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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简称抗战，也被称为日本侵华战争、第二次中日战争[注 7]，也有以战争持续时间来命名的八年抗战或十四年抗战，是指1930年代至1945年中华民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战场主要位于中国境内，同时也包括缅甸北部等邻接地区[13]。
| 中国抗日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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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东南亚战区的一部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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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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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割据政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2年—1937年）[注 2]支援（同盟国）：  美国（1941年—1945年） 大英帝国（1942年—1945年） 苏联（1937年—1941年，1945年）[注 3] 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
中德军事合作：  魏玛共和国（1931年—1933年） 纳粹德国（1933年—1938年）
海外华侨民间支援： 南洋华侨司机和技工（1939年-1942年）[注 4] |
 日本  日本傀儡政权：
 泰国[注 5]（1943年—1945年）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蒋中正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政府主席（1931年12月15日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43年8月1日为国民政府主席） 林森 国民政府主席（1931年12月15日担任国民政府主席，1943年8月1日因车祸逝世，其职位由蒋中正继任） 何应钦 中国陆军总司令（1944年12月25日担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其他主要指挥官：  阎锡山 李宗仁 冯玉祥 陈诚 顾祝同 薛岳 白崇禧 张发奎 程潜 宋希濂 杜聿明 林森 张自忠 † 朱绍良 李品仙 孙立人 陈绍宽  毛泽东 周恩来 林彪 彭德怀 朱德 约瑟夫·史迪威 阿尔伯特·魏德迈 陈纳德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至1938年） 亚历山大·切列帕诺夫 约瑟夫·斯大林与其他…… |
 裕仁 天皇 （1926年12月25日登上皇位，1945年8月宣告投降）  东条英机 内阁总理大臣  （1941年10月18日担任内阁总理大臣，1948年12月23日被处死） 冈村宁次 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 （1944年11月担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1945年8月投降停止进攻）其他主要指挥官： 阿南惟几 （自杀） 横山勇 畑俊六 板垣征四郎 载仁亲王（病逝） 杉山元 × 寺内寿一 西尾寿造 梅津美治郎 河边正三 土肥原贤二 松井石根  长谷川清 近卫文麿 × 汪兆铭（病逝） 陈公博  溥仪（被俘） 殷汝耕 与其他……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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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革命军： |
日军： 最高近200万[2]:188 陆军共约25万人，后增15万人，飞机250架；海军285艘，共1,153,000吨；空军陆基623架，海基182架，共134,036人（1937年）[3]:108-109 380,000人（1937年）[4]:19 610,000人（1941年） 1,088,500人（1945年）[7]:313 伪军： 最高100余万[2]:188 1,006,086人（1945年）[7]:314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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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 17,000,000-22,000,000[11] |
日本皇军： 日本医疗数据：[12] 455,700人死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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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100天内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14]:608。次年3月1日，日本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一新傀儡政权，名为“满洲国”[14]:612。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日军由北平郊外卢沟桥闯入平津地区，因拒不撤退而进犯华北地区，致使中日全面开战。8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自卫抗战书，发动淞沪会战，中日在上海与周边大规模激烈会战数月。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南京失守，日军开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达30万人以上（身体残障、心理疾病或其他因素并未统计）；中国首都迁至重庆徐图再起。
1941年12月8日，日本舰队突袭太平洋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其他地区日军亦四出攻击，美国、英国与日本互相宣战，中国亦正式对日本[15]及德国、意大利[16]宣战[14]:689。ABCD包围网逐渐形成，日本因在中国的消耗战而资源吃紧，故欲夺取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等资源。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发表《开罗宣言》，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注 8]、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美、英与中国对日本发出《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命日本无条件投降[14]:712-713。8月6日与8月9日美军分别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单方面废止《日苏中立条约》并且根据《雅尔塔协定》的约定准备展开八月风暴行动。同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敕令，保证实行波茨坦公告规定之条件；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中日战争告终[14]:715，中华民国也成为了联合国创始国与常任理事国地位（后随着中华民国政府败退台湾，其常任理事国地位于197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
第二次中日战争于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显著影响，使日军约百万的主力部队被牵制于中国战场[17][18]，而无法向北进攻苏联配合德国的要求牵制苏联兵力，使得苏联远东部队调往欧洲得以保卫莫斯科，并使得日本无法调派精锐兵力支援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事，从而减轻了其他同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压力；虽然日军占领东南亚及印尼等地，但日本海军无法登陆澳大利亚，阻断同盟国印度洋石油供应链的计划以失败告终[19]。抗日战争间接帮助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20]，令日本无法和德国配合共同进攻苏联，亦间接改变苏德战争双方的兵力对比，红军之所以能够全力对付德军，也是因日本必先通过击败中国，才能完全配合在缅日军进而入侵英属印度及其它地区，甚而打破当时日本和德国及意大利战略合作的构想及打通欧亚大陆的目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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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其他华人社会常称为“抗日战争”，简称“抗战”[22][23]，亦称“第二次中日战争”、“抗日卫国战争”。台湾史料常称为“中华民国抗日战争”[24][25][26]，中国大陆则通常称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23]，亦称作“八年抗战”或“十四年抗战”，中国大陆官方于2017年将“八年抗战”改称“十四年抗战”[27]，其中“八年抗战”名称源于以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开始至日本投降的八年时间，而“十四年抗战”则源于以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开始计算至日本投降的十四年时间。当描述的主语为日本时，则称为“侵华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或“日军侵华战争”。
日本方面，纷争爆发之初称为“北支事变”，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9月日本近卫文麿首届会议官方称战争为“支那事变”（日语：支那事変／しなじへん Shina jihen ?）[28][29][30]。这四年期间，日方之所以用特别名称描述军事行动，一方面是要配合近卫声明中的政治主张，即日本的行动其目的非灭亡与伤害中国人，而是为了协助推翻所谓的“残暴”南京政府，并扶植满蒙与汪政权[31]，而中方认为此举实际目的，乃是用以规避“战争”字眼，构成“中日双方从未正式宣战”的理由，并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成功以前，成功以此避免作为重工业物资主要进口国的美国执行美国中立法“禁止出口战争原材料至任何交战国”的措施，以免日本国内军备工业断炊[30]。而日方更表示之所以没有宣布被称为战争，就是因为没有出现国际法要求对国家发动战争的意图[32]。
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东条英机内阁将其纳入为“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遂正式更名为“日支战争”承认其战争行为（日语：日支戦争／にっしせんそう Nisshi sensō ?）[33]。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6月，在中国抗议下，以外交部总务局长名义提出“关于中华民国的称呼”，要求避免使用“支那”，次官通报《关于避免支那称呼的事》传达给各省次官等，日本禁止继续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34]，日本陆军省军事科长田中新一上校在8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称：“北支事变应该改名为日华事变。对方是扩张主义，所以我们的不扩张不成立。”[注 9][32][35]，遂改名为“日华事变”，而至此“支那事变”一词仅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在历史书中出现[36]。
日本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从1951年（昭和26年）修订开始，中学学习指导要领社会课编从1955年（昭和30年）修订开始，从1957年（昭和32年）开始全社会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使用日华事变。从1975年（昭和50年）开始，教科书中出现“日中战争”（日语：日中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 ?）[注 10]，但学习指导要领仍然是“日华事变”。随着强调日本对华“侵略”的倾向与使用“日中战争”的称呼成比例增加，历史的认可也对该称呼产生重大影响，且随着中日联合声明，1970年代“日中战争”普及，“日华事变”不再使用[34]。
在国际上，出于中立性考虑，“第一次中日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而将“抗日战争”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13]，并依不同情况将其视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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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后，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传统农业国家，在政治、军事上皆面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推动日本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而主政中国的清政府在同一时期开始推行的洋务运动并未完全成功。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亦未能完成国家的工业化。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日渐强大，在各种因素之下，日本对外扩张，确立“大陆政策”。此后，日本亦进入瓜分中国的列强行列。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制造牡丹社事件，事后与清政府签订《北京专约》[37]:77-79。1878年，日本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37]:76-77。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清政府求和，订立《马关条约》，依照条约：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款二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并开四处商埠与日通商；随后，俄国立即联合德国、法国等，要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满清政府，增加赔款3千万两，此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因此种下日俄之间仇恨，而引起1904年之日俄战争[38]:8。
1900年，大清国发生义和团运动，引起八国联军事件[38]:9。纷争不断，积弱不振，东北成为日、俄两国觊觎侵夺目标[39]:1，最终被俄军占领。
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与日本订立《朴次茅斯和约》，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有各种优越利益，及监督保护之权；俄国将旅顺、大连让与日本；俄国筑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其支线，及附属利益让与日本[38]:10。
1914年7月，七月危机，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日本因与英国同盟关系，对德国宣战；中华民国则宣布中立[38]:10。日本第一步即以参战国姿态出兵山东半岛，夺取德国租借地；进而兵临济南，占领胶济铁路全线[38]:10。日本随后在龙口登陆，竟完全越出租借地区，以及中国政府所划之日德交战区域，进占潍县，兵临济南，其间日军征收物资，役使人民，把中国视同敌人一般，直到德国在青岛守军完全降服后[38]:10。
1915年1月7日，中国北洋政府认为战事已告一段落，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日本撤兵[38]:10。日本大隈重信内阁训令驻华公使答复中国日本拒绝撤兵，另外再令其向袁世凯直接提出分为五号之《二十一条》要求[38]:11。1月18日，五号《二十一条》条约由日本驻华公使亲手交到袁世凯手里，打破国际惯例[38]:11。5月7日，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38]:16。
1928年5月，日本为保护侨民，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人[40][41]。1929年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当时依赖于美国，也同受重创陷入混乱，加上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促成了日本政经人士要求当局在中国东北，采取更趋激进的对外政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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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6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策大纲》，决定在一年内占领中国东北，旋命令关东军执行[44]:296。关东军、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东京策划入侵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45]:247。6月25日，为进犯中国东北寻找借口，日本制造“中村上尉事件”[44]:296。1931年7月1日，日本警察在万宝山地区屠杀中国农民，制造“万宝山事件”，并煽动朝鲜排华[44]:296。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动用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44]:296。7月6日，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46]:24：“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47]:3875。传“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44]:296，但为张本人一贯否认，“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至今也未发现蒋有所谓的“不抵抗指令”[48]:195-220。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发“鱼”电给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49]，与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臧式毅[50]:488：“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51]:125[52]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47]:3915同日，部分日本兵员在东北召开领事会议，准备发动事变[38]:27。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变”，攻打沈阳北大营中国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44]:296。当夜11时15分，日本关东军自动将南满铁路柳条沟段铁桥炸毁，诬指为东北军所为，开始攻进沈阳北大营[53]:97。时张学良方滞留北平，严令驻军王以哲旅不作抵抗，日本军遂于9月19日晨6时占领沈阳[53]:97。东北军在“少帅”张学良指示之下，不予抵抗[54]:12。11月齐齐哈尔江桥抗战爆发，日军占领黑龙江省。东北三省遂全部失陷[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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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蒋重返南京主持政府后，就开始秘密准备抗日[54]:19。1月2日，蒋发表演讲，指陈宣战之弊害[55]。第一次淞沪会战，发生于1932年1月28日，又称“一二八事变”，日方称“第一次上海事变”[56]。“九一八事变”后，日方为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国民政府屈服，在上海不断挑起事端[56]。1932年1月28日晚11时半，日本海军司令官盐泽以发动事宜准备就绪，乃命日军向上海闸北区、虬江路、青云路、天通菴等地进犯，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以守土有责，遂奋起抵抗[53]:99。淞沪抗战开始[44]:296。2月1日，日本军舰炮轰南京；2月4日，国民政府召集各界领袖，在洛阳举行国难会议，惟军政负责人仍留南京，至12月政府正式迁还[14]:611。2月3日，蒋抵洛阳，会商对日抗战计划，2月5日由洛阳往郑州，行经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观察地形[57]:126。2月8日，以最精锐之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五军，驰沪增援，仍以第十九路军名义加入战斗[53]:99。2月14日，张治中奉命率第五军到上海增援[44]:296。
陈铭枢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率领下奋起抵抗[56]。日军三度增兵，四易主帅，前后出兵10万人，战线延及吴淞、太仓、嘉定一带，日机并轰炸苏州、杭州，军舰亦逼近南京威胁[56]。3月2日，第十九路军因后援不继，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发表撤退通电[44]:296。
战役历时33天，3月2日，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第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其后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宣布停战[56]。3月19日，中国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与日方举行会议，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五款[53]:100。主要内容如下：划上海为非武装区，规定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在该地区则可以驻兵[44]:297。日军返回战前原驻地，国军暂留现驻地位[14]:611。5月19日，蒋下令调十九路军开往福建剿共[44]:297。是役参战日军约6万人，国军约7万人，武器虽远逊于日本，仍能力战月余，士气民心之旺，博得各界赞佩与同情[14]:611。11月，蒋在参谋本部下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悄悄展开与德国军事和经济合作[54]: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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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16日，郑孝胥、臧式毅等在沈阳举行“满洲善后大会”，筹备组织日本傀儡国满洲国[53]:101。3月9日，傀儡组织举行建国典礼，以清朝逊帝溥仪为“执政”，定年号为“大同”，定都于长春（改名为“新京”），重要机关或由日本人任顾问，或由日本人充要职[53]:101。郑孝胥任国务总理[44]:296。由驹井任“国务院”总务厅厅长，总揽大权，日本人分任次长及司长把握主权，各机关均有日本人[38]:28。本庄繁于是时对外国干涉提出威吓[38]:29。6月14日，日本政府对“满洲国”予以承认[38]:29。8月8日，日本派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为驻“满洲国”特派全权大使及关东长官，其权力等于总督[38]:29。9月13日，日本武藤信义为大使，于9月15日与其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协定书”，许日军驻扎东北，确认日本人在东北之权利与利益[53]:102。于是攫取东北盐税、邮权，及关税，东北遂沦入日本人铁蹄之下[53]:102。
由于国际社会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侵略态度放任，日本扶植“满洲国”傀儡政权得以出笼[56]。1934年3月1日，满州国发布日人代拟之“满洲国组织法”[53]:101。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4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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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所部安德馨营英勇抵抗，经两昼夜激战，全部殉国[44]:297。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炮击榆县城，中国守军奋力还击，与日军巷战[58]。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53]:100。随后日军加紧西进，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部署3路进犯热河，东北军守凌源腹背受敌，退守长城要塞喜峰口[58]。3月1日，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扣留军用汽车偷运鸦片输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满载私物潜逃[53]:101，不战弃守承德[44]:297。3月4日，日军以120名骑兵先头部队占领承德[44]:297，热河各地随之陷落[53]:101，日本将热河并入满洲国[59]:8。3月6日，蒋由汉口乘车北上，3月7日到郑州；3月8日抵达石家庄；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蒋才乘机离开[60]:357。3月8日，政府通缉汤玉麟，命军政部长何应钦驻节北平，驰调国军北上增援[53]:101。3月9日，日军抢占喜峰口，傍晚，奉军长宋哲元令，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率兵跑步驰援抵达战场；考虑到日军日间火力优势，宋哲元派赵登禹带队夜袭，并将第三十八师董升堂团也交赵登禹指挥[58]。3月10日，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44]:297。3月11日深夜，赵登禹亲自带“大刀队”500人只带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雪夜行军，于3月12日凌晨夜袭日军，砍死砍伤逾千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1架，500名大刀队员仅23人生还[58]。此后，日军继续进攻，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线[59]:8。中日两军在长城爆发军事冲突，虽然中国军队在几次战斗中占上风，但在日军迂回包抄下，北平、天津受到威胁，因而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到长城以南[54]:12。5月31日，黄郛遣代表熊斌与日方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53]:101。
1933年5月初，日本关东军派遣伪军刘桂堂部、张海鹏部、李守信部，共约1万6千多人向察哈尔进攻[61]:126。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44]:297。6月22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44]:297。一个月后伪军反攻，重新占领了多伦[61]:13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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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7日，蒋在绥远会见荣王、德王、潘王等蒙人与党政人员，并对各主席和边外将领指导一切[60]:366。
1935年与1936年，中国为保卫华北，两度不惜一战[14]:659。1935年4月起，日军开始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62]。日本军方以动武威胁，迫使中央政府党、政、军人员和机关撤出河北省、察哈尔省，并要求中方取缔军民排日行为[54]:12。6月27日，察哈尔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接受关东军特务长土肥原贤二之条件，撤退张家口驻军及中国国民党党部，解散排日机关，协助日本人在内蒙活动，允许不向察哈尔省移民，是为“秦土协定”[14]:634。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59]:11。从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驻平政务委员会之后，同归终了，国民政府失去对河北省之统驭力[14]:634。国民政府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各师师长分任北平、天津等市市长[54]:13。土肥原贤二催宋哲元与商震宣布自治[14]:637。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受南京国民政府节制之地方行政机关；但对日本军部，宋哲元等人就是下一个溥仪[54]:14。
1935年11月9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中山水兵射杀事件。11月，土肥原贤二操纵多个汉奸组织联名致电北平宋哲元、河北商震、山东韩复榘、山西徐永昌、绥远傅作义、察哈尔张自忠等，要求开放政权，允许“自治”[63]。11月24日，河北省蓟州密云区兼滦州榆关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军唆使下[14]:637，在通县通电全国，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4]:637宣告成立，殷汝耕担任“委员长”[62]。12月25日，殷汝耕又宣布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25县[14]:637，自任“政务长官”[62]。1935年12月18日，国民政府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对抗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日本军方所期盼之“自治”政府完全失去设立之根据，土肥原扰攘数月之分离华北阴谋只得暂时搁置[64]:378。1937年7月，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在日军指令下，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也被并入[62]。
1936年5月12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察哈尔省原政府委员德穆楚栋鲁普亲王（即德王）在日军支持下，宣布成立“蒙古军政府”并自任“总裁”[62]。11月，德王自组织内蒙古军政府，“西北蒙汉防共自治军”改称大汉义军，并一再侵攻绥远[65]:51-66。1936年11月26日，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部克复蒙军盘踞之百灵庙，是五年来中国首次攻势[14]:639。陈诚率军赴援，称：“人所待我者为不战而屈，今后我决战而不屈。”[14]:639
蒋提倡的“先安内，后攘外”国策，即先剿平中共和地方割据势力，再凝聚力量抗日，与国内激昂的民族主义浪潮背道而驰[54]:20。
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李济深任主席，废除中国国民党[14]:615-616。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曾与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订立同盟协定，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第十九路军允尽力消灭福建与苏区间一切障碍势力，双方恢复商品贸易，并采互助合作原则；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赞同福建境内革命之一切组织之活动[14]:624。
中国军队拥有庞大陆军系统，从1933年起陆军装备、编制整顿[44]:53。
1935年，蒋加快备战，首先在全国各地推行“新生活运动”，灌输民众“军国民教育”；接着，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借着追剿“长征”红军，中央军政进入西南各省；统一货币，实施“兵役法”[54]:20。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是关于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之崭新纲领，又称《八一宣言》；宣言果断放弃中共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执行之左倾关门主义的“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首次提出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之主张[66]:93。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67]。学生1,000余人出动示威，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与军警冲突，数人被捕[14]:641。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将“反帝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发展为反日反蒋、上层与下层双管齐下之统一战线策略[66]:93。
1936年，蒋暗中和中共谈判，积极和各个地方军系谈和，完成中央军30个师整编[54]:20。5月，日本破坏海关缉私，并增兵华北，中国一再提出抗议[68]:33。日本总想待中国内变，但是不若其所希望，两广问题不但未引起内战，反使团结加强[14]:659。9月，基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放弃反蒋方针，确立“逼蒋抗日”[66]:93。12月23日，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在枢密院报告，如果国民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即断然排击[14]:659。国内各股势力都愿意服从蒋指挥，共同对抗日本；促使蒋必须一改从前暗中准备抗日之态度，采取更强硬立场回应日本挑衅[54]:20。中共在西安事变后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69]:37
1937年初，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再与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谈判华北经济问题，以南京不同意日方要求，仍无结果[14]:659。日本有“甲等师团”17个陆军常备师团，加上各特种部队，兵力约40万人；有后备军人动员体系，完全编组后备师团，兵力可达400万人[54]:21-22。4月，日本再增兵平、津；外务相、大藏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会议，决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亲满地区；报纸声言扩大塘沽协定及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令华北“中央集权化”，甚至有驱逐第二十九军之说[14]:659。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模仿普鲁士参谋本部建立参谋作业；战术灵活，战场部署不苟，单兵战斗基本动作完全按照教典展开；炮兵测量与步兵、装甲部队协同作战熟练，空中火力到位[54]:21-22。战争开始时，日本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强大优势，计划采用速战速决之作战方针，甚至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面对日军强大攻势，在中国形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订全国抗日军事方针，建立全民族抗战之政治、军事体制[70]:164。中国在抗战爆发前夕，陆军共138个师，180多万人，部队编制、器械和训练落伍，战力低落，没有后勤动员能力；部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原来地方势力之武力，靠主官个人关系维系士气，没有国家观念；政府国军德械师只有8万人；军队现代后勤、医疗和训练体系建立不久，个别省区部队装备是民初单发枪械，停留在清末水平[54]:22。战争初期，日军凭借军事装备，相继占领北平、上海、南京等城市，控制主要交通点线；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利用广阔国土空间，采取逐渐消耗乃至消灭日军之防御作战方针，挫败日军速战速决之计划[70]:164。日本舰艇有285艘，排水量1,400万吨，空军飞机2,500架；中国舰艇有50多舰，排水量5万7千吨，空军飞机500架[54]:22-23。
面对日本侵略，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战争中，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日军之进攻，在淞沪抗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多次大规模战役中显示中国军民之决心[70]:164。可见，倘若不是中国百般忍让，全面战争早就发生；倘若不是日本要在华北制造另一满洲国，全面战争或将再延迟相当时日[14]:659。
1937年5月，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在热河承德，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分别召开会议，加紧压迫绥远、华北[14]:659。6月初，近卫文麿组阁，广田改任外相，一意将就军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扬言，为对俄作战，应先予南京政府以武力打击[14]:659。4月日军宛平城外演习炮声传到邻县，6月以来，驻丰台日军演习渐增至三至五日一次，初为虚弹射击、昼间演习，后竟实弹射击、实行夜间演习，且有数次演习部队竟要求穿宛平城而过[47]:5457-5458。
1937年上半年以前，中国军队在华北前线驻防只有第二十九军1个军兵力，分散于张家口、北平、天津及平绥铁路、北宁铁路沿线，兵力十分单薄[44]:53。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总兵力约10万人[44]:56。
7月6日，驻丰台日军不顾大雨、道路泥泞，在芦沟桥铁路桥东北龙王庙演习场地，以芦沟桥为攻击目标，进行攻击演习，至宛平城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遭中国军队拒绝，双方交涉至晚间，日军退回丰台[47]:5463。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晚7时30分，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至芦沟桥西北龙王庙附近演习，晚10时40分宛平中国军队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响起枪声，数名日军到宛平城声称丢失一士兵，国军拒绝其进城搜查要求，日军立即包围宛平城，并开枪示威；北平东交民巷日本华北驻屯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据清水节郎报告，即令丰台一木清直大队长带领第三大队前往卢沟桥指挥战斗，夜12时，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电话通知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第二十九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当即答复，“芦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丢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引起误会”[47]:5463-5464。在日本的寺平副官依然坚持下，日军包围卢沟桥，开始从东西两门外炮击城内，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奉命率团反击，是为卢沟桥事件或七七事变[37]:307-308。日本则称为“北支事变”[37]:317。7月8日凌晨2时，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宛平县长王冷斋与松井久太郎交涉，当时失落之日军已归队，4时日方代表要求宛平城内国军从东门撤至西门，由日军占据东门再行调查被拒；谈判期间，4时50分日军向宛平城开炮轰击，国军第二十九军吉星文第二一九团金振中营开枪还击，中国抗日战争揭幕[47]:5464。“七七事变”在日方看来，仍然算是许多大小冲突之一；日军在宛平县郊演习，姿态耀武扬威，还要求进城搜索，全是在制造借口，压迫中方让步；实际上，日本并不将中国放在眼里，军部设定假想敌是苏联；东京根本没有打算在中国扩大战事，只打算巩固华北势力范围，扩大日本利益；但华北、东北日本少壮军官却嫌打打停停太缓慢，主张再给中国“一击”，令中国就范；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部“扩大”与“不扩大”两派相持不下；扩大派占上风，东京下令增兵华北[54]:12-13。
7月8日，蒋在当日写下：“倭寇在芦沟桥挑衅：一、彼将乘机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54]:19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向中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扺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66]:94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几天后才赶回天津坐镇；宋为保存实力，不愿拿地盘和部队与日本硬碰，想透过与日方交涉保持局面，尽量委曲求全；于是宋搁置部下之备战计划，不顾南京电报，和日军私下洽谈停战协议；宋为“表示谈判诚意”，下令撤除北平沙包和拒马[54]:18。
7月17日，蒋写道：“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乎。”[54]:21蒋发表《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庐山声明），正式表明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37]:328-329。
7月14日，毛泽东等致叶剑英电，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缓线国防。”[66]:94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红军将领，请蒋严令第二十九军保卫平、津、华北，动员全国海陆空军，驱逐日寇出中国，红军愿在其领导之下为国效命[14]:662。中国共产党首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电呈蒋，愿在领导之下，为国效命[53]:120-121。蒋之严正表示得到中国各地势力支持，陕北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四川川系、广西桂系、山西晋系、西北马家军、云南滇系等军政将领一致表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要求共同抗日[37]:330-332。
日军于7月25日攻占廊坊车站[37]:334。7月26日，日本总攻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缺乏战备，奋力抵抗[54]:27。月底，日军进占天津、北平，第二十九军主力退守保定一线，余部由张自忠率领接受日军条件而困居北平，平津作战结束[37]:335-344。
7月27日开始，日本军根据参谋总长之命令组建派往中国战场之化学部队；此后，又培训各部队中从事化学战之人员，并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70]:134-135。据统计，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超过2,000次，有9万余中国军民受害，其中国军士兵受伤4.7万，死亡6,000；八路军士兵受伤3.7万，死亡1,500；平民与战俘伤亡1万余人[70]:135。
7月31日，蒋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只有抗战到底，与倭寇死拼[14]:662-663。8月初，蒋复宣示抗战方针，随时随地抵抗，使日本人战而不取；各地重要军事将领，如广西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云南龙云、中共朱德等，不论以往与蒋有何意见，均会集南京[14]:663。8月7日，蒋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各地方军事领袖都出席参加，蒋在会上宣示，战事一起，“各省与中央须完全一致，各无异心，各无异言。”[54]:33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一致赞成[54]:33。
1937年8月8日，日本曾拟有《停战条件》及《国交调整案纲要》，准备谈判[14]:663。8月12日，中国中央政府决设置国防最高会议，推蒋为陆海空军总司令，以军事委员会为统帅部[14]:663。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53]:111。推蒋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全局，领导对日抗战[53]:112。8月15日，日本正式下动员令，编组上海及华北派遗军[14]:664。8月16日，改以蒋为大元帅，组织大本营；南京失守后，大本营撤销，仍由军事委员会总揽军事[14]:663。
1937年8月20日，中国划分南北各战区[14]:664。同日，国民政府颁布战争指导：
⑴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之付托，统率陆海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⑵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战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部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联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之最高原则。
⑶各部之“作战指导”
军令部。将全国分为五战区：第一战区（平津线）对进迫该战区当面之敌，实行软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俾第二、三战区之作战，如敌军企图决战时，应毅然尽力以防制之。第二战区（察晋）打破敌军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第一战区，不敢放胆实行正面攻击；第三战区（沪京）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预备敌军再来时之应战。第四、五战区（略）。
- 政略部。内求社会内部之安定，以树立长期抗战之基础；外谋国际舆论之同情，使敌国受孤立无援之压迫。
- 财政部。安定金融，整理税务，筹发公债及募集外债。
- 经济部。扩张产业，以极力谋求自给自足之方法，纵使国际间之交通被敌国遮断，我国军民与民众战时生活上必需之资料，不因此而受重大之威胁。
- 宣传部。永保精神动员之团结巩固，并将国军自卫而应战之决心与事实，昭告国际朝野，免为敌人反宣传所蒙蔽。
- 训练部。以军事化之目的，组织及训练民众，使人人皆有为国牺牲之决心与技能，并防止汉奸间谍之暗中活动与蔓延[3]:109-110。
1937年8月20日至25日，中共召开洛川会议，确立抗战方针[71]:32：“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国民革命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72]同日，毛泽东则命令八路军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义部队作战，却事后透过无线电告知前线指挥官，早先命令纯粹为宣传，事实上八路军应尽量放慢移动速度，“每天移动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73]:40-41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66]:96。八路军辖3个师（第115、120、129师），计3万人，师长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副师长为聂荣臻、萧克、徐向前，政治委员聂荣臻（兼）、关向应、邓小平[14]:665。全军共4.6万人[66]:97。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第115、第120、第129师各抽一部共9,000余人，组成直隶中央军委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66]:97。9月11日，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番号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由正副总指挥改称正副总司令，但八路军称呼仍被指战员和群众习惯沿用[66]:97。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军长；尔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副主任[66]:97。新四军辖4个支队，计1万余人，支队长为陈毅、张云逸等[14]:665。全军共1.03万余人[66]:98。
8月28日，日本宣布封锁中国港口，对沿海一带，中国苦无海军，仅由陆军固守[38]:75。日军曾炮轰厦门[38]:75。9月6日，日军攻赤湾，威胁香港，日舰巡行于伶仃洋面，港粤航行陷于停顿[38]:75。
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53]:121。宣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且派遣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到南京[54]:33。9月23日，蒋为中共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人人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54]:34-35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4]:323，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37]:355-357[74]:323[75]。
1937年北平芦沟桥事变后，蒋为长期作战，将日军入侵方向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同时也为引起国际社会（上海公共租界）注意日本侵华，在上海主动攻击日军；中日两国不宣而战，由地区冲突真正升级为全面战争[56]。蒋对麾下称：“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54]:337、8月之交，中国部分军队已开抵上海附近，并计划封锁江阴要塞，使长江日本船舰无法逃脱；行政院秘书黄濬受日本收买，泄露消息，汉口一带日舰、日侨先期退出[14]:663-664。7月中旬，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建议东京，不宜将战场局限于华北，应同时攻取上海、南京，分散中国兵力，制其死命[14]:664。7月下旬，长谷川清借口陆战队1名失踪，布防上海闸北[14]:664。8月9日，中、日士兵在上海机场冲突[14]:664。8月1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接南京电话：“进军上海”[54]:39；8月12日，国军德械师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分别出现在江湾、闸北[54]:37。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淞沪会战揭幕[14]:664。国军第八十八师先头部队在八字桥遭遇日军，双方互指对方先开火[54]:39。淞沪会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首场大型会战，是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之战役[76]。中方称“八一三战役”，日方称“第二次上海事变”[56]。中日双方约有10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持续3个月，日军宣布死伤4万多人，国军统计死伤30万人[44]（日军死伤实则近10万人[77]）。上海日军初仅陆战队1万人，中国陆军4万人，空军轰炸日本军舰；此后双方陆续增兵，国军虽不惜牺牲，终不抵日本炮火[14]:664。据学者李君山统计，30个国军德械师，有21个师先后派到淞沪战场[54]:42。
日军机13架轰炸杭州[14]:664。日本军机分批袭杭州及广德机场，时国军第四大队各机甫自周家口抵笕桥机场，即紧急升空作战，由大队长高志航率机27架，分途拦截，结果击落日军九四式轰炸机3架，后世称八一四空战[78]:283-286。中国空军取得九比零战绩，1940年国民政府明令订8月14日为空军节[54]:40。
1937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宣布自卫抗战[14]:664。中国可供作战飞机仅220余架[14]:664。中国空军分批出击上海敌军事据点及船舰，并以驱主力防卫首都南京[78]:283-286。8月23日，日军松井石根率两个师团登长江南岸，上海战事从市区攻防转为大规模阵地战[54]:40。第一阶段，日军刚登陆，国军在长江沿岸强攻图打击日军；第二阶段，9月11日起，国军因伤亡过大改采守势，将主力撤到浏河—罗店—蕴藻滨—江湾一线，日军转守为攻，主攻罗店，国军死战不退；第三阶段，日军在北线进展，南面防线突出，一部向南回转，欲包抄国军后路，鏖战苏州河[54]:42。9月中旬，国军退守第一预备阵地；日军约10万人，国军约30余万，制空权则在日本之手[14]:664。日本启动后备动员体系，共12个师团抵上海[54]:42。战役后期，国军败退，上海将失守[76]。由于国军抗敌死伤极为惨烈，战史学家喻之为“血肉磨坊战争”，甚至被喻为“中国版凡尔登战役”[56]。9月28日，国际联盟谴责日本暴行[54]:54。
9月下旬，国军退守第二预备阵地；10月26日，主要阵地失陷，退向上海西部[14]:664。10月，国府决议迁都重庆[56]。10月下旬，日军迂回包抄后方，国军主力开始撤向苏州河南岸[54]:45。10月21日，国军以广西军队为主力兵分三路总攻顿挫，日军立刻跟纵逆袭；10月26日，蒋亲自下达“固守”命令，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手令：“著第五二四团中校团附谢晋元，率该团第一营（加强）杨瑞符部，于本晚先在北火车站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师主力转进后，迅速进入四行仓库固守待命。”[54]:49谢晋元率领由约430人组成一个加强营，固守四行仓库；他们从此成为上海“孤军”[76]。10月27日，最多三万民众在苏州河畔四行仓库观战；10月29日，由女童军杨惠敏冒险送入之中国国旗在四行仓库顶楼升起[54]:50。
11月7日，日军组成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同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54]:55。日军2个师（第10军）登陆杭州湾，国军全线西撤[14]:664。11月9日，国民政府发表自上海撤退之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14]:64111月11日，国军撤出上海[54]:55。11月12日夜，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56]。11月17日，蒋于陵园官邸召开第三次会议，独排众防守南京，陆军训练总监唐生智表示愿意防守首都[54]:63。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言，决不为城下之盟[14]:664，“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吾人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54]:59由于苦战之后，实力丧失十之六七，无法遏止日军前进，预设之长江至苏州、嘉兴及江阴至无锡国防线不守[14]:664-665。除军队耗损，淞沪会战后期毫无章法之撤退令战线完全崩溃，令日军得以长驱直入，间接导致南京保卫战提早开战[56]。东京大本营主张不进攻南京，设下追击“统制线”，限制日军在苏州、嘉兴以东之线；日军前线将领则主张“暴支膺惩（惩罚暴戾的支那）”，认为只要逼迫中国，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就能屈服中方求和，逐渐成为日本舆论主流；12月1日，东京大本营颁布《大陆命第八号》，正式下达“敌国首都南京攻略”之命令[54]:62-63。根据相关研究，日本陆军自1937年7月7日至12月31日至少在华东死亡24,026人，其中战死至少18,344名，战伤死至少3,554名，病死至少2,093名，事故死至少35名（实际死亡人数很可能远高于上述数据）[79]。
1937年11月下旬，松井石根5万部队兵分6路，进兵南京[54]:63。12月3日，数十架日机飞临南京上空，中国空军只剩下两架零件完整能起飞之战机，乐以琴、董明德驾驶美国造“霍克III型”双翼驱逐机迎战，乐以琴殉国，年仅23岁[54]:63-64。12月8日晚，日军全线突破中国军队的外围防线，直逼南京城[80]:99。12月12日，中国首都南京陷落，12月24日，杭州继之[14]:665。
攻陷南京后，日军入城大肆搜捕中国士兵，第6师团奉命“不论妇孺，一概格杀”，又以“未和中国宣战”为由，中国士兵不具俘虏资格，默许集体杀戮、施暴[54]:66。12月13日南京失守后，日军遂进行震惊世界之“南京大屠杀”[56]。当时南京各国记者（包括日本随军记者）报导：民众被迫自掘坟坑，然后日军以机枪集体射杀；中国人遗体堆叠山高，成堆抛入长江[54]:66。日军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奸淫、屠杀，被掳官兵、平民妇孺，或遭集体扫射或被砍死，为时一周[14]:665。国军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排长徐朝禄少尉见到“沿街满是尸体，还有好多赤裸的女人及女孩，被日本人用刺刀从下体挑得肚破肠流，躺在那里。”[54]:66日军用绳索，将数百名徒手士兵或民众捆绑在一起，用机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81]:31-32。由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日军在6个星期内，屠杀至少20多万人[54]:68。在张纯如《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南京浩劫》里，列出不少机构和学者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之研究数据：根据当时南京之埋葬纪录，最少也有20万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录得死亡人数为26万；南京军事法庭提出遇难者总数在30万人以上，在中国被普遍接受[82]:169。12月15日，蒋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54]:6512月17日，中支那方面军举行南京入城式[80]:103。而根据日本陆军内部资料，自1937年11月8日至12月13日止，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共死伤两万六千多人[83]。
华北日军占领北平后，一方面以主力沿平汉铁路进攻河北保定、沧州、石家庄、德县一线；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绥铁路北攻南口[14]:665。1937年日军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策划下，以相当大兵力主攻南口，中方由汤恩伯部之王仲廉师苦守，8月9日，日军开始正式攻击[38]:94。察哈尔境内日军南攻张家口，激战16天，8月下旬，南口失守，张家口亦陷[14]:665。8月31日，日军中国驻屯军与到达的国内援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第1军和第2军[80]:82。日军进陷山西大同[14]:665。9月13日，李服膺部在天镇、阳高一线守护不力，大同弃守[38]:95。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雁门关一线组织防御[80]:83。
第八路军朱德部奉命增援，与山西王靖国部配合两方夹击[38]:96。1937年9月25日，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被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以东设伏，经过激战，该部日军1,000余人被全歼，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74]:323；击毁汽车100辆、大车200辆，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84]。甫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红军林彪师会同晋军、陕军重创4,000日军于晋北平型关，为中国在北战场之首次胜利[14]:665。9月26日，中国军队歼敌一个联队，日军向蔡峪口溃退，中国军队继伏重兵于平型关之土沟，待其增援之两联队经过，尽予以歼灭，遂成平型关大捷[38]:96。蒋致电嘉奖[74]:323。9月26日起，日军于连云港与中国军队发生炮战，图在墟沟登陆[38]:75。9月27日，中国军队乘胜攻灵丘，两败日军[38]:96。10月2日，日军占领连云港外东西岛[38]:75。
10月初，卫立煌率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从河北石家庄转赴晋北增援，并负责指挥忻口会战[80]:87。忻口正面中国守军与处于日军后方第十八集团军密切配合，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在晋北苦战[37]:434-452。10月26日，日军左纵队进抵娘子关侧后，中国守军主力仓促后撤，日军当日攻破娘子关，并追击溃退的中国守军[80]:91。中央军及晋军破之于忻口，军长、师长战殁，而战地不为之动[14]:665。
10月，日军一支西陷绥远省城归绥，一支南犯太原[14]:665。11月2日，晋东方向日军占领昔阳，形成与晋北日军会攻太原之势，忻口中国守军当夜南撤保卫太原[37]:470-475。日军改自河北攻晋东；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14]:665。
8月8日，蒋分析国军作战态势时认为：“全部战略之弱点，乃在山东，应设法补救。”[54]:82南口之战告一段落后，日军循平汉铁路南下：9月，攻陷河北保定；10月，攻陷石家庄；11月，攻陷河南安阳；另一路由津浦铁路南下，攻陷德州[14]:665。青岛以陷于海陆夹攻，守军于炸毁纱厂后西撤[14]:665。1938年1月11日，蒋由武昌飞开封，召集第一战区、第五战区团长以上军官会议，演讲“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要求各将领要铲除保存实力、拥兵自重之亡国思想，演讲完毕，当场下令逮捕韩复榘[54]:83。
根据利用日方官报死者名单所做出之研究，1937年日军至少在华北战死8,177人、战伤死1,164人、病死546人、事故死87人、原因不明死去1人，总共在华北至少死亡9975人；在内蒙至少战死112人、战伤死13人、病死5人，总共在内蒙至少死亡130人，合计1937年日军在华北与内蒙至少死亡10,105人[85]（然华北战场实际战死者数量应该有更多的上修空间，因为根据日军之后的机密文件显示，当场战死的人数往往是伤重不治者的十多倍[86][87]，所以华北战场实际的当场战死人数应比8,177人多出不少）。
1938年2月，津浦铁路北段日军（华北方面军）深入鲁南，南段日军（华中派遣军）越过淮河，企图合犯徐州[14]:665。面对徐州北面门户洞开，李宗仁调整部署，同白崇禧商定改为节节抵抗、诱敌深入，吸引日军孤军南下，相机将敌围歼[54]:85。3月，南来日军进攻临沂，为时8日，伤亡颇大[14]:665；在津浦铁路南段，张自忠第五十九军（30,000人）强行军不到24小时到临沂近郊沂河西岸，3月12日分两路强渡沂河，同时庞炳勋第三军团（第四十师5个团，13,000余人）从临沂杀出，坂本支队（第5师团第21旅团为主力）向北溃退[54]:86-88。3月17日，国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3,000多人殉国；3月18日，濑谷支队（第10师团第33旅团为主力，配属炮兵、工兵、装甲车之“战斗群”，约万余人）攻下滕县[54]:85-86。
徐州东北台儿庄攻守尤为激烈，为时4周[14]:665。濑谷支队以第63联队组成“台儿庄派遣队”，3月24日开始进攻台儿庄；同日蒋带白崇禧到徐州，隔日白崇禧向蒋建请调来有德式反战车炮之中央炮兵第十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三十一师池峰城部守台儿庄，至3月31日全师伤亡超过七成，孙连仲挂电话给池峰城：“士兵填完了，你就填上去，你填进了，我就来填进去！”[54]:88-89。中国以4倍兵力，截断日军补给，歼其16,000人，日军于4月7日后撤，证明其并非无敌[14]:665。4月7日，汤恩伯第二十军团（10个师，72,000人）大败坂本支队；同日李宗仁、白崇禧下令全线反攻，汤恩伯军团、孙连仲集团军反攻大破濑谷支队，重创坂垣师团[54]:91-92。3月16日至4月15日之“台儿庄会战”，中国军队约29万人和日军约5万人在徐州台儿庄激战一个月，中方伤亡5万余人，毙伤日军2万多人；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曾3次赴徐州视察督战[84]。捷报传到武汉，10万人上街游行庆祝[54]:95。南京失守后之士气为之重振，人心尤为兴奋[14]:665。日军两个师团伤亡近2万人，中方死伤3万余人[54]:95。日军改向山东、河南之交与安徽北部进攻[14]:665。5月17日，李宗仁主动放弃徐州，国军主力撤出[54]:95；月底，河南兰封、归德相继失陷，日军攻打襄阳、樊城[54]:106。5月，国军放弃徐州，战场移于豫东[14]:665。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不是先有国军才有抗战，而是因为抗战才造就出国军”；4月25日，李宗仁呈蒋四月敬电：“前次台儿庄作战，孙总司令连仲指挥所部，固守台儿庄各村落，虽敌屡以主力，集中炮火，猛烈攻击，皆能不恤伤亡，沈着应战，并时反击，予敌以重创，使汤军团及张轸师，达成包围，把握胜利。汤军团长恩伯，指挥主力，迂回枣、峄，行动敏捷，侧击敌军，果敢攻击，获取胜利之基础。该总司令、军团长，忠勇奋发，指挥洽当，寔已开国军胜利之途径，树袍泽奋斗之楷模，恳予特别褒奖，以励有功，至所部各级官长作战功绩，已令查明呈报，以资分别奖叙。谨电呈鉴核”[54]:96。
1938年6月5日，国军不守开封[14]:665。国军掘毁郑州以东花园口黄河堤防，洪水向南泛滥，人民损失惨重[14]:665-666；6月9日决口成功，开始放水[54]:109。总计淹没40余县，河南民宅冲毁140余万家，陆沉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陆沉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余万人[14]:666；夺去89万民众性命[54]:109。日军进攻郑州、南窥武汉之企图为之滞延[14]:666。
武汉为南京撤退后最高统帅部所在地，亦为日本次一攻击目标[14]:666。1938年2月以来，日本空军不断轰炸，遭到坚强抵抗：2月8日，中国空军及苏俄义勇军击落日机14架，中国大队长李桂丹战殁；4月29日，击落日机21架，中国损失9架，苏俄损失2架[14]:666。6月15日，日本海军溯长江西上攻陷安庆，会同陆军突破江西马当要塞[14]:666。7月25日，九江失守，武汉外围会战开始，日军分3路前进[14]:666。
9月底，日军主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到江西九江德安县万家岭地区，国军第九战区部队由薛岳指挥下属10万将士，在南浔铁路战场与日军约28,200人激战13昼夜，歼敌1.4万，日军前所未遇重挫[84]。
10月12日，日军4万人登陆大亚湾，10月21日占领广州[14]:666。10月24日，国军主动退出武汉，武汉会战结束；11月11日，日军占领岳阳；11月12日长沙大火，20万人无家可归[54]:114-115。《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之战略方针，致使中国大片土地相继沦陷”[88]:472。蒋致孔祥熙十一月皓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致长沙大火人民受殃，着即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54]:117尤其是武汉失守以后，抗日力量严重削弱[88]:472。
中国敌后军民展开“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即散兵作战）等广泛之游击战争，牵制与消耗日军，并在1940年进行“百团大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抗日持久战，使战线延长[70]:164。日军虽然占领大片中国国土，但无力全面进攻中国，无法实现征服中国之目的；于是，日军在正面战场采取局部军事打击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之策略，把军事进攻之重点转向后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作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等盟国成立中国战区，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中国则出兵缅甸联合盟军对日作战[70]:164-165。
1937年，“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62]。1937年12月1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并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62]。1938年3月2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心腹梁鸿志任“行政院长”之“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62]，并与日本订立条约[89]:21。1939年9月1日，日本人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合并，在张家口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1941年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任“主席”[62]。1940年3月29日，汪精卫政权成立于南京，汪精卫自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主席之位为林森预留[59]:15；陈公博、周佛海等分据要津，“维新政府”取消，北平“临时政府”改名“华北政务委员会”，由日本直接控制，非汪之权力所及[14]:679。
日本于1937年12月22日向中国提出更苛刻“和谈”条件，并声称“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90]，蒋乃中止与日本谈判[91]:1473。
1938年1月，孔祥熙继蒋为行政院长，3月，蒋任中国国民党总裁，汪任副总裁，汪难免有不快之处[14]:677。12月19日，汪夫妇与追随者从重庆出走，先到昆明，然后转往河内[54]:149。12月29日，汪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依近卫之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3点，与日本恢复和平[14]:678。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党籍；撤革所有职务，国民政府下令严缉民族叛徒[14]:677。3月，汪在河内遇刺，未中，再宣布和平是中国独立生存之要道，急于自立政府[14]:678。汪一行人在日方协助下，5月抵达上海，6月转赴东京[54]:153。12月30日，日、汪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参与其事之高宗武及陶希圣竟逃往香港，将全文披露，证明汪之卖国证据，日、汪大感狼狈[14]:678。1939年9月12日，日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59]:15。1940年3月26日，汪精卫伪组织在南京成立[68]:41。1940年，汪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于3月29日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89]:132。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68]:41。
为动摇国民政府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成为中国抗战政治中心之重庆持续数年“战略轰炸”，使许多民众遭轰炸而牺牲[70]:132。1939年后，日本空军对中国后方轰炸远及于西北兰州、西安、西南之昆明，而以重庆为主要目标[14]:686-687。总计日军对西南大后方，投弹60,174枚；重庆受创最烈，尤其是5月3日至5月4日，落弹上万枚，伤亡惨重[92]:32。特别是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间长达5个小时；十八梯大隧道内由于避难民众人数过多，通风不畅，致使1,200名左右之避难市民被活活闷死；这就是“六五大隧道惨案”[70]:132。此一年之内，总计各地被空袭2,600余次，人民死者28,000余，伤31,000余，房屋被毁138,000余间[14]:687。除少数边远省份外，中国各省均曾遭到日机轰炸；这种不区分军队与平民目标之无差别狂轰滥炸，给民众生活带来深重灾难，人们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70]:132。
日本为巩固已有据点，维护水陆运输线，扩大占领区，严密封锁中国对外交通，1939年至1941年，一再发动攻势[14]:686。重要战役，一为两次赣北之役：第一次在1939年3月，日军约50,000人，进犯南昌，国军约20万迎击，一周后南昌陷落；第二次在1941年3月，日军约4万，国军倍之，激战于南昌以西地区，为时2周，日军颇有损失[14]:686。二为两次鄂北、豫南之役：1939年4月，国军在各战区反攻，5月，武汉日军5万分路进攻，为10余万国军所遏阻，成相持之势[14]:686。历史学家吕芳上称，1940年枣宜会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与敌激战九画夜，命令部队死守阵地，没子弹用刺刀、用大刀、用石头、用牙齿与敌缠斗、拼个死活，以原始身躯对付现代武器[54]:5。1940年5月，日军再度进犯，兵力约增加一倍，中国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6月日军占领宜昌，截断四川、湖南间水运[14]:686。三为两次湘北之役：1938年11月，日军自湖北侵入岳州，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下令纵火，长沙全市几化为灰烬，1939年9月日军10万来攻，10天后为国军20余万拒退，为第一次长沙大捷[14]:686。长沙会战结束后，白崇禧在衡山军事会议上分析，日军有“快”、“硬”、“锐”、“密”4项优点；国军在反击时，应以稳定对快速、坚韧对强硬、伏兵对锐利、严明对机密[54]:162。
1939年2月10日，日军占领海南岛[68]:39；6月发动潮汕战斗占领潮安、汕头；11月，登陆钦州湾；兵力约5万人，西趋广西，袭陷省城南宁，完全断绝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间之交通[14]:686。11月15日，日军70艘登陆艇在北海湾龙门港登陆，很快占领南宁；12月4日，占领昆仑关；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要收复昆仑关，向蒋申请调用中央军第五军任主攻[54]:155。12月，国军16万于南宁东北昆仑关大举反攻，历时两月[14]:686。12月18日，国军反攻，血战近两周夺回昆仑关[54]:157。而在1939年10月下旬时，时任陆军次官的阿南惟几在省部联合会议上发言表示，已经有数十万名日军阵亡于中国战场[93]:46。
日本对外扩张政策，分南进与北进[14]:684。1939年5月起诺门罕战役，苏军在朱可夫统领下以寡敌众，击溃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54]:155。直接导致平沼骐一郎内阁倒台。7月，日本决定南进，为处理“中国事变”，更须解决南方问题，断绝越南、缅甸与中国交通[14]:684。
1940年，日军出兵侵入越南，威胁英荷南洋帝国[38]:257。6月，乘法国在欧洲战败，迫令维希法国停止滇越铁路为中国运输物资，中国通海口之交通线全断[14]:684。7月，英国政府为讨好日本，竟封锁中国唯一国际边道滇缅公路，使中国作战物资之出口完全断绝[38]:257。后因美国对日态度趋于强硬，3个月后，始行重开[14]:684。自此中国深感财政困难，通货膨胀不已，军民生活日益艰苦，直到1944年秋间，实为中国抗战最艰苦阶段[38]:257。9月，六万日军登陆安南北部进攻滇桂[68]:41。而日军同样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如东条英机在1941年10月14日的发言当中，就承认日军已经有数十万人在华作战阵亡[94][93]:611。另根据日本战后研究，在华日军作战阵亡或因重伤残废无法再度返回战场：1937年至少5.1万人，1938年至少8.9万人，1939年至少8.2万人，1940年至少4.2万人，1941年至少4.1万[95]:204-205。
国民政府1938年11月划分的十二个作战区域，分别为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三战区、第四战区、第五战区、第六战区、第七战区、第八战区、第九战区、第十战区、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96]:409-410。
为孤立抗日力量，日军强迫大批老百姓迁徙到其划定之变相集中营，建立“集团部落”，使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以此割断民众与抗日军队之联系[70]:133。日本严格禁止老百姓在“无人区”居住和耕作；而在“集团部落”内部，则实行“米谷统制”政策，农民自己加工粮食之工具也被没收；日军规定农民生产之一切粮食果品统归大仓，严禁私留或者买卖，否则受到严厉惩罚；生活在“集体部落”之老百姓已经失去一切人身自由[70]:133。
日本军制造“满洲国”后，万里长城成为它与华北地区之所谓“交界”地带；从1941年秋到1942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八路军沿长城一线建立带状之抗日根据地；日本军感到威胁，在“满洲国”军配合下，把居民强行迁移到集团部落，将原来之村庄烧毁，不愿意迁移之居民则被屠杀，结果在沿长城一线建立500公里以上之无人区；因此，大量农民失去家园，因饥饿与疾病而死亡[70]:133。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八路军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与太岳区时，下令：“这次作战，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97]
1939年华北日军总共有6,637人战死、16,758人战伤，1940年华北日军则有6,337人战死，13,200人战伤[98]。
1939年11月26日冬季攻势晋系阎锡山爆发十二月事变，11月28日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宣布起义脱离晋系编入八路军120师、129师编制，促使冬季攻势担任主力的第二战区处于混乱[14]:682[80]:389。12月冬季攻势，国军动员80个师，55万兵力，各战区分别收复包头、信阳、沁阳等城市；隔年更攻入开封、新野、襄阳、福州等地；日军反攻回复原来战线，日本军部检讨时认为：“……我军未依期望进展，掌握主动，致使中国军队能发动此一顽强之攻势，直可视为事变以来陆军最为黯淡之时期。”[54]:162
1940年3月，国军由山西南部经太行山至河北向日军发动攻势，八路军在距离日军50英里外的情况下发动抗击朱怀冰、石友三的6万国军，八路军取得上风[80]:390[99]。华中地区国共发生竹沟惨案、平江惨案等事件，中共处于不利地位[80]:388。1940年10月，新四军与苏鲁战区之国军游击队在江苏泰州黄桥镇冲突，消灭苏北国军[54]:171。苏北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新四军与当地驻扎的国民革命军发生黄桥战役，一举击溃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属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80]:391。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作战；命令期限一再展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第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包围新四军主力10,000多人[54]:171-172。1941年1月4日至12日，新四军在皖南泾县遭国军包围（皖南事变），军长叶挺以下5,000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杀，番号撤销；中国共产党称为第二次反共高潮，自行任命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要求恢复该军番号，惩办与事变有关人员，撤退华中国军，平毁陕甘宁边区封锁线，废除一党专政，再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之抗日政权，维持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现状，八路军、新四军编为6个军，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国、共代表分任主席副主席[14]:682。最后中共统一整编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为7个师[80]:400。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100]:4681-4682。中国共产党出于此条约有利于打破德日包围苏联的局势，为国际局势考虑，表态全力支持。但其态度难以为民众所接受[101]:8-9。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80]:757-758。
1941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禁止对日本输出石油等战略物资，冻结日本在美财产，并要求日军撤出越南[54]:178。当时日本虽还有不少苏联库页岛的丰富油田开采权[102]，但只能勉强支持其侵华，因此在年底袭击夏威夷，扩大为太平洋战争。
1944年春季，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发动攻势作战，不过日军也发动最大规模的一号作战进行总攻击，日本稍微占上风的情况下，达到了最大占领范围；至1945年夏季国军反攻态势始慢慢出现，期间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70余座，收复大片国土[70]:165。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日军在第九战区有过4次大规模会战，日军先后出动66万人次、共伤亡10.7万人，国军出动100多万人次、共伤亡13万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直到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激战月余，日军才攻陷长沙[84]。1941年1月16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计划》，企图在年内在不减少现有兵力，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高压的军事态势，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尽早解决中国作战[80]:338。1941年9月，日军第二次来攻，4天后退却，此为第二次长沙之捷[14]:686。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目的在消灭第九战区作战主力，在9月28日攻入长沙，10月1日日军主动撤退；国军由西、北、南三面增援，损失严重[54]:177。第二次长沙会战于1941年9月6日爆发，历时33天，日军攻占长沙，之后迅速撤离，国军趁机收复失地，双方恢复战前状态[80]:345。阿南惟几为策应日军夺取香港作战，再次进兵长沙，薛岳领导国军节节抵抗，削弱日军攻势后往两翼撤退，诱使日军抵达长沙城下，两侧国军切断日军补给线；1942年1日日军不支后撤，遭国军拦截袭击，损失惨重[54]:177。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同盟国取得的首次胜利，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103]:99。
日本方面不满足于控制东南亚的油气资源，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中国的意义[59]:362。原本中英两军预定在曼德勒筹划与日军会战[103]:45，但日军先夺取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退兵，于是日军迂回至国军背后，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破局成为各自溃退惨剧，远征军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残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国或撤往印度，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六军撤退回国[103]:46-49。
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与中国全面抗战之战略观念不同；遂公开反抗蒋之命令[53]:131。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换杜聿明军长不获中国政府同意，乃不经预告，于二日后将中国战区作战之美国第十队轰炸机，全部调埃及助英军作战[53]:131。其后史氏曾拒绝将租借法案下拨给中美商业组织之中国航空公司两架运输机转交中国空军，不肯向华盛顿代转中国前线500架飞机之作战计划，反对美军1000桶飞机汽油之借用[53]:131。史氏甚至要求担任中国三军统帅，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为中国朝野所不满[53]:131。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发表新闻公报《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1895年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03]:488。1943年11月，日军进攻常德，战斗一直持续至12月20日，日军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国军队反击下最后撤退[103]:120-130。
1944年1月4日，支那派遣军向东京大本营提交作战计划，准备大规模进攻，打通平汉铁路及粤汉铁路，破坏美国在中国空军基地；1月24日，东京大本营批准作战计划，正式名称是“大陆打通作战”，行动代号为“一号作战”，动员兵力51万，轰炸机200架配合作战，调集2年用空军弹药，军用马匹67,000头[54]:223-225。
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的物资，日本于1944年4月发起豫中会战，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59]:841。4月23日、5月1日、5月25日，先后攻陷郑州、许昌、洛阳[54]:225。6月19日，日军攻破长沙[54]:235。6月2日，第十军进驻衡阳[54]:241。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59]:848。第十军堀壕灌水，作背水一战之决死阵势，能夜战，常逆袭，日方称为“勇敢之重庆军”[54]:243。华中日军与华南日军又联手发起桂柳会战，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后打到贵州省独山，震动重庆[59]:1032-1033。11月11日，桂林和柳州同时失守；12月5日，日军攻陷独山；12月10日，第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率900余人，跑步抵达独山，挡住日军攻势[54]:272-274。
正面战场之中国军队在1944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也取得胜利，并在6月收复柳州后，制订反攻计划；日军被迫开始收缩战线[70]:165。1944年5月，由宋希濂指挥的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军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抢通中印公路[103]:551-555。1945年1月，中缅国军会师南坎[68]:46。中印公路首次通车，蒋决定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自兹由印度运入作战物资，得以畅通，印度输油管亦接通至昆明[68]:46。
1945年2月以后，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于是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飞机场以维持大陆交通线的通畅并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集中全力于本土防卫，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59]:1034。在湖北，3月日本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103]:559。“湘西会战”从1945年4月9日起，止于6月7日，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后一场会战；日军为争夺芷江空军基地，共投入5个师团10万兵力，国军由何应钦亲自指挥9个军26个师18万兵力，战线长达200余公里[84]。战场位置在湖南省中西部，此战又称“芷江攻略战”[104]。日军攻入湖南西部，但是在中国军队抵抗之下，日军遭受挫败而退回原阵地[59]:1035。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人，战线长达200公里[104]。国军在会战主力王耀武指挥下，取得雪峰山大捷，会战以日军战败而结束，歼敌3万余人[84]。在湖南战场上中国军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浴血奋战，激起中华民族战胜日军之信心和勇气，日军自此逐步收缩战线[104]。湘西会战之胜利，标志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84]。
1945年7月27日，国军反攻，收复桂林[68]:46。策定反攻广州计划，完成一切部署，陆军总司令部推进桂林[68]:46。8月，美国第十航空队调增中国[68]:46。
1944年9月，苏联驻伊宁县领事公开支持肯定“伊宁解放组织”，随后该组织在迪化市、阿山、塔城县、阿克苏等地建立分支机构，为之后的三区革命创造了有利的基础[105]。
11月7日，东突解放组织特别选在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发动大暴动“伊宁起义”[106]。11月8日，穿着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服的士兵乘坐十多辆马车，车上架有机枪封锁伊宁城北司令部桥头，阻止国民革命军增援[107]。11月12日，暴动者在封锁伊宁市区后，开始针对汉族屠杀[108]。11月12日，爆发伊宁事变（中共称为三区革命，中华民国称为“叛乱”），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乌兹别克人）说：
| “ | 醒来吧！醒来的时代到了。真主是我们的信仰，穆罕默德是我们的圣人，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东突厥斯坦是我们的祖国。……按真主‘给暴虐以惩罚’的意志，我们相信真主无疑的诺言。我们伊犁人民团结起来，用棍棒铁锤起来反对横暴的政权而起义了，短时间内把汉人政权推翻后建立我们的伊斯兰政府。汉族血腥压迫的旗帜将被我们踏在脚下成灰烬。我们举起祖先留下来具有宗教意义的月芽、星星标志……所谓‘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谬论，制造假历史的骗子们，应该听清楚，永远记住以下事实：他们不要忘了，东突厥斯坦英雄的儿女们曾用棍棒攻击他们，汉族忍受不了这种打击。中国的官吏和帝王为了自己的土地和政权，建筑了三千五百公里万里长城，像害怕鹰的兔子一样跑到长城里面。这些事实虽然被汉族政府历史学家所隐瞒，但全世界历史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太阳是不能被衣襟遮盖住的。……[109] | ” |
1945年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华民国而独立，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副主席阿奇木伯克·霍加，总司令阿列克山德洛夫[110]。4月，曹达诺夫·扎义尔成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军政治部部长，在事后肯定苏联动员部队参与伊宁起义的贡献[111]。9月，国军新编第46师徐汝诚到达迪化前线，第八战区副司令郭寄峤进入新疆[112]。9月13日，国府吴忠信、朱绍良、郭寄峤分析情势：“三区叛乱军已推进到玛纳斯河，距迪化仅两日路程，目前屯兵玛纳斯西，有向迪化进攻之势。现守迪化之军队仅六营，援军由青海或兰州最快八到十日才能到达。”[113]
暴动期间中国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东北日报》、《边疆服务》等报刊则对国民政府压迫新疆少数民族、残酷剥削政策进行报导，并联合中共中央共同声援伊宁事变的民族起义[114]。新疆暴乱的革命者（如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拜克·木农阿吉）自称“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民族军”或“11月革命”[115]。中共1950年以前称新疆暴动者为“伊犁当局”、“伊塔阿三区”，在伊宁事变领导者因空难死亡后改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三区革命”[116][117]。
1945年7月26日，中国蒋委员长（未被邀请与会）、美国总统杜鲁门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波茨坦发表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谍，促其宣布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使用三国巨大之陆海军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38]:225。日本始终认为如果无条件投降，等于毁灭日本；公告中虽有将来可依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个倾向于和平及负责之政府之字句，然而未提及日本最关心之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118]:715。
1945年8月6日，为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市投下第一枚原子弹，8月9日又在长崎市投下第二枚原子弹[59]:1245、1250。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秘密协议宣布对日作战，随后出兵中国东北，相继占领朝鲜北部[70]:165。8月9日，中国各个敌后根据地军民开始大规模反攻作战，取得重大战绩[70]:165。8月10日下午7时，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日本请降照会》[119][59]:1256。下午7时50分，日本政府请降书，已请由瑞士、瑞典转达盟方，日本愿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无条件投降，但仅要求保留天皇，仍为日本元首[38]:227。晚上8时许，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经中央通讯社收获，发布号外，“顷刻震动全市，街头人山人海，遍处欢呼呐喊……超过十万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前欢呼，向蒋主席致敬……”[120]:668-669同日，在延安总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121]，令山西、河北、山东、绥远军队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配合苏联及外蒙军作战，亦即抢先进入东北[14]:720。8月13日，毛泽东对干部演说[14]:720。8月14日，朱德、彭德怀电陈蒋，公开表示抗拒统帅部8月10日给予该军驻防待命之命令，8月15日朱德又自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日军投降，受降地点及代表指定：一、华北在阜平地区，由聂荣臻负责；二、华东在天长地区，由陈毅负责；三、鄂豫两省，在大别山地区，由李先念负责；四、广东在东莞地区，由曾生负责[122]:404。
在中国军民和苏美盟国打击下，日本已无力继续战争，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70]:165。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国由瑞士政府之通知，获悉日本天皇已颁敕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宣告投降后，遂同时公布日本无条件投降[38]:230。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68]:46-47[59]:1280。8月15日15时，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致电冈村宁次，饬其命令所属向中国共产党投降[53]:147。朱德另电冈村宁次，命令日军分别向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广东）中共将领投降[14]:721。8月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发布命令，停止战斗行动[103]:681。于1944年接替汪精卫担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之陈公博，宣布解散伪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宣告灭亡[62]。日本既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国遂委任麦克阿瑟将军为盟军最高统帅，接受所有日本皇军投降（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by the Emperor）[注 11]，并负责主持占领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团由首席代表河边虎四郎参谋总长率领，于8月19日乘飞机至马尼拉，签订投降条件[38]:234。国军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一般命令第一号》所划分之受降范围，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应为中国（东北除外，归苏军受降）、台湾以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接受日本全面投降[38]:234。8月17日下午5时32分，冈村宁次覆电表示服从指示[38]:234-235。
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发表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军队停止敌对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以上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123]8月9日，苏军占领德王府，8月23日，八路军攻克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告结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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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投降[14]:715，中国派徐永昌参加签字见证[68]:47。9月8日，何应钦由芷江飞南京，9月9日上午9时，代表最高统帅，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38]:237。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八年中日战争告终[14]:715。按盟军指令，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必须立即向国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则不这么认为，除热河、察哈尔之张家口、山海关等6都市由苏联军所占据转交给中共外，其余重要都市多未进入和平状态，战事仍然持续[124]:218-222。
至1945年3月，国军共有31个集团军，106个军、316个师[125]。
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忠义救国军”控制，名义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区和黄浦江对岸一带游击，由青帮和洪门组成，暗杀间谍和汉奸，牺牲100多人；1938年8月13日“忠义救国军”潜入日军虹桥机场升起一面中国国旗[126]:268-269。
冈村宁次于1939年时曾表示：“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督著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54]:163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后以东北军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50万人，但在日军强大进攻下，义勇军缺乏统一领导而又成分复杂，1933年即大部瓦解。一部退入关内，一部由中共领导组成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持斗争。
川军为民国地方军阀武装之一。与其它地方派系不一样，川军各部不曾统一，内部派系繁杂，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湘等人各据一方。川康是抗战中提供最多人力的地区。在1938年-1945年，国军具备战斗力量之部队约40%均为川军，实战人员超过中央军。充军壮丁占全国1/5以上，阵亡将士居全国之冠。
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后，驻于延安及其周围之“中央红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五次围剿后留守南方的红军部队和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27]”。
新四军完成训练后，分成4个师，分别命名为：团结师、前进师、勇敢师和抵抗师，于1938年4月27日离开皖西颖水根据地，开赴前线，5月10日抵达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芜湖铁路潜越敌人防线，首次同日军交战[126]:240。
抗战初期，美国不愿卷入中日战争；1937年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禁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130]。直到战争进行17个月，即1938年12月，中国方行到美国1,500万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偿[14]:669。外交人员几经努力，1942之前美国对华提供1.7亿美元贷款[13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全力援华，1942年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无偿援助，并根据《租借法案》向对华租借大量军事物资，包括“驼峰空运”[130]。
1937年初，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飞行员陈纳德获聘为中国空军顾问；1941年4月，苏联撤走航空志愿队，陈纳德遂以此成立以美国机师组成之“美国志愿航空队”，从租借法案争取到约100架战机，并在美国招募约100名后备役军机机师及200名地勤人员[131]。志愿队员月薪750美元，击落日机1架，给奖金500美元[14]:685。12月空袭珍珠港后，美国年底正式参战，始改派义务兵员到中国参战，包括“飞虎队”、美军第14航空队和第20轰炸机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130]。飞虎队正式名称为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AVG），因为飞机头部画上鲨鱼头，而未见过鲨鱼之昆明市民称作“飞老虎”而得名[131]。
1942年6月，根据《中美租借协定》规定，国府分别派遣中国空军机师赴印度和美国受训；1943年10月，中美混合联队（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立，隶属于美国第14航空队指挥[132]。
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5月切断中国最后一条对外交通线滇缅公路；6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中国正式成为“租借协定”受援国[133]。4月，中美决定开辟“驼峰航线”，为中国抗日战争及美国在亚洲战场补给油桶、弹药、药品、食品和黄金等物资；美国空军第10航空队和中国航空公司共同承担“驼峰”空运任务，其中以美国空运为主[133]。驼峰航线上600多架运输机几乎全天候运转[133]。自1942年起，驼峰航线开辟，从喜马拉雅山脉东侧（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由印度飞往中国，至二战结束，中美两国至少642架飞机失事或失踪，1,382名机组人员牺牲；向中国运送物资65万吨，占外援物资总量八成[133]。驼峰航线不仅地形险峻复杂，气候堪称世界上最恶劣，天气制约著空运数量；经常有暴风雨、湍流猛烈、横风每小时160至240公里，结冰严重[133]。有时气候急变影响飞行，使货物甩出飞机；结冰把机翼压变形，令飞急降数千英尺[134]。数据显示，在1941年到1945年之间，援助中国物资81%是透过“驼峰”空运，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玛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丽江白沙机场，进入中国云南和四川，总航程约800公里[133]。航线经过高山海拔4,500至5,500米左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由于当年飞机设备落后，机上没有加压装置，机员需要极大耐力[133]。
美国开辟中印空运之初，仅供给美国14航空队之需要，直到1944年春季之后，方始运作战物资，至于美国对中国之援助，空军方面获得数百架飞机及配件和燃油，陆军则获得29个师轻装备，其价值约为5亿美元，若按美方援助盟邦之物资2,800亿美元计算，或相等于装备588个装甲师或2,000步兵师，中国所占者实在微乎其微[38]:257。所有上述援助合计，中国在抗战中所获美援总额达16.02亿美元，是所有国家中对华援助最多[130]。
1937年4月，国共和解已成，苏联表示愿给中国以军火借款，中国反应冷淡[14]:669。8月21日，苏联同中华民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30]。另有口头声明，在中日关系未恢复前，苏联不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中国不与第三国订立防共协定，苏联允3个至6个月内，实行参战[14]:669。
苏联对华出售重型武器曾超德国，并先后分别对华贷款3笔，共计2.5亿美元[130]。据统计，抗战开始至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中国利用苏联信用借款购买飞机904架（包括轻重轰炸机318架）、坦克82辆、汽车1,516辆、自动牵引车602辆、各种火炮1,140门、机枪9,720挺、步枪6万枝、步枪子弹16,700多万发、机枪子弹1,700多万发、炸弹31,100颗、炮弹187万多发[135]:486-491。
不久，朱可夫率苏联顾问团到中国[14]:669。苏联协助培养了部分飞行员、领航员及地勤人员[136]。
1937年11月，苏联给予中国以5,000万美金借款，用以购买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正义之剑”继至[14]:669。
1938年1月，中国派孙科赴莫斯科，商谈中苏同盟不成，苏联反向日本提议解决两国悬案，日本未加理睬[14]:669。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队来华，其中有当时被授予苏联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后在武汉和台北给予日军重创[136]。苏联空军志愿人员先后来华共700多人，其中200多人在华牺牲；从1937年8月至1941年，苏联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共击毁日机1,049架[130]。
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苏联对中国援助全面停止[130]。国民政府对于苏日中立条约表达了严厉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根据苏联的和平中立政策，无论与日本订约与否，苏联都是不准备侵入东四省的；同时表示，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社会主义的苏联必然会支持中国[137]。
直到1945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但中国却因此同意外蒙古公投独立、允许苏联在东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权益，整个东北工业设备被苏军洗劫一空，损失20亿美元惨重代价[130]。
日本把几十万关东军守在东北，准备大量化学武器，万一一旦和苏联发生战争时可以以少击多用；直到2000年之后，还有中国人因为地下化学武器泄露而伤亡[138]。
中德军事合作早在1928年11月就展开，中国国民政府聘用德国顾问团；“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1934年起，德国顾问团协助国军创建3个“示范师”，组建10个炮兵营，并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炮兵航空观测队等专业化部队[139]。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时，中央军是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其中最精锐部清一色是德式装备；国军从武器到兵工厂几乎全部来自德国，甚至连防御计划也是德军顾问制定[139]。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德国协助中国整训30万精锐部队，并出售大量军火物资；与此同时，中国还从德国购买大量军火物资，特别是1937年底中日激战期间，德国不但未像其他国家一样限制对华出口武器，反而加紧对华军火运输[139]。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40]。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亿马克（约5,816万美元）之德国军火物资运抵中国[139]。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将正式承认“满洲国”；4月德国禁止对华军售，并召回全部在华军事顾问，随后更召回驻华大使[139]。“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有大约70名德军顾问直接参与指挥国军各级部队；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沪战场上，尽管蒋介石将所有德式训练之中央军精锐全部投入战斗，却仍遭惨败[139]。外国舆论对于中国军队英勇智谋，亦再三赞誉；虽训练犹未充足，装备犹未齐备，外人以为不能支持一周之阵地，竟能抵抗十周[14]:664。
抗战初期中国多次向英国求助都被拒，蒋甚至亲自向英国大使卡尔表示，中国政府可以提供20万人替英国保卫香港，依旧被英国拒绝[130]。
1938年10月，中国华南、华中相继失守，英国在华势力范围基本为日本控制，英国开始援华；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对华提供财政援助货款共1,550万英镑，其中三分之二是1940年后提供[130]。英国对华军援微乎其微[130]。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各部队包括中国驻屯军、关东军、华北方面军（北支那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华中方面军（中支那方面军）、驻蒙军、华南方面军（南支那方面军）、中国派遣军（支那派遣军）、参加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的日本海军部分军队[141]:87。
对于东北方面，1940年时的满洲国军人数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142]。
1945年初，仅汪精卫政权统治区就有皇协军40万余人[143]。
经过14年之冲突，中国士兵至少伤亡300万人，可能另有100万人因病及营养不良而亡故；阵亡士兵有90%以上是中央军部队；炸死、烧死、饿死、淹死、被枪打死之中国人民还有900万人；不同时期，前后有数千万人成为难民，很多人颠沛流离死在路途中，不少人则在难民营过世[144]:23-24。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共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付出重大代价；中国战场牵制日军陆军兵力之60%以上和大量海空军力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中国国际地位也因此而提高[70]:165。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145]:32。另外有统计，中国抗日战争直接伤亡合计可能达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3,480万人[146]。1947年2月15日，联合国提出报告草案，详述中国八年所遭战争破坏：据估计战争死亡人数逾900万，由于战争死于疾病及受伤人数达数百万，劫后余生者亦陷于穷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坏，教育受严重损害，工矿业十损其九，灾荒和瘟疫波及广西500万人、湖南1,000万人[47]:8287。 附：中国政府历年来公布的抗战军民受伤及死亡数据： （1）1946年底，国民政府公布军人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共计1,173万人。 （2）1947年5月20日，国民政府对1946公布的抗战伤亡人员总数进行了修订，军人作战伤亡3,227,926人，军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伤亡9,134,569人，总计人口伤亡12,784,974人。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作了初步估计1,000万人和5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 （4）1985年公布战争中的伤亡人数为2,100万人以上。 （5）1995年，公布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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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在《开战之前敌我兵力比较》中，对比“七七事变”中日军力，开战之初，日本兵员总数为448.1万人，其中现役兵、后备役兵、预备役兵为战斗兵，数量199.7万人，补充兵人数248.2万[147]。陆军常备师团17个，海军舰艇190万吨位，空军飞机2,700多架[147]。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5万5,700~70万人[148]。（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及苏军在东北消灭的日军。）
抗战开始之初，国军陆军现役兵170多万，补充兵约50万；海军舰艇11万吨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空军仅有战机305架，各式飞机加起来共600架[147]；75毫米以上之火炮只有800多门，其中重炮只有48门[149]。1937年，中国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年产量为零；而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设备能力为年产3万辆）[149]。国军与日本军共有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150]:64。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统计，国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病亡42万2479人，总计损失365万0465人[151]:243[152]。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负伤176万1,135人、失踪13万0126人，空军阵亡4,321人、负伤347人，海军舰艇全部损失，损失战机2,468架[153]:36-37[38]:253[152]。据日本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212万人，中国派遣军有62万人；到日本投降，日军总兵力约700万人，中国派遣军有105万人[154]:222。日军八年在中国战场之伤亡，负伤131万8670人，阵亡177万9774人[38]:253。根据日本统计，日本军在整个二战死亡约185万至186万人，其中中国战场死亡约40万4千6百人，其中中共武装打死3万多人；苏军打死关东军约8万多人，太平洋战争南方军约死亡125万人[154]:221-222，然而日本厚生省社会援护局于1990年代的统计却将二战期间的日军死亡人数从185-186万人上修至230多万人，加上日本平民死亡人数，二战期间日本至少死亡310多万人，即便如此日本历史学者吉田裕仍然认为此数据仍有相当程度的低估[155]。1949年日本第一复员局的统计报告估算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陆军总共在华确认死亡196,796人，推定死亡4万多人，加上日本海军死亡人数以及统计误差造成的漏算，1941年12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期间日军在华死亡人数总共应不下30万（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死亡人数不计在内）[156]。1983年读卖新闻社出版《战争：中国侵略》记载由1937年7月7日至战争结束，总共有70多万日军死于中国战场[157]。
中国先后征发兵员1,400万人，伤亡官兵320万人，人民生命牺牲以千万计，财产损失约4,880亿美元[14]:715。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为13,922,859人[158]:114。蒋纬国《抗日御侮》记载：“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征兵近1,400万，至于游击区、沦陷区、壮丁，则由战区司令长官自己设法招募”。此外“凡属军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机场，均由民工以义务劳动方式，参加土工作业。八年抗战各战区工事之构筑，军用道路之开辟，被炸桥梁之抢修，以及敌军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坏，先后所发动之民工，当在10,000,000人以上。”[159]:120 据1943年7月驻英大使顾维钧转述，英国方面认为“我国抗战公报多夸大不足信，尤以报告敌人伤亡数目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称敌方伤亡三万，超过不啻十余倍云云。”[160]:118据何成濬日记载，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由于虚报战绩过于夸大，被同侪将领“笑斥”[161]:59。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国军将领普遍虚报战绩的现象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162]:242[163]。然而日军报告亦时常失实，例如枣宜会战日军资料声称仅伤亡11,000多人，然而根据日军内部极机密档案统计，1940年5月与6月的中国派遣军死伤多达40,000以上，其中大部分应该伤亡于枣宜会战[164]。又如在日本陆军高层的报告当中，日本第21军在1939年4月所发动的四月作战仅阵亡14名，受伤39名[165]。然第21军所送交的战时旬报当中，就自承仅参战的第104师团至4月20日就阵亡105人，受伤253人。而另一参战的第18师团则仅在4月15~20日就阵亡36人，受伤142人[166]。然四月作战在4月28日才告终止[165]。另外根据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在1940年3月的报告称该师团自1939年11月16日登陆至隔年3月9日仅死亡1,161名（战死与非战斗死亡皆算入）、受伤2,719名[167]，然而日军第21军参谋长根本博却在战时月报上给出第5师团仅于1939年12月19日至隔年1月底就至少战死1,282名、战伤2,800名的数据[168]。即便今村均在报告中大幅压低伤亡人数，然而依旧承认第5师团至1940年2月上旬接收补充人员4,700多人，根据日本陆军运输资料其中有3,389人约在1940年1月下旬抵达[169]，也就是说另有1,300~1,400名补充人员在2月上旬补充第5师团因为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所产生的缺额（轻伤现地住院应不在内），而此时的第5师团正在进行宾阳作战，足见此1,300~1,400名补充人员几乎都是补充因宾阳作战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所造成之缺额（轻伤现地住院应不在内），而2月上旬第5师团接受补充的当下宾阳作战还在持续进行当中，若将接受补充的当下尚未列入纪录的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者以及补充后所承受的战死与重伤后送回国者和轻伤现地住院者算入，第5师团在宾阳作战伤亡人数便多达好几千名，足见宾阳作战给日军之伤亡甚众（该作战除第5师团外，还有近卫混成旅团、第18师团、台湾混成旅团参战[170]），然日军第21军司令部却报告该军仅战死295人、受伤1,307人[171]。除此之外，华北方面军于战果报告中提出该方面军于1941年仅阵亡2,352人，受伤5,001人[172]，然根据华北方面军战时月报，该方面军于1940年11月至1941年10月间可确认之作战伤亡共计为阵亡4,599人，伤重不治264人，受伤10,338人[173]。1941年7月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其上奏裕仁天皇的报告中里面给出华北方面军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共有7,679人战死的数据[174]，然而1941年1月华北方面军军医部给出的报告数据却显示该方面军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战死人数是8,161人[175]，明显多田骏少报了482名战死者[87][86][176]。甚至更为早期的华北方面军军医部于1937年12月31日上报的该军自七七事变以来的阵亡人数仅6,921名，然根据日方官报可确认日军在1937年7月7日至12月31日在华北至少战死8,177人、战伤死1,164人[177]，以此可见华北方面军军医部报告严重失实。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共作战125,165次，毙伤日军52万463人、伪军49万130人，俘虏日军6,213人、伪军51万2,933人，日军投诚746人、伪军反正18万3,632人。缴获长短枪68万2,831支、轻重机枪1万1,895挺、各种炮1,852门[178]。缴获和摧毁的辎重统计为：击毁飞机57架、坦克69辆、装甲车164辆、火车头301辆、汽车和摩托车6,080辆；缴获汽车、摩托车347辆，马30,448匹[179][180]。
据解放军出版社《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之〈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统计〉，中共军队八年损失统计为：伤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共计584,267人[181]。2015年7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吹风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研究成果作介绍[181]。李忠杰称，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占各国伤亡人数总和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181]。
战后，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于日本跟美国的政治协商成功，只对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对已经逮捕的其他数十名重要战争嫌疑犯陆续予以释放[182]。对于裕仁天皇的处置，在1943年开罗会议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战后废除天皇一设想，罗斯福对此咨询蒋介石意见，蒋介石表示“应让日本人民自己决定”[183]:147。战后美日同盟形成，使裕仁逃过一劫[184]。1947年2月24日，香港法庭判处第一名日本战犯野间贤之助死刑[47]:8295。1948年4月20日，中国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向哲濬对法庭表示：中国政府要求对凡在对华战争中发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战犯，予以“严厉与公正”之处罚，这种处罚并非在报复，而实在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47]:8578。12月23日，日本战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47]:8759。
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叛国罪宣判陈公博死刑。6月3日，发由苏州狮子口执行枪决[185]。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南京大屠杀主谋、华南派遣军司令官，中将军衔）死刑；判决书宣布：“查屠杀最惨厉之时期，厥为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年二十一日，亦即谷寿夫部驻京之期间。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47]:8308。1947年5月19日，南京大屠杀日本主犯之一田中军吉由日本押解到上海[47]:8357。6月17日，日本战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186]。国府成立战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审判长[38]:258。1949年1月26日，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上海被南京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宣布无罪，引起全国人民的激愤[187]。中国共产党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得到国内舆论的广泛赞同[188]。1月31日，南京政府遵从东京麦克阿瑟命令，将日本侵华战犯260名连同冈村宁次等9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东京[47]:8798。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6年4月宣布，对在押的日本战犯从宽处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认为罪行较轻、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189][190]。1964年3月，在中国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战犯共3人被特赦释放。
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191]。
在台北和约及旧金山和约中，日本声明放弃台湾、澎湖群岛、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之主权[192]。最早从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后，美国在冷战期间希望国民政府放弃外岛[193]:153。另外一派学者则认为台北和约主权当然是归还给民国政府，而且约文第三条指出日本有关台澎包括债权之内的财产之处置对象为“在台湾及澎湖之中华民国当局及居民”[194]。
从1979年开始，日本对华ODA贷款总额超过3万亿日圆[195]。
抗日战争是自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全面胜利战争，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以上，拖住60至80万可能派遣到太平洋之日本部队，减少美国在太平洋战区之压力[196]，使苏联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之不利[197]。中国抗日的贡献也使中国成为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8][199]。
抗日战争对中国影响很大[200][201]。随着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中国金融、军事、教育、工业、人口等都有很大改变[202]。
1947年6月4日，国民政府发表抗战损失统计，中国抗战直接损失达310亿美元[47]:8367。
抗战八年，国民政府兵役部门实征壮丁总数1,392万2,859人[203]:114。其中有的随国民政府迁都而调整与移动[204]，也有的不愿转移而被日本占领[205]。据蒋梦麟回忆录称有1,400万壮丁被国军拉夫后死于饥饿疾病[206]。
经历八年抗战后，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大变，中国共产党军队由战前约9.2万人[207]:12猛增至约127万人[208]，另有268万民兵[209]。“解放区”面积达104.8万平方公里，拥有1.255亿“解放区”人民[210]。国军则由抗战初期的170万[211]:89增加到524万陆军[212]。因此抗日战争对国共内战结果有关键影响[213]。国军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长江沿岸，从而影响后来到国军败于中国共产党[214]:169-170。
八路军在即早获知情报[215]。此外，华中解放区和华南解放区亦收复大片国土[216]。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更是在1945年8月抵达广东省北部地区，开辟了“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217]。
抗日国军后人、谢晋元之子谢继民认为，中国国民党在八年抗战中，坚持抗日是主流，过分强调支流，不符合历史事实，“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大业没有好处。”[218]谢继民与台湾学生交流中，听到“我们台湾，你们中国”之说法[219]。
2005年，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战中，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奋勇作战。”[220]
蒋介石于1950年6月11日在《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成立之意义》的演讲时提到：“在抗战以前，不论什么事，我们总是平心静气，忍辱负重的和他们交涉，想法使他们能够了解我们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决不能兄弟阋墙，自相残杀，否则只有同归于尽。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公开占据了我们的东三省，到了七七又发动卢沟桥事变，我们迫不得已，才起来全面抗战。但是我们抗战的目的，只是打不平，希望战争结束，彼此立于平等的地位，做一个亲善的兄弟之邦，真正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最后我们抗战胜利，在日本宣布接受条件那一天，我立即发表文告，声明今后中国对日本决不报复，以后一切处理，都一本宽大原则予以优待；这就是要贯彻我们抗战的初衷，实现总理的外交政策。经过我们这一次抗战之后，大部分日本人就都感悟中国真是他们一个兄弟之邦，而一般有识之士，更深切了解，亚洲如果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日本决不能单独存在。我们只要日本军民真正觉悟到这一点，中日之间就有了合作的基础；同时我们自己也要认清，如果亚洲没有一个独立自由的日本，中国也是不能单独存在的。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日本经过八年战争，已经彻底失败了，我们虽然获得一时的胜利，但是因为苏俄指使共匪作乱，到如今也是彻底失败了。这两个国家现状，实在都等于亡国，过去所谓‘同归于尽’的话，不幸而中了。现在中日两国既已明白日本不能侵略中国，中国亦不可敌视日本，两国必须亲睦合作，才能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至此总理的外交政策，亦才有实行的可能了。
……我这一次决定请日本教官来担任我们军事训练。这些日本教官自到台湾以来，对我们各方面的贡献，十分诚挚，他们都知道中国今日的灾祸，无异是日本的灾祸，复兴中国的工作，就是复兴日本的工作，所以他们在这里担任教官，和在日本训练他本国学生一样的精诚，因此我们脑筋里再不可留有过去的敌意，更不能存一种轻视的心理，以为他们是打败仗的，不值得我们的尊重。我们要反省在抗战中我们究竟凭什么来打败日本？老实说我们抗战的胜利，一半是靠着总理的主义和正确的国策，一半是靠着友邦美国的援助，才有此徼幸的胜利。难道日本真是被我们打败的么？现在我们国家在这样存亡危急，到处受人欺凌，被人侮辱的时候，而日本教官反肯冒险来台，且能以其一片至诚，来帮助我们反共抗俄，教授我们作战的精神技术，以及其他各国所不能学得的学问，愿与我们共患难、同甘苦、同仇敌忾、同舟共济，那我们更应该特别优礼他们，尊敬他们。……”
民国政府也在2008年《中华民国年鉴》中评论抗日战争：“从民国26年到34年，为8年全面对日抗战时期。影响抗战阵营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军的主力用在敌后扩张基地，国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还要防止中共的扩张。战争初期沿海各省及华北、华中、华南相继撤守。民国30年珍珠港事变后，抗日战争变成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战争，中国和盟邦并肩作战，不仅中国战场的情势日趋稳定，而且派遣远征军支援缅甸战场。8年抗战使中国社会发生很大的变迁，民众在抗日宣传中获得国家观念，强化了民族主义，这种主义后来被中共用来对抗美国；民众为逃避战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动，减少省际的隔阂，有助于社会的整合和政治的统一。但战争使各项产业萧条，尤其田园荒芜，生产减少，农村经济衰退，造成许多退伍而不愿归田的人，成为政府和社会的负担。”
美国历史学者兼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作者布赖恩·克罗泽曾经和日本军事作家末至磨争论过，他认蒋以大撤退争取时间之战略是正确也是成功，但政治后果却对蒋长远不利，使大片土地由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渗透，并表现出抗日英雄主义气概[221]:6。
费正清、杜希德编纂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认为，自1931年起，日本入侵中国的军事压力由南京的国民政府承担，蒋介石成了对日作战的领导者，使其对社会革命和共产党的威胁被撇到了一边，使得共产党在长征中得以幸存，在华北边区的根据地没有被饿死，使得国民党衰落和共产党的幸存、壮大和胜利[222]:42。
陆军总部确定计划后，即下令各战区、各方面军、及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遵照实施，国军遂依计划空运、车运、水运及徒步各种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点推进，日军则于国军到达后即遂次集中，并同时解除武装[38]:244。
从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军大部业已集中缴械完毕，经过情形十分顺利，只有苏北、山东及华北方面，因受阻碍及交通关系，致未能完全按照预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这些地方始缴械完毕[38]:244-245。
当时受降之后，日军及日侨共为2,039,974人，另外还有韩籍俘虏及韩侨与台胞10万余人，分别集中于中国大陆，及台湾、海南岛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等12个港口出港归国[38]:245。并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陆艇、自由轮100艘，及部分日本船只担任输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开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毕[38]:245。中国为遗返日军及日侨，曾调配船舶30万吨[223]:169。中国政府紧缩一般交通，为日军及日侨动员火车轮船[224]:202-203。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由葫芦岛遣返日侨合共158批，计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又遣返12批，计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再遣返3,871人[225]。
尽管日军没有带武器，仍然维持原有军队系统，而且归还一度被接收，但在指挥上必需器材、飞机、汽车、脚踏车，致使日军顺利获得遗返[226]:201。日军及日侨从中国回日本所持行李太多，阻碍日本铁路运输[227]:169。中国也曾给日军及日侨增配火车[228]:169。
1947年1月7日，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宣布：留中国各地约300万日本侨民、日本战俘已遗送完毕[47]:8260。2月4日，中国向日本追还善本古籍首批10箱运返，尚有108箱待运[47]:8280。
2月24日，远东委员会决定授权麦克阿瑟将已指定之日本工业设备，先行分配30%与中国及菲律宾，作为初步赔偿，由日本负担所有拆卸、搬运费用；中国及菲律宾则负担运输船只及其他费用。2月25日，中国、美国、苏联等国商讨日本赔偿问题[47]:8295。
3月7日，日本赔偿物资约达1,000万吨，中国可获得30%[47]:8305。4月3日，美国政府发言人宣称：美国政府已训令麦克阿瑟于短期内依照临时计划，提前将30%日本赔偿品给中国、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与马来联邦各国，中国可得15%[47]:8327-8328。
4月5日，据《大公报》南京电：美国政府授权麦克阿瑟以日本赔偿物资之30%提前分配，其中中国应得之5%，将达130余万吨；驻日盟军总部已将65家机器厂及12家火力发电厂之名单公布，为先行拆迁之赔偿物资之一部分，供中国、美国、荷兰、菲律宾之选择。中国之运输计划已拟就，第一批赔偿物资将分两次运回，所需费用将达8,000余亿元；须俟远东赔委员会之通知到达，即可派员前往拆运[47]:8329。4月7日，中国海军总部副参谋长高如峰谈称：关于日艘六十四艘平均分配中、美、英、苏四国一事，海军总部已接获通知，刻正遴选官佐士兵，候令赴日接收[47]:8330。4月1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日本驱逐舰级军舰140艘，将立即平均分配与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是为根据1943年四国宣言，对239艘军舰之首次分配[47]:8332。4月18日，远东委员会决定：“日本应保留足以使其维持1930年至1934年间生活水准之工业动力。”[47]:83374月19日，国民政府特派商震为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兼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47]:8337。4月22日，海军总司令部派马德建、姚玙赴日接收日本赔偿中国之军舰[47]:8338。6月27日，首批日舰抽签分配：中、美、英、苏各得8艘，下月将由日本分驶各国[47]:8375。根据美、英、苏、中四国协议，解散日本海军所得战舰92艘，四国平分，中国获23艘；7月3日，日本赔偿中国首批军舰8艘抵达上海[47]:8378。7月17日，日本赔偿舰只第二次抽签，中国共得8艘8,000余吨；7月26日自日本启碇，7月28日到达上海[47]:8384。
4月，因中、美、英、苏、法、荷、澳、加、印、新西兰对日要求赔款数目超过日本资产之总额，麦克阿瑟宣称，必须坚持二原则：一、充许日本留存维持最低国民生活水准之产业；二、水准以上之资产，由各国分配[47]:8345。
5月1日，国民政府派秦汾为赔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决定将日本赔偿物资分上海、南京、塘沽、汉口、广州、青岛、广州湾、葫芦岛、马尾、厦门、营口、石灰窑、基隆、高雄14地起卸；赔偿物资包括机床、造船器材、钢铁、化工原料、电力以及轻金属等[47]:8346。5月5日，中国驻日本代表团赔偿组长吴半农与其他7国赔偿代表赴日本南部视察掠夺物品[47]:8349。5月12日，中国赔偿及归还代表团组成，吴半农为团长，负责处理日本赔偿事宜，和盟军总部赔偿执行处及民间物资保管组联系，执行赔偿事宜[47]:8353。
6月2日，上海各报在《日本野心未戢》之标题下刊载法国通讯社东京消息，日本希望获得“跟美国共同托管琉球群岛，在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外有捕鱼权及在台湾有特别移民权”等项权利[47]:8367。6月7日，台湾省议员、国大代表联席会议，电请蒋妥筹对策，坚决反对日、美共管琉球群岛及台湾特别移民权等无理要求；同日，台湾旅沪同乡会代表旅沪同胞发表通电，请政府采取有效措置，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野心复活[47]:8368。6月21日，中国财政部、经济部、外交部及中央信托局、资源委员会、侨务委员会等，共同组成赴日商务考察团，潘序伦任团长[47]:8373。
1948年9月27日，日本政府外务省报告流落东北日军近况，称在东北中共军中之原日军官兵总数约6万人[47]:8683。1949年2月23日，日本归还战时掠夺中国最后一批铜币、镍币700余吨，由“海辽”轮装运回中国[47]:8827。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5年，中国已发现各种日遗毒气弹约200万发，毒剂约100万吨，分布在中国十几个省，遭受直接伤害者达2000余人[229]。2003年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毒剂泄漏事件，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在8月12日表示要妥善切实地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规定的废除义务，并表示日本政府将同中国方面密切合作，诚实地应对这次事故[230]。
自2010年起，陆续在南京、武汉、石家庄采用移动式销毁设备销毁保管于上述三地及其周边的日遗化武并顺利结束作业[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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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国民政府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32][233]，1955年起改为“军人节”[234]。
1951年8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将9月3日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35]。1965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1985年9月3日，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1995年9月3日，举办五十周年大会。2005年9月3日，举办六十周年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抗战老战士颁发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2014年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36]，并于每年的9月3日举行国家纪念活动，将原本的“政府规定”规定的胜利纪念日升格为立法机关“法律条文”，同时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237]。2014年1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南京举办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公祭。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9月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办首都各界人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大会上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同时，国务院规定，当年9月3日为公共假期，全国休假一天予以纪念[234]。
在1980年代后，出于历史认同及统一战线，中国大陆逐渐对蒋和国民革命军的正面战场抗日作战采取全面、客观的评价，台儿庄战役等正面战场作战也逐渐得到宣传[238]。近年来，中国大陆各版本历史教科书也照此路线讲述抗战历史，并明确指出国民政府负责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但是中共负责敌后战场的作战，在抗战中为“中流砥柱”之地位和作用的官方论述仍然存在[239]。在此之前，中国大陆教育主要强调全面抗战为“八年抗战”，在2017年1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文，明确了中小学教育强调抗日战争为“十四年抗战”[240][241][242]。台湾有观点认为是中国大陆抢占话语权[243]。
1999年10月25日，台北市中山堂前“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纪念碑”落成[244]；2015年7月2日，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委托台湾银行发售“纪念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七十周年”新台币硬币组合[245]。
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品数部描述国军正面战场的电影[246]，如《血战台儿庄》（1986年）、《七七事变》、《铁血之血战南宁》、《铁血之昆仑战役》、《太行山上》（2005年）、《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和《八佰》等[247]。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对对存在“手撕鬼子”等夸张情结的“抗日神剧”有很多争议[248]。
台湾抗战影视作品主要拍摄于同日本、美国先后断交后的一段时期，主要作品有《八百壮士》（1976年）、《笕桥英烈传》、《英烈千秋》（1976年）等。1995年华视首播42集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2011年，台视和三立电视播出电视剧《勇士们》的第一单元（即该剧前五集）有提及抗战历史。2015年，公视也推出纪录片《冲天》，讲述抗战时期的国军飞行员；民视节目《台湾演义》和东森电视台也相继推出有关于抗战的纪录片。
另外，有音乐作品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出发》、《上战场》、《中国一定强（中国不会亡、歌八百壮士）》、《全国总动员》、《知识青年从军歌》、《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是中国人》、《伟哉黄埔》、《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249]、《长城谣》、《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250]、《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抗敌歌》、《旗正飘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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