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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为记载佛语和佛陀教法的经典。主要指经藏，有时也泛指经律论三藏，以及历代后贤著作的全部佛典，古代总称为“众经”、“一切经”或“大藏经”[1][2][3]。按佛教传统和记载语言，佛典可分为巴利语（南传上座部佛教）、古汉语（汉传佛教）、古典藏语（藏传佛教）三大体系，残存的梵语、犍陀罗语文献，并衍生出焉耆-龟兹语、于阗语、粟特语、回鹘语、西夏语、蒙语、满语、日语、韩语、越南语、古爪哇语、高棉语、泰语、傣语、缅语、僧伽罗语、现代汉语和英语等语言的再译本。
佛教在印度一千多年的发展，诞生了为数众多的庞大典籍。尽管有共通源头，但经过长期抉择、扬弃与衍生的教判过程，形成了多样化的面貌[4][5]：
- 斯里兰卡、泰、缅等地传承声闻乘的上座部教法，以传至斯里兰卡岛的分别说部──赤铜鍱部中阿努拉德普勒大寺派的《巴利三藏》为主，重视四念处禅修。传扬解脱道四向四果，为上座部佛教；
- 汉字文化圈以大乘经论为主干。教理之义学肇始于关河(鸠摩罗什)[6]，后有三论、天台、华严、法相，旁兼说一切有部毗昙学、成实学、俱舍学；行法有参禅(禅宗)、念佛(净宗)、止观(关中/庐山禅经、天台止观、华严止观、瑜伽师地论等)，及秘密乘中杂密的仪轨咒语，和纯密的修行体系。主要传扬菩萨道，推崇菩提心和六波罗蜜行，为东亚佛教，属于大乘佛教的一支；
- 西藏、不丹、蒙古等地承接密续教法，以和怛特罗有关的印度密教为主。重视显教宗义(藏: grub-mtha')有部、经部、唯识、中观的学习，密咒坛城护摩的加持，以及观修本尊。其修行分为修习空性的解脱道(藏: grol lam)，和修习那洛六法等密续瑜伽，开通气脉和脉轮的方便道(藏: thabs lam)。传扬密咒金刚乘，得悉地成就，为西藏佛教，属于大乘佛教的一支。
1967年，世界佛教僧伽会通过〈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的基本共识〉，作为联合不同佛教传统的普世宣言。其成员来自南传上座部佛教、大乘佛教和怛特罗佛教在世界各地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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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早期并没有书面经典，僧众以口述传承教法[7]。释迦牟尼寂灭后，僧团在王舍城举行第一次集结（saṃgīti）。据佛教律藏的共通记载，该次集结由“上座”比丘大迦叶等人主持[8]，“多闻者”阿难诵出佛陀所说修多罗，“持律者”优波离诵出波罗提木叉，大众对其内容共同审定，再编成次第，为后来《四阿含》（法）与律藏（律）的起源[9][10]。
佛陀在世期间，其大弟子舍利弗、迦旃延等人，擅于归纳演绎佛法精义，为后来阿毘达磨论藏（对法）的滥觞[11][12]。传说王舍城结集时，大迦叶诵出了阿毘达磨（其他的记载，则谓是阿难或富楼那）[13][14]。在推重阿毘达磨的上座部中，如说一切有部、铜鍱部、犊子部等，主张自宗所传承的阿毘达磨论为佛陀所说[15][16][17]，不过大众部与化地部、铜鍱部律没有结集论藏的明文[14]，而经量部师认为没有对法藏，对法只是契经解说慧学的部分，弟子所作的论只是经疏，不算作藏[18]。
印顺法师检视有关论藏结集的记载，异说纷纭，认为论藏在部派分立以前的时代尚未存在，而应为部派时代的作品[14][19]。他也主张经与律，应是经过一段时期不停的整理与结集才形成现有规模，现存的四阿含与律藏难以单一溯源到王舍城结集[20]。
大乘经的传出有种种传说[21]。据《大唐西域记》，大众部另外进行窟外集结集出五藏。其中或有大乘经；《大智度论》则记载，佛陀灭度后，文殊、弥勒诸大菩萨，与阿难共集摩诃衍教法，专称为“菩萨藏”[22][23]。西藏传说则称大乘佛法之根本结集，在王舍城旁无垢空性山（Vimalasvahava），有百万佛子聚集，由普贤菩萨领导、文殊、弥勒、金刚手等大菩萨共同结集而成[24]。其他则有说是从诸天与龙宫取得、忆念过去生所闻佛法、从他方佛、三昧中见佛等听闻而来[25]。
大乘经论当中，文殊传承甚深观于龙树─提婆，形成《中论》等中观般若经论，弥勒传承广大行于无著─世亲，形成《大乘经庄严论》等唯识经论[26][27]。天台宗以龙树为佛陀“金口相承”，以自宗为龙树“今师相承”。禅宗称佛陀在灵鹫山拈花微笑，以“正法眼藏”付嘱摩诃迦叶，其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心印”，代代相传至菩提达摩。[28][29][30][31]。
有些记载称，三藏之外另立有“咒藏”[32]，专门收集诸佛所说之秘密真言(mantra)、陀罗尼(dhāraṇī)、种子字(bīja)、明咒(vidya)，或护咒(paritta)。大乘佛教以金刚手菩萨（金刚萨埵）为杂密及诸密续之传法与集结者[33][34][35]，藏密又以普贤王如来、金刚总持为无上瑜伽的传法者[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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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在何处传播、受持等问题，历史上并无留下明确记载，因此无法确定从佛世到佛灭间佛教流传的地域范围。只能从阿含经与律藏所提的说法与制戒地点，约略推想出佛陀游历的地区，大抵就是恒河中游的摩揭陀国，即现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大部分与北方邦的一部分地区[38]。
在根本分裂后，由于阿育王对佛教的保护政策，佛教传到印度内外各地。之后，根本两部又各自再分裂，到佛灭三百年以后，便形成所谓十八部的“部派佛教”。据南方上座部所传，阿育王派遣僧伽到印度国内外九个地区传教，扩大佛教教团的幅员，即西北自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甚至更远及希腊；北至喜马拉雅山地，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带发展，南从印度南部到斯里兰卡，东则远达缅甸地区。而佛教哲学的论书（阿毘达磨）也在这时逐渐成立，一般认为论藏是历经初期、中期、后期，共费时约二至三百年的时间，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才定型下来[38]。
大乘佛教的传出，至早为公元前一世纪左右[39]。初期传出的大乘经典可分为以信行为中心的“念佛”，与重视智行的“般若”、“空”等两大类[38]。迦腻色伽28年(公元2世纪)，摩偷罗地方就有阿弥陀佛像，为已知最古之阿弥陀佛像，其铭文为“愿一切众生得无上佛智”，可见其时阿弥陀佛信仰已在当地流传[40]。这些新传出的大乘佛典，与佛传文学有密切的关系，当中提倡以菩萨为本的佛法，并反对部派佛教的阿毘达磨学说，引发了当时部派间的论诤[38][41][42]。至公元二世纪后，这些大乘经典大量在中国传译[39]。
关于大乘教团的起源问题，现代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未有明确定论[43]。明治时期的学者前田慧云(1903)对比大乘和大众部的思想后，找出其中的共通点，提出“大众部起源说”，但也有学者认为大乘佛教未必与大众部有密切的关系，倒与上座部系有很深的渊源[44]。平川彰(1968)则提出“在家佛塔教团起源说”，认为大乘佛教非源于部派，而是以佛塔供养为中心的在家信奉者教团。不过此说因文献证据不足，主观推论过多，有不少学者提出反对意见。Gregory Schopen更详细考察印度与佛塔相关之碑铭，得出公元前二世纪已有出家僧人参与佛塔供养，表明部派僧人与佛塔供养的密切关系，主张“在家佛塔起源说”不能成立[43]。Paul Harrison等学者，则注意到大乘经典强调禅修的重要，而主张大乘初期的教团是以森林禅修、头陀行为主的传统，这群禅修者日渐增多后才开始发展成寺院[45]。
另外，有学者认为大乘是在部派佛教中依附于部派的特定学派思潮，而不具有教团的独立自主性。按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最早出现“大乘”名号的碑文位于公元五世纪以后西印的阿旃陀石窟，刻有“释种比丘．大乘（信奉者）的布施，回向一切众生得无上智”的字句，推测或许到此时才有比较自主的大乘教团存在于印度[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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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传布其教法的用语，最初为摩揭陀俗语。随着教团扩张，僧众们用印度当地的俗语来传布佛陀的教法[46][47][48]，到笈多王朝（约公元320-550年）时期，佛教内部转而使用梵语的情况变得明显[49]。
由于佛陀禁止以吠陀梵语传述佛典，早期的汉译佛典并非译自梵语，而是从印度俗语、犍陀罗语、西域诸语等语言翻译过来的[50][51][52][53]。直到后期，佛教僧众改以梵语作为经典语言之后，南北朝之后的汉译佛典就以梵语占多数，而七世纪之后的藏译佛典更是几乎全译自于梵语[54]。
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相传是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随后有安世高译《转法轮经》《安般守意经》、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支谦等译《法句经》《大般泥洹经》、康僧会译《六度集经》、竺法护译《生经》《修行道地经》、鸠摩罗什译《遗教经》、还有译者不明的《稻秆经》、《八大人觉经》等早期翻译佛典[55]。
东晋至唐朝为汉译佛典兴盛期，其中鸠摩罗什与真谛、玄奘、不空（或义净）并称为佛经翻译四大家，译出不少般若、中观、如来藏、唯识和秘密乘佛典[56]。北宋的法天、施护、天息灾等人，所译佛典以密续为主而旁兼阿含类及些许大乘显教经论，这是汉传佛教最后一次大规模翻译佛典的活动[57]。
民国时期，汉传佛教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以及藏传佛教有了较多接触，分别有了参法师（叶均）和法尊法师译出零星作品[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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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和地域的佛教，有其各自尊奉的至高教典。初期佛教奉《阿含》为佛陀根本圣教，大乘佛教以《般若经》为佛法核心[60]，唯识学派以《解深密经》为最高宗义[61] ；中国佛教把《法华经》《华严经》《楞严经》视为究竟圆满的圆教，赞誉“法华成佛，华严富贵，楞严开慧”[62][63]。源自唐密的日本密教，宗奉《大日经》《金刚顶经》《苏悉地经》《般若理趣经》[64]。藏传佛教的藏密行者常诵持《圣妙吉祥真实名经》，以《秘密集会续》《胜乐根本续》《时轮续》等无上瑜伽密续为最上教法[65]。尼泊尔的尼瓦尔佛教则有以九部梵文本大乘佛经为殊胜“九法”（Nava Dharma）的传统[66][67]。
就汉传佛教宗派而言，禅宗又与《楞伽经》《思益经》《维摩诘经》《金刚经》《文殊说般若经》《大乘涅槃经》《圆觉经》有重要渊源[68]；西方净土法门特重《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弥勒净土法门重《弥勒下生经》《观弥勒上生经》[69]。此外，解说如来藏义的《胜鬘经》，和禅那、三昧有关的《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观普贤行法经》在汉传佛教亦受一定重视[70]（印度中、后期大乘亦重视《月灯三昧经》、《宝云经》[71][72]）。祈请佛菩萨护佑加持的《金光明经》《仁王护国经》《药师经》《地藏经》《普门品》等，在汉传佛教也相当盛行[73]。《大宝积经》和《大方等大集经》为大乘的经集，广收各种大乘修行法门。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大悲咒〉〈尊胜咒〉〈楞严咒〉为汉传佛教不分宗派普遍诵持的陀罗尼。在密教当中，佛菩萨本尊护法各有其真言，如观世音菩萨的〈六字真言〉、准提菩萨的〈准提咒〉、毗卢遮那佛的〈光明真言〉。藏传密宗特别盛行多罗菩萨的〈度母二十一礼赞〉以及〈金刚萨埵百字明咒〉，后者为修习本尊瑜伽的必备前行。尼泊尔的尼瓦尔佛教奉行《大随求陀罗尼经》、《守护大千国土经》、《大孔雀明王经》、《大寒林陀罗尼经》、《大护明大陀罗尼经》为五护陀罗尼（Pañcarakṣā）[74]。奉尼柯耶为圣典的南传佛教则把《慈经》、《吉祥经》、《宝经》、《阿吒曩胝经》等当作护卫经文。舍利弗因之悟入法眼净的〈缘起偈〉，经常被铭刻在印度寺院的佛塔上，视之为佛陀法身[75][76]。
并非所有汉传佛典皆为翻译之作，如古代民间流行用来祈求福报的《高王观世音经》、《天地八阳神咒经》等，或者天台宗著作中，常引用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提谓波利经》、《像法决疑经》、《最妙胜定经》[77][78][79]，后世经录皆判定非译自印度，而列入伪目，为刻本藏经所不收。又如传达孝顺亲长的《父母恩重难报经》、《盂兰盆经》、《地藏经》等，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是华人僧俗所造[80]。这些可能是在汉地撰造的“本土经论”不乏至今仍对中国佛教影响至钜的佛典，如戒律类的《梵网菩萨戒经》，经藏类的《大佛顶首楞严经》、《圆觉经》，以及论典类的《大乘起信论》、《宝藏论》等等[81][82]。
《六祖坛经》是后人推崇禅宗六祖曹溪惠能的言行，尊称为“经”的言行录[83]，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净影慧远《大乘义章》、慈恩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以及永明延寿《宗镜录》为汉地重要的佛教通论之书，为佛法之纲要[84]。智𫖮《法界次第初门》则从其止观角度出发，撰集法数名目，明法门之浅深次第。《法苑珠林》以类书的形式网罗众多佛教经论和外典俗书，为佛教的百科全书[85]。《弥兰王问》（那先比丘经）记载部派佛教时期，印度僧侣那先比丘（龙军长老），与统治当时北印度之希腊国王弥兰王（米南德一世）对答佛教义理，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与希腊文明的初次对话。
中国佛教在唐代以后，为了控管僧尼人数，曾形成“试经度僧”的度牒制度，以《法华经》等大乘经为主要的应试经论[86]。历史上流行又富有文学影响的汉译佛经，依据胡适的说法，则要算上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法华》，《维摩诘》这三部[87]。初期佛教圣典、现代佛学公认最接近原始佛教的《阿含》，反而长期在中国佛教的传统里受到冷落[88]。不过在印顺法师的阐发推动下，记载佛陀根本思想言行的四阿含及尼柯耶，已逐渐为现代华语佛教界所研习重视[89]。
由于佛教经文繁多、经典庞大，一些短小的经文或偈颂集，编辑为入门书而流传开来，如《法句经》[90]、《四十二章经》(中国佛教)、《佛遗教经》、《八大人觉经》(中国佛教)[91][92]、无著贤论师的《佛子行三十七颂》(西藏佛教)[93]、摩咥里制吒的《一百五十赞佛颂》及龙树的《劝诫王颂》（印度佛教）[9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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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成道后，开演教法的第一部经，是在鹿野苑对五比丘宣说中道及四圣谛的《转法轮经》，接着是《五蕴皆空经》，最后一部是佛陀入般涅槃前三个月行脚教化及开示最后教诫的《大般涅槃经》[95]。天台宗判教等大乘佛教说法，是以如来初成道后，现毘卢遮那身讲《华严经》顿说佛道，尔后开演《四阿含》，以及《维摩诘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大乘经渐次陶练其心，最后讲《法华经》开权显实，显扬一乘，又于入灭前说《涅槃经》捃拾众生，令具真常佛性，入大涅槃[96][97]。
若按体裁，佛典又可分为十二种形式（若依九分教则没有“尼陀那”、“阿波陀那”、“优波提舍”）：
- 修多罗（Sūtra）：以散文迳直阐述法义，又称长行、略说；狭义来说，指直说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因缘、四谛等内容的教说。[98]
- 祇夜（Geya）：以偈语重诵修多罗中所说法义，又称应颂、重颂。[99]
- 记别（Vyākaraṇa）：辩析真实法义，解说法义显明了义的教说，用以记真实义；又指弟子所证或死后生处，以及未来世证果及成佛名号，为记未来生事或菩萨当成佛之事，又称授记。[100]
- 伽陀（Gatha）：不同于像祇夜那样对长行再次解说的偈颂，而是直接以偈语来赞咏法义。[101]
- 忧陀那（Udāna）：无人请问，佛陀见世间事，随兴自发偈语，又称无问自说；说一切有部的法句经亦名忧陀那（自说品，Udanavarga[102]）。[103]
- 尼陀那（Nidāna）：指佛陀宣说法要或制定戒律，其所特有的事缘，又称因缘。[104]
- 阿波陀那（Avadāna）：为令了解所说旨趣，而举世间事迹、业报因缘、寓言故事等为例，显明所说本义，又称譬喻[105]；又用来指辟支佛、阿罗汉等自说其本行因缘，又称本起[106]。
- 本事（Itivṛttaka/Ityuktaka）：不清楚是佛陀对何人说，在何处说，为何事说，自古辗转相传听来，以“吾从世尊，闻如是语”起头，“尔时世尊，重摄此义”及重颂作结。以玄奘所译《本事经》以及巴利《如是语经》（巴利语：Itivuttaka）为代表[107]；或指除佛本生外，所宣说的所有过去世之事。[108]
- 本生（Jataka）：佛陀过去生所行的菩萨行故事，有些源自印度民间故事的佛化。[109]
- 方广（Vaipulya/Vaidalya/Vaitulya）：以正理广为分辨诸法，广说种种甚深法义的契经名为方广(vaipulya)，如《梵网六十二见经》、《大因缘经》等[110]。亦名广破(梵语：vaidalya；巴利语：vedalla)，由此广言能破极坚无智暗。又称无比(vaitulya)，由此广言理趣幽深，无有诸法能与相比[111]。南传上座部称为vedalla，解释为由发问而得智与欢喜的契经，如《中部·43经》、《中部·44经》等[112]。大乘佛教则认为菩萨藏相应言说名为方广，或称方等。[113]
- 未曾有法（Adbhutadharma）：说三宝佛、法、僧的甚稀有事，又称希法；或指诸弟子等赞叹如来具有的特别功德。[114]
- 优波提舍（Upadeśa）：对其余分教所说义理加以分别法相，释难决择，显示正理，是为论议；佛的大弟子，共集一处，对佛的略说，各申解说，随理辩释，如阿毘达磨（Abhidharma）、摩怛理迦（Mātṛka，本母）等，亦为论议。[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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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在人间活动事迹的素材，散见于律藏以及本缘部佛经，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众许摩诃帝经》、《四分律·受戒犍度》、《五分律·受戒法》、《巴利律藏·大犍度》、《本生义注·Avidūrenidānakathā》、《大事》、《中本起经》、《修行本起经》、《太子瑞应本起经》、《异出菩萨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普曜经》、《方广大庄严经》、《佛本行集经》、《僧伽罗刹集经》、马鸣《佛所行赞》、《佛本行经》等佛典，当中涉及具神话色彩的本生类故事[116]。信仰者以这些佛传故事为雕绘主题，创造出四相、八相或十二相佛陀成道图的艺术表现形式。
传统的佛传作品，有五世纪的佛授（Buddhadatta）撰《胜者庄严》（Jinālaṅkāra）[117]，六世纪初僧祐造《释迦谱》，禅宗灯史录〈七佛〉传，十三世纪天台僧志磬作《佛祖统纪·释迦佛纪》，十五世纪末格桑曲吉嘉措立《藏传释迦牟尼佛传》（原书名：无误讲述佛陀出有坏美妙绝伦传记·善逝圣行宝藏），这些作品大多为史实、传说与法统相糅合的叙事[118]。
现代人著作则有星云法师《释迦牟尼佛传》、髻智比丘《亲近释迦牟尼佛:从巴利藏经看佛陀的一生》、一行禅师《故道白云》、中村元《瞿昙佛陀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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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藏经的编纂始于南北朝时，之后在全国存有大量的写本藏经，但由于资料缺乏，对于这些写本藏经的情况现在尚未厘清。到唐开元时，据《开元释教录》记载，已有1076部，5048卷。之后，各代又续有新译经论和著述入藏。雕版藏经最早为开宝藏，北宋初开始刊印。最初为蜀版，后有福州版。其后历代多有官私方的藏经雕印[119]。
历代雕版印刷的汉文大藏经以般若部为首，排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最前，至大正藏则以阿含部为首，排序长阿含最前。藏传的《蔡巴甘珠尔目录》以金刚果乘续部为首，排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和《吉祥时轮本续》最前[120]。
- 大批的藏文和汉文版本的翻译经典。
- 锡兰、缅甸、柬埔寨和泰国所存，源自古印度上座部所宗奉经典的巴利文版本。
- 尼泊尔保存的、印度晚期佛教所存认的一部不很完整的经集，附有一部辅助性著作的选集。
- 少数散布在其他各地的印度语文经典，例如保存在西藏、日本和印度西部某些耆那教徒的藏书，以及埋藏在中亚墓窟的藏书。
- 经藏：梵文Sūtra-piṭaka的意译，音意合译为“素怛缆藏”，指释迦牟尼诸弟子所传述的释迦佛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其后佛教徒称为释迦牟尼言行的著作。[124]
- 律藏：梵文Vinaya-piṭaka的意译，音意合译为“毘奈耶藏”，记载佛教僧侣的戒律及佛寺的一般清规。[125]
- 论藏：梵文Abhidharma-piṭaka的意译，音意合译为“阿毘达磨藏”，是对佛教教义的解说。[126]
《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将“过去无量殑伽沙诸佛世尊所说正法”，摄为五分（藏）：
- 乐处山林，常居闲寂修静虑者，说素呾缆藏(经藏)。
- 乐习威仪护持正法，一味和合令得久住，说毘奈耶藏(律藏)。
- 乐说正法分别性相，循环研核究竟甚深，说阿毘达磨藏(论藏)。
- 乐习大乘真实智慧，离于我法执著分别，说般若波罗蜜多藏(般若藏)。
- 不能受持契经调伏对法般若，或复有情造诸恶业——四重、八重、五无间罪、谤方等经、一阐提等种种重罪——使得销灭速疾解脱顿悟涅槃，说诸陀罗尼藏(真言藏─密教悉昙咒语等)。
并称五藏之受持者，阿难受持“素呾缆藏”(经)，优婆离受持“毘奈耶藏”(律)，迦旃延受持“阿毘达磨藏”(论藏)，文殊菩萨受持“大乘般若波罗蜜多”(般若)，金刚手菩萨受持“甚深微妙诸总持门”(真言门)。
汉传大藏经，主要由域外翻译佛典组成，后来也加入汉传佛教僧人撰写的佛教著作。最初为写本，印刷术发明后，在北宋初年出现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即《开宝藏》。由于写本传抄有异写、讹字、脱文、衍文、倒文，因此各地流传的写本藏经也有所不同。从北宋初年到末年，由当地写本藏经产生的刻本大藏经，主要形成了三个系统：以《开宝藏》为代表的中原系、以《契丹藏》为代表的北方系、以《崇宁藏》、《毘卢藏》为代表的南方系[127]。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
|---|---|---|---|---|---|---|---|---|---|
| 名称 | 开宝藏(蜀版、宋本) | 契丹藏(丹藏、丹本) | 崇宁藏(闽版) | 毘卢藏 | 圆觉藏(思溪藏) | 资福藏(思溪藏) | 赵城金藏(蜀版) | 碛砂藏 | 高丽藏(再雕) |
| 发行年 | 太平兴国八年(983) | 清宁十年(1064) | 崇宁三年(1104) | 绍兴二十一年(1151) | 绍兴二年(1132) | 淳熙二年(1175) | 大定十三年(1173) | 至治二年(1322) | 高宗三十八年(1251) |
| 数量 | 5048卷(增补) | 6006卷 | 6108卷 | 6132卷 | 5480卷 | 5490卷 | 6900卷 | 6362卷(管主八续) | 6589卷 |
| 状态 | 零星经本 | 零星经本 | 藏东寺 | 藏宫内省图书寮 | 藏增上寺 | 藏国图等地[a] | 藏国图[b] | 藏陕图等地[c] | 藏增上寺, 海印寺[d] |
| 发起人 | 宋太祖 | 辽兴宗 | 福州东禅寺 | 福州开元寺 | 密州观察使王永从 | 安吉州资福寺 | 崔法珍 | 平江府碛砂延圣院 | 高丽高宗 |
| 底本 | 开宝藏 | 崇宁藏 | 毘卢藏 | 圆觉藏 | 开宝藏 | 圆觉藏 增补:普宁藏 |
开宝藏 增补:丹藏,国本(初雕) | ||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
| 名称 | 普宁藏 | 弘法藏 | 元官藏 | 洪武南藏 | 永乐南藏 | 永乐北藏 | 武林藏 | 万历藏 | 嘉兴藏(径山藏) |
| 发行年 | 至元二十七年(1290) | 至元三十一年(1294) | 至元二年(1336) | 洪武三十二年(1399) | 永乐十五年(1417) | 正统五年(1440) | 永乐二十年(1422) | 顺治十四年(1657) | 康熙十五年(1676) |
| 数量 | 6327卷(管主八续) | 7182卷 | 6500卷 | 7000卷 | 6331卷 | 6924卷 | 不明 | 6234卷 | 12600卷(正续编) |
| 状态 | 藏增上寺、浅草寺 | 零星经本[e] | 零星经本[f] | 藏川图[g] | 藏鲁图等地 | 藏广教寺等地[h] | 零星经本[i] | 藏宁武县文化馆[j] | 藏北京故宫等地[k] |
| 发起人 | 白云宗大普宁寺 | 元世祖 | 太皇太后卜答失里 | 明太祖 | 明成祖 | 明成祖 | 杭州施主 | 朱常润的选侍王氏 | 紫柏真可 |
| 底本 | 资福藏 | 赵城金藏 | 至元录经目 | 碛砂藏 | 洪武南藏 | 永乐南藏 | 碛砂藏, 洪武南藏 | 永乐南藏, 北藏 | 永乐北藏 |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选辑 | |
| 名称 | 天海藏 | 黄檗藏 | 龙藏 | 弘教藏 | 卍正藏 | 卍续藏 | 频伽藏 | 大正藏 | 藏要 |
| 发行年 | 正保五年(1648) | 延宝六年(1678) | 乾隆三年(1738) | 明治十八年 (1885) | 明治三十八年(1905) | 明治四十五年(1912) | 民国二年(1913) | 昭和九年(1934) | 民国二十四年(1935)[l] |
| 数量 | 6323卷 | 7374卷 | 7168卷 | 8539卷 | 7082卷 | 6957卷 | 8416卷 | 13520卷 | 400余卷(73种书) |
| 状态 | 藏轮王寺 | 藏万福寺 | 藏北京故宫等地[m] | 印刷出版 | 印刷出版 | 印刷出版 | 印刷出版 | 大正一切経刊行会印刷出版[n] | 金陵刻经处印刷出版 |
| 发起人 | 德川家光 | 铁眼道光 | 雍正帝 | 弘教书院 | 京都藏经书院 | 京都藏经书院 | 罗迦陵 | 高楠顺次郎等人 | 欧阳渐、吕澂 |
| 底本 | 资福藏, 普宁藏 | 嘉兴藏 | 永乐北藏 | 高丽藏 黄檗藏(工作底本)[128] |
黄檗藏 | 弘教藏 | 高丽藏 频伽藏(工作底本)[128] |
资福藏 |
中国佛教石经雕刻之举始于北魏末年，盛于隋唐。除了刻在碑上，也刻于摩崖和经幢上。
“摩崖刻经”以北齐、北周为盛，所在地域遍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四川。其中最著名的是山东泰山经石峪的大字《金刚经》﹑徂徕山映佛岩的《大般若经》、水牛山《文殊师利般若经》等[129][130]。河南安阳宝山、河北磁县鼓山亦有著名的佛经摩崖[131]。
“经幢”创于初唐，其制如柱，一般为八角棱形，上有盖，下有座，经文刻于柱身。陕西富平《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刻于唐永昌元年 (公元689年)，为现存较早的经幢。佛教经幢以刻《陀罗尼经》为多，但也有刻《心经》、《楞严经》、《大悲心陀罗尼经》、《金刚经》、《药师经》等经的[129][132]。
“碑刻佛经”，数量很多。最著名的是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幽州沙门静琬镌刻石经以防法难，直至明末，历时千余年，共刻成15061石，包括佛经1100多部，3500多卷，是中国字数最多的铭文。所用底本校勘精审，亦包括从未见于目录著录的稀世孤本，例如《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唐玄宗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131]。
此外，还有“石柱佛经”，刻在石柱上藏于石洞中，以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为代表[133]；“塔刻佛经”，镌刻于塔身或塔内石壁上，内容包含了佛教经目和各类佛教经咒[132]。
长庆二年至文宗太和三年（829），清晃、清海等于苏州重玄寺法华院刻成石壁经，系为寺僧契元所书，白居易亦为之作赞碑。计刻法华经、维摩诘经、金刚般若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阿弥陀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实相法密经(实相般若波罗蜜经)及般若心经等十万言以上[134][135]。
书法家写佛经，最早也最重要的，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北魏人所书，刻入《壮陶阁帖》者为最早，有唐咸通年间大秦寺僧题识。但影响较大的，是稍晚的欧阳询心经写本，他也写有〈佛说尊胜陀罗尼咒〉。此外，释怀仁集王羲之墨迹为〈集字圣教序〉，写有行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36]。著名的，还有题为王羲之所书的《佛遗教经》、锺绍京的《转轮圣王经》（起世经·转轮圣王品）、柳公权的《金刚经》、国诠的《善见律》卷、张旭草书《心经》、以及怀素草书《四十二章经》[130][137]。
唐代佛经传抄最广的是写经生、僧人的写经作品，一直要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这些作品才大量现世。所抄佛经以《妙法莲华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维摩诘所说经》、《无量寿宗要经》的数量最多，其质量参差不齐，以发愿供养、祈求福报为主要目的[138][139]。此外，大批的佛典疑伪经文献、汉地佛教撰著、天台教典、毗尼藏、禅宗著作、宣教通俗文书，如变文等，皆在敦煌文献抄写之列[140]。
唐代以后，黄庭坚、赵孟𫖯、董其昌、文徵明、陈洪绶、文嘉、张照、孔继涑等人所写《心经》；苏轼、赵孟𫖯、祝允明、孙慎行等人所写《四十二章经》；米芾写〈倒念揭谛咒〉；苏轼、黄庭坚、张即之、赵孟𫖯、文徵明、董其昌、释弘一写《金刚经》；赵孟𫖯、董其昌写《妙法莲华经》等，均可称为名品[136][141]。其余佛经法帖尚有张即之《华严经》《佛遗教经》、赵孟𫖯《楞严经赞佛偈》、苏轼《圆觉经》《华严经破地狱偈》、黄庭坚《文益禅师语录》、董其昌《楞严经圆通偈》《阿弥陀经》《佛遗教经》、林则徐《阿弥陀经》、弘一法师《华严经》等等[136][142]。
清代帝王亦好写佛经，所抄内容以智慧、修持、觉悟、真如类的典籍为主，包括《般若经》、《心经》、《金刚经》、《法华经》、《圆觉经》等。较具有代表性的佛经写本，则有：康熙《心经》、乾隆《金刚经》、《白衣大悲王印陀罗尼经》、咸丰《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慈禧太后《心经》[143]。
篆书方面的名作，则有宋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1007年）灵隐寺莫庵道肯，写成的集篆三十二体《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每章一体，并注记各体源流。从北宋以后，历经明、清二代，屡见重钞翻刻或复临的三十二体篆书《金刚经》，是篆书史上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集篆作品[144]。
为使佛法永存，防止佛经被毁，中国石刻佛经相当兴盛，从北齐至宋元时期，究竟刻有多少石经已无法统计[133]。书法家写佛经的风气，则较道经晚起步。唐代书法家少写佛经，宋代书法家以翰墨为佛事，在三教合流的风气下，兼写佛道经[136]。晚清藏书家叶昌炽评论：“佛经之精者皆大字，而碑为多；道经之精者皆小楷，而帖为多”[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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