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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儒教,儒教体制源于夏商周的五教和祭礼,夏礼已不可考,周公据殷礼制立礼乐制度,至西周时逐渐瓦解,孔子基于王道复古的理想为复兴礼乐而创立儒家,西汉时再次成为官方信仰,以古代神职“儒”称谓儒教,常与佛教、道教并称“儒释道”三教。
儒教以天子为宗教领袖,以周公、孔子为先圣先师,以《易经》中的神道设教。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其后各主要朝代或历史时期,都是官方指导思想。五经成为国家法典以及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以春秋决狱。[1]汉代末年,儒教广泛传播,“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2]清代儒家宗教化形成的孔教也属于儒教分支,到今日仍在港、澳、新、马、台及海外华人社会具有重要宗教地位。
儒教即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因易与“儒家教化”混淆也有部分学者取“敬天法祖”中二字称天祖教[3][4]。 何光沪对于儒教的定义如下:“所谓儒教,非指儒学或儒家之整体,而是指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帝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度,以儒生为社会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那么一种宗教体系。”[5]
“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6] 儒教的意思是借助神祇进行教育教化,民众比较容易接受和顺服。
敬天,奉祖,孝亲,忠信,仁义,崇礼,性善,弘毅,见贤思齐。
孔子提出君子要“知天命”,“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知天命是儒家思想特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天命就是自觉有一种使命感,“知天命”,即领悟自己负有使命,必须设法去完成。这种使命的来源是天,所以称为天命。
儒教最高的追求为天人合一,人以德合天,修身合乎道而不逾矩所以孔子设礼,为“德”的最高表现。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 天神称祀,地祇称祭,宗庙称享。 天,地,君,亲,师。表示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
儒教并不关注死后世界,虽然略有提及死后去处,但并没有具体记载死后世界的景象。
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阳阴之义。
——《礼记·郊特牲》
天望而地藏,体魄则降,知气在上。
——《礼记·礼运》
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焄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
——《礼记·祭义》
孔子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鬼;魂气归天,此谓神。
——《孔子家语》
儒教经典中,提及的死后世界大致有两种,即天上的天界(所谓“昭明”世界)、地下的黄泉。也就是中国人口头常说的“在天之灵”,“泉下有知”。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左传 隐公元年》
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礼记 祭法》
天界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诗经 大雅 文王》
黄泉
(郑庄公)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左传·隐公元年》
一般认为圣贤君子有明德,成为光明的灵魂(神),死而升天;小人言行思虑多物欲,与身体一同下降进入地下,死而下黄泉。
君子曰终,小人曰死。
——《礼记·檀弓》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论语·先进》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
——《论语·雍也》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
但儒教并没有像其他宗教一样,建构一个具体的死后灵魂世界,在生死观上表示生死一体,都应该实现生命中的种种价值。
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里仁》
“儒教”一词首先出现于《史记》,其《游侠列传》道:“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 儒体系在开创之后,表示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所以追朔后的起源会比孔子的时代还早。 最早追朔自尧舜禹的五教。尧舜即注重“敬敷五教”。[7]“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8]“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9]五教即五礼,全是家庭之礼。其中"五教" ,就是处理人际道德关系的五种基本规范,即孟子所解释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0]尧舜禹的臣子皋陶兴"五教"、定"五礼"、创"五刑"、立"九德"、亲"九族"。《尚书·皋陶谟》曰:“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因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教即是儒教。“尧、舜、禹、汤之执中,与孔子所本于尧舜之执中者,于何见之?见之于庸德、庸言而已。故中字属于理境,而庸字属于行为。讲儒家之学,必须注重伦理,始可见其自契敷五教以来,一脉相承之统系,否则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之说,亦不能得其解。”[11]这也是太史公说儒教“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原因。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夏商周诗书礼乐的术士。《说文》:儒,术士之称。何术?"儒"字:左"人"右上"雨"下"而"(须意),“需求”一词本意求雨耕农,上古原为祈雨术士之职司。《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周朝“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12]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3]周朝的礼仪、典章、制度取于夏朝、商朝,并且发扬光大,是儒者心中理想的制度。诗书礼乐是周朝的王官之学,又称古之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会合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14]这里的《春秋》和《世》都是史书,《令》是关于时令节日天文历法,比如《礼记·月令》。《语》是指《国语》《家语》,比如传世的《孔子家语》。《故志》是指孔子收入《尚书》中的《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洛诰》之类。《训典》则是《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伊训》之类。孔子把周朝的王官之学带入民间,儒教就是基于诗书礼乐发展而来的礼教,并经过孔子的传承以及后来历朝圣贤对于五经的阐释不断完善。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15]儒教以孔子为至圣先师,以昊天上帝为至上神,上帝给人类指派了君和师,让他们来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16]
根据何光沪的说法,儒教延续自商周国教,是延续了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17]两个朝代都崇拜的至高无上神,称为上帝,即商朝的帝与周朝的天。上帝被认为是商代王室的始祖,[18]他的别称是“上甲”。[19]在商代神学中,自然神和祖先视为帝的一部分,四方风被代表祂的宇宙意志。[20]周族推翻了商朝,天帝成为至高神。[18]商将上帝认定为他们的祖先神,以通过神权主张他们的权力,而周朝则将这一主张转化为基于道德力量的合法性,即天命。在周朝的神学中,天没有单一的世系后代,而是恩赐有德统治者。周王宣称他们战胜商是因为他们爱民德行,而商是暴政,因此被天剥夺了权力。[21]
汉朝孝武皇帝时定为中国官方统治思想,尊六经立学宫,重视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的礼仪制度的建设,被称为经学,或者汉学,汉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正式把儒教定为国教,。唐朝制定了《开元礼》成为后代礼仪制度的模范,其中对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详细的、具有法典意义的规定。古代中国人把儒教叫做“圣教”。
南宋朱熹创建理学,尊四书、重视培养内心虔诚的“孔孟之道”。朱熹的儒教思想体系从天地万物说起,从格物致知入手,落实于人伦日用,道德修养,归结为求仁,成贤成圣。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同时也是他的施政方针。他用毕生精力注释的《四书集注》,成为宋代以后官方培养人才的标准教科书。理学以及心学又被称为宋学。
晚清进士康有为的力推。康有为曾与弟子梁启超合作推行短暂的戊戌变法。为了推动变法,康有为将儒学革新改造为孔教,一方面将儒学宗教化,孔子为教主,以凝聚民族精神,另一方面将儒学政治化,凸显孔子的改革精神,以便推动其变法。康有为曾于《以孔教为国教配天地议》中说:“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
康有为在1898年于《孔子改制考》一书中为了其改革的政治意图,把孔子描绘为一位社会改革家,并尊孔子为“万世教主”,又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他在《孔子改制考·序》中就说“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为神明,为圣王,为万民作传,为大地教主”,由此可见康有为所推的孔教实蕴含着极大的宗教式偶像崇拜意味,有别于较为着重教化、教学的儒教和儒学。
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止读经,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民国早年还曾有“打倒孔家店”的运动,到国民政府时期,又重新尊孔,把孔子祭祀列为国家祭祀。1949年国共内战后,中国大陆否定儒家思想,并曾有批林批孔运动,而在台湾则有相反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儒教思想除了“先王之道”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很重要。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当中就有很多关于伦理关系的主张,比方说“孝”、“仁”,生活方式上主张节俭、富贵不淫等等。在性别上,认为男女有别,阴阳互补,传统社会是“男尊女卑”。儒教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进行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改变,并且把这看作社会动乱的根源,而主张通过学习文化知识、建功立业的方式,而政府也安排相应的“选贤与能”的制度。
中国大陆在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儒教重新逐渐得到重视。儒教至今对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依然有很重大的影响。儒教也是古代韩国和越南的官方正统思想,现在儒教对韩国、越南以及日本一些人的思想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参加了成立中心大会,在2016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正式把儒教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加以研究和介绍。但是,中国政府经常提及“五大宗教”(道教、佛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现存有宗教团体的只有这“五大宗教”而儒教没有。[22]《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2016)》中将儒教的当代复兴问题列于“五大宗教”之后。[23]
儒教经典指的是孔子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24]“自孔子在时,方脩明圣经以绌缪异。”[25]“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26]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诠释五经,完备礼制的经学是汉晋隋唐的主流。著名的经学家有郑玄、王肃、孔安国、赵岐、何休、王弼、韩康伯、范宁、何晏、郭璞、孔颖达、贾公彦、徐彦、邢昺、孙奭等。
南宋时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27]朱熹认为古礼不可考,倡导道统之说,自创《朱子家礼》。南宋以来的科举考试重心也转向四书,标志理学成为主流。著名的理学家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张载、王阳明等。
儒教礼仪包括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28]吉礼是五礼之冠,主要是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以就是“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29]《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按照《周礼·春官·大宗伯》的说法,嘉礼包括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华夏王朝秉承《尚书》华夷之辨之旨,《后汉书》、《晋书》、《宋书》、《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均有礼仪志或祭祀志,以示继承周礼。
周礼 | 分类 | 礼名 |
---|---|---|
吉礼 | 天神 | 郊祀、大雩、朝日、夕月、祓禊 |
吉礼 | 地祇 | 祀皇地祇、神州、社稷、五岳四渎四镇、海、祀社稷山川、五祀 |
吉礼 | 人鬼 | 享宗庙、祭孔 |
嘉礼 | 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飨燕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 | 冠礼、笄礼、聘礼、婚礼、节令(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视朔、冬至朝贺、除夕、元旦、乡饮酒、乡射礼 |
宾礼 | 接见、宴请外宾 | 相见礼、燕礼、公食大夫礼、觐礼 |
军礼 | 射礼、大傩、讲武、告齐太公庙 | 大射 |
凶礼 | 丧礼、葬礼、致奠、探病 | 既夕礼、虞礼 |
吉礼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根据《尚书》则能追溯到尧舜禹时代,是真正古老的华夏传统。甲骨卜辞中已见“帝、鬼、巫、褅、雩、蒸、祝”等字。[30]甲骨卜辞所记的商代人崇拜的东西,第一是上帝,其次是日、月、雨、云、雪、四方、山、水等自然神祇。[31]比如有“丁丑卜,嗔贞:其壬丁宗门告帝甲暨帝丁,受又”。[32]从甲骨卜辞所见,商人求雨的巫术一是焚人祭天,一是用龙参加祭祀。前者焚的是“巫”(上天使者)与“旌”(不祥之人),目的是感动上帝哀怜亢旱而赐雨。甲骨卜辞中的求雨之祭均伴随舞蹈,[33]在甲骨文中有“辛卯奏舞,雨。癸巳奏舞,雨。甲午奏舞雨。”[34]甲骨卜辞记:“庚寅卜,辛卯隶舞雨;壬辰隶舞雨;庚寅卜,甲午隶舞雨”。甲骨卜辞中有大量“贞我舞,雨”,“兹舞,人从雨”之类的文字。在甲骨文中,“舞”写作“丧”或“铤”,像人舞若两袖形。
又有“贞:有鹿?亡其鹿?”在这些卜辞中,“其鹿”的用意是占问是否用鹿来献祭上帝的意思。
“傩”在商代已有,在甲骨文中写作“宼”。商代甲骨文对四方神的祭祀分为三类,其中就有祓禳。
另如田狩,甲骨卜辞有“戊午卜敖贞‘我狩砌禽’”,说明了武乙同帝辛时代举行次故之多而已。武丁时一次打猎,就捉到了一头老虎,四十头鹿,一百六十四头狐狸,一百五十九头小鹿。[35]
儒教是民族宗教和国家宗教,传统上国家组织、家庭组织、教育机构、宗族组织即为教团组织,神职工作内容主要为祭祀、讲学。
天子为国家主祭并由太常辅助,太常主管国家的祭祀礼仪与庙祠陵园,太常属官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等。
宗族、家族由家长、族长负责宗祠祭祀的主持。
国家为特定人物建立的专祠,位于都城的由太常寺官员负责祭祀,其他各省由当地官员负责。
祭祀典礼中的礼生,也担任著祭祀的辅助工作。
清代皇室祭祀在九坛八庙(除堂子为萨满教祭祀外),贵族阶级都有宗庙,民间家庭则在祠堂、堂屋祭祀。公共祭祀场所有武庙、文庙、书院、城隍庙、土地庙、海神妈祖庙、山神庙等百神庙,还有功臣贤人的专祠包括忠烈节义之士的忠烈祠。
分为天神、地祇、人神。
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东西太一,腊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荐享太庙、后庙,春秋二仲及腊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宫贵神。
中祀九:仲春祭五龙,立春后丑日祀风师、亥日享先农,季春巳日享先蚕,立夏后申日祀雨师,春秋二仲上丁释奠文宣王、上戊释奠武成王
小祀九: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秋分享寿星,立冬后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孟冬祭司寒
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司寒、风师、雨师、雷师、云师、帝社、先蚕、司令、泰厉、灵星、山林、川泽、马祖、先牧、马社、马步
七祀:
王七祀:司命、中霤、国门、国行、泰厉、户、灶。
诸侯五祀:司命、中霤、国门、国行、公厉。
大夫三祀:族厉、门、行。
适士二祀:门,行。
庶士、庶人一祀:户或灶。
五方上帝:
中央黄帝含枢纽(配帝轩辕氏,从祀后土、镇星、中宿、日、北辰、北斗)
东方青帝灵威仰(配帝伏羲氏,从祀勾芒、岁星、东宿、雷公、风伯)
北方黑帝汁光纪(配帝颛顼氏,从祀玄冥、辰星、北宿、月、雨师)
九宫贵神:
西北曰青龙、正北曰太一、东北曰太阴、
正西曰咸池、中央曰天符、正东曰轩辕、
西南曰摄提、正南曰天一、东南曰招摇。
岳镇海渎:
朝代 | 唐[36] | 宋[37] | 元[38] | 明[39] | 清[40][41] |
---|---|---|---|---|---|
东岳泰山 | 天齐王 | 仁圣天齐王→天齐仁圣帝(皇后淑明) | 天齐大生仁圣帝 | 东岳泰山之神 | |
南岳衡山 | 司天王 | 司天昭圣帝(皇后景明) | 司天大化昭圣帝 | 南岳衡山之神 | |
西岳华山 | 金天王 | 顺圣金天王→金天顺圣帝(皇后肃明) | 金天大利顺圣帝 | 西岳华山之神 | |
北岳恒山 | 安天王 | 安天元圣帝(皇后靖明) | 安王大贞玄圣帝 | 北岳恒山之神 | |
中岳嵩山 | 中天王 | 崇圣中天王→中天崇圣帝(皇后正明) | 中天大宁崇圣帝 | 中岳嵩山之神 | |
东镇沂山 | 东安公 | 东安王 | 元德东安王 | 东镇沂山之神 | |
南镇会稽山 | 永兴公 | 永济王 | 昭德顺应王 | 南镇会稽山之神 | |
西镇吴山 | 成德公 | 成德王 | 成德永靖王 | 西镇吴山之神 | |
北镇医无闾山 | 广宁公 | 广宁王 | 贞德广寍王 | 北镇医无闾山之神 | 灵应 |
中镇霍山 | 应圣公 | 应灵王 | 崇德应灵王 | 中镇霍山之神 | |
东海 | 广德王 | 渊圣广德王→助顺广德王 | 广德灵会王 | 东海之神 | 显仁 |
西海 | 广顺王 | 通圣广润王 | 广顺灵通王 | 西海之神 | 正恒 |
南海 | 广利王 | 洪圣广利王 | 广利灵孚王 | 南海之神 | 昭明 |
北海 | 广泽王 | 冲圣广泽王 | 广泽灵佑王 | 北海之神 | 崇礼 |
东渎淮河 | 长源公 | 长源王 | 长源博济王 | 东渎大淮之神 | 通佑 |
南渎长江 | 广源公 | 广源王 | 广源顺济王 | 南渎大江之神 | 涵和 |
西渎黄河 | 灵源公 | 显圣灵源公→显圣灵源王 | 灵源弘济王 | 西渎大河之神 | 润毓 |
北渎济水 | 清源公 | 清源王 | 清源菩济王 | 北渎大济之神 | 永惠 |
五龙:
青龙神广仁王、赤龙神嘉泽王、黄龙神孚应王、白龙神义济王、黑龙神灵泽王(宋徽宗封)
儒教传统的祖先信仰和君主崇拜相互影响,除了人人都供奉祖先外,天子拥有“封神”的权利,太庙内也不仅供奉七庙先帝还配享已故的功臣名将,历代帝王庙也供奉了188位中国历朝帝王和79位历代贤相名将。民间祠堂除了祭祀先祖和灶神也为历代圣贤建庙立祠。
三皇:伏羲、神农、黄帝
东庑:僦贷季、岐伯、伯高、少师、雷公、伊尹、淳于意、华陀、皇甫谧、巢元方、韦慈藏、钱乙、刘完素、李杲
西庑:鬼臾区、俞跗、少俞、桐君、马师皇、扁鹊、张机、王叔和、葛洪、孙思邈、王冰、朱肱、张元素、朱彦修
十哲:费公闵损、薛公冉雍、黎公端木赐、卫公仲由、魏公卜商、郓公冉耕、齐公宰予、徐公冉求、吴公言偃、陈公颛孙师
东庑:金乡侯澹台灭明、任城侯原宪、汝阳侯南宫适、莱芜侯曾点、须昌侯商瞿、平舆侯漆雕开、睢阳侯司马耕、平阴侯有若、东阿侯巫马施、阳谷侯颜幸、上蔡侯曹恤、枝江侯公孙龙、冯翊侯秦祖、雷泽侯颜高、上邽侯壤驷赤、成邑侯石作蜀、钜平侯公夏首、胶东侯后处、济阳侯奚容箴、富阳侯颜祖、滏阳侯句井疆、鄄城侯秦商、即墨侯公祖句兹、武城侯县成、汧源侯燕伋、宛句侯颜之仆、建成侯乐欬、堂邑侯颜何、林虑侯狄黑、郓城侯孔忠、徐城侯公西葴、临濮侯施之常、华亭侯秦非、文登侯申枨、济阴侯颜哙、泗水侯孔鲤、兰陵伯荀况、睢陵伯穀梁赤、莱芜伯高堂生、乐寿伯毛苌、彭城伯刘向、中矣伯郑众、缑氏伯杜子春、良乡伯卢植、荥阳伯服虔、司空王肃、司徒杜预、昌黎伯韩愈、河南伯程颢、新安伯邵雍、温国公司马光、华阳伯张栻
西庑:单父侯宓不齐、高密侯公冶长、北海侯公皙哀、曲阜侯颜无繇、共城侯高柴、寿张侯公伯寮、益都侯樊须、钜野侯公西赤、千乘侯梁鳣、临沂侯冉孺、沐阳侯伯虔、诸城侯冉季、濮阳侯漆雕哆、高苑侯漆雕徒父、邹平侯商泽、当阳侯任不齐、牟平侯公良孺、新息侯秦冉、梁父侯公肩定、聊城侯鄡单、祁乡侯罕父黑、淄川侯申党、厌次侯荣旗、南华侯左人郢、朐山侯郑国、乐平侯原亢、胙城侯廉絜、博平侯叔仲会、高堂侯邽巽、临朐侯公西舆如、内黄侯蘧瑗、长山侯林放、南顿侯陈亢、阳平侯琴张、博昌侯步叔乘、中都伯左丘明、临淄伯公羊高、乘氏伯伏胜、考城伯戴圣、曲阜伯孔安国、成都伯扬雄、歧阳伯贾逵、扶风伯马融、高密伯郑玄、任城伯何休、偃师伯王弼、新野伯范宁、汝南伯周敦颐、伊阳伯程颐、郿伯张载、徽国公朱熹、开封伯吕祖谦
配享:张良
十哲: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𪟝、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
东庑:白起、孙膑、廉颇、李牧、曹参、周勃、李广、霍去病、邓禹、冯异、吴汉、马援、皇甫嵩、邓艾、张飞、吕蒙、陆抗、杜预、陶侃、慕容恪、宇文宪、韦孝宽、杨素、贺若弼、李孝恭、苏定方、王孝杰、王晙、李光弼
西庑:吴起、田单、赵奢、王翦、彭越、周亚夫、卫青、赵充国、寇恂、贾复、耿弇、段颎、张辽、关羽、周瑜、陆逊、羊祜、王濬、谢玄、王猛、王镇恶、斛律光、王僧辩、于谨、吴明彻、韩擒虎、史万岁、尉迟敬德、裴行俭、张仁亶、郭元振、李晟
儒教没有正式通行的标志,以下为较常出现的象征物。
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44]因此历代华夏王朝的史书都有继承周礼的舆服制。儒教服饰体现了“象天法地”“绝地天通”的信仰,“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通过《周礼》中的天子六服和王后六服等级化而来。天子六服象征天,有三辰昭其明;王后六服象征地,而有五行相生。
儒教历法来自《礼记·月令》。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除夕送寒气而有大傩之礼。
中国宋代以来,常把儒道释三教并称。
唐朝《辨惑一》记载:“吴尚书令阚泽对吴主孙权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优劣远矣。何以言之?孔老设教,法天以制,不敢违天。诸佛说教,诸天奉而行,不敢违佛。’”[45]叙述了孔子与老子是顺应天意而生法,佛家则以佛陀而制法于天。属于宗派与教派之争。
明代末年,利玛窦来华试图通过“驱佛补儒”“合儒-补儒-超儒”“阳辟佛而阴贬儒”“贬佛毁道,援儒攻儒”,修改儒教教义(比如替换上帝概念)以使其基督教化,方便传教,遂倡儒教非教说。这引起了明朝传统派士大夫和佛教徒极度不满。崇祯年间《刻辟邪集序》中说:“有利马窦、艾儒略等,托言从大西来,借儒术为名,攻释教为妄,自称为天主教,亦称天学。”[46]
利玛窦一死,继任者立即认为儒教是宗教,引发礼仪之争,教宗克莱孟十一世发布教宗敕令《自那一天》绝对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天祭孔祭祖。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在教宗敕令《自上主圣意》“禁止传教士对敬天祭孔祭祖问题进行再议,并坚决否定克莱孟十一世特使Charles Ambrose Mezzabarba的八条变通办法,要求坚决执行《自那一天》禁令。[47]20世纪初,满清还颁布《学务纲要》:“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学堂不读经,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
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第一个提出了儒教非教说,否定了自己早先在《西学书目表》的儒教说,认为孔子所教“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子应与苏格拉底并称,而不能与释迦、耶稣并称,“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蔡元培、陈独秀发展了梁氏的儒教非教说,否认孔教是教,但不否认汉武帝之后存在过儒教。陈独秀正告康有为:“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奠定了“中国古代无宗教说”的基础。他们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获得了五四时期学者的全体支持。1982年崔大华发表于《哲学研究》第六期的《“儒教”辨》以及锦全发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的《是吸收宗教的哲理,还是儒学的宗教化?》认为儒学的核心是道德、伦理,因为儒学没有人格神,没有彼岸世界,没有把孔子当作神。儒教不像道教那样可以成仙升天或者像佛教那样讲究来世,也没有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天国。但这是各大宗教的不同特点,并非宗教的构成要素。而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和神道教也是没有天国的概念,旧约里甚至没有“天国”一词。[48]早期中国原始宗教具有上帝、四岳、祖先等诸神崇拜,儒教承认存在神、鬼,但不关心其世界的事,而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现实世界,儒家左丘明的左传说“神无福也”,按照儒家历史观,神不是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发展或者衰败等等一系列人间世事的主宰,儒家认为“先王之道”(即周文王、周武王所实施的政策和治国理念)才是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昌盛的根本因素。然而根据出土金文化考古材料,周文王、武王所实行的政策以及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儒家所提倡的“先王之道”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儒家的“先王之道”更像是一种基于西周早中期社会的理想模式。汉武帝以后儒教和其他一些思想流派结合,出现了祭天地、拜孔子、敬祖先等个别中国原始宗教的仪式,不过中国原始宗教的很多内容已经失传(有一些内容保存在道教科仪之中),今天人们只能通过甲骨文、西周金文等出土文献去了解夏、商、周三代的中国原始宗教。儒教虽然和亚伯拉罕诸教有很大的区别,但毫无疑问儒教是东亚古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
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于民国47(1958)年5月25日答美记者罗宾逊电视访问时,面对记者提问:“基督教义与儒家的伦理学说不是有冲突之处吗?”明确否定儒家是宗教,仅承认其为哲学思想。这是近代首次的官方表述。[49]中华民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研究院《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承此观点,解释“儒教”一词时不称“宗教”,而只讲“儒家”[50]。
1978年底,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点。1980年起,任继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正式提出“儒教是宗教”的主张。儒教是教说的第一篇文献是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发表的《论儒教的形成》,此后就是《儒家与儒教》等论文。儒教是教说的依据是儒家经典神圣化建立了儒教神学体系。神学化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为一体,形成庞大的儒教体系,在意识形态中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儒教的来源,一是殷周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一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宋代创立的理学标志着儒教的成熟。儒教崇奉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有神灵系统和祭天、祀孔的仪式,儒教的经典是六经,中央的国学和地方的府、州、县学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学官就是儒教专职的神职人员;儒教不讲出世,不主张有一个来世天国,而把成贤成圣作为宗教的最高追求;其教义就是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神化和宗教化。朱熹对神灵非常虔诚,每遇大事,要向孔子报告;天旱少雨,向山川等神灵祈祷。朱熹的宗教感情,是儒者宗教感情的典型体现和集中代表。人神关系在儒教中的表现,就是天人关系。在儒教中,天是人命运的主宰,人必须顺从天的意志。董仲舒说天有意志,有喜怒,可以赏善罚恶。朱熹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把天理性化,也把天人性化。认为天又道德的属性——至善,从而使天人一理,天人贯通;对上帝意志的顺从,就表现于对天理的遵守。[51]
何光沪指出儒教的天是佑民、讨罪的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至上神。儒教的政教合一在性质上基本上是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致的。[52]赖永海指出天即上帝是儒家的至上神,天的意志是儒家一切政治、伦理原则根本出发点。以昊天上帝为至上神的神灵系统是儒教的信仰系统。上帝最初乃是上古的祖宗神。宋代儒者把天、理、帝(上帝)等说成同实异名的概念,只是改变了上帝观念,并没有改变上帝是世界主宰的实质。孔子及优秀的儒者,死后都被祀为国家的公神。君主和儒者是尊奉天命治理和教化民众的君和师。宋代开始,儒者们用哲学的理气关系、心性之论,论证仁义礼智之教,忠信孝悌之德,都是天赋予每个人的本性,因此遵守这些原则,乃是自己的本分。儒学本质上就是释经之学。[53]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不仅儒,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是以人为中心的无神论宗教。[54]中国人重视葬礼,重视家族的延续,重视孝道,重视落叶归根,对祖先的尊敬可以说是一种习惯。[55]当代中国人部分会把宗教等同于迷信,在言行上拒绝接受宗教,因而往往也不认为儒为宗教。
黄进兴认为近代儒教是否为宗教之争,皆执“基督教”作为宗教的基型,以此裁度儒教,[56]然而这种观念与传统宗教观差异甚大,与东汉以来儒、释、道三教鼎立,可以成为独立的宗教个体不同。明代以来“三教合一”,因与释、道二教结成有机体,遂蜕变成民间宗教。1910年刊行的“台湾旧惯调查会”报告书把儒教定位为宗教,记道:“儒教是孔子及孟子所祖述的古代圣王教义,内容包括宗教、道德及政治,三者浑然融合成为一大教系。”[57]
《台湾私法》引《台湾府志》,列举玉皇上帝、东岳大帝、北极大帝、天后、五谷先帝、保生大帝、三山国王、水仙尊王、开漳圣王、广泽尊王、注生娘娘及临水夫人、五显大帝、元帅爷、王爷、大众爷、义民、城隍爷、福德正神、灶君、文昌帝君及魁星诸神皆属儒教,[58]后来增田福太郎认为台湾人的宗教是“道、儒、佛三教互相混合而成的一大民间宗教”,就忠实反映传统的宗教观念。片冈岩的《台湾风俗志》也是承袭这种宗教观,扩大了日治时期儒教宗教的范畴。[59]日治时期儒教并不局限于民间信仰,1941年《大众人事录》〈黄纯青〉词条:黄纯青的宗教是“儒教”,1958年的魏清德〈身世报告书〉,自述宗教信仰是“儒教”。黄纯青、魏清德都由日治时期横跨到战后,宗教信仰都定位为儒教, 1918年八芝兰公学校(今士林国小)所编的《乡土志》,儒教即列为“宗教”之首。[60]
传统社会儒教往往置于参照座标的原点,其他各教无不悉心揣度与儒教的对应与联系,在“宗教”(religion)的概念入主后,陈熙远认为:儒教竟谪配到“宗教”的边缘,不仅“儒教”在“宗教”的论域里逐渐边缘化,……而且由于避讳传统“教”字的称谓有误导为“宗教”的可能,在现代语汇中,“儒教”更几乎为“儒学”、“儒家”、“儒道”所取代。[61][62]
“儒教”一词不必然是指“宗教”,有时只是指“教化规范”,而其“祭祀行为”亦有宗教性格。日治时期台湾山本曾太郎就指出:儒教是否为宗教?目前学者的研究尚无一致的看法;要断定儒教是否为宗教是不容易轻下结论的。[63],山本曾太郎认为儒教是一种“纯然的宗教”。[64] “儒教”是否为宗教的问题之所以为很多人士争论根源在于“宗教”的定义。一些人支持来自于欧美的以基督教为样板的“宗教”的定义,由此意义上来说,儒教不是宗教。一些人只是把“宗教”一词当作中国固有的“教化”来理解,由此说来,毫无疑问,儒教也是一种宗教。
不论“儒教是不是宗教”,但《台湾民报》的作者群常拿“儒教”与各宗教作比较,如吴三连说“孔子曰、大同、老子曰、无为而治、佛曰、极乐世界”,是宋代以来的儒、释、道并论的“三教观”。
台湾社会虽然是各种宗教荟集之所在,然而还是以闽粤族群的儒教、道教、佛教,及揉和三教的民间信仰等这些传统宗教最为凸显。[65]信徒遍及台湾主流人群的妈祖庙有被归入儒教,但实则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并融入了道教乃至佛教色彩的民间信仰。台湾日治时期的宗教分类曾将“人格神”的信仰画入儒教,因此妈祖信仰亦属儒教,儒教成为台湾最大的宗教,战后则将“人格神”信仰归类为道教或台湾民间信仰,有时亦不承认儒教为宗教,现时有组织的儒教如中国儒教会、中华圣教总会等则承认为宗教团体。[66][67][68][69]儒教中,在一定时期内被公认最有高尚品格的人称作“儒宗”,如曾子、朱熹、二程、王阳明等。
日本神道教吸收了儒教的信仰和礼仪。祈年祭、镇花祭、神衣祭、三枝祭、大忌祭・风神祭、月次祭、镇火祭、道飨祭、镇魂祭、神尝祭、相尝祭、新尝祭、践祚大尝祭、追傩、奉币均来自周礼的规定。[71]每年4月的神衣祭,在《礼记·月令》中也有“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的记载。
儒教吉礼 | 出典 | 神道教祭祀 | 出典 |
---|---|---|---|
郊祀 | 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 | 祈年祭 | 二月祈年六月十二月々次。十一月新尝祭等者。国家之大事也。欲令二歳灾不起。时令顺一レ度。预二此祭一神。 |
时享荐 | 先荐寝庙而后食。四月以彘尝麦,麦之新,气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热。七月登谷,黍稷之属,于是月始熟,而先荐。八月尝麻,九月尝稻,皆初熟而荐之。十二月尝鱼。 | 月次祭 | 二月祈年六月十二月々次。十一月新尝祭等者。国家之大事也。 |
先荐寝庙 | 示例 | 相尝祭 | 谓尝二新谷一以祭二神祇一也。朝诸神之相尝祭。 |
大尝禘 | 内祭则大尝禘是也,外祭则郊社是也 | 践祚大尝祭 | 神祇令仲冬下卯大尝祭是也。[72] |
腊百神 | 腊者,岁终大祭,纵饮。非迎气,故但送而不迎。 | 镇魂祭 | 大尝镇魂。既入二神祇祭祀之例一。然所以别顕一者。 |
先蚕 | 荐鞠衣于先帝 | 神衣祭 | 又麻绩连等。绩麻以织二敷和衣一。以供二神明一。故曰神衣 |
大傩 | 示例 | 追傩 | 示例 |
傩 | 傩,磔牲于宫门及城四门,以禳阴气。 | 道飨祭 | 卜部等于二京城四隅道上一而祭之。言欲令四鬼魅自外来者不三敢入二京师一。故预迎二于路一而飨遏也 |
端午 | 示例 | 镇花祭 | 示例 |
寒食 | 示例 | 镇火祭 | 示例 |
宋明理学传入日本后,藤原惺窝以及德川家康的老师林罗山认为神道即尧舜之道,阳明学者熊泽春山主张“以神明之本体为良如”,把“良知”与神道相柔和。山崎暗斋之后,又有荷田春漫、荷茂真渊提倡复古神道,主张以孝道为先,孝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这显然也是受到了儒教的影响。这些主张“神儒调和”的学者试图“援儒攻佛”以复兴受佛教冲击的神道教,基本上采取的是工具主义的态度,并未接受其内核(汤武革命的思想尤其被视为危险),对孟子亦加以贬抑而独尊孔子,预示日本学者后来抛弃儒学拥抱西学的行为;更为激进的国学派思想家则将儒家思想亦视作外来,主张研究《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等古书,要求复兴未受佛儒污染的纯净的神道思想。
中华之古教曰儒教,与古道教并存,东汉时立宗教之道教;儒教至清代分枝为孔教,孔教分了三家:孔圣会(1909年)、孔圣堂(1912年) 、孔教学院(1930年) 。
近代以来,中国的科技文明和军事实力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为求存图强,发生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民国初年以来康有为的孔教运动倡导儒教和国家官僚组织分离,按基督教模式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因为“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挨凌夷,法守集坏,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73]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后因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还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与此同时,以学衡派为首的一批认为传统儒家思想通过更新能够适应现代文明的学者,则力图用现代观点重新解读儒家经典,创造“新儒家”。新儒家与康有为和陈焕章的孔教是不同的。
印度尼西亚孔教会发展开始于1900年,当年成立“中华会馆”,潘景赫和陈金山分别担任会馆主席和秘书;中华会馆领袖李金福著《华人宗教》一文,肯定宗教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孔子学说是华人宗教的精髓。1923年,各地孔教会代表在中爪哇梭罗市举办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一致同意成立孔教总会,设在万隆,后来在1924年正式成立,推选张震益和胡英恭为总会主席和秘书。日本侵占印尼,认为孔教总会反对日本而下令冻结其一切活动。1955年,重新成立了全国性的孔教总会(MATAKIN)。1966年苏哈托军事政变上台后,华文教育被禁止,孔教会转入地下和家庭活动。1972年统计,印尼有300万孔教信徒,占印尼华人的大半。1999年瓦希德当上总统后,孔教会才重新合法。2006年,印尼孔教会重新公开活动,印尼身份证上允许将孔教登记为自己的宗教信仰。2006年,苏西洛总统出席春节活动承诺,在进入改革时代后,要根据宪法精神,解决印尼华人身份地位问题,让华族与所有民族享有同等的权利,让孔教同其他宗教享有同等的地位[74]。
目前,印尼孔教总会在印尼各地设有200个左右的分会——孔教会(MAKIN)。孔教会组织教徒定期以礼堂为主从事宗教祈祷、唱圣歌和学习经书等活动,还开展的活动有华夏传统节日、圣诞日(即孔诞日或孔圣诞日)的祭孔仪式,家庭互助、小孩教育、新人结婚公证和举办婚礼,老人故去的丧礼举办,慈善、赈灾等活动。孔教会出版各种儒家经典以及《孔子圣迹故事》、《孔教圣歌》、《礼仪手册》、《中国文化》等书籍,并制作圣歌碟片、龙和麒麟图案等各种用具和纪念品。由于曾经几十年禁止华文,因此目前出版的书籍几乎全是印尼文,孔教徒希望子女能学会华文,读原版的经书和资料。印尼的孔教徒把曲阜看作“圣地”,希望一辈子至少要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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