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幼名文豹，原名開貞，字鼎堂，號尚武，筆名高汝鴻、麥克昂、易坎人、谷人、愛牟、杜荃、石沱等，後以家鄉大渡河和雅河的別稱「沫水」和「若水」取名沫若，晚年敬稱郭老，四川樂山人，客家人，是中國文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郭沫若歷經清末、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時期之諸多重要的歷史節點，涉略領域甚廣。
| 郭沫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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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 鼎堂 | ||||||||||||||||||||||||||||||||
| 號 | 尚武 | ||||||||||||||||||||||||||||||||
| 本名 | 郭文豹 | ||||||||||||||||||||||||||||||||
| 性別 | 男 | ||||||||||||||||||||||||||||||||
| 出生 | 1892年11月16日 大清四川省樂山縣沙灣鎮 | ||||||||||||||||||||||||||||||||
| 逝世 | 1978年6月12日（85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北京醫院 | ||||||||||||||||||||||||||||||||
| 國籍 | 大清 （1892年–1911年） 中華民國 （1912年–1928年） 中華民國（1928年–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978年） | ||||||||||||||||||||||||||||||||
| 籍貫 | 福建省三明市寧化縣 | ||||||||||||||||||||||||||||||||
| 民族 | 漢族 | ||||||||||||||||||||||||||||||||
| 語言 | 漢語、英語、日語 | ||||||||||||||||||||||||||||||||
| 職業 | 作家、歷史學家 |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 配偶 | 張瓊華、佐藤富子、于立群 | ||||||||||||||||||||||||||||||||
| 兒女 | 8子3女，包括郭世英 | ||||||||||||||||||||||||||||||||
| 父母 | 父親：郭朝沛 母親：杜福蓀 | ||||||||||||||||||||||||||||||||
| 獎項 | 蘇聯列寧和平獎（1951年） | ||||||||||||||||||||||||||||||||
學歷 | |||||||||||||||||||||||||||||||||
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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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工作 | |||||||||||||||||||||||||||||||||
| 主要領域 | 中華文化、中國歷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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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著述頗豐，主編《中國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編成《郭沫若全集》38卷。他亦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之一、中國歷史劇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唯物史觀史學的先鋒、甲骨學四堂之一、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後，曾任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聯首任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
生平
據樂山《郭氏家譜》所載，郭沫若的祖籍福建汀州府寧化縣。先祖郭福安為郭子儀之後裔。郭沫若在《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灣鎮」，「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福建寧化縣屬閩西客家民系地區，不過郭沫若已是入蜀第六代，是否會客家話，是否自認客家人，有待文獻發掘；後世客家研究有時追認他是客家人。
郭沫若曾祖父郭賢惠之先輩由寧化縣來四川之時「做苧麻生意」，採集寧化野生苧麻，跟隨入川之馬幫，到今日之牛華鎮（即郭家早期之坐房）進行交易，並於後來開拓麻布生意成功後繼而開設13座驛站。
郭沫若是四川省樂山縣人，少年曾就讀於成都石室中學。父親郭朝沛經營商業。母親杜福蓀，是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兒。
1914年，郭沫若留學大日本帝國，先於日本舊制第一高等學校習日語，升讀日本第六高等學校，1918年入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1923年畢業。[1]1921年1月，還在上學的郭沫若以病假名義休學3個月，以便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旁聽文科。1921年發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書中洋溢着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為中國新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文學學社「創造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創造季刊》問世。這一時期郭沫若的詩作，同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作品，影響了台灣日據時期的早期新詩創作[2]。
1926年3月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兼任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中共廣東區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惲代英代表黨組織，建議郭沫若去黃埔軍校做一些宣傳工作，這時北伐戰爭即將開始，郭沫若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行營秘書長。北伐軍攻克武昌後，郭沫若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中將副主任（主任是鄧演達）。不久赴南昌市兼任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主任，郭沫若升任南昌特別黨部執行委員、總司令部行營政治部主任，每月加發200元津貼。1926年到1927年兼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九江三·一七慘案與安慶「三二三慘案」之後，蔣介石着手中國國民黨清黨，郭沫若隱蔽在朱德的家裏，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四一二事變後，郭沫若是武漢國民政府的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政治部中將主任。
郭沫若於1927年8月4日深夜抵達南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這時才知道他已經被推舉為革命委員會委員和七人主席團成員，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和宣傳委員會主席。8月5日，按原計劃起義部隊離開南昌南下潮汕地區、東江。1927年9月初，南昌起義軍到達瑞金，在一所小學校裏由周恩來、李一氓作介紹人，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宣誓入黨的還有賀龍。1927年10月初，起義部隊在潮汕被打散，郭沫若等四人在普寧縣隱蔽了10天後，由神泉鎮搭船前往香港，10月下旬抵港。一個月後由香港回上海市。1927年12月23日蔣政府發出通緝郭沫若，十年後至1937年才撤銷通緝令。與周恩來會晤後安排郭赴蘇，但郭沫若患上了嚴重的斑疹傷寒，住院治療了一個多月，錯過了航班。這次大病，造成一隻耳朵終生全聾。1928年2月周恩來與郭沫若談話，令其保留黨籍出國前往日本避難，做學術研究積累聲望，將來以公開的無黨派面目做文化圈的領袖。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吳誠，從上海乘船赴日。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受到日本憲兵和警察的長期監視和騷擾。同時開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提出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但此理論後來遭到黃現璠等人的質疑，黃曾於1979年著文提出，認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郭沫若由此在中國開創了唯物史觀派，該學派在此後佔據了中國大陸學術界的主流地位。隨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舞臺，該書的觀點被當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郭沫若憑藉這一時期的古文字研究，發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文字研究》、《金文叢考》、《卜辭通纂》，轟動了學界，成為與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並稱甲骨四堂，並藉此於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日期間，郭沫若還翻譯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
郭沫若反對國內的夏衍、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主張，持堅決反蔣的態度。直至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才轉變態度，認識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國防文學也是個正確的口號，並說：「好，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3]此後郭沫若發表了《在國防的旗幟下》等文章。1937年5月下旬，郁達夫從南京來電，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郭沫若等了一個多月遲遲不見南京方面有所動靜，給在陝北的李一氓寫信：「二萬八千里的行程，我的肉體未能直接參加，我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終和從前一樣……」七七事變爆發後，日本政府加緊了對郭沫若的監視。7月25日，蔣介石允准撤銷對郭沫若之通緝令；是日，流亡的郭沫若，化裝乘加拿大籍「日本皇后號」頭等艙回國；7月27日至上海；7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知照行政院、司法院、軍事委員會，取消對郭沫若通緝令[4]:5518。行前未告知日籍妻子與孩子們。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陸上海，隨後創辦《救亡日報》為淞滬抗戰鼓動宣傳。回國後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然後發表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對蔣介石進行歌頌，不久拜見汪精衛。夏衍回憶：「在這一段時期內，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周恩來同志的出自內心的敬愛。有一次對我說：和蔣介石、陳誠這些人見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彆扭的，可是和他們談話之後，我才理解到恩來同志指示的正確。」[5]淞滬會戰失敗後，郭沫若經香港至廣州，於1938年1月1日復刊《救亡日報》。旋即接到在武漢的陳誠電報，請郭沫若立至武漢市，要事相商。1月9日抵漢之後，從黃琪翔處獲悉是陳誠邀請郭就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之職。在武漢的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長江局領導勸說郭就職。周恩來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即指副部長是虛職，而三廳廳長是實職可以做大量實際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職務。中共長江局決定把三廳作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機構，動員安排了大量文藝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廳工作，包括：胡愈之、陽翰笙、郁達夫、徐悲鴻、沈鈞儒、田漢、冼星海、洪深、馮乃超等在三廳任職。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廳正式在武漢工作，投入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武漢抗戰文化運動，如「擴大宣傳周」、「七七獻金」等活動，發動歌詠、話劇、電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別重視把三廳的文藝宣傳對象擴大到廠礦工人和下層民眾，貫徹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原則。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陳誠為首的國民黨一部分人的反感。
郭沫若在武漢、重慶期間，已經恢復了黨員的秘密身份，與周恩來、鄧穎超在一個黨小組中開會。郭沫若還與鄧穎超一起作為入黨介紹人，發展於立群入黨。
1938年胡風指出當時的文化界「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一聲號召可以波動世界的大作家。」周恩來認為郭沫若適合扮演這個角色。於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這個建議。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黨內決定：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6]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郭沫若隨周恩來撤離武漢，輾轉來到重慶市。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創刊兩周年的《新華日報》上批評蔣政府「連話都不讓老百姓說，那是很危險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說話的，那力量是比長江大河還要大」。1940年9月，蔣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職務，調任政治部設計委員閒職，並明文要求軍委會工作人員一律加入國民黨。郭沫若以及三廳內的大批文藝界人士遞交辭呈。周恩來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張治中勸說。蔣介石召見郭沫若、陽翰笙等人宣佈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安置以郭沫若為首的這批人，並可以不加入國民黨。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同意此項決定，借政府機關招牌開展有理有利有節鬥爭，擴大抗日統一陣線影響。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明文規定：文工會只能潛心研究文化，不能對外從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會主任委員，陽翰笙、謝仁釗為副主任委員，周恩來為指導委員，除原三廳的近40人參加外，還邀請了沈雁冰、翦伯贊、胡風、陶行知、侯外廬、王崑崙等任委員。文工會經常舉辦文藝講座、文化講座、國際問題講座、國際問題座談會和各種形式的報告會。不久，發生皖南事變，郭沫若題詩：[7]
江南一葉奇冤史，萬眾皆先天下憂；淚眼揩乾還苦笑，暫忘家難賦同仇。
中共南方局為預防四一二政變重演，疏散在重慶的一批左翼文化人赴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郭沫若奉命留在重慶，繼續主持文工會。周恩來指示文工會「勤業、勤學、勤交友」，在活動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節制，以保存力量。1941年為慶祝郭沫若五十誕辰和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周恩來安排陽翰笙把慶祝搞成全國性的政治活動，以振奮文化界自皖南事變與蘇德戰爭慘敗以來的士氣。陽翰笙約請了孫科、邵力子、陳布雷、張治中、張道藩、馮玉祥、沈鈞儒、黃炎培、鄧初民、翦伯贊、章伯鈞、羅隆基、王崑崙、屈武、黃琪翔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為慶祝活動的發起人，周恩來亦在列。1941年11月16日作為慶祝日（此時莫斯科會戰正處於岌岌可危的時候），《新華日報》頭版刊載了周恩來的專文《我要說的話》：
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闢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着大家一道前進的嚮導。
該日下午，在重慶的中蘇文化協會餐廳和院子裏舉行茶話會，參加者兩千餘人，由馮玉祥主持，老舍、張道藩、黃炎培、張申府、周恩來、沈鈞儒等大會發言；並展覽郭沫若25年來專著、譯本、手稿八十多種約兩千餘萬字，以及郭沫若各個時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當天，昆明、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舉辦了文化界的慶祝活動。紀念文章陸續刊載了半年。慶祝活動期間，重慶上演了郭早年的話劇《棠棣之花》，周恩來建議採取「全明星」制，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員擔任，郭沫若親身參加排演與修改劇本。公映後在重慶引起轟動，周恩來觀看了七場。劇中插曲《湘纍》成為經得起歷史考驗流傳下來的歌曲。周恩來安排《新華日報》出專刊評論對《棠棣之花》和歷史劇創作。也激發了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熱情，1942年1月上旬僅用9天完成五幕話劇《屈原》的劇本。再次由重慶話劇界全明星制排演《屈原》，劇本還全文連載於《屈原》連載於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的《中央日報》副刊。 1942年2月上旬郭沫若又僅用9天創作了五幕歷史劇《虎符》。1942年五、六月，創作了五幕歷史劇《高漸離》。1942年9月上旬，僅用5天創作了歷史劇《孔雀膽》，這是郭沫若歷史劇中唯一沒有影射當時政治的作品。1943年三、四月，創作了寫夏完淳的歷史劇《南冠草》。這六齣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台大歷史系教授王遠義認為郭沫若等人這一時期的作品，開創了一條大眾形式與精英創作結合，現代性與傳統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學與文化道路。 [8]
文工會期間，郭沫若繼續從事歷史研究。1942年4月發表《殷周是奴隸社會考》、《墨子的思想》、《述吳起》、《秦漢之際的儒者》、《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呂不韋與秦代政治》、《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1943年與林語堂、沈從文、施蟄存展開論戰。
1945年3月30日，政治部文藝工作委員會被張治中予以解散。1945年6月，郭沫若由重慶乘美國軍用運輸機，轉道印度、伊朗，赴蘇參見蘇聯科學院二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會。6月29日出席克里姆林宮夜宴，莫洛托夫、斯大林、布爾加寧到場。還參觀了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戰爭浩劫後的城市廢墟。日本宣佈投降後，郭沫若於8月16日登機回國，在在蘇聯作訪客五十天。8月20日抵重慶。9月3日，與文化界人士拜會參加重慶談判的毛澤東。郭沫若看到毛澤東用舊懷錶，便把自己手上的表送給了毛澤東。此後毛澤東長期戴這塊手錶。此間，參加了圍繞剛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的論戰，用毛澤東原韻填詞兩闋，稱讚原詞「開生面，是堂堂大雅，謝絕妖嬈」，「何足道！縱漫天迷霧，無損晴朝」。
1946年1月10日，作為社會賢達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在討論擴大改組政府問題時，發言：「主席權限太大，國府委員連建議權也沒有」。
1946年5月8日，全家乘飛機去上海。1947年11月按照中共安排，舉家搬到香港，擔負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領導工作。1948年8月25日，香港《華商報》副刊《茶亭》開始連載郭的《抗戰回憶錄》（後改名《洪波曲》）持續3個月。郭沫若在日本的前妻安娜看到《華商報》後，帶兩個兒女到香港。由馮乃超出面與安娜懇談，最後安娜接受了黨組織的安排，帶着她的兒女們去解放區大連定居。
1948年11月23日，乘船離開香港，12月1日抵達遼東的安東石城島上岸。12月6日抵瀋陽。1949年2月25日乘火車進京。
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郭沫若因為考古學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員在《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一文敘述了這次中研院院士選舉和郭沫若的當選過程。[9]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郭沫若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兩職位，並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在中國共產黨第八、九、十一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第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均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並任全國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常務委員，第二、三、五屆副主席。
1951年郭沫若獲頒蘇聯國際斯大林獎。1951年7月28日，中國史學會正式在北京成立，郭沫若做主旨發言。1954年，中國史學會公佈第一屆理事會名單，郭沫若擔任主席，吳玉章、范文瀾擔任副主席[10]，同時產生43名理事、7名常委理事[11][12]。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對胡風的三十萬言書進行逐一批判。
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至1960年，郭沫若先後創作了以「翻案」為主旨的歷史劇《蔡文姬》與《武則天》。
1962年，為了紀念鄭成功逝世三百週年，郭沫若創作了電影劇本《鄭成功》，但因不久後即爆發文化大革命，未能拍攝。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前夕，郭沫若以中國文聯主席身份在全國工農兵文藝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自我批判，宣稱「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13]，令全國知識份子驚訝恐慌。但也在「文革」初期時，郭沫若雖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別保護[註 1]。儘管毛澤東下令保護郭沫若，但郭沫若和妻子於立群的處境還是日趨惡化。1967年，在中國音樂學院學習的兒子郭民英自殺。1968年，在北京大學學習的兒子郭世英被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抓去毆打致死。
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該書肯定了同為浪漫主義詩人的李白，同時反對將具有濃厚忠君思想的杜甫當作聖人對待[14]。同年作為中國特使，赴伊朗參加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無奈在烏魯木齊經停期間因病重而留在當地，由時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張彤代為出席。[15][16][17]
1978年3月，平息後郭沫若發表了《科學的春天》的書面報告（內容實為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幹事的重慶人胡平起草[18]，由播音員虹雲3月31日在全國科學大會閉幕式上朗讀），號召知識分子重新鑽研學術。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根據其遺囑，郭的骨灰灑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妻子於立群則於1979年2月25日自縊身亡。
影響及評價
郭沫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和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等領域佔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學方面，被大陸官方現代文學史教科書列為「魯郭茅巴老曹」的第二位[19]；在史學方面，被列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20]。郭沫若曾以歌德自況並被大陸文化界廣泛認可，如周揚曾對郭說「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新中國的歌德。」[21]；沙葉新則引用恩格斯對歌德的評價指出郭沫若作為偉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兩面[22]。美國的夏志清對他的評價則相當低：「郭沫若是個孜孜不倦的多產作家。他的譯作是否可靠，譯文是否可讀，大有研究的餘地。他對古代中國的研究有無價值，也有問題。至於文名所系的創作，實在說來，也不過爾爾。民國以來所有公認為頭號作家之間，郭沫若作品傳世的希望最微。到後來，大家只會記得，他不過是在他那個時代一個多彩多姿的人物，領導過許多文學與政治的活動而已」[23]。極度推崇者有之，輕視鄙視者有之，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等一些嚴肅的研究學者將這種「學院派」中間和社會民眾間對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態度稱之為「兩極閱讀」[24]。
郭沫若在台灣的學術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除了台灣學人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所受的浸染，不僅僅有傳統的威權時代基於政治和學術的分歧對他的批判（例如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對他的批判[25]），他對於台灣的倡導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輝認為今日台灣的成就某種程度上歸結於胡適、魯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導的思想和社會變革的實踐[26]。
1920和1930年代，由於郭沫若和魯迅在文學上的主張和政治態度的不同，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幹將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魯迅也不甘示弱，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了回答。在論戰中，創造社元老郭沫若親自操刀，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時代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建過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魯迅當時並沒有回擊，到了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文章中，罵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1936年8月上旬，魯迅寫出《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對兩個口號之爭發表了系統的意見。魯迅信中的一段話說：「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着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象我們只在爭座位，鬥法寶。[27]」8月30日，郭沫若寫成《蒐苗的檢閱》，他說：「我自己究竟要比魯迅先生年輕些，加以素不相識，而又相隔很遠，對於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吧，我在未讀到那篇萬言書之前，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後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着個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覺着問題解決的曙光。」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面對全國人民哀悼魯迅的形勢，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轉向，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紀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接着，他又用日文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的悼文。說「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郭沫若還送上了兩副輓聯給魯迅，第一副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第二副是：孔子之前，無數孔子，孔子之後，一無孔子；魯迅之前，一無魯迅，魯迅之後，無數魯迅。甚至說自己是以魯迅徒孫的資格追悼魯迅。11月3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日華學會舉行悼念活動，郭沫若也匆匆趕到現場，在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在「文化大革命」中紀念魯迅時，郭沫若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28]
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郭沫若寫於8月12日的《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其中說：「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着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又說：「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着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29]
在「大躍進」時期的1958年，響應文化戰線的「大躍進」，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歌[30]，例如其詩《太陽問答》之一段：[31]
| “ | 感謝黨呵感謝黨，黨是不落的紅太陽。東風永把西風壓，社會主義放光芒。鼓足幹勁爭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紅旗插遍全世界，紅旗插在山頂上。 | ” |
1966年「文革」正式開始，郭沫若幾天內立即發表談話，對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盤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文革」期間，郭沫若的作品《李白與杜甫》是中國大陸能夠被出版的極少數非文革主題書籍，不過他在書中大舉讚頌李白，而極力挖苦杜甫，被認為是為了迎合毛澤東的個人喜好而歪曲歷史與文學[32]。有觀點認為毛澤東並不喜歡李白，毛澤東儘管在1958年前後確實公開說過喜歡李白，但後來他對李白也有過嚴厲批評，他同王洪文、張春橋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時說：「你李白呢？盡想做官！結果充軍貴州。」[33]
郭沫若以毛澤東的詩友著稱，和毛時有詩詞唱和。他曾高度讚頌毛澤東的詩詞和書法，甚至將其錯別字「黃梁」也作為讚美的對象[34]。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致閉幕詞《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並且朗誦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35][36]：
| “ |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 ” |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寫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37]：
| “ | 走資派，奮螳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 ” |
但過了五個月零九天，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他立即賦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抨擊「四人幫」[38]：
| “ |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野心大，陰謀毒，詭計狂。真是罪該萬死，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志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 ” |
筆名和別名
郭沫若使用過的筆名和別名超過五十個，有：沫若、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汾陽主人、竹君主人、定甫、夏社、沫、愛牟、鼎堂、高浩然、吳誠、林守仁、杜頑庶、杜荃、杜衎、坎人、易坎人、石沱生、陳啟修、李季、阿和乃古登志、蒙其外史、王假維、郭愛牟、蒙其生、蒙侄、谷人、郭石沱、佐藤和夫、安娜、鼎、楊伯勉、杜衍、白圭、戎馬書生、牛何之、羊易之、丁汝成、龍子、克拉克、江耦、有孤、藤子丈夫、佐藤貞吉、郭麥弱、高鳴、於碩等。[39][40]
文學成就
郭沫若的新詩在語言上有所突破，其處女作《女神》寫作時間和胡適的《嘗試集》是同一時期，即便論發表時間也是緊隨着胡適的《嘗試集》，所以一般認為郭沫若和胡適是漢語新詩的開創者。[41]有些後輩詩人更進一步，例如聞一多在《〈女神〉之時代精神》中，認為郭沫若的詩歌創作大大超過了胡適，「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42]但也有某些研究者認為郭的這些詩歌往往不耐細讀，虛浮叫囂，浪漫濫情。[43]其名作《女神》一詩，受19世紀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影響。惠特曼的自由詩句子長而口語化，《女神》一詩亦着重詩句節奏，每行重複特定的字詞以帶出節奏，而不用押韻。[44]
- 《女神》1921上海泰東書局
- 《星空》（詩、散文）1923上海泰東書局
- 《卷耳集》1923上海泰東書局，詩經國風今譯
- 《瓶》1926上海創造月刊
- 《前茅》1921-1928創造叢書
- 《恢復》1928創造叢書
- 《戰聲集》1938廣州戰時出版社
- 《蜩螗集》1948上海群益出版社
- 《潮汐集》1959作家出版社
- 《新華頌》1953人民文學出版社
- 《百花齊放》1958人民日報社
- 《長春集》1959人民日報社
- 《駱駝集》1959人民文學出版社
- 《東風集》1963作家出版社
- 《屈原賦譯》1953人民文學出版社
- 《沫若詩詞選》1977人民文學出版社
- 《三葉集》1920上海亞東出版社、
- 《文藝論集》1925上海光華書局、
- 《文藝論集續集》1931上海光華書局、
- 《羽書集》1941香港孟夏書店、
- 《盲腸集》1947上海群益出版社、
- 《蒲劍集》1947重慶文學書店、
- 《今昔集》1947重慶東方書社、
- 《沸羹集》1947上海大浮出版公司、
- 《天地玄黃》1947上海大浮出版公司、
- 《斷斷集》1958、
- 《雄雞集》1959北京出版社、
- 《讀隨園詩話札記》1962作家出版社
- 《山中雜記》
- 《南京印象》
- 《殘春及其他》1923
- 《落葉》1925上海創造社出版部
- 《塔》（小說、戲劇）1926上海商務印書館
- 《橄欖》（小說、散文）《漂流三部曲》1926上海創造社出版部
- 《水平線下》（小說、散文）《地下的笑聲》1928上海創造社出版部
- 《豕蹄》
《沫若自傳》4卷
- 《少年時代》1947上海海燕書店
- 《學生時代》1942年起，1958年集結
- 《革命春秋》1936年起，1958年集結
- 《洪波曲》1946年起，1959年集結
- 《孤鴻》[45]
史學成就
郭沫若對中國早期社會的觀點，「主導」了其後中國的史學；他對「封建社會」重新下的定義，既與中世紀歐洲社會不同，甚至不關乎於馬克思的理論，卻成為日後中國史學界對「封建社會」一詞的公認定義。[46]
在1930年代中期，郭沫若從理論問題轉向考証，着重考古材料而非古代文獻，也不太引用馬克思主義典籍，出版了《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甲骨文字研究》、《青銅器研究要篆》等著作，使他成為甲骨文和金文最重要的專家之一。[47]
- 《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上海出版
- 《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1931年上海印行
- 《商周古文字類纂》1931年上海印行
- 《卜辭通纂》1933年日本東京印行
- 《殷契粹編》1934年
- 《石鼓文研究》1939商務印書館
- 《金文叢考》*《金文叢考補錄》1940年代發表
- 《詛楚文考釋》1947發表
-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 《考古論集》
書法
郭沫若以書法聞名，風格獨具特色，有「郭體」之稱。在中國許多名勝地點的招牌和學校校名都採用郭沫若的題字，如故宮博物院、電子科技大學、北京四中、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瀋陽四中、遂寧中學、浙江省桐廬縣中學、中國銀行、香島中學、榮寶齋、中國書店、科學出版社、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瀋陽故宮、華清池、黃帝陵、半坡遺址、吉林大學、福州大學、牡丹江醫學院、西南師範學院、重慶師範學院、成都武侯祠、濟南李清照紀念堂、承德一中、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州白雲山、峨嵋山《峨嵋天下秀》、都江堰《天府源》、陝西韓城《司馬遷祠》、江蘇省中醫院等
著作文集
郭沫若生平著作超過百萬字，集結為《郭沫若全集》38卷，分為文學編、歷史編、考古編，然仍有大量佚文未能收錄。
-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共20卷，1982-199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
- 《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共8卷，1982-1985年，人民出版社，
- 《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共10卷，1982-1992年，科學出版社。
此外《郭沫若全集補編》主要包括《翻譯編》、《書信編》和《集外編》共計26卷，其中《翻譯編》14卷，《書信編》4卷，《集外編》8卷，從2014年起動還在編輯過程之中。
家庭
1912年，郭沫若與張瓊華（1890年－1980年）在父母的包辦下結婚，五天後郭沫若離家，兩人沒有離異，以後68年張瓊華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還鄉時向還在守活寡的張瓊華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張病逝於樂山，沒有留下子女。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與佐藤富子（1893年－1994年）同居。佐藤富子外祖父佐藤昌介是日本北海道大名伊達氏的家臣，高級貴族武士，男爵，日本第一代現代農學家，留美農學博士，北海道帝國大學首任校長。佐藤昌介的女兒佐藤初嫁給了宮城縣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傳道士卯右衛門（入贅後改名佐藤右衛門）。卯右衛門與佐藤初的長女就是佐藤富子。佐藤富子是二人的長女。由於佐藤富子父母極力反對與郭沫若的關係，佐藤富子為此斷絕了與父母的關係，郭沫若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郭沫若不辭而別離開日本，與安娜斷絕了聯繫。1948年抗日戰爭結束後，佐藤富子帶着孩子來到香港見到郭沫若，當她知道郭已另有家庭後選擇離開。1949年後，佐藤富子幾次去北京找郭沫若協議離婚後權責問題，郭都是避而不見或藉故推脫。後來周恩來親自出面，表示歡迎她和五個孩子都到中國來工作。此後佐藤富子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大連，改名郭安娜，跟兒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文革爆發後，受到一定影響。在此間她還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歲的母親，但在很長時間內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歲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國她處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過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當時已住院的郭，這也成為他們最後一次見面。
郭沫若與安娜生有五個子女：
1934年，在東京的郭沫若結識岑春煊的外孫女《大公報》記者于立忱並關係親密。1937年于立忱回到中國不久自縊身亡。同年因中日戰爭郭沫若回中國，結識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1916年－1979年）。1938年，郭沫若與于立群同居，並於1939年夏補辦婚禮。1979年，於立群也自縊身亡。
兩人共生四男二女：
郭沫若還有多位情人，包括彭漪蘭、于立忱（1912年－1937年，于立群的胞姊）、黃定慧（黃慕蘭，1907年－ 2017年）等。
郭的女性關係，譬如先後與多人結婚，對于立忱的始亂終棄（而間接甚或直接導致其自殺[50]），為不少世人所詬病。
參見
註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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