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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1953年朝鮮半島內戰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韩战是朝鲜半岛上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与大韩民国（韩国）之间的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出兵支持朝鲜，而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主要为美国）出兵支持韩国。在三八线发生冲突及南部发生四三事件等事态后，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6月25日跨越三八线南下入侵韩国，战争开始[54][55][56]，联合国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参战，最终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根据停战时实际控制线建立朝韩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地带。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仍有外交冲突和军事对峙，持续至今[注 31]。
| 韩战 6·25전쟁（六二五戰爭） 한국전쟁（韓國戰爭） 조국해방전쟁（祖國解放戰爭） 조선전쟁（朝鮮戰爭） 항미원조전쟁 抗美援朝战争[注 26] Korean Wa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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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和朝鲜半岛冲突的一部分 | |||||||||
由左至右，由上至下为：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长津湖战役中撤退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原州战役的美国第2步兵师；双隧道战役的法国营坦克；砥平里战役的美军士兵；上甘岭战役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士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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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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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援助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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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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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兵力：
合计： 972,334 总计： 1,780,000[19] |
合计： 1,642,000 / 1,742,000 总计： 2,970,000[26] 72,000[25]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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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和失踪总数：170,927人死亡，32,585人失踪（韩国162,394人，美国36,574人，其他4,544人）
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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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和失踪总数：490,598-592,177（朝鲜316,000-417,579人，中国174,598人，苏联29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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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战也影响中国地缘政治局势，形成台海两岸对峙格局。停战逾25年、冷战局势开始缓和后，联合国及大多数国家逐渐改变并同时承认朝鲜、韩国两个政权，而不介入双方的领土争端。有鉴于此，联合国于1991年同时接纳南北双方各自加入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韩战死亡人数约为300万，平民死亡比例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越南战争，几乎摧毁了朝鲜半岛所有主要城市，平壤直接被炸为平地，双方进行了数千起大屠杀，韩国屠杀了数万名疑似共产党员，朝鲜也以酷刑及强行劳改虐待战俘。
这场战争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有着不同的名称：朝鲜称之为“祖国解放战争”（朝鲜语：조국해방전쟁／祖國解放戰爭）[57][58]:5210；韩国称之为“六二五事变”（육이오 사변／六二五 事變）[59]、“六二五动乱”（육이오 동란／六二五 動亂）[60]或“韩国战争”（韩语：한국전쟁／韓國戰爭）[61]；中国大陆和日本称之为“朝鲜战争”（日语：朝鮮戦争）[62][63]；台湾、香港、澳门和新加坡称之为“韩战”[64]；而美国称之为“朝鲜战争、韩战”（Korean War），或者“朝鲜冲突”（Korean Conflict）[注 32]。
需要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学界语境中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指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后到《朝鲜停战协定》生效期间的历史时期[65][66]。而1950年6月25日至10月期间的朝鲜人民军与韩国国军之间的战斗，则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之为“朝鲜内战”[67]。
此外，由于韩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两大战争之间发生而相对不被重视，在美国和英国亦以“被遗忘的战争”（The Forgotten War）指代该战争[68][69]。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称朝鲜战争为“一场苦涩的小战争”；哈里·杜鲁门则称是一场“警察行动”[70]:引言第5页。美国共和党称其为“本世纪外交政策的大错”[71]。
近代以前，中国、日本、朝鲜王朝之间已经存在国家间之交往，同时民间领域之交流也在频繁展开[72]:2。1873年，日本政府内“征韩论”呼声高涨，然而由于主张先解决国内问题之人掌握主导权，“征韩论”没有付诸行动[72]:24。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开始跻身列强行列；但由于加快对外侵略扩张，引起西方列强不安[72]:27。1896年俄罗斯帝国出兵入汉城，重创了朝鲜王朝亲日派，次年亲俄的大韩帝国成立，朝鲜改称韩国；同年日俄两国达成了罗拔诺甫-山县协议，以三八线平分朝鲜半岛。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大韩帝国宣布局外中立，但战争爆发后不到15天，日本政府便迫使其允许日军在朝鲜使用需要之地区[72]:58。通过惨绝人寰之军事作战镇压义兵运动后，日本于1910年8月22日将朝鲜强制合并[72]:59。1930年代末，苏联出于“安全原因”，把居住与中国东北地区接壤之沿海各省近15万朝鲜族迁移到苏联内地[70]:11。1942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投票罢免李承晚的总统职务，选举金九在中国政治避难接替[70]:1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英三国首先在开罗会议提出朝鲜地区独立的主张，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发表公报：“轸念遭受奴役的朝鲜人民，前述的三大国（美国、英国和中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朝鲜自由和独立。”[70]:14后来美国和苏联又在德黑兰会议上同意朝鲜半岛在“适当的时候”应实现独立[73]:第一章[74]。
1945年8月15日，杜鲁门致电斯大林，通报已由他批准给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有关日本武装部队投降细节“总命令第一号”，内容之一是以三八线为分界线，确定美苏在朝鲜半岛之受降区域[75]:37。裕仁天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后提交苏联，16日得到苏联认可的回复，即刻列入《一般命令第一号》，并于17日由杜鲁门核准签发。8月24日，灭了满洲国的苏军占领朝鲜半岛北部后在三八线停止进军[74]。9月8日，美军第7步兵师在仁川登陆[70]:20，并成立驻韩美国陆军司令部军政厅进行统治。三八线以北面积占朝鲜半岛总面积的57％，人口900万，为工业区；南部占总面积的43％，人口2,100万，为农业区[70]:20。美国一开始任用日本殖民时期的行政人员，激起当地人的不满，之后驻韩美军开始起用美国人替代日本人[73]:第一章。北部地区则以金日成为首成立朝鲜劳动党（由朝鲜共产党和新民党合并而成）[76]。1946年2月8日，在苏联占领当局主持下，召开北方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及各政党组织代表大会，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权机关，金日成当选为委员长[75]:49。
1946年2月，美军占领当局成立“民主议院”作为临时权力机构，李承晚为议长[75]:49。为平息民众对托管和军政府之不满，美国军政府于12月成立临时立法议院[75]:54。
1947年10月，美国要求联合国成立一个委员会，在朝鲜地区全境举行选举[70]:26。11月14日，美国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在苏联因中国代表权问题抵制联合国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112号决议，决定由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后改称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监督，在美苏管辖区同时举行选举，然后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由当地人民自行管理自己的国家[77][78]。苏联代表宣布不承认临时委员会，并拒绝参加该议案的表决[75]:55。
1948年4月，济州约3万人被韩国军警杀害（济州四·三事件）[79][80][81]。5月10日[70]:26，美军占领的朝鲜半岛南部在联合国委员会的监督下选举国会，在左派组织抵制下，选举投票率是95.5%[82]。李承晚获选为代表汉城的国民议会议员，5月31日国民议会公推李承晚担任议长，7月17日颁布宪法，7月20日当选总统[70]:26。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宣布成立[75]:55。9月9日，苏联宣布成立金日成为总理的政府[70]:27。9月10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立即承认[75]:55。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195号决议，承认大韩民国是“朝鲜境内唯一依法选举之政府”[83][84]。苏联扬言打算在年底前将所有苏军撤离朝鲜半岛北部，并建议美军同时撤离南方；1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暂留1团美军约7,500人，同时表明不会无限期驻扎[70]:27。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谈，讨论中国对和平稳定时期的需求及国际和平的前景。毛泽东表示，中国急需三至五年的和平期，以恢复经济、稳定局势，并希望了解当前的国际和平形势，以确保稳定的外部环境。斯大林回应，苏联与中国同样致力于维护和平，并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斯大林认为，日本尚未恢复实力，不具备威胁；美国虽然有战争言论，但避免真正卷入冲突；欧洲也因战争创伤深重，对再起战火抱持恐惧。因此，他判断中国面临的直接外部威胁较小，并强调只要双方共同努力，和平不仅能维持五至十年，甚至可能延续至二十年或更长时间。[75]:167-168
1948年2月，朝鲜北方正式宣告朝鲜人民军建立，并在平壤举行第一次阅兵式[75]:54。而南方的“大韩民国国军”（韩国军），其由美军政时期的南朝鲜国防警备队（陆军前身）和海岸警备队（海军前身）合并而成，共8个师。1950年春时，兵力为9.8万人。韩国国军受旧日军影响较大，核心将领除个别来自满洲国军以外，主要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大部分军士曾在日军中当兵，士兵除了曾在日军中服役的以外，还有原日治时期的警察[85]:11。仅有少数官兵出身自韩国光复军或是中国国民革命军（包括改组后的中华民国国军）。
1948年底，苏占领军撤离。1949年6月30日，最后一批美军按期乘船撤离，只留下顾问团[70]:30。威廉·罗伯茨准将指挥的军事顾问团共有官兵472人[70]:34。南北方围绕统一的矛盾日益激化，互相以小分队袭击对方边境，在分界线附近经常发生小规模战斗。此外，韩国还组建了虎林部队到北朝鲜地区搞刺杀爆破挑起战争等行为。由于李承晚声称要北上统一朝鲜半岛，美国严格限制对韩国的援助种类。韩国国军中配有500名驻韩美军顾问团，武器仅装备轻武器和轻型火炮，没有飞机和坦克等重型装备。美国希望韩国国军能够抵御北方的攻击，但限制其主动对北攻击的装备能力[86]。韩国的军事部队建立于1946年，与此相比，自1946年起在苏联帮助下组建、1948年2月成立的朝鲜人民军，有几千名经苏联培训的军官、及苏联提供的现代化武器装备，每个师约配有15名苏军顾问。至1949年6月，朝鲜人民军的步兵共有3个师和1个旅。1949年4月，苏联情报认为在5月美军撤离后，韩国准备在6月北伐。斯大林在给予朝鲜军事援助的同时，建议朝鲜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寻求兵员上的支持[87]。朝鲜向中共中央请求让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在中国大陆参加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朝鲜族回国，得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同意。从1949年7月至1950年8月，在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族部队近5万人先后返回朝鲜半岛加入人民军。[注 33]到战争前夕的1950年春，朝鲜人民军规模约13.5万人，装有苏制T34坦克和重型火炮[90]:26。到6月战争爆发前，朝鲜人民军的总兵力扩充到10个师、1个坦克旅、1个摩托车团、1个炮兵团和1个高炮团，共17.5万人[88][89]。人民军的核心力量为从苏联和中国大陆返回的官兵，日本陆军和满洲国军队出身的极少[85]:10。
1949年，由于双方冲突摩擦与日俱增，金日成开始奔走于莫斯科和北京间要求联合发动战争武力统一朝鲜半岛[91]。
1949年4月30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中国，索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内的朝鲜族部队及装备，毛泽东答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朝鲜师可以全副武装移交给朝鲜政府。1950年1月中旬，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金光侠到中国接收了被单独抽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朝鲜族部队（一个师又一个团）以及包括炮兵装备在内的所有武器配备。这些兵员是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的朝鲜族；据1949年12月29日聂荣臻给正在外访的毛泽东电文，四野司令员林彪反映有些在各部队服役的朝鲜族官兵在部队南下后出现思想波动，要求回国（朝鲜）；林彪提出“为了朝鲜人民的 利益，考虑把这些经过训练的干部送回朝鲜”。但实际组织朝鲜族官兵回国是在整个解放军部队展开，时间为1950年1月至6月。据沈志华所著《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说明，朝鲜族官兵回国与后来发生的韩战并没有直接关系。斯大林与金日成确定采取武力行动解决朝鲜半岛统一问题是4月中旬，1950年1月31日前一直反对；毛泽东同意金一的请求以及批准林彪关于送朝鲜族部队回国的建议，均发生在1950年1月底之前。毛泽东当时要准备台海战争，不想插手朝鲜事务，只是安排了上述的三个师入朝，因此并不支持金日成发动战争。10月21日毛泽东曾给斯大林发过一封电报，大意是说，北韩同志想透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92]
1949年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第48/2号文件，采用“遏制”政策对付苏联在远东的扩张，确定削弱苏联在远东的力量，要运用非军事手段，促进经济和政治发展，及推进友好国家地区联盟[70]:31。
1950年1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后，朝鲜与苏联密切协商，并使斯大林“同意朝鲜领导人对局势的分析和准备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设想”[93][94]。1950年5月13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向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通报越过三八线开战的意图，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14日复电毛泽东，证实同意朝鲜的作战计划，但此事一定要经过毛泽东同意。15日，毛泽东向金日成说，我最初的想法是，待台湾、西藏解放后，再把部队调到北方，施以援助。既然你同斯大林商量好了，你可以先打。[95][96][94]斯大林随后也给毛泽东电报，希望他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安东－沈阳一线。毛泽东则同样要求苏方提供几个师的武器。斯大林回复称，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尽早布置兵力。师哲称战争爆发时，毛泽东并未事先得到消息[94]。何清涟等部分学者对美国和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韩战资料进行的解读中认为，金日成先是1950年1月赴莫斯科，其战争计划获得斯大林批准，然后于1950年5月再赴北京，一个多月后金日成按计划在1950年6月25日发动了战争。但这些解读并未证明朝鲜告知了北京进攻日期和详细的进攻计划。[97][98]
1950年5月，韩国进行新的一轮大选。李承晚的政党只保住210个席位中的22席。1950年6月7日，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日成向朝鲜半岛南北人民发出呼吁，要求在8月5日至8月8日在全朝鲜半岛举行大选的基础上实现和平统一，并且号召为此目的于6月15日至6月17日在海州市召开协商会议。6月11日，北方的三名代表越过三八线，打算向韩国各政党领导人递交和平统一国家的呼吁书，被韩国政府逮捕。随后三名代表因拒绝发表变节声明而被处决[99]。6月15日，军事顾问团警告美国国防部：韩国作战部队的可用补给仅在“勉强可以维持的水平……韩国正受到跟降临在中国同样的灾难的威胁。”[70]:356月23日，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罗伯茨准将退休[70]:46。
战争爆发前，朝鲜半岛北方和南方的军事力量对比为：兵力2:1，火炮2:1，机枪7:1，半自动步枪13:1，坦克6.5:1，飞机6:1，朝鲜人民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93]。
1949年末，金日成拜访斯大林，告诉他“北朝鲜人想用刀尖捅一下南朝鲜”[70]:67。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忙着结束国共内战，毛泽东没有兴趣开战，但苏联为了东北亚的地缘利益则是态度积极，1950年3月份金日成秘访莫斯科达成协议后，5月13日，金日成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当晚，毛泽东才被告知苏联已经打算援助朝鲜，他对此突变十分惊讶，甚至还质疑金日成是否有此能力，虽然可能会打断北京的规划，但鉴于斯大林本人亲笔去信已经同意全力支持，毛之后表示理解，就没有积极阻止[100][101]。6月18日，朝鲜人民军命令：准备进攻南朝鲜[70]:44。
1950年6月25日早上四点整，朝鲜人民军以反击侵略为由[102]，越过38度线全面侵略韩国[103]，韩战爆发[104]:6。朝鲜称该行动为暴风行动（폭풍 작전），计划在8月15日之前控制整个半岛。四小时内，朝鲜人民军使用苏联援助的T-34坦克和步兵在空炮部队掩护下，突破韩国国军防线，直趋汉城，之后分成50天，人民军平均每天前进10公里[90]:27。该行动计划多路步兵纵队在坦克掩护下包夹，东面战线朝鲜人民军2个师又1个团共2.8万人沿铁原─议政府的路线攻占汉城，而韩国军队1个师不足6千人；另外西部战线2个师又1个团沿西海岸，由平壤南下攻打汉城，此方向韩1个师不满员[70]:55。
金日成为掩饰战争是由朝鲜人民军一方所发动，在广播中声称是韩国侵略朝鲜：李承晚政府“在美国操纵下”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全面武装侵犯，朝鲜人民军是在反击“强盗卖国贼李承晚”的挑衅[105][106][90]:26。约上午9时50分，驻汉城记者杰克·詹姆斯向合众国际社发〈紧急 新闻〉电报：“零散报告来自三十八度线指北朝鲜人星期日早晨沿全面边界发动攻击 当地时间九时三十分另有报告指汉城西北四十哩之开城与韩军第一师总部陷落于上午九时 敌军据报在边界以南三至四公里瓮津半岛 坦克据信使用在汉城东北五十哩之春川 来自海上报告东海岸之江临以南二十艘小船登陆此地公路切断 完毕 注 应强调此仍为零散且局势不清 詹姆斯”；电报经旧金山办事处转至纽约，1小时内改写成新闻报道电返汉城，韩文报纸下午赶出特刊报道[70]:48-49。
反过来说，因根本没有想过全面武力冲突，大韩民国国军对备战的忽视则是很明显的，这导致韩国国军在战争初期遭受重大死伤损失，韩国方面装备贫弱，当下在三八线的军队约二分之一甚至尚未进入战备状态（四个师中，每师只有1个团2个营进入战备），也缺乏对爆发战争的准备，多个要地被占领，至防守崩溃，战线快速南移[107]:21。
1950年6月，美国陆军总兵力约59.1万人，共10个作战师，23.1万人驻海外，其中10.85万余人驻远东[70]:107。军队的规模受制于国会施加的财政限制，国会为适应民众施加之政治限制而行，军事力量之局限反过来决定外交活动之局限[70]:108。
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于1950年6月24日深夜收到美国驻韩大使馆的报告[90]。从获得消息时起，杜鲁门明确表示，他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70]:53。在东京，杜勒斯和美国国务院东北亚事务办公室主任约翰·艾利森起草一份电报给迪安·艾奇逊：“南朝鲜人有可能运用自己的力量阻止并击退进攻，如果这样，是再好不过了。但是，如果他们无力做到，那么我们相信应该动用美国部队。……坐视南朝鲜无端遭受武装进攻的蹂躏，将会产生一连串的灾难，很可能最终导致世界大战。”[70]:58[108][109]
美国发出通电给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成员，正式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美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已通知国务院，北朝鲜军队于（汉城时间）6月25日凌晨，在若干地点入侵了大韩民国领土。据报，北朝鲜控制下的平壤电台已经广播一项针对大韩民国的战争宣言，自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时生效。北朝鲜政权军队在上述情况下发动攻击，可视为对和平之破坏，是一次侵略行为。本人奉本国政府要求，谨要求阁下举行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70]:54于6月2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82号决议[110][111]，断定北朝鲜部队对大韩民国施行武装攻击，构成对和平之破坏，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促请北朝鲜当局即将军队撤至北纬三十八度”（从1950年1月到8月1日，苏联因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加入联合国而联合一些国家抵制安理会，缺席并弃权[90]:30。从21世纪俄国学者披露的政府档案来看，斯大林计划利用中国军队把美军拖在远东以减轻苏军在欧洲的压力，而有意缺席不作否决[112]）。6月25日晚，美国总统杜鲁门授权在朝鲜半岛北纬38度以南地区出动美国海军、空军部队攻击朝鲜人民军，沃尔顿·沃克将军奉令率美军第八集团军阻击[90]:31。
虽然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宣布美国不会防卫台湾[113][114][115][116]，艾奇逊1月12日的演讲也不把台湾和朝鲜半岛列入美国防卫圈之内，即排除在“艾奇逊防线”之外。[117][118]。6月26日，艾奇逊建议增加美国驻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派遣一个“强大军事使团”，直接军援2,000万美元，支持法国人在印支半岛作战，美国无形中开始介入越南战争[70]:81。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出兵朝鲜半岛和台海[104]:6：
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因此，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尔摩沙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呼吁在福尔摩沙的中国政府停止所有针对大陆的空中和海上行动。第七舰队将确保其得到执行。福尔摩沙未来地位的确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119][120]:110-111
美国驻韩大使穆乔离开汉城，韩国第7师和第2师在汉城以北反攻失败，溃不成军[70]:88。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到朝鲜半岛，准备进攻朝鲜人民军[120]:110；同时杜鲁门命令美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90]。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下通过第83号决议，授权使用武力，“鉴悉联合国韩国问题委员会报告书所称北朝鲜当局既未停止敌对行动，且未将其军队撤至北纬三十八度，是以极需采取紧急军事措施，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传悉大韩民国吁请联合国立即采取有效步骤，以保持和平与安全，建议联合国会员国给予大韩民国以击退武装攻击及恢复该区内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需之援助”[121]。
6月28日，美军作战飞机随后进入朝鲜半岛投入战斗[90]:1。该日凌晨，在未发布公告的情形下，汉江大桥即在韩国陆军工兵队爆破下摧毁，500至1000人遇害；上午，朝鲜人民军攻入汉城，汉城国立大学附设医院内共700至900人遭到朝鲜人民军虐杀。
6月29日，杜鲁门授权部队对北纬38度以北地区进行海空打击[90]:34。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华盛顿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汇报，称要是他的话，他会“立即把麦克阿瑟召回国”[70]:82。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飞临水原机场视察战场[70]:98。美国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建议：应该授权麦克阿瑟使用海上和空中力量向韩国陆军“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支持”[70]:108。
6月30日，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陆军参战[104]:6。麦克阿瑟建议五角大楼，立即派遣1支大约2,200人的团战斗队到朝鲜半岛，希望“从在日本的部队中抽调多至两个师的兵力，供早期的反攻使用”[70]:110。
7月1日，美国派遣2个师去朝鲜半岛[70]:116。上午11时，由驻日本九州的美军第24步兵师第21步兵团第1营的两个连组成的史密斯特遣队经空运抵达釜山附近的机场[70]:120-123。这是战时首支美军地面部队进入朝鲜半岛[90]:6。
7月2日，美军在釜山登陆[104]:6。7月5日晨，史密斯特遣队在汉城以南爆发的乌山战役中阻击朝鲜人民军主力第4师南下的坦克部队。这是美军地面部队在韩战中的首次作战[90]:8。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组织统一司令部之决议，时任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的麦克阿瑟被美国总统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104]:6。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120]:111，根据安理会通过的第84号决议，“建议……会员国将此项部队及其他援助置于美国主持之联合司令部指挥之下”，“请美国指派此项部队之司令”，“授权联合司令部斟酌情形，于对北朝鲜人民军作战时，将联合国旗帜与各参战国旗帜同时使用”[122][123]。这是联合国首次参与集体安全行动，也是联合国首次军事维和行动。[124][125]
7月8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120]:111。6天后，李承晚将韩国国军指挥权交给麦克阿瑟[90]:32。
此后几个月，来自18个国家的军队陆续到达朝鲜半岛援助韩国[90]:33。其中英国首相艾德礼于7月24日派遣一个旅的英军前往韩国，并于7月30日发表支持美国的声明[126]。当时美国有9个师在朝鲜半岛战场，而欧洲只剩下6个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上说，他“特别担心西欧常规防御力量岌岌可危。俄国至少有80个步兵师，西欧只有12个，俄国有25个到30个装甲师，我方只有两个。”[104]:101
在朝鲜人民军南下的混乱中，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犯下严重的战争罪行，朝鲜的政治人员有系统地逮捕、处决韩方的公务员、军警及反共主义者，而韩国国军也在溃败中大规模屠杀被认为有通敌嫌疑的左派分子，其中最为严重的保导联盟事件，其受害者据信在20万人以上[127]。
苏联在1950年6月27日发表公报，表示苏联不会在朝鲜半岛与美军对抗[128]。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认为这是“针对中国领土的武装入侵……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129]。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称：“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120]:111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120]:1117月，毛泽东调几个军到东北，摆在鸭绿江边，加强东北边防[120]:111。7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南军区将兵团调鸭绿江边，改编为东北边防军，以保卫东北地区安全[104]:6。7月7日和7月10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120]:111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要适当选择，不能不准备；同日毛泽东审阅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之报告，报告称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安全，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120]:112。8月5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9月上旬能作战[120]:112-113。
9月25日，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称[130]：美军过三八线中国决不会置之不理[131]:11。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报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20]:11410月3日，周恩来同潘尼迦谈话：“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20]:115包括哈里·S·杜鲁门在内的英美首脑与情报机构都不相信中国会大举出兵[132]，只有大英帝国参谋总长威廉·斯利姆元帅例外[133]。
朝鲜战争初期，韩国国军节节败退，朝鲜人民军不到1个半月时间，就占据朝鲜半岛90%以上地区和92%以上人口[104]:6。1950年6至7月间，韩国国军接连失守汉城、大田、木浦、晋州。韩国国军及联合国军退到釜山附近洛东江一带[134]。至此时朝鲜按照南攻计划的所有行动基本还算顺利，并挟连胜之余威，扬言“要在8月15日的解放周年纪念日完成祖国统一”，于8月初对联合国军的釜山环形防御圈发起8月攻势。朝鲜人民军至9月初把美军及韩国国军驱至釜山一隅[58]:5210。朝鲜人民军此时已因连续作战耗损严重，因此停止进攻。
为解釜山之围，麦克阿瑟计划在仁川登陆[135]。9月15日，美军7万余人在仁川港[120]:113，发起铁铬行动，这就是著名的仁川登陆战（인천상륙작전）。两栖部队向仁川进行攻击，成功登陆[136]。9月17日，美军登陆部队已强渡汉江，汉城郊区激战[75]:228。此时朝鲜人民军主力几乎全集结在釜山前线，对美军的侧面两栖攻击全无招架之力，转瞬溃败，9月25日，联合国军重夺汉城[137]。朝鲜人民军主力退路被切断，被迫战略退却[120]:113。美军在麦克阿瑟指挥下，在仁川港大规模登陆，朝鲜人民军大部被切断在朝鲜半岛南部，损失严重，被南北夹击[104]:6。
9月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总统杜鲁门都同意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的建议，但是总统要求麦克阿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主要军队都不会参战的情况下才可进行[138]。10月1日，韩国第一批部队终于进入朝鲜作战[139]。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联合国军在韩国已经集结33万兵力[120]:114-115。10月3日下午，美国国务院称：周恩来讲话缺乏法律和道义根据；10月4日，美国国务院称：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131]:11。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376号决议案，呼吁朝鲜半岛统一[140][141]，授权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统一朝鲜[142][143]；10月9日，美军第一骑兵师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推进[139]。10月19日，美韩联军进占平壤，朝鲜政府迁往江界市[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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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登陆后，朝鲜半岛局势逆转，朝鲜人民军溃败北退。北京警告美国，如果跨过三八线，就会出兵。10月1日，金日成致信毛泽东：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
我们一定要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集结在南部的十余万部队于作战上有利的地区，动员全体人民，准备长期作战。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特别的帮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75]:233-234
同日，斯大林致罗申电：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九月十六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四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一和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目前的形势，如果你们可以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你们的答复。”[75]:233
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半岛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决定10月4日召开扩大之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120]:117。虽然不少人认为国内百废待兴，无力参与大规模战争[145]，但毛泽东支持介入，周恩来亦同意[146]。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出兵援朝[147][148]。同日，受毛泽东委托，邓小平将彭德怀从北京饭店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把挂帅出兵之重任交给彭德怀时，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120]:121。
10月8日，根据朝鲜政府要求，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出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命令，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4]:6。同日，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10月11日周恩来林彪联名致电毛泽东，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飞机、坦克、大炮，但是苏联空军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120]:123。毛泽东电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147]。中方资料称，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飞机频繁侵入中国领空[149]，扫射、轰炸了位于丹东的文物市场、浪头机场等地[150][151]。美国空军不断侵入领空，轰炸边境城镇[104]:6，加上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中共也提出了自己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52]。
10月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周恩来和彭德怀汇报后，最后敲定志愿军入朝作战时间，当晚9时电令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120]:126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率先从辑安（今集安市）渡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作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战争初期，这一名称让联合国军误以为这不过是一支小规模的志愿者队伍[73]。后来联合国军弄清志愿军是建制的正规部队，只是使用完全不同的番号后，也默认“志愿军”这一名称，以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避免将战争升级。10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等电：“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120]:128。同日毛泽东致邓华等电：“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120]:12810月23日，毛泽东电令邓华等第13兵团领导人迅速与彭德怀会合，在彭德怀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120]:129
美国一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出兵。10月15日杜鲁门在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向杜鲁门说他希望能在圣诞节之前撤回第8集团军，并再次向其保证：“中国和苏联出兵干预的可能性非常小，中国在东北有30万军队，只有五六万人可以渡江作战。如果中国人试图推进到平壤，他们一定会遭到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但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出兵就达到了30万[153]。
1950年10月19日晚，以彭德怀为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今丹东）、河口（即宽甸县长甸镇河口）、辑安（今集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界河鸭绿江。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在1950年10月25日打响。当天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北镇对联合国军发起突袭，用了一个多小时夺回温井。10月25日，志愿军1个团歼灭大韩民国国军1个加强营大部（次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该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154]）；11月1日至11月3日，志愿军围歼美军第1骑兵师第8骑兵团大部于云山[120]:130[155]。
联合国军并未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在38度线后就秘密出兵，也没有收到任何中国士兵跨过鸭绿江的情报，被打得措手不及，全面撤退至清川江以南。11月4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休整部队，结束第一次战役，准备再战；11月5日，毛泽东覆电同意，并提出组织第二次战役之指导思想[120]:131。11月5日，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电：“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120]:13111月6日起，联合国军开始进攻试探；彭德怀要各部队从清川江边节节后退，故意向敌示弱，丢弃破旧枪械；11月25日，志愿军发起第二次战役[120]:132。
在撤退的过程中，由于李承晚政府与军方将领的贪渎侵吞物资，40万以上的韩军于缺乏给养的寒冬中撤退，演变成一场死亡行军，导致9万军人于沿路上因饥寒而死[156]。
发生于1950年11月25日－12月24日。11月25日，在西面战线，志愿军第13兵团于清川江战役攻击并击退韩国国军，然后击退美军第2师。[157]联合国指挥部、美国第八集团军在土耳其旅掩护下成功撤退。11月27日，在东面战线，志愿军第9兵团在长津湖战役突袭美国陆军第7师第31团级作战队（3,000士兵）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12,000-15,000海军陆战队员）并一度加以包围；但美军仍在空军和第10军掩护下成功突围循海路撤退，此战美军战死、失踪、受伤及冻伤约15,000人并迫使其展开大规模撤退，但志愿军也未能达成歼灭美军的目标，同时志愿军第9兵团20、27军各师也在美军优势火力与后勤不继之下遭到重创，死亡近五万人，其中冻死冻伤减员高达9,000余人（多数是因为缺乏御寒装备），20、27军战斗力丧失，不得不回国休整，再也没有回朝鲜半岛参战。对志愿军的后续攻势有不利影响。麦克阿瑟命令东西两线军队于12月3日开始向三八线总退却[120]:133-134。12月24日，全部从兴南港以193艘军舰装载军人、平民和大量武器装备运达南部的釜山。
11月30日，美军第八集团军被志愿军第13兵团驱离朝鲜半岛西北部，至12月中旬，退回三八线以南[158]。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120]:134。12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朴一禹并告金日成、高岗电：“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120]:134-135
1950年12月31日，中朝军队全线进攻，突破联合国军防线，使其于1951年1月2日全线撤退；中朝军队1月4日进占汉城，1月5日渡过汉江，1月8日占领仁川[120]:137。至1月2日，志愿军已突入联合国军防御纵深15至20公里，打乱联合国军部署，联合国军被迫全线撤退。由于志愿军与人民军的进攻，联合国军于1月3日15时开始撤离汉城。1月4日，第39、第50军及人民军第1军团各一部进占汉城。至1月7日，联合国军已退至三七线南北之平泽、安城、堤川、宁越、三陟一线，作战过程中大批韩军和少量美军因撤退不及被中朝军队歼灭，而联合国军的重兵集团却并未遭歼灭；彭德怀认为联合国军是在有计划地南撤，企图诱敌深入，重演仁川登陆故伎，故命令志愿军停止追击，战役遂于1月8日结束。
1951年1月13日，联合国提出停战建议，但毛泽东认为志愿军有能力将联合国军逐出朝鲜半岛，他在给彭德怀的指示中称现在停火“将给政治面上以很大的不利”，要求趁热打铁，统一朝鲜半岛。但由于军需紧缺，志愿军已难以即刻推进[160]。
联合国第一委员会在讨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停战建议的答复后，有24国认为它等同于要求“联合国放弃联合国宪章，间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没有侵略，联合国安理会与大会决议防卫韩国是错误的”。委员会在1951年1月30日否决12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关于在朝鲜停止敌对行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他远东问题召开7国会议”和“包括志愿军在内所有外国军队退出朝鲜半岛，公开选举民族自决”的提案和苏联的修正案。
联合国大会在1951年2月1日以44票赞成，7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第一委员会草案，成为第498号决议[161]，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介入朝鲜是侵略行为，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对抗联合国军，退出朝鲜半岛。
1951年2月2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操纵联合国，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且在超越安全理事会的权限的情形下，通过美国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该提案是“非法的”，“诽谤的”，“无效的”，并呼吁美军停止侵略行为，声称要将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底。[162]
此后不久，双方再次在战场陷入大规模交火状态。
李奇微中将接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后，着力提高士气，增强情报工作，采用阵地战步步为营，发挥空军炮兵的装备优势，不以夺取领土为最终目标，而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主[153]。他于1951年1月25日发动上任后首次攻势“霹雳行动”，志愿军被迫撤退到汉江以北。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进攻；中朝军队开始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120]:147。1月28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120]:1472月，联合国军组织23万人和大批飞机、坦克、火炮，向志愿军全线进攻[104]:12。2月1日，法美联军在双子隧道战役中战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2月11日晚，志愿军发起横城反击战，牵制住砥平里的联合国军，计划进攻横城西北的南韩第八师，由此打开缺口，向原州的美军防线进击，志愿军取得胜利。志愿军利用横城反击战迫使南韩第三、第五、第八师以及美军第二师一部和空降一八七团开始后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志愿军在整个战场上面临的压力。横城反击战后，除了砥平里的联合国军，东线联合国军出现全线动摇的迹象，并开始不同程度的后退[163]。
2月13日，志愿军发起砥平里战斗。温玉成将军指挥志愿军第39、第40、第42军五个师中的八个团约6,000人，向横城以西砥平里美军第二步兵师23团（弗里曼团）发动猛攻。弗里曼团有团属坦克中队、一个野炮营及法国步兵营[164]，兵力约4,500人，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装备火力方面的优势，志愿军的八个团遭受重大伤亡，至少是联合国军伤亡的两倍多，进攻失败[165]。美方资料美法联军伤亡301人，42人失踪，美军称砥平里战役为“韩战的盖茨堡战役”“第二次仁川登陆”，对美军士气鼓舞极大[166]。
1951年3月7日－4月4日，美军进行撕裂者行动。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几百架飞机支援，全线进攻中朝军队；中朝军队3月13日主动撤离汉城，到3月底移到三八线以北，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120]:150。在3月14日晚上至15日，韩国第1步兵师和美军第3步兵师重占汉城，标志着1950年6月以来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该首都易手。
由于缺乏现代化空军编制，志愿军在战场上没有所谓前线与后勤的区别，整个战线曝露于美军的猛烈空袭之下，只能利用夜战突击，并在夜间以大量民工抢修道路与桥梁，随炸随修，修复后又再遭炸毁。严苛的环境逼得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曾在2月20日搭机返回北京，排闼直入毛泽东住处，进言前线之困难。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167]
1951年4月，联合国军开始掌握一定的优势，中国军队国内增援兵团于4月16日陆续抵达后，朝鲜半岛战场上的志愿军总兵力首度超过联合国军，在数量上处于上风[168]。4月8日，志愿军位于三登的后勤仓库被美机发现猛炸，大部被毁，共损失口粮300万斤，豆油33万斤，军衣40多万套等[169]:488-489。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由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接任；4月22日，中朝军队以20万兵力[170]，发起第五次战役[120]:151。5月16日黄昏，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以9个军兵力突破联合国军防线，开始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经过5天激战，击溃韩国国军第五师和第七师，歼敌1.7万余人；志愿军180师在这次作战中担负穿插任务，只带7天干粮和部分弹药[104]:7。180师在后撤转移中，因部队疲劳等，在春川西北地区被敌军割断，伤亡较大[169]:499。志愿军1个军只有198门火炮，不及美军1个师（476门）一半；志愿军仅有800辆汽车，已被美军飞机炸毁600辆[104]:8。5月20日，美军和韩国国军凭借高度机械化，很快堵塞志愿军打开之缺口，5月21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并指示各部队停止追击；美军待志愿军“礼拜进攻”（进攻一星期左右）后，就用“磁性战术”大举反扑[104]:8。在志愿军的全面攻势结束后，联合国军开始发动攻势，逼进铁原、涟川，志愿军63军奉命坚守铁原，减缓了联合国军的进攻速度。最终，志愿军全线撤退约40公里后在铁原一线拼死阻止住联军的进攻，联合国军第二次跨进三八线，美军的弹药量是平常五倍密集炮击，被称为“范弗里特弹药量”，单一炮兵营在24小时内就射击12,000发以上进行无间歇炮幕，志愿军奉命孤军断后的第三兵团60军180师陷入重围，损伤过半，剩余5,600余人突围至三八线以北[171][与来源不符]。由于师党委会通过全师分师分散突围[104]:8-9，师大量官兵阵亡，数千人被俘，占朝鲜战争中全部志愿军被俘人数1/3以上[104]:11。6月10日，第五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20]:153。6月中旬，毛泽东告诉邓华，要他负责传达新指导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方针[120]:159。
联军方面的战役结果统计是联军伤亡15,769人，中朝合计伤亡110,000-160,609人。[172][173]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战役结果统计是联军伤亡8万2千多人，为五次战役中伤亡最多的一次。志愿军伤亡是8万5千多人，尤其是后期的撤退行动中，伤亡达1万6千人[174]，其中第180师的损失最惨重，阵亡、负伤和失踪总计7,644人，5000余人被俘[175]。
杜鲁门政府与联军前方指挥官麦克阿瑟的意见产生很多冲突。美国国务院起草杜鲁门总统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举行谈判之建议声明，开始同其他参战国磋商，并于1951年3月20日通知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但是，麦克阿瑟在3月24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敌方现在一定痛苦地知道，联合国军如果决定放弃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容忍努力，而扩大我们的军事行动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地基地，这就使中国遭受军事上即将崩溃的危险。”[104]:101-102。杜鲁门希望避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苏联产生直接冲突，不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76]。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言人发言藐视麦克阿瑟，杜鲁门得知麦克阿瑟声明，认为：“这是对我作为总统和最高统帅而发布的命令的公然违抗。”、“实际上，麦克阿瑟的举动等于用最后通牒来威胁敌人，等于说盟国的全部优势力量可以用来攻击赤色中国……在我们的盟友中果然马上就发生了这样的影响。世界各地的首都所发出的询问函电纷至沓来。”[104]:102麦克阿瑟则以军事上的胜利为优先，在朝鲜半岛的行动很多都未得到华府的首肯，有些甚至违背华盛顿的决策[177]。4月10日，杜鲁门总统责成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给麦克阿瑟发出照会：“我以总统和最高统帅官名义，非常遗憾地免去阁下的驻日联合国军司令官、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美远东军司令官、远东地区美陆军司令官职务。请阁下将指挥权立即移交给李奇微将军。”[104]:1024月11日，这项命令是麦克阿瑟在无线电广播中与全世界民众一起知悉的[178][179]。被解职以后的麦克阿瑟在全美受到英雄式的欢迎[180][181]，1951年4月19日，麦克阿瑟在国会大厦发表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182]。但是这股热潮并未持续到1952年麦克阿瑟参与共和党总统初选。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提出的联合国大会第500号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对中国大陆与朝鲜实行禁运[183][184]。
经历一年的大规模冲突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顾问、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以私人身份单独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04]:103，于1951年5月31日与6月5日两次秘密会面，双方都表示希望停火[185][186][187]。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建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军队撤离三八线[120]:160。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之《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里发表演说，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停火谈判，双方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104]:103：“目前最尖锐的朝鲜武装冲突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几乎同时发表声明表示赞同，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188]，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参加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说表示美国“愿意参加朝鲜半岛和平解决的谈判”。
美国官方文件显示，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应相对谨慎但很迅速[189]，在确认马立克是代表苏联官方立场，并得知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大使均一致同意谈判后，28日，召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和国务院联席会议，会上，助理国务卿迪安·鲁斯克建议由李奇微通过广播向对方发出派代表参加和谈的邀请，除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上将表示反对外，这一提议得到JCS其他成员的支持，第二次JCS-国务院会议很快批准广播稿并发给李奇微，29日，修改后的广播稿被总统批准后，立即被发给李奇微。美国政府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在当邀请朝中代表磋商停战谈判之可能[104]:103。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人民军和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在停泊元山港之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会谈[120]:160。6月30日早8点整（东京时间），李奇微向志愿军与人民军发表广播声明：“本人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资格，奉命与贵军谈判下列事项：因为我得知贵方希望举行停战会议，以停止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及武装行动，并愿停战协议的实施。我在获得贵方愿意的答复后，将派出我方代表并提出会议的日期，以便与贵方代表会晤。我愿提议此会议在元山港一只丹麦医疗船上举行。”[104]:103
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覆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地点为北纬38度线以南之开城[120]:160。朝、中部队连续五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接受停战谈判[58]:5210。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于7月1日通过电台答复道[190]：“你在本年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授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104]:103
美国政府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120]:160。毛泽东和周恩来准备谈判，决定由邓华、解方为彭德怀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鲜半岛[120]:160。7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对朝中军队在三八线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120]:160。7月5日，李克农率领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前赴朝鲜半岛，行前李、乔冠华与毛泽东长谈；7月7日，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120]:161。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亲自起草朝中方面致李奇微多次覆函，亲自审阅修改准备谈判接洽之新闻稿，草拟朝中方面关于停战协定之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和斯大林；并关照准备谈判会议场所、双方代表宿舍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中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具体时间等[120]:161。
7月8日，双方提出正式代表名单：韩美方面为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伊中将（美），远东空军副司令官劳伦斯·卡迪·克雷吉空军少将（美），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迪斯（亨利·霍治）陆军少将（美），参谋长阿利·伯克海军少将（美）和韩国国军第一军军长白善烨少将（韩）；朝中方面代表为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第二集团军长南日大将（朝），人民军李相朝少将（朝）、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中）、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中）和张平山（朝）[104]:103-104。7月10日11时，在开城，停战谈判正式开始[104]:104。会议开始后，双方就议题交换意见，朝中提出：一、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在此线南北各十公里以内建立非军事区；二、协商战俘遣返问题；三、在短期内撤走朝鲜境内的全部外国军队[104]:104。韩美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要求将停火分界线放置在朝中控制的地区，并要求其将军队撤至当时的实际控制线以北的金城、金化、市边里、伊川、洗浦里、淮阳、通川一线，给予联合国军方面1.2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海空优势补偿”，遭朝中拒绝[191]。第一次谈判破裂[190]。7月26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120]:168。8月6日，彭德怀与金日成联名覆电李奇微：我们已再度命令我方警卫部队不进入开城会址区；望李奇微接到答复后即令其代表团来开城复会[169]:512。
为获得停战谈判的有利条件，联合国军和韩国国军于1951年8月18日－9月18日和9月29日－10月22日分别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分别进攻朝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方西线和东线防线。8月27日，彭德怀与金日成联名致函李奇微，反驳其8月25日拒绝承认美机轰炸中方开城代表团驻地的覆文[169]:516。在谈判期间，美国先后发动多次攻势，均被朝中击退[58]:5210。朝中军队转入防御，同时还遭到洪水灾害，很多防御工事被毁。经过两个月激战，联合国军占领646平方公里土地，平均每个月推进约2公里。10月25日，联合国军代表同朝中方面重开谈判，地点改在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之板门店[120]:171。10月30日至11月下旬间，志愿军发起局部反击战，占领280平方公里土地，并巩固开城地区的防御。11月27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地区。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之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190]12月11日，开始谈判战俘问题，朝中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规定遣返全部战俘[注 34]，美国则称“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120]:173。12月12日朝中方面代表提出全部遣返双方战俘之方案，但联合国军方面3个星期不予答复；1952年2月，朝中方面又建议全部战俘被遣返后不再参加朝鲜战争，以便让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104]:115。
在1951年8月18日－9月18日的夏季攻势中，为了确保休战后获得更为有利的阵地线，自8月18日起，韩国国军第1军对丁字峰、美军第10军对喋血岭和昭阳江东岸地区同时开始攻击，这是夏季攻势的前期作战。进攻比雅里西南方的983高地和773高地的韩国国军第1军第5师第36团（临时配属美军第10军第2师指挥），遇到朝鲜人民军将领方虎山的坚决抵抗。朝鲜人民军与大韩民国国军在983、773高地的反斜面上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血战，几天下来，整个山顶都被鲜血染红了，看到这种凄惨战况的美军记者，不由得喊出“Bloody Ridge”（喋血岭）这个名字。到8月27日，韩军被迫撤退，所夺取的各个山顶又被朝鲜人民军占领。联合国军改由美军第2师第9团接替韩国国军第36团攻击喋血岭，该团于8月31日和9月1日从正面攻击，仍然没有成功。朝鲜人民军躲在反斜面的坑道内，在美军将要前进到山顶阵地时，突然猛烈射击，因此每次美军都遭到重大损失。9月5日喋血岭终被美韩联军攻下，在从8月18日到9月5日攻击喋血岭的3周时间内，联合国军所受的损失是战死326人、负伤2,032人、失踪414人，共计2,772人。依美军第二师估计，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共伤亡15,000人[193]。
范弗里特上将在喋血岭的攻击开始陷于僵局之时，就设想在中、东部战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以求停火后有一条更加坚固的防线。但是喋血岭的损失报告却给了他很大震动，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实施，将会遭到的损失和物资消耗是无法承受的，于是美第10军转为夺取喋血岭正北方的851—931—894高地群，此高地群从主脉向东西延伸出的无数支脉会使人想起鱼的背骨而感到毛骨悚然。目击这个山峰战斗的美军记者喊出“Heartbreak Ridge”（伤心岭）这个名字。美军的攻击从9月13日凌晨5时30分开始，先进行30分钟的攻击准备射击，然后美军第2师第23团开始前进。中午时分，美国人发现他们“闯进黄蜂的窝巢里”，朝鲜人民军在之前一直静静的山背上同时喷射出交叉炮火，美军第23团突击连受到机枪交叉射击和手榴弹攻击，还受到火炮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第23团两个营除退到山谷间避开直射火力，挖战壕防身外，别无他法。直到黄昏，第23团也没有发现一个朝鲜人民军士兵，只是被打的抬不起头来，官兵们直言是“重蹈喋血岭的覆辙”。9月16日，美军第23团詹姆斯·Y·亚当斯团长派出预备队从两翼同时攻击，以减轻正面部队的压力，但这次攻击也被朝鲜人民军“像铁桶那样的火网”所阻，一步也未进展。9月20日新任第2师师长罗伯特·N·扬格少将下令参加过喋血岭作战的第9团夺取位于伤心岭两侧的1024和867两个高地。1024高地被夺下，但因其距离伤心岭有7公里远，因而对朝鲜人民军反斜面的坑道战术的压制效果不大，而且新换上来的朝鲜人民军第15团顽强守住867高地。扬格师长仔细地研究这次攻击，作出结论报告说“这是一个大失败”，并于9月27日决定中止这次攻击，待10月初在新的构想之下再攻击，自联合国军于1月转入反攻以来，困难的攻击是不少，可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也没能夺取阵地，以致停止攻击，还是第一次。此时朝鲜人民军也受损过度、疲累不堪，匆匆将阵地移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便撤走休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采取灵活、多变的运动战，反对死打硬拼，后来为了迂回作战，主动放弃这片高地。此役美军第2师伤亡3,700多人，美方估计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此役伤亡25,000人[194]。中方估计整个韩战1951年夏秋季战役作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共毙伤俘联合国军16.8万余人，自身则伤亡3.3万余人。这次作战，迫使美方不得不恢复停战谈判，并放弃其原来的要求。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创造的马蹄形工事是坑道工事的雏形，为以后建成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经验[195]。
由于双方的条件悬殊，停战谈判整整进行两年。1952年5月7日，克拉克将军在随从参谋白纳特中校陪同下，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准备接替李奇微将军担任美国远东军司令官、联合国军司令官[104]:138。5月12日，李奇微将指挥权移交给克拉克将军[104]:149。王树增提到：“在这两年中，在双方的防御线上，密集地部署着200多万人的大军，构筑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的、最复杂的、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联合国军的防线由部署严密的火炮阵地、坦克群以及步兵组成，数层阵地使其纵深达300公里，每一层防线都构筑永久性的工事和堑壕，每一层防线都制定周密的空军支援预案，形成一个火力强大的立体防御网络，这条防线被称做‘一道不可逾越的死亡深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防线上，数十万官兵开始建设世界上最浩大的地下防御工程，其土石方总量能开凿数条苏伊士运河、沿着对峙线自西向东，数百公里的防线上，深埋在地下的永久式坑道和交通壕蛛网般四通八达，由于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在联合国军拥有空中优势及火炮优势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采用广泛的地下工事群保存了部队，并有效的阻止了联合国军尝试北进的企图[196]。5月，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双方达成协定；至此，只剩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120]:173。朝中方面为谋求战俘问题解决，两次提出折中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7月13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80%左右，遣返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32%[120]:174。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森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中断板门店会谈[104]:208。
1952年10月14日凌晨，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发动金化郡以北的上甘岭之战。美国在上甘岭地区发动空前激烈之“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之铁路枢纽，因而是攻势中必争之地[120]:175。双方在阵地上进行拉锯战。多次反复争夺的结果，双方皆死伤惨重。前后历时43天，在3.7平方公里的地区，共发射炮弹超过230万发，岭上泥土平均被炸翻出至少3米。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队伤亡情况遽增，不过仍倚靠有系统建设的坑道工事阻止美军的攻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统计，志愿军阵亡4,838人，伤6,691人[197]。根据联合国军方面统计，联合国军阵亡1,461人，伤4,700余人[198][199]（另一说是伤亡9,000余人）[200]。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104]:211。此外，在中研院近代研究所历史研究中提及同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等等因素，如提及朱平超所写的《1950-1953年中的中美朝鲜停战谈判》。持续近两年的谈判终于变得现实起来[201]。3月22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〇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120]:181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覆函克拉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120]:182。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朝中共同研究之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120]:182-1834月6日，朝中方面联络官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少将与联合国军方面联络官美国约翰·C·丹尼尔海军少将就双方遣返伤病战俘问题举行会谈，4月7日双方交换伤病战俘估计人数，4月11日完全达成协议[104]:212[202]。
1953年4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120]:183。4月23日，毛泽东对邓华关于举行夏季战役反击之几点意见批语：“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120]:1834月24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之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韩国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120]:184。
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南日将军之提案遭到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哈里森拒绝；5月7日朝中方面再次提出解决遣俘问题之八项提案：一切坚持遣返之战俘，予以直接遣返，其余不直接遣返之战俘，全部交给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五国组成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104]:215。
5月13日，朝中发动夏季进攻战役，目的是“消灭敌人，配合谈判，吸取经验，改善阵地。”[104]:216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20兵团第19兵团和第9兵团在火炮掩护下从西线、中线、东线、三路出击，从正面突破联合国军地下坑道防御工事，经激战，除个别支撑点内的联合国军守突围外，其余均为志愿军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声称先后毙伤俘联合国军4,133人，志愿军伤亡1,608人。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5月25日基本接受朝中方面之提案，夏季反击作战第一阶段结束[120]:184。5月27日起，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原定打击美军为主，改为打击韩国国军为主[120]:184。志愿军第19兵团、第9兵团、第20兵团及朝鲜人民军先后对韩国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支撑点进攻作战65次，共歼灭联合国军41,203人，志愿军伤亡19,354人。志愿军突破联军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为第三次进攻创造有利条件。至6月中旬志愿军共毙、伤、俘敌军4.5万多名，突破敌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104]:216。
6月6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只是一个“梦想”[120]:184。6月8日，美方接受朝中方面关于战俘遣返问题之方案，朝鲜停战谈判之最后一项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并公布于世[104]:216。6月15日，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工作即将完成[120]:184。志愿军和人民军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120]:1856月16日，李承晚覆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120]:185。6月19日，韩国扣留2.7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104]:216。
6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120]:1857月13日至27日展开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这次进攻以打击韩国国军为主。志愿军和人民军于7月13日发动金城战役，几天内歼敌5万人[104]:216。志愿军在金城以南地区，对韩国国军防守的坚固阵地实施的进攻战役。此役志愿军第9、第19、第20兵团及人民军对韩国国军作战45次。在7月13日展开进攻至16日转入防御，仅3天时间便将战线从正面向前推进192.6公里。联合国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出动8个师兵力反击1000余次。中方宣称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予韩军汉城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联合国军3个师，共歼灭联合国军52,783人，志愿军伤亡2.3万人。
1953年5月朝中军队发动夏季攻势后，双方于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58]:5210。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韩国施压；随后韩国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120]:185。7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1953年7月25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电报稿上加写：“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120]:186
通过夏季战役，向南扩展阵地240公里，将战线拉直。整个夏季进攻战役，中方称志愿军伤亡5.3万余人，志愿军毙伤俘联合国军12.3万余人[203]。联合国军称在七月联合国军伤亡29,629人，志愿军伤亡72,112人[204]。但按照美国1989年出版的研究统计，中方在最终攻势中的死伤为七万两千人左右，其中包括两万五千人阵亡。联军方面大约阵亡一万四千名，大部分为韩国士兵、但也有1,611名美军阵亡。[205]
1950年韩战初期，美国空军动用远东地区44个中队共657架飞机参战。朝鲜人民军仅有20架战机，很快就失去作战能力[206]。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初创，无法与美军抗衡，美军完全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104]:8。8月，斯大林派遣苏联空军138架飞机进驻沈阳，如此可以迅速飞往朝鲜，出现失利也可以飞回中国大陆境内躲避追击[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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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1日，先期进驻沈阳的苏联空军米格-15战斗机在鸭绿江上空朝鲜境内与美空军首次交战。苏联空军歼击航空兵独立第64军，辖2至3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独立夜航歼击机团、2个高炮师、3个探照灯团以及1个航空工程兵师、其它保障部队和分队。每个部队自抵达战区后平均8至12个月换防一次。该军的平均人数为26000人。有不少来自总参、各军兵种机关的军官因在此军工作积累经验。自1950年至1953年，第64军总共轮换了空军和苏联国土防空军的12个歼击机师（26个团）、2个独立夜航歼击机团、4个高炮师（10个团）、2个航空工程兵师、3个高射探照灯团和2个海军航空兵歼击机团，以及部分保障部队。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顾问斯捷潘·阿基莫维奇·克拉索夫斯基空军上将指挥，1952年7月。第64军承担保卫鸭绿江和边境线以南75公里以内战略目标和交通线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美军参战的飞机（含作战飞机及非作战飞机如运输机、联络机等）已经达到14个大队、1100余架飞机，机数虽多，但大部分为螺旋桨式飞机，喷气式战斗机仅有平直翼的F-80，性能上远远不如苏联空军的米格-15。11月8日，美国空军司令范登堡下令派遣F-84E和F-86A各一联队至朝鲜半岛参战。第4战斗机联队的F-86经海上运输，大部分进驻日本，仅以一中队进驻汉城附近金浦机场，在12月15日第一次执行任务[209]:246-248。以双方需要飞行的距离来看，美军的F-86在米格走廊平均停留时间在20分钟左右。12月，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进驻丹东，直到1951年1月首次参加空战[210]。
在1950年末至1951年初，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从鸭绿江以南至清川江之间的空域，苏联空军的米格机对联军飞机造成相当威胁。美国飞行员开始以“Mig Alley”称呼这个区域（此名为中文媒体翻译成米格走廊），认为进入这个空域就要展开宛如后巷（英语：back alley）中的混战[211]。米格走廊中最神秘的力量是苏联飞行员，斯大林命令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派遣航空兵师，苏军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212] 。 尽管斯大林要求严格保密，要求飞行员在无线电交谈中避免使用俄语，但作战时并不实际，联军其实自苏联加入空战的行列之后，很快自监听无线电通讯当中知道苏联的介入，不过整个韩战期间联军方面也选择缄默的态度，以免战事扩大。当时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从远东视察回国后公开宣称：“共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空军力量之一”，将空中对手名义限制在志愿军空军内，以免暴露苏联飞行员大批参战的真相[213]。
美空军由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命令轰炸机不能飞入中国大陆境内以及攻击来自中国大陆境内的防空炮火，造成执行任务的困扰。但在后来的持续轰炸中仍陆续炸毁大部分桥梁[209]:220-230，并对修复的桥梁重复轰炸。苏联空军认为米格-15初战对美军轰炸机的威胁使1950年11月美空军炸毁6座鸭绿江战略桥梁和10座朝鲜城市的目标未能实现[206]。
中苏空军自1951年起配合作战，最初由有经验的苏联飞行员与美战机缠斗，掩护志愿军飞行员攻击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200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前司令员王海在其自传《我的战斗生涯》中写道：“韩战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214] 随着经验积累，志愿军空军在朝鲜半岛战场有效发挥自己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统计，志愿军空军在战争中共出动起飞2457批26491架次，有212名飞行员击落击伤过联合国军飞机。整个志愿军空军宣称共击落联合国军飞机330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231架飞机，116名飞行员阵亡[215]。 据苏军总参谋部统计，第64航空兵军战斗出动共64300架次，参加空战1872次（有6462名飞行员对敌射击），击落飞机1106架，其中“佩刀”651架；另外还有153架飞机，其中40架“佩刀”被地面炮火击落。苏方军官亡142人（其中飞行员126人）、士官和列兵亡133人，飞机被击落335架，被击毁火炮6门、探照灯1部，在韩战中参与轮战的苏联军人为40,000人。 美国方面的资料宣称一共部署647架F-86到朝鲜半岛[216]，总共损失231架，其中有飞行员本人或编队其他成员证实于空战中当场坠落的确定空战损失73架，不明原因34架，以及其他包括故障等原因的损失。考虑在作战中受损而未能回到基地的情况，如重伤后迫降损毁记作损失，重伤后于机场迫降损毁记作技术故障，因而空战损失的数字必会高于73架[217]。 F-80美国流星式总共损失277架，占参战总数的约1/3，其中确定空战损失14架，确定空战战果17架。 F-84雷电战斗轰炸机亦承担了战术攻击任务，总共损失335架，确定空战战果8架。
美方最初称在朝鲜半岛空战中击落484架MiG-15，被击落48架F-86，近代重新统计后改为确认空战被击落103架F-86，其中92架是被MiG-15击落，确认空战击落379架MiG-15；MiG-15:F-86空战交换比在60年代媒体中一度宣称为17：1，后改为10：1，再后修正为7：1。以国籍分，对中朝飞行员交换比为9：1，对参加过二战的苏联飞行员为1.4：1。[218][219][220]因联合国军机群通常处于数量优势，且MiG-15以拦截轰炸机为首要目标，主要战术以较少的MiG-15冲入联合国军机群，扰乱其队形，迫使其放弃轰炸任务。极少出现规模接近的MiG-15与F-86机群纯粹消耗性空战。
由于苏联空军收到的命令是不可以南下远离鸭绿江的地区作战，因此苏联空军绝少有战术性对地任务。志愿军后来还是用刚刚创建不久的空军和海军掩护陆军攻占朝鲜西海岸的大和岛、小和岛等10多个岛屿，并在这一过程中三次轰炸大和岛，其中第二次是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次夜间轰炸。这是志愿军空军规模较大的战术性对地任务[221]。但在第三次轰炸时遇到美空军第4战斗机联队F-86机群的伏击，损失惨重，36名轰炸机员中15人阵亡，自此后至停火为止，未再出动轰炸机部队。[222][223]
1950年7月下旬，朝鲜半岛战局对美极为不利，美国为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派遣10架未带核武器的B-29轰炸机到关岛，并将消息通过《纽约时报》广泛传播开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核威胁，但最后美国因国内外压力将B-29轰炸机调回国[224][225]。
1950年10月1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建议着手研究对朝鲜半岛、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核打击的目标问题。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会上答问，美国会采取一切步骤围堵共产党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包括使用原子弹[226][227]。12月初，美国飞机进行核袭击平壤的演习。1951年4月，9架B-29轰炸机携带核弹头派往关岛，继而飞至冲绳岛，并举行公开的核战演习。6月初，美军侦察机侵入中国东北和山东上空，收集关于空袭目标的情报[225]。
1952年12月2日至5日，刚当选美国总统之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半岛前线视察，回国后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120]:176-177。12月，毛泽东对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之关于朝鲜半岛战局形势与明年之方针任务报告之批语：㈠“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㈡“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㈢“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120]:17712月20日，毛泽东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120]:178。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核威胁，声称为结束战争，不惜扩大战争和使用核武器[225]。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第二天同参加联合国军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封锁中国；4月底，在毛泽东指导下，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构成纵深防御[120]:179。2月11日，美国开始计划对开城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最终由于战争结束而未实施[225][228]。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104]:217，同日22时生效[58]:5210，其主要内容为：划定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从规定地区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停止自朝鲜半岛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武器和弹药；协定生效60天内，双方直接遣返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向双方有关各政府建议在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召开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半岛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事项[58]:5210。双方签署《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229][230]。协定附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附件[58]:5210。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三八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由于参战双方签署的是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因此从国际法上来讲，当时这场战争尚未结束。
2009年5月27日朝鲜人民军发表声明，宣布朝鲜退出朝鲜停战协定，将不再受军事停战协定约束[231]。2013年3月5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于声明中宣布，朝鲜将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232]。
2018年9月19日，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在寅签订《平壤共同宣言》，事实上宣布战争状态结束[233]。
2020年6月，朝鲜炸毁朝韩联络办公室，原因是朝鲜不满脱北者组织在朝韩非军事区通过大型气球向朝鲜发送传单，认为是违反《板门店宣言》的敌对行为，随后平壤宣布切断和首尔的所有通信管道，并于几个小时后派遣朝鲜人民军炸毁办公室建筑，此举被指造成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恶化[234]。
2021年12月13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韩双边峰会会谈后，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中国和朝鲜原则上同意正式宣告韩战结束。”随后文在寅补充道：“因朝鲜方面提出的一些要求，谈判还尚未开始”[235]。
2023年12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正式宣布放弃统一，称南北关系不再是“同族”的关系，而是处于“敌对”或“交战”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故法理上存续至今的韩战之内战性质据朝方观点已不复存在；朝鲜不再视大韩民国为“傀儡政权”并与之寻求和平统一。金正恩表示朝鲜不求战但也不畏战，必要时应该战胜韩国。韩国统一部则谴责此行为，总统尹锡悦批评朝鲜的新政策是“反民族、反历史”。[236][237][238]
韩战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早期的统计53万余人次，阵亡、病故171,687人[239]，2010年10月26日，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经过10多年全国走访查实，韩战期间全国志愿军战士阵亡共183,108人[240]。2010年6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韩战六十年暨半岛形势研讨会”上表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4,084人，负伤383,218人（因包含两次以上负伤而存在重复统计）；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因包含多次住院同样存在重复统计）；战场失踪25,621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在战争中共死亡183,108人[241]。
美方估计数据，志愿军阵亡400,000人，负伤486,000人，被俘21,839人。（中国方估计数据，志愿军21,375人被俘）[242][43][50] 2014年10月29日，民政部、总政治部清查确认，将尽可能多的士兵列入，得到死亡人数为197,653名，包含战争期间阵亡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支前民兵民工、支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前帮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生产建设死亡和因伤复发死亡的人员[48]。勤务保障战线共救治伤病员838,417名，其中伤员383,218名，治愈归队217,149名。[49]
联合国军方面，美军伤亡约142,091人，其中阵亡美军33,629人，负伤103,284人，被俘或失踪5,178人[70]:724。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在美国华盛顿“韩战老兵纪念碑”上刻有联合国军总共死亡628,833人，受伤1,064,453人，失踪470,267人。其中美军死亡54,246人，受伤103,284人，失踪8,177人。美军54,246人死亡这个数字包括全球因车祸等非战斗原因而死的1万余人，现在这组数字依旧刻在纪念碑上。[243][注 35][注 36]。据1955年美国国防部报告，美军7,190人被俘，其中93%（6,656人）是陆军。[244]韩国国防部报告，韩军阵亡约137,899人，受伤450,742人，被俘8,342人[245]。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数据，运动战时期志愿军毙伤美军91,503人，俘6,319人，降149人；其它联合国军6,136人，俘1,238人；韩国国军50,654人，俘29,278人。阵地战时期志愿军毙伤美军198,352人，俘749人，降1人；其它联合国军20,343人，俘250人，降2人；韩国国军304,966人，俘8,254人，降283人[246]。志愿军共击毁击伤坦克2,006辆，汽车3,165辆，装甲车44辆，飞机10,629架，各种炮583门。缴获坦克245辆，汽车5,256辆，装甲车51辆，飞机11架，各种炮4,037门，各种枪73,262支（挺）[246]。
至1951年6月，联合国军共俘虏朝鲜战俘152,500人、志愿军战俘21,300人（一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400人被俘，被俘人员中连排级军官有600人左右、营级30余人、团级5人、师级1人，主要被关押在巨济岛等地[242]）。共产党将战俘仍然看作战斗人员，在战俘营中成立了严密的组织，与联合国军进行斗争[247]。战俘最初一起被送往釜山收容所混合关押，后来由于两方之间发生矛盾，联合国军就将战俘按照国籍分开[4]。釜山战俘收容所是美军1950年下半年动工修建，主要关押伤病战俘，共有9个战俘收容所和2个战俘监狱及水牢，每个收容所可以关押1,500名左右战俘；居住环境比1951年4月和1952年5月修建之巨济岛战俘营和济州岛战俘营好[104]:27。
1951年5月30日，大批朝中战俘开始被移往巨济岛战俘营[4]。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2万多人被俘，有1.4万多人到台湾，6,673人返回中国大陆[104]:3。1952年4月8日，美军对战俘的去向进行“甄别”。在甄别前夜，反共的战俘首领以挖心等方式残暴杀害多名倾向于遣返的战俘，大多数战俘在暴力威胁下没有在甄别时选择遣返[248][249]。1952年5月7日[104]:139，亲共战俘发动巨济岛事件，绑架战俘营长官杜德并迫使他承认虐待战俘后加以释放。美军战斗部队随即镇压这些营地[250]，整起事件中，共造成31名俘虏死亡，1名美军死亡[251]。1953年4月20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开始交换伤病战俘，至4月27日美方共遣返人民军伤病战俘5,640人，志愿军伤病战俘1,030人；朝、中方面共遣返美军、英军和韩国国军等伤病战俘684人[104]:213。除了战俘之间的血腥斗争，另有数千名朝中战俘死于传染病。从1953年8月5日至9月6日，联合国军共遣返志愿军战俘5,640名[104]:225。
1998年美国政府美国国防部研究，在韩战期间，朝鲜与中国俘虏死亡人数为7,614人，其中5,013人(65.8%)死于传染病，817人(10.7%)死于外伤，肺结核和痢疾/腹泻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韩战期间，因急慢性感染或外部原因导致的死亡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同的增减模式[252]。
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北部靠近边境的碧潼选址建立战俘营。碧潼战俘营位于位于鸭绿江和支流形成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开始只收容管理韩国国军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1951年3月之后，鉴于朝鲜人力物力的困难，韩国国军战俘也由志愿军管理。4月，志愿军政治部成立志愿军战俘管理处，下设4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其中2个俘管团收容管理韩国国军战俘，另2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收容管理美、英、法、土耳其、菲律宾等10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战俘[253]。至1951年6月，碧潼战俘营共有美军战俘2000余人，英军战俘800余人，土耳其战俘200余人[254]。由于严寒、极度的物质匮乏以及美军战俘中普遍的心理崩溃，在1950年至1951年的冬季和春季，战俘营内的美军战俘死亡一千余人，而其他国家战俘则少有死亡[254]。随着志愿军空军开始保卫后方交通以及停战谈判的开始，战俘营的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志愿军纪录大规模的战俘死亡在1951年夏得到遏制。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碧潼战俘营举办了一场模拟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皆为联合国军战俘，之后对此进行了宣传。
1953年8月5日，交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104]:217。至1953年9月，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向联合国军交还重伤病战俘684人、直接遣返的战俘12,773人（其中韩国战俘7,862人、美英法等国战俘4,911人）；联合国军向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交还重伤病战俘6,670人（其中朝鲜战俘5,640人、志愿军战俘1,030人）、直接遣返的战俘75,823人（其中朝鲜战俘70,183人、志愿军战俘5,640人）。9月9日，由印度、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波兰、瑞士五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式成立，印度蒂迈雅中将当天到达朝鲜半岛任主席[104]:225-226。按照朝鲜停战协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半岛设立之“中立区”中看守，在90天内由战俘所属国家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工作[255][104]:226。余下的不直接遣返的22,604名朝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其中志愿军战俘14,704人、朝鲜战俘7,900人）与359名联合国军及韩国战俘（其中韩国战俘335人、美军战俘23人、英军战俘1人）被转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在中立国监督下，战争双方派出代表对战俘解释，由战俘自己选择去向[256]。
解释期间，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被送往北营。在战俘转移到中立区的第一天，反共战俘就当着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军主席蒂迈雅的面，几乎把两名向印军寻求遣返的战俘活活打死。被彻底震惊的蒂迈雅意识到，这些战俘首领将以无情的手段阻止任何人在解释期间被遣返[257]:122。朝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直到10月10日才正式开始对战俘之解释工作[104]:229。到90天期限的1953年12月23日，仅有10天时间被用于解释。22,000余名朝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中经过解释的只有3,166人，这3,166人中仅136人要求遣返，同期有数百名战俘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营地要求遣返，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因此认为，“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让人们很自然而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个人。”[258][257]:199反共的战俘首领们从韩国和中华民国政府获得指令，设法“肃清潜伏匪谍，提防分化阴谋”[259]。在印度军队看管期间共有38名战俘死亡，其中多数因被怀疑有遣返倾向而被反共战俘杀害，其中最著名的是谋杀张子龙案。据遣返的战俘控诉，反共战俘挖出张子龙的心脏以恐吓希望回国的战俘[260]。美国记者极力否认此事，称其为共产党的污蔑[261]。在解释期满后，中立国委员会又为战俘提供了两次摆脱反共战俘首领控制的机会：1953年12月31日，印军对战俘“点名”，131名战俘趁机提出遣返；1954年1月20日至21日，在印军向美军移交战俘时，又有104名战俘抓住最后的机会逃脱战俘首领的控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其提交的报告中认为，未寻求遣返的战俘并不都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们被在战俘营内长期灌输的恐惧所控制。蒂迈雅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257]:205。而那些要求遣返的战俘，毫不意外地被美、台的宣传机构贴上“共谍”的标签[262][261]。
中立国委员会于1953年9月23日接管战俘，联合国军称解释设备未准备好致使中朝方的解释工作推迟到10月15日才开始，且国民党、李承晚的特务于战俘营进行控制，最终中朝只进行了10天的解释工作、有85％以上的未被直接遣返的中朝被俘人员没有听到解释。[263]90天后的1953年12月23日，联合国军看守联合国军司令赫尔发布声明终止对战俘的解释。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强烈要求延长解释期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主席也认为延长解释期限是合法和必要的，并承认绝大多数战俘尚未经过解释程序，但由于联合国军拒绝，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投票决定对战俘的解释工作结束，并将剩余战俘移交给联合国军[264][265]。联合国军方面战俘经过解释后，有224人拒绝遣返[253]。1954年初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命运分别为：志愿军战俘14,235人前往台湾，440人返回中国大陆，12人前往印度；朝鲜战俘7,604人前往韩国，188人返回朝鲜，74人前往印度；美军战俘21人前往中国大陆，2人返回美国；英国战俘1人前往中国大陆；韩国战俘325人前往朝鲜，8人返回韩国，2人前往印度[266]。
返回中国大陆的7,000多名志愿军战俘中有6,064人被集中到位于昌图县金家镇的归国者管理处。在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待战俘的原有方针发生了大幅转变。截至1954年3月，回国战俘中有91.8%被开除党籍，6,064人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仅承认被俘前军籍，除此以外仅有30多名连以上干部和少数人因伤残得到转业安排工作，其余人一律复员。此外大部分战俘被遣返回乡并在档案中注明“控制使用”，有一些还因为“特务”罪名被判刑[267]。 1980年，在返回中国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向全国人大申诉后，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80）74号”文件即《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中国大陆官方开始对志愿军战俘重新审查处理，如战俘张泽石得以平反、恢复党籍军籍，还成为2011年感动中国候选人[268][269]。
抵达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在台湾被称为“反共义士”受到隆重的欢迎[270]，中华民国政府专门划出“义士村”供他们居住，政府还将1月23日定为“自由日”进行纪念。欢迎之后，由蒋经国主持、谷正纲办理，对来台战俘进行审查和思想改造。其中包括自我清查反省，刺血字、写血书、举行向蒋中正宣誓效忠仪式等。[271][需要较佳来源]被清查及自首的4,410名曾加入中共党团的战俘被注记档案后交接编单位，其中被认为情节严重的15人被移送“感训”。[4]在战俘营时，台北方面曾向战俘承诺去台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则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但这一承诺并未兑现。据曾经的抵台志愿军战俘冉宏图回忆，其实许多人内心并不愿意去台湾，有战友不想去台湾觉得被刺了字也不能回中国大陆而在从韩国到台湾途中跳海自杀。[272][需要较佳来源]战俘们被逐个审查后，补入国军基层。据去台战俘赵英魁回忆，到台湾之初，有的战俘因不愿意当兵而遭到干部的不断纠缠而自杀，还有的战俘抱怨“国民党不守信用”，遭“政治战士”检举，被捕后以“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的罪名被判死刑或徒刑[273]。[需要较佳来源]1958年8月28日，金门炮战爆发，有前志愿军战俘带枪浮水游到厦门。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现而未果。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使中华民国政府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但他拒绝了。[272]
除去返回大陆和前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以外，在中立区解释结束后，有12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前往中立国印度，其中2人后来返回中国大陆。[274]
金荣范根据屠杀者的身份，把对平民的屠杀分为三类：右翼（韩国国军、警察、右翼团体）对平民的屠杀、左翼（朝鲜人民军、游击队及左翼团体）对平民的屠杀，以及美军对朝鲜半岛平民的屠杀。金荣范称中国志愿军是唯一没有屠杀平民的军队，而韩战中其他参战方，朝鲜、韩国和美国都有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行为。[275]
1950年11月长津湖战役前，美军第7师抵达丰山郡，一名朝鲜老妇通过韩国联络官要求美军轰炸她住的村庄，据其所称志愿军在感恩节前一晚占领该村，射杀所有成年男性与孩子，带走年轻女性，其余人逃走。[276][来源可靠？][注 37][注 38]刘家驹称他在第五次战役志愿军撤退时听见二支队二营参谋下令将一些饿得不愿连夜赶路的前国民党士兵就地枪决[有关吗?][282]，下令枪杀为其带路的韩国平民，以免敌军追上来[283][来源可靠？][注 3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南北被美苏分别占领。南方在处于美国军政的时期，出于政治对立原因的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如美军犯下的南原屠杀，1946年10月数千民众遭到屠杀。1948年4月，南朝鲜劳动党在济州岛发起的暴动遭到南方军警镇压（济州四·三事件），韩国国军在全岛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韩战结束，美军也卷入其中，至少3万无辜平民遭杀害。韩国国军以“讨伐共匪”的名义，对劳动党的支持者和被怀疑为“通匪分子”的平民展开屠杀，而被左翼游击队认为反共的平民也会受到报复。双方的对立在战争爆发后进一步升级[275]。
战争初期，韩国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被认为“通匪”的人士展开屠杀，对象主要是保导联盟成员和政治犯，目的是预防他们加入朝鲜。韩国国军在保导联盟事件中屠杀10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与共产党关系极浅甚至毫无关系，该事件是韩国当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事件[275][286]。
仁川登陆后，韩国国军在收复的38度线以南地区以及随后占领的朝鲜城乡组织“治安队”、“灭共团”等组织，对朝鲜劳动党党员和被怀疑为亲共人士的平民进行大规模的清查和处决。在智异山一带，人民军残留部队与韩国国军之间作战时，很多居民被双方以“反动份子”或“通匪份子”的名义杀死。尤其是韩国国军在“坚壁清野”计划下的“敌性部落”焦土化计划，为屠杀平民提供借口[275]。
战后韩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其屠杀行为，直到1980年代及90年代其政府结束军事统治，才开始承认在战争犯下屠杀平民的暴行[287]。
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的两三个月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大部分地区期间，在各地甄别，对韩国政府官员、军官、警察、宪兵、资本家、商人及相关人士侦察和审判，屠杀了12万9千名右翼人士、军警家属、公务员等。被屠杀者中很多人是被认为是右翼人士而被杀害[275]。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8日攻陷汉城（中文今译作首尔）当日，即发生了平民、伤兵及医生遭到人民军部队集体虐杀的汉城国立大学附设医院屠杀事件，700至900人遇害[288][289]。
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在撤离的过程中也多次犯下集体屠杀的罪行。例如，朝鲜人民军撤离大田时，曾大肆屠杀平民[注 40][290]。
朝鲜人民军还绑架了43,000名韩国平民，其中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其目的是利用他们在战后从事建设以及消除反共份子[291]。
韩国学者金荣范将美军在朝鲜半岛内的屠杀事件分为三类：在交战地区对平民枪杀、炮击；将正有平民通行的桥梁炸毁或放毒；对平民的轰炸和扫射；交战中的机枪乱扫[275]。
美军屠杀行为中最为人知的是老斤里事件，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部队在老斤里屠杀近300名难民（韩国政府在2005年发表的数字是163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不久后又在倭馆和马山真北面先后杀害数十名难民。美军的解释是，为了防止难民群中可能混有人民军，上级下达“无条件射杀可疑的难民”的命令。美军为了防止人民军坦克部队跨渡洛东江，炸毁倭馆桥，当时桥上的数百名难民大部分被炸死或被淹死，幸存的难民在游向河岸时遭岸上美军机枪扫射，很多人丧生。美军炸毁庆尚北道高灵郡的德胜桥后，军机立刻对洛东江边和村庄里的避难人群展开轰炸和扫射。美军步兵和战机多次扫射平民，造成无辜的死亡。例如在昌宁郡的草幕村，马山的一个村庄的珍北面梨木里，有大量平民被杀。[275]
2001年韩国有议员展示40年前国会调查报告显示，美军曾在韩战初期屠杀大批无辜平民。[292]美军在朝鲜半岛盲目空中轰炸与机枪扫射，造成平民大规模死亡。金荣范认为，虽然有的轰炸可能属于误判，但根据后来公开的资料，有些轰炸是因为发现有人民军潜伏在百姓当中而进行的。朝鲜政府指控仅1950年7月，美军在朝鲜半岛的13个市、道共屠杀42,008人。[275]2008年，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初步调查，要求对美军1950年至1951年期间在朝鲜半岛制造的超过200起屠杀平民事件展开调查。[293]“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说，委员会成立2年多来，已收到数百人提供的线索，要求对美军1950年至1951年期间制造的超过200起屠杀平民事件展开调查。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又译“追求真相和解历史整理委员会”）历时2年半，根据解密档案文件资料和目击者讲述，完成针对美军在韩战初期多次屠杀无辜平民的首轮调查，揭开历史真相。美国军方在压力之下对此展开16个月的调查。五角大楼最终承认大屠杀事件，称“老斤里事件”是“一桩悲剧”美联社3日公布部分调查结果。“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说，委员会将敦促韩国政府代表受害者向美国索赔。[294]
1950年9月10日，美军仁川前向月尾岛用凝固汽油弹轰炸。[295]
朝鲜方面报道，美军在1950年10月中旬到12月底的“北进期”，共屠杀17万多名平民。[275]例如黄海道信川郡的屠杀。朝鲜指控这个郡里美军屠杀三万五千余人并说美第八军司令向士兵号召“朝鲜人，哪怕是个幼儿，老人，你们的手也不要打颤，杀呀！”。[296][297][298]
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299][300]规定：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待遇，禁止破坏城镇、乡村（第五十三条指出：但为军事行动所绝对必要者则为例外）、杀戮、胁迫、虐待和驱逐平民[300]。战后1977年《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301]，首次明确禁止大规模轰炸平民[302]。美军在朝鲜半岛大规模空军轰炸和海军炮击[275]。据朝鲜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52年5月，有1,8000名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联合国军的轰炸[303]。1952年夏，为了迫使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屈服，美军从7月11日起发动韩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除了军事设施，城市和乡村也成为轰炸目标[253]:250。7月11日，联合国军出动战斗轰炸机1,200架次、B-29轰炸机52架次轰炸平壤，平壤电台称轰炸造成1,500座建筑被毁、6,000余居民死伤[304]。到8月中旬，持续的轰炸已造成1万多平壤平民死伤[303][来源可靠？]。8月29日，联合国军又对平壤发动更大规模的轰炸，出动飞机1,403架次[304]。除了平壤，其他77座朝鲜城市也遭到轰炸。朝鲜方面说：“从平壤到农村，所有的城镇都变成废墟”，“任何还能被破坏的东西都没有了”，“每天伤亡的人数比争议中的遣返人数还要大”[305]。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等国政府多次谴责美军对朝鲜无辜平民的轰炸，称其为“违反国际法与人类道德常规的罪行”[3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方指责美军在两国边境地区进行细菌战，说细菌战致使大量的平民死亡。[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中外历史学者对细菌战是否属实，看法并不一致[316][317][318][319][320][321]。美国则全盘否认细菌战的指控。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次否决由国际红十字会或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提案[322]，而苏联资助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及受到中朝邀请的六位六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进入北朝鲜和中国大陆调查，则认定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323][324]。
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战俘指控美军拿战俘进行化学毒气和细菌原子武器试验，后来爆发著名的“巨济岛事件”。[325][来源可靠？][326][327][328]。联合国军声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官控制了部分战俘营，制造暴动，据联合国军称仅使用催泪气体。[251][329][330]。
中方声称的美方罪行还包括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方红十字会代表的人身安全，如用枪撞击和殴打他们。最终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奈德林宣布解散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协调组，终止联合访问[331][页码请求][332][333]。
美国是1941年《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但美国国会直到韩战结束后才批准此公约，因此战争期间公约对美国并没有法律约束力[334][335]。朝鲜声称美军在朝鲜半岛战场上从未履行过日内瓦公约。
中方声称美军曾对女性志愿军战俘强迫脱光检查、脱光衣服电刑、性骚扰。[336]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归国战俘还描述美军派出国民党特务潜入战俘营，在战俘营内成立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据称对战俘刺字，用罚爬、罚跪、吊打等方式虐待不愿接受“转化”的志愿军战俘。在甄别前夜，72号战俘营的战俘林学逋号召回国并高呼“毛主席万岁”，被李大安割下刺字处的皮肉后又被剖心而死。第71号战俘营在巨济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美方禁止志愿军战俘在1952年8月1日解放军建军节和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升旗仪式，还枪决不服从管理的部分战俘。10月1日清晨6时，巨济岛战俘营中同时升起10面五星红旗。美军用包括坦克在内的武器向战俘营进攻。最终志愿军战俘死亡56人，负伤10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致谴责美军虐待战俘[325][337][338][页码请求]。美国记者引用国际红十字会报告，宣称：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弗雷德里克·贝里（Frederick Bieri）在战争期间多次访问联合国军战俘营，有时没有事先宣布，以监察联合国军是否遵守日内瓦公约。他询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战俘对战俘营待遇是否满意，并察看战俘饮食与在医院接受的医疗。国际红十字会将他的报告送往朝鲜政府，声明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战俘抱怨受到任何虐待[339]。国际红十字会表示：从1950年7月到1953年8月，国际红十字会共访问韩国的联合国军战俘营160余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宣称会遵守日内瓦公约，而国际红十字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多次请求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仍然拒绝依日内瓦公约，让国际红十字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的战俘营[340][341]。
1950年绞杀战期间，美军飞机曾多次轰炸战俘营补给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报道造成80%以上的补给毁于联军轰炸，或直接空袭战俘营，造成伤亡。中方声称美军将防护薄弱的战俘营当作军事打击目标[342][343]，美方指出这是由于朝鲜拒绝明显标识战俘营，或是给出战俘营的准确经纬度，所以无法避免[344]。
联军战俘被遣返后报告大量虐俘案例。联合国大会于1953年12月3日通过804号决议，称对于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多次使用非人道手段对待联合国军及朝鲜半岛平民之行为之报告与消息深表关切，对于谋杀、残害及虐待战俘与平民或犯其他暴行之政府当局一律予以谴责，因此种行为破坏国际法之原则，违反人类品德之基本标准，有损人权及人格尊严与价值。[345][346]
朝鲜人民军有屠杀美军战俘的记录。包括1950年7月的斗满屠杀事件和8月17日的303高地屠杀，45名美军战俘双手被反绑后，被朝鲜人民军用机枪射杀[347]。1950年的顺天隧道屠杀是在平壤将失守前，朝鲜人民军将180名美军战俘用火车向北运送，其中68人于10月30日在顺天隧道被朝鲜人民军分批射杀，其余战俘则死于疾病与营养不良[348]。
1950年冬至1951年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中43%的美军士兵死于饥荒和疾病[349]，有联合国军战俘则认为，“战俘营都在鸭绿江旁，很易取得补给，管理方是故意少发粮食造成饥荒以为共产主义宣传作准备”[349]。麦克劳林少校第一个冬天在战俘营体重减了66磅，他估计那一年有1700名战俘死亡[350]。有英国战俘指其煮食野草，全身浮肿得“站起来时脸是瘦的，手和下身都肥肿起来”[351]。《韩国暴行！：被遗忘的战争罪行1950-1953》（Korean Atrocity!: Forgotten War Crimes 1950-1953）一书则指控美军战俘在战俘营中被饿饭和殴打的事例。美方《敌军工作史料》中指出，美军战俘“在碧潼每天死亡三人”、“晚上没有被子盖”。据费席尔的回忆，他被人夜以继日地拷打，以强迫获得细菌战的供词[352]。
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俘遭遇到的暴行举行听证会，美国战争罪行调查组长陶德中校作证称，在1953年11月底之前，依保守计算，美军战俘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战争罪行而死亡的人数是5639人。美方埃伯特（Abbott）中校作证称，“军医将美军战俘受伤的手臂缝入鸡肝，再缝合伤口，声称这会帮助伤口愈合。而他看到的是多数战俘因此伤口溃烂，痛苦不堪”。听证会的报告，列举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犯下的战争罪行与危害人类罪，指出对于美国战俘遭遇到的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政府同样有罪，应该负责[353]。英国战俘德里克·肯声称因在战俘营多次越狱逃跑，被捕获他的志愿军军官殴打，单独禁闭，威胁要杀他。直到停战协定签订前一天，因为他要求与访问战俘营的国际红十字代表见面，被威胁不遣返他回国。英国女王因为他对敌人坚决不屈而授勋给他[354][355]。到1953年时，7,190名美军战俘中有70%批评美国参战，而不合作的战俘则遭到殴打、被迫跑步、跪在雪地里被泼冷水等惩罚，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战俘进行洗脑”[291]。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回忆录《朝鲜战争》在评价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待俘虏与朝鲜人民军完全不同，其称“有很多次，他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356]。停战后的1953年8月，双方互访战俘营，据中国大陆报导，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军代表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后表示：“超乎预想，提不出太多的疑问”[357][35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认为在志愿军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死亡是因为美军在朝鲜与中国大陆边境进行细菌战，致使战俘营瘟疫爆发；空袭战俘营，导致物资短缺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美国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责，是试图将美军袭击战俘营和细菌战造成的后果，栽赃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359][360]。此外，美国检察总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曾经公开说过：“美国战俘在朝鲜囚禁期间，如与共产党合作，将面临可能执行死刑的叛国罪的指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参议员小理查德·罗素写了一份声明称：“那些与共产分子合作的、在假口供上面签字的人，应该迅速被清除出军队，而不是给他们以荣誉。”除了美国政府和军方制造的威胁与压力外，战俘还要承受使其家人蒙羞的巨大心理压力。这被认为是许多美国战俘指控“中国虐待战俘”，或者回国后推翻其此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说法的原因。[361][362]
韩国经济在战后遭到严重破坏，李承晚在战后仍然以统一为目标，不重视经济发展，不断计划随时再和朝鲜方面开战。四一九革命后，李承晚总统下台，局势依然并没有缓和。美国官方称李承晚“勇敢无畏”，1953年7月美国总统特使沃尔特·罗伯逊私下称他是“一个失去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狂热分子”[70]:本书缘起第2页。
韩国在开战后的1950年7月8日起实施全国宵禁令。该宵禁令直至1982年第五共和国政权时期才基本解除[363][364]。
此后朴正熙总统执政期间更出现“实尾岛事件”，双方敌对的气氛并没有因领导人转换而改变。朝鲜半岛南北领导人进行过几次会面谈话，但碍于双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根本差异，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进展。
韩国在1994年于汉城（现已改称首尔）开放韩国战争纪念馆，展出包括韩战在内的历次韩国战争史料。2009年的韩战纪念日，首尔清溪川广场悬挂联合国以及世界各个出兵参战国的国旗以感谢其在韩战时期对韩的大力援助，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国旗，以感谢中华民国当时的援助（中华民国国军当时愿意派兵参战，被美拒绝[365]，转以非战斗方式援助）[366]。
2020年10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表示“韩国战争分明是南侵战争”，“是（北韩）受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唆使后侵略南方的战争”、“联合国军在危急关头拯救了我国”。[367][368][369]《朝鲜日报》称这是韩国现任高官就其认为的中国大陆歪曲韩战历史首次作出公开反对。[370]韩国外交部则提及联合国安理会曾发布要求朝鲜立即将军队撤回38线以北的决议[371]。JTBC记者走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展览时，注意并提出展览未提及金日成发动战争之事[372][来源可靠？]。
在这场战争中金日成得到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帮助[214]，虽然朝鲜在战前希望达到的统一祖国和其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373]，但正是由于这场战争，金日成得以继续统治朝鲜。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朝鲜政治稳定，外交上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经济发展创造“千里马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优于韩国。但由于朝鲜经济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环，结构单一，缺乏可持续性，故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宣告结束之后日益艰难，人民生活质量不升反降。1990年代朝鲜经济崩溃。在金日成死后，他的儿子金正日权力巩固。朝鲜人民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国际社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不断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
过去6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双边关系虽然曾经出现过多次矛盾与纠纷，例如金日成在1956年同时肃清朝鲜劳动党内亲华的延安派与亲苏联的苏联派，而在1960年代，朝鲜在中苏交恶后在敌对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374]，但总体上双方关系仍然是较为稳定的友好关系[375]。同时尽管朝鲜与前苏联也有过多次矛盾，但双方关系总体上也较为稳定[376]，直到苏联解体前夕苏联与韩国建交导致苏朝断交[377]。
为了纪念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帮助，朝鲜政府于1953年8月建立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原在平壤市中心区解放山洞，后迁至西城区和普通江区交界的普通江畔，再迁至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塔园区。该馆有80多个陈列室，展示自抗日时期至韩战的有关文物及史料，1959年10月25日志愿军赴朝参战9周年纪念日朝鲜政府建成友谊塔。该塔坐落在平壤市区牡丹峰西北侧的山岗上。1984年10月25日扩建。塔高30米，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塔身由1025块花岗岩和大理石砌成，象征着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塔身正面嵌有“友谊塔”三个朝文镏金大字，每字重40千克。塔顶有一铜坯镀金五角星，重500千克。塔正面镌刻着纪念碑文，两侧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军民并肩战斗的石雕。
2013年7月25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军委委员长兼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为建于平壤荷花池洞的参战烈士墓剪彩。27日，朝鲜政府在平壤金日成广场组织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纪念停战6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为首的几名政府官员陪同朝鲜领导人观看，双方还各自安排一些战争老兵参加。阅兵式上出现一些身穿韩战时期军装的方阵和战争老兵车队，后面的群众游行队伍还举出志愿军参战时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2018年7月27日，根据朝鲜央行相关消息，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宣布发行《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币。《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币分为金银铜镍币。纪念币正面是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及纪念塔图案，外环郑重的刻着“1953-2018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1953-2018”字样，以及防伪珠点等。背面中央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徽，上方写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下方写有“主体107（2018）年”字样，金银币左右两边和中间分别标有纪念币纯度、重量和面额。金币为999纯金制造，发行量65枚；银币质地为999纯银，发行量650枚。铜币发行量1000枚。镍币发行量1250枚。
自1950年代初韩战结束以来，朝鲜人民中不断有越境逃至韩国的难民。1990年代以来，由于朝鲜经济困难及迫害，形成北方逃南者的趋势。从朝鲜逃亡至韩国或其他地方的人又称为“脱北者”。自从1950年代初韩战结束以来，超过九千名朝鲜民众逃到韩国。2007年初，这个数字突破一万。韩国统一部的发言人表示，从1990年代以来，逃亡难民大批增加。仅2002年到2006年，就有七千名朝鲜民众逃到韩国。很多朝鲜人先是偷渡到中国或俄罗斯（少部分为蒙古），然后转到韩国或其他国家（少部分为日本）。
美方纪录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34,686人、受伤103,284人和被俘4,714人，共约14万人[378]。中国大陆方面声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受伤和被俘共397,543人[27]。美国没有达成朝鲜半岛统一的目标。朝鲜战争鼓励美国采取冷战围堵政策，为美国进一步扩大亚洲防卫圈铺路。这些冷战政策最终导致美国企图阻止越南迈向共产主义。战争也使改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变得复杂，双方相互隔绝长达25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得以改善[379][380]。
韩战期间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五星上将奥马尔·布拉德利说，假如按照麦克阿瑟的战略计划，把在朝鲜半岛的战争延伸到轰炸中国东北和封锁中国海岸：“红色中国不是寻求称霸世界的强国。老实说，这战略会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381][382]直至21世纪，中国大陆仍有出版物认为布莱德利说的三错误战争是韩战[383][70]:引言第5页。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里称“除了国内战争及两次世界大战以外，这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
美国著名的韩战史专家布鲁斯·卡明斯以“鲜为人知的战争”作为著作的标题。[384]
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埃夫里尔·哈里曼谈到韩战时，曾称韩战是“一场苦涩的小战”[385]，“一个超级大国，又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死伤了那么多人，损耗了巨额物资，花费了巨额的战费，竟然战胜不了一个弱国，颜面丢尽”。[386]
美国学者约瑟夫·格登在其很有影响的著作《韩战———未透露的内情》一书中说：“在美国不愉快的经历中，韩战算是其中的一个：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韩战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国归来，而中国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的现代化军事力量。”[387]
美国学者罗斯托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认为韩战是一次不愉快的经验。韩战中美国“伤亡重大，而且在拖延整整两年的往往令人感到屈辱的谈判的时期里，伤亡有增无减”。“不管对国家政策进行怎样更加成熟的考察，一个简单的、众所周知的真理就是，美国下了赌注，也说了大话，但却没有用行动来兑现。”[388]
纽约时报称美国在朝鲜半岛打了两场战争，赢了北朝鲜，却输给了红色中国。[389]《韩战，我们第一次失败》一书的作者对美国之音解释，对美国而言是两场战争。美国赢的是，阻止了韩国被吞并以及在东亚范围内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但是，美国输了另一场，因为美国没能将共产主义从半岛赶出去。同时也有一些美国编辑不这么认为，中国表面上说胜利，但却承受了长达20多年的孤立，即使得到苏联的援助也作用不大，还在中苏交恶中半途而废，直到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才真正复兴。乔治亚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图克表示，美军本来在东亚无处驻军，借由此战的名义，可以一直驻扎在朝鲜半岛，而且有可能无限期地存在下来。美国至今仍在韩国驻有两万八千人的驻韩美军（以联合国名义），这对中国不算有利。[390]有超过10万名美国黑人士兵加入军队至朝鲜半岛作战，此外，战争中种族隔离政策之弊端，也促进美内部的民族融合，这是美军首次大规模地将黑人与白人士兵混编于同一单位。
1995年华盛顿特区建立韩战纪念碑。经历越南战争洗礼之后的美国人，几乎已将这场战争遗忘，故此韩战又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The Forgotten War）。
2013年7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韩战结束60周年之时发表演讲，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最后赢家是联合国军：“那场战争并非平手，而是韩国赢了。当5000万韩国人生活在自由、强劲和民主与世界最蓬勃的经济体之一时，朝鲜的落后、镇压与贫穷与其形成鲜明而且强烈的对比。”[391]这就是胜利，这就是前人留下的遗泽。[392][393]
战争对苏联的影响十分复杂，一般认为苏联是最大赢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操作下，当美国纠集联合国部队准备军事干预时（联合国安理会84号决议），苏联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完全可以一票否决支持朝鲜，可是就在投票关键时刻，苏联代表却因故缺席，联合国部队进军半岛，使韩战初期的局势逆转，成功逼迫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对抗美国等盟军，借此势力范围进入中国东北，而且战争随后扩大化，并也趁机出售大量二战剩余军事设备给中朝赚取资金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全国五分之一的财力参战，直到1965年才清偿完所有欠款[394]，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战后又“用英语抱怨”苏联是“死亡贩售商”（merchants of death），在韩战期间出售大量劣质枪炮弹药给中华人民共和国[395]。 而对于整个冷战格局而言，苏联成功地将美国的注意力一定地吸引至远东地区，从而使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对下降；同时也造成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经济实力有所降低，为苏联实现两国之间的“平起平坐”提供契机。
中方称有183,108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阵亡于朝鲜半岛[396]（西方估计阵亡人数为400,000人左右）。[397]
苏联通过朝鲜战争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资本主义阵营、尤其是美国战斗到底的决心[398]，打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的顾虑[399][400]，同时也重新审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共产党的实力，从1952年起开始大规模提供援助，以图建设全面倒向苏联的工业基础，这些援建项目以及1954年定下的几十个工业项目被合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打下冶金、石油、矿山采掘、煤炭、发电、电力装备、机械制造、纺织、造纸、制糖、航空、航天、交通铁路、国防兵器制造等全面的科研生产基础，从此开始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建设道路，并最终自主研发核武器。1954年，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华谈到关于斯大林迟迟未与谈判的旅顺港交还中国事项，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毛泽东虽想拿回，但正因刚刚停战，最初曾对苏军在当时要撤走表示犹豫，担心美国人可能会利用苏军撤出之际发动进攻。后得到赫鲁晓夫的若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苏联会提供帮助的承诺后同意苏方撤军。同时在谈判后苏军对中方人员进行了大量培训并移交了大量海陆空三军设备。[401]
韩战也大大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英国的大卫·斯科特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与国际体系》中援引众多发表于1950年代的评价。其中提到，约翰·G·斯托辛格称，“1950年以后，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变成敌对的，威胁性的，始自韩战”；肯尼斯·杨格称，“几乎没有疑问的是，韩战提升了红色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的声望”；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伊罗生总结道，韩战使人“震惊”，“带来中国作为战士与敌人的新形象”。理查德·L·沃克称，“韩战的重要结果之一，是红色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就此建立起来”。[402][403][404][405][406]同时，韩战期间，美军一线作战部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意志亦曾赋予高度的评价。[407][页码请求]
参加韩战对于朝鲜的意义，在中国大陆包括志愿军老兵及其后代中在停战几十年后开始出现激烈争论。战后初期，朝鲜由于苏东阵营援助及千里马运动，经济发展与生活条件比韩国更为优越。20世纪80年代起，朝鲜经济开始陷入滞胀，同期韩国经济全面反超朝鲜。苏联解体后，朝鲜的经济环境每况愈下，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加上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与朝鲜双方关系的不稳定不时逐渐显现，朝中双方对待此次战争认知方面的分歧在扩大。2000年（正值朝鲜苦难行军刚结束时），一批志愿军老兵参访朝鲜，回来后表示看到“他们仍然在水深火热中，很痛心。”[408]曾经参加过韩战，经历过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老兵、军事史作家刘家驹在结合自身经历和研究后认为韩战是“在斯大林的指导下，毛泽东的参与下，满足金日成吞并韩国的野心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为了金日成‘火中取栗’的‘侵略战争’”，“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409]2017年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官方网络媒体侠客岛表示，因为金日成要统一半岛，朝鲜半岛才爆发战争。中国卷入付出几十万生命，引发中美长期对抗，中国承担了朝鲜“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410]
由于2018年起中美关系的恶化、萨德系统对中韩关系的造成负面影响持续，中朝关系同期回温，中方对朝鲜战争再度回到了反美国介入内政的立场。新华社网站2020年10月刊登的署名文章陈述：“韩战”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两个有联系却有区别的概念；韩战是世界上对朝鲜半岛上发生的那场国际局部战争的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中国对自身参加韩战的定义。对于中国来说，韩战本不应该打（这却不在中国控制能力之内），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根据战争爆发前和战时苏、中、朝三方往来电报和一些内部文件，“深刻地说明了新中国入朝参战是反侵略和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此与朝开战无关，中国是指越过38线一事）。[411]
2020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金银纪念币1套，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412]。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仍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413]。10月23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414]表示“抗美援朝战争”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中国共青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表示韩战是内战，是因为“美国的介入”而演变成国际战争。[415]
在韩战爆发之初，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曾于6月29日致电给麦克阿瑟，表示愿意出兵三万三千人和三十架战斗机支援，但受到麦克阿瑟的拒绝，时任中央日报董事长董显光表示麦克阿瑟也曾有意接受提议，但是因为英国及共和联邦军队不愿与中华民国国军合作而被参谋部拒绝（英国已于更早之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在《麦帅回忆录》和《蓝钦使华回忆录》里则透露，麦克阿瑟于7月31日曾访台两天，并且发现中华民国军队多素质不高：陆军平均年龄超过四十岁、多用一次大战时期的武器、且大多是文盲，难以熟悉新装备的使用；空军有一半左右的飞机必须待料检修，油料和弹药大约也只够战时的一两个星期使用；海军舰艇有半数失去作用，基隆的码头甚至有一舰艇改为“水上招待所”对外营业。认为中华民国政府自顾不暇，遂打消此念头。[416]
对于当时迁移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而言，韩战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以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或是中华民国国军反攻中国大陆，这也致使台海两岸分治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直接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关系破裂，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西方世界长期孤立；美国同时认识到当时仍在联合国并代表“中国”保有安理会席位的中华民国对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重要性，因此将台湾重新纳入防御体系。日后美国主张协防台湾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台湾决议案》即是基于韩战的影响。美国也因此改变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以及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直到七十年代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升温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为止。但美国依旧与中华民国维持半官方关系，持续支持中华民国统治台湾至今。[417]
韩战期间，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曾多次提议派中华民国国军前往朝鲜半岛参战，亦曾获得麦克阿瑟的支持，但遭到联合国、美国和韩国李承晚反对，然而中华民国仍有进行物资援助[418][419]，且因韩战的缘故获得美援。部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被遣返台湾，客观上鼓舞了国军作战精神，他们抵达台湾的日期被称为一二三自由日[420]。
后来韩战被一些史学家称为“国民党的西安事变”，意思是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韩战救了国民党[421]:770[422]:263。
日本应美军要求，秘密派遣扫雷舰组成的“日本特别扫海队”参与了韩战[423][424]。
美国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对日政策转变为将日本变成美国的强大盟友[425][426]，促成了日本再武装化的自卫队。驻日盟军总司令减低了财阀解体政策的强度，事实上停止了将日本财阀完全解体的计划[425][427][428]。同时，由于美国对日本战争期间的物资供应的依赖，以及抗衡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的需求，战前日本国内各行业的领导者被重新任用。随着逆进程政策的实施，公职追放被废除，很多二战期间的较轻战犯，服刑期缩短或假释后都相继复出，并重返日本政商各界[429]。而日本与韩战最明显的关系是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大量的物资采购，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复苏产生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奠定日本之后成为经济强国的基础[430]。
1950年7月，英军进入朝鲜半岛，此后赴朝鲜半岛服役的英国军人共计超过9万[431]。
10月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介入韩战，这种政策受到挑战。对外，伦敦担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敌对会危及英国在华利益，甚至使共产阵营对香港等远东殖民地构成威胁；对内，二战后元气大伤的英国因为武装政策及军费开销而使国库吃紧，冲击民生及社会福利预算。而在韩国总统李承晚公开指责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等共和联邦派兵国“影响麦克阿瑟遭到撤职”[432]，之后英国民众对李承晚及韩国第一共和政权的腐败、专制产生极大反感，舆论立场也逐渐转向反战。
工党及艾德礼内阁的韩战政策失去民心，党内也因为舆论压力及预算问题爆发分裂，这些因素使得工党在1951年的国会大选中落败。而选前抨击工党将英国拖入韩战泥淖的保守党，则在丘吉尔的带领下取得执政权。丘吉尔重新上台后，迅速改变立场，推动停战政策，使英国得以从朝鲜半岛的难题抽身而出，同时在韩战问题上不再支持美国[433]。
战后的英国是联合国军组成诸国中最后一个于首都立碑纪念者，伦敦韩战纪念碑在2013年11月奠基，2014年12月3日进行揭幕典礼[434]。
韩战促成了土耳其于1952年加入北约[435]并对其之后与韩国的双边外交和贸易关系奠定了基础[436]
撤军问题其实从1951年7月双方开始谈判之前就提出。本来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想将撤军问题也纳入谈判议程，但是美国方面坚决反对。为了尽快停战，毛泽东经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后，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再谈判解决，而不将其作为停战的前提条件。但是1953年7月停战后，原定应在三个月内召开的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撤军问题、统一问题、和平协议等重大问题）却未能召开。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朝鲜问题也是无果而终。1958年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于当年年底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3月15日，撤军开始。10月22日，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率领志愿军总部官兵撤军回国。10月26日，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437]。
从1945年到1961年间，美国与联合国向韩国提供了3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为韩国经济提供投资融资，保持国际收支逆差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以重建世界经济和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对大韩民国的经济援助，最初是由朝鲜政府成立后不久于1948年12月10日签署的一项条约发起。
韩战爆发时，联合国于1950年12月1日成立了一个名为联合国韩国重建局（UNKRA）的新组织，并通过美军采购食品，向韩国平民提供了大量援助。到了1954年，援助金额已达到4.5亿美元。援助的物资和细节各不相同，包括旧衣服、面粉、毯子、床、米、盐、荞麦、卫生盒、橡胶鞋和焦糖。在美国的援助物资中的玉米面袋，背面都用韩文写着“美国人民捐赠”。这些援助由美国国防部于1953年7月1日至1955年6月30日成立的对外活动办公室（FOA）和1955年下半年接管的国务院国际合作办公室（ICA）监督。从1953年到1961年，该援助总额为17.4亿美元，占所有援助的最大份额。在首尔成立了由韩国和美国政府的一位代表组成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后，该委员会就整个经济问题与韩国政府进行了磋商，而韩国政府有义务接受委员会的建议。
韩国经济得以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免费援助。1953年，经济援助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达到10％。在195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最高13％。当时，有90％的投资资金来自外国援助。战后至1960年代，韩国经济实现了4-5％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援助力量，而韩国获得的援助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多[438]。
有许多影视作品都以韩战为题材或与韩战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自911事件后，韩战题材的作品在中国大陆被视为禁区。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00年分别拍摄电影《北纬38度线》和电视剧《抗美援朝》，两部作品都未能获准播出[439]。此后，中国大陆影视剧的制作和播出在此题材上形成禁忌。有人认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避免刺激美国而作出的决定[441]。根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透露，电视剧《抗美援朝》未有播出是因为当时恰逢911事件发生[440]。之后有部分解放军将领上书，希望中共中央能允许公映《抗美援朝》，但未获得批准。[442]
直至2016年，电视剧《三八线》打破这种政治禁忌。曾任彭德怀韩语翻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赵南起推动此剧的播出[443]。同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彭德怀元帅》亦有赵南起的推动，但仅因涉及韩战，尚需最高层批准[440]。随着中美贸易战及之后中美之间的一系列摩擦，中国大陆宣传部门对朝鲜战争主题文艺作品的态度愈加开放，2020年有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的献礼片电影《金刚川》、40集的电视连续剧《跨过鸭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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