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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軍第一次試圖從海陸入侵上海導致爆發中日兩國局部地區軍事衝突的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一二八”事变（日语：第一次上海事変），是大日本帝国在1932年1月28日攻击中华民国上海市之战争。进攻主力是上海派遣军，守军主力是由广东调来的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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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大日本帝国朝鲜总督府迫害朝鲜华侨。1931年7月13日，上海各界群众召开反日援侨大会，揭开上海反日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商界打击中日贸易，中华民国沿海和长江一带日本航运业遭到很大打击，其中“日清轮船公司”轮船全部停航。上海日本商人从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损失总额据说高达41,204,000日元[1]:366。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29%来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由外务省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之警告，至派舰问题，由外相与海相主持之”。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2]:4。国际联盟理事会作出三次决议，要求日本撤军，绝大多数会员国对中国表示同情[2]:4。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但当日本侵占锦州后，国务卿史汀生发表“不承认主义”照会，对日本施加压力[2]:4。日本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不安，因此急欲在中国其他地方制造事端，以便转移国际社会关注其侵略中国东北[2]:4。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后，以何种形式来统治，是日本必须立即决定之问题[2]:4。
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确定建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受日本操纵之新政权[2]:4。根据方案，关东军准备将溥仪挟持到东北，在东北各省拼凑政权，阴谋在上海挑起事端[2]:4。上海是西方列强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之地[2]:6。列强经济、政治关系复杂，上海若有战事，将引起国际关注，特别是与上海关系密切之国际大国，如英、美、法等必将介入[2]:6。10月1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辅助官兼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应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电召，前往沈阳[2]:4。板垣告诉田中：“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要占领哈尔滨，使满洲独立。我们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仪来。如果我们办成了，国联要大吵一番，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我要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2]:4-5田中保证完成任务，并说他“正在训练一个极好的间谍，能在上海收买中国的闹事者，来发动这场假战争”[3]:585。板垣从关东军特务经费中提取20,000日元交给田中使用[2]:5。由天皇裕仁文官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牧野伸显等人组成“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策划“一二八”事变[2]:5。该组织主张日本在完成对中国东北征服前，需要有一个“思考间歇”期，以便应付国内外许多问题[2]:5。在此期间，日本需要在上海制造一场“假战争”[2]:5。“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近卫在“十一人俱乐部”会议上通报说：“关东军准备在上海搞一个转移视线的行动，这样可给国联一个满足它要促成和平的愿望的机会，从而‘给国联留些面子’。”[3]:579
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就中国中部及南部“排日运动”商讨对策[2]:2。会议“结果决定由外务省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之警告，至派舰问题，由外相与海相主持之”[4]。
国联决定组成调查团派往中国和日本作实地调查[2]:5。1932年1月，调查团正式成立[2]:5。日本乃计划在国联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前，扶持“满洲国”成立，迫使国联承认既成事实[2]:5。1月4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同幕僚拟订具体方案，决定派板垣回国汇报[2]:5。该方案决定，“满洲国”最迟在3月下旬，即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之前成立[2]:5。板垣得到天皇裕仁破格接见，并留在东京协助制订“假战争”作战计划[2]:5。与此同时，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根据参谋本部意图，共同制定与关东军方案基本一致之《中国问题处理纲要》，其中规定东北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其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受日本控制，由日本人参该“国家”中央和地方行政[2]:5。1月10日，板垣和参谋本部安排好准备发动“假战争”[2]:5-6。他在东京致电在上海之田中：“‘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上海。”[3]:608田中接电后，将20,000日元特务经费交给川岛芳子[2]:6。1月13日，板垣携带《中国问题处理纲要》返回沈阳[2]:6。于是，关东军加紧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活动[2]:6。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时，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等5人，于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之三友实业社，与2名日本僧人与3名信徒冲突[5]:32。川岛芳子及其助手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使下，5名持极端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观点的日本日莲宗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藤村国吉）与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一带举行巡游宗教仪式，并沿途高叫反华口号，途经杨树浦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时毛巾厂门前，遭被激怒的工厂工人群殴[2]:7。结果日僧天崎三人等被殴成重伤，水上秀雄最终更伤重不治[2]:7。
1月20日凌晨2时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挥上海“日本人在华青年同志会”32名暴徒，携带枪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潜赴三友实业社工厂[2]:7。日人纠众放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工厂[5]:32。青年同志会成员前往三友实业社放火，引发混战[6]。田中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起冲突”[7]:50。下午，日侨又开会，在北四川路一带示威，捣毁商店[5]:32。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5]:32。上海市长吴铁城向日抗议，日本反向中国要求市长正式道歉，逮捕击毙日僧凶犯[5]:32。日本要中国偿付恤金及医药费，适当处理抗日运动，立行解散敌视日本及抗日暴动之团体[5]:33。此种无理要求，中国本可严加拒绝[5]:33。
1月21日上午，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见上海市长吴铁城，就日人纵火、击杀华捕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缉拿纵火之日本浪人，同时递交关于“日僧事件”之书面抗议，并提出4项要求：“（一）市长须对总领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处罚，应迅即切实实行；（三）对于被害者5名须予以医药费及抚慰金；（四）关于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轨行动，一慨予以取缔，尔其应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以及各种抗日团体及时解散之。”[2]:8由日本吴军港向上海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一特海军陆战队457人和大批军火，1月23日、1月24日分批抵达上海[2]:12。
1月22日，日本海军陆战队派人持函前往上海《民国日报》社[8]。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9]“如中国政府不解散各处抗日团体，及取缔各处抗日运动，即将采用平时封锁办法，将海口及长江各埠封锁。”[10]:5291月23日，日舰陆续到沪，上海气氛极为紧张[5]:33。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
1月23日，蒋介石谈到对日方针时说：“作最大努力之抵抗。”[11]蒋、汪精卫和孙科再次商讨对日政策，“蒋、汪两氏咸主先行安内，方可攘外”[2]:17。会议决定命令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将第十九路军于五日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12]:30-31。当时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主张应付日军挑衅，而国民政府则主张忍让，同时也开始对上海周边非租借区发布戒严令，并构筑防御工事预防意外发生。
1月23日、24日，由日本吴军港向上海派出的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一特海军陆战队457人和大批军火抵达上海[2]:12。1月24日，由旅顺出发之日本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号”驶达上海[2]:12。
1月27日，政府因苦于力量之不充，将日本要求封闭之《民国日报》停刊，上海市政府下令解散抗日会，外交部长陈友仁与孙科均辞职[5]:33。中国一再退让，引起各方对中国政府之愤慨，而日本海军已决定挑起战争[5]:33。村井向上海市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对所提4项要求，限1月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否则日陆战队将采取其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以实现其要求[2]:10。同时，为防备中方不接受要求，盐泽下达有关行使武力之命令[2]:10。在交涉期中，日本海军陆战队即纷纷抵达上海，并在浦东登陆，故中国虽应允接受要求，于其限定之1月28日下午6时前答复对日本[5]:33。
1月28日上午7时30分，盐泽照会各驻沪武官，称中国对日本之要求无满意答复，日军将于次日晨有所行动[2]:12。为委曲求全，中国覆牒日本表示接受，日本在覆文中也表示满意[5]:33。下午1时45分，在日方压力下，吴铁城覆文表示全盘接受其四项要求[2]:10。村井表示满意[2]:10。下午4时，日机飞往闸北示威[5]:33-34。下午7时，日本海军又发出布告：“日本海军鉴于闸北情形，颇感忧虑，该处日侨众多，已决定派兵至该地，维持法律秩序，因此希望中国当局，从速将驻在闸北的军队撤退，并解除一切敌意的防卫”[5]:33。日本海军在作此项宣告时，海军源源开入闸北，战争乃不可避免[5]:33。晚上11时，日本接到吴铁城答复表示满意，却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日本不等答复，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晚上11时3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铁甲车掩护下向警卫上海十九路军开始攻击，一二八战争遂揭开序幕[5]:34。日本海军省下令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开赴上海[2]:12。
国民政府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急电第十九路军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长吴铁城接受日方要求。暂时下野的蒋介石委托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说服蔡廷锴避免与日军冲突，并调宪兵第六团接替上海第十九路军防务。[13]
1月28日晚上11时30分，日本不等答复，下令日本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铁甲车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今上海市虹口区武进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第十九路军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29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水上飞机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均被炸毁。
1月29日，十九路军向全国发出《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舋。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19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
1月29日早上，蒋介石约见何应钦、朱培德商讨对策。之后由朱培德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李济深、邓世增、林蔚等商定布防、警戒南京和长江沿线及对日抵抗作战事宜。
蒋手定对日交涉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2]:34。交涉程度为：“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14]:431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即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全力守南京；何应钦留守南京，所有党政军留守机关人员归何指挥[2]:43。蒋、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陈铭枢等纷纷表示抵抗日本侵略之决心[2]:44。蒋还致电湖北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和第四师师长徐庭瑶[2]:44：“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第十九路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汉严防，切勿分散。以后军费困难，惟有地方自筹也。”[14]:43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为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沪战。蒋自下野后正式复出，以避免城下之盟、坚持长期抗战。
1月30日，中国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蒋通电抗日，并派精锐之第五军增援上海，当晚上海方面军事长官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在他指挥下为第十九路军；军总指挥为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师长区寿年、毛维寿、沈光汉[5]:34。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
“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厉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15][16]
，表示绝不屈服。此电发表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17]:97。自该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开始迁往洛阳（年底才迁回），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同时命令前方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
1月31日，日本第三舰队开抵上海，有巡洋舰4艘、驱逐舰4艘、航空母舰2艘及海军陆战队7,000余人。指挥官从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海军少将盐泽幸一改由第三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担任。2月1日，日本军舰从长江上炮轰首都南京。俞济时致电蒋要求将所部调上海增援[2]:44。蒋答：“贵师行动，一（切）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14]:445同日沪西反日大罢工，上海沪西17家日商纱厂4万多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反日大罢工；工人组织罢工委员会和义勇军，封锁日厂、检查日货、支援十九路军对日作战[18]:2353。罢工坚持两个多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拨款万余元支援上海工人抗日斗争[18]:2353。
自2月1日起，蒋在徐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2]:45。随后第八十八师被命令在2月5日前集中于苏州昆山。
2月1日夜，南京下关江面日本轻型巡洋舰天龙号，防护巡洋舰平户号、対马号，海军第23驱逐队三日月号、菊月号、望月号、夕月号等7舰使用140mm炮4门、152mm单装速射炮12门、120mm单装炮12门、76mm单装速射炮20门向南京市区开炮，富人与官员纷纷逃离市区避难，但日军未登陆。
2月2日，日军多次进攻吴淞，均被击退。由于战事僵持，日本海军陆战队无法有效压制第十九路军，日本政府决定派遣第9师团与混成24旅团(由第12师团所属之24旅为核心部队，搭配支援兵种组成之加强旅)至上海支援海军作战。陆军第9师团师长植田谦吉中将，来上海主持作战[5]:34。
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划分全国为4个防区：第一防卫区，区域为黄河以北，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区域为黄河以南，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区域为长江以南与闽、浙两省，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区域为两广，陈济棠为司令长官[2]:45。并决定：“各司令官除酌留部队绥靖地方外，均应将防区内兵力集结，以便与暴日相周旋。同时，并电令川、湘、黔、鄂、陕、豫各省出兵任作总预备队。”[14]:438
2月5日，在得知日本陆军由本土调沪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自洛阳致电何应钦，指示如日本派陆军登陆，中国空军即参战[14]:446-447。同时蒋介石致电慰问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称：“兄等恶战苦斗，已经一周，每念将士牺牲之大，效命之忠，辄为悲痛。……如有必要，中（正）可亲来指挥也。空军参战时，陆军需与之预定各种符号切实联络，俾得协同动作，……”[14]:447同日，第八十八师（欠一个团）抵达苏州。
2月6日，蒋命令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自南京增援至昆山。2月7日，部队抵达昆山。2月8日，蒋批示何应钦调炮兵一个营以增援十九路军[14]:449。2月9日，蒋介石调动国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第七师（师长王均）准备增援上海十九路军[14]:450。
2月10日，为避免中央军嫡系第八十八师在作战时可能出现不服从粤军系统的十九路军的指挥的情况，蒋介石特地致电俞济时，要求“贵部作战须绝对服从蒋总指挥（指蒋光鼐）命令，并与友军共同进退为要”[14]:451。盐泽幸一所率日本海军陆战队，从虹口分三路作包围攻势，国军坚决苦守，终于将日军击退，并加以追击予歼灭打击，士气锐减[5]:34。2月11日，中央军嫡系的第十八军军长陈诚自江西吉安致电蒋介石，称部队已经欠饷近2个月，伙食无着。当时因为准备将之前在江西剿共的国军调浙转沪，又迁都洛阳，国民政府亟需款项，但政府财政早已经因连年战乱和1931年江淮大水灾捉襟见肘。
2月12日，经曹家桥一战，日军会师计划遂全面粉碎[5]:34。2月13日晨，日军混成第24旅团强渡蕰藻浜曹家桥，与国军交战，十九路军总部决定乘机消灭日军[2]:53。日军在永安纱厂门前被国军重兵包围，又有60名敢死队员实施自杀攻击，1,600日军全军覆没。日军遭受重创，一举占领吴淞的企图遂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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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蒋命令将已抵达上海附近南翔、昆山一带的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合编为第五军，任命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归第十九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第十九路军为右翼军，担负江湾、大场以南及上海市区的防御。为补充十九路军因伤亡而造成的减员，蒋还多次下令各地对十九路军输送兵源，如2月15日上官云相自蚌埠输送500现役兵给十九路军，2月17日梁冠英自清江浦输送500徒手兵给十九路军，2月19日刘峙自河南输送1,000现役徒手兵给十九路军[14]:459-460。
2月16日蒋介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日既在沪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而江西与河南伙食必日紧一日，接济必完全断绝。请兄能在南昌运存1,000万元，郑州运存2,000万元之中央钞票，则政府尚可活动，军队亦可维持，或能渡此难关，不致崩溃，此为中（正）最后之哀求，望兄设法助成之。”[14]:453
为避免第五军与十九路军因“争战功”而不愉快，蒋介石于2月18日致电张治中、俞济时：
“抗日为民族存亡所关，绝非个人或某一部队之荣誉问题，我前方将士应彻底明了此义。故十九路军之荣誉，即为我国民革命军全体之荣誉，绝无彼此荣誉之分。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指反南京中央政府者）之污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军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为要。”[14]:458
同日，日军向蔡廷锴来了一通“哀的美顿”书，限十九路军于2月20日上午第一线撤退[5]:34。日军第9师团向蔡廷锴提议避免战事扩张，因此要求十九路军沿租界后退20公里，遭十九路军拒绝。日方被中方驳斥[5]:34。
2月20日，日军开始对国民革命军总攻击[5]:34。此一总攻，为上海战争中最吃紧一段：闸北之八字桥、天通庵、宝山路、江湾之庙行、跑马场、江湾车站、吴淞之炮台湾、狮子林、蕰藻浜、张华浜都有激烈战斗[5]:34。国军个个奋勇，人人当先，结果不到两周，日军死伤逾万[5]:34。
2月21日，因应日军攻势，蒋介石下令调卫立煌第十四军所辖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师长蒋伏生）入浙增援上海作战，同时命陈诚第十八军，如不得已，先击退红军对赣州的进攻后迅速增援上海[14]:460。
2月23日，蒋介石下令第九师（师长蒋鼎文）3月3日前集中到杭州地区，以增援上海方面作战[14]:461。 陈铭枢、蒋光鼐派京沪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邓世增，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增兵。23日邓世增电陈、蒋：今晨晤蒋（介石）先生，催促增援，伊云：各部队俱未集中，何能増援？预算增援部队须在十日之后。希嘱蒋、蔡诸兄务照原定计划，迅速在南翔之线赶筑工事，以期长久抵抗。至于撤退时间，由蒋、蔡诸兄查看情形，自行定之……
2月24日，日军决定再度扩大作战规模，自日本本土抽调第11师团与第14师团与当时以参战的部队合组上海派遣军。日本第四个来华统帅，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陆军大将，他修正以前数人战略，除续在江湾闸北吴淞作策应攻势外，调去10,000人偷击浏河；日军在烟幕中登陆，向国军猛攻，另用骑兵攻浏河侧翼杨林口和七丫口[5]:35。当时中国以全力灌注于上海正面，浏河守军力量单薄，当即失守[5]:35。浏河一失，中国闸北江湾大军，成为腹背受敌之不利态势，不得已在苦战34天之后，撤退到第二道防线[5]:35。战争至此，遂转入结束阶段[5]:35。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
3月1日，日军增援部队在自上海战线后方登陆。国民革命军在江湾一带抵抗日军进攻至3月2日，由于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为免遭合围歼灭，于是被迫全线撤退。
3月3日，由于十九路军撤退，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自行发布战斗中止命令，宣布停战，双方进入对峙状态。日军由于上海的战事让长江航运中断，列强位于华中的利益受损，于是逼迫日本政府谈判。日方虽宣布停战，但是中方不敢掉以轻心，而且深知和谈必须有武力做后盾。同日，蒋介石电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指示增援到杭州的第九、第十师应在杭州以西三十里停驻，不经杭州城以小路至杭州东，能在夜间行动最好，以免日军侦知[14]:516。
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在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先后命令空军、炮兵部队和第五军增援十九路军并实际到位参战。但蒋介石为增援十九路军先后从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抽调的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一师、第九师、第四十七师和陈诚第十八军（当时下辖第十一师、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共三个师）等部队，却因为交通问题和红军的牵制，均未能在停战前到位。如蒋鼎文第九师曾奉命驰援淞沪，限于2月20日以前到达，只因交通梗塞，红军又跟踪追击，第九师且战且走，后面的一个旅陷入了红军重围，前锋不得不回师抄击，才避免了全部被歼的危难。第九师在3月7日赶到上海附近的时候，淞沪战争已经结束了[19]:104。
3月10日，为防止日本继续增兵扩大沪战、深入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方案：“国军以保卫国土长期抵抗之目的，以必要兵力于苏州、常熟一带占领本阵地，于太仓、安亭一带占领前进阵地，以阻止敌军之前进，先控置有力部队于乍浦、嘉兴、杭州一带，俟相当时机，即由沪杭路及常熟方面出击，截断其后方铁路线，努力包围入寇之敌于嘉定、昆山一带地区而歼灭之。倘敌向浙江方面进攻时，应以该处控置之部队于乍浦、平湖、枫泾之线占领阵地，以前进部队控制石湖荡附近及金山卫一带拒止之，再由京沪路出击，以攻其侧背。”[14]:516
3月20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于上海开停战谈判。
1932年4月29日，在两国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前，日人于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庆祝日本天皇长寿的天长节及日军胜利。朝鲜反日人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宾席投掷炸弹，结果白川义则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尹奉吉后来被捕，在日本被处死。
5月5日，英使再作斡旋后，始再举行停战会议，双方遂签字于《淞沪停战协定》[5]:35。停战协定中规定日军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北区、东区及虹口越界筑路各地，恢复“一二八”以前状态[5]:35。中国则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域，不驻军队[5]:35。此协定对中国十分不利[5]:35。国军暂留现驻地（京沪铁路上的安亭镇至长江边的浒浦一线），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区。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以压迫蒋惩办抗日军队之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
据总计，参加沪战日军达77,000余人，中方参战人数约42,000余人[2]:43。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共伤亡14,801人，日军死伤共10,254人[20][2]:43。事件中中国经济损失约为十四亿元，闸北华界的商号被毁达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同济大学（吴淞）、复旦大学（江湾）、上海法学院等均遭轰炸。
日军参战部队有第三舰队、混成第24旅团（由久留米第12师团的步兵第24旅下之步兵第46连队及步兵第48连队第1大队组成）、金泽第9师团、善通寺第11师团、宇都宫第14师团、弘前第8师团；日方数度增兵，最后投入兵力超过3个师团，并兼以海空军、战车助战。
国军有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税警总团和中央教导团[5]:34。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先后补充第十九路军枪弹达1,060余万发、手枪弹49.8万余发、各种炮弹7.34万余颗、手榴弹16、7万余枚、步枪1,500支、机关枪130架、各种火炮73门。补充第五军枪弹760余万发，手枪弹3万发、各种炮弹1.6余万颗、手榴弹5万枚、步枪1,600支、机关枪12挺[5]:594-595[21]。
然而，当时以上海周边作为主要基地的中华民国海军在整场战争一枪未开，面对友军要求增援完全无动于衷，因此在整场战争中没有受到日军攻击也没有损失。这种诡异的状况遭舆论指责，而后监察院介入调查，是为海军弹劾案。
一二八事变以外交谈判解决后，第十九路军从上海撤下，被调到福建剿共，蒋光鼐兼任福建省长。十九路军在福建与红军作战最初取得一些胜果，占据部分的红军根据地。但后来与彭德怀的部队交战失利。蔡廷锴等将领鉴于中日战争步步紧逼，不愿再打内战，在前线与共产党展开和谈取得停火。而陈铭枢则联络桂系、广东的陈济棠等，商议另立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蒋介石以大军镇压。由于闽变未取得其他势力支持，十九路军内亦有反对意见，在双方实力悬殊下终告失败。最后十九路军主力被中央军击破，部分则向中央军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军军官到广西投靠李宗仁重组，其余被收编之部队中级以上军官全被更换，十九路军番号亦被取消。
2月14日，蒋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教导总队组成第五军，以张治中为军长增援十九路军参战。一二八事件解决后取消番号。
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于1月31日即公开发表声明：“国民党各派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以血的屠杀镇压反日运动来献媚日本帝国主义”[22]:96，并且极力号召劳苦群众立即进行革命战争，要求革命群众“将缴到敌人的枪械分给工人义勇军纠察队！把子弹向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开放”，号召“革命的士兵们，杀掉你们不抵抗的长官，同武装民众团结一致，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23]:101-102。
2月4日，红军在江西发动赣州战役，猛攻赣州城，使陈诚的第十八军被牵制，无法增援上海。事后，第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24][25]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宣战。4月21日，该宣言被刊登在《红色中华》报。
1933年10月26日，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取得停火。1933年11月20日，闽变正式爆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对于此次事件一贯将责任推给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十九路军对日军的敌意发动的阴谋。然而在东京审判时当时任少校职派驻日本陆军驻上海武官辅佐的田中隆吉少将在法庭上对此事件作出证言：所谓的“惨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托其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少校制造事端，实际执行则委托宪兵上校重藤宪史与田中之情妇川岛芳子雇用杀手攻击在上海的日莲宗僧侣。日军的任务就是在背后不断的释放假情报搧动日本侨民情绪制造混乱，并适时的发动攻击引发此次事端。
国民政府于1931年至1935年间于南京灵谷寺旧址建立国殇墓园，定名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祭堂内61至67块石碑上刻1932年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士名单；在公墓内建立“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军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由于阵亡将士之多，公墓没能全部容纳，采取以师为单位，用抽签方法，从每一军阶将士中抽一名代表安葬。现为南京市“抗日战争历史教育基地”。
民间纪念：1933年，为纪念在淞沪抗战中阵亡的将士，在广州市沙东路由华侨捐资建成一座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坟园。1990年更名为广州市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
当年蔡廷锴将军的卫士曾晖，抗战后他回到增城；在整个抗战期间，曾晖曾身负九枪却幸免于难。曾晖多次向广州市民政部门申请生活补贴，但都杳无音信；虽然政府为老人办理了最基本的农村医疗合作保险，但报销额度十分有限，每个月能领取的补贴并不多（养老金100元、低保290元和高龄津贴300元人民币）。2010年9月，国家为抗战老兵派发一次性生活补贴3000元，但派发范围仅包括1937年7月7日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战部队老战士，并不包括国民党军人。广州市民政局优抚处处长许永明向记者解释道，“政策对原国民党军人一直以来没有说法”。2012年9月12日2时50分，广州最后一位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的十九路军抗战老兵曾晖因病去世，享寿102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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