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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屆中華民國副總統 (1897–196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陳誠（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字辭修，乳名德馨，別號石叟[1]:176，浙江處州府青田縣高市鄉外村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政、軍首要人物之一[1]:176。其軍事集團是蔣介石嫡系部隊中堅力量[1]:176。他自到黃埔軍校起就一直追隨蔣，成為蔣之心腹幹將，曾任軍長、兵團總指揮、集團軍總司令、軍政部長、湖北省政府主席、國防部參謀總長等要職[1]:176。到臺灣後，歷任台灣省主席、行政院長、副總統和中國國民黨副總裁[1]:176。曾兼任海軍總司令。
| 陳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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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第2－3任副總統 | |
| 任期 1954年5月20日—1965年3月5日 | |
| 總統 | 蔣介石 |
| 前任 | 李宗仁 |
| 繼任 | 嚴家淦 |
| 中華民國第5、7任行政院院長 | |
| 任期 1958年7月15日—1963年12月16日 | |
| 總統 | 蔣介石 |
| 副職 | 王雲五 |
| 前任 | 俞鴻鈞 |
| 繼任 | 嚴家淦 |
| 任期 1950年3月15日—1954年6月1日 | |
| 總統 | 蔣介石 |
| 副職 | 張厲生 |
| 前任 | 閻錫山 |
| 繼任 | 俞鴻鈞 |
 中國國民黨副總裁 | |
| 任期 1957年10月23日—1965年3月5日 | |
| 總裁 | 蔣介石 |
| 前任 | 汪精衛 |
| 繼任 | 不設副總裁 |
 臺灣省第2任主席 | |
| 任期 1949年1月5日—1949年12月21日 | |
| 前任 | 魏道明 |
| 繼任 | 吳國楨 |
| 中華民國第1任參謀總長 | |
| 任期 1946年5月23日—1948年5月12日 | |
| 前任 | 首任 |
| 繼任 | 顧祝同 |
| 中華民國第1任海軍總司令 | |
| 任期 1946年7月1日—1948年8月25日 | |
| 前任 | 首任 |
| 繼任 | 桂永清 |
| 湖北省第9任省政府主席 | |
| 任期 1938年6月15日—1944年7月22日 | |
| 前任 | 何成濬 |
| 繼任 | 王東原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898年1月4日 （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清浙江省處州府青田縣高市鄉 |
| 逝世 | 1965年3月5日（67歲） 臺灣臺北市大安區 |
| 死因 | 肝病 |
| 墓地 | 新北市泰山區辭修公園（1965－1995）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萬壽園（1995－）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 |
| 配偶 | 吳舜蓮、譚祥 |
| 兒女 | 陳履安、陳履慶、陳履碚、陳履潔、陳幸、陳平 |
| 親屬 | 譚延闓（岳父） |
| 專業 | 軍人、政治家、改革家 |
| 獲獎 |  青天白日勳章 秘魯太陽勳章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華民國 |
| 服役 |  中華民國陸軍 |
| 服役時間 | 1924年－1965年 |
| 軍銜 |  一級上將 |
| 參戰 | 國民革命軍東征 國民革命軍北伐 第一次國共內戰 中國抗日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國共內戰 八二三炮戰 |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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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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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係浙江青田縣高市鄉外村人，1898年1月4日出生（清朝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世代務農[1]:176。幼年體弱多病[1]:176，1905年從堂伯陳為謙為師[2]。陳從小受學於清末廩生、五叔公陳一鵬[3]。翌年進入青田縣高市小學（高市小學養正小學[3]）[1]:176。1912年，陳小學畢業後，他父親考慮到家庭經濟拮据，打算留他在家裏經營小本生意，佐理家務，讓其弟陳正修考中學[1]:177。但陳力圖求學來改變自己處境，便自作主張，先在家溫習功課一年，再瞞着父母，以出外做小買賣為名，步行100多里，到處州蓮城書院投考，被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錄取[1]:177。他父親只好讓他繼續念書[1]:177。
1917年，陳在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浙江省立處州第十一師範學校本科[3]）第二期畢業[1]:177。翌年，帶着妻子嫁妝到杭州，插班考入體育學校（杭州省立體專學校[3]），僅一個月就畢業[1]:177。隨後暫居杭州，準備另圖深造[1]:177。當初師範畢業後曾經獨闖日本，他當時希望投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可是主考者看不上他，以他身材瘦小為藉口，拒絕他報名[2]。
陳父親老友兼同鄉杜志遠將軍當選國會議員，北上就職，途經杭州[1]:177。陳即上門拜訪，請求父執提攜[1]:177。杜志遠看他找不到出路，又念他年輕，便帶往北京[1]:177。陳借一張處州中學畢業文憑，冒名頂替報考保定軍官學校，因考試成績差，身材矮小，不能錄取[1]:177。1919年，經杜志遠向陸軍部軍需司司長、主試官魏宗翰疏通，陳以備取生名義進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八期炮科[1]:177-178。1920年7月[4]，直皖戰爭爆發後，軍校停辦，他南下廣州，在新建粵軍第一師第三團服務，並加入中國國民黨[1]:178。1921年保定軍官學校復課後[2]，仍回校繼續肄業[1]:178。
1922年6月，陳在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八期炮科畢業，分配到浙江紹興浙軍第二旅第六團第三連當見習官[1]:178。不久，補為少尉排長[1]:178。鄧演達奉孫中山命，到上海羅致軍官，在廣州大本營組建新軍[1]:178。陳在保定軍校學習時，與鄧演達有師生之誼；從老鄉得到此消息後，即向團部請假，沒有批准，便不顧軍紀約束，逕自跑到上海投奔鄧演達[1]:178。12月，隨鄧演達到廣州[1]:178。
鄧演達在建國粵軍第一師第三團擔任團長，陳擔任中尉副官[5]，旋任上尉連長，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警衛[1]:178。1924年5月，陳隨孫出征西江，在肇慶與桂軍馮葆初部作戰中，胸部中彈，送入醫院治理；粵軍參謀長蔣適到肇慶，乘便赴醫院慰問傷員，對陳撫慰有加[1]:178。此為陳第一次認識蔣[1]:178。
6月，黃埔軍校正式成立，陳因征戰驍勇，被孫點名送進這所軍校進行重點培養[2]。陳經黃埔軍校教練部副主任鄧演達、學生隊副總隊長嚴重援引，於9月調到軍校任上尉特別官佐（即候差軍官），擔任教育副官之職[1]:178。1925年，黃埔軍校設炮兵科，因陳出身保定軍校炮科，遂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隊區隊長[1]:178。
次年元旦，黃埔軍校成立炮兵營，蔣任命陳為第一連連長[1]:179。2月，參加第一次國民革命軍東征，討伐陳炯明[1]:179。2月15日拂曉，蔣親自在炮兵陣地上督戰，攻擊淡水城戰鬥開始[1]:179。陳炮兵連表現英勇[2]。陳指揮炮兵猛轟，命中目標，摧毀城牆多處，教導第一團、第二團軍兵組成奮勇隊，隨即從缺口衝擊，攻下淡水城[1]:179。東征初戰告捷，陳炮兵連受到蔣讚許[1]:179。
3月12日拂曉，陳炯明林虎部乘右翼東征軍久戰疲憊，大舉反攻，於棉湖戰役中與教導第一團激戰[1]:179。當時教導第一團以1,000餘人兵力，獨擋陳炯明軍2萬多人，情況十分險惡[1]:179。蔣在指揮所督戰，看到陳炯明部步步逼近，和蘇聯顧問鮑羅廷驅車趕到炮兵陣地，衝着炮兵連長着其架起炮來打[1]:179。陳右臂掛彩，親自上炮台將炮瞄向陳炯明城垜指揮所，連開三炮命中陳炯明部大本營[1]:179。在棉湖戰役，陳險些陣亡[2]。蔣在指揮所從觀察鏡裏看到炮火轟散陳炯明軍，使其四處奔逃，對鮑羅廷高興地說：「這連長不錯，打得準！」再次得到蔣讚賞[1]:179。
5月底，東征軍回師廣州；陳剛步入軍界，美稱「三炮起家」[1]:179。陳突接到母親電報：「辭修吾兒，你父病逝，迅速回鄉治喪。」；陳請假回鄉，料理父親喪事後，因傷未癒，沒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認為他做官有外遇，看不起她，便自殺送院救治未死[1]:179。陳見家裏接連出事，十分灰心，不想回廣東，跑到杭州請求省長夏超在警界找一個位置，可是沒有被錄用，只得再回廣州炮兵營[1]:179-180。
6月，陳奉命參加平定桂軍劉震寰部和滇軍楊希閔部叛亂；6月13日，楊希閔部胡思舜旅敗退增城，突然回師廣州，反攻觀音山[1]:180。陳正率炮兵連在北校場出操，見事態危急，當機立斷，命炮兵向滇軍轟擊，首發擊胡思舜旅軍旗，滇軍四散奔逃；黃埔教導團聞警趕去，殲滅胡思舜旅[1]:180。
9月，國民政府為統一廣東，第二次東征徹底消滅陳炯明部[1]:180。10月14日，在攻克天險惠州城戰役中，陳親率山炮一連（炮兵第一連），秘密推進到北門外不到500公尺，直接瞄準轟擊，將敵側防機槍火力點悉數摧毀，掩護登城部隊攻克惠州，立下戰功，獲賞銀500元；蔣更器重陳[1]:180。由於陳在戰役中展現的勇氣與火炮射擊技術讓蔣印象深刻，後續蔣對陳也就更加器重。惠州城戰役勝利後，蔣撥交給陳更多的蘇援火炮，成立國民革命軍炮兵第二營，下轄18門山炮，10月15日陳獲任命為少校營長[6]。東征告一段落至北伐之間，同時兼任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訓練部砲兵科中校科長[7]，1926年6月又升任第一補充師籌備處主任兼第三團團長[1]:180。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後，陳轉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中校參謀[8]，7月底轉任第一補充師第三補充團團長[9]。11月，第一補充師更改編制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師，第三補充團則編為第六十三團，陳仍該任團上校團長一職[1]:180。
1927年1月，第二十一師進抵浙江衢州，擔任中路軍作戰任務，在龍游、蘭溪一帶，與孫傳芳、孟昭月部展開激戰；2月中旬，退據杭州[1]:180。孟昭月部喘定，復圖反攻；陳率第六十三團在桐廬西北浪石埠過江，與孟昭月部3個師背水苦戰戰日，傷亡巨大[1]:180。後來陳帶領一支特務隊，在深夜突襲孟昭月部司令部。孟昭月部不知虛實，自相倉皇退走[1]:180。第二十一師乘勢追擊，克服新登，繼入杭州，浙江乃底定[1]:180。北伐軍分三路進攻江蘇、安徽，第二十一師隨東路軍取淞滬，陳率第六十三團攻佔吳江[1]:180。3月22日，乘夜攻克蘇州[1]:180。陳第六十三團出力最大[3]。復下松江，在常熟東門外河下截擊直魯軍畢庶澄輕重部隊和軍官教導團，俘獲甚眾[1]:180-181。
1927年4月，任第二十一師少將副師長[3]。6月30日，升任為第二十一師師長[10]。10月，被何應欽藉故免職，後由嚴重保薦任軍事委員會軍政廳副廳長[3]。
1928年3月，蔣任命陳為總司令部中將警衛司令，兼炮兵指揮官[1]:182。8月，第一集團軍整編為6個師，蔣任命陳為第十一師副師長[1]:182。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陳協助師長率領部份部隊；5月，蔣命令第十一師開往鄂北襄、樊等戰略要地駐防[1]:182。不久，師長曹萬順因處事失當，被調任新編第一師師長，陳即升任師長[1]:182。隨後陳大量招攬使用黃埔學生，在11師中銳意改革，推行「人事公開、經濟公開、意見公開」的「三大公開」的整軍策略。
1930年4月，在中原大戰中，陳任討逆軍第二軍副軍長[3]，率領第十一師，首戰馬牧集，再戰曲阜，三戰濟南，戰功卓著。5月，中原大戰爆發[1]:183。蔣高度評價11師在中原大戰中的戰績：「馬牧集開戰守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鄭州結勝利之果。」陳也被譽為「勇敢神速，出奇制勝，力挫頑逆，居功甚偉」。11師借中原大戰勝利的機會，大量收編雜牌部隊，迅速擴充為5個旅又5個團，實力幾乎相當於1個軍。
1930年8月，第十一師領到奬2萬元，陳晉升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軍長，仍兼第十一師師長[1]:184。第十八軍轄第十一師、第十四師及直屬攻城旅，總兵力達4萬餘人。時年34歲，人以「童子軍」相稱[1]:184。中原大戰結束後，蔣賞識陳軍事才能，派往江西參加「圍剿」中共革命根據地[3]。因為陳從第十一師和第十八軍起家，所以人們便將陳誠派系叫作「土木系」——十一為土，十八為木，第十一師和第十八軍也就成為陳系統部隊的基礎，18軍巔峰時期下轄多達8個師。
1931年3月1日﹐湘鄂贛三省「剿匪」邊防督辦、第五路軍總指揮王金鈺及第十四師師長陳在南昌行營向何應欽報告三省紅軍狀況及「圍剿」計劃[11]:3790。4月27日，陳在家書中稱：「蔣先生要發表關於宗教的那篇文章，實在使我對於革命前途起了無限的失望和悲觀。」[4]:1424月29日，陳在家書中稱：「前日所談關於耶教問題，每感年來中國社會的變革，實為中國歷史所未見。但怎樣使這一變動適合民眾的需要，使中國社會達到較高度的模型，是全中國人民意志的總匯。目前雖然許多現象是模糊而不清晰，然而一切變動，一個新的社會政治中所蛻化，實在沒有必要。同時共產主義決不是共產教，用耶教絕對不能打倒共產主義。耶教在中國根本不能存在，青年信仰不堅確，不能以耶教作中心，可以使之堅確。」[4]:1427月，蔣親任總司令，坐鎮南昌指揮第三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1]:186，以何應欽為剿匪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統朱紹良、蔣鼎文、陳等部[12]:425。陳受任追擊軍第二路指揮官[1]:186。在家書中，陳稱：「槍是保護人民的，軍人是人民行動的護士，軍人的情緒要與人民的情緒打成一片。軍人不顧忌要做社會民眾的領袖，但是切不要有意去做社會民眾的領袖。」[4]:142陳在家書中稱：「我每次回想，我只能算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鏢客，保護他們來剝削民眾；自己的弟兄連飯也沒得吃，衣也沒得穿，而且他們這群東西，把三民主義當作民脂民膏民命來吃。」[4]:1428月鄧演達被捕，陳在家書中說：「每憶我與擇生，雖因各人主張不同，各行其是，而私人情感實未因此而稍減。前日電總司令，請為國惜才，從寬擬處。因總司令對擇生兄，不但是政敵，且私人情感亦極惡劣，實擇生兄過去有過分之處。此次被捕，定禍多吉少。」[4]:144
1932年8月21日，第二路軍陳部「圍剿」江西紅軍，是日佔領興國[11]:4219。8月27日，陳部佔領江西宜黃，紅軍向廣昌、寧都、東韶方面撤退[11]:4222。12月19日，陳部陷資溪，12月20日又陷黎川[11]:4282。
1933年2月，國民政府任命何應欽為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部署第四次圍剿事宜，以陳為中路軍總指揮，轄周至柔、孫連仲、李延年第2個師[12]:425-426。陳到處築公路和碉堡，後在湖北黃陂和江西宜黃等地被紅軍殲滅近3個師[3]。陳在家書中稱：「今日之社會，沒有武力不能確保和平，單純以武力保障和平，仍有走上獨裁政治之危險……我們如果要向社會主義途徑上走，應以武力毀滅社會之桎梏與消滅社會上一切的矛盾。換句話說，就是反抗不合於正義的行為，這樣以正義做中心的和平，才是永久的和平。」[4]:143同年秋，蔣在廬山創辦軍官訓練團，蔣自任團長，陳任副團長[3]。
1934年夏，蔣親駐南昌行營指揮，以顧祝同為北路總司，轄蔣鼎文、湯恩伯、陳、薛岳等部[12]:426。9月下旬，蔣調50萬兵力，開始對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圍剿[3]，陳奉派為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兼第三路軍總指揮[1]:190。10月，紅軍主力開始長征[3]，陳自任駐贛預備軍總指揮[1]:191。
1935年3月[1]:191，蔣指令武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派陳兼任處長，分期整理全國陸軍[12]:461。3月12日，蔣令武昌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派陳兼任處長，分期整理全國陸軍，要求四年內整理好60個師，是日陸軍整理處成立[11]:4855-4856。是年秋，蔣為統一川軍政治思想，在峨嵋山舉辦訓練團，自兼團長，陳、劉湘為副團長，由陳主持其事[1]:192。
1936年2月，陳奉蔣之命，任晉、綏、陝、甘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率領大批國軍到山西堵擊紅軍[3]，赴山西增援閻錫山[1]:193。3月25日，陳奉蔣令，自漢口抵達太原，與閻錫山協商「剿共」事宜，3月28日閻錫山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名義委任陳為「剿匪」軍第一路總指揮，下轄關麟徵第五縱隊、呂濟第六縱隊、湯恩伯第七縱隊，令其迅速恢復同蒲鐵路南段交通[11]:5107。4月22日，「剿匪軍」第一路總指揮陳抵靈石召集「剿共」各將領，面授機宜，飭令分途進攻晉西紅軍[11]:5126。4月23日，陳返太原，與閻錫山密商「肅清」靈石、孝義等處紅軍[11]:5127。5月13日，陳在太原與湯恩伯、閻錫山等商「剿共」軍事，5月16日陳與閻錫山協商中央軍入陝西事宜[11]:5136。5月21日，陳、朱光、關麟徵晨飛西安，與張學良會商「剿共」[11]:5142。紅軍回師陝北後，陳又調回南方[1]:193。陳濟棠、李宗仁聯合反蔣，6月，陳奉命赴粵設立「廣州行營」，解決「兩廣事件」[3]。8月12日，蔣續召余漢謀、陳、錢大鈞等會商桂局[11]:5209。
1936年12月6日，陳奉命前赴綏遠、山西與傅作義、閻錫山晤談前方軍事後，是日返西安謁蔣報告一切[11]:5295。12月11日晚，蔣要最後確定剿共軍事計劃，留張學良、陳、衛立煌、陳繼承等在華清池吃晚飯[13]:583。12月12日晨，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在西京招待所扣押南京軍政大員，如陳、內政部長蔣作賓、邵力子、福建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及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政府軍政要員，並以排槍掃射陳住所，中央委員邵元沖等中槍遇難[14]:652。西安事變時，陳與蔣同時被扣留於西安招待所[1]:194。
1937年1月4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命陳率第四集團軍，主持陝西東路軍事宜[11]:5329。春，陳任軍政部政務次長，兼武漢行營副主任[1]:194。1月14日，軍政部次長陳至太原與閻錫山商談陝事[11]:5339。3月28日，陳飛抵廣州[11]:5392-5393。4月1日，陳主持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廣東分校舉行典禮，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出席並講話[11]:5394。
1937年5月14日，蔣指示陳籌備廬山暑期訓練事宜，暑期訓練期以半月為准，7、8兩月分為三期召集，受訓人員應加入中央政治學校訓導班與中央軍事機關各廳長、各軍校教育長、機械化部隊各部隊長等，課程以學科佔十分之六，術科佔十分之四[11]:5424。6月22日，蔣兼任廬山暑期訓練團團長，陳任教育長[11]:5450。7月初，時值中國抗日戰爭初起，蔣又辦廬山訓練團，兼任團長，陳為教育長[1]:194。聘請名流學者、大學校長、教授為講師，輪訓部隊中、上級軍官和中學校長、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委員，以及縣長、專員等，以統一中國國民黨內對抗戰思想[1]:194。可是只辦兩期，「八·一三事件」發生[1]:194。
中國抗日戰爭爆發，陳以為，「與其不戰而亡，孰若戰而圖存」[3]。淞滬戰起，8月18日，蔣電召陳抵達南京，策定抗戰計劃與戰鬥序列[15]:194-195。當時，蔣囑咐陳三項任務[16]:195。當晚，陳與白崇禧副總長、黃紹竑、王達夫等會商戰鬥序列[17]:195。
返回南京後，蔣詢問視察情形[18]:195。蔣當即發表陳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並增調部隊赴上海參戰[1]:195。陳死守崑山一線，多次組織指揮大會戰[3]。國民政府派出最精銳部隊應戰，先後出動張治中、陳、顧祝同、朱紹良、羅卓英、薛岳、胡宗南等50餘萬人，日本亦先後出兵30餘萬人，由松井石根指揮[12]:600。
1938年1月，南京政府遷至武漢，湖北成為四川大後方門戶[3]。1月1日，蔣命令組織武漢衛戍總司令部，任命陳為總司令，負保衛武漢之全責[11]:5726。是年春，武漢衛戍司令部成立[1]:197，防守武漢及其周圍[12]:605。1月14日，陳電告蔣，晉中各軍「氣勢極壞，轉移一月有餘，多屬渙散頹唐，不能作戰。高級將領不振作，不負責件，是為主因」，要求派員視察整理[11]:5737。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一直留守在武漢，想起早年在黃埔軍校時結識的周恩來，決定力邀周恩來參加政治部領導工作；經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獲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2]。2月4日，蔣電武漢衛戍總司令陳，規定武漢附近陣線工事應照新式野戰築城構築，限期完成[11]:5753。當時政治部是國民政府中公開容納中國共產黨人和其他非中國國民黨人士參加之一個統戰機構，除部長由陳擔任外，副部長是周恩來和黃琪翔[19]:6-7。2月20日，陳頒佈武漢附近防禦工事構築計劃，將各永久工事分為10個區，由各連隊分別負責興建，同時對整個陣地編成與兵力部署、大炮配置等，亦均有所決定[11]:5765。2月4日，湖北省政府主席陳因公離省，由省民政廳長嚴立三代行職務[11]:5996。6月，第九戰區成立[1]:198，陳任司令長官（薛岳代），防守湖北南部、湖南、江西一部[12]:609，參與武漢會戰[1]:198。7月20日，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由南昌抵九江，嗣後由星子轉觀音橋赴蓮花洞，設行營蓮花洞[11]:5876。
陳先後還兼珞珈山軍訓團教育長、航空委員會、中央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軍委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第一團副團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和中央訓練團教育長[3]。1939年1月15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陳在重慶招待記者談第二期抗戰戰略，指出今後戰事用正規軍固守要點，鞏固國家政權根據地；在敵人後方以游擊戰為主[11]:5985。2月2日，陳在重慶招待記者談擴大兵役動員稱：兵役動員重在宣傳，而宣傳重在下鄉[11]:5995。
抗戰中，「土木系」的實力擴展到7個軍：第十八軍、第五十四軍、第七十五軍、第七十九軍、第八十七軍、第九十四軍和第九十九軍，從第十八軍中出了5位一級上將（含追晉一位）、4位二級上將（含追晉一位）、4位參謀總長、2位海軍總司令、1位空軍總司令、1位聯勤總司令，成為中央軍黃埔系中勢力最大的一個分支。
1940年1月，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陳函呈蔣，請求辭去黨政方面的兼職，專門負責前線軍事，並直言：「今日黨政軍各方面之癥結，不外人事機構之不得其當。」針對軍政部，陳提出改進兵役制度，取消補訓處，以及編制上「應以我一師戰勝敵一個聯隊為準而定」等整軍想法。不久，桂林行營、天水行營，第六戰區、第十戰區相繼撤銷，但為安置部分高階將領，另設軍委會桂林辦公廳、軍委會西安辦公廳。1940年，宜昌失守。7月，統帥部成立第六戰區，陳任司令長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駐節恩施，坐鎮陪都門戶[1]:201。8月21日，陳對報界人士報告宜昌失守之經過，並稱已經蔣令准，將辭去政治部部長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等一切後方兼職，今後將專負戰區責任，從事拱衛行都工作[11]:6354。陳所部於上高戰役、湖北戰役取得勝利[3]。
1943年2月，陳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20]。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雖交由孫連仲代行，然重大事情需陳親自過問遙控。1943年5月，離開雲南，返回湖北，指揮對日作戰，取得鄂西大捷[3]。1943年10月因患十二指腸潰瘍嘔血昏迷，美軍友人曾勸赴美治療，祗以責任重大無法遠離致未果，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交由衛立煌代理，陳返重慶郊外靜養，病況稍減。1944年4月，豫湘桂會戰豫中戰役局面崩潰。蔣憂心河南戰事，5月8日派侍從室主任林蔚登門勸陳中斷休養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收拾豫西殘局。5月12日晚飛抵西安下榻城南杜工祠。7月陳正式就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四個月內工作特繁，病情又轉劇，仍照常治事。
隨着豫湘桂會戰湖南、廣西境內的戰局持續惡化，日軍深入貴州南部，造成西南後方恐慌。1944年11月20日，何應欽辭去軍政部長職務，蔣特任陳為軍政部長。陳開始整軍。1944年11月，兵役署升級為兵役部。1944年底，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成立，羅卓英任總監，黃維任副監，後又增加彭位仁、霍揆彰任副監，基本上都是陳系統之人；政治部主任則為蔣經國。1945年1月，陳兼任後勤部總司令[3]。1945年初，軍政部調查摸底，僅軍事機關、學校、補給、運輸、兵役、力役、兵工、醫藥等非戰鬥單位就有數千，人員超過180萬。陳用十六字形容：「組織繁複，系統淆亂，權責不清，靡費害事。」至於戰鬥部隊，集團軍以上高級指揮機構56個，110多個軍，340多個師，餉冊列報官兵400餘萬。事實上「各級官佐咸有溢額，而士兵常不足於編制」，確切人數無從統計。陳擬定整軍綱要，分為「整編部隊」、「加強訓練」、「改善衛生」、「實物補給」、「平均待遇」、「核實發放」、「裁併機構」、「簡化系統」、「安置編餘人員」等項。至1945年6月，陳裁併步兵14個軍、40個師，騎兵2個軍、4個師，合計裁減42萬餘人；軍事學校裁撤21個，官生兵夫5萬餘人；軍事機構裁撤1100餘個，人員近43萬人。
7月30日，國民政府特任張厲生為內政部長，王世傑為外交部長，陳為軍政部長，俞鴻鈞為財政部長，翁文灝為經濟部長，朱家驊為教育部長，俞飛鵬為交通部長，谷正綱為社會部長兼農林部長，徐堪為糧食部長，謝冠生為司法行政部長，鹿鍾麟為兵役部長[11]:7769-7770。9月21日，軍政部長陳由重慶到成都，商討川、康整軍問，決定川、康部隊今後保留3個軍、6個師、2個獨立師，9月24日陳由成都返回重慶[11]:7836。
1946年5月23日，陳任參謀總長。6月1日，陳任國防部參謀總長兼海軍總司令[3]。陳由軍政部長改任首任參謀總長（1946年6月1日－1948年5月12日）兼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1946年7月1日－1948年8月25日）。
1946年6月26日，蔣調集數百萬大軍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10月11日至20日視察剛剛收復的張家口，其間於10月17日在北平向中外記者宣稱：「三個月至五個月內解決共產黨解放區問題。」然而，一年來國軍全面進攻解放區卻沒有進展[3]。
1947年1月9日，參謀總長陳報請裁撤軍官總隊，蔣批復同意[11]:8962。1月15日，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赴鄭州晤參謀總長陳誠、鄭州綏靖公署主任顧祝同檢討戰局，研究作戰方案[11]:8266。1月17日前後，陳往來於徐州、開封、鄭州一帶指揮軍事[11]:8268。1月24日，陳赴魯南視察，部署軍事[11]:8272。1月26日，陳坐陣徐州督戰，聲言「黨國成敗，全繫魯南一役，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為免遭各個殲滅，採取「集中兵力，穩紮穩打，齊頭並進，避免突擊」之戰法[11]:8273。2月，陳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1]:207。3月17日，參謀總長陳向中國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報告軍事，歷述一年來建軍、復員、整軍工作之情形及對中共之軍事情況，稱：「剿匪絕對自信，絕對有把握」，「剿匪應以軍事為中心。」[11]:83143月20日，陳招待記者稱：「如果真正作戰只需三個月即可擊破共軍主力，但過去是因和談關係，國軍多是被動挨打。政府用兵之目的在於平定叛亂，非至共軍全部解除武裝不止。」[11]:83174月12日，陳對記者稱：接收旅、大之準備仍在佈置中，如外交無問題，東北國軍對擊潰旅、大之共軍有充分把握[11]:8333。5月17日，參謀總長陳飛徐州指揮軍事[11]:8355。5月30日，美軍陣亡將士紀念日，南京美軍於清涼山外僑公墓舉行紀念儀式，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美軍顧問團團長魯克斯親臨主持；參謀總長陳誠、次長黃鎮球、聯勤總司令郭懺等參加[11]:8364。6月24日，陳在憲政促進會報告軍事形勢[11]:8374。7月9日，蔣出席三民主義青年團九周年團年，並致訓詞，發表《對黨團合併的指示》，稱「統一黨部與團部的機構，這是要使本黨起死回生的一個重要措施」；團書記長陳書告全國青年實行總動員[11]:8380-8381。7月10日，參謀總長陳由南京飛抵北平，7月12日上午出席北平行轅軍事會議，討論補給問題；日內轉赴瀋陽部署軍事；7月15日抵四平、長春視察，7月20日飛返南京[11]:8381。
熊式輝在中國東北地區窮於應付，一再求去[21]:750。8月2日，蔣決定撤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併入東北行轅；是日接見陳，令其前往東北負責指揮軍政[11]:8392。8月6日，陳自南京抵達瀋陽；行前，蔣接見，指示東北黨、政、軍整理方針[11]:8394。1947年8月5日至7日，美國總統特使魏德邁蒞臨東北視察。8月10日，陳在瀋陽商定改組東北軍政機構[11]:8395。同日，魏德邁在南京向蔣遞交詳細提綱，列舉中國國民黨需要改革諸點：軍事方面按才用人，建立良好之官兵關係，南京對前線作戰少加干涉；清除貪污無能官員；約束特務活動；改變外貿設施；並指出東北戰局不利「與人謀不臧有關」。8月12日，陳飛抵瀋陽，研究改組東北軍政機構[11]:8395，8月15日視察四平，8月16日飛吉林市、小豐滿視察，8月21日由東北飛回南京。蔣先後邀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國防部長白崇禧接任東北行轅主任，皆拒絕。遂令陳誠兼任該職，同時由參謀次長林蔚代行參謀總長一職。8月29日，國民政府令免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職；特派陳兼東北行轅主任[11]:8403。蔣為挽救東北戰場危局，派陳接替熊式輝為東北行轅主任[1]:207，指揮國軍先後向山東、東北解放區進攻，均被擊潰[3]。9月1日，陳飛抵瀋陽述職後，以「整飭內部，安裕民生，培養戰力」為方針，刷新政治，整編部隊[1]:207。9月2日，陳正式就任東北行轅主任職，副主任鄭洞國，參謀長董英斌；陳發表告東北軍民稱：今後行轅首要任務在執行政府「剿匪」國策[11]:8405。9月6日，陳到東北後，實行「確保北寧，打通錦承，維護中長，保護海口」之新戰略，企圖爭取局部主動；是日集中4個師，分為左、中、右3路，自綏中、錦州向熱河東部建昌方向掃蕩[11]:8407。陳裁撤保安司令長官部，聲言不許東北民主聯軍有第六次攻勢[21]:750。他首先撤換一批軍、政要員[1]:207。接着，將東北9個保安區司令部和11個保安支隊，及青年軍第二〇七師，分別擴編為新三軍（軍長龍天武；下轄原新六軍第十四師，師長許穎；原第十三軍第五十四師，師長史松泉：原遼寧第二、第九保安區保安團改編之暫編第五十九師，師長梁鐵豹；隸屬第九兵團[22]:436）、新五軍（軍長劉雲翰；下轄原第四十九軍第二十六師，師長彭鞏英；原東北第一保安區保安部隊改編之暫編第五十師，師長吳寳雲：原東北第八、第十保安區保安部隊改編之暫編第六十師，師長陳膺華[22]:442）、新八軍（軍長沈向奎：下轄原第七十一軍第八十八師，師長黃文徽；原第五十二軍暫編第五十四師，師長黃建鏞；原東北第七保安區保安部隊改編之暫編第五十五師，師長安守仁[22]:449）和第六軍（軍長李濤：下轄原東北交警第十三、第十四總隊編為第一六九師，師長張羽仙；原新一軍新編第二十二師，師長羅英；隸屬第九兵團[22]:444），使國軍在東北戰場部隊恢復到10個軍，50餘萬人[1]:207。陳明仁堅守四平街去職，國軍措置求功急切，失去軍心民心[21]:750。
這時，東北民主聯軍已轉入戰略反攻[1]:207。陳調整軍事部署，將10個軍分為第一、第六、第八、第九4個兵團，採取「倚托重點、向外擴張」機動防禦方針，以圖在北寧、中長兩路重點防禦，並伺機打通錦承路[1]:207。
1947年9月中旬，林彪、羅榮桓率領東北民主聯軍發起秋季攻勢[1]:207，截斷鐵路交通，國軍損失頗巨[21]:750。陳在北寧路防線被突破，增援部隊在楊家杖子附近被殲3個師1萬5千餘人，新六軍等部被迫南援錦州[1]:207。
隨後，陳一面擴編部隊，新組建2個軍；一面收縮兵力，以13個正規軍固守瀋陽、錦州、四平、吉林、長春等大中城市[1]:208。12月15日，在東北民主聯軍冬季攻勢下，瀋陽吃緊，法庫受困，彰武丟失，1個師被殲[1]:208。東北民主聯軍直逼瀋陽近郊，於白旗堡擊敗國軍[21]:750。1948年1月7日，新五軍在遼西公主屯一役，被東北民主聯軍4個縱隊包圍殲滅，軍長陳林達等被俘[1]:208。
國府召回陳[21]:750，1948年1月20日，蔣宣佈衛立煌為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兼東北行轅副主任[1]:208。東北行轅主任仍由陳兼任，而不常駐東北，由衛立煌代行主任職權[23]:20。陳原擬等衛立煌到職後，集中精力於東北政治經濟之革新，然而醫生建議必須卸職治療[24]。2月5日，陳奉准自瀋陽飛返南京，稍作停留即往上海國防醫學院徹底檢查病狀，5月12日，請辭參謀總長本兼多職，均獲允准，乃專心割治胃部[25]。3月29日，第一次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因東北作戰失利、整軍、收編偽軍等問題受到嚴重衝擊。5月10日提出書面辭呈。參謀總長由顧祝同接任。6月4日入住上海江灣國防醫學院，6月12日手術割治胃部。海軍總司令一職到1948年8月才由桂永清接任。10月30日，蔣安排陳自上海移居台北草山療養[26]:120，「不必憂慮時局」[27]。
蔣為安排後路，派陳主持台灣政務，改編和整訓由中國大陸遷往台灣之部隊[3]。1948年12月29日，蔣公佈由陳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28]:187。陳因事前未被諮詢，對此人事命令感到困惑，打算婉拒[28]:187。1949年1月5日開始主持台灣省政。蔣函電陳，「如何不速就職，若再延滯，則夜長夢多，全盤計劃，完全破敗也。」[29]:6-71949年2月蔣任命陳兼任台灣警備總司令，以圖確保台灣，是蔣「引退」前重要人事部署，認為「有台灣在，即使大陸盡失，也可復興」[1]:209。1949年7月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結束，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任軍政長官，轄區為台灣與蘇浙閩潮汕沿海地區，負責收容整編撤出大陸的軍隊。
1949年1月1日，蔣以《總統令》明令發表陳任台灣省政府主席[11]:8766。1月5日，陳正式就任台灣省政府主席[30]，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31]:55。蔣催促陳就任，足見蔣對於安排陳主政台灣之急切與重視[32]。1月11日，蔣致電陳，指示治台方針六點。1月12日，蔣告誡陳，「台灣法律地位與主權在對日和會未成以前，不過為我國一託管地之性質，何能明言作剿共最後之堡壘與民族復興之根據地，豈不令中外稍有常識者之輕笑其太狂囈乎。」[33]1月18日，國防部遵蔣令，作以下人事任命：一、湯恩伯專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二、衢州綏靖公署撤銷，改設福州綏靖公署，派朱紹良為福州綏靖公署主任；三、派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四、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宋子文專任廣東省政府主席，派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五、台灣警備司令部擴大為警備總司令部，陳兼任總司令，派彭孟緝為副總司令[11]:8781。1月21日，陳自台北飛杭州迎候蔣[34]:167。陳在奉化溪口接受蔣指示[35]。陳嚴格規定由中國大陸撤退到台灣之部隊，第一步必須放下武器，重新整編[36]。
2月，為配合軍事戒嚴，頒佈「入境限制辦法」，主要目的是防止中國共產黨「滲透」活動[1]:209。2月5日，程思遠應邀於台北會晤陳；陳就李宗仁飭釋張學良問題對程表示，張非受台省管束，台省無權決定，予以推諉[11]:8805。2月1日，台灣省政府主席陳在記者招待會上宣佈，將成立台省自治研究會和經濟建設研究會，為積極推行地方自治作準備工作[11]:8812。2月4日，陳宣佈台灣實施「三七五減租」[37]:514。2月18日，海南特區行政長官李漢魂至台訪陳，商談時局及釋放張學良問題[37]:515。
3月1日，台灣省政府規定入境補充辦法，對軍公人員和旅客入境者，有所限制；如軍公人員入口證明書、旅客入境許可證有效期三個月，僅能使用一次，入境時由檢查人員收繳；中央各機關派到台灣之工作人員及台省軍公人員眷屬，以隨行直系為限；由香港到台灣客應向外交部兩廣特派員公署申請等等[11]:8832。3月13日，蔣經國在溪口隨侍蔣時，函電宋美齡：「……陳（陳誠）在台灣恐亦不能持久……家中目前尚平安請勿念兒」[38]:953月24日，陳自台灣赴溪口[39]:172。3月29日，陳出席台北青年節大會，致詞稱：青年學生之使命為幫助政府完成後期革命；「如有人對現狀不滿，覺得共黨區域較此間安定，余極願意撥付旅費，送其前往共區，且更歡迎前往者再度回來，俾為吾人證實台省與共黨之間到底何方為佳」[11]:8855。
4月9日，陳取代蔣經國擔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28]:187。台灣省實行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31]:59。4月30日，陳談話，以台灣為基地，徐圖復興大業[37]:518。
5月1日，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報告美國國務院他4月30日在桂林與李宗仁長談4個小時，相信李是真正決心與蔣攤牌，並自認有希望成功；李說蔣想復出掌權，但蔣覺得除非蔣到政府所在地廣州，否則蔣不能復職，而蔣不能到廣州，除非李也在廣州；李提到蔣在考慮退休時，曾想住在台灣，當時省主席陳曾把此項可能性向美國總領事提起，美國總領事非正式提到台灣的法律地位要等到對日和約簽字才決定；據李說，美國總領事之評論轉報給蔣，蔣才認定不能退休到一個中國主權可能被質疑之地方，因此才決定去奉化[40]:135-137。5月1日，陳兼任台灣黨部主任委員[37]:518。5月13日，海南島行政長官陳濟棠應陳誠之邀請，偕顧問孫家哲乘機飛台，商討台灣及海南島聯防計劃；陳濟棠攜帶李宗仁親書長函一封轉交陳誠、居正，請二人速赴廣州一行，集商要事[11]:8911。
5月20日，台灣警備總司令部宣佈全省戒嚴（陳誠頒佈《戒嚴令》），戒嚴區域劃為台北市、北部（包括台北、新竹兩縣及基隆、新竹兩市）、南部（台南、高雄兩縣及台南、高雄、彰化、嘉義、屏東五市）、東部（台東、花蓮兩縣）、澎湖五戒嚴區；規定基隆、高雄兩市實行宵禁；並頒佈「罷市擾亂秩序者殺」等十條禁令[11]:8922。6月1日，台灣省政府宣佈經濟獨立，設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全省生產，由陳兼任主任委員；省府同日又宣佈設立中央在台物資處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亦由陳兼任[11]:8932。6月15日，為解決財政經濟危機，陳頒佈《台灣省幣制改革方案》、《新台幣發行辦法》、《新台幣發行準備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1]:212。
6月8日，蔣經國隨蔣抵台灣高雄剛逾兩週，致函蔣：「辭修（陳誠）先生恐難負治理台省之重任，俞大維先生實為主持台省行政之適當人選。」[41]7月19日，行政院院會決議設置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以陳為東南軍政長官[31]:60。8月15日，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成立，陳正式就任[31]:61。是年秋，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奉命裁撤，分別成立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及台灣省保安司令部[42][43]。
9月12日，東南軍政長官陳巡視廈門、金門防務並召開軍事會議[11]:9008。9月13日，湯恩伯由廈門飛抵台北；陳離開廈門回台北[11]:9008。9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軍政長官陳秉承蔣之意志，在金門、廈門危急時，使東南軍政副長官羅卓英冒越權之名，向第十二兵團調用第十八軍，不以之運台澎，以履行保衛台灣之使命，而使之赴金門，以增援當地守軍，此乃大將「顧大局，救他人」之風範[44]:278。
9月28日，東南軍政長官陳在招待立法委員席上，駁斥台灣交聯合國託管說，指出：「台灣是中國的領土，我們自己有防衛領土的責任。」；並謂：台灣防務已部署完成，安全定可無虞；呼籲各方「精誠團結，共渡難關」[11]:9019。10月8日，高魁元乃率所部由汕頭登船出動[44]:155。當廈門失守後，陳迅以第十二兵團急援金門[44]:278。陳認為，金門地區防守力量空虛，一旦失守，不僅沿海各地難以確保，而且台灣本島亦受威脅[1]:210。他即派人攜函赴廣州晉謁蔣，並請王世杰將此情況代陳蔣[1]:210。時蔣擬飛重慶部署西南軍事，接到陳函件後，即改飛台北[1]:210。陳臨時改變部署，立即命令胡璉率領正在航行途中之第二船團，改航金門，接替防務[44]:155。經蔣批准，陳即抽調胡璉兵團第十九軍（軍長劉雲瀚少將，下轄第十三師、第十四師、第十八師）增援金門[1]:210。10月27日，東南軍政長官陳飛臨金門，曾親至戰地視察，歸時途次一三二高地，100餘名人槍整齊之解放軍突由深壕密草中，旋即出降[44]:270。此時乃下午4時餘，應為真正之戰事結束[44]:270。在10月27日「金門戰役檢討會」，陳訓詞：
「此次金門大捷……造成東南軍事勝利的開端，給國人一個失敗心理的改變，總裁聞悉，異常高興，特派我前來本島，慰問全體將士，當勝利消息傳到台灣時，正是台灣光復四週年的紀念日，本人正在參加開會，台南的火炬正要到達的時候，就接到湯總司令報捷電話，這個巧合，使台灣民眾聞訊之後，無不歡欣鼓舞，預兆著今後國家前途的光明。
……」
陳主政台灣一年間，兩次召集全省行政會議、實施入境管制、糧食增產與整頓公營事業、改革幣制、推行計劃教育，並準備實施台灣地方自治[32]。陳採取各種措，整頓軍事、政治、經濟，為蔣去台灣作準備[1]:212。12月10日，蔣從成都直飛台北，下午降落海口機場停留約兩小時向薛岳將軍下達作戰命令，陳親往台北松山機場迎接[1]:212。12月16日，東南軍政長官兼台灣省政府委員兼主席陳以軍事繁重，勢難兼顧，呈請辭去台灣省政府委員兼主席職務，情詞懇切，陳准免兼職；兼台灣省保安司令陳呈請辭職，陳准免兼職[45]。
1950年3月7日，總統提名陳為行政院長，咨請立法院同意；3月8日，立法院同意[37]:529。3月15日，蔣提名陳繼閻錫山任行政院長，經立法院投票同意[31]:64。蔣咨請立法院同意，咨文說：「陳君敭……去歲受任東南軍政長官兼台灣省政府主府，對於整軍禦敵、政治經濟諸項措施，尤多建樹，……現值鞏固台灣，籌劃反攻大陸之際，陳君敭歷中外，文武兼資，……出任行政院長，必能勝任愉快。……」[1]:212陳上任後，以「確保台灣，準備反攻」為施政總目標，開發經濟，控制財政[1]:212。提出「以農業培植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之經濟思想與經濟政策方針；主張財政以「開源」與「節流」為根本，整頓稅收，管制外滙，確立預決算制度[1]:212。6月，蔣宣佈解散派系林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重新建立一個「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由16人組成[1]:212。7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蔣交議之「中國國民黨改造案」，蔣以陳等為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31]:65，負責改組中國國民黨[1]:212。
1952年10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七全大會[31]:71，票選中央委員，蔣經國得票第一，陳第二，後來公開發表時，是陳、蔣經國依序排列[26]:123。中國國民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大會，通過「中央委員會組織大綱」，選舉陳等10人為中央常務委員[31]:71。
1954年2月，蔣提名陳為第二任副總統候選人[31]:76。3月22日，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舉行選舉大會，蔣當選為第二任總統；3月24日，陳為第二任副總統[31]:77。5月，蔣提名俞鴻鈞繼任行政院長，經立法院投票同意[31]:77。7月，總統府設置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以副總統陳兼主任委員[31]:78。11月，陳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1]:212。
1955年7月，石門水庫建設籌備委員會成立，以陳為主任委員[31]:81。8月，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因遭受寃屈，被誣指涉匪諜郭廷亮寃案引咎辭職，蔣指定陳等九人組織調查委員會澈查[31]:82。1958年7月15日，俞因受到監察院彈劾請辭，又由陳繼任行政院長[26]:121。1957年10月，經中國國民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由蔣建議恢復副總裁職位，並由陳擔任，直至逝世[26]:121。
「……二中全會已完滿閉幕全會一致主張父親於明年連任總統後因父親指示對於此事不宜在此時作決定故未作決議惟在陳副總裁政治報告決議中指出總裁之領導將決定國家民族之前途只要我海內外同胞有此要求總裁對於復國建國之艱鉅責任自不容諉卸餘情函稟敬請福安兒經國謹稟辰哿」[46]:238
1960年3月，陳連任副總統[1]:212-213。陳任副總統直至1965年3月逝世為止，做行政院長直至1963年為止[26]:121。1961年7月至8月訪問美國，與甘迺迪總統及詹森副總統會晤。大約1962年至1963年間，陳與蔣經國有誤會[47]。蔣經國常常獨坐深思，有時蔣找不着他，官邸叫國家安全局去找人，原來蔣經國獨坐在北投淡水線公路旁，或是淡水海邊岩石上[48]。
1963年，中國國民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陳主張在推選總裁後，次日即選副總裁，而蔣則主張在選出中央委員後，再選副總裁，陳認為這樣產生副總裁，是在中央委員中產生，沒有黨副領袖高於一等之尊敬[49]。1963年3月4日至3月9日，訪問越南，與總統吳廷琰及副總統阮玉書會晤[50]。11月21日，中國國民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一致推舉陳連任副總裁[31]:105。12月15日[1]:213，行政院改組，副總統陳因肝病惡化[1]:213，請辭兼行政院長職務[51]，嚴家淦繼任院長[31]:106。1964年3月，陳再度當選副總統[3]。是年陳最後一次出席軍事會議，他不出席訓話，在閉幕晚宴中才出席[52]。6月14日，陳出席石門水庫完工啟用典禮，是他生前最後一次參加的公開活動。
1964年11月，經醫生診斷確定為肝癌[1]:213。1965年3月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會，推派代表慰問陳病況；3月4日，蔣伉儷探視陳病況[26]:133。3月5日下午1時05分[1]:213，陳副總統在副總統官邸（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0巷1號之1）逝世[53]，終年68歲[1]:213。
蔣特派張群等治喪[26]:133。蔣為陳舉行隆重葬禮，並親自到靈前獻花圈，並指令張群、何應欽等元老和五大院院長諸位大員組成治喪委員會，按黨最高級別發喪[3]。蔣極感悲慟[31]:109。3月6日，蔣親蒞陳靈前祭弔；3月10日，陳大殮（於臺北市第一殯儀館舉殯），蔣伉儷親臨致祭[26]:133。蔣輓聯陳，痛失肱股，聯云：
光復志節已至最後奮鬥關頭，那堪弔此國殤，果有數耶？
革命事業尚在共同完成階段，竟忍奪我元輔，豈無天乎！[26]:133
陳遺囑為：
「希望同志們一心一德，在總裁領導之下，完成國民革命大業；
不要消極，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國軍民共此患難；
黨存俱存，務求內部團結，前途大有可為。」[54]
遺囑隻字未提「反攻大陸」或「光復大陸」字樣，儘管蔣對此遺囑有所保留，但最後還是批准照原件發表公佈[2]。
1965年8月30日，陳葬於臺北縣泰山鄉同榮村（今新北市泰山區同榮里），蔣兩度親往致祭[26]:133。按照陳生前意願，以家鄉傳統方式安葬[3]。1993年8月，陳與夫人譚祥的骨灰遷移到高雄縣大樹鄉（今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萬壽園納骨塔三樓，原本的墓園交由泰山鄉公所管理，改建為陳誠紀念公園，後更名為辭修公園。
陳在中國大陸情勢逆轉之關鍵時刻，整編來臺部隊、改革幣制、穩定金融、推行土地改革、規劃地方自治，對臺灣社會與經濟有深遠影響。國民黨內部稱他是「蔣介石的替身」、「第二號人物」[1]:197。
蔣數次致函陳，「戒其驕矜」[55]。
陳舊部楊伯濤曾說：陳誠素性好動，除勤勞治軍之外，稍有暇時，即延攬名流，敬禮賢達[56]。1940年1月，張發奎回始興不幾天，陳、白崇禧和蔣待從室主任張治中等，相繼以電話或電報規勸[57]:361。1月26日，張發奎隨同陳、李濟深等，路經柳州，到達遷江桂林行營指揮所[57]:361。
陳在黃埔時期起就與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私交甚好，後來因意識形態分道揚鑣[4]。1965年夏，陳逝世幾個月後，周恩來前往上海迎接李宗仁時，在虹橋機場候機廳休息室裏，高度評價：「陳辭修是愛國的人，他堅決反對美國製造『兩個中國』，可惜他身體不好……他臨終時留有遺囑。臺灣當局要修改發表，他夫人反對說：『要動，就不發表。要發表，必須原文。』」[2]
陳著有《台灣土地改革紀要》一書被譯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等，成為一些國家實行土地改革參考資料[1]:212。在台灣期間，他著有《八年抗戰經過概要》、《如何走向安全和平之路》、《革命的道德》、《從政回憶》等[1]:213。
陳祖父陳錦雲、曾祖父陳貴芬、高曾祖父陳生善，均務農為業[1]:176。父親陳希文為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不甚富有[1]:176。戊戍維新後，改習新學，杭州初級師範學校畢業[1]:176，曾任青田縣教育科長和縣敬業初級小學校長[3]。叔父陳一鵬為晚清貢生[1]:176。母親洪氏書蓮性格儉樸，勤於家務，育三男一女[3]，陳居長，次子陳源（字正修），幼子陳敏（字勉修）；女兒陳金花[3]，八十五歲於台北逝世[1]:176。
陳原配妻子吳舜蓮[3]。1917年，陳經同鄉同學吳子奇介紹，便和吳之妹妹吳舜蓮結婚[1]:177。1925年5月底，陳請假回鄉，料理父親喪事後，因傷未癒，沒有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認為他做官有外遇，看不起她，便自殺送院救治未死[1]:179。
1932年元旦，陳與譚延闓女兒譚祥結婚[58]。共誕下四子二女：長子陳履安（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經濟部部長、國防部部長、監察院院長、無黨籍總統候選人）、次子陳履慶、三子陳履碚、四子陳履潔，長女陳幸、次女陳平[1]:213。陳家教極嚴，副總統座駕決不送兒子上學，其公私分明，有如此者[26]:127。
2015年3月5日，為紀念陳逝世五十周年，國立政治大學舉辦其相關文物特展[59]。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及長子前監察院長陳履安、四子陳履潔與長女陳幸，以及前國安會秘書長胡為真夫婦等人均出席開幕儀式[60]。
1931年，陳資助家鄉高市小學新建校舍；1932年，資助高市小學一萬銀元，建成一座三層八問的教學大樓，和一座教師辦公大樓[3]。1946年，陳發起創辦石門中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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