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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汉朝。最流行的传说是，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遣使求法[1]，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2]。在中国传播的佛教包括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中国南方的上座部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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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佛教在汉朝之前就已传入中国，但是这些说法多属传说性质，禁不起考证，如王嘉《拾遗记》载，燕昭王七年（前317年）“沐胥（即印度）之国来朝有道术人名尸罗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是“佛法入中国之始”[3]。
《列子·仲尼篇》 载：“丘闻西方有圣人焉”，因此唐代道宣认为“孔子深知佛为大圣”[4]。今传本《列子》经考证，为魏晋时人伪作。
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一载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年）沙门释利防等一十八贤者携经来化秦始皇，秦始皇不信佛教，把他们关进牢里。半夜，有金刚打破牢狱把释利防等人救走[5]。唐代法琳《破邪论》也有此说[6]。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认为此事可信。
永平八年（65年），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汉明帝在给刘英的诏书中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絮斋三月，与神为誓”[7]。
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年[8]。韩愈在上唐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说，“佛者，……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后汉书·卷八十八·列传·西域传·第七十八》：“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汉明帝梦一金人于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前往天竺。愔等于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
一说张骞在西域时即听说有佛教。《魏书·释老志》记载：“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后汉书·西域传》关于身毒国（印度）记述：“天竺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小，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
东汉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安息太子安世高东来洛阳，致力译经二十余年，译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切流摄守因经》和《本相猗致经》等三十余部，后历经散失，现存22种，26卷[9]。安世高是中国翻译佛经的第一人，传译以小乘经论为主[10]。
桓帝末年支娄迦谶至洛阳，译有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大乘佛学，为大乘经汉译之始，其中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为最。
东晋时后赵中书著作郎王度，向石虎奏说：“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大赵受命，率由旧章，华戎制异，人神流别，外不同内，飨祭殊礼，荒夏服祀，不宜杂错。国家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下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从回民之服。”石虎驳斥：“朕生自边壤，黍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11]
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东林寺组织莲社，弘扬西方净土法门，为中国净土宗初祖。
东晋高僧法显在弘始二年（400年）从长安出发到印度取经，于义熙八年（412年）归国，著有《佛国记》一书记录西行见闻，是佛教史的重要文献。
毛先舒在《诗辩坻》中说：“六朝释子多赋艳词，唐代女冠恒于曲宴。”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姚兴攻灭后凉，吕隆出降，是年十二月二十日鸠摩罗什抵长安，以国师之礼待之，信徒数千人，公卿以下皆奉佛[12]，罗什育有二子[13]，又在姚兴的逼迫之下娶了十名伎女，“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14]。此后在俗10年间，潜心钻研佛学，将梵文经卷译成汉文，并广收门徒。罗什所译《金刚经》、《阿弥陀经》、《法华经》、《维摩经》、《大智度论》等在汉传佛教地区流传很广。
北魏太武帝起初信奉佛教，后改信道教，下令禁止王公士族庶人供养僧侣，50岁以下的僧侣还俗。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诏：“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唐代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以太平七年，遂灭佛法。分军四出，烧掠寺舍，统内僧尼，无少长坑之！其窜逸者，捕获枭斩！”
高僧慧文领悟“一心三智”、“一心三观”的禅法，天台宗推崇其为初祖。
梁武帝萧衍提倡尊儒崇佛，并曾多次舍身出家，普通八年（527年）三月八日，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三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大通元年（529年）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15][16]，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17]，二十七日萧衍还俗；大同元年（546年）四月十日，萧衍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18][19]；太清元年（547年），三月三日萧衍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20][21]
武德四年（621年）六月二十一日。太史令傅奕上“废省佛僧表”称：“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6]
玄奘所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瑜伽师地论》在中国广为流传，他将印度唯识宗传入中国，后来形成法相宗。
武则天宠信白马寺主僧怀义，胡作非为，《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垂拱元年载：
| “ | 太后修故白马寺，以僧怀义为寺主。……出入乘御马，宦官十余人侍从。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辄挝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见道士则极意殴之，仍髟其发而去。……多聚无赖少年，度为僧，纵横犯法。 | ” |
禅宗六祖惠能主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而北宗神秀主张渐修。惠能弟子荷泽神会于730年滑台大会辩倒了神秀门人，使得“南宗”成为中国禅宗正统。
唐代宗深信佛教，“常于禁中饭僧。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23]
唐中宗时，胡僧慧范交游权贵，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桓彦范上表论慧范执左道挠乱时政，请予正法，中宗不予理睬。唐睿宗时，慧范仗着太平公主的势力侵夺民田，御史大夫薛谦光、殿中侍御史慕容珣上疏弹劾[24]。
李绅对于僧徒一向蔑视，“多咄叱而出”[25]，有僧人向李绅宣传因果报应。他问：“阿师从何处来？”僧答：“贫道从来处来。”李绅将他痛打二十下，说：“任从去处去！”[26]
李膺曾处理僧人结党屠牛捕鱼事：“违西天之禁戒，犯中国之条章，不思流水之心，辄举庖丁之刃，既集徒侣，须务极刑，各决三十，用示伽蓝。”
韩滉处理僧云晏五人聚集赌钱之事：“正法何曾持具（具足戒），空门不积馀财。白日既能赌博，通宵必醉樽罍。强说天堂难到，又言地狱长开。并付江神收管，波中便是泉台。”[27]
韩滉担任镇海军节度使时，京师爆发了泾原兵变，唐德宗出逃。韩滉“毁撤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馀所，修坞壁，建业抵京岘，楼雉相属，以佛殿材于石头城缮置馆第数十”，又“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时滉以国家多难，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为备预，以迎銮驾，亦申儆自守也。”[28]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凤翔府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的一节释迦牟尼佛指骨，被送往帝都以迎福纳祥。刑部侍郎韩愈上表反对：
| “ |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29]。 |
” |
《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元和十四年正月条记载：
| “ | 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施舍，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奉者。形部侍郎韩愈上表切谏，……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将加愈极刑。 | ” |
陈善在《扪虱新话》批评韩愈：“今之与佛老辨者，皆未尝涉其流者也，而欲以一己之见破二氏之宗，譬如与人讼，初不知置词曲直所在，而曰吾理胜，其谁肯信之。”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亳州盛传圣水，有妖僧以每斗水三贯钱牟取暴利。李德裕上疏说：“昨点两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于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绝其根本，终无益黎氓。……乞下本道观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绝妖源。”[30]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大规模毁佛，共毁寺院4,600余所，勒令还俗僧尼达260,500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人[31]，史称“会昌毁佛”或“会昌法难”。《因话录》卷4说：“庸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惧台省府县，以士流好窥其所为，视衣冠过于仇雠。”
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废天下佛寺，以佛像铜料铸行“周元通宝”，钱质与铸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毁佛行为，史称“三武（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一宗”，他说：“佛祖说以身世为轻，以利和为急，使其真身尚在，敬利于世，犹欲割截，岂有所惜哉！”[33] 。司马光评述周世宗“毁佛”：“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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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宋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有李蔼作《灭邪集》反佛，宋太祖说他“非毁佛教，诳惑西姓”，把他发配沙门岛。
《中国佛教史——宋朝佛教文化事业》记载：“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令高品张从信去四川益州开刻大藏经，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这是中国第一部木雕藏经……”这就是著名的《开宝藏》，亦称《蜀藏》。
宋太宗特设译经院，并分译经、校经、印经三部，由印度僧人天息斋、法天主持释译佛经，宋太宗还撰写了《莲华回文偈》，称“朕机务之暇，留心释典，乃构回文之偈，精求玄妙之源”。
天禧五年（1021年），僧众人数达397,615人，尼众61,240人，寺院4万余所，成为宋朝佛教最发达的一个时期。
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有奏曰：道民“吃菜事魔，所谓奸民者也，自植党与，十百为群，扶持妖教，聋瞽愚俗，或以修路建桥为名，或效诵经焚香为会，夜聚晓散，男女无别，所至各有渠魁相统……假名兴造，自丰囊囊，创置私庵，以为逋逃渊薮”[34]，请禁止流行。
景泰年间，太监兴安“佞佛甚于王振，请帝于大兴县东大市街之西北建大隆福寺，费数十万，以太监尚义、陈祥、陈谨、工部左侍郎赵荣董之，四年三月功成。”[35]，庄严可与大兴隆寺媲美。《明典汇》载：“隆福寺成，车架择日临幸，……大学士济宁杨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学，海内之士，闻风而睹，今乃（又）弃儒学而崇佛，岂可垂范后世耶？”
万历年间《顺天府志》：“风会之趋也，人情之返也，（开）始未尝不朴茂，而后渐以漓，其流殆益甚焉。（社会）大都薄骨肉而重交游，厌老成而尚轻锐，以宴游为佳致，以饮博为本业。（人民）家无担石（之储）而饮食服御拟于巨室，囊若垂罄而典妻鬻子以佞佛进香，（更）甚则遗骸未收，即树幡叠鼓，崇朝云集，噫，何心哉！德化凌迟，民风不竟。”
1908年，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开办祇洹精舍，成为中国史上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机构。1922年欧阳竟无、吕澂等人在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促进唯识宗复兴与佛学研究风气。民国初年许多知识分子轻视佛教，太虚大师发起佛教改革运动，主张整顿“中国佛教会”[37]，主张推行贴近民众生活的“人生佛教”，设立武昌佛学院，担任闽南佛学院院长，派人学习南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翻译其经典。其弟子印顺导师提倡人间佛教，主张注重“此时、此地、此人”的佛教，而非注重“死后、他方、他力”的佛教。
陈寅恪提到，“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好在天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以不要紧也。…”[38]
中统五年（1264年），元世祖以国师八思巴为总制院院使，掌管全国佛教事物。“发诸卫军六千八百人，给护国寺修道”[39]，“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40] 自此藏传佛教地位稳固，“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41]，大规模赐田赐钞之风，“凡天下人迹所到，精蓝胜观，栋宇相望”[42]。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境内有寺4万2千余所，僧尼21300余人[43]。
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建临洮寺、万寿依国寺。大德五年（1031年），“赐昭应宫、兴教寺地各百顷，兴教寺仍赐钞万五千锭；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钞皆如兴教之数；万安寺地六百顷，钞万锭，南寺地百二十顷，钞如万安之数。”[44]
元顺帝时，佛事的费用支出，较元世祖时，“岁增金38锭，银203锭40两，缯帛61600余匹，钞29250余锭”。[41]
满族最早信仰萨满教，金代佛教盛行，后金亦受其影响，皇太极与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罗桑嘉措建立关系。满清入关后，《大清律例》规定，不许私建或增置寺院，不许私度僧尼。清初各省官建大寺6073处，小寺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有僧110292人，尼8615人。[45]
上座部佛教又称南传佛教。随着佛教在公元1世纪开始由印度向东方传入，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同期传入中国，中国开始有大量由梵文译作中文的佛经，当中以安息三藏安世高译出大量上座部佛经。
除了少数的汉族南传佛教徒外，居住在云南的傣族、布朗族和德昂族都是全民信奉上座部佛教。西双版纳、孟连、耿马的男童也会到佛寺里当一段时间的小沙弥，同时学习傣文和佛教教义，少则数月，多则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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