後回到澳門[2]:358。1940年5月，在周恩來勸說下，葉挺由袁國平陪同返回部隊[2]:367。1940年10月，葉挺親率部粉碎了日軍對皖南的「掃蕩」，得到了蔣介石的致電嘉獎[2]:376-382。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着，
一個聲音高叫着：
爬出來呵，給爾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到人的軀體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強令新四軍、八路軍必須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舊黃河河道以北之冀察兩省和晉東北及冀魯交界地區[33]；中國共產黨對此予以嚴詞拒絕，僅答應將皖南新四軍撤到長江以北[34]。項英卻仍駐雲嶺，並不按中共中央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所指示的路線北渡移防前進，新四軍和國民黨軍隊在有關行軍路線、安全措施以及撤離經費和給養問題方面糾纏，未能迅速達成一致[35]:355。
國民政府第三戰區最初允許皖南新四軍採取東進、再從蘇南北渡長江的路線[36]:426。但1940年11月29日，蘇北劉少奇指揮八路軍新四軍發動進攻韓德勤餘部的曹甸戰役[37]，國民政府方面大為惱怒，轉而拒絕皖南新四軍東進從蘇南渡江的方案，重新命令皖南新四軍必須直接北上，從安徽銅陵、繁昌間北渡長江，並延長最後期限至1940年12月31日[36]:427。但中共方面認為國民黨規定的直接北渡方案是陰謀，皖南新四軍最終堅持走東進再由蘇南北渡的路線。12月23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皖南部隊全部以戰備姿態繞道茂林、三溪、寧國、郎溪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26日，中共中央又電項英，對他們一再拖延、遲遲不北移提出了批評，要求項英立即撤離。12月28日，項英召開會議，決定遵守中共中央指定的北移路線：向南繞道茂林、三溪、旌德、寧國，迂迴天目山到溧陽[35]:365。
1941年1月4日夜晚，新四軍軍部和皖南部隊9000餘人由涇縣雲嶺地區出發，準備分左、中、右三路縱隊，經江蘇南部向長江以北轉移[35]:366-367。5日，部隊行至茂林地區時，遭到顧祝同以新四軍「違抗中央移防命令，偷襲圍攻國軍第40師」為由，將新四軍軍隊包圍和攻擊。6日，顧祝同與上官雲相率第三戰區之第32集團軍8萬多人，在蔣中正命令下，向新四軍發起總攻，並強令「徹底加以肅清」[38]。新四軍決定進攻國軍包圍圈外圍陣地星潭，但項英對此猶豫不決，召開的緊急會議持續了七個小時，最終決定原路退回里潭倉[35]:375。
1月9日，項英、周子昆、袁國平等擅自離隊出走，後因無法突圍而又返回[35]:378-381。11日，中共中央決定，皖南全軍由葉挺和饒漱石指揮，解除項英指揮權[39]。12日，石井坑附近陣地紛紛失守，音樂家任光陣亡[35]:386。當晚，新四軍開始分批突圍[35]:387。1月13日，葉挺率新四軍餘部退守承流山高地。雙方火線衝突進行了七天七夜，新四軍已陷於絕境，葉挺根據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致書上官雲相，表示願往上官總部「議和」，14日下午葉挺下山到國軍108師師部談判時被扣押，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於突圍時陣亡[35]:388（一說葉挺被52師156團俘虜[36]:437）。同日，新四軍茂林陣地完全被占領。全軍約9000人，除約2000人在黃火星、傅秋濤率領下突圍外，大部被俘、失蹤或陣亡。項英、周子昆在突圍後被副官劉厚總暗殺[40]。1月17日，蔣介石發布命令，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將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中共中央軍委於1941年1月20日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張雲逸為副軍長，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41]。
其後，葉挺被囚禁在上饒李村。1941年底，他被送到重慶關押。葉挺拒絕了蔣介石的勸降，並作《囚歌》以明志[32]。1943年1月，經陳誠安排，葉挺被下放到湖北恩施監禁。6月，《新華日報》社陸詒奉周恩來指示，借參加國民政府組織的鄂西慰問團之機，通過陳誠訪問了葉挺，並向葉轉達了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問候。8月，葉挺又到桂林面見張發奎，當時葉挺有一定程度自由，張發奎也對葉挺一家給予生活補助[5]:239。10月，葉挺一家又在張發奎的安排下移往柳州。12月，葉挺被送回恩施[5]:240。在這期間，中共在與國民黨的歷次談判中，始終將釋放葉挺作為重要條件[42]。
抗日戰爭勝利後，葉挺被秘密押回重慶。1946年3月4日，在多方面的努力下，以在邯鄲戰役中被俘的國軍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為交換條件，葉挺獲釋[43]。次日，葉挺寫信給毛澤東，表達願意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意願；3月7日，中共中央復電同意葉挺請求[44]。葉挺參加了國共談判三人軍事會議。4月8日，他乘美軍觀察組的C-46運輸飛機由重慶回延安（機票由廣州行營主任甘麗出提供），飛機在山西興縣黑茶山失事，遇難身亡，同機遇難的有美軍飛行員和顧問，還有王若飛、博古、鄧發，以及葉挺夫人李秀文、五女兒揚眉和幼子阿九及小保姆[45][46][47][48]。
空難發生後，中共中央決定將遺體從黑茶山運往嵐縣機場，再轉運延安[49]:440，當地民眾知道此事後，靈柩過處，群眾跪伏道上，攔路弔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49]:445-446。4月17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在嵐縣機場舉行了隆重的公祭[49]:447。4月18日，由晉綏邊區公安總局局長譚政文等人護送，飛機載着遺體抵達延安，當夜中共中央委員輪流堅持守靈[49]:450。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悼詞說：「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朱德提詞：「為全國人民和平民主團結而犧牲。」周恩來寫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
對於此次「四八空難」的失事原因。中共方面對此次空難一直抱有懷疑，派晉綏公安總局顧逸之前往調查。顧逸之在調查處理後，上報書面報告中，既明確了飛機是因雲霧濃重、低空飛行導致撞山起火，也排除了人為爆炸的可疑跡象；也提出了對飛行迷失方向和儀表問題等疑點[50]。當時正值國共和談時期，只能對外宣稱是一起意外事故[51]。周恩來後來說，座機失事是因為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52][53]。2003年，《檔案時空》發表了《葉挺將軍座機失事真相揭秘》一文，稱時任軍統中美合作所特工隊長的杜吉堂臨終前陳述，當年他受軍統組織策劃了此次空難[54]。博古之子秦鐵、葉挺之子葉正大、王若飛的兒子王興、鄧發的兒子鄧北生等人分頭核查這篇報道的最原始出處，但都找不到，又通過各種渠道詢問，答案都是根本沒有「杜吉堂」這個人。秦鐵認為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國共會談期間，雙方行動都是透明的，博古等人離開重慶，報紙都有公開報道，國民黨一些官員還到重慶機場送行，所以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了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其二，駕駛這架C-47的是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國民黨特務不會有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害。秦鐵認為「四八空難」還是場意外[55]。
194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黨校大禮堂舉行幹部大會，悼念被難烈士，大會推選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德懷、林伯渠、賀龍、習仲勛、徐向前、蔡暢15人為主席團成員，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動。博古夫人張越霞、鄧發夫人陳慧清、黃齊生孫女黃曉芬等烈士遺屬參加了悼念活動。19日，延安各界將舉行公祭追悼大會和遺體安放儀式，烈士墓地選擇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側、清涼山下的飛機場旁，修建烈士陵園；延安《解放日報》編輯悼念「四八」被難烈士專刊[49]:456。
空難後，位於重慶各報紛紛刊登新華社的電訊，報道了葉挺等人空難的消息。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聯合具名的《訃告》，正式向社會各界報告葉挺等遇難的消息。一時間，重慶中共代表團駐地輪流招待應接不暇的弔唁者。4月19日上午9時，「重慶各界追悼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諸先生大會」在重慶青年館舉行，大會由李公朴主持，張瀾主祭[49]:453。
1957年，中共中央從黨費中撥出100多萬元，將延安東關機場的陵園遷至王家坪。1970年，王家坪因建造延安革命紀念館，四八烈士陵園再遷至李家村。陵園北靠大山，面對延河。主體建築為六層石階陵墓台，排列27位烈士墓碑，最上層為王若飛、博古、葉挺、項英、鄧發、張浩、關向應、鄭耀南墓碑。1992年，又建紀念塔祭[49]:459。
2017年11月20日，惠州市地名委員會在惠州市人民政府網站發布公告，稱為傳承和宏揚惠州歷史文化、更好地紀念當地歷史名人，連接惠城區與惠陽區的惠南大道將會重新命名為葉挺大道[57][58]。2018年6月15日，經十二屆第五十次惠州市人民政府常務會議決定決定，惠南大道上洞路口以南路段正式更名為葉挺大道[59][60]。
1925年，葉挺與李秀文結婚，兩人育有7子2女。
在中國共產黨主流史學中，因為葉挺作為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人，為中共建軍作出了突出貢獻，因此對他的評價非常高。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後，聶榮臻就曾對陳毅稱：「要是葉挺還在，你們新四軍就會出兩個元帥。」[64]1989年11月，葉挺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之一[65]。2009年9月，葉挺被評為「新中國百位英雄模範人物」之一。
中共領導人對於葉挺的私人評價也相當之高，毛澤東曾在葉挺訪問延安時，稱葉挺是「共產黨的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31]周恩來曾評價說：「十年流亡，五年牢監，雖蒼白了你的頭髮，但更堅強了你的意志；你是人民隊伍的創造者。北伐抗戰，你為新舊四軍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馬功勞。」[66][67]
對於葉挺的批評，主要集中於他在1939年處死新四軍第四支隊司令高敬亭之事。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王輔一研究表明，當時新四軍四支隊屬於五戰區，新四軍總部屬於三戰區。「對高敬亭的誣告，是廖磊向五戰區報告，由五戰區向蔣介石報告的，不是由新四軍軍部和項英上報，也不是經過三戰區上報的。」葉挺收到蔣介石的命令後，就執行了對高敬亭的處決[68]。反駁者則稱，處死高敬亭是中共內部的事，不能將高案的賬算到葉挺個人頭上[69]。1939年7月，新四軍在皖南雲嶺召開第一次黨代會（當時葉挺仍在江北），會後新四軍向中央報告說「在前後十天之中，全體代表……一致擁護中央軍委對反黨的高敬亭的決定與辦法，揭發高之反黨的罪惡，指出誰違反黨的路線和決定，誰是個人利益高（於）黨誰就變成黨的罪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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