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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一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最高領導人（1893–1976）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潤之，湖南湘潭韶山沖人[3]:3813，中國近代馬列主義理論家、革命家、政治家、軍事戰略家和詩人。自1945年起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1949年起終身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締造者及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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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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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 官方肖像（攝於1959年）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45年6月19日—1976年9月9日 | |
| 第一副主席 | 劉少奇（1956－1966） 林彪（1966－1971） 周恩來（1973－1976） 華國鋒（1976） |
| 繼任 | 華國鋒 |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37年8月25日—1949年10月1日 1954年9月8日－1976年9月9日 | |
| 第一副主席 | 朱德（1937－1949） 林彪（1959－1971） 葉劍英（1973－1976） |
| 繼任 | 華國鋒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 |
| 副主席 | 朱德、劉少奇、宋慶齡等 |
| 繼任 | 自己（國家主席） |
| 第1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 |
| 副主席 | 朱德 |
| 繼任 | 劉少奇 |
 第1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49年9月21日—1954年12月25日 | |
| 繼任 | 周恩來 |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 | |
| 任期 1954年12月25日—1976年9月9日 | |
| 主席 | 周恩來 |
|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 |
| 副主席 | 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等 |
| 繼任 | 自己（中央軍委主席） |
| 第1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27日 | |
| 副主席 | 朱德、彭德懷、林彪等 |
| 繼任 | 劉少奇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31年11月27日—1937年9月6日 | |
| 副主席 | 項英、張國燾 |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長 | |
| 任期 1925年10月5日—1926年1月23日 1926年2月5日－1926年5月28日 |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字 | 潤之 |
| 出生 | 1893年12月26日 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大清湖南省長沙府湘潭縣韶山沖 |
| 逝世 | 1976年9月9日（82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西城區中南海202別墅 |
| 死因 | 心肌梗死 |
| 墓地 |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毛主席紀念堂[註 1] 39.9010°N 116.3915°E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其他政黨 | 中國國民黨（1922年9月－1927年7月15日） |
| 配偶 | 羅一秀（1907年－1910年） 楊開慧（1920年－1930年） 賀子珍（1928年－1937年） 江青（1938年－1976年） |
| 兒女 | 6子4女 見子女 |
| 父母 | 毛貽昌（父） 文素勤（母） |
| 居住地 | 詳見毛澤東居所列表 |
| 母校 | 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
| 著作 | 詳見毛澤東著作列表 |
| 宗教信仰 | 無神論（前為佛教[1]）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
| 服役 | |
| 服役時間 | 1911年、1927年－1949年 |
| 參戰 | 第一次國共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國共內戰 韓戰 越南戰爭 中印邊境戰爭 中蘇邊界衝突 西沙海戰 |
毛澤東早年就讀於私塾，1918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1921年參與建立中國共產黨，1927年至1949年主要參與第一次國共內戰、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國抗日戰爭、第二次國共內戰等重大歷史事件。毛澤東在1942年發動整風運動，並於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確立其領導地位[註 2]。1949年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至1959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此外，毛澤東還先後兼任過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暨名譽主席等職務。
毛澤東的一生對中國乃至亞洲影響重大，其思想亦隨着輸出革命而被毛主義者所傳播。其曾被《時代雜誌》評為20世紀最重要的一百人之一[4]，世界各地對毛澤東的評價也充滿了爭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毛澤東對內推行計劃經濟、在農村發起了土地改革運動並廣泛開展掃盲運動，主導修訂了《五四憲法》，此後參與規劃一五計劃、三線建設等經濟建設方針並大幅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化和基礎設施建設，提出了包括兩彈一星等重大科技工程規劃；與此同時，他也發動或主導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如鎮反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亦曾一度退居二線。據各方估計，毛澤東時代的各類政治運動及三年困難時期共造成約4,000萬至8,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5][6][7][8][9][10][11]。外交上，毛澤東曾提出「三個世界」理論和「不稱霸」等思想[12]，介入了韓戰、越南戰爭等冷戰期間重大的歷史事件。
1893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於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註 3][13]:1，字詠芝（後改潤之）[14]:9，為毛貽昌和文素勤的三子[註 4]。毛澤東從六歲起就要幫家裏拔草、放牛、抬糞、砍柴，識字後還要幫父親記賬[14]:10。
毛澤東的家庭成分屬於中農至富農[15]；根據1939年12月28日，弟弟毛澤民代毛澤東為共產國際填寫的《個人履歷表》：毛貽昌「三十歲以前，專為耕種；三十歲後，耕種兼農村販賣商業。按中國蘇維埃階級分析，最後三年是富農。」[13]:14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曾與堂弟毛澤連談及毛貽昌向毛澤連之父毛菊生買進其賴以活命的7畝田，認為此事極不道德：「舊社會那種私有制，使兄弟間也不顧情義。我父親和你父親是堂兄弟，買你家那七畝田時，就只顧自己發財，全無兄弟之情，什麼勸説都聽不進去。我後來思考這些事，認識到這不光是個人與家庭問題，還是社會制度問題；認清只有徹底改造這個社會，才能根絕這類事情，於是下決心尋找一條解救窮苦農民的道路。」[13]:39-40
1911年春，毛澤東考入湘鄉駐省中學堂，到長沙讀書。在讀期間，他首次看到于右任創辦的《民立報》；並因此知曉了孫中山、黃興、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及中國同盟會的綱領，為黃花崗起義感動，進而開始支持革命黨人[16]:10。為此，毛澤東公開在學校貼文支持推翻清朝、建立民國；提議請孫中山當大總統，康有為當總理，梁啓超當外交部長[14]:19。同年5月，國內掀起保路運動，毛澤東與同學一同投入其中；毛澤東和另一同學帶頭剪去辮子，隨後又強制十幾個同學也剪掉辮子[16]:10。同年10月24日，毛澤東入伍，於湖南新軍二十五混成協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當一名列兵[14]:20。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蔡和森家中成立，蕭子昇為總幹事，毛澤東為幹事[14]:45；不久蕭子昇赴法國勤工儉學，會務由毛澤東主持。新民學會是五四時期最早的一批新型社團組織，最初強調個人修養；三個月後，毛澤東和蔡和森相商「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17]:15。同年10月，經恩師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當了月薪8元的圖書館書記[18]。其工作除了負責登記登記新到報刊和閱覽者姓名外，還包括打掃衛生，管理15種中外報紙。[14]:49。
1911年，毛澤東當兵時在中國社會黨人創辦的《湘漢新聞》上第一次看到「社會主義」一詞，接着又讀了中國社會黨黨魁江亢虎寫的社會主義小冊子，對社會主義產生了濃厚興趣。[19]新文化運動後，毛澤東逐漸開始擁護無政府主義[20]；在北大時，他還常與區聲白討論無政府主義[21]。直到1920年夏天，毛澤東才開始接受、傳播馬列主義思想。[22]1956年，毛澤東同外賓談話時提到：「當時（1900年代初期）我還是相信神的，後來又曾經是唯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23]
1919年，毛澤東在長沙修業小學任歷史教員[14]:53。後湖南學聯創辦《湘江評論》，由毛澤東當主編；其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稱：「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14]:54-55。同年8月中旬，湖南督軍張敬堯查禁《湘江評論》[14]:57-58。
192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16]:59。同年9月3日，毛澤東在長沙《大公報》新辟的「湖南建設問題」專欄，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中國呢？也醒覺了（除開政客官僚軍閥）。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國。」。
1920年底，毛澤東先後參與組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和長沙社會主義青年團[3]:3813。
1921年夏，中共一大召開，毛澤東作為長沙代表參與此次會議，並負責記錄工作。[16]:85。會後，毛澤東先後擔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3]:3813。
毛澤東參與了中共幫助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的行動，並於國民黨一大、國民黨二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3]:3813。
1922年9月，毛澤東加入中國國民黨，直至1927年「七一五事變」爆發為止。胡漢民、汪精衛曾向孫中山舉薦毛澤東[24]。
1923年6月，毛澤東到廣州出席中共三大，並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局秘書[3]:3813。
1924年2月，毛澤東任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秘書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14]:99；5月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6]:126。同年12月，毛澤東因工作勞累患病，回湖南療養[16]:130。
1925年五卅運動後，毛澤東等以「打倒列強、洗雪國恥」為口號，以秘密農協為核心，在韶山二十多座村內建立雪恥會，以作為國民革命基礎項目[14]:115。6月中旬，毛澤東等成立中共韶山支部[14]:114。同年8月28日，湖南省長趙恆惕電令湘潭縣團防局急速逮捕毛澤東[14]:116。同年9月，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因政務繁忙，無力兼理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便於10月5日薦舉毛澤東為代理宣傳部長[14]:103。
1926年1月28日，毛澤東和蔣介石於國民黨二大首次近距離接觸：毛報告宣傳審查委員會決議案，當選中央候補執委；蔣提出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當選中央執委[25]:97。同年3月19日，毛澤東任第六屆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14]:118。任內，毛澤東為中共培養了大批農運骨幹[3]:3813。同年5月25日，由於整理黨務案，毛澤東辭去代理宣傳部長的職務[14]:110。同年11月，毛澤東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3]:3813。
1927年，毛澤東到武漢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3]:3813；1月4日起，他考察湘潭縣、湘鄉縣、衡山縣、醴陵縣、長沙縣，三十二天內走了七百公里[14]:126。同年2月，毛澤東根據考察結果寫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4]:127-128，回擊了中共黨內對農民運動的責難。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於3月7日開課，學員共七百餘人，每位學員都需要接受定量的軍事訓練[14]:130-131。3月10日至3月17日，毛澤東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14]:131。3月30日，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正式組成，毛澤東任常委兼組織部長；4月2日，國民黨中央決定由毛澤東等5人組成土地委員會；4月4日，毛澤東等3人成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常委[14]:130。4月18日，寧漢分裂；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共193人被列在南京國民政府第一號通緝令上[14]:133；4月27日至5月9日，毛澤東參加中共五大，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4]:133-134。6月24日，毛澤東成為中共湖南省委書記[14]:136。
1927年8月7日，八七會議於漢口秘密舉行，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14]:140，他在會上提出「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經典論斷[14]:141；8月9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決定讓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湖南省委，領導秋收起義[14]:142。
1927年9月初，毛澤東組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9月9日，秋收起義爆發，起義者們試圖奪取長沙。但由於進攻受挫，毛澤東決定放棄原定計劃，下令各部隊撤至文家市集中[14]:151；9月19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主持前敵委員會會議。在總指揮盧德銘等人的支持下，其主張「議決退往湘南」獲通過[14]:151-152。同年9月29日晚，毛澤東在永新縣三灣村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並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14]:155；10月3日，工農革命軍抵達寧岡縣古城，召開「古城會議」，該會議認為井岡山是理想的落腳點，且要對袁文才、王佐兩支地方武裝進行「團結改造」[14]:156-157；10月23日，毛澤東等人在井岡山創立中共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3]:3813
1928年初，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攻佔新城鎮，打破了國軍對井岡山的第一次「進剿」[14]:167-168；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到井岡山，批判毛澤東「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並將撤銷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此外，周魯還將毛領導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師委[14]:169-170，毛澤東因而成為黨外人士，只能當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參與湘南暴動。後來，毛澤東被開除黨籍一事被證實為謠傳，於是他重新掌管了部隊[14]:170。
4月24日前後，毛澤東率第一團返回寧岡礱市，同先兩天到達礱市之朱德、陳毅部隊會合[14]:171。後與朱德、陳毅率領之一部分部隊井岡山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3]:3813。4月下旬，毛澤東主持召開第四軍軍委會議；月底，朱德和王爾琢按計劃率領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主力，打破國軍第二次「進剿」[14]:171-172。5月20日，經中共江西省委同意，毛澤東在寧岡茅坪主持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任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14]:174。6月4日，中共中央回信，確定毛澤東任紅軍第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11月才送到[14]:172。井岡山根據地割據區域面積達7,200多平方公里，共50多萬人，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稱：「是為邊界全盛時期。」[14]:1747月中旬，湘贛兩省國軍向井岡山發動第一次「會剿」，紅四軍分兩路反擊，「八月失敗」[14]:180-181。9月至10月，打破湘贛兩省國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第二次「會剿」[14]:182。11月6日，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議在茨坪召開，中共中央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成立，書記毛澤東，統轄邊界和紅四軍軍委[14]:183。從1928年開始，先後寫《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之戰略思想[3]:3813。
1929年3月，毛澤東、朱德在長汀整編紅四軍，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縱隊；根據中共六大決議，原紅四軍工農運動委員會改為政治部，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各縱隊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各支隊、大隊只設黨代表不設政治部[14]:195-196。4月13日，毛澤東《紅軍前委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在接近總暴動之前群眾政權的形式有由公開割據改變為秘密割據的必要」，「強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14]:193。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流寇思想和集權制領導原則之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中共中央指定之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14]:199。7月上旬，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份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14]:200。經李立三、周恩來、陳毅3人多次討論，陳毅執筆起草，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九月來信」，肯定毛澤東提出「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之基本原則，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14]:203。12月28日、12月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會議，是紅軍發展史上十分重要會議，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共中央指示[14]:206。
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就時局和紅軍行動問題覆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題目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指明中國革命之發展前途[26]:3512。2月6日至9日，毛澤東主持「二七會議」，任紅四、紅五、紅六軍和贛西、贛南、閩西、東江地區之共同前委書記[14]:210。5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毛澤東、朱德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14]:262。6月，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由紅四軍第三縱隊和贛南地方武裝合編而成）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紅軍第一軍團，毛澤東任政治委員，並任紅軍第一路軍總前敵委員會書記[14]:223-224。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毛澤東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4]:226。8月23日，毛澤東、朱德率紅一軍團會合紅三軍團，兩軍團前委聯席會議決定兩軍團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共3萬多人，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成立，書記毛澤東；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成立，主席毛澤東[14]:227。9、10月間，中共中央特派員塗振農在第一軍團及贛西南、閩西巡視工作情況報告：「據我在那裏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説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意見，但沒有甚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14]:20410月25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後徹30里，移至新餘縣羅坊，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14]:233。12月30日，毛澤東、朱德預先設伏，於龍岡全殲第十八師，活捉師長張輝瓚[14]:240。
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向黨中央寫信指出其發現大量AB團分子「充塞領導機關」，故需要為肅清AB團分子「來一番根本改造」；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發動了半個多月的「快速整軍」，在4萬紅軍中肅清「AB團」四千多人；12月，富田事變爆發，反AB團運動持續展開[27]。據事後調查，蘇區從1930年到1934年被肅清的「AB團」達七萬多人[26]:3602。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來為書記，未到職前由項英代理，同時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兼軍委主席，毛澤東、朱德為副主席（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14]:242），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26]:3764。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同時撤銷[14]:242。毛澤東、朱德、曾山為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14]:242。
毛澤東在瑞金葉坪會合中央蘇區中央局，1931年10月11日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14]:258。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將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以瑞金為中心，形成15座縣城、28個縣境、5萬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萬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中央蘇區）[14]:258-260。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常稱為贛南會議），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毛澤東出席會議[14]:264；會議根據臨時中央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14]:265。中共臨時中央經過討論後致電蘇區中央局：「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後經蘇區中央局同臨時中央商議，「江西蘇維埃主席」改成項英[14]:266。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晚上毛澤東和代表們一起參加提燈慶祝晚會[14]:266。11月11日，大會主席團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毛澤東等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大會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項英、張國燾等63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在11月20日閉幕，由毛澤東致閉幕詞[14]:267。11月25日，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任命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等15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委員[14]:268。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在瑞金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26]:3997。
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會後不久毛澤東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休養，中央局同意[14]:273。1月下旬，毛澤東帶着警衛班到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休養[14]:274。3月上旬，中革軍委急電請毛澤東暫停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毛澤東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朱德告訴毛澤東：按照你的意見，已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在紅四軍支援下，使紅三軍團脫出險境[14]:274。6月，蔣介石第四次「圍剿」，毛澤東率東路撤離漳州、龍岩地區，回師贛南；紅軍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轄紅一、紅三、紅五軍團，朱德兼任總司令、王稼祥兼任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仍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隨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沒有恢復總政治委員職務[14]:284。10月上旬，寧都會議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開會體會議，會議根據臨時中央之決議和指示，指責毛澤東「誘敵深入」方針、反對打贛州等是「純粹防禦路線」、「右傾主要危險」，要求紅軍在敵合圍開始之前，粉碎敵人進攻，奪取中心城市，實現江西首先勝利，會後毛澤東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26]:4245-4246。10月21日《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稱，會議最後通過周恩來提議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同時批准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14]:290。根據臨時中央來電，決定毛澤東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周恩來代理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14]:290。10月中旬，毛澤東抵達長汀福音醫院養病，在院長傅連安排下住進老古井醫院休養所，探視妻子賀子珍[14]:291。在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下，紅軍從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連續粉碎國軍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3]:3813。寧都會議解除毛澤東在紅軍中領導職務，最終使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喪失中央革命根據地[14]:291。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等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到長汀時，有提議看望毛澤東，博古稱﹕毛澤東有甚麼可看的[14]:292。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26]:4316。2月中旬，毛澤東接到命令，回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14]:293。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電：「對毛澤東必須採取儘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14]:296被補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3]:3813。1934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沒有參加，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4]:311。1月22日起，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選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通過中共中央提議改由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14]:311。賀怡想不通，有時到賀子珍家訴苦，説到淚下，毛澤東靜聽着傷感地説：「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呀！」[14]:3124月下旬，經過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攜帶幾個隨員離開瑞金，前往中央蘇區南部會昌縣視察並指導工作[14]:313-314。毛澤東先會見粵贛省委書記劉曉、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何長工穩定南線[14]:314。毛澤東在會昌工作兩個多月，成績顯著[14]:317。10月初，何長工和潘漢年根據周恩來部署，同陳濟棠部談判3天，達成「就地停戰」、「必要時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項協議，為以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順利突破第一、二道封鎖線開闢道路[14]:317。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中根據地的北大門廣昌和南大門筠門嶺相繼失守[14]:313-314。6月下旬，毛澤東在會昌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4]:317。7月間，依據共產國際指示關於主力轉移時開展游擊戰爭以配合，中革軍委佈置毛澤東寫一本關於戰爭的小冊子，約一個月寫成《游擊戰爭》約3萬字，第一章《概論》論述游擊隊任務、組織和如何發展成紅軍，第二章《游擊戰術》論述游擊戰鬥動作之要則、襲擊駐止和行動的敵人、破壞敵人後方、對付敵人「圍剿」和追擊、行軍宿營給養衛生等，第三章《游擊隊的政治工作》論述游擊隊政治工作的目的、部隊內的政治工作、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破壞敵人部隊的工作[14]:318。毛澤東要求到贛南省視察，得到中央書記處同意；9月中旬，毛澤東帶着秘書、醫生和警衛班抵達贛南省委、省蘇、省軍區所在地于都[14]:319。10月初，中央「有特別任務」秘密通知毛澤東，要立刻回瑞金；在雲石山古廟裏，召開一個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會議（又稱青山會議），毛澤東宣佈撤離蘇區，強調：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後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鬥爭，更好地聯繫群眾[14]:320-321。
從1931年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毛澤東處境十分艱難，接連遭受批判和不公正對待，被嚴斥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黨內「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考驗嚴峻；毛澤東信念堅強、胸襟寬闊、意志如鐵，承受得住考驗[14]:322。
但由於以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排擠毛澤東對軍隊的領導，紅軍雖經苦戰而未能粉碎國軍第五次軍事「圍剿」[3]:3813。1934年10月15日，毛澤東在于都安排好後，在縣城謝家祠參加由中共贛南省委召集的省、縣、區三級主要幹部會議[14]:321。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城恭城書院舉行臨時緊急會議，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李德參加；毛澤東建議改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西進[14]:327。12月18日，在黎平城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主張繼續進軍貴州西北，在川黔地區建立新根據地[14]:327。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在遵義城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雲、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鄧小平出席，李德、伍修權列席，共20人[14]:330-331。會議決定：「㈠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㈡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討論。㈢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㈣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14]:332。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結束，確立新中央領導[3]:3813。6月25日，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到懋功縣城以北的兩河口，歡迎從茂縣前來之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並舉行紅軍會師大會[14]:344。6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常委會議上的發言記錄：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黨對時局應有表示，發表文件，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這是「最能動員群眾」[14]:345。9月12日，北上紅軍到達俄界第二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報告；會議同意毛澤東意見，通過《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之戰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方針是錯誤[14]:351。俄界會議決定把紅一軍、紅三軍、軍委縱隊合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成立五人團領導軍事工作[14]:351-352。此後黨和紅軍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國軍圍追堵截，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於10月到達陝北[3]:3813。11月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言記錄：軍隊編制恢復紅一方面軍，下轄第一軍團（由陝甘支隊改成）和第十五軍團；會議決定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任毛澤東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會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命令：任命彭德懷為紅一方面軍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全軍共5個師4個團，1萬多人[14]:358。12月17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劉少奇等10餘人參加[14]:363。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理論、路線和政策[3]:3813。
1936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記錄：「要首先看明天，再來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談。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視眼。」[14]:371會議經討論，同意毛澤東報告，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西征，並在瓦窯堡創建紅軍大學[14]:373。5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下達西征戰役命令[14]:373。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他擔任此職務直至逝世[3]:3813。
1937年，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認識論和辨證法[3]:3813。7月13日，在延安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28]:11。7月19日，蔣介石廬山談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28]:12；毛澤東很快表示歡迎：「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29]:344據8月1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共商國防問題[28]:15。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召開，毛澤東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報告[28]:19。會議決定毛澤東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書記（實際稱主席[30]:15-16）[28]:21。8月2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28]:23。洛川會議結束後兩個多月裏，毛澤東幾乎全力指導八路軍華北作戰[28]:24。10月10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澤東[28]:24。11月29日，王明、康生和陳雲同機到延安，毛澤東第一次會見王明[28]:60。
1938年1月，中國鄉村建設派領導人梁漱溟到延安後，就抗戰前途和階級鬥爭等問題同毛澤東交談八次，每次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最長時間通宵達旦；對階級鬥爭等問題，雙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澤東並不把自己之意見強加於人[28]:83。9月至11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講話，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毛澤東批判速勝論和悲觀論兩種錯誤思想[3]:3813。
1939年1月17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開幕會上講話：抗戰一定要有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沒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就不能實現民族主義，抗戰就不會勝利；邊區的進步主要表現在民主，而這民主又是蘇維埃在現階段的發展物，現在各階級、工農商學兵各界都可參加參議會[30]:103。3月2日，毛澤東為聶榮臻寫的《抗日模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一書作序言：「晉察冀邊區是華北抗戰的堡壘，那裏實行了堅持抗戰的民族主義，那裏實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那裏也開始實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義，總之一句話，那裏實行了互相聯結不可分離的三民主義。……喚起民眾就是要實行民權民生主義，否則無從喚起，尤其是民權主義，真如大旱望雲，一刻不可或緩。」[30]:114
1938年9月7日，關於和石友三共同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問題，毛澤東同張聞天、劉少奇致電郭洪濤：山東各黨派軍隊與我們的關係進一步好轉，已使我們有可能開始在黃河以東建立大塊抗日根據地；希望你們根據黨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及敵後工作的基本原則與山東實際情況，和石友三議定共同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綱領；建立根據地的各方面工作可由石友三公開出面來做[30]:89。1940年2月3日，毛澤東同王稼祥致電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指出：對石友三部應採取堅決徹底消滅政策，爭取方針已不適用了[30]:165-166。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延安親自領導開辦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青年幹部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女子大學等[28]:76。每當抗大舉行開學典禮或結業式時，毛澤東通常到會講話，鼓勵學員在學校裏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社會學習，指出「那是無字之書」；毛澤東告誡他們，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發展的原則[28]:77。
1941年3月1日，國民參政會第二屆第一次會議在重慶開幕，由於中國國民黨不肯接受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中共參政員毛澤東等7人拒絕出席會議[30]:278。7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研究局的通知：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下設情報部、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毛澤東兼政治研究室主任[30]:311。
1942年號召開展全黨範圍之整風運動，統一思想、組織，從而為戰爭取得徹底勝利奠定基礎[3]:3813。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3]:3813。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28]:269。建立起以毛澤東為核心之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28]:269。本次大會確定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系統形成並趨於完善[3]:1455。
1945年7月5日，黃炎培在延安同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問題，據黃炎培7月5日日記記載：「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6]:77538月23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劉少奇代理其主席職務，還決定毛澤東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31]:12。
1945年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蔣介石連續3次致電毛澤東，邀請毛澤東速到重慶「共定大計」[28]:278。8月22日，毛澤東復蔣介石8月20日第二次邀請赴重慶談判電：「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31]:9。8月28日下午，在張治中、赫爾利陪同下，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從延安飛抵重慶[28]:282。下機後，毛澤東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書面談話：「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28]:28210月11日，毛澤東偕同張治中、王若飛回到延安[28]:290。11月中旬，毛澤東病倒，得神經系統疾病[28]:299。
1946年開春，毛澤東病好轉，逐漸恢復工作[28]:300。2月1日，蔣介石與周恩來會談，蔣表示政府僅派張治中一人出席軍事三人小組，張群不再參加；周恩來轉達毛澤東關於軍黨分立、國共長期合作之意見，並謂毛澤東將參加聯合政府[26]:7970。
1947年3月18日，毛澤東離開延安；3月25日，毛澤東聽任弼時説山西文水縣女共產黨員劉胡蘭在敵人面前就義事跡，寫下「生的偉大，死的光榮」[28]:344-345。3月29日、3月30日，毛澤東、劉少奇等在棗林溝召開中央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工作，劉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4月11日又決定葉劍英、楊尚昆等率中央機關大部人員到山西臨縣組成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28]:345。毛澤東、周恩來分別用李德勝、胡必成之化名，示意解放戰爭必勝，中國革命必成[28]:345。10月8日，毛澤東寫信給毛岸英：「一個人無論學什麼或作什麼，只要有熱情，有恆心，不要那種無着落的與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個人主義的虛榮心，總是會有進步的。」[31]:241-24210月上旬，毛澤東在神泉堡，修改審定《土地法大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訓令》，重新修訂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28]:366。先是7月上旬南京政府通過蔣介石提出《國家總動員案》，並頒佈《戡平共匪總動員令》；10月10日，毛澤東選定由新華社向全中國、全世界公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立刻轟動國際[28]:367。10月下旬，經毛澤東自己調查研究，又聽取任弼時彙報各區土改情況，毛澤東敏鋭發現黨內「左」的傾向正在抬頭；毛澤東把看重此問題，認為要堅決克服正在抬頭「左」的傾向[28]:367。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周恩來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與毛澤東商議後就實施許多重大戰略決策；後來周恩來稱：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裏，指揮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28]:362。
1948年3月2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等商議後決定率中央和軍委機關東移，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會合[28]:381。
1949年春，毛澤東會見蘇共中央代表米高揚，並探討建國方案，蘇聯援助等問題。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28]:465。4月21日，英艦紫石英號負傷，被迫停於鎮江以東江中，其餘3艘英艦逃走[26]:8883。4月30日，毛澤東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李濤之化名為英國軍艦之暴行發表聲明，要求英、美、法三國在中國之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之領水、領海、領土、領空，不要幫助中國人民之敵人打內戰，斥責英國保守黨首領丘吉爾和首相艾德禮為英艦侵入中國長江、並向解放軍發炮攻擊之暴行辯護以及要武力報復之恫嚇[26]:8897。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式上講話[28]:481。會議選出毛澤東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主席[28]:482。9月3日，關於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問題，毛澤東致電饒漱石：「……不輕議遷移，不輕議裁員。着重整理稅收，以增加收入。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多餘人員，設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崗位上去。自願和可能遷移的工廠、學校，必須精密籌劃，到新地後能夠維持下去，並有前途，否則不要遷移。對難民的遷移，亦須如此。着重節約那些本來可以減少的開支，但不要減少那些必不可少的開支。着重反對浪費，從這裏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錢。封鎖在目前時期對於我們極為有利，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萬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滿，應加以處理。其辦法是立即加以調查，分別自己有辦法生活和自己無法生活的兩類。對於後一類人，應予收回，給以飯吃。現在無事做，也應給以飯吃，維持他們，使他們活下去。否則政治上對我們極為不利。就全局來説，全國養九百萬至一千萬人是完全有辦法的。……」[31]:5639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戰軍前委電，轉發察哈爾省委關於召開各界代表會的報告，要求各地研究他們的經驗：「經驗證明，凡未注意召開各界代表會，仍然束縛於黨內狹小圈子的，就走了彎路。……必須反對形式主義，每次會議要有充分準備，要有中心內容，要切切實實討論工作中存在的為人民所關心的問題，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當作一件大事去辦，否則將損害黨的政治威信。」[31]:5649月21日，毛澤東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致開幕詞：「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8]:490-491。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32]:83。9月30日，政協全體會議，選出毛澤東等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28]:493。會議發表由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28]:493。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毛澤東於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宣告中央人民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接受《共同綱領》為施政方針[33]:9。下午3時，開國大典開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佈開會，隨後毛澤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33]:11升旗儀式結束後，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33]:13。
1949年12月16日，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同史太林會談，這是他第一次出訪外國。毛澤東在會談中強調：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建立和平，中國需要和平的環境，把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並從總體上使國家穩定。[34]:896[35]:167-168
1950年4月21日，毛澤東同李維漢、徐冰談話，表明其對統一戰線的態度：「要實行民主。現在有人有好多氣沒有機會出，要讓他們出，除了泄密的、破壞性的，都讓人家說。」[33]:26
1950年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36]:103
1950年10月，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韓戰[37]。
1954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由毛澤東致開幕詞[33]:331；9月20日，會議通過「五四憲法」；9月27日，毛澤東在會上當選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33]:334。
1954年10月中下旬，印度總理尼赫魯訪華。由於他是新中國接待的第一位外國政府首腦，毛澤東對此事極為重視，同他舉行了三次會談[32]:108。
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後，毛澤東曾一度考慮要改變單一公有制為主的經濟所有制結構：「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33]:447[38]:170-171
毛澤東的調查研究從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共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之工作彙報，還有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彙報，實際聽彙報時間為43天[32]:11。2月19日，毛澤東對中宣部2月1日報告蘇聯學者在中山大學向中國陪同人員談對《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之論點看法不同，批語手稿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鄧小平、陳伯達、陸定一：「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甚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32]:272月21日，毛澤東聽城市建設總局和二機部彙報時說：現在北京不擺大工業，不是永遠不擺；按自然發展規律，北京會發展到一千萬人，上海也是一千萬人；將來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會把天津、保定、北京連在一起；北京是個好地方，將來會擺許多工廠的[32]:15。4月19日，毛澤東聽李富春彙報第二個五年計劃時警告說：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32]:21-22。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論十大關係》[32]:23。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講話，正式宣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方針：「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32]:31
1956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開幕，毛澤東致開幕詞[32]:46-47。根據毛澤東建議，八大通過之黨章增加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32]:57-61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高壓政策不能解決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不能採取高壓政策。」[32]:184同日下午，毛澤東在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不但在純粹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於反革命一類，也讓他們自由講話。一般人民說錯了話，或者鬧了事，不能對他們使用專政的方法，只能採取民主的方法。」[32]:1864月4日至4月6日，毛澤東在四省一市黨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插話：「不能靠歷史吃飯，不能靠威勢吃飯。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勢力大也不能解決問題。以力只能服敵。敵人是不和你講理的，你跟他講理他不聽，他只講力。對人民只有說理，只要沒理，不管勢力多大，資格多老，也輸了。……一聽到鬧事，就想到敵人，就實行專政。階級鬥爭搞慣了，將對付反革命的辦法用到鬧事的人民身上。過去在革命的時候，我們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勢力要民主。現在我們勝利了，自己掌握政權，很容易強調專政，忽略民主的一面。……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有矛盾的。現在的生產關係是集體所有制，是國家所有制。一萬年後生產關係總要改變，最後要以地球為單位，不是國有化，而是『球有化』。當然，總不會回到剝削關係。剝削是生產不足的表現。」[32]:188-196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書記會議期間寫一篇文章名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39]:456-457
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率領中國代表團乘專機飛往莫斯科，是毛澤東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出國[32]:255。
1958年7月，台灣不斷炮擊福建沿海村鎮，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奉命於8月23日開始炮擊國軍金門防衛部和炮兵陣地等軍事目標，封鎖金門島[40]:23。9月初美國向台灣海峽地區大量增兵，派軍艦、飛機直接為國軍運輸護航，解放軍前線部隊又於9月8日對金門全面炮擊[40]:23。
毛澤東起草〈鄭州會議紀要〉：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5日結束，中央20人、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27人到會，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首先由毛澤東講意見，然後討論幾次，結果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並規定14句話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起草一個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40]:14-15。同年，毛澤東去韶山水庫游泳，特意來到毛震公祠，聽説燒了祖宗牌位和菩薩，走進「務本堂」，表情凝重地向原放牌位處三鞠躬，稱：「你們這麼沒得柴啊，菩薩是迷信，應該打倒，烈士墓和祖宗牌位是紀念，應該保留。」[13]:9
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寫了一篇名為《十年總結》的文章：「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説，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客觀原因，公開改正。……哪裏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三年餘地，多麼好啊！」[41]:28、「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獲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41]:55按照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要求「今年七月的黨大會上一定要改過來」，7月5日至8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41]:56。
1962年9月24日至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41]:233；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不要放在很嚴重地位，但要跟調整工作平行[41]:229；毛澤東稱：「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的大會就講，使全黨提高警惕，使我們有一條清醒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41]:234
毛澤東肯定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先進技術，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從1960年代起，中國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大量成套設備；1963年6月，經毛澤東批准，中國同日本簽訂第一個採用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之合同；隨後，又從英、法、德、瑞典、意、瑞士、荷、比、奧等國進口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84項成套設備和技術[42]:31。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毛澤東為了「反修防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四清運動」[43]:9。這場運動被認為是文化大革命的預演。
隨着四清運動的展開，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開始產生了巨大的分歧。事後，埃德加·斯諾問毛澤東：「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對此答到：「那就早囉！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44]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43]:122；8月5日，毛澤東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7日印發中央全會[43]:124-125；8月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43]:126；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43]:126-128，文化大革命開始進一步地展開，一系列動盪也油然而生。為此，《人民日報》於9月5日發表社論《用文斗，不用武鬥》，提出：「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鬥」[43]:133。經毛澤東批准，軍方於8月21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隨後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43]:134。
1967年4月6日，毛澤東在林彪送審的「軍委十條」上批示：「此件很好。」[43]:181。「軍委十條」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能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43]:181。
1967年7月18日，毛澤東同陳再道將軍、鍾漢華將軍等人談話，批評了「圍困中南海事件」[43]:188；7月20日，相當多軍人沖入毛澤東居住的東湖賓館，打人揪人，林彪、江青當天聯名向毛澤東寫信，由邱會作將軍送至武漢，毛澤東認為陳再道和保皇派紅衛兵組織「百萬雄師」策動了暴亂，因此決定離開武漢。該事件被稱為「七二〇事件」[43]:189-190。文革期間，保皇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武鬥頻發。對此，毛澤東曾表示：「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43]:167
1970年11月中旬，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之指示，同時印發《我的一點意見》，批陳整風運動由此展開[43]:275。
1971年9月，林立果、江騰蛟等林彪派人馬準備暗殺巡視途中的毛澤東；9月7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指令；9月8日林立果下達一份據稱是林彪親筆寫下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43]:288；9月10日，南巡中的毛澤東突然改變行程，回到北京[43]:289。由於暗殺陰謀敗露，林彪一家打算乘機外逃蘇聯。儘管周恩來下令開動雷達，下達全國禁空令；但林彪等人最終還是飛離出境，並於9月13日墜亡[43]:291。9月24日，毛澤東決定隔離審查林彪反黨集團骨幹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以上變故即九一三事件[43]:293。
1971年5月29日，毛澤東批准周恩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同日中方向美國總統尼克遜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秘密訪華[43]:321。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告尼克遜訪華；10月26日，雙方就「三個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43]:321。
同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當日下午，毛澤東決定立即組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43]:321-323。
1972年7月，田中角榮就任日本首相，並於就職當日聲明要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澤東於是對中日恢復邦交一事採取積極態度[43]:328。同年9月，田中角榮等人應邀訪華；9月27日毛澤東會見田中角榮等人；9月29日，周恩來和田中角榮簽署中日聯合聲明[43]:328-329。
1974年8月，毛澤東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45]:1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對此毛澤東僅平緩地說出「知道了」。以後幾個月內，他同訪華的客人談話時，幾乎每次都要提到蔣介石，並表明其對台灣問題的關切[43]:412。同年5月3日，毛澤東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43]:415-417。
1976年9月8日，毛澤東血壓開始下降，入夜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分批前往看望毛澤東；9月9日零時10分，經連續4個多小時搶救無效，毛澤東心臟停止跳動[43]:466。
儘管毛澤東生前曾多次表達且已簽署過死後火葬的意願，不過中共中央仍於毛澤東逝世當日，決定永久保留其遺體。[46]: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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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國大陸的官方定義，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和建設及社會實踐中的一系列獨創性經驗作了理論概括而形成的科學的指導思想[3]:3816，是其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勝利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發展，是被實踐證明關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3]:3816」。
「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是在1943年，由王稼祥提出的。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毛澤東思想亦被確立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此外，毛澤東思想亦被其他國家的人們稱為「毛主義」。
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義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而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決議認為：毛澤東思想在六個方面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獨創的理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其中有三個基本方面，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此外，決議認為新民主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等理論「經歷史實踐檢驗，已證明行之有效」。
毛澤東思想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藝、哲學等多方面內容，並對全球各地產生廣泛影響，如「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農村包圍城市」、「兵民是勝利之本」、「文藝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婦女能頂半邊天」、「批評和自我批評」、「群眾路線」、「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人民戰爭」、「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三個世界」等。
毛澤東生平著述頗豐，目前中國大陸發行的《毛澤東選集》便收錄了毛澤東建國前主要著作。 1990年後，中國大陸發行《毛澤東文集》，整理收錄了《毛澤東選集》以外的大量毛澤東著作。此外，中國大陸還出版《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內部發行），系統整理了毛澤東1949年後的著作、講話和批示。
毛澤東創作過不少詩詞，僅經其本人手定正式發表的就有39首。此外還有一些未經他本人手定發表的詩詞。中國大陸出版過多種版本的毛澤東詩詞選集和註釋賞析，其中著名的有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收錄67首詩詞的《毛澤東詩詞集》。
毛澤東的著名詩詞有《沁園春·長沙》《西江月·井岡山》《沁園春·雪》《七律·長征》《憶秦娥·婁山關》等。
毛澤東終生治學，被認為是獨特的「學者型讀書專家」。他早年讀四書五經等，中年讀西方社科與哲學著作，晚年讀中外歷史與傳記著作等。1937年，他研讀並詳批米丁著、沈志遠譯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並據此整理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最終寫就哲學專著《實踐論》和《矛盾論》，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基礎[47]。
毛澤東酷愛讀史書，晚年幾乎通讀二十四史，且多讀其重點史冊或篇章。[48]毛澤東不僅自己研讀，有時還會要求同僚讀史書。例如他曾讓周恩來讀《史記·汲鄭列傳》和《晉書·桓伊傳》，要王洪文讀《後漢書·劉盆子傳》，要江青讀《後漢書》中黃瓊與李固的列傳，要姚文元讀《舊五代史·李襲吉傳》，要許世友讀《漢書·周勃傳》等。
毛澤東是二十世紀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其對中國及全球各地影響深重，而人們對毛澤東的評價也充滿了爭議。 [50][51]
| 性質 | 名字 | 註釋 |
|---|---|---|
| 名 | 澤東 | 亦為譜名[55]。 |
| 字 | 潤之、潤芝、詠芝 | 早年與蔡和森通信時常以此相稱。亦作筆名，見署於《天問》、《嚮導》等刊物[56]。 |
| 乳名 | 石三、石三伢子 | |
| 號 | 子任 | 在1911年離開東山高等小學堂前，自己取號，意為以「救天下」為己任，表現崇拜梁任公[13]:44-49。 |
| 筆名 | 石山 | 1923年於《前鋒》第1期發表《省憲下之湖南》所署，又見於《政治周報》第4期[56]。 |
| 子任 | 1925-1926年，在《政治周報》撰文時署用[56]。 | |
| 二十八畫生 | 1915-1917年使用，「毛澤東」計二十八筆畫，同時寓意「共」（廿八）[56][57]。 | |
| 化名 | 李德勝 | 毛澤東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曾化名李德勝[58]，其女（李敏、李訥）亦使用李姓。 |
| 尊稱 | 毛主席 | 自1945年起至1976年逝世，毛澤東長期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並首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國外提及毛時大多也用這一稱呼。 |
| 潤公 | 多為中共以外的民主人士使用，現代也有使用[59]。 | |
| 自稱 | 教員 | 林彪、陳伯達和康生提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為毛澤東的稱號。1971年，毛澤東與斯諾會談時認為這是過分崇拜，「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60] |
| 貶稱 | 毛匪、毛逆、共酋 | 中國國民黨與毛澤東軍事對抗時取的貶義蔑稱[61]。 |
| 綽號 | 毛奇 | 毛澤東在長沙一師就讀時同學所起的外號（毛奇為德意志帝國名將）[56]。 |
| 老毛 | 中國大陸民間有時用此稱呼[62]。 | |
| 太祖 | 中國大多王朝的開國皇帝死後均冠以該廟號。 |
毛澤東先後有四位妻子：
根據彭明道的說法：1980年代，毛澤東舊友易禮容指《賀新郎·別友》的贈送對象是陶毅。陶毅因此被認為與毛澤東有戀愛關係。有研究者曾批駁其他研究者據此詞寫作時間，「暗中作出毛在和楊開慧結婚後、與陶毅有婚外戀的結論」[69]:20。2004年電視劇《恰同學少年》熱播，受此劇影響，陶毅多被塑造為毛澤東的「初戀女友」。更有陶毅與毛澤東多次分手複合、陶毅出身地方富豪家庭，以及陶毅終身未婚等不實傳聞[70][71]。
以毛澤東為題材的紀念事物包括毛主席塑像、毛主席像章以及同毛澤東相關的影視作品、圖片書籍、紀念館故居、「郵、幣、卡」等。
《毛澤東》（1983年）、《四渡赤水》（八一電影製片廠，1983年）、《開國大典》（長春電影製片廠，1989年）、《大決戰》（八一電影製片廠，1991年）、《毛澤東和他的兒子》（1991年）、《中國出了個毛澤東》（1993年）、《秋收起義》（瀟湘電影製片廠，1993年）《重慶談判》（1993）、《毛澤東在1925》（瀟湘電影製片廠，2001年）、《毛澤東去安源》（瀟湘電影製片廠，2003年）、《走近毛澤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2003年）、《建國大業》（2009年）、《建黨偉業》（2011年）、《少年毛澤東》（動畫，2015年）、《建軍大業》（2017年）、《覺醒年代》（2021年）等。
《遵義會議》（1996年）、《開國領袖毛澤東》（1999年）、《長征》（2001年）、《青年毛澤東》（2003年）、《恰同學少年》（2007年）、《井岡山》（2007年）、《東方》（2011年）、《毛澤東》（2013年）、《領袖》（2014年）[72]、《太行山上》（2015年）、《毛澤東三兄弟》（2016年）、《東方戰場》（2016年）、《海棠依舊》（2016年）、《紅星照耀中國》（2016年）、《建軍大業》（2017年）、《換了人間》（2018年）、《跨過鴨綠江》（2020年）、《大決戰》（2021年）等。
圖書： 《毛澤東》、《統帥毛澤東》、《毛澤東畫傳》、《毛澤東家風》、《詩人毛澤東》等。
《瀏陽河》、《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毛主席的話兒記在我們心坎里》、《北京的金山上》、《青稞美酒獻給毛主席》、《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毛主席永遠和我一起》、《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北京有個金太陽》、《讀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想念毛主席》、《毛主席派人來》、《日夜想念毛主席》、《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頌歌獻給毛主席》、《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天上太陽紅彤彤》、《我愛北京天安門》等。
參見毛澤東居所列表
《開國大典》（董希文，1953年）、《毛主席去安源》（劉春華，1967年）、《毛主席視察廣東農村》（陳衍寧，文革時期。2005年拍賣價格高達1012萬元）、《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和《長征》（靳尚誼，1976年）
參見毛澤東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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