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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將軍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汤恩伯（1899年9月20日—1954年6月29日），原名汤克勤，浙江金华府武义县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 陆军二级上将 汤恩伯 将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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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将军 | |
| 任期 1926－1954 |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汤克勤 1899年9月20日 （光绪25年8月16日）[1]  大清浙江省金华府武义县 |
| 逝世 | 1954年6月29日（54岁） 日本东京都新宿区信浓町 |
| 籍贯 | 浙江武义 |
| 国籍 | 大清（1899年－1912年） 中华民国（1912年－1954年）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 |
| 获奖 | 青天白日勋章（1938年3月）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华民国 |
| 服役 |  中华民国陆军 |
| 军衔 |  二级上将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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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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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于1899年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府武义县汤村（现白洋街道汤村）[2]。他在家乡武义县上完小学（现武义县壶山小学）后，1916年考入金华省立七中（现浙江金华第一中学）。后转学到私立杭州体育专校，1920年毕业。惹上官司遭县政府通缉，投入浙军陈仪部当排长。浙军被孙传芳打败，汤在杭州无出路，改名为汤恩伯。同乡富商童乐勋出资寻一人结伴留学日本，遂于1921年春一起赴日，学日语。1922年3月考入明治大学法科攻读政治经济学。1925年3月回上海写信给孙传芳请他保举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遭拒绝后，经同学徐逸樵建议，设法谒见素不相识的陈仪，获得其推荐和经济资助，入读日本陆士第十八期步兵科。1927年夏，毕业回国，经陈仪保荐，入湖南陆军第一师任学兵连连长。1928年6月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军事教官，后任军校第六期上校总队长、军校教育处副处长。
1930年军校成立教导师，任少将旅长。1930年中原大战，任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八旅旅长。1930年冬，参加围剿赣东北苏区，晋升为第二师师长。
1932年调任国军中的嫡系，中央军第八十九师长，参与围攻鄂豫皖红军，晋升为第十纵队指挥官，下辖第89师、第4师。1933年底指挥第十纵队参加了平定闽变，1934年1月13日攻克福州。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第十纵队司令官，辖第四、第十、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1934年参加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攻占瑞金。
1935年升至中将，任第十三军军长。第十三军为国民政府中央军的嫡系主力之一。中央军当时有“陈、胡、汤”之称，汤即汤恩伯，陈、胡分别为陈诚和胡宗南。
中国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汤恩伯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在冀、察地区编入傅作义的第七集团军，任前敌总指挥，辖第四、第二十一、第八十四、第八十九、第九十四师，在怀来、南口、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8日，直到张垣失陷；九月初，扩编为第20军团，辖第13军、第50军、第85军。
台儿庄会战中汤恩伯所属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五军（王仲廉）第八十九师二六七旅、第四师（陈大庆）原本计划支援守城部队（王铭章部），但遭到日军截击于滕县、临城、官桥、虎山、三山一带，未能及时支援王铭章师长作战[3]:81-87。汤恩伯第十三军与日军南口血战一个多月，中国共产党党员范长江写通讯赞不绝口[4]。之后汤兼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至1940年之间初转战华北，第三十一集团军亦被日军称为“汤恩伯部”。1940年后，汤恩伯兼任豫皖苏鲁四省战区（应为鲁苏豫皖边区司令部）的行政长官。
1942年汤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曾以40万军队驻河南等地。由于军纪败坏，河南人民对此不满，并出现了“水、旱、蝗、汤，河南四荒”等讽刺之词[5][6]。河南方言原本为“河南四殃，水旱蝗蹚”[7]。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记者张高峰在叶县寄出通讯稿《饥饿的河南》，揭露河南的水、旱、蝗灾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并批评政府无所作为。同时又有人指控汤恩伯放纵属下骚扰平民。蒋中正得知后要求汤恩伯查明事实真相。1943年3月初，张高峰在叶县被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党嫌疑”为由逮捕和审讯，并被软禁在方城县。不久汤恩伯又将张高峰释放[8]。
1944年，日军全面进攻河南，由于汤恩伯部队驻豫期间劣迹斑斑，[9][需要非第一手来源][与来源不符]第一战区全面崩溃，汤部主力撤出华中。另据1944年9月蒋介石拍发予西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电文中表示：“据豫省临时参议会等报告，并准监察院弹劾蒋鼎文、汤恩伯等作战不力，及贪污扰民等情一案，除将蒋鼎文撤职，汤恩伯撤职留任，并分别电覆外，合行抄发第一战区此次作战有关军风纪文电摘要一件……”。该摘要如下：
豫省作战，时未阅月，失县三十余，蒋长官汤副长官难辞其责，豫中各军多汤直辖，似更为甚。汤逃避战场，致军失主将，闻风溃抢，鲁山李青店间最惨，汤犹毫无觉悟，诿过民众，以为屠杀豫民之张本。汤平时霸占许昌之卷烟厂、宝丰之庙村煤矿、南召之沙坪造纸厂，以及其他之酒精厂、制革厂、制铁厂等。汤令河防部队，勒收渡河费，包运违禁品出口。汤好贪而不练兵，干政而不爱民，民不堪扰，有“宁受敌寇烧杀，而不愿汤军驻扎”之谚。
— 河南省临时参议会感电大意，陈诚回忆录
又针对1944年战事汤部溃败时被农民趁机缴械一事，[10]有文章提出这些“农民”就是地方武装或近于土匪，如红枪会。最受损失的是蒋鼎文部，该部在豫西，那里正是河南土匪的大本营。“杨虎城部也被土匪攻击”，最大一股上官子平后来投共又反水时也攻击八路军。汤本人的卫队被攻击也是捕风捉影之说法。[11]
后来汤本人调任黔湘桂边区总司令。1944年12月独山陷落，陪都震动，蒋介石急调汤部孙元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1945年4月至6月，汤恩伯任第三方面军司令，率第27集团军参加湘西会战，担负桂穗路防务。[12]1945年7月，汤恩伯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1945年日本投降后，汤奉命进驻沪宁地区，任首都（南京市）卫戍司令。徐州绥靖公署第一兵团司令等职。
1946年2月15日，国民政府令：汤恩伯陆军中将特加陆军上将衔[13]:7986。5月28日，国民政府特派汤恩伯为首都卫戍司令[13]:8062。6月29日，国民政府特任汤恩伯、范汉杰为陆军副总司令，任命毛邦初、王叔铭为空军副总司令，任命黄维、陈良、何世礼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3]:8093。期间汤恩伯曾回到家乡武义，发表名为《农业为立国之本》的演讲，并筹资在战时绍兴稽山中学武义分部的基础上创立武义明招中学（现浙江省武义第一中学）并于1946年7月起担任第二任董事长[2][14][15]。
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汤指挥进攻山东解放军控制区未能克敌，手下之国军主力，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汤因而被撤职，后转任首都（南京市）卫戍司令。8月16日，国民政府令免去首都卫戍司令汤恩伯本职，派张镇为首都卫戍司令[13]:8397。不过随后因黄泛区大会战，有其战功，因而又于1947年兼任陆军副司令，并曾代理总司令，此为汤恩伯军旅生涯最高职位。
1948年7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12月1日，蒋介石派汤恩伯兼京沪杭警备总司令[13]:8741。汤负责隔江保护南京、上海。
1949年1月18日，国防部遵蒋令，作以下人事任命：一、汤恩伯专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二、衢州绥靖公署撤销，改设福州绥靖公署，派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三、派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四、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专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派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五、台湾警备司令部扩大为警备总司令部，陈诚兼任总司令，派彭孟缉为副总司令[13]:8781。
1949年1月21日，蒋发表文告宣布引退。代总统李宗仁对汤能否胜任表示质疑，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说：“汤恩伯当一师长已嫌过分，你（蒋介石）竟还把这种人引为心腹。”1月31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发表谈话，宣称中共如渡江，本人“决以全力保卫”；并称“江防严密，绝无疏虞”；对扰乱秩序者，“决依戒严法令，严予惩处”[13]:8798。3月19日赴溪口[16]:169。
1949年5月6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令派毛森兼任“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统一指挥东南地区各地游击部队，密切配合国军作战”[13]:8916。5月8日，汤恩伯告诉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解放军3个军正向上海推进，在常熟－苏州线还有2个军从杭州转向嘉兴，及另外3个师似乎就定位要进攻上海；他承认上海秩序将难维持[17]:143。
1949年5月18日，汤恩伯经手从国库第四批运往台湾黄金20万两[13]:8919。不久，解放军于渡江战役中得胜，随即占南京和上海，汤将所部撤往福建、台湾。期间与汤恩伯亦师亦友的陈仪试图向汤策反，劝汤投奔中共，为汤恩伯所拒，并密报蒋介石，陈仪被捕，后陈被羁押至台北遭处决。
陈仪事件及政治上不受重用，让汤恩伯感到无脸见亲友，想到日本度过余生。早在上海战役时，汤恩伯就在做逃往日本的准备。据谷正纲等人透露，那时，汤恩伯知道守不住上海，便将其亲信王文成、龙佐良偷偷派往日本，为其寻找避难所。
1949年5月6日，汤恩伯令亲信从上海秘密将50万美元军费汇到美国一个朋友的账户上，再由这位朋友将钱转汇给日本的王文成、龙佐良处。王文成初到日本时，未与中华民国政府的驻日机构取得联系。后来，汤恩伯考虑王文成、龙佐良无处领薪，便建议将两人吸收到驻日军事代表团工作，担任编外顾问。
王文成、龙佐良一门心思为汤恩伯寻找退路。1949年7月，这两人花3万美元在日本东京近郊给汤恩伯买了一栋有22间房间的豪宅。汤恩伯在日本买房子后，不慎走漏了消息。
1949年8月，汤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厦门警备司令。9月14日，行政院会议通过，简派汤恩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13]:9009。10月7日，蒋介石抵厦门，“在汤恩伯寓所召集团长以上人员加以慰勉”[16]:253。10月16日，解放军占领厦门后，汤恩伯将总部移到金门。10月20日午间，蒋介石急电驻守金门阵地之汤恩伯，告以：
“金门万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16]:258-259
汤恩伯督导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在胡琏第十二兵团部分抵金门后，参酌日本顾问根本博之建议，让渡海进攻金门的解放军全数阵亡、被俘，是为古宁头战役（金门战役）。之后前往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战略顾问。
1950年2月2日，路透社从东京发出一条新闻：《蒋介石透过一个中国高层官员在日本东京近郊购豪宅》。蒋介石得知后大骂道：“混账！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汤恩伯）早作了逃往日本的准备！”
1950年3月，汤恩伯以召募日籍志愿军反攻大陆为由，决定去日本。汤恩伯上飞机后，机上验票人员要他出示赴日证件。汤恩伯声称是受政府委派到日本执行特殊任务，未办签证。机上工作人员要他下飞机，他坚决不下，并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争吵。蒋介石判断汤恩伯想逃往日本，于是下令阻止。几名军警接到命令后，强行将汤恩伯拉下了飞机。[18]
1953年，汤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但数月后被免职，后经友人协助，迁居东京。1954年，于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院治疗胃疾时并发症逝世，享年54岁。
1918年，汤恩伯和同乡的元配马阿谦结婚，育有一子汤建元。1926年，汤和马离婚，娶第二任妻子王竟白（王锦白），育有四女（一说三女）一子，分别为汤国梅、汤国兰、汤国芳以及儿子汤建平。1946年，无锡“丝茧大王”钱凤高将22岁女儿钱婉华嫁给47岁的汤恩伯，故钱婉华极可能是汤之妾室。1950年，陈仪伏法后，王竟白（陈仪之义女）带三女一子赴美定居，但最小的女儿汤国丽（一说为钱婉华之女）则留在台湾。1954年，汤恩伯病逝于日本，据传钱婉华也移居美国。
汤恩伯尝谓有“君、亲、师”三人，其中君是蒋介石，亲是陈仪，师是张治中。
1925年，汤恩伯和热恋的王竟白谈婚论嫁。王竟白的义父是浙军第1师师长的陈仪，陈仪是汤恩伯人生道路影响最大的人，汤恩伯能发迹，是离不开陈仪的提携和资助的。汤恩伯也正是为了表示对陈仪提携之恩的感激，特意改名恩伯。
1928年，汤恩伯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官，很快得到了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赏识，不久就升任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1929年6月，张治中开办军官教育连，汤恩伯任副连长。由于张治中需要兼顾全校管理教育，因此军官教育连实际上是由汤恩伯负责。此后教育连扩编为教育团，汤恩伯任营长。1930年教育团扩编为教导第2师，汤恩伯升任教导第2师第1旅少将旅长。短短两年时间，汤恩伯就从中校教官升任少将旅长，升迁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而一力提拔他的就是张治中，所以张治中是继陈仪之后，汤恩伯的第二个贵人。
1952年，汤恩伯例行健检时，发现十二指肠处有肿瘤（一说是胃疾）。当时台湾的医疗条件要想治愈还是有困难的，所以医生建议汤恩伯出国治疗。1954年4月，病情加剧，时在美国的王竟白发来电报让他到美国治疗。但在台湾的夫人钱婉华却坚决不同意，要汤恩伯去日本医治。最后汤恩伯决定去日本治疗。1954年5月27日，汤赴日治疗，进入东京庆应大学附属医院，前两次手术很成功，但第三次手术却出现医疗事故，汤死在了手术台上，时年54岁。
汤过世后，蒋介石派出军舰前往日本，将汤恩伯的灵柩接回台湾，随后移灵至台北极乐殡仪馆，蒋亲笔题词：“功在旗常”，悬挂于灵堂上方。
位于浙江省武义县的汤恩伯故居于1998年被列为武义县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文物保护碑于2008方才设立[2]。当地村民将故居前的道路称为“公馆路”[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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