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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學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连横（1878年2月17日—1936年6月28日），幼名允斌，谱名重送，小字神送，字天纵、一字雅堂[2]，号武公、慕陶、剑花[3]，斋名剑花室。台南市中西区人[4]，祖籍漳州龙溪（今福建漳州龙海）[5]，台湾日治时期的诗人、台语文学家、台湾历史学家。1920年，著作《台湾通史》完成并出版，是台湾人第一部冠以“台湾通史”名称的版本。另著有《台湾语典》、《台湾诗乘》、《剑花室诗集》等。晚年因投稿《鸦片有益论》被视为鼓励吸毒，遭到林献堂等仕绅排挤，移居上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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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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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 天纵、雅堂 | ||||
| 号 | 慕陶、剑花 | ||||
| 本名 | 重送 | ||||
| 出生 | 1878年2月17日 大清福建省台湾府台湾县马兵营 | ||||
| 逝世 | 1936年6月28日（58岁） 中华民国上海市 | ||||
| 死因 | 肝癌 | ||||
| 墓地 | 台湾新北市泰山区明志路一段274号[1] 121.432°E 25.05979°N | ||||
| 纪念建筑 | 连雅堂先生暨夫人墓 | ||||
| 国籍 | |||||
| 别名 | 连雅堂 | ||||
| 语言 | 汉语官话、台湾话 | ||||
| 教育程度 | 私塾 | ||||
| 职业 | 学者、作家 | ||||
| 雇主 | 芳兰号连得政、华南银行林熊征、雅堂书局创办人之一 | ||||
| 组织 | 南社 栎社 | ||||
| 机构 | 福建日日新闻 台南新报 台湾新闻 | ||||
| 知名作品 | 《台湾通史》 《台湾语典》 《台湾诗乘》 | ||||
| 配偶 | 沈璈（沈筱云） | ||||
| 儿女 | 连夏甸 （女）、连春台 （女）、连震东 （男）、连秋汉 （女） | ||||
| 父母 | 连得政、刘妙娘 | ||||
| 亲属 | 兄连城璧、兄连重国、弟连重廷 | ||||
| 汉语名称 | |||||
| 繁体字 | 連橫 | ||||
| 简化字 | 连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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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28日，连横因肝癌病逝于上海，后迁葬台北县泰山乡（今日新北市泰山区）。其独子连震东（1960年曾任内政部长）及其两代单传后代连战（1996年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均为中国国民党籍政治人物。
其外孙女为文学家林文月。
1878年2月17日，连横出生于马兵营，连家自明末起至受日本统治止，世居于此。因为台南当时盛产蔗糖，父亲连得政以制糖为业，糖厂号“芳兰”，因此经商致富，家资丰厚，使连家富甲台南[7]，目前在原台南地方法院外墙边仍保有“马兵营遗址”与“史家连雅堂马兵营故址”二座石碑，标记这段曾经的过去[8]。
1891年，连横十三岁时，父亲教他读《台湾府志》并告诫他：“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启发连横为台湾写史之志向。
1895年，依照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地方官民创台湾民主国，与大日本帝国爆发乙未战争。其父为刘永福的抗日军队日夜筹措粮饷而累倒，同年8月病逝，当时连横仅17岁。日军入台接收台湾时，刘永福指定连家世代居住之台南宁南坊马兵营房地作为抗日军队的驻扎地之一，连家决定让出。然而，日本政府正式平定抗日军队后，强行征收马兵营房地作为法院建筑用地，全庄被牵，连家祖厝亦被夷为平地。连横所著《台南古迹志》中亦曾提到马兵营，并留下“海上燕云涕泪多，劫灰零乱感如何！马兵营外离离柳，梦雨斜阳不忍过。”思念故居的诗作。住家被日本政府征收后，连家因此先暂时搬到其赖姓亲戚的住处，后来又搬到台南西北四街居住。之后连家在马兵营的土地即成为后来的台南地方法院[9]。
1897年，19岁的连横娶同乡沈鸿杰的24岁的女儿沈筱云（名讳沈璈，字少云，筱云[10]）为妻。连家早期是以经营制糖致富，沈筱云则是出口糖茶叶樟脑之“瑞兴洋行”殷实商人沈鸿杰的长女。沈鸿杰并为连横著《台湾通史》“货殖列传”上列名的人物。连横与沈筱云均为出生于台南当地望族世家，当时双方婚姻可谓是门当户对。
1899年，连横21岁，为台南《台澎日报》汉文部主编，此时日本政府已有效统治台湾，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上任后，检讨先前日本统治政策，为培养台湾人民与日本政府的情感，特别举办了4次飨老典，以示其能承续汉民族道德教化的儒学传统。其中第3次地点即为台南，儿玉源太郎并向台南地方名士征诗文，台南地方著名诗人如蔡国琳、胡殿鹏、赵锺麒、林馨兰均为此作颂德诗，连横作为台澎日报主编及台南当地著名诗人，亦同时发表〈欢迎儿玉督宪南巡颂德诗〉[11]。其中内容“干戈疫疠继凶年，天降灾殃无奇偶；若推而纳之沟中，万民溺矣宜援手。”及“俯察舆情布仁风，飨老筵张隆寿耇，尤祈恩泽遍闾阎，保我黎民无灾咎。”均显示连横为台湾人民请命及对新任总督儿玉源太郎新政之期待。
1904年4月23日，独子连震东出生。
1905年，连横携眷内渡厦门，与友人创办“福建日日新闻”，此年也是孙逸仙创立“同盟会”的年代，连横身为台湾人，沦为异族统治，书生报国，文字里充满排满意识激烈言论，鼓吹排满。此时同盟会成员阅报后大喜，派林竹痴先生商谈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后遭清廷官方侧目注意，暗中派人准备逮捕，幸巧有人通风报信，始得避去。后来，清廷竟向驻厦门日本领事馆抗议施压，“福建日日新闻”报社被迫关闭，连横只好携眷回台。
1905年，《福建日日新闻》关闭后，连横又于同年回到日本统治的台湾，在由《台澎日报》改版而成的《台南新报》内担任。
1906年，连横因酷爱吟诗，与友人赵云石、谢籁轩等十余人在台南创南社（不同于1909年辛亥革命时期创立的的同名文学团体南社）。
1908年，连横举家迁到台中，任职于台中发行的《台湾新闻》汉文部。同年，连横开始撰写《台湾通史》。
1909年，连横应友人林朝崧之邀加盟为栎社社友，与社友以道德文章相切磋[12]。（注：依据傅锡祺栎社沿革志略，栎社系于1902年由雾峰林痴仙（俊堂）、林南强（幼春）、燕雾大庄赖悔之（绍尧）三子始结诗社，名之曰“栎”，连横系1911年初加盟为栎社社友[13]。
1912年，经由日本内地再度赴中国大陆旅游，先抵达上海，再游南京、杭州等地。经日本神户时，应友人邀请至福建会馆叙旧。这时福建省议会将开会，定选侨商十二名参加国政，东洋地区应选一名，连横应邀参加此会，并发表演说，陈述当前中国改革之大势，及此后经营福建的对策。因演讲内容扎实、有见地，赢得众人佩服。投票者七十人，连成得五十八票，中选。但因有既定行程，且心中早有远大计划，所以婉辞不能就任。
1914年，连横受中华民国之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延聘为名誉协修，并取得台湾历史资料，“时赵次珊先生掌清史馆，延先生入馆共事，因得尽阅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档案，而经其收入台湾通史”。据2005年5月1日台北《中国时报》报导，连横曾于1914年1月31日，“呈请北京政府恢复其中国国籍”、“这份原始档案材料仍存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4]
同年冬天，连横返回故里台湾台南，将中国大陆等地之游历写作成《大陆游记》、《大陆诗草》刊于“台南日报”。
1914年冬至1919年，连横一方面继续在《台南新报》工作，另一方面也利用公余之暇持续《台湾通史》的著述工作，经过了前后十年的时间，终于在完成。
1919年，连横移居台北，受雇于华南银行的发起人林熊征，帮忙处理与南洋华侨股东往返的文牍。1923年，连横与夫人一起同游日本。连横46岁时（1924年2月），在台北创立发行的汉语古典杂志“台湾诗荟”，一直到1925年10月赴浙江西湖养病停刊止，共发行22期。同年，日本“常磐生命保险株式会社”给予特许经营权台北代理店，专营儿童保险，并曾于自己创办的“台湾诗荟”杂志上刊登广告。1926年，连横又举家移居杭州一年，理由是养病。1927年回到台北，与友人黄潘万合开了一家书店，店名叫做雅堂书局。该书店标榜不卖日文书籍文具。该书店在两年后就因经营不善而关闭。
1921年，由蒋渭水、林献堂所领导执行之“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于北中两地，举办台湾文化讲习会，连横被尊聘为讲师，讲授“台湾通史”等。当时台湾的反日人士组织文化协会及发行台湾民报，连横也是其中的重要人士，台南的文人雅士常在关帝庙旁边一家名为“启丰”的商店聚会，他们聚谈诗文之外，就是讨论时政，而连横也是最常到场的文人之一，因为连横当时服务的报社就在附近。因为反日的立场，其备受日本人的骚扰，这也是连横晚年离台赴陆避祸的原因之一。
1929年，连横因日本政府“禁其台语”，感到忧虑，为了尽善保存台语之责，决心对台语整理并发扬之。开始编写《台湾语典》(原名《台语考释》)，于1933年完成，共费时5年。连横于1929年11月24日在《台湾民报》第288号首发表“台语整理之头绪”：
“余台湾人也，能操台湾之语，而不能书台湾之字，且不能明台语之义，余深自愧！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张皇幽渺，坠绪微茫，岂真南蛮𫛞舌之音，而不可以调宫商也哉？余以治事之暇，细为研求，乃知台湾之语，高尚优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于周、秦之际，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余深自喜！”
一个礼拜后再撰“台语整理之责任”提及：
“今之学童，七岁受书，天真未漓，咿唔初诵，而乡校已禁其台语矣；今之青年，负笈东土，期求学问，十载勤劳而归来，已忘其台语矣；今之搢绅上士，乃至里胥小吏，遨游官府，附势趋权，趾高气扬，自命时彦，而交际之间，已不屑复语台语矣！……余以僇民，躬逢此厄，既见台语之日就消灭，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谋发达，遂成台语考释，亦稍以尽厥职矣。”
对于台语的字音，其亦尝谓：“台湾文字传自中国，而语言则多漳泉。顾其中既多古义，又有古音、有正音、有变音、有转音。昧者不察，以为台湾语有音无字，此则浅薄之见耳。夫所谓有音无字者，或为转接语，或为外来语，不过百分之一、二耳。以百分之一、二，而谓台湾语有音无字，何其傎耶？”
连横于1931年返回台南。1931-1932年，连横担任台湾总督府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调查会委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关系紧张，连横料两国终必一战，不愿其子连震东留台为敌驱使，乃遣连震东怀致张溥泉先生之手札赴南京投效祖国。连横草致党国元老、同盟会老友张继（溥泉）书，全文云：“溥泉先生执事：申江一晤，怅惘而归，隔海迢遥，久缺笺候。今者南北统一，偃武修文，党国前途，发扬蹈厉。属在下风，能不欣慰！儿子震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弟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如蒙大义，矜此孑遗，俾得凭依，以供使令，帱载之德，感且不朽！且弟仅此子，雅不欲其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惄？所幸国光远被，惠及海隅，弃地遗民，亦沾雨露，则此有生之年，犹有复旦之日也。锺山在望，淮水长流，敢布寸衷，伏维亮詧！顺颂任祺。不备。愚弟连横顿首。四月十日。”（原函后由连震东送藏国史馆；六十二年春，国史馆馆长黄季陆以此函凡属国人皆应一读，而台胞尤应一读，建议教育部部长蒋彦士将之列为中学国文教材），且谕震东曰：“欲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余为保存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此地；汝今已毕业，且谙国文，应回祖国效命。余与汝母将继汝而往！”该年4月，连震东即带着连雅堂的八行书，前往中国面见民国初年的参议院议长张继[15][16]同年6月18日，连震东在南京西华门吴铁城（1888-1953）处谒见张继。张继看了连横的信，觉其“真挚沈痛，大义凛然，深为感动，历久难释，于是携震东至北平，促其学习国语。”[17]
连横知道儿子连震东得到张继的爱护后，在1931年7月26日给连震东的家书中谓，“汝当在〔溥泉〕先生左右，供其使命，学习事务，忍苦耐劳，旁读史书，结交良友，二、三年后当有成绩。”（连横，1992a：6）这一两年内，每次辗转寄子之书信，教诲训诫，无殊于而提面命之时。大而至于立身报国之要端，细而至于读书治学之门径，无不叮咛切嘱，唯恐不周，天下父母心，情见乎辞，跃然纸上，俱足感人肺腑。比如，“务求速就，勿尚虚名，著寔做去，步步稳健，必能功成业就也。”。连震东在北平时，教他要“多识东北要人，可为将来同事之助”；张继可能要赴粤时，教他“汝当在其左右，如欲赴粤，可请随行，以资阅历”；抗日战争爆发、国府迁移之后，则是“张先生如入豫办事，汝可请之随行，盖因政府初移，人员必少，汝于此时如能得一位置，且在艰危之中，将来较有厚望。”后来连震东随张继到西安，连横又告诉连震东“汝在西安，位置甚好，勤谨办事，以资阅历，将来〔溥泉〕先生如任行政院长，必能调来中央，则可着着进行，以慰余之期望，台之青年以无进身之路，唯有烦闷、怨愤、忌妒、詈骂，以坠于失败之渊而已，可痛可悯！”亦教他“读书之暇，须临魏碑，欲与人士相往来，尺牍之书，必求精美，而后不致贻笑也。”
连横写给连震东的家书中亦感叹当时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现况：“日本经济疲困，台湾尤甚，百业萧条，物价愈贱，台湾实有不可久居之势”、“余居此间视之甚厌，四百万人中几无一可谈，生计既绌，信义全无，可痛可悯。”、“吾不欲汝〔连震东〕为台湾人，尤不欲如为一平凡之人，此间青年毫无生气，所谓大学生者，娶妻生子，前途已绝，其活动者，则呼群集党，饮酒、打牌、跳舞而已，坠落如此，可怜可悯！”，训诫连震东“切不可与此间朋友通讯”，甚至明示儿子：“此间朋友有询汝住所者，余皆不言”，也训诫已嫁在上海的长女夏甸不可回台湾。
连横晚年好学佛，其游台北观音山诗，为其深得佛家之妙谛。诗曰：“我家在城阴，观音只对门。我来此山中，观音寂无言。色相虽可参，妙法不得闻。譬如掬水月，水去月无痕。又如触花气，花谢气何存？我身非我有，万物同其源。万物非我有，天地分其跟。天气非我有，大造阐其元。大造非我有，佛法转其轮。上穷亿万劫，下至亿万孙。唯佛心无畏，唯佛到独尊。湛然观自在，一洗众生喧。”[18]
1933年7月11日，连横举家移居上海[19]。
1936年6月28日，连横因肝癌病逝于上海，得年58岁，留下32岁独子连震东。此期间连震东跟随着张继到西安，任职西京筹备委员会，住在西安新城北门外，同年8月27日独子连战于西安出生。连横死前弥留时写给儿子连震东这么一段话：“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20]；又说：“儿媳即将生产，如果是生男的，就取名为战，寓其克敌制胜，自强不息，收复故国，重整家园”。死后迁葬返台，墓园位于今新北市泰山区第一公墓。
1939年3月1日，连横之妻沈筱云逝世于西安，葬于西安，当时连战还不满3岁。
连横13岁时，其父连得政授以《续修台湾府志》，期勉他：“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读后却见旧志缺误甚多。基于先人家教启蒙与台湾为日本所占的双重动机，自1908年至1918年着手撰写《台湾通史》，体裁仿效司马迁《史记》体例而成，起自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终于割让（1895年）。全书共36卷，分为纪4、志24、传60，共88篇，约有60万字，另附表目101项。这是台湾人第一次完成且第一部冠以“台湾通史”名称的著作。
这本书的初版共分成3册，由连横自己筹设的台湾通史社出版。上册于1920年11月出版，中册于同年12月初版，下册则于1921年4月出版。这本书后来有种种不同的版本，不过，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于1962年以“台湾文献丛刊”第128号为名出版的版本（共6册），在学术界最常被采用3。
原卷四为〈独立纪〉, 但因日本人所迫而改为〈过渡纪〉。连横却于题下附书小字：“此篇原名独立嗣以字义未妥故易之”，则设计巧妙，有欲盖弥彰之效果，既不违日人意，且反而凸显其原旨。
台湾通史完成于1920及1921年，是第一部以中文书写的台湾通史，迄今刊印10多种不同版本，影响非常广泛。台湾通史，不只局限于历史，还包含地理、教育、军事外交、农业、财政经济、医院宗教典礼风俗、交通、工商、文艺及人物列传等，内容钜细靡遗，可谓是一部以台湾为主体的百科全书 。
中华民国前教育部长张其昀曾评价台湾通史：“台湾通史一书，务在发挥民族精神，分析言之，又包含四点，便是移民精神、革命精神、创业精神和海国精神，综括起来，可称之为台湾精神。”又云：“一部台湾通史，其势力超过于日本全部陆海空军；因为日本军队只能占领台湾的土地，而不能征服台湾的人心。雅堂先生的大著，发扬爱国思想，唤醒民族灵魂，把明郑以来二百多年反抗异族，争取自由的光荣历史，作系统的记载，使革命的炬火，辉煌照耀着。”
中华民国前参议院院长张继曾评价台湾通史：“以子长（司马迁）、孟坚（班固）之识，为船山（王夫之）、亭林（顾炎武）之文，叙述自隋代以至甲午千余年间事，纲举目张，钜细靡遗，且包藏人类生存为历史进化重心之奥义，洵为近代中国史学之伟作也。”
史学家及革命家章太炎先生曾评价台湾通史为：“民族精神之所附，赞为必传之作”，并为台湾通史写下台湾通史题辞（节录）：“余始至台湾，求所谓遗民旧德者，千万不可得一二。今观雅堂之有作也，庶几其人欤？豪杰之士无文王而兴者，郑氏也。后之豪杰，今不可知。虽然，披荆棘、立城邑于三百年之上，使后世犹能兴起而诵说之者，其烈盖可忽乎哉？雅堂之书，亦于是为台湾重也！”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所长黄富三这样评价这本著作：“《台湾通史》可以说是第一部把台湾当作一个个体来处理的史学著作，具有先锋性的角色。如果说台湾史之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的话，无疑的《台湾通史》的贡献是很大的。”[21]
也有台湾史的研究者对于《台湾通史》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说，在翁佳音等人关于台湾通史类著作的分析档，他们就认为：事实上，连氏之历史叙述有些错误。但根据翁佳音等（1992，37）的整理，当时市面上流通的《台湾通史》达11种版本之多，不排除有人另外修改的可能性。
连横在《台湾通史》曾说自身家族有德性，为民族尊严而不参加清廷科举[22]。不过，连横的兄长连城璧就是秀才，他自己24岁时（1902年）也曾赴福建参加科举。当时连横先去厦门，再到福州应乡试，但不第。对于这件事情，他的儿子连震东解释，连横“非不知以其思想之新，获隽至难，特借应试之便，赴闽调养身体也。”[19]
原名《台语考释》[23]，为台湾文学家连横所著，著作时间自1929年始，至1933年完成。全书共分4卷，计收语汇1182条。卷（一）为单音词，卷（二、三、四）为双音词。
《台湾语典》是第一部考释台语词源的开山之作。由于时代的限制，有部分观念及考订的缺点，但整体而言仍是一部极具历史意义的巨著。自序二编强调他对台语逐渐失落的焦虑与矢志保存并研究发扬台语的宏愿，值得今日台湾所有的子民借镜三思。
自序（一）
连横曰：余台湾人也，能操台湾之语而不能书台语之字、且不能明台语之义，余深自愧。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张惶幽渺、坠绪微茫，岂真南蛮𫛞舌之音而不可以调宫商也哉！ 余以治事之暇，细为研究，乃知台湾之语高尚优雅，有非庸俗之所能知；且有出于周秦之际，又非今日儒者之所能明，余深自喜。试举其例：泔也、潘也，名自《礼记》；台之妇孺能言之，而中国之士夫不能言。夫中国之雅言，旧称官话，乃不曰泔而曰饭汤、不曰潘 而曰淅米水；若以台语较之，岂非章甫之与褐衣、白璧之与燕石也哉！又台语谓谷道曰尻川，言之甚鄙，而名甚古。尻字出自《楚辞》、川字载于《山海经》，此又岂俗儒之能晓乎！至于累字之名，尤其典雅：糊口之于《左传》、搰力之于《南华》、拗蛮之于《周礼》、停困之于《汉书》，其载于六艺、九流，征之故书、雅记，指不胜屈。然则台语之源远流长，宁不足以自夸乎！ 余自寻其头绪，欲为整理，而事有难者，何也？台湾之语既出自中国，而有为中国今日所无者，苟非研求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则不得以得其真。何以言之？台语谓家曰兜；兜，围也，引申为聚。谓予曰护；保也，引申为助。訬，訬扰也，而号狂人。出，出入也，而以论价。非明六书之转注、假借，则不能知其义，其难一也。台语谓鸭雄为鸭形，《诗》《无羊篇》：雄叶于陵反，与蒸、竞、崩同韵。又《正月篇》：雄与陵、惩同韵。复如查甫之呼查晡、大大家之呼大姑，非明古韵之转变，则不能读其音，其难二也。台语谓无曰毛，出于河朔；谓戏曰遥，出于沅水；谓拏曰扐，出于关中。非明方言之传播，则不能指其字，其难三也。然而余台湾人也，虽知其难而未敢以为难。早夜以思饮食以思、寐寤以思，偶有所得，辄记于楮；一月之间举名五百，而余之心乃自慰矣。 嗟乎！余又何敢自慰也。余惧夫台湾之语日就消灭，民族精神之萎靡，则余之责乃娄大也。
自序（二）
余既整理台语，复惧其日就消灭，悠然以思、惕然以儆、怆然以言。呜呼！余闻之先哲矣，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烟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余又闻之旧史氏矣，三苗之猾夏、獯鬻之凭陵、五胡之俶扰、辽金西夏之割据、爱新觉罗氏之盛衰，其祀忽亡，其言自绝；其不绝者，仅存百一于故藉之中，以供后人之考索。呜呼！吾思之、吾重思之，吾能不惧其消灭哉！今日学童，七岁受书；天真未漓，咿唔初诵，而乡校已禁其台语矣。今之青年，负笈东土，期求学问；十载勤劳而归来，已忘其台语矣。今之搢绅上士乃至里胥小吏，遨游官府，附势趋权，趾高气扬，自命时彦；而交际之间，已不屑复语台语矣。颜推之氏有言：“今时子弟，但能操鲜卑语、弹琵琶以事贵人，无忧富贵”。噫！何其言之婉而戚也！ 余以僇民躬逢此厄，既见台语之日就消灭，不得不起而整理；一以保存、一谋发达，遂成《台语考释》，亦稍以尽厥职矣。曩者余惧文献之亡，撰述《台湾通史》；今复刻此书，虽不足以资贡献，苟从此以整理之、演绎之、发扬之，民族精神赖以不坠：则此书也，其犹玉山之一云，甲溪之一水欤！
为台湾日治时期（1921 年）由连横所编纂的一部古典诗集，收录 200 多位台湾诗人的 1000 多首诗作。本诗集为台湾通史的附属作品，编纂宗 旨为“诗则史，史则诗”，希望借由这些不同时期的文学诗作呈现出台湾各个时代 的历史风光，至于编排上则按时间前后顺序。
古典诗集。连横著。台北学甲出版社 1954 年 10 月初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1960 年 11 月重印，列为台湾文献丛刊第 94 种。此书由大陆诗草、宁南诗草、剑花室外集3 部诗稿合编而成，共收录 907 首诗，并附录早期词作 4 首。收录时间范围纵贯作者一生，因此可观察诗人不同时期作品之风格特色及心路 历程，如少年期的青涩浪漫、前青年期的豪情壮志、后青年期感怀伤叹、壮年期的 成熟稳健与老年期的心愿得偿。综而言之，诗集中富有强烈的汉族情感，无论是对 时局国族的关怀、或自我生命的感悟，都可呈现知识分子身处日人统治下的心境抒 发。连氏为台湾日治时代三大诗人之一，并提倡台湾诗界革新论，故此诗集亦 在台湾汉语文学中具有经典性之地位。[24]
《鸦片有益论》，又称《台湾阿片特许问题》据说连横为图天价稿费，写作此文，被视为媚日，遭受抨击，不仅被逐出台中诗社“栎社”，台湾仕绅也不愿与之交流，隔年连横便移居于中国，再四年后病逝上海。连横一生投身著作，但《鸦片有益论》一文犹如一生的污点。[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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