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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臣、学者、天主教教友领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号玄扈，圣名保禄（拉丁语：Paulus），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朝末年儒学、西学、天学、数学、水利、农学、军事学等领域学者，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于崇祯朝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任上病逝于北京。谥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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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先驱之一。徐光启支持实学，在西学东渐，引进西式火器和发展明军炮兵抵御后金，引种和推广番薯、良种水稻等高产抗逆作物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徐光启最著名的事迹之一是他与利玛窦合作汉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其中译定的一些重要术语沿用至今。此外，他亲自或组织他人与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合作编译了其他一系列汉文西书。徐光启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尽晚年心血的主要工作是编纂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农政全书》和系统介绍西方古典天文学（主要是第谷体系）理论和方法的《崇祯历书》[注 2]等百科全书式巨著[注 3]。徐光启还著有军事文集《徐氏庖言》和数量可观的天主教传道护教文章。徐光启病逝后，此前由李之藻辑大量徐光启译著等成丛书《天学初函》刊行。
在西学方面启蒙于郭居静、受教于主要合作者利玛窦，徐光启深感中国传统学术于逻辑的严重欠缺和中国数学的停滞落后，因而高度重视演绎推理，以数学为着力点，倡导数学的研习、普及和应用；同时，他以理论指导实践，长期身体力行地进行天文、水利、农业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和测量以及天文望远镜、西式火炮等的制造，归纳总结实践经验。徐光启生活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与培根、伽利略、笛卡儿等西欧学术名家同时代且并驾齐驱，在一些方面或有过之而无不及[注 4]。
在对待西学和西方文明的态度问题上，远早于且不同于清末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中体西用”等思想，徐光启不仅试图组织人才队伍在道理和技艺各层面虚心学习和利用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3]），还提出了逐步而全面地理解、融汇并超越（“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4]）的发展路线。
徐光启希望以“修身事天”的基督教信仰匡救时弊，挽回世道人心，“补儒易佛”，改良中华文化。徐光启是罗马大公教会汉传开教之初的教友领袖和护教士，是中国基督教史上影响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奉教士大夫，被称为中国天主教“圣教三柱石”之首。1933年，徐光启被圣座宣告为“天主之仆”，启动列真福品案；2010年前后，利玛窦、徐光启列真福品案分别重启。
徐氏祖居苏州，以务农为业，后迁至上海。徐光启的祖父因经商而致富，及至父亲徐思诚家道中落，乃转务农。
少年时代的徐光启在龙华寺读书。万历九年（1581年）应金山卫试中秀才后，他在家乡教书，并娶本县处士吴小溪女儿为妻。万历二十一年 (1593年)，徐光启赴广东韶州任教，并结识了耶稣会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二十四年（1596年）年转至广西浔州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光启因考官焦竑赏识而以顺天府解元中举。次年会试未能考中，便回到家乡教书。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赴南京拜见恩师焦竑，并首次与耶稣会士利玛窦晤面。三十一年（1603年），在南京由耶稣会士罗如望（Jean de Rocha）受洗入天主教会，圣名为保禄（Paulus）。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徐光启中进士，考选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四年（1606年）开始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即平面几何部分，次年春翻译完毕并刻印刊行。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他又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年翰林馆期满告散，徐光启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同年徐光启的父亲在北京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制。第二年邀请郭居静至上海传教，这成为天主教传入上海之始。守制期间，他整理定稿了《测量法义》，并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回到北京，官复原职。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万历四十年（1612年），向耶稣会士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6卷。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冬，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意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前往天津。他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礼部侍郎沈㴶连上三道奏疏，请求查办天主教传教士，史称“南京教案”。徐光启上《辩学章疏》为传教士辩护。同年徐光启回京复职，次年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赞善。不久病归天津，作《粪壅规则》。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发兵进犯关内，徐光启应召星夜入京。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战败，他多次上疏请求练兵，擢升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督练新军。但由于军饷、器械供应困难，练兵计划并不顺利。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徐光启上疏回天津养病；六月辽阳失陷，他又奉召返京，力请使用红夷大炮帮助守城，但因与兵部尚书崔景荣意见不合，于十二月再次辞归。
天启三年（1624年），徐光启升任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等职。当时朝中魏忠贤专权，他不肯就任，次年便遭谗劾去职。徐光启回到上海，将积累多年的农业资料“系统地进行增广、审订、批点、编排”，编撰而成后来的《农政全书》。他同毕方济（P. Franciscus Sambiasi）一起合译了《灵言蠡勺》。还把自己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辑录成书，刻印刊行了《徐氏庖言》。
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奉召回京，官复原职。二年（1629年），升礼部左侍郎。因钦天监推算日食失准，崇祯帝同意由徐光启主持开局修历。同年，皇太极率领兵数万人进逼京畿，崇祯帝召集大臣平台议事，徐光启奏对战守之事。三年（1630年），升任礼部尚书。四年起，陆续进献历书多卷，即《崇祯历书》。五年（1632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六年（1633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同年十月初七（11月8日），病逝于任上。谥文定。崇祯十四年（1641年），归葬上海徐家汇。
（含编译、与他人合著、由他人整理出版的作品）
《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盖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一一皆精实典要，洞无可疑。其分解擘析，亦能使人无疑。
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此书为用至广，在此时尤所急须，余译竟，随偕同好者梓传之。利先生作叙，亦最喜其传也。意皆欲公诸人人，令当世亟习焉。而习者盖寡，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言几何之学，正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若此书者，又非止金针度与而已，只是教人艸冶铁，抽线造针，又是教人植桑饲蚕，湅丝染缕。有能此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曰：能造金针者能绣鸳鸯，方便鸳鸯者谁肯造金针？又恐不解造金针者，菟丝棘刺，聊作鸳鸯也。其要欲使人人真能绣鸳鸯而已。
臣颇有不安旧学，志求改正者……《大统》既不能自异于前，西法又未能必为我用。……臣等愚心，以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翻译既有端绪，然后令甄明《大统》，深知法意者，参详考定，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即尊制同文，合之双美。……一义一法，必深言所以然之故，从流溯源，因枝达杆，不止集星历之大成，兼能为万务之根本。……循序渐作，以前开后，以后承前，不能兼并，亦难凌越。……故可为二三百年不易之法，又可为二三百年后测审差数因而更改之法。又可令后人循习晓畅，因而求进，当复更胜于今也。
徐光启病逝后，崇祯帝为之“辍朝三日”，赐谥文定，人称徐文定公。
徐光启墓石牌坊上正中额题“文武元勋”，右题“熙朝元辅”，左题“王佐儒宗”，两侧刻有对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
清初官修《明史·列传一百三十九·徐光启传》：“（崇祯）五年五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郑以伟并命。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赠少保。御史言光启盖棺之日，囊无余赀，请优恤以愧贪墨者。帝纳之，乃谥光启文定。久之，帝念光启博学强识，索其家遗书。子骥入谢，进《农政全书》六十卷。诏令有司刊布。加赠太保，其孙为中书舍人。”
徐光启为官清廉，《明史·徐光启传》有“盖棺之日，囊无余赀”的记载，《罪惟录》说他“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
陈盟雪《崇祯内阁行略》评价曰：“光启留心兵事，精于西法，沾沾自喜，常以未竟其用为憾。”
2011年，徐光启被誉为中国天主教“圣教三柱石”之首。天主教上海教区和天主教马切拉塔教区已分别启动为二人宣福列圣作预备的调查审核程序，这一阶段他们的头衔是“天主之仆”[注 6]，多年后可能被圣座宣布为真福者和圣人[9]。
《东方早报》载，徐光启被誉为“四百多年来最杰出的上海人”[10]。
《解放日报》载，徐光启作为近现代上海的“人文始祖”、海派文化的奠基人和标志性人物，被称为“徐上海”、“上海文明的肇始者”等，他被认为是“第一位近代意义上的上海人”[11]。
崇祯七年（1634年）以一品官规格赐域赐葬，派专使护灵柩归葬上海，因时局不靖，暂厝于上海县城大南门外的双园别墅；崇祯十四年（1641年）营葬营葬于松江府上海县高昌乡二十八保六图西南隅（今上海市徐汇区徐家汇光启公园）。墓地附近形成村落，后称为徐家汇。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天主教江南代牧区在徐光启受洗三百周年之际，重修了墓地。1933年徐光启逝世三百周年，墓地又获重修。抗日战争期间，墓地荒废成为菜畦。1957年，上海市文化局重修徐光启墓，复建十字架基台，并将其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地的牌坊、华表遭到破坏。1978年，墓地重辟为南丹公园，此后陆续修建了一系列纪念物。1983年徐光启逝世350周年，南丹公园改名为光启公园。1988年，徐光启墓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2月，徐光启墓修复工程竣工，恢复了1903年的墓制。
徐光启墓占地300平方米，高2.2米，为椭圆形大墓。墓地共十个墓穴，葬有徐光启、夫人吴氏和他的四个孙辈夫妇。墓前立有石碑、十字架，石人、石马、华表和石牌坊。墓碑为数学家苏步青手书“明徐光启之墓”。石牌坊刻有对联：“治历明农百世师经天纬地，出将入相一个臣奋武揆文”。墓东侧为碑廊，刻有徐光启手迹、查继佐撰《徐光启传》及程十发临摹的徐光启画像。
上海现存最古老的民居南春华堂原位于徐汇区梅陇路南春华堂5号，2003年经抢救性保护搬迁至光启公园并辟为徐光启纪念馆。南春华堂建于明弘治末年至正德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光启公园及徐光启纪念馆现为上海市徐汇区廉政教育基地。
天主教修会耶稣会在台湾成立的光启文教视听节目服务社、光启文化事业与光启文化事业以及桃园市私立光启高级中学即以徐光启命名。
利玛窦的故乡意大利马切拉塔主教座堂竖立有徐光启雕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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