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
文革“四人帮”成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姚文元（1931年12月11日—2005年12月23日）[1]，浙江諸暨姚公埠人，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重要政治人物，「四人幫」成員之一。曾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中央組織宣傳組成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76年在懷仁堂事變中被捕，次年被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2005年去世。
生平
1931年12月11日，姚文元生於上海，其父是曾背叛中共的作家、翻譯家兼書商姚蓬子。根據中共公開的材料，姚蓬子曾於1927年加入中共，1930年參與創辦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當選「左聯」執委兼總務部長，後調入中共中央特科，成為潘漢年的下級。1933年12月，姚蓬子在天津被國民黨逮捕押解南京，1934年自首並在國民黨《中央日報》發表《脫離共產黨宣言》，背叛中共後加入中統，參與編輯國民黨背景報刊，與徐恩曾關係密切[2]。
受日本侵華戰爭波及，姚文元幼年與母親周修文一起輾轉武漢和重慶，1943年秋在重慶沙坪垻南開中學就讀初中，日本投降後回到上海，轉學上海藝術師範附屬中學，初中畢業後考上了大同大學附屬中學。1948年1月底，姚文元因受進步同學引導聲援同濟大學學運而被開除學籍，後考入滬新中學，並在此於1948年10月秘密加入共產黨。上海戰役後，姚文元公開黨員身份，協助中共穩定金融市場，被中共任為《青年報》通訊員。
姚文元在父親的影響下從小愛好讀書。1950年，姚文元高中畢業後決定放棄報考大學，將主要精力用於學習文學理論和撰寫文學評論，根據團委安排進入機關工作[3]。
姚文元曾在中國作協工作[4]。由於胡風和姚蓬子是好友，胡風在建國前常來姚蓬子的「作家書屋」做客，姚文元在少年時期閱讀大量胡風作品，一度想成為胡風的入室弟子。1952年8月24日，姚文元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盧灣區工委宣傳部副部長（行政級別十八級），憑藉對胡風的了解，1954年，盧灣區委宣傳部曾準備讓姚文元對全區幹部作宣傳胡風文藝思想的報告。隨着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爆發，姚文元對胡風的立場徹底轉變，終止了未發表的報告，並於1955年在文化部主辦的《文藝報》發表批判胡風文章《分清是非，劃清界線》。同年年初，姚文元在上海文藝界一次批判胡風大會上積極發言，得到張春橋注意，其發言稿在張春橋推薦下在上海《文藝月報》發表，隨後張春橋約見姚文元，請他每隔幾天寫作一篇胡風批判文章，文章在張春橋的影響下頻繁發表於《解放日報》和《文匯報》[3][5][6]。
1955年4月，潘漢年案爆發，5月，姚蓬子以「胡風分子」和「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分子」的雙重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審查，次月姚文元也被盧灣區委審幹辦公室審查，同年年底，由於姚蓬子被結束審查送回上海，姚文元在得到一份「不痛不癢」的審查報告後復職。1956年5月30日，姚文元調職上海市作家協會，任《萌芽》半月刊詩歌編輯。1957年2月6日，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文章《教條和原則——與姚雪垠先生討論》得到毛澤東的讚許：「最近姚蓬子的兒子姚文元寫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錯的。過去我們提倡一家獨鳴，那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如此不能打倒國民黨20年一家獨鳴的理論。」這使姚文元被上海市委器重，1957年3月10日，姚文元作為上海文化界代表團成員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毛澤東將姚文元與李希凡、王蒙作對比，並再度表揚姚文元稱「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面性。後來學習馬列主義，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青年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6]
1957年中，反右運動爆發，6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發文《錄以備考──讀報偶感》，指出《文匯報》沒有把毛澤東接見共青團代表的講話醒目發表：
| “ | 前幾天毛主席在接見共青團代表時發表了講話。講話雖短，含意卻極深遠。《解放日報》用特別巨大的鉛字和醒目的標題放在第一條新聞，《人民日報》排在當中，標題比《解放日報》要小些，也突出了「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都是錯誤的」。但《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覺得這是無足輕重的新聞。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兩個鉛字那麼大。 | ” |
在毛澤東的指示下，6月14日，該文被《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全文轉載，稱《文匯報》「利用『百家爭鳴』這個口號和共產黨的整風運動，發表了大量表現資產階級觀點而並不準備批判的文章和帶煽動性的報道」[7]。在運動中，姚文元還批判過包括馮雪峰、丁玲、艾青、徐懋庸、秦兆陽、施蟄存、徐中玉、陳涌、王若望、劉紹棠、魯莽在內的大量知識分子。1958年8月，姚文元調任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管理的《解放》半月刊編委。1962年5月22日，由於《解放》停刊，姚文元調任上海華東局暨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編委，然而此次調任直到將近一年後的1963年5月10日才登報通告[3]。
至文革之前，姚文元已在各種報刊上發表了字數以百萬計的文章，出版了雜文、文學評論等十來種文集，其中以大量批判文為主，包括巴金的無政府傾向、巴人（王任叔）的人性論、周谷城的形式邏輯觀、錢谷融的人道主義觀和陳恭敏的美學觀都曾是姚文元的批判對象，他自身也曾被朱光潛、賀綠汀等作家撰文批評[3]。
1965年春，江青前往上海，在柯慶施的協助下開始組織批判《海瑞罷官》的寫作班子，姚文元受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推薦成為核心人員，復旦大學歷史系教師朱永嘉受張春橋委託協助姚文元查詢史料。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批判吳晗並指責其作品《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8]。這篇文章引起全國反響，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親自組織議定龔育之、戚本禹、關鋒三人響應姚文元，創作批評吳晗和《海瑞罷官》的文章，1966年1月，因周揚發現肺癌住院，許立群接替周揚主管學術批判，許立群將一些海瑞罷官批評材料上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五人小組發表了決定將批評限定在學術界的《二月提綱》，這一提綱隨後被毛澤東否決，而姚文元得到毛澤東的青睞[9]:52-67：
| “ | 為甚麽姚文元的文章一定要告訴中宣部？一定要向彭真打招呼？中央十中全會不是有決定嗎？吳晗寫了那麽多海瑞文章，許多鬼戲文章，宣傳部為甚麽不要求請示呢？而偏偏姚文元的文章必須打招呼呢？難道階級鬥爭還要告訴中宣部和北京市，中央決議不算數？甚麽叫學閥？那些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就是學閥，不讓群眾包庇壞人的學閥，包庇吳晗、翦伯贊這些學閥的人就是大學閥。你是閻王，人家是小鬼，人家怕同你聯繫。現在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央出修正主義」的「中央」所指不僅北京市、中宣部，凡是不做事，包庇壞人的機關都應解散。五人小組也要解散。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有些人怕孫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怕字當頭頭，非垮台不可。我們要站在孫悟空方面，我們要保護威本禹、關鋒、李達、穆欣、姚文元、孫達人等左派。[9]:67 | ” |
4月，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起草撤銷、批判《二月提綱》的黨內通知，並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彭真在會上被康生、鄧小平、周恩來、陳伯達批評[9]:68-69。
4月10日至15日，彭真連續向北京市委開會傳達毛澤東對《二月提綱》的批評，由於毛澤東把「三家村」列為「包庇壞人」中的「壞人」，彭真要求各級黨組織對吳晗、鄧拓、廖沫沙展開批判。4月16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面的篇幅發表了《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嚴厲批判三人「反動」、「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大量宣傳了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同時在編者按自我檢討：「本刊、本報過去發表了這些文章又沒有及時批判，這是錯誤的。其原因是我們沒有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頭腦中又有資產階級、封建階級思想的影響，以致在這一場嚴重的鬥爭中喪失立場或者喪失警惕」。然而彭真在同時召開的四月杭州會議被再度批判，《北京日報》的批判「三家村」文章也被中央書記處因「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而禁止轉載[9]:69-70。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再度批判「三家村」，該文章後被《人民日報》轉載。隨後，姚文元從《解放日報》編委一躍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並加入中央文革小組[10]。
1965年5月，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姚文元入選組員，期間代表中央文革小組參加大量演講接見活動。同年7月，在毛澤東決定撤銷工作組後，姚文元和張春橋前往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講話，稱「我們揭發了工作組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揭發和批判，徹底清算工作組的錯誤路線！」[11][12]。
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魯迅逝世30周年紀念大會發表題為《紀念魯迅，革命到底》的演講，在其中批判周揚借反右派鬥爭之機，「動員他手下的那一小撮無恥之徒進行了顛倒歷史、圍攻魯迅、為『國防文學』這個資產階級口號翻案的大陰謀」[13][14]。1967年1月，《紅旗》雜誌刊登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批判曾發動胡風案的周揚是「文藝黑線的總頭目」[10]。
康平路事件發生後，1967年1月2日，毛澤東決定派張春橋和姚文元以中央調查員的身份前往上海[15]，兩人在一月風暴中多次發表講話，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張春橋、姚文元參與創作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發表[16]：
| “ | 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徹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篡奪了專政權力的國家機構，重新創造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國家機構的一種新的組織形式。 | ” |
2月23日，根據2月19日中共中央《關於奪權鬥爭宣傳報道問題的通知》，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姚文元擔任革委會副主任[16]。
1967年6月21日，姚文元率領譚厚蘭在內的紅衛兵代表團出使阿爾巴尼亞，受到霍查等人多次會見，28日參加阿爾巴尼亞青年勞動聯盟第五次代表大會，姚文元在會中發表演說。7月10日返回中國[17]。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批判陶鑄[10]。同年年底，姚文元負責起草中共1968年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1968年1月1日，該社論經毛澤東審閱後在兩報一刊同步發表，其中包含了毛澤東整黨建黨「五十字綱領」。同年8月25日，《紅旗》發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宣示「一個偉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來」，並將毛澤東的「五十字綱領」闡述為毛澤東指出的偉大建黨目標，這一表述在毛澤東審改中被肯定[18]。
1969年2月17日，姚蓬子因肺癌逝世[19]，留下約一萬元的遺產，姚文元妻子金英和時任上海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電請姚文元，姚文元表示存款全部歸公上交[3]。同年4月28日，姚文元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入選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領導文化宣傳。
1970年9月，陳伯達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被宣佈審查，姚文元接替陳伯達任《紅旗》雜誌總編，11月，以康生為組長的中央組織宣傳組成立，姚文元入選組員。九一三事件後，姚文元參與組織了批林批孔和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政治運動。是「池恆」等御用寫作班子主管。1975年3月1日，姚文元發表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20]。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姚文元入選毛澤東治喪委員會成員。
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在懷仁堂事變中被捕並被隔離審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姚文元被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20]。
1980年12月8日，姚文元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審判庭受審，根據特別法庭審判員王文正的回憶，姚文元在審判中「嚴守着一道防線，那就是只認錯，不認罪」「柔中有剛，利用自己對於文字和語言駕馭的能力與法庭周旋。」[21]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認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在法庭的最後陳述中，姚文元稱，他犯有錯誤或嚴重錯誤、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掛不到一起」[22]。
1996年10月5日，姚文元刑滿出獄，隱居浙江湖州和上海市。
2003年12月，根據香港《爭鳴》雜誌的報道，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有生之年的兩個願望：出版回憶錄與重新入黨。2001年9月，中共中央有關部門曾准許姚文元出版近42萬字的回憶錄，但要送中共中央宣傳部審核，不准由海外出版，最終不了了之。有傳因初稿版本審查未獲當局通過而未能如願（有「五不准」批示：不准公開沒有解密的黨、政、國家機密；不准公開黨和國家已故領導人的私人問題；不准公開會引起社會爭議、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危害國家聲譽的資料；不准公開無法核實真偽的敏感政治問題；不准公開發行）。上海市人民政府答應每月撥出人民幣四千元津貼改善姚文元夫婦的生活起居，還派警衛保護他們。後來姚文元又寫了一個5萬字的回憶錄《回顧與反思》[23]。但是該傳聞在姚文元去世後的2007年被徐景賢否認：「外界又傳說姚文元寫了回憶錄，也是謠言。他的秘書我很熟，姚文元讓他告訴我，他沒寫回憶錄，也沒打算寫。」[24]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去世，他是最後一位去世的四人幫成員。次年1月6日，新華社發出不足百字新聞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25]曾為四人幫成員撰寫紀實小說的葉永烈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後，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採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佈特意選擇周五的下午時間，以周末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26]
姚文元與妻子合葬於上海青浦區福壽園，墓碑上只有妻子金英的名字，上面的3位女兒、3位女婿等全部只有名字沒有姓氏。墓碑是一塊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個金色字：「真理真情」。背面刻着一首蝶戀花詞：
| “ | 遙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濤寄。 碑影悠悠日月裏， 此生永系長相憶。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誰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歷歷， 年年化作同心祭。 |
” |
根據葉永烈推測，詞由姚文元本人所寫。[27]
逸聞
作品
-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11074-358
- 《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 1966年4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3074-441
- 《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一月版。
- 《評陶鑄的兩本書》，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七月版。
- 《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1975年3月《紅旗》雜誌1975年第3期，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三月版。
- 《革命的軍隊 無敵的戰士——談談〈保衛延安〉的幾個特點》（讀書運動輔導叢書），姚文元著，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十月初版。全書三三頁。
- 《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藝叢書），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九月初版。全書二四七頁。一九六四年第五次印刷時改版。全書為二七六頁。
- 《紀念魯迅，革命到底》，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七月版。
-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八月版。
- 《細流集》（雜文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六月初版。收文章二十九篇。全書一二七頁。
- 《在革命的烈火中》（雜文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四月初版。收文章五十五篇。全書二三〇頁。
- 《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文學評論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七月初版。收文章十二篇。全書三五九頁。
- 《興滅集》（雜文集），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三月初版。收文章四十六篇。全書一九〇頁。
- 《沖霄集》（雜文集），作家出版社，一九六〇年五月初版。收文章四十一篇。全書一六〇頁。
- 《新松集》（文藝評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六二年五月初版。收文章二十一篇。全書三四七頁。
- 《想起了國歌》（雜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六三年七月初版。收文三十五篇。全書一七四頁。
- 《文藝思想論爭集》，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一九六四年九月新一版。收文章十二篇。全書三五六頁。
- 《在前進的道路上》（文藝評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一九六五年九月初版。收文章二十四篇。全書三六二頁。
- 《為革命而生活》（雜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於一九六六年四月排出校樣本，未出版。收文章三十八篇。全書二三〇頁。
- 《姚文元言論集》第一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收文章十篇。全書八十頁
- 網絡版《姚文元文錄》收1955.6-1976.8的文稿104篇，並附1949.5-1976.4的文章講話編年目錄。大同理想網2005年5月5日第1版
- 文革風雲叢書07-08《毛澤東的金棍子——姚文元與文革》（上下冊），收1965.11-1976.8的姚文元文稿76篇、存目9篇，2016年6月台灣西西弗斯文化出版公司。
家庭
- 父親：姚蓬子（1927—1969）。1927年加入中共，原上海左聯成員。後作為中共特科潘漢年手下負責河北事務。遭人舉報後，押解南京受審後認罪。
- 母親：周修文。
- 妻子：金英（1933年4月28日—1996年8月19日）。上海盧灣區宣傳部的幹事，與姚文元是同事。1996年8月19日在姚文元出獄前逝世。與姚文元育有三個女兒：
- 長女：姚金虹
- 二女：姚麗群
- 小女：姚繼紅
參考文獻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