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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将领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張治中（1890年10月27日—1969年4月10日），字文白，安徽廬州府巢縣人，國民革命軍二級上將，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新疆省政府主席，曾主導參與多次國共和談。1947年在原籍安徽省巢縣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原為中國國民黨黨員，與政學系關係密切。1949年6月宣佈脫離中國國民黨，後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於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任上病逝。
| 張治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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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 |
| 任期 1965年1月5日－1969年4月10日 |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69年4月10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劉少奇 |
 西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 | |
| 任期 1948年8月12日—1949年6月12日 | |
| 繼任 | 馬步芳 |
| 第7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46年4月1日—1947年5月21日 | |
| 前任 | 吳忠信 |
| 繼任 | 麥斯武德 |
| 第4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37年11月20日—1939年1月21日 | |
| 前任 | 何鍵 |
| 繼任 | 薛岳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890年10月27日（光緒十六年9月14日） 大清安徽省廬州府巢縣洪家疃 |
| 逝世 | 1969年4月10日（78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
| 籍貫 | 安徽省巢縣 |
| 國籍 | 大清（1890年－1911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25年） 中華民國（1925年－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69年）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年－1949年6月）投共[1]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年－1969年） |
| 獲獎 | 中華民國青天白日勳章 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解放勳章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華民國 |
| 服役 |  中華民國陸軍 |
| 軍銜 |  二級上將 |
| 指揮 | 國民革命軍第五軍 |
| 參戰 | 淞滬會戰 |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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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治中生於安徽省廬州府巢縣洪家疃（今合肥市巢湖市黃麓鎮洪家疃）。1916年畢業於保定軍校3期步兵科，同期畢業有何鍵、夏威、葉琪、白崇禧、汪強 等。之後曾參加護法，並在滇軍、桂軍、川軍中任連長、營長。
1924年，部分舊桂系部隊離開根據地離開廣東投靠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改編為建國桂軍，由劉震寰主導在廣州開辦建國桂軍軍官學校，張治中任該校大隊長，負責學官訓練與教育。而後蔣中正招攬張治中到黃埔軍校治學，由於建國桂軍軍官學校尚需主事者，因此初期張治中僅擔任黃埔軍校軍事研究委員。在1924年底建國桂軍軍官學校停辦，學生在1925年初併入黃埔軍校第三期後，張治中正式轉換職務，成為黃埔軍校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入伍生團上校團長，兼任前三期畢業生組建的國民革命軍官團團長。除軍校職務，張治中也是黃埔軍校部隊征伐中的重要參謀。1925年2月國民革命軍東征戰役中，張治中擔任東征軍總部上校參謀，替作戰獻策。東征勝利後，以黃埔軍校軍官畢業生為核心組建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師成立，師長蔣中正，張治中任該師參謀長兼廣州衛戍司令部參謀長，得到蔣中正的器重。
1926年5月由蔣中正結合國民黨內反中國共產黨勢力在國民黨第二屆二中全會整理黨務決議案，成為中國國民黨主席，6月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張治中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主導國民革命軍人事、編制，行政事務。
1926年北伐開始後，設立學兵團及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張任學兵團長及分校教育長。1927年四一二事件以後，張治中從武漢到南京，協助南京國民政府建立軍事訓練處，後此單位擴編為軍事委員會軍事訓練總監部；8月13日蔣介石下野後，張治中也隨之失勢辭職，1927年底出國考察5個月。
隨着蔣中正在1927年底重回國民政府權力核心，1928年中考察回國的張治中也重新復出，起先擔任軍政廳廳長，隨後出任遷校到南京的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並擔任此職務到1937年。
在擔任中央軍校教育長期間，張治中也曾多度重返前線擔任軍隊司令官，也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時代蔣中正倚重的高級將領之一。在1928年馮玉祥率領的第二集團軍反抗南京政府時，張治中擔任武漢行營主任，擔負軍事行政上的全盤業務。中原大戰時，張任教導第二師師長，率部進攻開封馮玉祥部。1933年閩變，張任第四路軍指揮平亂。與其他國民黨將領不同，每次戰事完結後張治中都會主動交出兵權，回到軍校。
1932年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但由於中央群龍無首，沒有一支中央軍部隊在上海。張治中對蔣介石建言：「我們中央的部隊必須參加淞滬抗戰支援十九路軍，如果現在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我願意去。」蔣介石當即同意。1932年2月14日，蔣介石命令由首都警衛軍87、88師和教導總隊組成第五軍，以張治中為軍長，增援19路軍抗戰。啟程的前一天，蔣介石與張談話，告誡張到達上海後，一定不能和十九路軍搞摩擦，不要以中央軍自居，一切要聽十九路軍蔡廷鍇和蔣光鼐的命令，不能擅自做主。中日簽署停戰後，張立即投入京滬防守的計劃工作。1936年，正式出任京滬警備司令。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張治中多次向宋美齡、何應欽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1937年4月6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張治中辭職照准，校長蔣介石派陳繼承接任[2]:5399。
抗戰開始後，張兼任第九集團軍司令。8月13日，中日在上海爆發衝突引發淞滬會戰。張治中任上海警備司令，指揮國民革命軍的中央系部隊在上海以攻勢對抗日軍。8月17日，張密電蔣及何應欽：
「特急。南京委員長蔣、部長何：……本軍……按預定部署全部開始總攻擊，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堅，但因每一通路，皆為敵軍堅固障礙物阻塞，並以戰車為活動堡壘，終至不得不對各點目標施行強攻。其各部激戰鬥終日之狀況如次：1. 八十八師以主力由北分向日本墳山、八字橋、法學院、虹口公園攻擊，往返爭奪，傷亡甚重，僅法學院一處，已犧牲近一營之眾。……2. 八十七師……對滬江大學、公大紗廠及引翔港鎮方面，則激戰終日，尚未得手……3. 本日我炮兵……因目標堅固，未得預期成果……4. 本日未聞敵兵艦炮聲。5. 職……見空軍動作亦甚敏捷勇敢。但敵高射槍炮似有電氣裝置，所構成之威力圈彈發如雨，其聲之密勝年夜爆竹，我炮兵曾同時向其制壓。本日……官兵傷亡數另呈。職張治中叩。……」[3]:292
之後，國軍被迫從前線後撤，張改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蔣介石對張治中的淞滬戰場上表現十分不滿，初期蔣介石計劃用十天消滅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當時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僅數千人，蔣介石交代張治中指揮數萬德械裝備的精銳軍隊前去圍殲，中日雙方兵力十比一，但張以四個師圍殲日軍還是沒有拿下來，蔣氣得在日記寫着：「撤張文白」，又責備何應欽無識人之明，即以朱紹良代替張治中[4]。
1938年11月，日軍進犯湖南一帶。當時中國的焦土政策規定日軍進入城郊30華里以內時，即實施之，破壞任何可能對敵人有用的東西。但因訊息傳遞錯誤，和長沙民兵自衛隊自作主張，在日軍進攻長沙前即告焚城，11月12日上午，日軍向岳陽以南離長沙還有250里的新牆河進犯時，譯電員竟將前方電訊漏一「牆」字，致將「新牆河」變成離長沙僅有12華里的「新河」。首先得知此訊息的民兵自衛隊在未接到指令的情況下，即擅自放火（即文夕大火），造成嚴重的人命財產損失[5]。張治中因而被革職，但在部下酆悌等3人的頂罪以及蔣中正的介入下，張治中並未遭到槍斃，僅獲留任負責善後。但是由部下頂罪的行為使得張治中失去了軍中威信，也不可能繼續從事實質軍職。事實上戴笠、陳誠都提及張治中「不切實際」，「尤其在抗戰軍事上，而湖南除出兵外，其他毫無成績可言。」[6]
1939年2月，張到重慶，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一處主任，負責軍事機要，成為蔣介石身旁的重要助手。1940年11月26日，張治中離開重慶，前赴江南九省視察，旨在推動各省加速組織三青團[2]:6420，並擔任三青團書記長。
1941年「皖南事變」後，張治中即代表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談判。之後國共雙方的談判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張治中多次代表中國國民黨。1945年日本投降，毛澤東首次飛重慶與中國國民黨會談。8月27日張治中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一同飛到延安接毛澤東，在重慶代表中國國民黨參與會談九次。談判結束後，周恩來提出，讓毛澤東一個人回去不放心，張治中立即表示：「既然我負責把毛澤東接來了，我當然會把毛澤東安全的護送回去。」國共雙方簽署「雙十協定」後，張再隨機送毛澤東回延安。毛澤東對張治中說：「你為和平奔走是有誠意的。」張治中致蔣介石〈反對內戰萬言書〉稱：「現在國際關係，雖然複雜，但無論何國，似均不願於此時發生戰爭。我國如欲憑借任何一國之力量，企圖促使國內問題之解決，自非任何友邦所希望。我國經歷八年餘之苦鬥，始獲得今日之國際地位，如於抗戰甫告勝利結束之今日，內部再有戰爭；且為一時不易結束之戰爭，國際友人對我國之觀感如何，不難想像。我國經八年之長期抗戰，民窮財盡。今戰爭結束，舉國人民所歡欣仰望日夜祈求者，休養生息，恢復元氣；倘戰爭再度爆發，必益增人民之痛苦，違反人民之願望。今日人民之厭惡戰爭，渴望和平，將匯為不可遏止之時代巨流。以今日之國軍士氣與態度而論，亦不能繼續作戰，以職所接觸之若干將領中，其不願戰爭之心理，甚為普遍；且今日多數之國軍，實亦不能作戰。」[7]:735-736
之後美國特使馬歇爾於1946年初來華，並與張治中、周恩來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國共雙方軍事整編。共產黨方面給出的計劃是將共產黨軍隊縮減到20至24個師，但蔣介石仍然不滿意，最後在馬歇爾主持下蔣介石同意在原來方案12個師的基礎上，再答應共產黨多保留8個師。此間，張治中經常向馬歇爾抱怨國民政府，為中國共產黨宣傳。3月初，軍事調處三人小組飛延安，這也是張治中第三次到延安。在延安舉行的歡迎晚會上，張治中發表講話，表態渴望和平統一國家，擁護國共合作，「我張治中以人格擔保，絕對努力的不折不扣的去執行我們簽訂的一切協定」「你們共產黨將來寫歷史的時候，不要忘記我張治中三到延安這一筆！」3月27日，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和美國代表吉倫於重慶怡園正式簽訂關於派遣執行小組前往東北調處停止衝突協定[2]:8019。3月28日，國民政府特派張治中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行營主任[2]:8019。
1947年1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轅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張治中奉召專機抵南京，1月2日見蔣介石，談打破國共僵局問題，在座者有陳誠、白崇禧、陳立夫、張厲生、雷震等[2]:8254。1月16日，蔣決定派張治中攜和談新方案到延安商談和平；和談方案經由司徒雷登轉交中共在南京代表王炳南，計有四項：就地停戰、整編軍隊、恢復交通、解決地方政權等[2]:8267。
張治中赴延安，商談和平統一，中國共產黨拒絕接受[8]:50。2月1日，蔣在黃埔路官邸邀宴于右任、孫科、戴傳賢、邵力子、王寵惠、吳鼎昌、張厲生、陳立夫、張治中等，就行憲準備工作交換意見[2]:8277。3月3日上午7時，中共代表董必武自上海抵達南京，車抵下關，遭中國國民黨特務囚禁1小時；董必武回中共辦事處後，即往訪張治中，詢問政府有無致中共人員撤離南京、上海、重慶三地之正式公函，及政府是否表示決心用軍事方式解決國共問題[2]:8302。
1948年8月12日，蔣特派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馮治安、劉汝明、杜聿明為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2]:8657。下半年，中國國民黨在軍事、政治及經濟上遭受嚴重打擊。
1944年，在蘇聯指使下，新疆發生「三區革命」，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成立。張治中奉國民政府之令前往新疆談判，在談判中，張治中同意新疆維族自治，選舉新疆省參議會。在國民政府的誠意之下，新疆獨立運動人士放棄原先主張，接受國府條件，推選自己的地方議會，施行地方自治。
與中國共產黨談判同時，張治中亦負責談判統一新疆的工作。1944年到1946年6月，張治中任全權代表多次赴迪化（今烏魯木齊），在蘇聯領事調停下，與伊寧事變領導人談判解決新疆問題。1945年9月13日，蔣介石召派張治中赴新疆處理「伊寧事變」，是日張治中由重慶飛抵迪化[2]:7826。9月14日，中國各戰區、方面軍自是日起開始解決除日軍武裝，至次年2月13日止繳械基本結束，總計俘虜日軍128.3206萬人；張治中在迪化會見蘇聯駐迪化代總領事葉謝也夫，徵詢對「伊寧事變」意見[2]:7827。9月16日，張治中晉謁蔣介石，報告解決新疆伊寧事變之途徑，建議請蘇聯政府調解伊寧事變[2]:7830。9月20日，國民政府外交部向蔣介石請示後答覆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對蘇聯政府願意協助伊寧事變表示感謝，並請蘇駐伊領事代為通知與介紹伊寧領事代為通知與介伊寧事代表到迪化晉謁張治中，商洽進行和平解決辦法[2]:7835-7836。1946年3月，張治中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行轅主任。5月，蔣介石任張治中為新疆省政府主席[8]:48。6月6日，「伊寧事件」最後協議在迪化簽字，張治中下令釋放全新疆之政治犯[2]:8070。
3月25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張治中發表告民眾書，重申徹底實行和平條款和施政綱領，民族平等團結[2]:8321。
5月，蒙古人民共和國軍隊進攻北塔山，張治中再度前往新疆處理此事。7月8日，中華民國外交部就外蒙軍隊入侵新疆製造北塔山事件，致蘇聯駐華使館照會，提出抗議[2]:8380。
1938年任湖南省主席期間，張治中因失誤導致「11.13長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職，尹任先負責賑災，並且帶領張治中成為一名基督徒。在新疆期間，張治中拿出自己的薪金，幫助建造烏魯木齊的基督教堂-新疆中華基督教會（今明德路教會）。新疆郵政總局局長李開煥及妻子翟明霞，用法幣120萬元（其中張治中將軍捐贈100萬）在迪化市明德路一號購買了平房院子一所，共有34間房，正式建立了新疆中華基督教會。
張治中在新疆任期內，已逐漸親共，新疆省政府所任用的重要人員盡是中國共產黨，如以屈武任迪化市市長，劉孟蒓任新疆省政府秘書長。因此當時有人認爲張治中為中國共產黨長期之間諜。郭寄嶠、上官業佑等，均提交中央舉報，蔣介石亦密諭他人，注意張治中的行動[9]。1948年6月25日，蔣在西安召開軍事會議，參謀總長顧祝同、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副主任馬步芳、馬鴻賓至西安出席[2]:8625。8月12日，蔣特派西北行轅主任張治中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2]:8657。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總統立即展開與共產黨和談。1月4日，南京報紙報導張治中向美國及蘇聯兩國大使館接洽，請安排與中共談判[10]:21。2月1日，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下午抵達蘭州，對記者談話稱：和平並沒有絕望；自己為政府派定和平代表，願為和平而努力[2]:8800。
3月3日，張治中攜李宗仁函，商承蔣介石對「和平的條件和限度之意見」；並謂：「中共雖已微開和平之門，但前途困難重重。」[11]:1643月28日，張治中以其將赴北平，特電呈蔣介石，要前往溪口，「當面報告政府所定的和談腹案」[11]:173。蔣介石說：「他來不來無所謂。」[11]:1743月29日，張治中往奉化溪口謁蔣介石，就和談腹案向蔣請示；蔣向張治中表示：「為倡導和平，本人業已引退，因之對政治問題，不便表示意見。今後和談大計，應由李代總統與何院長負責主持。本人甚願以在野身份，盡力支持李代總統使和平早日實現。」[2]:8854蔣介石對他非常冷淡，「只邀他遊覽溪口附近的風景」[11]:174。
3月30日，張治中離開溪口[11]:174。張治中偕屈武回南京，將蔣之表示寫成新聞稿發表，用以壓攝中國國民黨內派系；並與邵力子參加立法院祕密會議，報告溪口之行，博得贊同[2]:8854。行政院臨時政務會議，通過加派劉斐為和談代表，並指派張治中為首席代表[2]:8855。
李宗仁派出親共人士如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劉斐等6人為代表的和談代表團，張治中任代表團長，於4月1日到北平進行和談。4月13日，張治中由北平電李宗仁與何應欽，謂周恩來於今日面交「國內和平協定」一件，「內分八條，二十四款」[11]:182。張又上蔣介石一電報，謂到北平後，中國共產黨言論態度，意在逼降，並勸蔣「毅然放下一切」[11]:182。4月20日，行政院院長何應欽對中國共產黨所提八條二十四款，斷然予以拒絕[11]:186。4月23日，和談代表邵力子、張治中等投向中國共產黨[11]:189。張沒有回到南方，而是留在北平，於6月宣佈脫離中國國民黨[1]:392。
早在張治中赴北平和談伊始，中共地下黨便與張治中的弟弟張文心取得了聯繫，把張的家人轉移出南京全部送往上海。到上海之後不久，在上海地下黨的幫助安排下，張治中夫人洪希厚與妯娌鄭淑華帶着孩子們乘飛機飛往北平。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治中先後曾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灣工作委員會主任等職。1954年，他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9月，他出席第一次會議討論憲法草案，期間並發言[12]。
1965年後，「文革」發難時，張治中正在北戴河休養，周恩來考慮他性格剛強，對突然襲來的「文革」沒有思想準備，怕他遭受紅衛兵衝擊而發生意外。於是，周恩來想法提前向他介紹「文革」發動以來的情況。他決定安排中共中央統戰部派一位負責同志到北戴河，向張治中等愛國民主人士打招呼。同時，周恩來對張治中家也採取了保護措施，由北京衛戍區派1個連和1個營部住在張治中等愛國人士家的附近。戰士們身穿便衣，佩戴紅袖章，同前來的紅衛兵周旋。
1966年8月底，張治中剛回到家，紅衛兵就來「造反」、抄家，先後來過5次。紅衛兵第2次來抄家時，竟然指著張治中的鼻子質問：「你是什麼人？是什麼歷史？」張治中憤怒地從靠椅上顫抖著站起來說：「我的歷史你們可以去問毛主席和周總理！」張治中的家被抄後，周恩來得知很氣憤。在接見紅衛兵代表時，他說：「你們年輕人不知道，張治中三到延安。重慶談判時，張治中先生親自迎送毛主席，保証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們的朋友，不是敵人，你們不要再去了。」但在林彪、江青等唆使、縱容下，紅衛兵們還多次要揪斗張治中，周恩來為了保護張治中，進一步採取措施，讓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找一位負責同志把張治中，秘密護送到解放軍三〇一醫院，化名「林友文」，只允許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同他聯系[13]。
在周恩來的提議下，毛澤東批准了一個「一份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主要包括高級民主人士，宋慶齡被列為第一位，其他重要人士包括：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邵力子、蔣光鼐、蔡廷鍇、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
1969年4月逝於北京，享年79歲。周恩來指示中央統戰部舉辦告別儀式：「我參加，再通知其他張治中的黨內外的老朋友。」4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舉行了張治中遺體告別儀式，周恩來參加並鞠躬告別。骨灰安放於八寶山革命公墓。1975年底周恩來彌留之際，對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童小鵬叮囑「張治中保護過毛主席，為我們做出了很大貢獻。你們做統戰工作的一定要照顧好洪希厚大嫂，還要照顧好他們的第二代，甚至還要照顧到他們第三代。」周恩來指示從自己存的工資里拿出了5萬塊錢委託童小鵬和時任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副局長侯春懷將這筆錢交予張治中遺孀洪希厚。
《張治中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
胞弟張本禹、張文心。
白崇禧一生很少說人是非，但最瞧不起的就是張治中，北伐中汀泗橋之役，張治中突然當眾下跪幫蔣介石擦拭染血的靴子，白崇禧說：「後來軍中罵人不要臉、拍馬屁，就說『這傢伙是擦鞋的』典故就是由此而來」[來源請求]。[14]北伐時，張治中身為師長攻徐州部隊潰散，依軍法須處死首長，張治中為了求免死，在火車站公開綁上白布跪地哀求蔣介石饒他一命，蔣介石看了他那個樣子，可能一時心軟，當場下條子「尚屬知恥，記槍斃一次」[來源請求]。[15]這兩件事，讓白崇禧一輩子瞧不起張治中[16]。
因張治中脫離國民黨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陣營，中華民國在動員戡亂時期稱其為「張逆治中」，然而張至死亦未加入共產黨。但是中國共產黨則認為張治中是少數未與共產黨兵戎相見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之一，人稱「和平將軍」，為解放軍進駐新疆作出巨大貢獻，積極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工作，在張治中等人的建議下五星紅旗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來源請求]
1938年任湖南省主席期間，張治中因失誤導致「11.13長沙大火」事件而被革職，尹任先負責賑災，並且帶領張治中成為一名基督徒。在新疆期間，張治中拿出自己的薪金，幫助建造烏魯木齊的基督教堂-新疆中華基督教會（今明德路教會）。新疆郵政總局局長李開煥及妻子翟明霞，用法幣120萬元（其中張治中將軍捐贈100萬）在迪化市明德路一號購買了平房院子一所，共有34間房，正式建立了新疆中華基督教會。張治中在解放後曾通過周恩來總理營救過基督教西北靈工團的新疆成員。
歷史傳記作家張戎指控張治中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之間諜，受史達林指示挑起中日在上海的全面戰爭，以便將日本全面性引入侵華，無力再侵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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