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妈利(1938年5月30日—),台湾医师,长期任职于马偕医院,并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与台北医学大学医学院,同时也是马偕纪念医院医学研究部输血医学暨分子人类学研究室教授,国际输血协会MP法品质保证委员会主席。台湾输血医学的拓荒者,促使台湾捐血系统的建立以及血库、输血作业评鉴 [1]。2017年获颁第二十七届医疗奉献奖。名列“世界名人录”、“科学及工程世界名人录”及“医学及生物世界名人录”,有“台湾输血医学之母”的称号[2][3]。其夫郭惠二为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化学系退休教授,1996年获颁第六届医疗奉献奖[4]。
生涯与专业
林妈利的父亲林新振是外科医师,母亲是日本人吉武牧野(汉名林妈基)[5]。
幼年时在日本生活,1947年二战结束后回到台湾。1951年从高雄湖内的“文贤国小”毕业,进入台南有名的教会学校“长荣女中”,1954年至1957年就读于台北市第二女子中学(今中山女高)。1964年从私立高雄医学院毕业取得医学士学位,随即进入台大病理研究所继续深造。1967年于台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曾经在1964年至1969年之间担任台大医院病理科住院医师。后来,她又前往美国德州大学Galveston医学分院(UTMB)任职临床及解剖病理专科医师,1981年底回国,并在台北市马偕纪念医院担任检验科主任。林妈利的专长为输血医学、血液病理以及临床病理等,曾发表近130篇有关输送血液的相关论文。[6]
1998年,林妈利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成为台湾第一位获得“Helena Rubinstein奖”提名的女性科学家,受邀担任国际输血协会MP法品质保证委员会主席[7]。
1999年,主办首次在台举办的第10届国际输血协会西太平洋区大会,并担任主席[8]。
主要研究
林妈利最受瞩目的就是通过台湾人血液成分的检测,对台湾族群的来源所做的推测与论断。
林在比对全球人种DNA的相关学理研究后提出,台湾原住民祖先是在1万5000年前冰河时期结束之前,从东南亚岛屿(菲律宾、印尼)等地迁徙至台湾,在台湾岛内经过几千年长期的隔离,形成相似及一致的基因结构。台湾原住民、东南亚岛屿族群(印尼、菲律宾等)在血缘上很接近,不易区分,而且研究显示台湾原住民在上万年之间陆续来自东南亚岛屿,且两地有族群可能互相迁移。[11][12]
她进一步提出占全台91%的闽客族群中85%有原住民血统(包括高山族、平埔族,以及东南亚岛屿族群),90%以上的台湾闽南人、客家人有中国大陆南方百越族血统,不是纯北方汉人的后代,反倒与东南亚较相近,所以台湾人可说是东南亚大陆、东亚大陆、原住民以及东南亚岛屿等地区人种混血的结果。[11][12]
争议与回复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博士陈叔倬(现任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人类学组助理研究员),以及西拉雅文化研究者、西拉雅族人段洪坤,于2008年共同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上撰文〈平埔血源和台湾国族血统论〉,对林团队的基因检测和研究方法提出三点质疑[13];林妈利亦在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撰文〈再谈85%台湾人带原住民的基因〉回应批评[14];陈叔倬、段洪坤之后在该季刊再次发表〈台湾原住民祖源基因检验的理论与统计谬误〉[15],他们认为林妈利选择性回避他们的质疑,却花大量篇幅讲述与原文无关的内容,又认为文中并未回答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而林仅是在质疑其动机是否有配合中国攻击台湾的研究、宣扬汉族血统论的政治意图[16],二人要求林予以正面回应[17]。
在人类组织抗原方面,林妈利发表的台湾人与原住民接近的比例从早先的13%(2001年)变到52%(2007年);在线粒体DNA方面,则是由26%(2006年)变到47%(2007年)[13]。
对于批评,林妈利声明两者的差异是因为13%是以早期血清学法的方式取得,而52%是以后期较精确的DNA方法取得。另外,早期的实验(13%)只比对了高山原住民与闽南/客家人的异同,而后者(52%)则有加入东南亚岛屿族群及其他亚洲因素[18]。至于母系血缘(线粒体DNA)的差别(26%与47%),也基本上是因为前后所用实验方式不同所致[14]。于此,陈叔倬等人指出,对于某个遗传指标而言,提高检测精准度只能将人群再度进行细分,却不能把不同的人群变为相同,就好像10色的视像提高分辨率,只可能将原先的10色细分至20、30色乃至更多色,却绝无可能将原先10色中的2色合并,因此早期数据是在低精准度下所得的解释并不成立[17]。
此外遗传指标的相似度,不能简单等同祖源,林妈利提出了越族论[19],而越族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本身的来源就甚为庞杂,古代可以被称之为越族的族群们从祖源上来看并不单一[20],汉人在渡海来台之前,有可能已经混入和原住民族群相似的遗传特征,考虑到台湾原住民的遗传多样性非常低,却仍能够在大陆的侗台语系人群中被发现,接近遗传特征的来源和时间点,更有可能是在渡台之前而不是之后[21]。
林妈利的研究采样,只要受试者说他是平埔族,这个样本就被放到平埔族中。因此,一个事实上没有平埔族血统的受试者,可能借由自我宣称而成为平埔族样本,并使其他不是平埔族血统的样本也被鉴定为平埔族。相对地,陈叔倬08年的研究采样则结合了日本时代的户籍资料,确认受试者的家庭从19世纪末以来未曾与汉人通婚,才算是平埔族样本。[22]
在数据分析方面,林妈利在判定“原住民血统”时采用了“绝对宽松标准”,只要研究对象的母系血缘、父系血缘、组织抗原这三个基因系统中有一个与原住民相似,即被归类于“原住民血统”之列。反之,对于亚洲大陆(汉)的血缘判定,则采取“绝对严苛标准”,必须要三个系统同时不带有(at most)所谓的原住民特有基因,才不至于被判定为带有原住民血缘。同一组数据,却使用不同的判定标准,有操弄数据之嫌[13]。主观喜好下,选择何种血统来源采用何种标准,也使得台湾汉人血统来源总计达到267%(按照林妈利算法,三个系统相加85% + 90% + 95%),超过统计学合理表达方式的100%[13]。林妈利在后续回复中,并无对第二个问题进行解释,也无在统计方法进行任何修正[14]。
实际上,林妈利也曾用“绝对严苛标准”计算过原住民血源。林在2007年的〈Genetic profile of "non" aboriginal Taiwanese〉[23]一文中估计1.5% 台湾汉人是“纯”原住民,因为只有1.5% 台湾汉人在三个系统下同时带有所谓的原住民基因。而她在〈永恒的西拉雅族〉[24]一文中则估算3.5% 西拉雅人是“纯”原住民,因为只有3.5% 的西拉雅人同时带有三个所谓的原住民基因。
如上所述,林妈利所用的判定标准是“基因系统有无原住民基因”,而非“原住民基因比例是否比汉族高”,以提高“原住民血统”比例。但人类基因上万,若依此“绝对宽松”标准,只要多检测几个基因系统,“原住民血统”的估算比例即可升到99.99%,若按同一标准衡量“汉族血统”,估算比例达到99.99%的速度更快[13];同一原理,人类与黑猩猩的基因有98.5%完全一致,若借此表示“100%台湾汉人带有黑猩猩基因”,实质没有任何意义[17]。林妈利对此并无作出回应。
虽然未再有回应二人,但在林妈利之后出版的《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台湾各族群身世之谜》一书中,她却形容陈叔倬与段洪坤是北方汉人血统论者,并表明要“堵住台湾人的北方汉人血统论者的嘴巴”(第11页)。对于这场学术大战,有社会学者指出,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新的遗传技术,没能够为台湾在国族和血统方面提供想要的科学依据,从而引发的争辩,表面上是在讨论科学,实际解不开的却是情感,应该注意科研行为的背后,受意识型态左右的事实[25]。
其他
作为“南岛民族的分类与扩散”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林妈利及其团队于2007年初到花莲县丰滨乡新社部落,收集了29名噶玛兰族原住民的唾液检体。林原计划将几个台湾原住民族的唾液样本,相互比较参照,以寻找台湾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亚洲大陆在族群上的关系。[26]
研究团队表示,采集唾液前,曾与部落头目及长老们沟通,并提供研究对象签立“同意书”[27]。但葛玛兰发展协会认为,林妈利没有完全说明其研究目的,也没有向族人充分说明他们的权益,违反医学研究伦理,因其并未通过部落会议决议,违反《原住民基本法》,随即发出信件向国科会和原住民委员会告发[26]。
林采集来的唾液样本,在国科会监护下,被公开销毁,这是台湾第一宗遗传研究样本因抗议而被销毁的案例。至于违反研究伦理的部分,国科会学术伦理审议委员会要求林妈利,将噶玛兰族人的相关数据封存,不得借此进行研究和论文发表,裁定林妈利及马偕医院违反医学伦理,并责令改正[28]。
事后林妈利和马偕医院解释到,他们是透过翻译,向受检者说明的,语言沟通发生问题,没有完全说清楚,因此引发争议。这种说法随即遭到反驳,理由是噶玛兰族人除本族语外,大多数人都精通国语、台语,推脱语言沟通发生问题,不足以说明问题[29]。马偕医院于2010年又补充了三点声明:即林妈利澄清她有委托噶玛兰族的长老代为沟通;林团队有提供受检者同意书,虽非国科会所核准的版本;以及当族人签署同意书后,林教授没有提供副本给受检者带回 [27]。
根据林妈利始自90年代的族群研究,台湾不少原住民具有一种叫米田堡的特殊血型[30],最早在1951年,美国的Levine医师在Miltenberger夫人的血液里面,检测出一种未曾报告过的抗体,此抗体造成她所生的婴儿有新生儿溶血症[31],米田堡血型由此被世人所知[32]。
世界上白种人与日本人具有此血型的比例不到万分之一,林妈利却发现其占比在部分台湾原住民中很高,分别为:卑南族21.2%;雅美族(达悟族)34.3%;阿美族88.4%,其中阿美族的频率尤高[31][33]。林的数据还显示,持有米田堡血型在长江以北的外省人是0.0%,长江以南的外省人是4.3%[34],林在研究中进一步将台湾闽南人,拆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分类,东部以外的闽南人具米田堡血型的比例为2~3%,而东部地区具该血型的比例达11%,因而推测其系与阿美族人通婚的可能[31]。
马偕医院研究团队在2009-2017年间,发表了多篇台湾族群中的米田堡血型与运动生理学相关的研究,认为具有米田堡血型的人排放二氧化碳较快,以此判断其呼吸、代谢和耐力较强[35],有部分台湾医界人士认为,这从学理上提供了为什么原住民多运动健将,体力较好,基因较一般人优异的依据[36]。
媒体传播亦大肆渲染米田堡血型的天然优势,每逢体育赛事,辄以“世大运原住民选手成绩佳 米田堡血型引话题”、 “优势藏在血液里...米田堡血型解密”、“为何世大运原住民选手超强?”、“专家发现阿美族血统有全球第一的‘先天优势’”为专题报导[37][38][39],有批评认为米田堡血型在台湾已被神化,而媒体简化、夸张的标题更加深了社会大众的误解[40]。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的蔡友月指出:“米田堡血型与各项运动专长之间是否有关,仅是研究者假设、未经证实的科学命题,媒体直接以‘米田堡血型呼吸代谢快 原住民体能具优势’这样夸大的标题,断章取义地建构社会大众对原住民具有运动基因本质论的理解”[40]。很多人群特征、行为展现往往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不是先天的遗传[40],后天的生活环境、家庭教育观念等都有可能是影响原住民体能的关键[41]。
事实上,科学研究从未证实“单一的基因”与“任何行为特征”具有“一对一”的因果关系[40],基因有它的影响力,一个人的运动、学习、说话、艺术都与其相关,然而从某一个基因到某种复杂、长期的行为特征,存在了太多其他的因素左右,知道有相关性比较容易,但是要确定他们有因果关系,就十分困难,对于此类议题,研究者的发言必须谨慎[42]。
参考资料
著作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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