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英语: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家。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长官,后赴美国求学并取得密歇根大学历史博士学位。以身为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及倡导“大历史观”而为人所知。毕生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作品。
生平
黄仁宇于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宁乡,[1]其父黄震白出身于地主家庭,后来家道中落,到处游历,入读福建的省立军校,受校长许崇智招揽,担任其下属,并加入同盟会成为基本成员,认识戴愧生等人,后期淡出。一家与杨开慧、向钧等为远房亲戚。父亲因熟悉革命,对民初政局相当失望,并不希望儿女参与政治。弟弟是黄竞存,妹妹是黄粹存。黄仁宇早年在湖南家乡生活,1936年考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当时该已被改编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就读一年后,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黄仁宇希望参军,因而辍学[2]。父亲担心战争可能很快结束,故要求他等待至1938年中再作决定。
黄竞存后来同样出走美国,于斯坦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辍学后,黄仁宇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负责编辑、采访等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廖沫沙等人[3]。后来《抗战日报》停刊,黄仁宇进入了国民政府成都中央军校,成为第16期步兵科的一名学生,受训两年,同学中有作家田汉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在田汉的协助下,田海男与黄仁宇同样被分发到14师及驻印军。
毕业后获分发至陆军步兵第14师,成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于1941年驻守云南边界,于艰苦的物资条件中生活。同年,父亲过世,黄仁宇获准回湖南治丧,并脱离前线,改为于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黄仁宇深感无聊,当新一军设立时,他便自愿加入。
到达印度后,担任新编第一军上尉参谋,跟随郑洞国将军。驻印军的物资由美军管理,较为充裕。黄仁宇亦借此机会学习驾驶汽车等技术,并成为前线观察员。同时,他也向《大公报》投书,讲述他在前线的生活经验。其间曾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右大腿受伤。抗战胜利后随郑洞国改调为汤恩伯属下,先到上海接受日军投降,并监督第61师团维修沪杭公路的工程,1946年2月跟随郑洞国再赴东北。1946年考取赴美留学资格,赴美国德州莱文沃思堡的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学习九个月,1947年夏天,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负责将美军文件译为中文。1948年底,改调往国防部第二厅(军事情报),1949年5月调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世明因涉嫌与中共来往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政界,远赴美国。前后参军共十二年。
凭在美国陆军指挥与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于1952年9月获密歇根大学的录取,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间半工读,当过售货员、电梯操作员、洗碗工、绘图员等。由于言语上的局限,黄仁宇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先由惠特·尼霍尔指导,后成为学者余英时于密歇根所指导的唯一博士生。1956年取得了美国的永久居留权,但没有成为公民。由于他国民党员的身份,美国人普遍视他为流亡者,对他并不太友善。他毕业后先在南伊利诺大学当助理教授,并在此遇到未来的妻子盖儿。在余英时介绍下转往纽约州立大学的新帕尔茨分校任副教授(自1968至1980年)[注 1],任教“亚洲文明导读”等中国史相关科目及带领教育学的研究生。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在这段时间,由于他需要向学生讲课,介绍中国历史,他养成以大历史介绍人物和事件的技巧。他逐渐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失败,源于中国缺乏现代社会所需的组织,这点无法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体现出来。
1972年,他们一家搬到剑桥,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其间与李约瑟意趣相投,合著数篇论文,日后二人仍有合作。他亦在此期间决定归化为美国公民,1973年搬回美国,1974年正式入籍。1970年时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明代财政部分的写作。然而,编写明代财政史时,他与提供研究经费的哈佛大学发生冲突,于是改为联络剑桥大学的崔瑞德教授,最后于1974年底出版,题为“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然而,另一书稿《中国并不神秘》则因被出版社拒稿而无法出版。
1979年,由于纽约州立大学经费缩减,他被迫离开教学岗位,专心写作[注 2]。《万历十五年》原稿由于并非以传统学术论文格式写成,曾遭美国的出版社多次退稿。他于是自行将书稿译成中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大受欢迎。其后出版《中国大历史》,以“大历史观”享誉华人学界。因之他后来经常到台湾的大学演讲作学术交流,并曾在《亚洲周刊》、《中国时报》撰写专栏。
黄仁宇在1966年与盖儿·贝茨(Gayle Bates)结婚,并育有一子黄培乐(Jefferson Huang)。有两名继子马克和穆瑞(Mark and Murray)。
学术建树
黄仁宇提出“历史上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数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等概念,强调技术,以实证主义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这种观念被称为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与英美常用的微观剖析历史方法不同,强调不通过对历史人物生涯探究和单一历史事件分析来研究历史,而是通过对当时历史社会整体面貌分析和把握进行历史研究,掌握历史社会结构特点。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主张不探究历史人物之善恶忠奸,不应该批判历史之善恶,尽管其本身难免流于翻案文章,他与李约瑟将这一主张称为技术辩证;黄仁宇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社会框架中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大历史观”指出,时代之宏观走向及发展状况,是由无数社会和物质上各种因素共同堆积起来,历史舞台上某一“关键角色”往往只是一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为众人所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舞台,坐上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历史人物的作为也无法超出地理、科技、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技术性”条件。在《中国大历史》中,这一观点尤为鲜明,例如谓中国版图架构形成,“当中无可避免有其地理历史因素在,有二千哩容易被人侵犯的地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
政治方面,他主张中美开展贸易,以促进互相了解,但贸易不应成为刻意影响对方的工具。他相信,全球化的力量不可阻挡,随着中国完成对下层村镇社会的改造,中国将可融入国际体系。他亦支持国共和解,放下意识形态的歧见。
黄仁宇于1980年开始写作《黄河青山》作为自传,唯向编者林载爵交代,必须于他死后才能出版。他依从遗愿,于2001年出版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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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亦受到学者评价或批判其观点,中文的著作主要包括:江政宽撰写的《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收录于卢建荣主编的《文化与权力─台湾新文化史》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1年)一书中)孟祥瑞的著作《到“西方”写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的微观经验与他的中国学社群》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2009)、倪端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历史》(2012年)及王忆城著、撒利伟编辑的《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2013年)。
参见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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