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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1898-1974)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彭德懷（1898年10月24日—1974年11月29日），原名清宗，字懷歸，號得華[2]:1。後改德懷，小名鍾伢子、石穿[3]，湖南湘潭人，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畢業，中國共產黨軍事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原正國級領導人，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 此條目論述以中國大陸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觀點。 |
| 彭德懷 | |
|---|---|
| |
 第1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 | |
| 任期 1954年9月28日—1959年9月17日 | |
| 總理 | 周恩來 |
| 繼任 | 林彪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 |
| 任期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65年1月3日 | |
| 總理 | 周恩來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45年8月23日—1949年9月30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 | |
| 任期 1950年10月8日—1953年7月27日[註 1]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65年1月4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劉少奇 |
|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字 | 懷歸 |
| 號 | 得華 |
| 別名 | 鍾伢子、石穿 |
| 出生 | 彭清宗 1898年10月24日  大清湖南省湘潭縣石潭鎮 |
| 逝世 | 1974年11月29日（76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海淀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 |
| 墓地 | 湖南省湘潭縣烏石鎮彭德懷墓 |
| 籍貫 | 湖南湘潭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周瑞蓮（訂婚） 劉坤模（第一任妻） |
| 兒女 | 無 |
| 父母 | 父親：彭民言 母親：周氏 |
| 親屬 | 彭鋼（侄女）[1] |
| 母校 | 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 |
| 職業 | 政治家、軍事家 |
| 著作 | 《彭德懷自述》 |
| 宗教信仰 | 無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國共產黨 |
| 服役 |  湘軍 國民革命軍八路軍 中國工農紅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國人民志願軍 |
| 服役時間 | 1916年－1959年 |
| 軍銜 | .svg){kind=small} 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1937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年） |
| 參戰 | 國民革命軍北伐 第一次國共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國共內戰 韓戰 八二三炮戰 |
彭出生於湖南湘潭，早年供職於湘軍，於1928年發動平江起事，建立紅五軍，任軍長。此後，彭與毛澤東、朱德等共同開闢江西根據地，並擔任紅三軍團軍團長，參與長征。長徵結束後，任紅一方面軍司令員。抗日戰爭中，彭任八路軍副總司令，發動百團大戰。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彭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兼西北野戰軍（後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攻佔西北五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彭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1950年，彭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領導抗美援朝。1954年，彭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兼第一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任內主持中國人民解放軍四大制度（徵兵制、薪金制、軍銜制、勳章獎章制度）的確立。彭於1959年廬山會議上致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指出大躍進中的問題和弊病，被認為是反對大躍進等，定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之首，後被撤銷國防部長等職務，移居北京郊外吳家花園。1965年被任命為西南「三線」建委第三副主任。「文化大革命」爆發後被押送回北京，遭到迫害。身患結腸癌，於1974年11月29日14時52分辭世[4]。197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宣佈為彭糾正過去所作的錯誤結論[2]:853。
清朝光緒二十四年農曆九月初十日（公元1898年10月24日），彭德懷出生於湖南湘潭縣石潭鎮烏石寨彭家圍子的一個貧下中農家庭，為家中長子[5]:2。祖籍湖南省湘鄉縣谷水九溪，清雍正時遷居湘潭，世代為農[2]:1。彭祖父彭安恭一輩有兄弟五人，勤勞耕種，家境尚好。有茅屋數間，荒土山地八九畝，強可溫飽[2]:1。到父親彭民言一代，家道中衰。彭民言根據家譜，為彭起名清宗，字懷歸，號得華，乳名鍾伢子[5]:2。父親彭民言患哮喘病，全家生計由母親周氏操勞[2]:1。1904年，彭到山杉里姨父私塾讀書，免收學費；彭常早起上山砍柴背到姨父家再上學，農忙時幹農活要雨天才上學；斷續兩年，讀完《三字經》、《百家姓》、《莊農雜字》、《幼學故事瓊林》、《中庸》、《論語》、《孟子》[2]:2。1906年，母親患痢疾病亡，幼弟餓死，彭只好輟學，砍柴換米餬口[2]:3。1908年，家當只剩三分地不夠，兩間茅屋，祖母年逾七十「打秋風」[2]:4。至1910年，彭給富農家看牛兩年，每天割草等，月得300文，可買10餘升米；借閲《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和《包公案》等[2]:5。1911年，彭到黃磧嶺煤窯做車水工12小時，每天又加運一次煤[2]:6。1912年，煤礦倒閉，彭一年多苦幹只得四升米，回家後推車、賣柴、打短工[2]:7。據《彭德懷自述》中所載，其年少時，某年除夕，家無餘糧，祖母叫他和弟弟彭金華往富家門第乞食，彭寧願餓肚子，也不說自己是招財童子（乞丐）。因此彭一直說自己是貧下中農出身[6]:10-11。
1913年，彭受當地元末農民起事軍易華「打富濟貧」傳說和太平天國故事的影響[5]:5，參加饑民鬧糶被通緝[2]:8，離家逃走[5]:6，到湘陰、益陽交界西林圍做堤工[2]:8。彭做兩年半堤工，得工錢三石半米[2]:9。1916年3月中旬[2]:9，彭加入湯薌銘軍第二師三旅六團一營一連當二等兵[6]:11-12，為自己取號「石穿」，不久為一等兵月餉6元，寄家3至3元5角[2]:9。彭因作戰勇敢，升任副班長、班長[2]:12。1918年在二連任班長時李文彬（後改名為李燦[7]）加入湘軍，教彭識字，彭教李文彬操練[7][8]。1919年，彭此時與同連的黃公略、李文彬一起，相約「以救國救民為宗旨，不做壞事，不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討小老婆），不擾民」[2]:12。1920年初夏，彭參加驅逐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戰鬥[6]:12-14，升為排長[2]:13。夏[2]:13，彭在連隊秘密組織救貧會[5]:9。11月底，彭參加全省近10萬士兵的鬧餉鬥爭[2]:13。1921年夏，彭參加「援鄂自治」戰爭，代理連長[2]:14。同年秋冬，彭為幫助一個貧苦農民，派救貧會會員殺死華容縣注滋口惡霸地主區盛欽而被逮捕，在送往長沙途中逃亡[5]:10-11。彭離開湘軍，到郭得雲外甥李桂生家，閲讀《資治通鑒》[2]:14。
1922年初春，彭到廣東舊友魯廣厚獨立營任連長[6]:14-15。3月，彭見魯廣厚胸無大志，便棄職回家種地[5]:12。4月，與楠木沖貧農女劉細妹結婚，彭為其取學名劉坤模[2]:15。8月，參加軍校測驗，保送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第三期入學，此時改名彭德懷[5]:13；11月開學，彭編在第一教授班[2]:15。1923年8月，彭從講武堂畢業，回二師三旅六團一營一連任連長[2]:17。1924年4月，彭代理六團一營營長；夏，祖母病亡[2]:18。1925年初春，父親病亡[2]:19。1926年5月，彭實任營長；夏，湘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一師，六團改為一團；冬，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一師改為三十五軍第一師，軍長何鍵[2]:20。
1926年夏，彭結識一師政治部秘書長共產黨員段德昌，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5]:16。1927年1月，彭在一營各連成立士兵委員會，以救貧會章程作為士兵委員會的章程[5]:17。5月，彭在岳州向師長周磐建議，攻擊武漢的夏斗寅部，向長沙進軍平定許克祥部，均被拒絕[5]:19。6月上旬，為聲援武漢國民革命軍葉挺部擊敗夏斗寅叛軍，彭率部襲擊城陵礬對岸的四川軍閥楊森部[5]:19。8月，彭參加唐生智第四集團軍討伐蔣介石的戰爭。10月，李宗仁、唐生智戰爭中唐生智部失敗，彭隨一師退回湘北，駐南縣；魯滌平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將一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五師[2]:22。彭任一團團長[5]:21。1927年冬，同中共南華安特委取得聯繫，要求加入共產黨，並幫助段德昌秘密來南縣養傷[5]:22-23。
1928年2月，彭支持師長周磐辦師隨營學校。推薦黃公略任副校長主持隨校工作，按士兵委員會章程精神擬訂隨校章程[5]:25。1928年4月彭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團書記官共產黨員鄧萍主持了彭的入黨儀式，彭正式加入中共組織[5]:24。獨立五師建立中共秘密支部，成員有彭、鄧萍、張榮生、李光、李燦和李力，彭為支部書記[2]:25。6月19日，彭率一團隨獨五師師部抵達平江[5]:28。7月17日，中共湘鄂贛邊界特委書記滕代遠，奉湖南省委指示到達平江，與一團黨組織取得聯繫[5]:30。7月19日，正在三營巡視的彭從友人的來信中獲悉南華安特委被破壞，黃公略等人的身份暴露，迅即返回縣城[2]:27。當晚，一團黨組織舉行緊急會議，決定立即發動起事[2]:27。7月20日晚，三團三營營長黃公略率部於嘉義鎮提前起事[2]:27-28。7月22日中午，一團士兵以鬧餉名義，向平江縣城進攻，解除了城內軍警2000多人的武裝，繳獲步槍1000餘支、子彈100萬發，將縣長劉作柱、清鄉委員黃斡屏等人鎮壓[5]:32。7月23日，賀國中率隨營學校從岳陽來平江參加起事[2]:29。
7月24日，宣佈建立平江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紅五軍[9]:409, 彭任軍長兼十三師師長，滕代遠為黨代表，鄧萍為參謀長[2]:29。全軍共2,500餘人[5]:33。不久，起事部隊遭到湘鄂贛軍的聯合進攻，撤出平江[5]:35。東入江西修水、銅鼓、萬載[9]:410。10月初，滕代遠以湖南省委特派員名義，在銅鼓幽居召開湘、鄂、贛邊五縣（平、瀏、修、銅、萬）縣委和紅五軍黨委聯席會，會議決定建立湘鄂贛邊界特委和根據地；反對亂燒亂殺的盲動主義；選舉滕代遠為邊界特委書記，彭、李宗白、邱訓民和王首道為特委委員[2]:31。
1928年11月初，根據湘鄂贛特委決定，由彭、滕代遠、鄧萍、李燦、賀國中組成紅五軍軍委，率領一、三縱隊（五個大隊）向南突破敵人包圍，再次前往井岡山與紅四軍聯絡；由黃公略率二縱隊留平江、瀏陽一帶堅持游擊戰爭[2]:32。11月，彭與滕代遠率紅五軍一、三縱隊800餘人向井岡山進軍，並留三個縱隊堅持原地鬥爭[10]:127。12月上旬，彭與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在井岡山勝利會師[5]:38[6]:20、49。隨後，彭任紅四軍副軍長兼三十團團長[5]:39。
1929年1月1日，國軍以魯滌平為總指揮，何鍵代總指揮，金漢鼎為副總指揮，對井岡山發動第三次會剿[10]:128。1月4日，中共在井岡山的領導人在寧岡縣柏露村召開了為期四天的會議[10]:129，決定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出擊，留彭守衛井岡山[5]:39。1月4日至1月7日，會議決定取消紅五軍番號，將已到達井岡山的紅五軍一、三縱隊暫編為紅四軍三十團，彭任團長兼紅四軍副軍長，滕代遠任黨代表兼紅四軍副黨代表；由彭率領原紅五軍及紅四軍三十二團王佐部留守井岡山[2]:34。1月上旬，彭兼任井岡山紅軍學校校長[2]:35。然而由於國軍勢強，井岡山最終失守，彭率部突圍[5]:40，途中損失慘重，僅存283人[5]:41。2月下旬，彭率部轉移至牛嶺一帶休整，三鼎會許多貧苦農民參加紅軍；3月中旬彭攻佔安遠，3月下旬一舉擊潰瑞金守敵，佔領全城[2]:37。並於4月1日在瑞金與紅四軍會合[5]:41。4月上旬，彭在瑞金向中共紅四軍前委滙報撤出井岡山經過時，毛澤東説，第三次「會剿」是很危險的，當時不應該決定紅五軍留守井岡山[2]:38。毛澤東以國民黨內爭正酣，命彭再返井岡山[9]:411。5月2日，彭抵達寧岡茅坪，此時紅五軍恢復至800餘人[5]:42。5月10日，彭出席在寧岡古城召開的中共湘贛邊特委第四次擴大會議，決定紅五軍擴編為紅四軍的四、五縱隊（王佐三十二團編入第五縱隊），賀國中任第四縱隊長，李燦任第五縱隊長；會議產生正式特委，彭、滕代遠當選為執行委員[2]:38。5月中旬至6月下旬，彭率紅五軍和王佐部游擊湘東、粵北，先後攻佔桂東、汝城、城口、仁化、南雄，繳獲100多支槍和10萬來發子彈，籌款萬元，購買大批奎寧、鹽和布匹，並將特資運回井岡山[2]:329。7月初，彭回師井岡山，攻打安福城，戰鬥失利[5]:43。8月下旬，彭率紅五軍返回湘鄂贛邊根據地，與原紅五軍第二縱隊（湘鄂贛邊境支隊）會合，全軍已發展到3000餘人。9月2日，彭出席湘鄂贛邊特委擴大會議[2]:40。會議決定重新組建紅五軍軍部，將彭率領的四、五縱隊（原紅五軍一、三縱隊）和湘鄂贛邊支隊（原紅五軍第二縱隊）擴編為5個縱隊，彭為紅五軍軍長[5]:45；會議指定9人組成臨時軍委，滕代遠為書記，不久滕患病暫離部隊，由彭代理書記[2]:40。
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後，國軍對當地的進剿也逐漸停止，此時當地土籍和客籍兩族矛盾開始激化，袁文才作為客籍一員掌握着當地的武裝力量，槍殺了土籍的寧岡縣工農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導致兩族矛盾不可調和。10月，土籍控制的中共湘贛邊區特委槍殺了與袁、王交好的特委組織部長宛希先，並向上級報告袁、王二人可能叛變。1930年，在中央特派員彭清泉的主持下，邊區特委決定清除袁、王二人。1930年2月21日，袁、王抓住五縣團總羅克紹不殺，作為綁票要羅交出兵工廠，被湘贛特委書記朱昌楷認為是通敵。朱昌楷向彭報告袁、王所為，朱還向彭提及袁文才偷看了中共六大文件中有關土匪的內容[11]:142，提出要立即採取行動[10]:146。彭接受了朱的意見。2月24日，袁、王二人及其所部在永新縣遭到湘贛特委指揮的部隊與紅五軍第四縱隊伏擊，邊界特委書記朱昌楷親手槍殺了袁文才，王佐則在逃出永新時落水淹死[5]:46。同時殺掉了袁、王部「排長以上幹部40餘人，至於部下有1/3的人編入了紅五軍，其餘的人則遣送回家」。這一事件帶來的惡果是井岡山於1931年3月落入國軍之手，直至1949年[10]:147。
1930年3月23日，彭率紅五軍一、三、四縱隊攻佔袁州[2]:43。4月24日，彭率紅五軍一、三、四縱隊進至平江長壽街，4月25日與第二縱隊、5月3日與第五縱隊會師，全軍已發展到6,000餘人[2]:44。5月6日，指揮紅五軍第二次攻佔平江城[5]:46。6月6日，紅五軍軍委在大冶劉仁八召開擴大會議，遵照中央指示，擴編為紅三軍團，彭任總指揮和前委書記，滕代遠為政治委員[2]:45。6月9日至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會議，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城市暴動計劃，要「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會師武漢，飲馬長江」[9]:412[10]:37。按照李立三的命令，彭率領紅三軍團進攻長沙，在攻佔岳州、平江後，於7月27日攻佔長沙[5]:48。7月30日，湖南省蘇維埃政府成立，李立三為主席，由王一芳代理，彭等13人為委員[2]:47。8月4日，何鍵集中10多個團兵力，在美、英、日艦掩護下渡湘江，南北向夾攻長沙；8月6日彭以紅五軍殿後，掩護紅三軍團和數萬群眾撤出長沙，撤往瀏陽方向；8月上旬，五、八兩軍和直屬隊已擴大到15,000餘人[2]:48。8月23日，彭率領紅三軍團在瀏陽永和市和紅一軍團會合，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彭任副總司令；成立中共第一方面軍總前委，毛澤東為書記，朱德、彭等為委員；成立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彭等35人為委員[2]:49。然而，李立三又急令紅一方面軍再攻長沙，毛澤東只得從命，但是紅軍損失慘重，只好撤圍[5]:50。9月1日彭指揮紅三軍團總攻長沙，9月12日奉命率紅三軍團從長沙撤圍[2]:50。隨後，毛澤東說服了李立三派來的長江局代表周以栗，決定返回贛南，攻佔吉安[5]:51[9]:413。10月7日，江西省工農兵臨時蘇維埃政府成立，曾山任主席，毛澤東、朱德、彭等為委員；10月17日，彭被任命為中央蘇區軍事委員會委員[2]:51。10月下旬，出席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於新喻羅坊召開的聯席會議，並說服紅三軍團接受總前委的決定，東渡贛江[5]:52。12月中旬，彭收到一封毛澤東給古柏（毛的秘書）的「親筆信」，信大意是在審訊「AB團」時，逼供出彭是「AB團」等[2]:52。彭看後，認定這是陰謀，便表態支持毛澤東[5]:53。此後，彭還在大規模肅反中保護了黃克誠等人[12]。
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彭參與指揮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反圍剿戰爭。12月30日晨，紅軍在龍崗全殲國軍俘敵近9,000餘人，活捉18師師長張輝瓚[2]:54。1931年3月18日，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決定增選彭為蘇區中央局委員[2]:56。5月16日至5月31日，彭參加指揮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反圍剿戰爭。一、三軍團配合作戰，全殲國軍47師一個旅、28師大部和43師一部，取得中洞、白沙兩戰勝利[9]:414。在紅一軍團配合下，紅三軍團5月22日在中村殲國軍27師1個旅，5月31日在建寧全殲國軍56師三3個多團[2]:57-58。8月5日至9月15日，彭參與指揮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紅三軍團在其他紅軍部隊配合下，於蓮塘全殲國軍47師一個旅，獲得初戰勝利[9]:415。11月25日，以彭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2]:62。
1932年1月10日，彭任攻打贛州主作戰軍前敵總指揮[5]:58。2月初，彭指揮主作戰軍（紅三軍團、紅一軍團第四軍）圍攻、爆破贛州城，歷時30多天未克，撤出戰鬥[9]:429。3月中旬，彭出席在贛縣江口圩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支持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分途作戰的意見[5]:59。3月18日，彭任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指揮，滕代遠為政治委員[2]:67。5月1日，彭指揮西路軍紅三軍團佔領湖南汝城[2]:68。7月上旬，彭率紅三軍團南下粵北，增援紅一、紅五軍團南雄、水口戰鬥；當紅三軍團趕到水口時，雙方已經撤出戰鬥[2]:71。8月中旬，彭率紅三軍團參加樂安宜黃戰役，8月19日指揮紅三軍團於河口杏坊擊潰敵1個團，8月20日主攻宜黃城國軍27師高樹勛部[2]:72。11月15日，紅一方面軍下達金資戰役命令，紅三軍團為總預備隊[2]:74。
1933年1月5日，彭攻佔黃獅渡[2]:76。1月8日，彭於楓山鋪擊潰吳奇偉九十、十四兩個師，隨後紅三軍團又和紅一軍團三軍於滸灣協同紅五軍團又擊潰二十七師[2]:77。2月中旬至3月下旬，彭參與指揮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5]:60。此時，博古、李德等人掌握了紅軍領導權。博古等人提出紅軍主力分離作戰，「兩個拳頭打擊敵人」，命令紅三軍團組成東方軍入閩作戰[5]:62。7月19日起，彭指揮東方軍連克泉上、朋口、連城[5]:63。8月26日，彭指揮東方軍攻佔閩江上游順昌、洋口和延平的峽陽，擊潰劉和鼎部3個團；同時圍攻順昌、將樂，包圍延平[2]:85-86。9月，駐紮福建的國軍十九路軍蔡廷鍇部決定反蔣，彭遵照中央指示先期與蔡廷鍇代表在王台談判[5]:65。
1933年10月，國軍發動第五次圍剿，彭率東方軍從福建回師江西，於飛蔦與國軍周渾元六師遭遇，攻佔詢口，殲滅周師十八旅[5]:67。11月閩變發生後，彭建議中央令紅軍主力進軍閩浙贛，支援十九路軍，但彭的建議反被斥為「冒險主義」[5]:65-66。12月12日，彭指揮團村戰鬥[2]:93。1934年1月15日，彭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2]:96。3月24日，彭率紅三軍團於泰寧附近太陽嶂堵擊敵軍，3月30日湯恩伯部進攻，紅三軍團未達到消滅敵軍目的[2]:98。
4月中下旬，彭被任命為廣昌戰役總指揮，此戰紅軍遭受重大傷亡，廣昌失守[5]:68[9]:432。4月28日晚，彭與李德就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你們的作戰指揮，從開始到現在都是錯誤的，每一戰都要同敵人拼消耗。你懂嗎？敵人有全國政權和帝國主義的幫助，而紅軍則只能取之於敵，在這種情況下紅軍怎能同敵人硬碰打消耗呢？如果不是紅軍有高度自覺，一、三軍團早就被你們葬送了，江西蘇區幾乎被斷送給敵人，你真是『崽賣爺田心不痛』[11]:196。」[2]:995月3日，中央軍委決定，紅三軍團、紅十三師及紅二十三師組成中央軍團，由彭指揮[2]:99。隨後，彭指揮紅三軍團8月6日高虎垴戰鬥[2]:100；8月14日萬年亭戰鬥，因強弱懸殊，陣地均被攻破[2]:101。
1934年10月11日，彭收到中革軍委通令：紅一方面軍改編為野戰軍，軍委、總司令部及其直屬部隊組成第一野戰縱隊，中共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後勤部門等組成第二野戰縱隊；10月17日，彭率領紅三軍團從雩都出發，開始長征[2]:103。10月初，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人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將中央紅軍主力及中共中央機構向西轉移至湖南西部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一決定未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中央紅軍主力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機關直屬隊共8.6萬餘人，從福建長汀、寧化、江西瑞金、興國等地開往雩都縣集結。
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央紅軍直屬機關及一、三、五、八、九軍團從江西雩都縣渡過貢水，邁出了長征的第一步，彭德懷的紅三軍團與林彪的紅一軍團作為紅軍的前鋒[9]:433。隨後，紅軍接連突破四道封鎖線，但傷亡慘重。湘江戰役之後，出發時的八萬餘中央紅軍僅剩下3萬餘人[13]。12月上旬，紅一方面軍從廣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嶺。12月16日，彭率紅三軍團主力向貴州黎平縣前進[2]:110。中共中央於黎平會議召開政治局會議，肯定毛澤東關於向敵人薄弱的貴州進軍的正確主張，否定「左」傾機會主義領導去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意見，作出《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2]:110。
1935年1月5日，紅三軍團急行軍前往烏江[2]:112。1月7日，紅一軍團二師和幹部團智取遵義城，隨後主力進城[2]:113。1月15日至1月17日彭出席中共中央於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2]:113，彭在遵義會議上擁護毛澤東的主張，因軍情緊急只參加了一天會議[5]:74-75。1月29日－5月9日，毛澤東指揮紅一方面軍「四渡赤水」以擺脫圍追堵截。在二渡赤水後的遵義、婁山關戰鬥中，彭率領紅三軍團擔任主攻並攻佔了兩處。2月27日，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陣亡[2]:117。1月30日（一渡赤水後的第二天），紅一軍團林彪和政委聶榮臻致電總司令朱德，內容包括「自西渡赤水後，部隊走小路爬高山繞道太多」[14]。由於毛澤東來回調動部隊，且紅一方面軍在土城戰鬥、魯班場戰鬥、習水戰鬥等皆表現不佳，不少幹部和士兵尤其對路走多了有意見。
1935年5月初，中革軍委決定分三路搶渡金沙江，林彪所部受令從龍街渡口渡江，其先頭紅一師在渡口折騰了兩天因水流太急和無器材架橋設橋失敗，由於林彪和師長李聚奎溝通不好，林少有的罵了娘，冷靜下來聽取報告後他向軍委反映[14]。5月11日，林彪當着聶榮臻、左權、羅瑞卿、朱瑞的面打電話給彭：「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我們服從你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彭不答應[5]:79。
1935年5月12日，彭出席於會理城外鐵廠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首先批評林彪在給中央寫的信中提出要毛、周、朱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出任前敵指揮的要求[2]:122[15][16][17]。林彪把信給聶榮臻、參謀長左權、朱瑞和羅瑞卿看過後讓他們簽名，都被拒絕，他就簽了自己的名發上去[18]。彭考慮大敵當前，需要維護黨的團結，未申辯；只就自己未打好魯班場和習水兩戰作自我批評，並批評林彪的信説：「遵義會議才選出新的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的，特別是提出我，則更不適當。」[2]:122。會上，毛澤東批評彭右傾，說林的信（和劉、楊的電報）是彭鼓動起來的。毛稱林彪「你是個娃娃，你懂得什麼？」[19]在1959年廬山會議時，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常委會上重提此事，當時林彪聲明説：「那封信與彭德懷無關」，他寫信「彭德懷不知道」[2]:122。周恩來、朱德等發言支持毛澤東，會議決定立即北上同紅四方面軍會合[20]。
1935年6月12日，紅一軍團先頭部隊在夾金山達維之間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6月16日，彭收到指示：紅軍進至懋功地域，已與紅四方面軍取得實際會合；6月26日，彭出席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2]:124。7月21日，彭收到中革軍委關於一、四方面軍各軍會合後組織、番號、幹部任命的命令：組織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紅一方面軍一軍團改為一軍，軍長林彪，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左權；三軍團改為三軍，軍長彭德懷，政委楊尚昆，參謀長蕭勁光；五軍團改為五軍，軍長董振堂，政委曾日山（代），參謀長唐立槐；九軍團改為三十二軍，軍長羅炳輝，政委何長工，參謀長郭天民；紅四方面軍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軍五個軍番號不變[2]:125-126。8月21日，彭率紅三軍從右路軍由毛兒蓋跟行[2]:126。9月初，彭率紅三軍抵巴西[2]:127。在此期間，彭支持毛澤東的北上主張，反對張國燾的南下主張。9月9日上午，張國燾從阿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轉周恩來等，堅持南下，拒絕執行中央北上方針[2]:128。葉劍英立即報告了毛澤東[11]:203。晚上中共中央於三軍司令部召開緊急會議[2]:128，毛澤東、張聞天、博古隨即趕到了三軍團駐地巴西，決定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5]:83。9月12日，彭出席於川、甘邊俄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2]:128。會議決定將一、三軍團、中央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為司令員[2]:128。隨後彭與毛澤東等率陝甘支隊突破臘子口、翻越六盤山，於10月19日到達吳起鎮，與紅十五軍團會合[5]:54。11月3日，彭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員[2]:130。11月20日[2]:131，彭協同毛澤東、周恩來指揮直羅鎮戰役[5]:85。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派遣紅軍東征山西[21]。
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根據張聞天提議，決定彭、林育英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還決定毛澤東、彭、林育英、何凱豐隨紅軍主力行動[2]:136。1月19日，彭派李克農同高福源前往洛川會見張學良[2]:137。1月31日，彭於延長出席軍事委員會會議，決定正式組成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彭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2]:138。2月20日，彭指揮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即一軍團和十五軍團分別從綏德的溝口和清澗縣的河口強渡黃河[2]:139。閻錫山一面加強太原的防守，急電蔣介石支援；一面向兌九峪增援[2]:141。蔣介石調陳誠、湯恩伯、關麟征的中央軍進行阻擊。中共中央在紅軍獲取物資後，隨即撤回東征部隊返回陝北，歷時75天的東征結束[9]:435[5]:87。此次東征共殲敵7個團，俘敵4,000餘人[2]:143。5月18日[2]:144，彭任西方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西征寧夏、隴東，消滅馬鴻賓主力，迎接第二、第四方面軍北上會師[5]:88-90。11月19日，彭趕赴山城堡佈置對敵作戰[2]:164。12月7日，彭被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2]:166。
1937年1月1日，彭收到中革軍委主席團命令：紅軍及地方部隊停止進攻中央軍及馬鴻逵等部[2]:169。2月15日，彭收到毛澤東指示：任命左權為前敵參謀長，陳光代理一軍團長；2月中旬，彭收到毛澤東電：秘密地準備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在一周內行動[2]:172。
1937年七七事變後，7月14日彭收到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令，令即以軍為單位改組紅軍為國民革命軍，加強抗日教育及軍事訓練，限十天準備完畢，待命出動[2]:177。8月22日，蔣介石委任朱德、彭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副指揮[2]:178。8月23日，彭任中央軍委前方分會副書記，朱德為軍分會書記[2]:179。彭被授予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根據與國民黨談判結果，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編為八路軍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為副總指揮；同日朱、彭通電就職[2]:179。9月5日彭與周恩來、林彪、徐向前抵太原[5]:99，9月7日彭與周恩來、徐向前赴代縣太和嶺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會商作戰計劃及紅軍參戰事宜[2]:179。9月11日，國民政府軍委會着八路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後仍習稱八路軍），朱德任總司令，彭任副總司令[2]:179-180。隨後，彭又協助朱德部署平型關戰役和八路軍配合忻口戰役等行動[5]:100-102。11月26日彭抵達延安[2]:187，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十二月會議）[5]:103。11月，朱、彭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八路軍兩月來傷亡實數近2,500人[2]:188。
1938年1月12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以下簡稱集總）向全軍發出「堅持華北」，「與華北共存亡」的號召[2]:191。1月15日，彭與朱德、賀龍、劉伯承、林彪赴洛陽參加蔣介石召集的第二戰區師長以上幹部會[22]:150。會後彭應蔣介石之約在武昌與蔣會談八路軍支援徐州會戰問題[22]:175。2月5日，日本軍集主力夾攻徐州，朱、彭令一二九師支隊襲擾津浦路，令聶榮臻派呂正操部3,000人沿滄州石家莊路北東進，宋任窮率軍東出冀南遊擊破路，聲援徐州會戰；2月20日，朱、彭命八路軍主力開始向正太路、同蒲路進攻[2]:193。3月2日，彭任第二戰區東路軍副總指揮[5]:108，並參與指揮東路軍各部粉碎日軍的九路圍攻，消滅日軍4,000餘人，收復縣城18座[5]:109-110。4月3日，彭向中央報告八路軍武裝數目：有步槍25,000枝，馬槍2,200枝，重機槍108挺，輕機槍750挺，迫擊炮50門等；估計到年底可能增加步槍20,000枝[2]:200。隨後，彭又參與部署八路軍第四縱隊進軍冀東、129師進軍冀南、120師進軍冀中等事宜[5]:111。9月11日彭經西安赴延安，9月29日至10月26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2]:205。11月9日，彭同朱德同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楊尚昆為北方局書記[2]:207。12月24日，彭到西安會見蔣介石，蔣稱汪精衛主和，已出走到安南，約彭到重慶詳談；12月28日，彭在重慶會見蔣介石[2]:208。
1939年2月22日，彭與劉古風晚間通過敵嚴密封鎖線赴冀南，準備與鹿鍾麟會談[2]:211。隨着八路軍武力在華北發展，而冀察戰區總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又力圖恢復國民政府在華北的統治，導致國共雙方不斷摩擦[5]:112。6月上旬，彭在遼縣下莊八路軍駐地與鹿鍾麟會談[2]:213。彭提出解決河北八大綱領，但未得要領而返[23]。之後，華北地區的國共矛盾激化，最終導致八路軍在1940年採取全面行動，將國軍逐出河北[9]:469。
1940年4月1日，彭令各部從4月10日起開始動作，加緊有計劃大破壞日本軍主要交通幹線：聶榮臻負責滄石線以北津浦、平漢路及正太路，劉、鄧負責滄石路以南，賀龍、關向應負責同蒲北段，徐向前、朱瑞、陳光、羅榮桓負責膠濟、津浦路；後因抽調數萬人南下支援新四軍，計劃未能實施[2]:227-228。4月中旬，朱德從總部動身赴洛陽，與衛立煌會談後回延安；此後八路軍前方總部工作由彭全面負責[2]:228。
1940年8月，彭報告中央後，號令八路軍各部準備針對華北日本佔領軍交通線、據點、封鎖溝為主的進攻戰役[24]。戰役最早由8月20日晚開始的華北交通要道大破襲戰開始，八路軍在正太鐵路上以10幾倍優勢兵力同時出擊[2]:234。8月22日，彭同左權電告各兵團：在正太戰役中，我使用兵力達到約百個團，20日晚開始戰鬥後，序戰取得勝利；八路軍總部正式定名戰役為「百團大戰」[2]:234。9月10日，百團大戰第一階段結束，毀壞2/3正太路，井陘煤礦嚴重破壞，娘子關兩度攻佔；殲敵偽6,700餘人，破壞鐵路600餘里、公路1,500餘里[2]:235-236。至9月下旬為止，破壞北寧鐵路、平綏鐵路、平漢鐵路、津浦鐵路[5]:129。在第二階段時期，除暫留約10個團兵力繼續阻撓道路和橋樑的修築，主力則把戰鬥對象轉移到鐵路交通線兩側的日本守軍與被抗日根據地包圍的日軍據點，目的是鞏固並擴大戰果，其中以榆遼戰役、淶靈戰役最為激烈[5]:133。日軍也投入使用了戰爭公約所禁止的毒氣與生物武器展開反撲，戰爭也進入相持階段。
1940年10月1日至10月2日，因日本軍增援過眾，八路軍力量疲勞，彭令各兵團結束第二階段作戰[2]:237。隨後，八路軍參戰各部按照總部的要求進行休整，以利進行下一階段的作戰[25]。為回應八路軍的百團大戰，日本軍隊開始將各地的機動兵力集結於華北地區，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報復性「掃蕩」，藉以迫使八路軍退出華北交通要道，先後對太行山地區、太岳地區、晉察冀邊區、晉西北等地進行掃蕩[5]:135。此後由於日軍大兵壓境，各根據地的反「掃蕩」戰鬥仍在繼續；另一方面，由於此時的國共關係特別緊張，毛澤東和中央軍委要求「百團大戰對外不要宣告結束」，繼續對日作戰[5]:137。12月5日，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宣佈百團大戰基本結束：大小戰鬥1,800多次，殲敵偽軍45,000餘人，攻克據點2,993個，破壞鐵路940餘里、公路3,000餘里，橋樑、車站、隧道260餘處，煤礦5處[2]:241。到1941年1月24日，八路軍擊退日軍掃蕩，百團大戰正式宣告結束[26][27][25][28]。
百團大戰打響後彭得到中共中央的嘉獎，事後還榮獲國民政府頒發的獎章和蔣介石親自發出的嘉獎令[5]:134。但後來彭也一度受到毛澤東等人的批評，認為彭沒有執行毛澤東的抗戰相持時期的軍事戰略（即「山地游擊戰為主，可能條件下進行陣地戰，避免決戰」），打成了「消耗戰」，過早的暴露和不必要的犧牲了中共領導的一些抗日力量。為此彭在華北座談會上被批了四十天[5]:170-171[29]:86。文革中挨批時造反派材料中出現了「彭德懷幹這麼大事也不和我商量，我們的力量大暴露了，後果將是很壞」的說法。[30]當代予以平反，不過現代報道有說法提到劉伯承對彭的「臨機專斷」有看法。[31]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軍委主席團，由毛澤東、朱德、彭、周恩來、王稼祥組成，處理軍委實際工作[2]:244。4月16日，中央軍委決定組織華北軍委分會，彭被任命為副主席[32]。
百團大戰後，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5]:140，調回20餘萬部隊，在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萬，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先後共調集60萬日軍以及90萬偽軍，發動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33]:1208。為應對中國共產黨方面的遊擊戰術，採用了「保甲制度」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三光政策，甚至時常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34]:107-122。共產黨面對日軍掃蕩壓力下，全軍退入山區和鄉村，化整為零保留實力，並積極開展山地及平原游擊戰遲滯和消耗日軍鋒芒。1942年5月，日軍針對八路軍總部所在的太行山區發動掃蕩，彭率總部機關在激戰後突出重圍，但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戰鬥中陣亡[5]:152。
1942年，中共中央決定以彭、羅瑞卿、陸定一、周桓、滕代遠、楊立三為野戰政治部黨務委員會委員，羅為書記[2]:276。1月8日，彭發表《克服困難爭取勝利》一文，向華北抗日軍、政、民提出實行精兵、簡政、增加生產三項號召[2]:261。8月1日，毛澤東來電：北方局以彭為書記[2]:271。彭統一領導對敵鬥爭、整風學習、大生產和減租減息運動，實行精兵簡政，領導華北軍民渡過抗日戰爭最艱苦的階段。
1943年1月，彭發表《關於敵戰區與游擊區的工作》一文，提出武裝工作隊的任務、組織和活動方式。9月，彭回延安參加整風運動，以後即在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和協助毛澤東、朱德指導華北敵後抗戰[5]:169-170。
1944年8月6日至9日，彭對美國政府軍事觀察組作題為《八路軍七年來在華北抗戰的概況》3次談話，講述八路軍七年抗戰歷程和戰果[2]:291。1945年6月19日，彭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2]:299。1945年8月，彭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5]:173。8月2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彭任中共中央軍委總參謀長，葉劍英任副總參謀長[35]:9。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彭成為首批被國民政府授予抗戰勝利勳章的軍事將領之一。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彭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朱德等指揮全國的解放戰爭[5]:173。1946年11月、12月，彭前往延安南部和晉綏，指導保衛延安的若干事宜[5]:175。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集中2個整編軍、6個整編師15個旅14萬兵力，分由洛川、宜川向延安重點進攻[2]:334。在此情況下，彭主動向中共中央請纓，率領西北野戰集團軍主力保衛延安[36]。3月16日，彭被任命為西北野戰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直接指揮西北戰場作戰[5]:178。中國共產黨調動5,000兵力[37]，憑藉地雷和伏地堡壘頑強抵抗，國軍19日攻入延安，中共中央主動從延安撤退[5]:179。3月25日，彭指揮青化砭伏擊戰，全殲國軍31旅旅部及九十二團，並俘旅長李紀雲以下2900餘人[5]:182。4月14日，指揮羊馬河伏擊戰，殲滅國軍135旅4700餘人，俘虜旅長麥宗禹[5]:185。5月2日黃昏，彭指揮蟠龍攻堅戰；5月4日，殲整編167旅旅長李昆崗以下6,700餘人，繳獲大批物資、麵粉和彈藥[2]:343。號稱「三戰三捷」[5]:188。5月下旬，彭與習仲勛率主力進攻隴東，打擊馬鴻賓部，收復環縣、定邊、靖邊、安邊等地[5]:189。7月，彭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5]:192。7月31日，中央軍委來電，同意以彭、習仲勛、張宗遜、王震、劉景范組成西北野戰軍前委，彭為書記；西北野戰兵團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彭為司令員兼政委，習仲勛為副政委[2]:348。隨後，為引誘國軍北上，彭北上進攻榆林[38]，在沙家店戰役中殲滅國軍整編第36師師部及165、123旅6,000餘人，被中國共產黨方面認為是西北戰局從轉向「戰略反攻」的轉折點[39]。
1947年10月，彭發動延清戰役[5]:198，10月11日俘虜整編第七十六師師長廖昂[2]:357。自10月22日至10月24日，彭第二次攻打榆林，至10月31日全部肅清榆林外圍據點；11月2日野戰軍強攻榆林未遂[2]:359。12月，彭參加中共中央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集的會議，同時開展新式整軍運動[5]:199。
1948年2月，西北野戰軍開展宜瓦戰役，殲滅國軍第24旅、第47旅、第53旅、第61旅、第31旅旅部5個旅29480人，擊斃國軍整編第29軍軍長劉戡和整編第90師師長嚴明[5]:207。4月21日，西北野戰軍收復延安[2]:374。隨即，彭發動西府隴東戰役，在第一階段順利攻佔寶雞[5]:209，然而卻在第二階段在胡宗南和馬步芳的夾擊下遭受慘重失敗[5]:210[9]:517。5月12日，西府、隴東戰役結束，共計殲敵21,000餘人[2]:375。5月13日，彭同張宗遜、趙壽山覆電陳賡等：胡、馬兩部密切配合，使我兩三天無休息時間，故不能在隴東、麟遊地區站穩腳；撤出寶雞後部隊相當疲勞，主力須休整一月；陳部出陝南，當令三縱向渭北行動配合[2]:375。8月12日，澄合戰役結束，野戰軍收復韓城、合陽、澄城，殲敵近萬[2]:379。10月6日荔北戰役開始，10月14日結束，殲滅國軍25,000餘人[2]:383-384。11月，為配合中共的「三大戰役」，彭發動西北冬季攻勢，殲滅國軍24,960人[5]:213-214。
1949年1月24日，彭同張宗遜、趙壽山向中央軍委報告：西北野戰軍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縱隊改為軍，旅改為師；暫不成立兵團；自2月1日起啟用新番號[2]:393。3月5日至3月13日[2]:395，彭出席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5]:216。隨後，彭接替病重的徐向前指揮太原戰役[40]，於4月24日攻佔太原，殲滅國軍135,000餘人[5]:217。之後，彭率第18、19兵團加入西北戰場，於5月20日會同賀龍部佔領西安，並擊退胡宗南聯合二馬的反攻[5]:218。7月10日開始扶眉戰役，殲滅國軍4個軍4.4萬餘人[2]:402-403。8月，彭指揮蘭州戰役，殲滅馬步芳主力27,000餘人，攻佔蘭州城[5]:224。隨即，一野部隊攻佔西寧、銀川，掃蕩河西走廊，數十年據有甘、寧、青三省的回軍消滅[9]:526。9月26日，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鮑爾漢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8項和平條件，率領所部7萬餘人在迪化分別通電歸附中國共產黨，新疆不戰而和平易手[5]:225。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北平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彭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彭被任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2]:414。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2]:414。12月2日，彭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任命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習仲勛、張治中為副主席，委員王震等41人[2]:421。12月17日，奉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正式成立，彭為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震為第一副司令員（兼），陶峙岳為第二副司令員，賽福鼎為第三副司令員[2]:422。彭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西北軍區司令員，負責恢復發展經濟和農業生產、交通建設、調查研究、團結少數民族等工作[5]:228-230[41]。
1950年1月19日，西北軍政委員會發佈成立佈告，「自本會宣告正式成立之日起，陝甘寧邊區政府即行結束。」[2]:4269月5日，彭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兼西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2]:438。
1950年北朝鮮發動韓戰，9月15日聯合國軍在韓國仁川登陸，10月9日越過「三八線」，在北朝鮮和蘇聯請求下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半島，林彪、粟裕因病未成為軍隊統帥。10月4日，彭抵達北京，由中央辦公廳接至中南海頤年堂參加中央政治局討論出兵援朝的會議，晚上住北京飯店309號房間[2]:440-441。10月5日，鄧小平受毛澤東委託接彭到中南海，毛澤東當面與彭談擬任命其為志願軍司令率兵援朝，徵求其意見；彭表示服從中央決定[2]:441。10月8日，毛澤東發佈命令，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任命彭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2]:441。10月19日17時30分在安東入朝指揮作戰。彭乘吉普車首先跨過鴨綠江，抵達朝鮮邊境城市新義州，與朝鮮外務相朴憲永會合[2]:444。10月，彭利用美軍及韓國軍隊分兵進攻的機會，發起第一次戰役重創美國和韓國軍隊，美韓軍隊退回清川江以南。11月24日，志願軍在彭的命令下主動放棄陣地，採取主動示弱，在佔據優勢的情況下故意採取「增兵減灶」的戰術引誘美軍深入，而誤以為是對志願軍後方的空襲產生了效果，迫使志願軍後撤的麥克阿瑟命令美軍和韓軍展開全面進攻，以左翼的美第八集團軍與右翼的美第10軍為首發起了全線進攻。當美軍進入志願軍的包圍圈後，彭下令志願軍發起第二次戰役，志願軍將美第八集團軍擊退至「三八線」。10月，毛澤東派其精通俄語、英語及法語的兒子毛岸英擔任彭的機要祕書兼翻譯，任職於大後方的本部內。11月25日，美國飛機投下凝固汽油彈，炸毀志願軍司令部作戰室，司令部翻譯毛岸英和參謀高瑞欣二人當場死亡，彭倖免於難[2]:450。彭感到十分愧疚，但在毛澤東的安撫下，彭開始擺脫心結。之後志願軍又發起第三次戰役，突破「三八線」，攻佔漢城，一直進攻至「三七線」。
此後，由於對前線情況了解不夠充分，而前階段又取得了勝利，毛澤東命令彭繼續進攻，毛的這個判斷後被認為是失誤的[42]。彭多次陳述志願軍經過長時間的作戰已經十分疲勞，加上後勤供給在完全沒有空軍保障的情況下遭受美軍轟炸損失嚴重，前方戰士的糧彈已經出現短缺的實際情況，尤其是因為入朝鮮作戰的倉促，很多士兵沒有發到冬衣，在朝鮮的嚴寒環境下出現大量的非戰鬥減員，導致戰損比增大等實際情況，甚至親自到北京向毛陳述不能繼續深入的理由，然而被毛拒絕，要求必須繼續進軍，無奈之下彭只得命令志願軍繼續深入韓國南部。
1951年1月志願軍發起第四次戰役，橫城反擊戰取得勝利，之後在砥平里戰役中失利，為了避免陷入被動，志願軍開始主動後撤，聯合國軍取代麥克阿瑟擔任總司令的李奇微發起反擊計劃，志願軍一面撤退，一面通過阻擊戰遲滯聯合國軍的前進，傷亡慘重，並退回「三八線」。2月21日清晨抵安東，下午1時乘專機抵北京西郊機場，彭赴西郊玉泉山毛澤東別墅，不顧毛澤東午睡、警衛人員勸阻，喚醒毛澤東並滙報前線戰況及志願軍的許多嚴重困難，請中央迅速設法解決，毛澤東稱：「根據現在情況看來，朝鮮戰爭能速勝則速勝，不能速勝則緩勝，不要急於求成。」[2]:4804月，志願軍發起第五次戰役，向南進攻聯合國軍，殲滅8萬多聯合國軍，為五次戰役中殲敵最多的一次[43]。但志願軍本身也承受了極大的傷亡，特別是在後期的撤退行動中。最終志願軍撤回「三八線」，在鐵原一線經過與聯合國軍的血戰阻止住聯合國軍。之後，雙方轉入了持久的陣地攻防戰。7月10日雙方開始停火談判。
1952年4月7日，彭離開檜倉前往平壤與金日成告別[2]:527。4月12日，彭由天津乘火車到北京，4月15日秘密住進北京醫院治療[2]:527。術後5月5日出院，中共中央決定彭接替周恩來主持中央軍委工作[2]:527。鄧華代理志願軍司令員兼政委。
停火談判持續長達兩年時間，其間大小戰役不斷，均為雙方在三八線附近的拉鋸戰，包括白馬山戰役和著名的上甘嶺戰役（美國稱為三角高地戰役）、金城戰役等等，雙方均傷亡慘重。1953年7月27日，雙方談判代表團在朝鮮板門店簽署《朝鮮停戰協議》和《關於停戰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兩個文件；7月28日上午，彭到開城朝中停戰談判代表團辦公地松岳堂，在《停戰協定》和《關於停戰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上正式簽字，8月1日離開平壤，8月2日到安東赴沈陽[2]:554。9月12日，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作《關於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的報告》[2]:558：「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擊敗的。它也雄辯地證明：一個覺醒了的、敢於為祖國光榮、獨立和安全而奮起戰鬥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44] 韓戰交戰方正式停戰。7月31日下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在平壤召開，授予彭「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的最高榮譽，彭致謝詞[2]:554。8月11日，彭到北京[2]:555。1954年9月5日，彭辭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職，由鄧華任司令員，楊得志、楊勇任副司令員[2]:576。
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組成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彭德懷為委員，負責軍事委員會日常工作[2]:577。9月29日，毛澤東根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決定，任命彭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和國防委員會副主席[2]:577。195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北京懷仁堂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命令狀授予朱德、彭等10位元帥，接着又授予八一勛章、獨立自由勛章和解放勛章三種一級勛章[2]:606。1956年，彭主張建立專業化的軍隊，將司令員的指揮權定在政委之上[6]:67-68。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對此反對，但是此時他的焦點放在劉伯承和羅榮桓兩人身上。彭最終在毛的支持下擊倒了劉伯承，但也使得軍隊中對他產生了怨氣。而到了1958年毛也說服了彭確立主官政委並立的制度[29]:89。
由於在戰略預備隊等問題上和粟裕累積起來的意見不和，彭對粟裕每周向軍委主席毛澤東匯報一次都不滿，粟在報告寫上「彭副主席轉報毛主席」，彭說「我不是你的通訊員」，不寫，又說粟是越級告狀，粟的計劃也長時間得不到批覆，曾經打算請辭總參職務未獲准。1957年蘇聯的朱可夫元帥被解職後，毛澤東也開始擔憂將領擁兵自重，打算整頓軍隊，在這種背景下[45]。1958年，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彭連同陳毅、聶榮臻、黃克誠等人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對粟裕進行了極不公正的批判，粟裕被扣上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裏通外國」的帽子，直到粟裕逝世十年後，於1994年才得以徹底平反。至今《彭德懷全傳》還說粟裕擅權佈置打馬祖列島，是嚴重的錯誤[46]。
1959年4月24日，彭應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等7個國家國防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國軍事和公安部邀請，彭率領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與王樹聲、楊得志、肖華等20餘人乘飛機從北京出發經莫斯科飛往波蘭華沙，先後訪問了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蘇聯、蒙古人民共和國[2]:726。5月29日至30日，彭訪問阿爾巴尼亞期間，和赫魯雪夫及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謝胡、列希、巴盧庫出席了在地拉那的「游擊隊宮」舉行的宴會[47][48]。
彭個性直爽、衝動，敢於毫無顧忌地發泄自己的不滿，1959年7月14日，在江西廬山召開的當年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他寫信給毛澤東。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方針是正確的，但接着彭指出了「大躍進」的問題：「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彭德懷在信中說：「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最後他指出：「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5]:358-361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支持彭德懷[5]:363-364[49]。7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作了三個小時發言，用了更精確的理論術語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左傾錯誤，主張發揚黨內民主，支持彭德懷[50]。
這封信遭到毛澤東估判與批評。彭德懷跟毛澤東起了衝突，忍不住回敬：「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行不行？」[51]隨後，原本主張「糾左」的毛澤東轉而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52][53]。1959年8月1日，林彪稱彭這一次寫信是「招兵買馬，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2]:746、「是馮玉祥式的人物。」[54]隨後毛澤東對「馮玉祥式的人物」進行解釋，對彭說：「人們只看到你簡單、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這一面。久了，就從現象看本質。彎彎曲曲，內心深處不見人。人們（林彪）說你是偽君子，像馮玉祥。真偽有矛盾。不能說全部假，對敵鬥爭是真的。心中很嚴重的東西不拿出來。」劉少奇以「魏延的骨頭、朱可夫的黨性、馮玉祥的作風……一個一貫反黨的偽君子，企圖搞軍事政變！」批判彭德懷[55]。
1959年9月8日，彭接到軍委擴大會議秘書處通知：「主席團決定，為了使你有時間作檢討，這幾天你可以不參加大會。大會發言稿將全部送你。待你的檢討發言稿準備好了，再來參加。」[2]:7509月1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和外事會議（批判張聞天）與會人員聯席會上講話，説彭「居心不良，走到他的反面。……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是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分子混在我們的黨內來。……絕不可以背着祖國里通外國」[2]:750。最後，彭與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彭本人被誣陷為「裏通外國」，定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首要分子[56]，被嚴厲批判。會議後，「反右傾運動」再次展開[57]。9月17日，根據國家主席劉少奇簽署的主席令，彭被免去國防部長職務[2]:750。職務由林彪接任。9月30日，彭舉家從中南海永福堂搬到北京西北郊掛甲屯吳家花園居住[2]:750。屯田六年，自食其力[58]。
1961年10月下旬，楊尚昆轉達毛澤東指示：「他（彭德懷）願到哪裏去都可以，半年也行。」[2]:76410月30日至12月26日到湖南湘潭縣家鄉調查，將所寫的5個調查材料送中央參考[59]。11月4日至11月7日，彭在家裏接待探望和來訪的基層幹部、群眾、教師、親戚、朋友，在群眾面前説話處處維護毛澤東的威信[2]:765。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大的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國家主席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稱彭德懷同志「信中所説的一些具體問題，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又稱「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都有國際背景……背着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毛澤東插話：「只要不是裏通外國。」[2]:7716月16日，彭為了說明歷史問題[60]，寫完給「主席並中央」的信（即「八萬言書」）[2]:772。9月24日至9月27日[2]:776，十中全會上，批判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新的進攻」，毛澤東給彭加了一個新頭銜—「修正主義分子」[61]；全會決定成立彭德懷專案委員會和習仲勛專案委員會，對彭德懷和習仲勛等進行審查[2]:777。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彭被撤銷國務院副總理職務[2]:784。
1965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同意第三個五年計劃「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佈局」的方針。在這個大背景下，考慮到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毛澤東認為彭、黃克誠、習仲勛等人不宜留在首都，遂提議把他們掛職下放，分配到外地去。
9月7日，康生在彭、習仲勛專案委員會常委開會時特別講道：「中央最近分配這些人（彭、黃、習）的工作，我們了解有兩方面：一方面更便於我們審查他們的活動，所以我們不要鬆氣（有人插話：他們一出去，就會叫）；二方面還表示希望他們轉過來，轉不轉過來，全看他們自己。」
中央安排彭工作的同時，專案審查委員會搞出了《彭德懷反黨問題審查報告》第五稿，認定「彭德懷和黃克誠這些人是反革命、階級敵人」；黃克誠隨即被安排任山西省副省長。
1965年9月23日，被毛澤東請到中南海談話，毛對其承認「也許真理在你那邊」[2]:789，並對在場的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稱「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志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誠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在我的選集上還保存你（彭德懷）的名字。為什麼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2]:790彭最終被派往四川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一職[2]:789。
1965年11月10日，彭離開北京前一周左右的時間，毛澤東正式批准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2]:792。12月21日，毛澤東公開出面講話，進一步點透了他發動這場大批判的關鍵意義。他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還沒有打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62]
1965年11月30日彭到成都，擔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主管電力、煤炭、石油、燃氣），其住處為成都春熙路永興巷7號[2]:792。1966年6月，在三線建委局以上幹部學習《五·一六通知》會上遭批判。
1966年12月，北京地質學院造反派王大賓等紅衛兵在江青的授意下，前往四川成都把彭強行綁架後，乘坐火車押回北京。
彭在被關押期間，1967年1月1日，曾向毛澤東寫下了最後一封信，在信中他簡略地介紹了自己被關押的經過，並稱「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這封信由監護點層層上送到周恩來處，他在中央碰頭會上宣讀後，將信送請毛澤東、林彪和江青閱。毛澤東在中南海看到了彭這封信，拿起一支黑鉛筆，在信上畫了一個不規整的圈，沒有批語，在毛家灣的林彪和江青同一天也都在信上畫了圈[63]。
在康生和陳伯達的支持下，1967年7月9日韓愛晶強行針對彭德懷逼供和毆打，聲稱「審鬥會」要「刺刀見紅」，要彭交待「你為什麼在廬山會議上寫信反對『三面紅旗』？」「你為什麼反對毛主席？」彭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額受傷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李鍾奇還當眾打彭德懷耳光。[64][65] 對於此前韓愛晶等指責他「為什麼要發動百團大戰」、「在華北搞『獨立王國』」，彭打斷韓愛晶的話予以反駁。[63][66] 對於「百團大戰」因自己被批鬥受牽連 [67]，彭即使在獄中寫「交代檢討」，也肯定了「百團大戰」業績和歷史意義，只在具體的指揮上自己沒有做得更好進行了嚴格的自省和檢討。[63][68]
1974年9月，彭因患直腸癌，身體狀況急劇惡化，去世前他希望見離異的妻子浦安修一面，但當時正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進行勞動改造的浦安修拒絕見他。10月以後，陷入昏迷狀態。1974年11月29日下午14時52分，在北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三〇一醫院）因病去世，享年76歲[2]:852。12月17日遺體運送八寶山火化，骨灰盒上的紙條上寫着化名「王川、男」三個字[2]:852。12月21日，彭的骨灰盒被專案組派人送到成都[2]:852，後保存在成都東郊火葬場。
1978年，中國共產黨宣佈為其恢復名譽，受到全面公正的評價[58]。鄧小平稱他「作戰勇敢，耿直剛正，廉潔奉公，嚴於律己，關心群眾，從不考慮個人得失」。
1978年12月22日，彭德懷原秘書綦魁英、警衛參謀景希珍受命護送彭德懷的骨灰乘飛機去北京。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審查和糾正過去對彭德懷所作的錯誤結論，肯定他對黨和人民的貢獻[2]:853。12月24日，彭德懷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2]:853。中共中央為彭德懷和陶鑄共同舉行追悼大會，由葉劍英主持。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彭德懷同志是我黨的優秀黨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平江起義的主要領導者、紅三軍團的創立者，是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傑出領導人，曾擔任過黨政軍的許多重要職務。他在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下，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六歲。今天，黨中央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認真落實黨的政策，給彭德懷同志做出了全面的、公正的評價，為他恢復了名譽。……彭德懷同志在近半個世紀的革命鬥爭中，在偉大導師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南征北戰，歷盡艱辛，為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為人民軍隊的成長壯大，為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是我黨我軍的重大損失。……彭德懷同志是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一直受到廣大黨員和群眾的懷念和愛戴。」[2]:853追悼會結束後，其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廬山會議問題作結論：「從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察覺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2]:854
彭德懷在獄中所寫的材料後來被編輯成《彭德懷自述》一書出版。
1999年12月，彭德懷的侄兒侄女將其伯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歸葬湖南湘潭烏石故里。
彭德懷出身於下中農家庭，8歲時母死父病，因家貧如洗而輟學。此時「伯祖父八十開外，祖母年過七十，三個弟弟無人照管，四弟半歲，母死後不到一月即餓死」。
彭德懷不滿18歲加入湘軍時「伯祖父已死，二弟當學徒去了」，家中「只有祖母、父親和三弟3人」。
1918年，彭德懷與表妹周瑞蓮訂下婚約。1920年彭德懷從軍在外，周瑞蓮在家鄉反抗賣身抵債跳崖身亡。
1922年，娶劉坤模（原名：劉細妹）。1922年8月彭德懷入湖南陸軍軍官講武堂後，留妻子劉坤模在家侍奉年老的祖母和病重的父親，直到1924年夏和1925年春，兩位老人相繼去世後才把妻子接至身邊。平江起事時劉坤模回老家兩人從此失散。1937年12月下旬，彭在延安與湖南前來、於1928年平江起義前即分離的妻子劉坤模和二弟彭金華相見，她已經結婚並育有一女[5]:106，故未與劉坤模恢復夫妻關係[2]:190。
1938年10月，彭德懷在延安與浦安修結婚，浦安修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隨赴前方[2]:207。1962年浦安修迫於政治壓力，與彭德懷離婚。1974年11月底，彭德懷臨終前，希望見浦安修一面，而浦安修終未敢同意。然而，中央以離婚報告未經批准為由，仍認定浦安修為彭德懷夫人。
1935年10月21日，彭指揮陝甘支隊於吳起鎮西南山擊潰尾追騎兵2,000餘人；戰鬥結束後，彭看到毛澤東的《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2]:130[69]：
| “ | 山高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 惟我彭大將軍！ |
” |
但是毛澤東的俄語翻譯師哲的回憶錄也記載，毛澤東也曾指責彭「剛愎自用，目空一切」[70]。
1950年12月30日，毛澤東轉來菲利波夫（史太林的化名）自莫斯科來電：「菲利波夫同志認為中國志願軍的領導（即彭德懷）是正確的……」[2]:461
1979年，楊尚昆撰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我所知道的彭老總》；1998年，彭德懷誕辰100周年，楊尚昆發表了文章《追念彭大將軍》，楊尚昆在評點彭德懷時說：「彭德懷同志是一個真正高尚的人。建國以後，德懷同志身居高位，仍念念不忘『自己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不過，他在前面加了『勇敢』二字：『一個勇敢的農民的兒子。』他經常對人說，我是人民的掃帚，人民要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在他的思想深處，總是將自己置於人民之下，而不是人民之上。從1959年被『罷官』到1974年生命的終結，15年中，德懷同志經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肉體的痛苦，但他是堅強的，雖百折而不撓。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黨和人民的事業，經常說自己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死後能在他的骨灰上種一棵蘋果樹，以此來最後報答養育了他的土地和人民。」[71]
1998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紀念彭德懷誕辰10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對彭德懷的一生做了極高評價。
韓戰時期，蘇聯駐朝大使兼朝鮮人民軍總顧問拉佐瓦耶夫和彭德懷因為第三次戰役是否要乘勝追擊發生意見衝突，史太林知道後馬上調離了在朝鮮戰場的拉佐瓦耶夫，史太林批示：「東方戰場的指揮一切都聽彭德懷的，彭德懷是久經考驗的天才軍事家」。[72] 此點存疑，因拉佐瓦耶夫直到1953年7月才調離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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