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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礼（1906年5月15日—1998年7月26日），绰号“香港将军”，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活络于中华民国的军事与政治界。
籍贯广东宝安，为香港著名富商何东爵士第三子，曾为奉系军阀张学良之参谋官，曾参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国共内战，官至陆军二级上将。
何世礼父母皆为香港欧亚混血儿。1914年，何世礼入读拔萃女书院，就读于第7班，成为“女校男生”[1]:36。1916年，何世礼转到父亲之母校皇仁书院就读中学，与兄长何世俭、堂兄何世昌、何世杰和何世华等人一起学习[1]:36。
1924年，何世礼前往南京军事学院[2]，拟应前五省巡阅使吴佩孚及江苏督军齐燮元之保荐，投考保定军校，不幸奉直战争爆发，“保定军校旋停办”[3]。何世礼世居香港，曾入英籍，但在上海诉诸法院，由法律裁定为中国籍[4]。
1924年5月20日，何东在英国参与筹办大英帝国温布莱展览会，致函英国殖民地大臣汤马士，表示何世礼年方18岁，刚在皇仁书院毕业（其实仍然在学），渴望加入军事学校受训，将来做个军人[1]:68-69。1925年3月17日，何东致函殖民地部，表示夫妇二人将会携同儿子离开香港，取道加拿大，之后才前往伦敦，希望何世礼可以在1925年之新学年入学[1]:70。9月，何世礼顺利入读英国乌烈芝皇家军事学院[1]:70；12月，何世礼于乌烈芝皇家军事学院毕业[1]:78。
1927年1月，英国战争部接纳何世礼之申请，使他成为英国皇家坦克兵团成员；之后更加入皇家坦克兵团第二营提升个人对重型炮火方面之知识[1]:73。2月至6月，何世礼毕业于勒希尔炮兵学校[1]:78（又称拉克希尔王家骑兵和野战炮兵训练学校，School of Instruction for Royal Horse and Field Artillery，Larkhill）。7月，何世礼在皇家坦克兵团第二营见习[1]:78。
1927年8月2日，何世礼于伦敦中国公使馆（Chinese Legation in London）正式宣称放弃英国国籍；英国战争部于8月16日收到内政部（Home Office）信函，表示伦敦警察厅（Metropolitan Police）在8月4日收到何世礼之申请，要求于弃英国国籍[1]:74。8月，战争部立即终止何世礼在“范波路皇家坦克兵团第二战斗营”之学籍[1]:80。
1928年7月，何世礼前往法国深造[1]:85。8月，何世礼与新婚妻子前住法国，进入枫丹白露炮兵军事学校（École d'application de l'artillerie et du génie, Fontainebleau，由拿破仑在1803年创立，原称“帝国军事专科学校”[1]:85）修读“战略与战术课程”[1]:360，在学时甚得校长菲特郎中将赞许；法军参谋总长福煦到炮校视察时，得知何世礼是香港巨富何东之子，不胜惊讶[5]。1930年3月，何世礼毕业后乘坐邮轮返回香港。[1]: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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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何东写信给张学良：
“……东（何东）去夏游辽沈幸年，清尘洗荷（痾），礼遇逾恒……次小儿世礼毕业英国陆军校后赴法揅习军学炮术，藉谋深造，兹已届毕业，经于日前返港。礼儿忠耿夙夫，深愿为国效劳。前者厚蒙令先帅提挈栽培，时图报效。今幸学业小就，拟将片长寸技效力军前。惟念钧座智雨谋云，礼儿浅陋之识，未知能否有幸效力于帅幕……如蒙俯赐接纳，请电示，当饬礼儿趋前恭听驱策也。”[6]
张学良批示“电覆：无任欢迎，即请命驾”，并在6月6日下午发出电报：“香港何东爵士台鉴：奉示敬悉，世兄英年绩学，至深敬佩，来襄防务，无任欢迎，希即命驾，翘跋以待”[1]:97。6月底，何世礼进入张学良大元帅府，职衔为“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上尉侍从副官”[1]:98。张学良派何世礼为连长，到王以哲北大营见习，王以哲立即指派何世礼到北大营王铁汉第六二〇团，任命为平射炮连连长[7]:36-42。后何世礼携同妻子乘船北上，在上海转往天津途中碰到胡适[8]:350。
1931年3月，何世礼擢升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少校参谋，直接听命于张学良，改驻北平行营[9]:34。何东曾通过何世礼捎口信给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带头为东北军增强军备而出力，资助东北军购进各种火炮，组建1-2个炮兵师，并组建两个机械旅，以加强东北军实力[10]:350。8月底，何东离开上海，并在9月初抵达北平，先见何世礼，之后再与张学良会面，洽谈合作事宜[9]:34。何东应张学良之邀请赴北平，洽商东北边业银行（The Frontier Bank）改组事宜[11]:34。9月25日，何东转到上海，之后先到澳门管理业务，返回香港[12]；何世礼则仍留在张学良身边，并跟张氏撤出东北到关内[1]:111。从何世礼在10月29日由天津寄给骆克（即前任威海卫大臣[1]:83、前香港政府辅政司骆辖爵士[1]:74，为何东挚交[13]）之信函称，9月18日晚，他在北平陪同何东会见张学良，讨论一些重大金融项目，由于父亲国语不灵光而需他充当翻译，他乃暂留北平数天，如非这种安排，他必然身在东北，与日军碰个正著，生死难料，因此“命运决定一切”[1]:106-107；何世礼因懂中文、英文双语而被张学良派往接待美国远东指挥官John L. Hines为首之国联调查团，了解中日冲突之来龙去脉，之后再陪同调查团前往上海，深入了解各方面情况[1]:111。
1932年1月上旬，何世礼返回北平，并擢升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卫队炮兵营”少校营长，直属上司为刘多荃[1]:112。在“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何世礼奉令陪同英、美两国武官亲赴前线观战，了解战况；6月，何世礼升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卫队”中校营长，上司仍为刘多荃[1]:113。
1933年2月底，何世礼再次回到北平，调派到“北平绥靖公署”任上校高级参谋[1]:115，直至1936年2月[1]:135。何世礼曾陪同张学良等从北平坐车前往承德等地视察地形，构思防守策略[14]。3月10日，胡适与张学良会面，得知蒋介石要张学良辞职；胡适在何世礼介绍下，认识在一二八事件中奋力抗日之翁照垣将军，胡衷心敬佩这位与何世礼在私底下用广州话交谈之南方将军[15]:658。在1933年4月12日写给骆克之信中，何世礼表示已启程前赴美国，并指在离开中国前曾亲住长城古北口，了解战况，并指在抵抗日军激战之古北口战斗中，他带领之部队牺牲接近80人，令他伤心不已，他表示自己部下仍然士气旺盛，并认为只要军备得到提升，加上良好领导，中国一定可以打败日军[1]:118。9月，何世礼正式入读肯萨斯州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1]:128。何世礼进入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深造后，主要“研习步炮兵及装甲兵的大规模协同作战技术”[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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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何世礼离开美国，先行回到上海及武汉，停留一个多月[17]。同年9月，出任江苏海州“税警总务参谋处”少校科长[1]:135。
1936年3月，擢升为“陆军通讯大队”上校大队长，曾参加张学良在陕北发起之连串“剿匪战斗”[1]:135-136。期间张学良曾表示有意更换所属部队之通讯装备，藉以提升东北军指挥效率，但无疾而终[5]。在1936年4月5日从西安写给骆克之信中，何世礼提到陕西已再没人种植鸦片，因而令当地鸦片价格大幅上升，直接打击人民吸食鸦片习惯；何世礼表示欣慰，并希望政府能够继续采取坚定手段，打击国人贩卖及吸食鸦片之不良行为[1]:136。11月初，孙科南下广东省亲，在澳门探望母亲后打算转到香港私人访问；11月21日，何东在家中设茶会招待孙科，与之会面[18]。受西安事变影响，何世礼还没有到达部队驻地，就被解除军职[19]:40。
1937年2月至6月，何世礼获委任为财政部“两广盐务总局”广州盐务总局潮桥盐税署署长[1]:144，兼广州盐务总局潮桥督销局局长[1]:142，直属上司为“两广盐务总局”唐煊[1]:144。5月11日，何东获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吴鼎昌邀请，参加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开幕盛典，并应孙科等约请到南京游览，偕儿子何世俭、女儿何艾龄及私人秘书韦达，由上海乘早车抵南京[20]。何世俭与何艾龄陪同何东等亲赴南京，得到蒋介石接见[21]。5月22日，何东一行人离开南京，经过上海返回香港[1]:147。6月起，何世礼改任“两广盐务管理局”税警课长，常驻广州，直属上司仍为唐煊[1]:149。9月，何世礼请假回香港[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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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第三路军总司令薛岳电请财政部借调何世礼前方服务[22]。1938年2月至7月，何世礼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参加安徽流动桥、河南兰封及江西南浔线诸战役[1]:161。何世礼亲赴第一线指挥炮兵作战[23]:52。7月之后，何世礼调派到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部，出任副官少将处长，直属上司仍为薛岳[1]:162。1939年3月，何世礼出任薛岳第九战区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同时出任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1]:162。第九及第四战区两战区协商，得派有力人士留驻香港，搜集日本军海陆运输情报[24]:52。薛岳及张发奎交托何世礼兼任第四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驻港联合办事处主任，从事地下工作[25]；还兼任“财政部盐务总局”驻港运输处帮办一职[1]:162。1941年6月至1942年12月，何世礼出任“后方勤务部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部”少将总监，追随张发奎第四战区驻扎于柳州[1]:163。
1941年8月25日，蒋介石发出命令：“分电何世礼、黎公度、汪世铭、周宏沼及唐子长等，令来渝一聚。”[26]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何世礼的父亲何东逃往澳门避难，在港的家族财产遭日军没收，何世礼的嫡母（何东发妻）麦秀英夫人在香港被日军饿毙。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开始与美英进行密切军事合作，何世礼由于英语为母语，在英美军校军界有着广泛人脉的经历而变得炙手可热。
1942年，中国组成远征军，由滇西开往缅北，与美国远征军听命于同盟国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与日本军作战[1]:168。由于英国、美国各有盘算，对国军缺乏支援和信任，盟军在缅甸之第一次反击战挫折重大，国军伤亡惨重，至于总指挥史迪威甚至要落荒而逃，远走印度[27]。1942年12月，国民政府委任何世礼为“后方勤务部远征军兵站总监部”少将副监暨代总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1]:168。蒋遵照美国示意，乃派何世礼到昆明参加中国远征军总部，为补给司令，参与盟军机要[28]:40。
1944年，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暗助中国共产党，还蔑视中国国民党之领导，毫不尊重自己，因而以国民政府宁可退出同盟国，独力对日本作战作胁，而不愿史迪威留在中国，要求美国更换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因应蒋之立场，美国最终撤换史迪威，改派魏德迈出任[27]。1944年，何世礼第一次晋见蒋介石，他担任联勤副参谋长，协助美国魏德迈（何世礼较魏德迈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早一届毕业）处理有关援华事宜，有机会陪同晋见蒋[29]。10月，何世礼擢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直接听命于蒋[1]:170。何世礼在1944年升任后勤部中将副总司令，负责与盟军总部协调联络，接受美援物资，增强国军战斗力[30]:52。
魏德迈上任后，大幅争取美国对华军事物资援助，令中国军队终于获得充足装备和弹药，因而扭转过往捱打局面，给日本军国主义者致命痛击[27]。由于日军在缅北溃败，空运航线不必再绕道驼峰；同时滇缅公路逐步通车，大批美国援华军事物资源源运入。1945年5月，蒋介石要求何世礼兼任“后方勤务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听任于陈诚指挥；6月，委任何世礼为“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后勤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兼任“前进指挥所”主任[1]:171。此后，何世礼长期追随陈诚任职。8月，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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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何世礼衣锦还乡参加了日军香港总督田中久一中将的投降仪式，并被英国派来接收香港的军政府首长夏悫（Cecil H J Harcourt）奉为座上宾。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原属意何世礼出任光复后的首任广州市长兼广东省政府委员，但最终被中国国民党秘书长吴铁城安插亲信，原广州市公安局长欧阳驹出任，而让他与执掌广州职务擦身而过。
1945年12月23日，何东避居澳门长达4年后乘坐香港军政府夏悫少将之军舰返回香港[32]；12月27日，孙立人刚在广州完成接管手续，乘坐美国战机飞抵香港访问，何世礼亦随同抵达香港，并获得夏悫及费斯廷（F. W. Festing）等迎接，之后举行简短会议[33]。
1946年2月，参谋总长陈诚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认为应该在秦皇岛与葫芦岛设立一个统一补给点，支援国军在该区之军事力量，抗衡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支持中国共产党军队之活动，并推荐前东北军军官、兼陆军总部后勤副司令何世礼改兼后勤总部第六补给区（负责东北九省国军补给，调第二补给区中将副司令刘翼峰为司令）副司令，并兼秦皇岛、葫芦岛港口运输司令[34]。2月底，何世礼由上海飞返香港，“处理在港事务”，并接受香港记者访问，表示自己在处理国军后勤业务及运输等问题时，获得香港政府帮助和支持，因而感谢有关部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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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国民政府在秦皇岛和葫芦岛成立“秦葫港口司令部”，以何世礼出任司令，直辖于南京联勤总部，主要职责为“接收、存储和运转美国运往中国的军事物资如武器、弹药、粮服、器材，然后再由港口司令部分发给国民党部队”[36]:37。该司令部设于葫芦岛，但到冬天因港口冰封而迁到秦皇岛，平时只在秦皇岛设立一个指挥站，管辖大权则归入葫芦岛[1]:183。官兵合共约1,400多人，大部分驻守葫芦岛[37]:38。3月25日，何世礼飞往上海，再转赴秦皇岛正式履新[38]。7月，再擢升为“联合后勤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同年12月上任[39]。1947年，何世礼在葫芦岛设立一个军士训练学校[40]:38。
秦皇岛，又称秦王岛，在河北省北部，临渤海湾，离山海关只有17公里，属东北唯一“不冻港”；相传唐太宗出兵征高句丽时曾以该岛为补给基地，而唐太宗未即位之前获封为秦王，因而取名“秦王岛”[41]。又相传秦始皇曾在此地求仙，因名“秦王岛”。葫芦岛在辽宁省南部临辽东湾，头小尾大、中部稍狭，状似葫芦；西端与秦皇岛相对，港阔水深，港口朝南，夏为避风港，但冬则结冰[42]。国军补给东北，以秦皇岛为冬港，以葫芦岛为夏港，特别成立秦葫港口司令部，由何世礼中将任司令，统一指挥，经由这两个港口，满足四十万国军之需求，当地联勤运补单位，可以说责任重大[43]:235。
1947年1月，陈诚出任东北行营主任。1947年11月，何世礼兼任“冀热辽边区剿匪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1]:190。1948年7月起“秦葫港口司令部”加挂秦葫运输指挥部牌子。
1948年11月14日下午，在葫芦岛的秦葫港口司令部下属部队随最后一批国民党撤退人员登上招商局海轮开往塘沽。1948年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撤销秦葫港口司令部，在秦皇岛的司令部机关和直辖部队部分剩余官兵撤往塘沽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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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局势逆转，国军失守华北，何世礼奉调回广东，以国防部联合后勤司令部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顺利完成负责运送华南国军补给及转运；是年秋，衔命转赴台湾，8月任“东南补给区司令部”中将司令[1]:210。何世礼驻节漳州、厦门，供应转进台湾60万大军粮秣营舍，兼任新成立之台湾基隆港口司令一职[1]:210，抓住一切可以使用的船只向台湾抢运物资。
何世礼历任国防部常务次长。1950年6月任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兼盟军对日理事会战胜国（中华民国）代表，1950年7月，联络协调麦克阿瑟秘密访问台北、派遣中华民国国军参加朝鲜战争的计划、中华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和平条约等。1952年后，任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委员会首席代表、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参与推动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军事合作、协商购买所需武器。1958年8月金门炮战爆发后，M55 203毫米自行榴弹炮（M115榴弹炮自走化炮车）便是由何世礼通过在美私人关系争取到手。
1956年，何东爵士去世，何世礼继承了钜额遗产。
1962年1月，获准辞去军职，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会委员。1965年9月，蒋介石在行政院之下成立“对匪经济作战策划小组”，通称“力行小组”，首任召集人为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俞国华，执行秘书为林芳伯，何世礼则为成员之一，目的在于策划对中国大陆之经济“作战”[1]:301。
1966年3月，蒋介石指示行政院长严家淦推动台湾与香港贸易往来，明确表示应由何世礼主持其事；何世礼牵头在香港成立港台贸易公司和台湾民生物产公司，并出任董事长；8月5日，台湾民生物产有限公司登记成立，股份九成以上由港台贸易有限公司持有，于2001年11月23日解散[1]:301。
1973年7月13日，魏德迈访问台湾，何世礼亲自到机场迎接，之后一同出席记者招持会，并陪同张群等与之举行会谈[1]:305。完成连串会谈后，7月25日魏德迈返回美国，何世礼则返回香港[1]:306。
中华民国政府在1977年3月颁发一等景星勋章给何世礼，以资奖励[1]:306。1981年起，先后担任中国国民党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评议委员。
承继了父亲何东拥有的《工商日报》，先后担任董事长及社长，及后又创办《工商晚报》。何世礼直接参与管理《工商日报》、制定编辑方针、审稿，报纸在其手中办成了港九头号亲国民党的报纸（右派称之为“自由报纸”，左派称之为“美蒋报纸”），报头上沿用民国纪年，社论中旗帜鲜明站在中华民国立场。
1984年11月，何世礼得到林洋港承诺，中华民国政府将会提升“香港小组”地位，改为一个“超部会的机构”，由林洋港任召集人，加强其他部门支援和配合；林洋港同时表示11月1日已成立“光华旅行社”，全力“协助侨胞办理前往台湾定居、就学、工作、投资及经商等事务”[1]:308。12月1日，《工商日报》在中英两国签订联合声明2个月后宣布因负债亏空、经营艰难而停刊。
……（一）何世礼来访告以港方若干情形值得注意者（A）何氏家属除其直属家人外余均向匪方靠拢香港大多数人士寓投机自欺心理向匪投好（二）即受高等教育者如彼二房侄 INJESODCE 在港府任高级职位与其谈话亦亟盼大陆邓派政策成功令局势稳定香港以后亦能享受到欣欣向荣之安乐日子何告其侄大陆不稳定香港始有安乐生活也其侄闻之非常惊讶何分析共匪稳定则随时可食言占领香港何侄谓从未如此想法何谓可见港人蓄此种天真幻想何止千万故必须将正确见解灌输到英港人上级人士心念中或可济事（B）回忆余曾建议运用英商人牟利之心理港人自保之企望我当为香港同胞造福且须较匪公布允港人之条件更优惠基于拯救香港同胞之福利为原则我可届时得超越外交之优势与港民之拥戴此事应由妥人先事秘密筹划届时进行之何在港可称富豪不难依阿谀谋生亦不必仗一官半职以糊口且人已逾八十如此爱国实难能可贵谚云疾风知劲草乱世识忠臣此之谓也据其告我方在港工作人员中无一人能打入香港上层社会遑论造成沟通作用余认为此非工作人员之咎也彼等原无声望及社会高层关系焉能著其发生作用（三）匪在此间华侨中颇下功夫其首先调查某些姓氏较有影响力即开始为该姓在大陆重茸祠堂即如对我祖先在海南文昌县之祖居重建同一辙……祝安康母字十月廿二日[44]:600-604
10月25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密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相继奉到母亲电谕何世礼同志分析港英投机自欺心理及我为香港同胞造福之各点意见皆透彻中肯有关方面备极关切并已分途进行各种积极作为何世礼同志来台北时当与深谈彼虽年逾八十要仍可发挥其对港英之影响力……儿经国跪禀十月二十五日”[44]:605
1993年4月东北大学成立70周年。在好友甯恩承居中安排下，在1995年陪同张学良由台赴美其间答应捐出资巨资，在东北大学兴建一座教学大楼，在1998年完成[1]:316。何世礼出资50万美元建设“何世礼教学馆”，并于1997年12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总造价约合人民币2,000万元。何世礼决定在1998年6月12日携同子女何鸿毅及何勉君北上，主持大楼开幕，6月15日返回香港[1]:316。
1998年7月26日，何世礼在香港山顶何家大宅中逝世，享年92岁；8月5日在香港殡仪馆举殡，到场致祭者超过200人，包括郝柏村、郑安国、武士嵩、释星云、董赵洪娉、杨铁梁、李柱铭等；丧礼完毕，择吉下葬于港岛摩星岭昭远坟场[1]:317。中华民国政府虽然送来了中华民国国旗及国民党党旗，作覆棺表扬之荣誉，但何家后人不想引来中国共产党尴尬而婉拒[45]。同年11月26日国府颁褒扬令予总统府前国策顾问、陆军二级上将何世礼。
1906年5月15日，何东发妻麦秀英之表妹张静蓉为何东诞下何世礼[46]。由于兄长何世俭一直由张静蓉照顾，何世礼便给麦秀英照顾，算是麦秀英“一房”血脉；由于麦秀英乃正室，因此何世礼亦取代兄长何世俭成为“正统继承人”，英文名与父亲一样改为 Robert ，或称 Robert Ho Tung Junior ，亦称 Robbie ，与麦秀英一起在西摩道8号“红行”居住[1]:31。
1928年6月6日，何世礼与洪兴全（子励）之长女洪奇芬（Hesta Hung）举行婚礼[47]，在香港婚姻注册处正式注册，结成夫妇[1]:81；婚礼后到港岛清水湾一家别墅中小住一段时间[13]。
1931年11月底，何世礼返港休假，庆祝何东与麦秀英在12月初举行“金婚纪念”[1]:111。1932年10月17日，何世礼在北平写信给骆克，信中提到洪奇芬怀有身孕，已于两个月前返到香港，等待分娩[1]:114。同年11月26日，何世礼返回香港探望家人，之后前往美国肯萨斯州军事学院深造[48]。1933年1月31日，何世礼致函骆克，表示洪奇芬已为他诞下一子，家人为他取名何鸿毅，英文名为 Robert Ⅲ ，家人则叫他Buster，并指全家为此极为高兴[1]:115。何世礼婚后育有子女各一，子何鸿毅，媳罗绮文，女何勉君，两名男孙[49]:63
在1933年4月12日写给骆克之信中，何世礼提到妻子洪奇芬及儿子何鸿毅没有与自己同行赴美，军将于9月开学，他会先到华盛顿探访亲友及游玩，之后才往军校所在地[1]:118。1936年11月底，何世礼休假返回香港，与家人团聚[7]:36-42。1938年1月5日，何世礼生母张静蓉去世[50]。
由于何世礼早年放弃英籍，改为归化中国籍（时为中华民国政府执政时期），因此其英文名由Robert Ho Tung，改为Ho Shai Lai[45]，与其余家族成员的一般所用的“Hotung”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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