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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域上形成的豐富多彩的文化樣式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华文化，是中国以及大中华地区的文明体系[参1][参2]，其最早的形式为发展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中原文化，后来经过长时间历史演变，以及期间不断与外族的接触与文化融合，形成了今日所知的中华文化[参3]。中华文化以夏商周三代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吉、凶、宾、军、嘉五礼以及仁、义、礼、智、信五常为核心[来源请求]。从自然环境演变研究和中华文明演变研究的大量科学积累显示，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结构”特征[4]。
《说文解字·文部》中写“华，荣也”。《书经·周书·武成》中对“华夏蛮貊，罔不率俾。”一句的注疏为：“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古人认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因此称该地为“中华”（中央之国）。
智人时代，中原地区便已经开始出现文化，此时期的主要考古发现有织缝衣物和葬礼。文献记载，首次人工耕作出现在湖南。群居文化逐渐开始出现，并形成了氏族公社。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公元7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参4]
后来，陶器和玉石和文代开始兴起，其中以仰韶文化的彩陶（在红底上描绘出彩色的陶器）与龙山文化的黑陶为主要特色。仰韶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其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之为彩陶文化[参5]。从挖掘的墓地遗迹证据显示，仰韶时期为母系社会。后来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黑色陶器，并且拥有更先进的建筑技术。除了石锄和石锹与兽骨和木制的锹之外，还使用石制的菜刀和镰刀与贝类制的刀子。陪葬品多在男性的墓中，似乎成为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参5]。
从公元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夏王朝晚期的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已出现中国最早的都城——二里头遗址。[注1]其中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还有镶嵌录松石的兽面铜牌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玉器有圭、璋、琮、钺、戈、刀等用品，还有制作精美的陶器[参6]。而二里冈文化的遗址经研究确认为商的初期王城所在。商初期到中期政权历经多次变动，盘庚迁都到殷墟之前，应该已经迁都多次，二里头遗址也可能是被废弃的首都之一[参5]。
除了黄河下游出现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以外，还有处于前5000年~前3300年的河姆渡文化。其遗迹说明，在新石器时代的前半期，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均已发展出了农耕文化[参5]。三星堆遗址的发现表明，古代四川一带（古蜀）的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此外巴蜀等长江流域地区也是中国重要的古文明发祥地[参7]。各地的文化互有交流，并且一起继承之前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早期是多元发展的，其中中原文化是主体。[参5]。
三皇五帝相传为中华文明的起源，这些上古历史和人物很多时候都以神话形式出现，已难考究其真实性，当今学术界有不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假说。但良渚文化的发掘经年代测定为距今5100年以上，且有巨型水坝工程遗迹，为尧舜大禹等时代的众多故事提供了一种间接的研究基础，至少其证明了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玉璧、尊、琮、钺等中华特征的礼器，且动员万人以上的建设大型水利工程在当时已经可行。
自1984年中国学者在商代青铜器中发现高放射性成因铅现象以来,追踪其矿源就成为了中国冶金史、冶金考古乃至考古学等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1996年，一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放射实验室的博士生孙卫东分析来自于殷墟的青铜器，认定这些殷商青铜的放射性与埃及青铜特性相似，显示两者可能来自同一源头。[参8]1990年代部分考古学家认为青铜文化是从中国以外的地方传来的，但不是经印度从南方传到中国，而是跨越北部边界，从中亚传到中国。但仍有较大疑点，比如考虑到古代铜矿或者铜器长距离跨亚非大陆运输的难度，和运输的必要性。终于在2017年，在殷墟附近今河南南阳找到了商朝铜矿遗址，经中科大科技考古实验室金正耀教授组织进行勘探挖掘测比后，确认其高放射成因铅信号和商代铜器相同的，并通过环境沉积物释光定年和铅同位素示踪的方法确定矿山开采冶炼的年代在商代，所以商朝铜器是在中国本土采矿和冶炼的，金教授本人也放弃了自己坚持40年的西南起源说。而究其形成原因，是这些铜矿洞处于华北克拉通板块和扬子克拉通板块的交界带上，所以出现了特殊的高放射成因铅含量。[参9][参10]
根据考古学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是河南辉县出土的祖辛卣上的金文，年代为商朝中期，早于殷墟甲骨文。绝大多数的金文，都出现在盘庚迁殷以后。商朝晚期的铸有金文之青铜器日愈增多，然所述仍简，多为铸者或其先祖之名称。至商朝末期，方有铸刻的文章出现，如帝乙时期的小子蒚卣，有器铭文4行44字、盖铭文3字。商朝金文中已发现的单字总共有1300多个。而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一套更完整的文字表述系统，至今发现有五千余字，其中解读约三分之一。
《史记》记载历史从黄帝开始。自唐、虞至夏、商、周三代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而治之[参11]。夏商周三代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分封制，其中周代相对于夏商两代的最大区别在于有了一套成体系的宗法制度和礼教。商周时代的礼器以青铜器和玉器为主，造型典雅庄重为当时的文化特质。商周时期亦有甲骨文、金文。商朝初期至中期虽然是个君主王朝，但实际上只是聚集许多部族所形成的松散城市国家联盟，到后期变成依靠分封亲戚友族和武力压制敌族进行统治的初步集权国家。从墓地遗迹显示此时期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君王和贵族是世袭制，卜人[注2]在商在政治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而且担任大臣级官职，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几乎都与祭祀有关，而且商朝政治特色是以占卜来进行决策，对于当时人民来说，最重要的神被称为“帝”，君主的宫殿就是祭祀神和神官常驻的地点。《诗经》中的《商颂》和《尚书》中的《商书》保存了一些商朝的文学作品和关于商朝历史的记载。殷商后期到周中期之间所铸造的青铜器，其造型之美至今也令人感到惊奇。在青铜器众多的精美图案也成为中式碗盘边缘上所绘制图样的始祖，细小甚至只有1厘米宽，在容器表面上全刻上兽类图案、旋纹的复杂程度，都显示当时拥有极高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参5]。
中国神话一般指的是关于上古传说、历史、宗教和仪式的集合体，通常它会通过口述、寓言、小说、仪式、舞蹈或戏曲等各种方式在上古社会中流传，神话可能反映古时实况。由于中国民族众多，每个民族都各自至少有一部神话史诗，中国神话最初的文字记载可以在《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礼记》、《楚辞》、《吕氏春秋》、《国语》、《左传》、《淮南子》等古老典籍中发现。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有《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诸如南方20个民族共有30多部创世史诗，仅云南16个民族就有20多部创世史诗。不同民族间的神话史诗内容不同，样式、文学特点也会不同，如汉族神话史诗多书面记载，文献典籍丰富，而众多少数民族多口头流传，且内容篇幅多于汉族。并且也受地域的影响，中国北方民族多流传英雄史诗，南方多流行创世史诗[参12]。
西周所形成的封建礼教对中国后世有极大影响，也是儒家思想的直接来源。在周朝流传下来的《诗》、《书》、《礼》、《易》、《春秋》，成为中华文化保存至今的最古的文献，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学术流派儒家的主要经典[参1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和思想最自由的时代，也因此产生了诸子百家。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在政治与文化上统一了中国，开始向北方和南方同时扩张，并要求周边国家前来朝贡。
秦汉两代，由于中国皇帝对于武功的追求，版图扩大，影响力急剧向周边延伸。中华文化随着臣服藩属国增加不断的扩大。历经秦朝的焚书坑儒与汉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之后汉以后的中国成为儒家社会。此时西域文化（即中亚文化与西亚文化）沿着丝路传入中原。西域盛行的风俗文化，诸如舞蹈、杂技、鼓吹乐等纷纷传入中国。骆驼、石狮、辟邪、天鹿等珍奇异兽造型也传入中国。而丝织品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销品[参13]。
魏晋到唐、五代十国期间，佛教的传入与随后的道教的兴起，都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隋唐时期时胡人的大量移入与活动，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色。大量的胡人高僧也影响了中国佛教。由于胡人在北方长期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使得中国在文化交流上一度出现胡风现象。宋代虽然在军事方面是弱势，但在经济与文化上却是中国古代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北宋时期以儒家学术为核心并融合儒、道、释为一体，形成了加强儒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宋代理学，并影响其后的明朝。宋代时发明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制瓷器技术、针灸医术传入阿拉伯世界，再辗转输往欧洲地区；在南宋中期则由阿拉伯世界传入数学的“笔算法”及“阿拉伯数字”。女真人建立的金与蒙古人建立的元亦将“胡乐番曲”带入中国，形成诗与词的变化文学体裁——曲[参13]。
西洋文化与科技自明代时随着传教士传入中国。因此晚明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医学、声律学等诸多学科以及机械、冶金、农业、水利等技术都有科学开创与总结。但因科举采用“八股文”，为了思想的统一化与考试评分的公正化，导致文人思想日益僵化，后来明朝灭亡，但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研究风仍持续至清朝君主康熙后期，后因罗马教廷下令禁止清朝治下的中国教徒祭孔祭祖而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导致接续的清朝君主雍正帝、乾隆帝、嘉庆帝都厉行禁教，阻碍了中西方的科学文化交流[参13]。
清朝开疆拓土，并采取一系列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政策，间接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康熙乾隆时期在文化上清理和总结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编纂了几部集大成之作，例如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考证经书古义的考据学亦有所发展。清朝治下的中国的小说、戏曲甚至流行至欧洲，清朝盛行的辑佚学亦令早已失传的大量中国古籍重现，以致于梁启超称清代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参14]，在明朝年间失传的宋朝及元朝两代的数学经过清代学者重新发现并加以研究发展[参15]，而清朝的特殊科学“考证学”是受到清朝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发达所促成，中国近代科学方法的采用亦始于清朝的“考证学”[参16]。但是施行文字狱，加强对中国文人思想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清朝治下的中国人思想上的封闭[参13]。
在清朝灭亡前夕和中华民国初期，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革新的影响。而形成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和共产主义思想等文化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军阀政府却又主张信奉孔学，于是在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与胡适为代表，提倡以现代民主和科学西方文化替代儒家文化，以西洋文化推动中华文化的进步。
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曾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强势政治姿态使传统中华文化产生质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严重，但随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兴起、社会自由化，复兴中华传统文化逐渐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趋势。迁至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政府欲保护中华文化，于1966年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中共的文革运动分庭抗礼，主要以伦理道德与儒家思想来作为中华文化[参17]，台湾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原有的中国儒家文化[参18]。其后外来的思想不断涌入，也使中国大陆与台湾亦产生了相应的流行文化。
国民政府迁至台湾后，保存许多中华传统文化不至于被文革破坏，包括地方戏剧、文物收藏、传统节日等。并且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国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时，1966年11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陈启天、孔德成、张知本等1,500人联名给行政院写信，建议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要求规定每年11月12日国父孙中山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以显示中华民国为正统中华文化之代表，企图树立为中国文化文化承继者和捍卫者之形象[参19][参20]，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号召发展中华文化[注3]，辅以实行三民主义与儒家精神作为中心思想[参21]，并颁布《推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办法》等政策与教育配合，将编译古籍作为国民读本，整理国剧、国乐，举办文艺活动与学术研究，以作为发扬中华传统文化。
现时已于中国大陆发展出来的文化，也被诠释为中华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文化上的演进主要经过了建国前后的农民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时期，1961年的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前，在中国开始流行苏联文化。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中国，在原本中华文化亦即传统的汉文化遭到破坏，最初只能演出8套样板戏或宣传共产党的伟大功绩的戏目，又有忠字舞与一系列的革命歌曲，如《东方红》。街道四处贴满毛泽东海报。毛装成为此时服饰特色。简化汉字作为标准文字迅速在中国大陆境内推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文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中国文化和中国共产党文化的结合，因此亦可称之为受马列主义影响的中国文化。[参22]传统文化经过文革摧残之后，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在流行文化方面，受到香港及台湾音乐、影视、港台词汇等影响。进入21世纪，受唐朝文化在日本假说的影响，中国大陆在传统文化方面出现以倭代华现象。2010年代以后流传的唐朝文化在日本，明朝文化在韩国，民国文化在台湾一说，更否认中国大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将中华文化定义为境内56民族文化总汇，主张该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下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参23]，并认为中国境内至少有30种以上民族文字，不论是满文、藏文、蒙文等，皆为中国文字，乃中国文化的遗产宝库[参24]。
中华文化从中国人生活的各方面表现出来，包括其语言、饮食、服饰、艺术及文学。
中华民族使用的语言主要是汉语，因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中国各地还使用不同的汉语方言进行交流[参25]。中国历代官方语言方面主要是汉语。汉语属汉藏语系也是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参26]。汉语是汉藏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参27]。汉语口语在不同地方的分歧是相当大的。在说官话的地区，即使相隔几百公里，一般也可以相互理解；然而在其他一些地区，相隔十几公里的当地居民也许已经不能互相理解；从大的范围上说，如北京话、上海话、广州话等完全无法互通；从小的范围上说，汉语（尤其在中国大陆南方）“十里不同音”，浙江、福建甚至出现一个县有十数种不同口音的现象，即使在号称“相对统一”的北方方言内部，亦因为地域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口音差异[参27]。
除了中国大陆、港澳、新加坡和台湾将汉语定为官方语言以外，汉语还分布在马来西亚等地。台湾地区现行官方语言是国语，官方文字是繁体字为主，相应的口语是台湾话、客家话。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所使用的文字是简体中文，其他地方如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华人社区繁简并用[参27]。
由于长期受到汉语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现在大部分都能使用汉语进行交流。除个别民族以外，绝大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也要求汉族尊重自己的平等的语言权利和文化遗产。而且由于长期的交流合作，对于语言的影响很大。有的民族同其他民族一起使用同一种语言。中国各民族语言从语言系属分类上来说，分别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南亚语系以及南岛语系。另外朝鲜语的归属存在争议。有十个民族从来没有自己的文字，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发明了新的语音字母。
汉语是联合国规定的六种正式语言和工作语文之一[参28][注4]，亦为当今世界上作为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参27]。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汉语被定为官方语言。很多国家都开始将汉语列为第二外语，加入授课内容。现代标准汉语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这是以官话京师片作为标准基础的语言[参29]。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注5]。目前中国大陆的官方语言文字包括普通话、规范汉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注6]。香港的法定语文是中文、英文[注7]，相应的口语是通常是指[注8]粤语（俗称口语广东话）、英语、普通话[参30]；澳门的官方语言除普通话外，还有粤语和葡萄牙语，使用葡文者约为2%[参31]。
在标准语文教学方面，中国大陆的语文课，以普通话授课；在香港以粤语、英语授课，而另设普通话课程，或者双语授课；澳门除普通话外，会用官方语言教学，而在台湾则以国语授课。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学生在学习汉字前先要求必需掌握注音符号，而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中小学中教授汉语的文字、语法、文学等的科目叫语文、中文、国文等，都是中国语文科之谓。称呼上，在中国大陆为“普通话”、台湾为“国语”或“华语”、在新马地区为“华语”，在某些汉字的取音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异的，而且口语读音也出现不少分野，亦有一些汉字的读音在三者中根本不同。
目前，中国大陆和台湾均以现代标准汉语为通用语言，但同时在广东、香港与澳门等地区以及不少海外华人多以粤语作为通用语，另外使用普通话、客家话、闽南话或其他家乡语言（汉语方言）的人会使用自己的母语作为社区交际通用语言。
汉语作为一个语种是普通话（国语）以及众多方言的统称，中国国内语言学家根据汉语分支的不同特点，一般把汉语划分为传统的七大方言[参32]，将官话、闽语、粤语、客语、吴语、赣语、湘语等列为汉语主要方言[参27]。关于汉语方言的地位，中外学者一直存在争议。因为按照语言学的一般观点，若两种话语间不能直接通话，则这两种话语可定义为两种不同的语言；若两者间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但可以直接通话，则两者可定义为同一种语言的两种不同方言。国际上还把汉语细分为13种语言[注9]，就是闽东语、晋语、北方话、莆仙语、徽语、闽中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北语、闽南语、吴语、粤语[参33]。
即使语言学还可细分数百种方言，然而实际上，习惯上所称的“汉语方言”相互之间或与标准汉语之间无法互通，语言距离往往比欧洲同一语系之下的各种语言之间还要远[参27]。例如一个只会葡萄牙语的和另一个只会西班牙语的人大致尚可沟通，但若仅懂赣语的人和一仅懂粤语的人互相对话，几乎是无法听懂对方在讲什么[参27]。在地理上的方言分别也是同样状况，讲官话的地区，或许相隔几百公里的人还可可以相互口头交流；然而在中国南方的许多地区尤其是山区，因地理区隔可能以方言相互口语交流就非常困难，相同语言在某些地区语音和词汇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极端一例，在福建某地因丘陵地相隔，虽只有数十公里的当地居民，也许已经不能互相口头交流了[参27]。
汉字不仅在中国大陆存在，也曾经或正在被台湾、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或地区使用。汉字是在图形符号的简化过程中形成的。就文化的载体文字而言，汉字的诞生时间尚难以考证，相传伏羲作八卦，仓颉造字（事实上，汉文字为汉先民之各自创作，并非仅由一人一时一地所创，仓颉应为对文字整理有功之人，故流下造字之传说）。19世纪末发现了三千多年前的汉字—甲骨文，商朝的殷墟出土的动物甲骨上的甲骨文为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成熟的汉字[注10]。同时青铜器上的钟鼎文也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先秦的文字颇不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分治都不同程度地将汉字发展分化，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改秦国的大篆为小篆，结束了文字分化的历史。
小篆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形声会意字出现，让文字记载更为准确精密。小篆笔画以曲线为主，后来逐步变得直线特征较多、更容易书写。到汉代，隶书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体。隶书的出现是汉字的一大进步，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今天人们书写方式有隶书、楷书、宋书、行书等等。由于中国大陆进行过简化字的改革，如今的华人社会里存在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两种主要书写系统。
在汉字的影响下，还产生过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古壮字（方块壮字）、古白字（方块白字）、古布依字（方块布依字）、字喃等文字。但它们都因各种原因而消亡，而汉语中的女书，如今也无几人能识。日语的假名（仮名）在创制时也大量受到汉字字形的影响。此外如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等也是在汉字影响下，书写方式改为从上到下书写，文字的结构也随之有所变化。[参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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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影响在整个东亚文化圈都可以观察得到。尤其在曾经在中国统治下的地区，像朝鲜，越南，琉球曾为藩属，或者有华人移民的地方，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即使从未受中国统治的日本，在艺术方面同样不能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在一些领域，日本的追随者甚至超越了他们的先师，比如在日本达到鼎盛的漆器手工艺。16世纪以来，中国的工艺品－尤其是瓷器，大量向欧洲出口，这对欧洲艺术也产生了影响。中国书法、中国画、瑶琴是中华文化中独特的艺术，亦影响到日本书法与其他东亚书法。
在中华文化里产生、发展起来的书法是表现汉字形体美韵的艺术。中国书法随着汉字而广为流传在东亚流传发展成为日本书道、朝鲜书艺，越南书法、琉球书道，因此汉字书法也包括韩国汉字、日本汉字与越南喃字，[参35]。书法被认为是东亚的重要艺术和最优雅的写字形式，并受东亚文明社会敬重并被广泛实践，亦促成了其他东亚艺术发展。中国书法以毛笔沾墨汁书写，基本上分成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汉字书法的使用工具也有特别的名称，称之为文房四宝，也就是笔、纸、墨、砚。书法最基本的表现手法是用笔，使“点画”呈现，由一点一笔一画组合成整体结构，而且要依照汉字的笔顺，与绘画大不一样不能重复和填描。书法是由汉字的形体变化而有所不同，一般“笔法”有中锋、侧锋，提按、使转，顺势、涩势。熟练地掌握了各种用笔方法，才能写出或粗或细、或刚或柔的“点画”，不同的书体，用笔的方法亦有所不同。例如写篆书时，运笔要柔软而庄重；在写草书时，运笔则表现顺畅而有力。书法的表现手法非常丰富，只有灵活运用，才能写出具有力感、动感，自然美观的上乘的作品[参36]。
使用工整的书法书写，写在纸上而成的对联艺术也是独特的艺术形式。就是由格律诗的对偶句和骈文与赋的俪句发展而来的，一般是贴在墙、门之上，特色是对仗工整，平仄协调且言简意深[参37]。对联还传入越南、朝鲜等地，这些国家至今还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
中国秦汉时期，以秦始皇陵兵马俑和石刻为代表，唐代周昉、张萱的仕女画标志着人物画的进一步完善。山水画已摆脱了作为人物画背景的附属地位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
五代、两宋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鼎盛期。随着画院的设立，宫廷绘画呈现兴旺活跃的景象，后世文人画通常将绘画传统回溯至此时。新的绘画内容如民俗画也开始出现，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式构图，生动地描绘汴京（今开封）的繁华景象，如实地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陶瓷方面，宋代亦到高峰，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建窑都有非常高度的发展，并有大量外销，影响周边东亚等地。南宋官窑则被认为是继承汝窑，供给宫廷使用的高级瓷器，龙泉窑与景德镇此时也有大量生产，供应外销，近年考古发现的海底沉船可为佐证。
元代是景德镇真正驰名的时期，最著名的瓷器即为青花瓷和釉里红。此时的瓷器外销极为畅行，所以有研究认为青花的纹样是伊斯兰教客户的要求而出现。龙泉窑的青瓷也非常著名，外销日本与朝鲜半岛的数量甚多，亦大量外销到东南亚一带。
明代以元四大家为学习对象，出现后来成为文人画传统的“吴派”（代表画家是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与浙派为明代画坛的两大主要派别。由于晚明崇尚吴派而贬低浙派，致使吴派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成为山水画的主流，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甚至国民政府迁台初的绘画教育，依然以吴派绘画为主。
清代亦为西方绘画逐渐进入的时期，最著名的就是乾隆时期任职于宫廷的郎士宁，然而这种西方的风潮并没有影响到民间。但中国当时唯一对外的口岸广州，出现专门替欧洲商人以油画作画的画工，此是西方绘画进入中国民间之始。晚清上海辟作通商口岸，由于地处辐辏，成为重要港口，也带动油画的需求与发展，中国画家逐渐学会透视法等西洋绘画方式，并使用进口颜料作画，影响传统绘画的风貌。
民国美术大体延续清末发展，著名有李铁夫、颜文梁、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以颜文梁、徐悲鸿为首新式绘画仍强调古典写实的训练。此种训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由学习苏联的社会写实主义所继承。另一方面，林风眠、方干民、吴大羽等崇尚现代主义的画家则让表现主义、立方主义等现代主义思潮渐渐在中国萌芽。同时，透过共产党引入的木刻版画，也是民国之后所出现的新风格，同样影响了中国大陆之后的美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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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周时期的文学高峰是易经与诗经。易经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和宇宙观，以阴阳两种元素的中心思想，以对立统一去描述世间万物的变化。从十七世纪开始，《易经》亦被广泛介绍到西方[参38]。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中国历史上第二部诗歌作品集是《楚辞》，收录中国战国时期楚地诗歌的诗集，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比喻、象征、托物起兴等表达手法，都得到更大的发展。
汉兴起的乐府最早称“歌诗”，是合乐的声诗，也就是可以歌唱的诗，广义上凡是可传唱的诗歌，都可称为乐府。两汉乐府诗着重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故多长篇的叙事诗，如讽刺上层社会之丑态《陌上桑》、《孤儿行》、描述爱情、家庭悲剧《孔雀东南飞》等；六朝乐府大都是缘情而绮靡的小诗，故大半为抒情诗，如《子夜歌》、《华山畿》、《襄阳乐》等，而北朝则相对于雄浑大方，如《木兰诗》。
在中国唐朝之前的诗，往往都称为古体诗，古体诗是一种较少拘束的诗体，多半是字数不拘的偶数句，不严格讲究平仄与对仗，也不讲究韵脚。最广为人知的古体诗多为五言诗或七言诗，具代表性的有《古诗十九首》、陶渊明的《归园田居》、陈子昂之《登幽州台歌》、李白的诸多古风、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等。四言诗有诸如曹操的《观沧海》。杂言诗有诸如李白的《行路难》、《将进酒》等。在唐代则是近体诗到达其顶峰，其形式为律诗与绝句。近体诗是讲究平仄、对仗和叶韵的诗体。代表诗人有：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等。
宋词是一种诗歌艺术形式，一开始伴曲而唱，所以写词又称作填词、倚声。后来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诗歌艺术。北宋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等人，其后苏轼进一步“以诗入词”，完全突破了词的传统题材和传统风格，扩大了词的境界，提高了词的品格，使之成为一种可以表现多方面内容的新诗体。南宋词坛的代表人物是辛弃疾。著名的如《稼轩长短句》《破阵子》、《鹧鸪天》、《水龙吟》、《永遇乐》等，辛弃疾早年在北方曾从金人学词，成名之后，又成为金朝词人学习的榜样。
白话小说之代表自元代章回小说开始，到了明清，小说成为主流。元代名作有《水浒传》，明代名作有吴承恩《西游记》、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罗贯中《三国演义》，清代者前期有曹雪芹《红楼梦》、吴敬梓《儒林外史》等，晚期逐渐出现讽刺时政的谴责小说，如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曾朴《孽海花》、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民国时期张恨水《金粉世家》等书。
传统戏曲方面，表演形式主要以歌舞说唱形式表达，有别于同样是舞台表演艺术的歌剧，从先秦的俳优、汉代的“百红”、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杂剧、南宋的南戏、元代的元杂剧，明代的秧歌，清代的京剧。现在中国六大剧种有京剧、豫剧、越剧、黄梅戏、评剧、秦腔[参39]。
京剧又称平剧、国剧，是在北京形成的中国戏曲曲种之一，融合了徽剧和汉剧，并吸收了秦腔、昆曲、梆子、弋阳腔等艺术的优点，腔调以西皮和二黄为主，主要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演员角色种类主要分“生”、“旦”、“净”、“丑”四种。有文有武，集“唱、念、做、打”于一体。“念”就是具有音乐性的念白，京剧中的念白分京白、韵白和苏白，京白是用北京音，韵白则用湖广音、中州韵，苏白使用苏南地区的方言。“做”就是做表情和肢体身段。“唱”就是唱腔。“打”是结合民间武术将其舞蹈化的武打动作。京剧是13世纪中期元朝的杂剧所形成，而后在清朝宫廷内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在18世纪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五幕剧本在法国巴黎公演[参40]，亦在欧洲造成轰动，因此被视为中国国粹。
豫剧是中国的五大剧种之一，居中国各地方戏曲之首。[参41]因早期演员用本嗓演唱，起腔与收腔时用假声翻高尾音带“讴”[注11]，又叫“河南讴”。[参42]又因其音乐伴奏用枣木梆子[注12]打拍而得名河南梆子，[参43]豫剧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河南省的简称是“豫”而将该剧种定名为“豫剧”。豫剧在安徽北部地区被称为梆剧，山东、江苏的部分地区仍称梆子戏。豫剧主要流行于黄河、淮河流域。除河南本省外，河北、山东、陕西、湖北、山西、安徽、江苏、四川、甘肃、东北、新疆、西藏各省以及台湾等地都有专业豫剧团的分布。豫剧在台湾舞台上与歌仔戏、京剧呈三足鼎立的局面。根据2004年的统计，中国大陆的豫剧团达160个，是全国之最。[参44]
潮剧，又称潮州戏，用闽南语潮州话演唱的地方剧种，在明朝开始形成后，流行行于广东潮汕、闽南等地，并随潮州人传播到香港、上海，以及海外的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与欧美地区，是中国对外最有影响的地方戏剧之一。潮剧历史悠久，是中国最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参45]。潮剧亦有就传入了泰国，在1685年至1688年泰国宫廷宴会中用以招待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使节[注13]。20年代至30年代泰国曾是世界潮剧的中心并成为潮剧的第二故乡，同时也是在潮剧历史扮演着重要角色[参46]。在2006年，泰国有30多个职业与半职业的潮剧团[参47]。
源自南戏的粤剧，原称大戏或者广东大戏[参48]，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参49]，是糅合唱做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最初演出的语言是中原音韵，[参50][参51]到了清朝末期，知识分子为了方便宣扬革命而把演唱语言改为粤语广州话，使广东人更容易明白[参52]。粤剧亦有传播海外。19世纪末，大量大批华工前往美国巴特和玛丽斯维尔等矿区担任矿工，于是从旧金山有粤剧戏班定期演出，并且在纽约与旧金山经营粤剧戏院[参53]。粤剧为华人带来了赖以生存的民间文化。当年拥有123名演员的鸿福堂剧团在美国大剧院首次登场，上演粤剧，大获成功，并在唐人街建立自己的剧场。1920年代中有粤剧戏班在北美各地公演[参54]。
福建梨园戏起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参55]，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和浙江的南戏并称为“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的“闽浙之音”。梨园戏流传在闽南地区、台湾和东南亚华裔闽南人聚居区，梨园戏可分为“上路”、“下南”及“小梨园”(七子戏)三大流派，前两者又称大梨园。每个流派风格与剧目不尽相同，三大流派各有其代表剧目，称为十八棚头。常见剧目有荔镜记、吕蒙正、郭华、朱弁等等，剧目通常以主角名字命名。演唱的曲调和乐队、乐器系福建南音（南管）系统，在台湾的戏路以小梨园为主，因此较常称为南管戏或是七子戏（小梨园）。2006年5月20日，梨园戏被列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歌仔戏（芗剧）是台湾唯一原生的剧种，亦为中华传统戏曲的独特分支；由福建闽南移民入台后，歌仔戏在台湾宜兰地区结合了福建漳州地区的“锦歌”（台湾称“歌仔”）与“车鼓戏”的场面和动作表演，并搭配南管乐曲与唱腔，产生形式简单的“老歌仔戏”；之后又吸收其他多种流行剧种的戏目、音乐和表演艺术，而发展为成熟的歌仔戏。1925年之后，歌仔戏在内台、野台、广播、电影和电视中都有进行演出；其后，又大量吸收上海与福州京剧戏班的机关布景和表演，丰富了通俗剧场的内涵。歌仔戏在台湾热门之后，不仅传回了中国大陆福建，也同时流行于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地区。明华园引进了现代剧场、实验剧场及电影分场的节奏，将现代歌仔戏跃登国际舞台。
1950年代，当时中国有367个戏曲剧种；到了1982年，仍有317个剧种；而到了2005年，仅剩下267个剧种[参56]，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京剧、粤剧、越剧、潮剧、歌仔戏（芗剧）…等剧种名列于2006年5月20日公布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内[参57]。
中华传统舞蹈在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原始舞蹈[参58]。现在主要分为古典舞、民间舞两大类。另外有著名少数民族舞蹈有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藏族的囊玛，壮族的铜鼓舞，傣族的孔雀舞，彝族的跳月，苗族的芦笙舞、朝鲜族农乐舞等。
中国原始时代舞蹈是华夏文化初始形态，而且此时期舞蹈的作用与后来的舞蹈有很大不同。这时期主要是通过舞蹈来反映狩猎、农耕生活，战争，或者性爱、生殖，以及祭祀或祈祷等活动[注14]。
中国乐舞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是周代雅乐舞蹈，西周周武王之弟周公对公元前26世纪到前11世纪流传的历代乐舞的整理更是文化史中的空前壮举。周公制礼作乐，除了为了纪念其父兄建周灭纣之乐舞的“大武”之外，周公还把传说中的帝王从黄帝尧舜到商汤等五帝的乐舞整理与大武并称为“六代舞”[注15]。在“制礼”的同时“作乐”，用“乐”这种声形谐和的艺术型式来表现礼。为雅乐舞蹈前声，也是周代雅乐的主要内容。之后，雅乐在其他东亚文化的广泛流传[参59]。
两汉舞蹈百技纷呈，是俗乐舞文化的高峰[参58]早在秦始皇即把民间的角抵戏引入宫廷，后来汉武帝大兴角抵百戏就是延续秦制，发展至东汉已成为极为丰富的宫廷舞乐百戏，富豪贵族的家庭宴会也多是杂技的成分的综合性演出。汉代舞蹈有即兴歌舞和宴饮中的“对舞”，即是女子长袖对舞、男女长袖对舞、男子宽袖对舞和男子短袖对舞。一般宴会中是由主人先舞，客人再起舞为报，还有舞剑、舞刀、舞棍、干舞、戚舞、长袖舞和巾舞等，舞姿舞容都很考究[注16]。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这时期的民间舞名称之为“杂舞”，融合了汉、魏以来的杂舞，江南的“吴歌”荆楚的“西曲”等歌舞，形成“清商乐”和汉族的“清商乐”相平行，而少数民族的“胡乐”、“胡舞”及外国乐舞如“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高丽乐”、“康国乐”、“高昌乐”等，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而形成汉族乐舞“西凉乐”。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舞蹈文明在这个时期显示了其艺术的自觉，为隋唐乐舞文化的新高峰奠定了基础。唐代舞蹈文化灿烂辉煌，达到了艺术巅峰，因南北朝朝野崇信佛道也出现以宗教为背景的宗教乐舞[注17]。
隋文帝汇辑当时流传各地的汉族传统舞、少数民族舞、外国传入的各类乐舞计七部，称七部伎；而后来更增加疏勒乐和康国乐，改称为九部乐。隋炀帝曾征各地散乐及舞蹈进行表演，此后成惯例于每年正月演出用来招待突厥客人。到唐朝时，唐人把舞蹈视为抒情和展示才华、表示礼节的手段以及能文能武、能歌善舞的文化素养。著名代表人物有亲自排练过声势浩大的破阵乐的唐太宗李世民，善作曲能伴舞的唐玄宗与善舞“霓裳羽衣”的杨贵妃，及善舞以抒情的诗人李白。唐代的宗教乐舞也很发达，如鹤舞和花舞等礼佛娱人的舞蹈在佛寺中很常见；祭祀巫舞从巴楚之地到中国西北荒村都很兴盛，唐代宫廷的驱傩是种面具神舞，继承汉代的宫仪规模亦极为盛大[参59]。
唐代不仅有自娱的民族舞蹈还有大量的表演性舞蹈，唐代对歌舞的分类比前代更为细腻。有按风格特点来分的健舞和软舞类别；有以结构的严谨和统一归类的歌舞大曲，其中霓裳羽衣舞最为著名；有以故事情节归类的歌舞戏；有从用途和表演方式归类且用于宫廷朝会、宴飨的九部乐、十部乐、立部伎等。尚有一些名舞不能归类，如赞美龙女的凌波曲是盛唐著名舞人谢阿蛮依舞曲编舞表演的，深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喜爱；唐懿宗的伶官李可及编创的“菩萨蛮舞”是表现佛国仙女的美音妙舞，其他不能归类的名舞如“何满子”、“叹百年”等都是在当时兴盛有深远影响力的[参59]。
宋代的宫廷乐舞虽衰退但完善了宗法礼教，所以宋朝宗庙祭祀一直保存着雅乐舞蹈。宋代的雅乐舞现保存在文献中的有《大善乐舞》、大顺乐舞、《大庆乐舞》、《大定乐舞》、《天盛乐舞》、《大和乐舞》、《大昭乐舞》和《大熙乐舞》等。宋代的《燕乐》是队舞，男子队有拓枝队、剑器队、异域朝天队等；女子队有菩萨蛮队、拂霓裳队、菩萨献香花队、彩云仙队等。宫廷队舞在宋初尚为兴盛，宋代文人喜好填词，士大夫家有家伎歌女善歌舞，如北宋寇准喜好拓枝舞，传说每宴必有拓枝歌舞表演。宋代的赵构在晚年时留下一部舞蹈动作谱《德寿宫舞谱》[参59]。
宋代燕舞比起民间的舞蹈已大为逊色，宋代是民间舞蹈兴起的时代，既有节日的社火舞队，又有日常在市集街坊的卖艺演出。竹马、旱船、舞狮等在宋代已极为兴盛，有些则为后来的戏曲所吸收，如《抱锣》、《舞鲍老》等。有些民间舞蹈传入日本如《龙舞》、《九连环》、《扑蝴蝶》等；而有些燕乐舞传入朝鲜并作为宫廷乐舞保存下来，其中有《五羊仙》、《献仙桃》、《抛球乐》、《莲花台》等。宋代舞蹈走向市井也使明清以后的中国舞蹈演变成武艺和民间娱乐整合发展的新型式[参59]。
自元、明、清以来，舞蹈艺术从两方面得到继承与发展，一是戏曲表演“打”即是武术动作，即元杂剧称为“科”在京剧称为“做”的“武舞”。另一方面是在民族文化活动中的长足发展，元、明、清时期民俗活动、民间舞蹈如《高跷》、《旱船》、《舞狮》、《舞龙》各种鼓舞和《秧歌舞》等，不但具有地方风情也有群众性[参59]。
元代虽在宫廷舞上继承宋代的队舞型式，但在内容上则大大不同。蒙古族古代的萨满巫舞（如安代舞）在蒙古地区广泛流传成为群众喜爱的娱乐型式。元代的帝王在宫廷队舞中，不仅有说法队舞；还有元顺帝创制的十六天魔舞，表现佛国仙女的曼妙舞姿。元杂剧中吸收了宋代宫廷队舞的音乐和舞蹈，同时也吸收元代戏曲与民间舞蹈的生动舞姿[参59]。
舞蹈发展在清代是一个比较衰落的时期，但宫廷舞蹈仍流行《佾舞》与《队舞》。佾舞主要用来祭祀神灵，分为文舞和武舞。文舞又叫《文德之舞》，武舞又叫“武功之舞”。一般是在祭祀开始时舞“武功之舞”，武舞生左手执干，右手执戚。祭祀中间及结束时跳“文德之舞”，文舞生右手执羽，左手执籥，两边还有执节者，指挥舞队。清代宫廷队舞又叫《庆隆舞》，是从《蟒式舞》、《玛克式舞》演化而来，本为满族传统舞蹈，入宫后用于皇帝宴飨巡酒。因舞蹈艺术呈衰落之势，因此民间社会没有专业的舞蹈演出团体，但仍有于灯节和迎神赛会的舞蹈活动，作为自娱性、群众性的娱乐，民间舞蹈并常与技艺组织在一起，形成综合性的表演队伍，称为走会或花会，其中著名有《秧歌》、《高跷》、《狮舞》、《胯鼓》、《旱船》、《小车》、《竹马》、《大头和尚》等民间舞蹈[参60]。
而西方舞蹈约始于光绪初年传入中国，主要是西方人聚会时的交际舞和后来的舞台表演的舞者传入，但未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参59]。直到近代以后，西方舞蹈作为独立的剧场艺术的舞蹈日益完善和成熟起来，并融入古代舞蹈的。由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人员建立的一套复古的中国舞蹈体系－中国古典舞，是从中戏曲中取材，采用世界芭蕾的训练舞种，发展创建并起来的一个有独特的韵律、形体语言及审美特征的中国风舞蹈[参61]。而台湾的舞蹈团体云门舞集许多经典舞蹈融会了中西与古典与现代的特色[注18]并享誉世界[注19]，演出许多经典舞蹈作品。其中包括有《白蛇传》、《水月》、《红楼梦》、《薪传》[参62]等节目都是中华文化的发扬[参63]。
传统音乐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的交流融合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外国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三大来源[参64]。中华传统音乐以楚风燕乐、文佾武佾、南北朝夏昭乐、北朝迎神曲、北魏吴歌西曲、唐朝教坊乐曲、破阵乐、雅乐、明代的十番乐等在历史上颇具盛名。其中在西周初年制定雅乐成为东亚乐舞文化的重要的一部分。雅乐原是中国古代的宫廷音乐的仪式体系。日本雅乐中自中国传入的唐乐曲目，却演变成是自唐朝的宴会音乐燕乐，至今仍是日本的宫廷音乐。朝鲜雅乐最初于1116年经由中国宋朝皇帝宋徽宗赠与朝鲜的乐器引入朝鲜。越南雅乐自1400年至1407自胡朝引入，1996年由顺化大学复兴，并已以顺化宫廷雅乐之名列入2003年第二批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台湾的南华大学亦有与中国古乐专家的搜集、考证，雅乐团所演奏的雅乐以“大晟乐”为基础。考证从上古的巫傩乐舞到明万历的十番锣鼓，甚至以编钟演奏“歌钟鸣舞”[参65]。
乐器就以乐器的演奏方式，概分为管乐器，弦乐器和击乐器。常见的管乐器有笛、笙、箫、唢呐、巴乌和管等。弦乐器常见的有柳琴、琵琶、阮咸、月琴、三弦、古琴、古筝等。常见的打击乐器有钟、磬、鼓、锣、钹、板类[参66]。传统音乐讲究艺术表现的中和、简约、适度、含蓄、空灵[参67]。以“中和”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简约淡化的节奏的手法，“和”不仅是协调、统一，还要于“和”中求“平”、求“适”。包蕴著无限情、无限意的“境”。不尽的思绪，无垠的遐想，与那象外之境神合意凝，体现出一种“思与境偕”的和谐美。乐理方面以五声音阶为主。与西方传统艺术注重立体感不同，它更着重于表现线形态[参67]。
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音乐的大量传入，加上思想领域内的“欧洲中心论”以及中国人缺乏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层认识，使得中国民族音乐渐受冷落。民国时期的上海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中国流行音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挖掘与研究，曾一度欲建立“中国乐派”。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民族音乐受到了港台流行音乐等诸方面的冲击与挑战[参67]。近年来，不少音乐人提出了“新民乐”或“民族音乐交响化”的概念，并进行了相关的音乐创作，但也受到了很大的争议。随着现代流行文化演变，传统音乐出现“女子十二乐坊”等流行化的民族乐队组合。交响乐团演出的中国民族音乐亦有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黄河钢琴协奏曲，其中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成为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30首太空播放曲目之一[参68]。中国民歌亦为中华音乐的口头创作，其中某些优秀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传统音乐在中国文学史上亦是诗歌与文学的始祖，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之一。
传统建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由于幅员辽阔，各处的气候，人文，地质等条件各不相同，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尤其民居形式更为丰富多彩。如南方的干阑式建筑、西北的窑洞建筑、北方的四合院建筑等等。
其中以四合院的院落式的建筑群风格为代表，房舍为多层台基，色彩鲜艳的曲线坡面屋顶与屋瓦，建造时讲究因地制宜、依山就势，造景的巧妙的园林，并以风水来选择宫殿、村落选址，而日本传统建筑、朝鲜传统建筑、越南传统建筑、琉球建筑也因为受到中华文化影响，都有相似建筑风格。
相对于西方古建筑的砖石结构体系来说，中国古代建筑是独立的结构体系，其最大的特点[参69]，以木结构体系为主。中国木结构体系历来采用构架制的结构原理，以四根立柱，上加横梁、竖枋而构成“间”，斗栱是中国木架建结构中的关键部件，其作用是在柱子上伸出悬臂梁承托出檐部分的重量。多层台基，色彩鲜艳的曲线坡面屋顶，院落式的建筑群，展现广阔空。汉朝已经有院落建筑的表现[注20]，及至明清最宏大的建筑群—紫禁城，也采用的复杂的围合形式。中国古代建筑中也有少量砖石建筑[注21]，砖石结构多用于塔式建筑。
在中国建筑成就中最为重要的是“榫卯木架结构”。榫卯结构从字面和形象上讲是中国木构建筑的骨架。木构建筑在中国已有七千年之久，从远古时代即已存在。与榫卯结构一起运用了数千年之久的另外两个特点是台基和装饰性屋顶。这三个特点是中国木构建筑的核心。进一步发展以后，建筑中的这三个特点就表现为台基、梁柱结构和屋顶结构。出现于公元前末期出现的“斗栱”继而发展，成为木构房屋的第四个特点了，斗栱后来发展为将梁柱和屋顶连为一体的结构[参70]。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中国的服装在各民族互相影响渗透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丰富多样的服饰文化[参71]。
近现代中国的流行服饰主要有中山装、唐装、旗袍、现已渐渐复兴起汉服等[参72][参73]。
中山装是近现代中国男子最基本的服装之一，起源于当时的英国学生服[参74]。在中华民国方面，政府官方以中山装为男子礼服和国服、旗袍为女子礼服，除此之外均不是官方认定的代表中国的服装。受到中华民国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出国访问、考察学习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留学生也会穿着中山装，该服装可被视为在公共场合穿着的代表中国的服饰[参75]。
唐装是清代至现代中国人以及华人的一种传统服饰。当今唐装并非唐朝服装的发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袁杰英指出，唐装是满族服饰的延续和改良[参76][参77]；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学者丁超认为唐装是从明代对襟衣、罩甲、以及清朝时期的马褂发展而来的服饰[参78]；清代学者郝懿行认为唐装的渊源可推至汉魏时期[参79]。
“汉服”在现代的《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中被定义为在中国人里人口最多的汉人服饰[参80]，或者“汉服”一词是一种“中国朝代服饰”或“相对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汉人之服”的概念，例如清代汉人服饰有时也被称为“汉服”[参81][参82]。部分学者认为“汉服”这一概念在古代并不常用[参83][参84]。
中华饮食文化对东亚地区的饮食文化带来深远影响，也是目前中国大陆及台湾最主要之饮食文化，同时常见于多华人之地区。在日本和韩国称为中华料理或中国料理，欧美称之为唐餐，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米食和面食是主要的两大类型，中国南方和北方种植稻类地区，以米食为主，种植小麦地区则以面食为主，此外，各地的其他粮食作物，例如玉米、高粱、谷类、薯类作物作为杂粮也都成为不同地区主食的组成部分[参85]。中国东南方仍以米食为主，大米制品种类繁多，如米饭、米糕、米粥、饭团、米面、糍饭、汤圆、粽子等；东北、西北、华北则以面食为主，馒头、包子、面条、烙饼、馅饼、饺子等都为日常喜爱食物，其他如山东煎饼、陕西锅盔、山西刀削面、西北、华北抻面、四川担担面、江苏过桥面等都是有名的面制风味食品。菜谱来源于中国各个地区和民族的菜肴，中国菜主要八大菜系组成；“八大菜系”是指川菜（四川菜）、湘菜（湖南菜）、粤菜（广东菜）、苏菜（江苏菜）、鲁菜（山东菜）、浙菜（浙江菜）、闽菜（福建菜）、徽菜（徽州菜）。著名菜肴有北京烤鸭、牛肉面、麻婆豆腐、拉面等，日本拉面亦源自中国。起源于中国的食具筷子亦为流传至东亚饮食文化。
中华饮茶茶文化与欧美的茶文化的分别很大，亦有中国十大名茶与台湾十大名茶，并以茶艺以区分，茶风格各地不同，最有名气的要数四川成都的盖碗茶和广东潮州的工夫茶[参86]。日本茶道、朝鲜茶礼等其他东亚地区的茶仪式虽源自中国，但自行发展后有很大分别。
酒是全人类的饮料。不过与古希腊等西方世界最早的葡萄酒不同，中国人最早是以谷物为原料酿酒的[参87]。酒在中华民俗活动不可分开。近现代民间风俗的婚礼酒、丧葬酒、月米酒、生期酒、节日酒、祭祀酒等等，都可以在周代风俗文化的“八礼”中寻找到源头[参88]。诸如农事节庆、婚丧嫁娶、生期满日、庆功祭奠、奉迎宾客等民俗活动，酒都会在活动出现。也常在祭祀、会盟、祝捷等公务活动出现，还出现于民间的喜丧礼仪、欢聚迎送等场合[参85]。
老人生日，子女必为其操办生期酒。摆酒宴请乡邻好友，并作携赠礼品以贺等。提亲与结婚亦是常备有酒，各种礼品其中又必不可少酒[参88]。婚礼后新人入洞房必要共饮“交杯酒”。洞房仪式完毕，新人要双双向参加婚礼酒宴者敬酒致谢，此时也亦会向新婚夫妇劝酒[参88]。
祭拜酒因袭于远古对祖先诸神的崇拜祭奠。一般在立房造屋、修桥铺路要行祭拜酒。凡动土施工，有犯山神地神，就要置办酒菜，在即将动工的地方祭拜山神和地神[参88]。祭拜仪式要备上酒菜纸钱以求保佑。工程中，凡上梁、立门均有隆重仪式，其中酒为主体。然后逢年过节、遇灾有难时，要设祭拜酒[参88]。除夕夜，各家各户要准备丰盛酒菜，燃香点烛化纸钱，请祖宗亡灵回来饮酒过除夕，娱神活动其形式仍是置办水酒菜肴。在传统意识中，认为万物皆有神，若有扰神之事不以酒菜祭拜，就不会清静[参88]。端午节也会喷洒雄黄酒，小孩要挂香袋并在额头上用雄黄酒画一个“王”字；大人喝雄黄酒[参88]。
中国酒文化和诗歌、戏曲也有着丰富的联系，如“太白醉酒”、“武松醉跌”、“鲁智深醉打山门”、“醉八仙”等，现代流行文化亦有以出现创作的功夫电影－醉拳等。
从明初到清朝中期，较活跃的流行运动为武术、摔跤、冰嬉、导引等，到了清代，因为满族善于骑射、并习俗溜冰、摔跤，摔跤和冰嬉被清朝列为军事训练项目，使得这两项传统运动得以快速发展。此外当时民间流行还有流行拍球、踢石球[参59]P.157。
随着明朝广泛流行民间武艺，从军事与防身用途逐渐演变成健身、娱乐的作用，最后形成一种专门的运动形式－武术，并成为近代传统文化的代表。发展到明代建立有特定内容的武术系统，又统称为十八般武艺，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巧、格斗手法、攻防策略和武器使用等技巧。与防身用途的武术不同的是，在体育、健身方面，着重在套路时显示出身体动作之优美姿态而非伤敌。并融入独特的养生、推手等概念。
中国武术亦称为功夫或国术[注22]，并被视为中华文化之精粹。由于历史发展和地域分布关系，亦有许多衍生出不同门派。影响较大并高度发展的典型武术代表就是有"天下武术之源"称号嵩山少林寺的少林功夫，在中国民间亦称其为少林派 [参59]。其他经典武术还有太极拳的武当功夫。由已故国际武打电影明星李小龙所创截拳道与其起源的咏春拳。中国的武学亦为中华文化的特色之一，气功与气除了在养生保健方面有独特的功效，亦有中国哲学、道教和中医学的概念。武术、气功与中医一起，被认为是重要中华传统文化之一，受到世界各地与文化内许多人的喜爱。
在中华民国有出现首次以学校组织成立的武术教育学术机构－中央国术馆，中国武术于1990年首次被列入第十一届“亚运会”竞赛项目，之后武术运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亚洲运动会、东亚运动会、东南亚运动会和南亚运动会等比赛的正式项目，亦是世界运动会的邀请项目，并以套路和散手两种类型为主要比赛项目。
中华传统民俗运动项目尚有舞龙、舞狮、风筝、踢毽、独轮车、弹腿、跳鼓阵 、狮阵、车鼓阵、宋江阵、扯铃[参89][参90]。舞龙和舞狮是中国古代经常在庙宇庆典出现的表演节目，现在舞龙舞狮的文化传统遍及中国、台湾、香港、东南亚，以至欧美、澳洲、新西兰各个华人集中的地区，成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参91]。舞狮是在逢年过节迎神赛会不可或缺的游艺，所以舞狮在早期即很兴盛。传统的狮阵大都由武术馆组成，若是一般社团也都要聘请武师来教拳脚功夫，藉以锻炼成员的身体[参92]。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这一地区除了中国大陆与台湾，还包括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汉文化圈为中华文化圈的一部分，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on Vandermeersch）诠释：“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故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台湾属于汉文化圈范围。中国周遭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亦有许多部分源自于中华文化，因为东亚一些族群在创造自己的文明系统时会采用部分汉字、儒学、律令，并大量引入了中国科技、汉传佛教、科举制度、中国文学、中国民俗。但因为传播到不同国家的各自诠释，因此在哲学、宗教、政治、经济、科技、建筑、艺术以及其他民俗等诸多方面仍有许多明显不同[参93]。
判断其文化受中华文明的影响程度，主要是依照汉字文化传播而定，一般而言，受继汉字文化国家，多半也继承“中华文化”，所以日本、朝鲜、越南为接受中华文化并影响深远的国家[参94]。而不具备中华思想且并非中华民族之一的民族几乎全部不使用汉字[参94]。而其文化是否属于中华文化亦可依照朝代的关系而定，如该国与中国有附属关系以及其汉化程度有很大关联，例如元朝忽必烈违背大汗选举传统即位以及“行汉法”的主张而被认为是中国的历史朝代之一[参95]。在17世纪，满族建立的清朝代替汉族的明朝取得了中原支配地位，并以其原有的满文化大量融入了汉族文化后产生了满汉文化。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中，日本亦经常将自己称为神州、中华。李氏朝鲜作为中国附属国也常自称其文化为中华文化之正统，长期以“小中华”自居。越南的安南历朝政权亦常自称属于中华正统，而阮朝认为自身有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这些情况直到列强入侵，外蒙古、朝鲜半岛独立，民族主义兴起后，才不再以此为自称。
中华文化影响中国境内异族与周遭大和族、朝鲜族、琉球族、京族等，并各自形成独特文化，中华文化为东亚、东南亚诸国的文化源头之一。
朝鲜于汉代时期，汉武帝设四郡：乐浪、临屯、真番、玄菟，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中国版图。以乐浪郡为交通孔道，文化东部重镇：在前后汉四百年当中，乐浪郡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功效。东晋末，天下大乱，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中，辰韩的斯卢国与马韩的伯济国逐渐崛起[参13]。
越南在秦代即由秦始皇在此设象郡，将越南北部首次纳入中国版图。汉朝初期，赵佗灭安阳王，设交趾、九真等郡，将疆域延伸到今越南中部[参13]。
朝鲜在永嘉之乱后，高句丽、百济、新罗鼎足而立。朝鲜半岛北部被从中国东北的高句丽南下占领了乐浪、带方两郡，将疆域拓展到朝鲜半岛，同时与分裂的北方中原诸政权维持友好关系。西元五世纪初，全盛时期的高句丽与东晋结盟，形成与中原王朝南、北两面外交关系。南朝宋元嘉六年（429年）高句丽迁都乐浪郡，成为地道的半岛国家。半岛南部则在百济位于半岛西南部，临渤海湾，曾长期与高句丽为敌，与东晋、南朝较为密切。新罗位于半岛东南，临日本海，初期透过高句丽吸取中华文化，与北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六世纪以后新罗兴起，朝鲜半岛上形势产生变化。高句丽联合百济，以压制新罗，新罗转而与中原国家较为密切。
晋咸安二年（372年）高句丽设太学、传入佛教、颁律令（初期以高句丽为最盛）。晋太元九年（384年）百济设太学、颁律令[参13]。
日本则在此时期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根据南朝史书的记载，倭五王的倭国继百济、高句丽之后，在五世纪中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的第三个。南朝梁大同四年（538年）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同时期，中国的儒教、易学、历算、医学，亦先后由百济传入日本[参13]。
朝鲜此时初次出现统一王国。隋唐帝国一再对高句丽用兵，在新罗的帮助下，唐于显庆五年（660年）灭百济后设立熊津都督府；总章元年（668年）灭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朝鲜半岛首次出现统一王国新罗。583年，新罗始颁布律令及允许传布佛教。政治、经济制度全仿唐制。文化上，新罗创出用汉字来标音的“吏读文”。科举考试采用儒家经典书籍。大量派遣留学生至长安的太学，如崔致远高中唐科举进士，且娴熟汉文，归国后即备受国人推崇[参13]。
日本于西元七至九世纪逐渐进入主动、直接遣使吸收中华文化，是历史上吸收中华文化最多、最快的时期。中国当时进入隋唐时期，日本在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国，往后250年间，遣使不断。透过使节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唐代文化大量传入日本。在平安时代后期（894年）停止派遣遣唐使，并在此之后开始成为独特文化[参13]。
自中国明朝恢复“册封体制”以后，大规模文化交流开始与李氏朝鲜、琉球、越南、日本亦广受影响。明建文三年（1401年）至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室町幕府派出以经济目的为主的遣明使与明朝进行交流，不少僧侣亦随行渡明。上至佛教、儒教，下至筷子、品茶和建筑，中华文化以中国为中心分布开影响其民族生活文化[参96]。明朝允许琉球与福州互相贸易往来，史书并有记载琉球的察度王已向中国朝贡。
有学者称楚文化是韩国文化之源[参97][参98]，现今，韩国的很多城市地名与楚国一样，甚至这些城市在韩国汉江的分布位置和楚国相同地名的城市在楚国汉江的分布位置都一样，如韩国的丹阳、襄阳、汉阳（今首尔）、汉江、洞庭湖，同时韩国的母亲河汉江（韩国）与楚国的母亲河汉江（中国）的上游都有一个名字一样的山太白山。中南民族大学的杨万娟教授认为，朝鲜的开国神话檀君朝鲜中的天神桓雄的原型可能是楚国的韩终，即为箕子朝鲜[参99]。朝鲜韩国学者的说法为古朝鲜由中国商周时代的移民与原土著居民组成，大部为早期东夷等部落移民后裔[参100][参101] [参102][参103]。前194年燕人卫满推翻箕子朝鲜准王，国号仍称“朝鲜”，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就是卫满朝鲜。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东征朝鲜，设立四郡，使得“朝鲜”一词长期消失在中国典籍中。直到公元7世纪亦在中国唐朝的帮助新罗统一王朝开启“统一新罗时代”，新罗才成为主权独立国家。
韩战后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导致了南北韩现代文化的差异，但双方传统文化却一脉相承。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甚至于为中国所正式统治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朝鲜半岛传统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参104]。
朝鲜宫廷音乐是朝鲜半岛古代为宫廷王室和贵族演奏的音乐，包括雅乐、乡乐和唐乐。其中雅乐是从中国引进；乡乐为朝鲜半岛本地音乐；唐乐最初是新罗从唐朝宫廷引入，后又融合朝鲜半岛当地音乐。
三国时代快完结时，中国的唐朝把丝制长袍传到朝鲜半岛。贵族妇女开始穿着全身裙和阔袖的上衣（襦）。而男子就穿着窄身、长至膝盖的上衣（袍）和阔身裤，并把裤脚绑在足踝。在高丽王朝时代，高丽曾成为蒙元的驸马国达80年。忠烈王其后迎娶忽必烈之长女齐国大长公主为妻，从此改穿蒙古服饰。在他以后数位朝鲜王的统治内，所有官员都要剃去头发，并要穿着蒙古服饰。朝鲜李朝时代，服装则改为近似明朝汉服式样，初期衣带在右侧，较幼及短，后期移到较中间的位置并加粗、加长，女服为袄裙，到后期上衣（襦或袄）亦缩短。朝鲜时代的女性宫廷常服称“唐衣”。礼服、官服参照明朝式样。
日本在弥生时代时期，亦有大量来自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移入，出现了陶器、铁和铜器；还出现了成块的水田，成为了一个农业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参105][参106]。大和时代的孝德天皇即位推动大化革新等改革，亦以仿效中国的政治制度，试图建立一个律令制的国家。其后大部分文化与中国六朝相近。
日本文化在古代奈良时代前期到平安时代前期，强烈受到中国的影响。在奈良时代派遣遣唐使到唐朝留学，在平安时代开始发展了独特的学术，尤以儒学影响最大，一直到江户时代有出现不少儒学者。后来，于平安时代后期（894年）由于停止派遣遣唐使以及在1633年江户时代实行锁国令之后，发展了自身独特的文化。
日本多以唐制为蓝本，确立了天皇名称、日本国号、中央体制、地方制度、考试制度、土地田赋制度等。京都（平安京）受唐式文化影响深远，平安京最初被分成东西两个部分，东侧为“左京”被称为“洛阳”，西侧为“右京”被称为“长安”，建筑系仿自唐代的洛阳城和长安城。日本的另一个城市奈良市在古代又被称为“平城京”，起初本打算仿照北魏大同的“平城京”，但北魏很快把首都迁到了洛阳，所以，奈良就仿照汉魏洛阳城建造了奈良的“平城京”。日本人借用汉字偏旁发明“片假名”、根据汉字草书发明“平假名”。奈良时期，中国的成实、三论、法相、俱舍、华严及律宗传入日本。至京都时期，在传入天台与真言（秘宗）后，完成了大乘佛教的东传。艺术、娱乐方面，唐朝各项艺术娱乐传入日本，如围棋、香学、书法、音乐、舞蹈等经过消化改造，已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部分。日本在大化革新时以唐朝礼仪为准则，不依要重罚。
日语汉字：日本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借用汉字来记录本国语言，进行书面交际。日本现存最早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用汉字写成。于大和时代（公元5世纪）经朝鲜半岛辗转传入日本，随着一些佛教僧侣将中国的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的。后来独自发展成平假名及片假名。在语汇方面，除了自古传下来的和语外，还有中国传入的汉字词。
日本画：大和绘开始于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中国的工笔重彩技法绘画方式传到日本，后又发展成为“四条圆山派”。在平安时代早期风行的“唐绘”，主要是宗教画。到了14世纪的室町时代，禅宗的发展对日本视觉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中国宋元时期引进的水墨画取代了彩绘的地位。之后著名画家雪舟更随遣明使到达中国学习水墨画，有代表作《四季山水图卷》。在江户时代以模仿在18世纪由元朝传入的南宗文人画的日本南画画派亦得以发展。
日本茶道：日本的茶道于源自中国并自行发展出来特殊茶文化，日本留学僧南浦绍明在宋朝时来到中国，将中国径山茶宴带回日本，成为日本茶道的起源，并很快就发展出自己的风格与流派。最初是僧侣用茶来集中自己的思想，最后成为分享茶食的仪式。[注23]。
日本在奈良时代公元5世纪至8世纪，汉传佛教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建造了不少佛寺。日本建筑的神社、佛教寺院、离宫主要是受到中国强烈的影响。具有汉传佛教色彩的法隆寺是日本目前既存的最早期木造建筑，被认为是飞鸟时代建筑的核心代表。
琉球国从中国福州地区引进了许多的包括饮食、音乐、建筑等方面的观念，使得琉球在文化上有接近中国的特点和风俗。琉球人崇尚汉学，士族皆有汉姓，士族男子皆有唐名，民族服饰琉装也受到汉服影响。官员品秩亦仿照中国分为九品。
1393年（明朝洪武二十六年、日本明德四年），琉球学生开始到京师国子监学习，清代时特设琉球学馆于北京国子监内，作为琉球学生读书和生活的居所。明代有多次派出的“册封使”乘御冠船从中国到达琉球。琉球国冠婚丧祭都遵循明朝和后来的清朝的典礼。他们在生活中席地而坐，设具别食，相沿已久，也是从中国的古代的经典中学到的礼节。琉球本土原来没有教育机构，通过向中国派遣留学生来培养人才。当时有很多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儒学、天文、地理、医学、音乐、绘画等；亦有学习技艺的有冶炼、造船、铸钱、烧瓷、烧墨、制茶、制糖、制伞等。因为琉球与中国的特殊关系的缘故，所以琉球国内建有文庙，用来祭祀孔子和学习他的理论著作。庙中制度俎豆礼仪都按照《会典》。民间也信奉一些源自中国的神祇如关公、妈祖等。
1719年琉球国在文庙建起了市级别的学校，并从中国人挑选一名任通事官职的人来担当讲解师，每月有一定的时间做课时。1798年琉球王尚温建国学 (学府)又建乡学三所，国中子弟由乡学选入国学。琉球的教育体系开始确立。1879年，随着废藩置县、琉球王朝的消亡，中华文化的影响开始逐渐降低。但琉球国士族后裔的族谱及宗祠仍然使用汉姓。
由于台湾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多族群组成以及不同时代背景而有多面向的呈现。澎湖自1171年（宋孝宗乾道7年）正式纳入宋朝版图后，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南宋将汉文化带入澎湖。[参107]。十七世纪起，随着明清大量闽粤汉民移民台湾，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此汉文化的三大节庆，或每逢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七夕等传统节日，也带入并发展不同特色的庆祝礼俗。此外，尚有迎妈祖、盐水蜂炮、东港迎王、头城抢孤等等。乱弹等汉族剧种在台湾亦得到大力扶持；另一方面随着于17世纪福建泉漳，广东梅惠潮移民来台后，公元1624年起就有搬演中国戏曲的纪录，在台湾曾经以及现在流行的戏曲剧种有梨园戏、高甲戏、乱弹戏、福州戏、莆仙戏、车鼓戏、司公戏、傀儡戏、掌中木偶戏、四平戏、潮州戏、皮影戏、客家三脚采茶戏等。融合各剧种优点，更独创出属于台湾特色的歌仔戏等[参108]。相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文革导致许多传统中华文化遭到破坏无存而流失的情况下，台湾的中华文化得以完整保存并持续发展，其中包括传统文字、地方戏剧、文物收藏、传统节日等。1960年代，国民政府为了重新教化日治后的台湾人，并与中国共产党之文化大革命运动分庭抗礼，因而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以国家级政策独尊中华文化，以伦理、民主、科学为号召发展中华文化[注24]，并辅以实行三民主义与儒家精神作为中心思想[参21]，并颁布《推进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办法》等政策与教育配合，将编译古籍作为国民读本，整理国剧、国乐，举办文艺活动与学术研究，以作为发扬。
香港文化饶有特色，既因为二千多年来，香港人口以汉族为主，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亦因为在过去百多年间曾经成为英国殖民地，华洋杂处，故此同时受到西方文化影响，成为“中西合璧”的独特文化。从19世纪香港开埠，到现在发展成国际大都会，世界各地的文化亦对香港文化影响不少。
越南在中国文化传入以前的史前时代，虽然有出现了属于当地文化的源头东山文化，但是在前1世纪至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都在中国古代各政权的统治之下（越南称之为“北属”）。秦汉时期中原军队逐渐兼并了越人的领地并殖民，随着迁徙而来的汉族与部分百越族融合。直到968年，丁部领统一境内的割据势力而建国，在李朝建立后受中国宋朝承认其主权。之后的历史中，越南亦长期成为中国的朝贡国或藩属国并全盘接受中华文化。
越南文化亦是亚太地区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越南文化，通常指的是由起源于越南北部的京族所创造的文化。与其他同样位于中南半岛的国家所不同的是，越南在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其文化特征与中华民族非常接近，是汉字文化圈的一部分。但京民族仍然保留并发展了很多其民族的固有文化，经过千百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越南文化。
越南语最初并无文字而只有口头语言，因此当时越南人多使用完全由汉字组成的文言文（越：Hán Văn／漢文）来书写文章。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的长期的北属时代，越南艺术吸收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元素，并在自主时代以后也不断的受到来自北方的影响。尽管如此，越南艺术中仍保留了很多独特的越南特征。
在10世纪起先后传入越南的中国雅乐、儒家音乐、道教音乐、佛教礼仪音乐及其演奏方式和使用的乐器，越南雅乐以顺化宫廷雅乐为代表作。
起源于10世纪的越南李朝的红河三角洲一带的越南水上木偶戏，与中国古代宫廷的“水傀儡戏”有很多相似之处[参109]。
阮朝以前越南人的日常服饰，尤其是平民阶层的日常服饰，较多的受到当时中国的影响，阮朝以前，越南人的日常服饰多穿着类似汉服常服样式的越服。阮朝奉行亲清政策，服饰也受到清朝影响。
中华文化在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产生过影响。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发展的重要中心。由法国兴起的“中国风”随着启蒙思想在欧洲大陆传播。此时中国的瓷器、丝绸、漆雕、园林建筑、绘画、诗歌、戏剧以及典章文物成为欧洲时尚，1755年在巴黎公演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曲《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造成轰动。受中国风影响的洛可可风格与中国式园林在欧洲各国王室流行[参110]。
18世纪至19世纪间，基督教传教士至中国传教，翻译许多中国学术典籍、著作，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民间风俗、文学艺术介绍到欧洲[参111]，是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参112]，并影响欧洲诸多重要思想家，如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兹等。伏尔泰崇拜中国孔子，并欣赏中国儒家思想，并将中国的政治体制视为最完美的政治体制[参112]。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学者狄德罗曾经推崇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并认为孔子建立的哲学是中国人最闻名与最完善的道德和法则[参112]。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除了景仰中华文化并从神学角度理解朱熹理学，并认为《易经》之六十四卦象亦与他所提出之二进位制“通用符号”有所关联[参113]。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人物霍尔巴赫认为欧洲政府必须学习中国的儒家政治[注25]。中华文化的书籍和中国文化典籍亦影响了德国大文豪歌德。除了儒家政治思想，还有诸多科学发明[注26]、文化成就、航海造船、建立文官制度的科举等，也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后在1920年来到中国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亦提出中国人提倡的和气、乐观、礼让、智能的人生之道非西方文化所能及[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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