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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介绍的是古印度和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称呼。关于云南地名，请见“支那乡”。支那（梵语：चीन，cīna，Chinas，拉丁语：Sinae），亦曾译作至那[一 1]、脂那[一 2]、摩诃支那[一 3]、摩诃至那国[一 4]等，与震旦同义[一 5]，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经佛教经典传入中国。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如日本、朝鲜半岛的古代佛教文献也有使用“支那”这个词[一 6][一 7]，而藏传佛教文献也有使用对应于中文“支那”的词汇[一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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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个词汇称呼中国的习惯于9世纪初经由佛教交流传入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支那”成为日本人对中国的一种称呼。在明治维新之后，该用语由日本传回中国，中国知识分子、中华革命党人开始使用这个名词。日本官方使用支那指称国家始于1912年：宣统退位，中华民国建国后，日本内阁不再使用“大清国”或“清国”等词，公文书中开始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华民国，未随即新称“中华民国”，在部分人眼中此后遂含歧视之意。
从1913年到1946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和民间多次要求日方停用支那一称。1930年，国民政府向日本政府再度抗议，明令拒绝接受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的日本公文书。在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抗议后，日本政府在1930年开始在正式场合中不使用支那名称，1932年后在外交场合中完全停止使用这个名词[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日本政府于1946年通令日本国内公文书中不可使用“支那”名称。日裔历史学家若林正宣告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称”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2][3][4]。
在中华民国大陆时期，虽有争议，仍有历史与佛教学者继续使用支那作为中国的别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现今该词在中国大陆与香港等地通常被视为歧视语[3][4]，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类似于以英文称日本人为“Jap”、以及称非裔美国人为“黑鬼”（Nigger），被视为含有种族歧视或侮辱的意涵[3][4][5]。
在台湾，中华民国法院认为支那为中国古称，不一定是歧视用语，归属于言论自由范围，法律不干涉[6][7]。目前在佛教研究、历史、地理学和地质学等研究中，“支那”于学术范围中尚有少量使用，如音译自法语的印度支那、交趾支那，以及日文中的“东支那海”“南支那海”（日语：東シナ海、南シナ海，即东中国海、南中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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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梵语：चीन，Cīna）这个称呼起源于古印度，最早是一个地名，位于印度北方边境，属于边地。在印度古典《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论》及《普鲁哈特萨玛希塔》（Brhat-sajhitā）等书中，记载了支那这个地名。因为《摩诃婆罗多》、《摩罗衍那》及《摩奴法典》等书在历代皆有增补。古印度最初何时开始使用支那这名称，尚未具体考证。惟在孔雀王朝写成的《政事论》中，记载了支那产丝一事，因此最晚在公元1世纪时，这名词就已经在古印度通行[8]。
在部派佛教经典中，有支那这个地名，如《弥兰王问经》、《普曜经》、《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9]等，《清净道论》中曾提到支那布（巴利语：Cīnapaṭṭa）一词。大乘佛教经典，如《华严经》等，也记载此地名。佛教认为，释迦牟尼诞生与传教之地，位居世界中央，称为中国（梵语：Madhya deśa）。相对于中国，支那有边远之地的意思。
古印度文献本身，对于支那的记载并不清楚，很难推定它的详细地点。除了支那这个地名外，也记载了居住在支那的支那人，来自支那的马，以及来自支那的丝稠。在记载中，又有支那与小支那的区分，中国相当于支那、大支那、摩诃至那，小支那为中国的某个属国[10]。在《华严经》中，将中国与疏勒并举，因此小支那可能是指疏勒[11]或是于阗。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夹注，认为支那指广州，莫诃支那（大支那）为唐朝京师（长安或洛阳）[12][13]。
因为古代丝绸主要生产于中国，印度记载支那盛产丝绸一事，被用来证明古印度所说支那，确指中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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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语चीन（Cīna）， 中古波斯语چین（Čīn），与拉丁语Sina发音与拼法相近，同指中国，可能来自同一个来源。德语、英语China，法语Chine等西欧各国对中国的称呼，皆源自拉丁语，其字根都来自梵语चीन（Cīna）[15]。其他语言使用类似的词汇还有希伯来文中的西尼姆国（Sinim）、粟特文中的秦斯坦（Cynstn）、拉丁文中的秦国（Thin）以及秦尼（Thinae）、希腊文中的秦尼国（Sinae，又译西纳）和秦尼策国（Tzintza）以及秦尼斯达国（Tzinista）、亚美尼亚文中的哲那斯坦国（Jenasdan）以及秦尼国（Sinae）、叙利亚文中的秦那（尼）斯坦（Zhinastan）、阿拉伯文中的秦（Cyn或Sin或Thin）、波斯文中的支那（Chin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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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晋之前佛经中的梵语 चीन 意译为晋、秦、汉、秦土、汉土、神州，东晋开始音译为振旦、真丹、真旦、震旦[17]。其他异译还有至那、斯那、真丹、振旦、真那、振丹、脂难、旃丹。[16]
根据汉传佛教经典记载，265年秦州刺史派遣至天竺的成光子，发现他们以“震旦”称呼中国[18][19]。唐朝以后，震旦逐渐不用。学者一般相信，支那与震旦同源，皆来自Mahachinasthana或Cinasthana，是一个词取不同部位的音译。[15]
隋开皇三年，那连提耶舍在翻译《法护长者经》时首次使用“脂那”来称呼中国，脂那、至那、支那都是Cina的音译。这意味着“支那”一词开始进入中国[一 9][20]，并明确被认为是中国的称呼[一 4][21][一 3]。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全程用至那指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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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名词传入中国后，在唐、宋、明、清等朝代，佛教徒以支那作为中国的别称[一 10]，如道宣[一 11][一 12]、智昇[一 13]、唐人冥详[一 14]、玄奘弟子彦悰[一 15]和慧立[一 16]、清凉澄观[一 17]、宋初高僧赞宁[一 18]，宋代和尚法恭禅师[一 19]、宋末佛教史学家志磐[一 20]、普济[一 21]、明代憨山德清大师[一 22]、蕅益智旭大师[一 23]及其弟子成时[一 24][一 25]、净源法师[一 26]。
支那的用法也在佛教语言之外使用，唐玄宗曾经写诗道：[22][23]
《题梵书》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在官方外交文书中，施护在宋太宗时，负责翻译天竺国国王给宋朝皇帝的国书时，将中国翻译为支那，宋朝皇帝翻译为支那皇帝[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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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僧侣慧苑认为，支那的名称来自于中国人多所思虑[29]。但义净认为，支那只是一个名称，在梵文中没有特殊涵义[30]。梵语cinta，意为思虑，发音与拼法皆和Cīna接近，慧苑可能因此做出这个解释。
《翻译名义集》说，支那之名有两个说法，一是文物国，二是边远之意[一 27]。《杂阿毗昙心论》[31]与《大毘婆沙论》[32][33][34][35]皆以真丹或至那来比喻遥远之意。
印度学学者西尔万·莱维认为，在古印度，支那原被用来泛指喜马拉雅山脉以北的地区，代表远方之国，通常不一定特指哪一个国家，往后才用为专指中国的名称。冯承钧认为，支那原为“远方之国”，有边鄙之意，原本用来称呼喜马拉雅山脉以外的青藏高原地区，后来引申为对中国的称呼[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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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年，天主教传教士卫匡国在其著作Nuvus Atlas Sinensis，将英语：China，拉丁语：Sinea跟梵语：China连结起来，认为来自同一字根。他认为公元前9世纪的秦国的名称，转变为梵语Thin、Chin，成为希腊语与拉丁语的Sinae，最终成为China。其后法国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和德国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也支持此说。[37][38][39] [40][41]
也有学者认为希腊语与拉丁语的Sinae可能是由丝、瓷的音转换的，如学者古希腊和罗马称丝为 Ser，Seres就是“产丝之国”。另一个则是 “Sinae”，“产瓷之国”[42]。
清末苏曼殊认为，支那这个字的对音，来自梵语चीन（Cīna），但与秦朝无关[43]。因为秦在上古汉语中为浊音（[zin]），近代才转变为清音，学者郑张尚芳主张，支那来自晋（[ʔsins]）的音转。[44]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中国地理历史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ien）书中，主张支那的名称来自越南的古地名，日南郡。澳大利亚汉学家韦杰夫（Geoff Wade）主张，支那一名来自贵州古国夜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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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中日间的学问僧往来，支那这个称呼在唐朝传入日本。例如空海的诗文集《性灵集》中即用到支那一词[45]:453。镰仓南北朝僧虎关师炼《元亨释书》[一 28]等佛教典籍中，皆有使用支那名称的记录，但早期并不普遍流传。
根据考证，日本古籍中曾重复出现“日本与中国”并将日本与中国并列成相对两国的记载。[来源请求]
江户时代，使用支那作为中国代称的风俗渐广，相传由朱舜水传入日本的拉面，当时被称为支那面[46]。日本以支那来取代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夷夏之辨，因为“中国”这个词明示“中国”才是中央之国，日本只是“东夷”。[来源请求]
江户时代有一些日本学者如浅见䌹斋、德川光圀、山鹿素行等认为，唐国以自身为中华，以其外为夷狄的做法是不可认同的。以日本人的观点称日本为中国才合理。[47]:6德川光圀认为可以用震旦、支那乃至唐山来称呼唐国[一 29]。
另有一说日本国内有领土称“中国”，为了避免混淆也是原因之一，自江户时代就开始设法区别，但使用支那之名，仍以佛教典籍为主[来源请求]，如日僧大玄《净土颂义钞探玄钞》等。
18世纪初，兰学家新井白石在与意大利传教士谈话后所著的地理书籍中，将西方人所言的“チイナ”（发音接近今意大利语对中国的称呼Cina）解读为“支那”[一 30]，杉田玄白与大槻玄泽等人，效法荷兰等欧洲国家，使用支那（荷兰语：China）来称呼中国，认为中国并不居于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对尊崇中国的风气[一 31][48]。幕府末期，以支那来作为中国代称的习惯，在日本开始流行。[来源请求]兰学家的主张，由福泽谕吉整理为脱亚论[来源请求]，支那的称谓，在明治维新初年，在日本形成风气[来源请求]，如高杉晋作曾以支那入诗[49]。
明治政府初期把清朝称为“大清国”，后称为“清国”，并不使用“支那”指称清朝，比如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清朝治下的人民会被称为清国人或清国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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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大清宣统皇帝退位。1913年5月、6月，日本政府进行讨论，决定以支那称呼中华民国，理由为参照欧美各国的做法，支那可以指代历朝不同国号的国家，而且在日本国内当时“支那”作为地理上的称呼已经被普遍接受。而日本承认中华民国是在1913年11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的时期，当时日本对中华民国政府的中文照会文中称“中华民国”，但在奏请大正天皇批准的日文上奏文中称其为“支那共和国”。这为日本政府后续在日文公文中使用支那共和国称呼中华民国定下了基调。[50]:2,3
20世纪30年代开始，上海日侨言论界就一直存在“支那”与“中国”的两词并用现象。[5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所称“支那人”，也包括海外华人如英属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之华人以及英属香港之华人。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盟军占领时期，驻日盟军司令部（GHQ）政治顾问团对“支那”称谓进行了调查，认为“支那”称谓是一种对中国的歧视语，被用于仇恨中国上，指导日本政府应予改善。日本政府接受中华民国政府之要求，发布《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52]，已经不在政府与各类机关团体使用此一名词，教科书和战时作品中的“支那”均一律改为“中国”[53]，涉及到南海时（二战前称“南支那海”）则改用片假名记为“南シナ海”[54]。现代日本民间都不使用此词[55][56]。1947年8月，日本京都学派重镇、京都大学支那学会的机关刊物《支那学》在创刊27年后终刊。其后“支那学”改称“中国学”（Sinology），“支那”渐成死语[2]。
日本汉学家实藤惠秀在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所笔者谨向已故留日学生在天之灵和现在仍健在的留日学生诸君郑重报告，时至今日，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称（支那）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了。”[2]
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日裔史学家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或译若林忠志）指出，如果当今中国人说他们因被称为支那或支那人而感到受到伤害，那么在礼貌上就应该不要使用这些用语[4][3]。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傅佛果举出原被称为“Negro”的黑人群体，将Negro当成贬义，要求作出改变的故事。认为中国人若反对被称为支那，日本人应该放弃使用这个名称[3][57]。
日本议员石原慎太郎在2014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使用支那人指称一位香港记者[58]，同一次记者会上他数次使用支那一词，但也有自觉改口为中国的情形[59]。
明治维新后，日本书籍传入中国，支那之名在中国复兴。严复在其译作中，以支那来译英语China[一 32]，曾译《支那教案论》，也曾以支那入诗，称赞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能“断尽支那荡子肠”[60][一 33]。与林纾同译《黑奴吁天录》的魏易，在序中以支那自称[61]。林纾称“支那”一词并无贬义[一 34]。
1886年，杨仁山出使英伦，结识南条文雄，回国后，倡印大藏经，希望振兴佛教[一 35][一 36]，以佛教振兴中国，作〈支那佛教振兴策〉[一 37]。
日俄战争后，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至日本留学的风气兴起后，以支那自称的习惯在中国也慢慢传开，尤其是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们[62][一 38][一 39]。1902年，章太炎、秦力山等在日本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在创会通告中多次提到支那[一 40]，242年算自南明永历帝败亡，章太炎对日本警长说：“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63]1904年，宋教仁等华兴会成员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梁启超曾以支那少年为笔名，出版过《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并且在其他文章中常以支那自称[64][65]，但也有以中国自称者[66]。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有“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诗句传世，曾得毛泽东赞赏[67]。另如孙中山的革命伙伴，日本人梅屋庄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在日本发起成立“支那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68]，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1910年，同盟会成员，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人斩，结合洪门等势力，成立支那暗杀团（又称东方暗杀团），以刺杀清朝显贵为目标。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华民国”此国号并没有立即得到日本承认。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日本将中华民国称为“支那共和国”，也始于此时[70]。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劝助中国革命函
1913年10月16日，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奉中国政府训令拜访日方官员，要求废除“支那共和国”一称 ，改称中国自主选择的国号中华民国，中方民间亦有此要求，然而日方拒绝中方民众及政府的要求，交涉未果。在《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时，中方对日方坚持使用支那一词进行抗议，亦未获理会[1]。1914年，孙文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仍自称支那、对支政策、支那革命党、支那国民、支那人等，共计34次[71]。
1915年，中国留日学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马之新名词》一书，抨击“支那”是来自日文的新名词，呼吁国人尽快废弃[一 41]。1919年，在中国国内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作者对日本称为中国为“支那”一事进行了抨击[70]。1921年，唐蔚芝作〈不忍人之政论〉，认为欧美人以支那人称呼中国人，是对中国的种族歧视，主张复兴孟子儒学，以复兴中国[一 42]。同年，郁达夫出版短篇小说《沉沦》，故事主角由中国至日本留学，周遭的人虽然待他没有异常，但因怀抱身为中国人的自卑感，暗自怀疑别人心中对他有歧视，产生忧郁症，终而自杀。故事主角自称支那人。在小说《雪之夜》中，郁达夫表达在日本时，被日本人称为支那或支那人，感受到自卑跟被侮辱的感受[一 41][72]。
1920年，李大钊表示三年前，劳动杂志上有过一个题目叫“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73]。1922年，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复兴唯识学。1925年，诗人闻一多在其诗歌《我是中国人》中自称“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74]。
1929年，柳亚子写诗赞扬孙文与毛泽东，有“并世支那两列宁”诗句[75]。
在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后，日本外务省开始追随军部称呼中华民国为“支那”，此后“支那”被视为是一种种族歧视用语，是对中国人的贬抑。经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领衔抗议后，日本政府官方已宣布不再于正式场合使用这个名词[76][77]。
1930年5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并责令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19日，国民政府文书局长杨熙绩又在总理纪念周政治报告中提出抗议：“私人交际尚应名从主人，况国交云。……倘日本再有如此无理之字样，我务当予以退还并严词诘责之”中方的强硬态度引起了日本驻华外交机关的注意和日本媒体的反击[1]。
其后中国民间各地一些媒体如《民国日报》和《武汉日报》发表同名的长篇连载评论予以批驳日方[1]：
- （中国政府）有将来如再发现此种称呼即将来文退还之正式申告…… 实在是很合理的；
- 中国之所以定国名为“中华民国”，是因为“中华”二字说明了我们种族的根源、历史、特质和文化；“民国”二字则既合民为邦本之意，又符三民主义之义，其“意义之精深远大，更不能以历史上残废名词的“帝国”“皇国”诸名词相提并论；
- 在孙总理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已19年的今天，日本政府当局及知识阶级仍在国际上称中国为“支那”，不是表示他国际礼节的失检，就是表示他文化落后知识闭塞罢了。 ……所以负了普及中国文化与日本有悠久的历史关系的中华国民，便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同种同文的日本国民和他们政府当局的疏忽、任他们遭受不明国际称呼及国际礼节的耻辱和讥笺而不加以指正。 ……（日方）自己既不愿意被人称做‘ 大倭帝国 ’，为甚偏以辗转译音的名字称谓别人的国家呢。公然书于国际公文上面，已属大失礼仪 。又复强词夺理晓晓置辩，适足以充分的表曝其狂妄夸大、扬已抑人的岛民根性 。
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在官方文书的称呼，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78]
1934年7月13日，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演讲时提到“支那”一词，他认为“支那”是日文“死”字的谐音。蒋说：“他（日本）叫我们中国叫‘支那’，这‘支那’两字，照日本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没有我们中国，所以不称我们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始终叫我们为‘支那’”[79]。
1935年，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出版，太虚大师作宗喀巴偈赞，以支那释子自称[一 43]。其中，依照梵文，将中国译为支那[一 44]。
1939年，《菩提道次第略论》出版，同样以支那作为中国译名[一 45]。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日方把七七事变叫做“支那事变”。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官方也把中国叫做支那。由于“支那”已演变成贬低中国的歧视性词语，因此于右任在报章上提议将印度支那半岛改称为“中南半岛”，意为“在中国以南的半岛”[80]。
葛维汉（D.C.Graham）于1940年代至中国进行民族志采访，记录一位羌族居民的口传古代故事，故事中称汉族古名为“支那”（Tzu La），而羌族自称“戈拉”（Gu La）[82]。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认为“支那”是歧视性字眼。[83][84]
中国有少数民族的语言中有以“支那”为地名，但与梵文及日文意指“中国”之用法无关[85]。位于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中，其中一个乡镇名为“支那乡”[86][87]；同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中和镇的辖下乡村中，亦有地方名为“支那村”[88]。
在中文里“支那”一词也还由于历史关系没有被彻底淘汰，如地理名称“印度支那”，但以支那一词作为对中国地域之代称则已全面消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转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中实施说明第二点表明，在罗马字母各语文中国国名的译写法不变，不会要求外国统一使用汉语拼音（Zhōngguó） 作中国国名。
1998年，中国大陆四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新浪”成立，网址的英文写法是sina.com，引起部分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移民和留学生抗议，因为sina是“支那”一词的日语训令式罗马字；他们深怕网站一旦流行，势必在日本勾起不必要的联想，加深一些日本人对他们的歧视，因为“支那”一词在军国主义上含歧视隐义[55]。这种引起误会的使用事件还有支付宝。2018年10月，支付宝的广告文案“他乡遇故支”遭到指责，部分网友认为“他乡遇故支”的“支”指的是“支那”。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认为将“他乡遇故支”的“支”解读为“支那”纯属无聊。支付宝则在官方微博辩解称，“他乡遇故‘支’，我是小支，支付宝的支。手机上那个支付宝的只有一个‘支’字logo的我。希望每个出境游玩的中国人都能在异国他乡偶遇我，偶遇一份温暖。”[89]
2008年7月24日，重庆一即将开业的火锅起名“支那”，并打出横幅“支那火锅即将开业，免费赠汤圆红酒，欢迎届时光临！”引起一名过路人愤慨，并将现场照片发在龙湖论坛上，该店随即招来众网友猛烈抨击。25日横幅被城管扯下[90]。31日一名自称该火锅馆老板的男子向重庆晚报打来电话，表示取名“支那”是工作人员失误，希望通过媒体向民众道歉。在火锅馆门口，男子为了显示自己道歉的真诚，更是手举道歉信跪下[91]。
2015年9月29日，有网民指出台湾女演员钟屿晨在脸书发文称：“找到可以去厦门赚爆支那人的钱来为台独势力努力的合作伙伴”。又称合作对象是某中国大陆国企。有网民表示“这种虚伪行为可耻”，要认真调查疑似涉事企业[92]。10月8日，台湾歌手黄安向国台办举报钟屿晨和其父亲钟大伟曾于当年9月初来厦门与夏商集团洽谈。国台办于16日承认确有其事并称夏商集团不会和钟屿晨父女有任何合作[93]。
2017年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支那”一词[94][95]。
2017年9月7日，一名在港中大就读的内地学生唐立培在微博与网友掀起骂战，并用“支蛆”一词辱骂网友。9月9日凌晨微博ID为“@唐立培你多读点书行不行”的账号发消息对此前对网友使用“支蛆”等词解释称，“一时冲动的口舌之争，如有冒犯，十分抱歉。特别是文章发出前的微博中所用的‘支蛆’等言论，冲动之下，口不择言，现在我收回，并再次致歉。”[96]9月12日晚，唐立培的高中就读学校泸州天立国际学校官网移除了唐立培的名字。[97]
2018年1月，日本漫画作品《爱吃拉面的小泉同学》改编成动画播出。该动画片第七话约12分钟的时候，画面中店家的招牌“广东支那荞麦轩”、“支那荞麦”、“支那御料理”，台湾播出时则是完整保留，但是中国大陆播出时，“支那”2字被涂掉，变成“广东荞麦轩”、“御料理”，“支那荞麦”则是全部涂掉[98][99][100]。
2018年4月19日，《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在上海迪士尼小镇举办宣传活动[101]，活动本身组织混乱，活动结束后现场留下大量垃圾，对此一名名叫“@洁洁良”的新浪微博网友（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在读研究生、中国共产党党员田佳良）因用“恶臭你支”讽刺这种现象。随即“@洁洁良”和其他网友发生争执，过程中“@洁洁良”多次使用“支那”一词。网友提醒支那是侮辱中国的意思，洁洁良回应“废话，不侮辱，我说它干嘛”。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网友强烈愤慨[102]。@洁洁良所就读的厦门大学表示调查此事并给予田佳良留党察看、留校察看处分[103][104]。同年8月15日，田佳良被开除党籍并退学[105]。
2020年6月，中国科学院大学一名学生季子越在其名为“神乐坂 梓月”的twitter账户使用“支那”“贱畜”“废物”“支那解体不是更好吗？”等字眼，引起网民不满。6月27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布声明，谴责季子越的相关言论，并声称已经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处理。涉事学生事后道歉，自称伤害了祖国，辜负了父母[106][107]。7月19日，季子越被中国科学院大学开除[108]。
2021年10月1日，辽宁盘锦一男子的私家车上因为张贴“支那制造”、“武运长久”而被盘锦警方拘留15日，并处以人民币1,000元罚款。[109]
安倍晋三遇刺案发生后，2022年7月9日，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前教授石文瑛不满中国人发文庆贺安倍晋三死亡，于是在新浪微博指这类人是“支那劣根奴”。[110]唐山师范学院随即对石文瑛展开调查。[111]
2023年4月，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研究所毕业的何姓学生原本已取得绍兴市新昌县乡镇公务员录取资格，但因被人举报在浙大内部论坛称呼其他学生为“支那人”，被迫放弃录用名额。[112]
2012年9月15日，数十名香港网民响应社交网络号召，到上水港铁站近彩园村的出口外示威。他们不满水货客阻塞港铁站，影响北区居民生活，大批市民围观。有示威者举起辱骂中国人的标语，又高叫反对中国人的口号，场面一度混乱，期间有示威者被掌掴。有示威者举起辱骂中国人的标语，又高叫反对中国人的口号，场面一度混乱，期间有示威者因呼喊“支那人”被掌掴。[113][114]
2012年10月，香港高登有用户将PSY的《江南Style》重新填词，二次创作了“核突支那Style”MV（“核突”即“恶心”），歌词内容嘲讽中国大陆人随处便溺，再次引发陆港网民骂战[115]。
2013年1月，香港的日本超市生活创库出售一种日本牌子的日本拉面（支那そば），价钱牌上译为“日本健康支那面”，结果此事被脸书网民群组恶搞[116]，随后该商品被下架。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估计，可能是该超市大意[117]。
2013年12月24日，提倡港独组织香港人优先在脸书账号声称“奉劝大家莫讲话唔好用支那银行服务、连支那银行钞票都唔好用！八成假架！”。12月26日，以招显聪为首的几名香港人优先成员手挥港英旗，闯入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内，并高叫“解放军滚出香港”等口号，遭到站岗解放军卫兵的制止，驻港部队随后关上大门戒备。“香港人优先”组织的脸书账号则发布消息声称“我地强袭支那军驻港军营”[118]。
2014年12月26日，上水海禧广场两间相连店铺闸门，有人用红油喷上简体字“护港驱蝗”，及“X你支那”等字句涂污。[119]。
2015年6月6日，2015年度升小统一派位放榜，约20名香港本土力量及热血公民成员到位于上水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正慧小学的跨境学童派位中心门外，不断用扬声器大叫“双非返大陆”的口号，并拉起“我不是中国人”、“支那蝗虫返大陆”等横额，指责在港出生的双非学童来港抢学位读书。“本土力量”发言人何志光称，双非学童侵占港人学额，长大后抢香港人的工作，对港人子女不公平等[120]。
2015年6月11日于香港举行的香港对不丹世界杯外围赛，当大会按惯例在球赛开始前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几乎全场一片嘘声，持续到奏完，完全掩盖了歌曲。有在中国大陆看直播的民众不满，指发嘘声的人是“港狗”、“奴隶”；而香港球迷则上载现场影片助威，大骂大陆网民是“支那狗”[121]。
2015年8月热血公民主席郑松泰在网台节目声称：“‘支那’会‘支爆’？嘛。咁‘支爆’嘅话，到时香港同大陆谈判嗰阵，揾咩人谈判呀?”[122]
2015年11月17日晚，旺角大球场进行中国队对阵香港队的世界杯外围赛。场外有几名香港本土力量成员高举“HONG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召集人何志光高呼“中国人滚出香港”、“中国必败”、“支那必败”等口号，有不少人附和，高呼“香港建国”和应，亦有人挥动龙狮旗[123][124]。
2016年9月，香港特区政府照例在10月1日当天举行酒会以及升旗礼，包括多个新当选的非建制派议员都获邀出席，但除了民主党和前学运领袖、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答应出席之外，其余公民党以及青年新政已经表明不会出席。青年新政更发表声明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是“支共国庆”。[125]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候任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游蕙祯在就职时以英语宣誓期间，“China”部分读出“Chi-na”（梁于事后辩称是口音所致），被认为有冒犯及侮辱中国人之意[126][127]。同年11月，律师余若海引用中文维基百科“支那”条目指有理由相信两人借宣誓鼓吹港独。同月15日，法庭裁定取消两人的议员资格[128]。
2016年10月19日，岭南大学一名大陆女生于网上遭到辱骂。该名女生投诉她入住的岭大南宿霍藻棉楼（Hostel B）5楼属男女混合楼层，同层学生常闹至三更半夜。19日凌晨两点过后仍被吵得不能入睡，出走廊发现至少十多名男学生聚集喧哗嬉戏。女生开声要求“你哋可唔可以收声呀？”随即一名男生刻意大叫“细声啲呀！夜啦！唔好嘈！有人瞓觉呀！”女生不满反问“你系咪觉得好好玩？”男生不停高叫“返去同Warden讲呀！”期间所有人退回房间，但有人刻意将音乐声调较得更大。该名内地女生将片段放上网，并以英语留言批评这批男生，又称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担心。有留言反讥拍片女生是“支那狗”，并持有双重标准[129]。
2016年10月25日，本土民主前线成员黄台仰在台湾期间于网台《Channel-i》直播节目中，发表支持涉嫌辱华誓词的候任议员游蕙祯和梁颂恒的言论，明确表示支持香港独立，并且讲述与“台独”人士交流的经历，又称“我在台湾日日讲‘支那’，咁又点?共产党是我仇家，难道还要中共、爷爷咁样叫”[130]。
2017年4月25日，亚冠G组小组赛香港东方足球队主场对阵广州恒大的比赛期间有恒大球迷向东方球迷方向举中指，至赛事尾声，恒大球迷举“歼英犬灭港毒”横额挑衅，部分香港球迷大叫“支那狗”还击。[131][132]
2017年9月8日，香港中文大学涉及政治冲突事件，并爆发社会关注的骂战事件。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周竖峰以对方多次违规使用民主墙为由，借机向中国大陆学生发怒，不断用粤语辱骂，及以“支那人”称呼对方。[133][134][135]
反修例运动期间支那多次见诸报端，被用来攻击中国大陆以及支持中国大陆的人士。如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游行，有示威者包围中联办的过程中，朝中联办门口的中国国徽掷油漆弹，在中联办外墙写上“屌支那”、“支联办”、“fk支那”等标语。中联办以及国务院港澳办认为这些示威者朝中联办办公大楼门口悬挂的国徽投掷黑色油漆弹，在外墙喷涂侮辱国家、民族的字句等行为已完全超出和平示威的范畴，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对此强烈谴责[136][137]。同年8月，一芳水果茶香港门店因发表支持一国两制言论在香港深水埗的分店遭到示威民众恶搞，将一芳台湾水果茶改成“共芳支那水果茶”。[138]而支持香港警方的陈小春在林口体育馆开唱前亦有人在体育馆喷涂“支那陈小春”字眼[139]。同年12月28日，有示威者在连接上水广场及火车站的行人天桥，斥责拖行李箱经过的内地旅客及港人为“支那人”[140] 。
香港苹果日报的专栏作家练乙铮从古代字源分析，认为支那并不一定是歧视字眼，并在香港报纸发表文章说明：“英国跟日本一样曾侵略中国，而英文China一辞，不仅与‘支那’同源，背后涵义亦一样，偏偏中国人却甘之如饴，甚至用作国家的正式英文名称。”他认为这“双重标准”的成因来自中国人对西方白种人的“洪荒敬畏”[141]。
然而东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指出，“支那”并非是“Sino”的音译，而是它的意译，且“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译“Sino”，那就应该译成“希恼”，而不是“希呐”，如果日语“支那”的语音真的是由“China”演变而成，那么它的注音应为“恰依呐”，而不是“希呐”[70]。
“支那人”一词的针对对象为华人[142][143][144][145]，至今部分日本右翼和部分支持香港独立的本土派支持者亦仍然使用这类用词[146][147]。
香港建制派评论员陈凯文认为，以“支那”一词的词源证明这个词语在当今没有贬义属于词源谬误。[148]。有香港媒体认为，该词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关系不大[149]。
十七世纪印尼马来文古籍《马来纪年》已用“支那”称呼中国与华人，华人也如此自我称呼，当时“支那”一词并没有贬义。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印尼华人尤其是土生华人也受到民族主义冲击。1900年在雅加达创立的华人社团也以《中华会馆》命名，当时“支那”与“中华”两者并用，直到中华民国于1912成立后，华族民族主义抬头，“中国”与“中华”两个词语才开始在印尼华人之间通行。
早期移民的印尼土生华人已失去操中国话的能力，而以马来话沟通。由于他们以福建人为最多，因此将“中国”拼写为Tiongkok，将“中华”拼写为Tionghoa。土生华人的书报就用这两词。当时印尼民族主义运动也掀起，土生华人报章支持印尼民族运动，称呼荷属东印度（Hindia Belanda）为印度尼西亚，土著为“印度尼西亚人”（Indonesier 或 orang Indonesia）。印尼报章也以“Tiongkok 或 Tionghoa”称呼中国与华人。在中日战争时，“支那”变成了歧视与侮辱中国及其民族的名词，致使印尼华人愈加唾弃这个字眼。从此，“支那”变成了过时的贬义词，开始具有落后、弱小等负面含义。印尼土著也只有在抨击华人与中国时才用“支那”字眼。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尼名称也被名为 Republik Rakyat Tiongkok。Tiongkok 和 Tionghoa两词在印尼通行了半个世纪，为印尼官方及民间使用，直到苏哈托当政的年代，反华气氛浓烈，“支那”一词多被持有反华立场的人所用，后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尼官方才恢复“中华”的称谓[77]。
1965年，印尼苏哈托政府指控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幕后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九三〇事件，企图在印尼制造政变，中印关系由此开始交恶，印共势力后来亦被苏哈托瓦解。1966年8月，印尼陆军召开第二届研讨会，会上决定改用“Tjina 或 Cina”取代原先的“Tiongkok”和“Tionghoa”，并且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为 Republik Rakyat Tjina（支那人民共和国）。决议书中表示，改变称呼的原因是为了消除印尼本国原住民的自卑感，消除在印尼本土居留的华侨的优越感，而且“支那”一词符合印尼历史与语言学。方案提出后，印尼许多反华报章开始仿效，然而当地华人以及一些印尼原住民反对相关方案，有些印尼报章拒绝更改对中国和华人的称谓[77]。中国政府亦做出回应，强调“‘支那’一词，是在印尼还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用来侮辱中国人民的用语”，指责印尼政府“为了煽动反华排华的种族主义情绪，不惜抄袭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这种肮脏语言”[150]。
1967年6月28日，苏哈托内阁主席团通知官方及民间机构和报章不再使用“Tiongkok”和“Tionghoa”，全部统一改用“支那”，导致中印关系继续恶化，1967年10月31日中印国断绝邦交。中方后来提出以英文 China 作为中国国家的印尼名称，中国的印尼名改称为 Republik Rakyat China， 以 China 以取代 Tjina 或 Cina。
直到2014年3月12日，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正式宣布废除已经沿用将近47年的官方用词“支那”，恢复“中国”与“中华”的称谓。2014年3月26日，印尼官方开始废除Tjina／Cina（支那）一词，重新采用 Tionghoa （中华）作为对华人的称谓，也将 Republik Rakyat China 改回 Republik Rakyat Tiongkok[77][151]。
在台湾日治时期，教育比照日本之用法，将中国大陆称为支那，称中国为支那成为一般的习惯。如1918年，赖和于《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的诗作[152]，与连横发表的文章《鸦片有益论》[153]，1936年陈逢源出版《新支那素描》，1941年江文也出版《上代支那正乐考》。
中国民族主义者，如吴克泰等人，因认同中国，表示不满[一 46]。日本人认为台湾对中国的认同，会影响日本人的统治，也认为中国大陆企图透过各种关系，在台湾制造革命，使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
1914年，板垣退助来台湾，宣扬亚细亚主义，希望台湾人成为日本人与中国人（支那人）之间的桥梁[154]。他回到日本后，发表《台湾之急务》，主张同化主义，让台湾人享有与日本人同等待遇，融入日本。板垣等人称台湾为“本岛人”，称在台日本人为“在台内地人”。
1923年，蒋渭水推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辜显荣组织台湾士绅反对，在台中演讲，宣扬日本统治成效，以及中国的落后时，以支那称中国，并宣称“吾人宁可做太平之狗，而不做乱世之民”[155]。
1936年3月，林献堂参加《台湾新民报》所组成的华南考察团，至中国游历，在上海欢迎会致谢辞时，说了一句：“我们回到了祖国！”《台湾日日新报》报导此事，6月17日，由在台日本人组成的爱国政治同盟会，殴打林献堂，造成祖国支那事件。
1898年，台湾总督府设置的“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进行关于土地的旧惯调查，并将调查资料均收录于《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公文类纂》内。1900年，日本法学者冈松参太郎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编成《台湾旧惯制度调查一斑》，当中记载：“今所谓台湾土人，皆是来自中国的移住民，依其原住地，大约可分为泉州、漳州及广东人三种。其人种之差异，多少由于言语风俗不同。”[156]
日本历史学家竹越与三郎说，“（台湾以）支那人种占绝大部分，支那人种又可分为二， 此种分别不是人种学上的区别，而是历史、社会因素导致的分别，而几近于人种学的分别。其一是福建漳泉二州，及其附近地区之移住民，通常被称为福老，或被称为闽族，约二百四十余万人。另一是广东附近地区的移住民子孙，一般被称为客家，或被称为粤族，其数四十余万人”[156]。
高野孟矩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松方正义等日本中央政府高官投诉台湾总督府的各种虐政时提到：“或云台湾土人（包括支那人种）到底不是能施之以仁德为基本之政 的人种。论者之意在于只有以杀伐才能治台湾土人。但小官却谓以仁德为基本之政,并不在于必不杀伐, 而是不以使用军队屠杀人民、焚掠民屋为目的。”而且高野孟矩在告发日本军队在镇压土匪过程中之杀戮、焚烧与军队、军夫之暴行时又提及：“军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乱翻弄战胜者之威势,没有来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顺则殴打之,或掠夺财物、家畜,或奸淫妇女种种非行多矣。”[157]
日本“台湾青年社”的创办人王育德于1963年发表在《台湾青年》的文章〈台湾民族论〉，文中引述《产经新闻》大宅壮一在1960年到台湾旅行后所撰文章道：“来台湾最感惊奇的是，当地人毫无顾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语汇，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国奴’一词……本岛人所说的‘外省人’或许同是汉民族，但现在已成为另类人种。”[158]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由中华民国政府统治。使用支那的风气不盛，被视为古代用语。到了2010年，支那一词在持有台独立场的人士之间开始变得常用[159]，甚至媒体上亦出现“支那”字眼的文章[160][161][162]。2009年，发生笔名“范兰钦”的郭冠英辱台事件后，主张台湾独立的学者李筱峰即曾投书报纸批评“支那狂犬范兰钦”[163]。2011年，一名嘉义市政府公务员在一次中国大陆地区游客阿里山的车祸后在其Plurk上称中国人为支那人[164][71]。2014年3月20日，台南市240名年轻人搭乘6辆游览车，从国立成功大学集结北上来到台北投入声援反服贸行列。其中声援学生在马英九肖像上，打上“支那贱畜、外来种滚”标语。[165]。
2017年7月，前立委蔡正元提到部分台湾人反对简体字以及马偕医院林妈利医师先前“85％的台湾人是带有台湾原住民的血缘”的研究时用“支那”嘲讽台独分子[166]。
针对这些言论，中华民国法院主流见解认为支那原为中国称呼，并不一定具备贬义，基于言论自由保护，法律不进行禁止。
2016年12月23日，有台湾网友C在PTT上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言论，指两岸同为中国人，该一起复兴中原民族荣耀，又说希望PRC（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收回台湾；文章引发另一名网友R不爽，以“哈支那哥被叫一下支那人就崩溃，寄几百封信来骂人”、“夹卵蛋”、“支那五毛崩溃喔”等留言嘲讽，结果R挨告加重诽谤罪。[167]。 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于2017年发出的“不起诉处分书”，当中表明“‘支那’在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记载系指‘中国’，系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且汉语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于口语发音上亦近乎相同，是‘支那’一词，于我国（台湾）人民之主观认知上，大多认为是‘China’之中文译音，而未含有贬抑之负面评价之意。”，故“支那五毛”等意见表达及批判言论属《刑法》第310条第3款之可受公评事项，不构成公然侮辱或诽谤等妨害名誉罪嫌。[6]
2018年，台湾一郑姓男子于当年2月曾在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宣传车上喷“支那人”“反华斩支那”等字眼，被控损毁罪、恐吓罪。9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该损毁罪成立，处以该男子拘役30日、罚款3万元新台币的处罚。至于恐吓罪，法官认为郑用词虽激烈但主观上没有侵犯之意。法官还声称“支那”在台湾人认知上是“CHINA(中国)”的译音，没有恐吓意涵，而“反华斩支那”是表达政治立场，即反对中华统一促进党的理念，国家应该给此种“高度政治性言论”最大限度的维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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