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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葉劍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宜偉，字滄白，男，客家人，廣東梅縣人，中國共產黨革命者、政治人物、軍事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位列第十位，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和締造者之一，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 葉劍英 葉宜偉 | |
|---|---|
葉劍英官方標準像 |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 |
| 任期 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 | |
| 任期 1973年8月30日—1985年9月16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華國鋒 → 胡耀邦 |
| 總書記 | 胡耀邦 |
 第3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代行國家元首職權） | |
| 任期 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 |
| 任期 1978年3月5日—1983年2月25日 | |
| 副職 | 宋慶齡等 |
| 前任 | 宋慶齡（代理） |
| 繼任 | 彭真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73年8月30日—1982年9月12日 | |
| 主席 | 毛澤東（1973—1976） 華國鋒（1976—1981） 胡耀邦（1981—1982） |
| 第3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 | |
| 任期 1975年1月17日—1978年3月5日 | |
| 總理 | 周恩來（1975—1976） 華國鋒（1976—1978） |
| 前任 | 林彪 |
| 繼任 | 徐向前 |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66年1月8日—1985年9月16日 | |
| 主席 | 毛澤東（1966—1976） 華國鋒（1976—1981） 鄧小平（1981—1985）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性 |
| 字 | 滄白 |
| 出生 | 1897年4月28日（光緒二十三年3月27日） 大清廣東省嘉應直隸州雁洋(今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雁洋鎮) |
| 逝世 | 1986年10月22日（89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
| 墓地 | 廣州起義烈士陵園葉劍英墓 |
| 籍貫 | 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其他政黨 |  中國國民黨（－1927年4月） |
| 配偶 | 包辦婚姻 馮華（1924年結婚） 曾憲植（1927年結婚） 危拱之（1932年結婚） 吳博（1939年結婚） 李剛（1947年結婚） |
| 兒女 | 兒子：葉選平、葉選寧、葉選廉 女兒：葉楚梅、葉向真、葉文珊 |
| 父母 | 葉鑽祥 陳秀雲 |
| 學歷 | 大學 |
| 母校 | 雲南講武堂 莫斯科東方大學 |
| 職業 | 軍事家、政治家 |
| 獲獎 |  中華民國抗戰勝利勳章（194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八一勳章（195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獨立自由勳章（1955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級解放勳章（1955年）哥倫比亞特級大十字民主勳章（1982年）[1] |
| 軍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國國民黨（－1927年4月） 中國共產黨（1927年7月－1986年10月22日） |
| 服役 |  國民革命軍 中國工農紅軍 八路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 |
| 服役時間 | 1917年－1985年 |
| 軍銜 |  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1937年） .svg){kind=small}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年） |
| 參戰 | 國民革命軍北伐 第一次國共內戰 中國抗日戰爭 第二次國共內戰 |
葉劍英早年曾任黃埔軍校教授部副主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參與北伐戰爭。1927年12月，組織廣州暴動。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等職務，參與歷次反圍剿戰役及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參謀長、中央軍委參謀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後委書記、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1949年1月，任北平聯合辦事處主任，為接管北平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年參加中共代表團，同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州市市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等職務，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並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捲入「二月逆流」案。林彪事件後，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他與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等人聯手策劃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成員，成為中共黨內僅次於華國鋒的二號領導人。此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廢除國家主席時期相當於國家元首）等職。1986年10月22日，葉劍英在北京逝世，骨灰安葬於廣州暴動烈士陵園。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3月27日，葉劍英出生於廣東省嘉應直隸州（今梅州市梅縣區）雁洋堡下虎形村一個小商人家庭裏[2]:1。1908年，11歲的葉劍英家境稍微好轉，父母將他送到離雁洋10多里路的丙村三堡學堂住校讀書[2]:4-5。受到辛亥革命影響，立志報效國家[2]:7。
1912年1月，葉劍英以「最優等」的成績從三堡學堂畢業考入梅縣務本中學，這年冬天梅縣務本中學與其他三所中學合併受為官辦。新校長是一個守舊人物，葉劍英因此聯合100多名學生離開學校遷到梅城狀元橋畔東山書院[2]:7，不久在進步人士、學生家長、鄉紳和愛國華僑的支持下在縣城東山腳下建起新校東山中學[3]。葉劍英隨即進入東山中學就讀。在此期間，接觸了一些宣傳社會變革的進步書刊。連任兩屆學生會會長[2]:8-9。1915年秋，葉劍英從東山中學肄業，在與雁洋堡相鄰的橫山新群小學任教半年[2]:10-11。同年冬，隨父赴南洋，次年回國[2]:11。
1917年夏，葉劍英入雲南講武堂[2]:12。1920年1月畢業後，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2]:17。1920年夏，參加了孫中山組織的驅逐桂系軍閥之役[2]:18。翌年10月，隨孫中山出巡廣西[4]。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時，任海軍陸戰隊營長的葉劍英率部護衛孫中山脫險，同陳炯明軍作戰[5]。嗣後，前往福建任東路討賊軍第八旅參謀長，隨軍入粵討伐陳炯明。言嶺關大捷，名震一時[2]:22。
1924年初，因討伐陳炯明軍功卓著，任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1924年1月受廖仲愷邀請[2]:25，參與籌建黃埔軍校，1924年5月5日任教授部副主任，兼授《兵器學》[6]。在黃埔執教期間，接觸了許多共產黨人，受到影響，逐步接受了馬列主義。1924年7月，應張民達師長請求，返回二師，率部迎擊進犯廣州的林虎叛軍，獲勝[2]:29。後奉廖仲愷命，到香洲創辦粵軍第二師獨立營，兼任該營營長。配合黃埔軍校的教學，培訓基層軍士[2]:29。1924年10月15日，與張民達指揮二師參加鎮壓廣州商團叛亂[2]:31。1925年1月，與張民達率二師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2]:32。1925年3月，出任梅縣縣長[7]。1925年5月，任建國粵軍第二師新編團團長，率新編團參加第二次東征[2]:41，率部配合友鄰部隊攻克惠州後，奉命留守惠州、博羅一帶維護治安。1925年12月蔣介石電令調其任嫡系部隊教導師的團長。後來，教導師改為二十師，葉劍英被提升為副師長。[2]:42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2]:27-28中共派熊銳同他談了一次話，談後卻一直沒有回音，因為中共內部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可以吸收，也有人提出他是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高級軍官，需要長期考驗，雙方爭執不下。
1926年7月，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期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率部參加攻打南昌之役[2]:44。攻克南昌後，蔣介石任命他為北伐軍一師師長。一師是蔣介石的嫡系，葉劍英頗有顧慮，以身體不好為由謝絕任命。南昌之役收編的孫傳芳部隊組成新編軍，任命葉劍英為第二師代理師長，葉劍英不好再推辭，只得開赴吉安受命。他選調了一些黃埔的老同學、老同事組建師部機構，招收了一批青年學生到他麾下。
1927年4月12日，江西陷入白色恐怖，吉安全城戒嚴，查封工會、農會、學生會、報館等機構，清洗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經過再三考慮，葉劍英決定反蔣。他召集全師軍官開會，公開宣佈：願意革命的，擁護武漢政府的留下；擁護蔣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請自便。會後，葉劍英親自起草並領銜簽發了反蔣通電。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將這件事報告給蔣介石時，蔣介石說：「葉師長不會反對我們的。」陳第二次又去報告：「葉師長真的反對我們。」蔣介石說：「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通電反蔣後，葉劍英率領一批左派軍官離開了吉安赴武漢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8]；留下的左派軍官發起吉安暴動[2]:47-48。蔣介石得知二師暴動，才終於相信了葉劍英已背離他的事實，宣佈開除葉劍英國民黨黨籍。1927年7月，經李世安介紹、周恩來同意，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2]:52。南昌暴動前，葉劍英得知汪精衛陰謀加害葉挺、賀龍，立即冒着風險在九江甘棠湖一小划子上與他們商量對策，決定葉挺和賀龍指揮的部隊迅速向南昌開進[2]:54-55。起事軍撤出南昌後，葉劍英極力勸阻了張發奎對起事軍的追擊[2]:56。8月上旬，兼任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2]:58。12月11日，葉劍英率領所部教導團參加廣州暴動，任軍事指揮部副總指揮。廣州暴動失敗後，葉劍英潛赴香港[2]:73。1928年冬，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特別班學習[2]:75。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葉劍英與劉伯承等人響應「武裝保衛蘇聯」的號召，參與「國際義勇軍」，即前往伯力加入「遠東工人游擊隊」，訓練部隊，[9][10]與國民政府軍張學良部作戰，協助蘇聯進攻中國黑龍江海拉爾之役。[11]
1930年下半年，葉劍英回國到達上海，與劉伯承等人翻譯了蘇聯紅軍的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等資料[2]:78。1931年4月，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2]:79。國軍即將發起第二次江西剿共戰爭，毛澤東建議誘敵深入，而項英反對。葉劍英對此表示支持毛澤東，隨即協助指揮第二、三次反圍剿戰爭[2]:81。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長。11月底，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設精幹的統帥機關」的建議研究確定中國工農紅軍司令部機關的編制體制，建立健全參謀工作制度[2]:82。1932年10月上旬，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兼任瑞金衛戍司令員[2]:85。
1933年2月，兼任紅十九軍軍長[12]，指揮東南戰區第一、二、三縱隊進攻清流縣城[2]:90。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參謀長，12月，兼任閩贛軍區及建寧警備區司令員[2]:91。1934年1月，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3]。2月，任中國工農紅軍副總參謀長[2]:92。4月，任福建軍區司令員[2]:93；其後由於連城戰鬥失利，調任中革軍委第四局局長[2]:94。
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4]。部隊進入廣西山區時，他遭轟炸負傷[2]:98。1935年3月，任紅三軍團參謀長。7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2]:103。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開會，決定部隊分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甘南。率領左路軍的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葉劍英得悉後，立即將此事報告毛澤東。隨後，中共中央在巴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迅速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15][註 1]。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任紅一方面軍和軍委參謀長[2]:117。1936年，紅軍發起東征戰役，葉劍英指揮中路軍作戰，鉗制國軍主力，支援了左、右兩路軍的軍事行動[2]:119。7月，被中共中央委派到安塞，進行聯合東北軍的工作[2]:122。9月，被派往西安，積極聯絡各方面力量[18]。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在會議後派出代表團，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三人趕赴西安，三人做出分工：周恩來負責上層統戰和群眾工作、博古負責黨內工作、葉劍英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工作，最終促成事變和平解決[19][20]。1937年3月8日，葉劍英與周恩來同國民政府談判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會談。雙方就中共承認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取消蘇維埃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以及容許中共在適當時期內公開、紅軍的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與國軍同等待遇等問題達成《「三八」協議》[2]:137。
1937年8月，葉劍英與周恩來、朱德一起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最高國防會議[2]:142。其後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葉劍英任參謀長，被授予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21][22]。10月，任八路軍駐南京代表[2]:145。12月23日，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負責軍事工作[2]:149。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協同周恩來在國統區做統戰工作，宣傳中共抗日主張，廣泛聯絡國民政府上層人士，並多次參與同國民政府談判[2]:156。1939年2月，葉劍英參與創辦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任副教育長，講授抗日游擊戰戰略戰術，宣傳持久戰思想[23][24]。1940年3月，葉劍英出席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作了《作戰與磨擦問題》的長篇發言，宣講八路軍戰績，駁斥國民政府方面對八路軍的攻擊[2]:169-173。這一年，出版了《葉劍英抗戰言論集》[2]:180。
1941年2月，由於皖南事變，葉劍英返回延安[2]:181，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中共軍隊作戰，並領導制定了一系列加強參謀工作的制度和措施[2]:182。11月，葉劍英兼任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軍事學院副院長。1943年6月，國共摩擦又起，葉劍英向中共中央提出以智取勝的政治作戰方案，大力開展宣傳戰[2]:187-188。1944年6、7月間，葉劍英先後向在延安的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介紹中共軍隊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作戰情況和戰績[25][2]:189。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26]。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成為首批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授予抗戰勝利勳章的軍事將領之一[27]。
1945年12月，葉劍英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到重慶進行停戰談判，出席政治協商會議[2]:198。1946年1月，葉劍英赴北平任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與國民黨代表、美國代表一起，調處國共軍事衝突和監督雙方執行停戰協議[28]。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2]:219。3月，國軍攻佔延安後，中共中央機關一分為三，葉劍英和楊尚昆率一部分中央機關赴晉西北[2]:220；隨後，葉劍英任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書記[29]。7月，出席全國土地會議，在會上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2]:224。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楊家溝召開的工作會議，同任弼時一起，主持了土地問題的討論[2]:226。
1948年5月，葉劍英任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2]:229。他主持制定正確的教育方針，培養和建立教員隊伍，發揚教學民主，輸送了大批幹部[30]。1949年初，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北平市委第一副書記、北平市長、北平聯合辦事處主任[31]的葉劍英和聶榮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2]:239。期間他組織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對傅作義軍隊的改編和對舊北平市政府、學校、廠礦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2]:241，致力於北平的市政建設，維護社會安定，恢復發展生產，改善文化教育等[2]:247。4月，他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的和平談判[2]:249-251。8月，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32]。
1949年10月初，葉劍英和陳賡指揮廣東戰役，14日攻佔廣州[2]:257。隨後，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33]。1949年底至1953年，他領導了華南地區的剿匪鬥爭[2]:260、經濟建設以及廣州的市政建設等各項重大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2]:267-270。1950年1月，任廣州南方大學校長，為南方高等教育作出重要貢獻[34]。
1950年9月，兼任廣東省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1950年春開始，他在領導廣東省的土地改革中，注意保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的利益。他還曾兼任華南墾殖局局長，親自領導開拓了橡膠和熱帶作物的生產事業[2]:281。1951年5月，任華南軍區司令員[35]。1952年6月，任中南軍區代司令員，出席華南分局擴大會議。會議中心內容是批評華南分局領導工作中在農民問題上的「右傾」錯誤和「地方主義」錯誤，葉劍英在會上違心地作了檢討發言[2]:287-289。1953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代主席[2]:291。
1954年6月，葉劍英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9月，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並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36]。1955年4月，任訓練總監部代部長，主持全軍的軍事訓練工作[2]:293。他強調從實戰需要出發，進行現代條件下的軍事訓練，把解放軍建設成優良的正規化、現代化軍隊[2]:294。9月27日，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1月，組織並主持了遼東半島方面軍抗登陸戰役中集團軍海岸防禦的軍事演習[2]:295。1956年6月，他主持召開全軍院校會議，強調辦好院校對部隊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意義。9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再次被選為中央委員[37]。1956年12月，葉劍英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緬甸。之後，他還率軍事代表團訪問了蘇聯、印度、波蘭等國家[2]:302-303。
1958年3月，葉劍英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政委[2]:306。主持制定了軍事科學研究的方針、原則和方法，建設了一支科研幹部隊伍，培養了一批科研人才[2]:307-309。同年，兼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38]。1959年9月，葉劍英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2]:320。 1960年，任軍委軍事訓練和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參與領導研究國家防禦作戰問題[2]:320；主張軍事訓練和軍事科學研究相結合，以總結解放軍軍的經驗為主，探討在現代條件下的戰爭指導規律；主持制定解放軍一系列條令條例[2]:325。1963年12月，葉劍英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得到毛澤東和軍委的讚許[2]:326。196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5月15日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2]:455。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39]。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2]:334。1966年10月，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多次發言，堅決反對搞亂軍隊[2]:336。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十萬人大會上講話，對當時的錯誤做法提出批評[2]:337。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再次講話，嚴厲譴責打、砸、搶行為[2]:338。1967年1月中旬，毛澤東指使陳伯達教唆紅衛兵開始批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之後周恩來出面闢謠[40]:321[41]:822。1月19日，在京西賓館召開軍委碰頭會，圍繞軍隊內部是否展開文革運動，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元帥與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爭執起來[41]:823。此時葉群突然拿出發言稿批判蕭華，當晚紅衛兵抄了蕭華的家[41]:824。次日上午，京西賓館繼續開會，蕭華講述被抄家經過，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出於責任，和陳伯達一起批評蕭華[42]。徐向前與葉劍英氣憤之下敲桌子，而葉劍英亦因此拍傷手骨[2]:344。該事情被四人幫誣陷為「京西賓館事件」，為「二月逆流案」之始[40]:322。
京西賓館會議剛結束，紅衛兵開始批鬥楊勇，中央軍委工作開始陷入混亂[41]:827。情急之下，徐向前於1月24日晚，獨闖林彪住處毛家灣，並開門見山要求軍隊必須保持穩定，並要求制定規則[40]:323。隨後林彪表示同意，並請葉劍英、聶榮臻趕到毛家灣，共同商議出七條意見[43][41]:828。之後葉、聶、徐三位元帥趕赴釣魚臺國賓館，與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確定七條意見[41]:828。後經各軍區領導討論，改成八條意見[41]:829。1月28日，林彪與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澤東處審批該八條命令[41]:829-830。此後該命令得到貫徹，各大軍區秩序得以恢復[41]:831。
同年2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40]:324。會上，徐向前同陳伯達就劉志堅問題發生嚴重爭執[40]:325。2月11日，葉劍英和徐向前等與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就軍隊穩定問題發生爭執[44][41]:832。2月16日，軍方與文革小組的衝突達到頂峰，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紛紛發言怒斥文革小組[41]:832。會後中共文革小組向毛澤東匯報，經毛澤東表態，文革小組開始製造「二月逆流案」[41]:834。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共中央多次開會，葉劍英同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被冠以「二月逆流」的罪名，遭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人圍攻批鬥[2]:346。1968年3月，發生楊余傅事件，葉劍英、聶榮臻等人被誣陷為「黑後台」[2]:349。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朱德、陳雲、葉劍英、徐向前、陳毅、聶榮臻等人被分為不同小組，進行批判[41]:841-842。1969年1月3日，毛澤東表示為二月逆流案平反[40]:329。然而在同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德、陳毅、葉劍英等元帥繼續被分組批判[41]:843-844。
1969年1月，葉劍英被下放到新華印刷廠蹲點[2]:352。6至10月，葉劍英與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全面深入地分析國際形勢，為中國外交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2]:353。同年10月，林彪發佈《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各軍隊將領被迫疏散離京[41]:848-849。其中朱德去廣州、葉劍英到長沙、劉伯承去武漢、陳毅在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45]，徐向前在開封，彭德懷在押，此時十大元帥中除羅榮桓和賀龍去世外，只有林彪在北京[41]:849。1970年8月，葉劍英參加中共九屆二中全會[2]:355。會後，他按照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帶領調查組到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調查陳伯達歷史[2]:356。
1971年7月，葉劍英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主持接待秘密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2]:366。之後林彪九一三事件爆發，葉劍英重新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2]:357。同時，中共中央撤消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葉劍英主持，並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組成，辦公會議制度維持至1975年2月[46]。1972年，參加接待先後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遜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1973年，又協助周恩來接待第二次來訪的基辛格[2]:366。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黨內排名第五的領導人，僅次於毛澤東、周恩來、王洪文和康生。1974年1月，葉劍英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同鄧小平一起指揮西沙之戰，佔領西沙群島[2]:363-364。
1975年1月13日-17日，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他被任命為國防部長[2]:370。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取消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共中央軍委常委會，由葉劍英主持。6、7月間，葉劍英和鄧小平一起，主持召開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就國際形勢、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安排超編幹部等問題作了講話[2]:371-372。在他主持下，對全軍二十幾個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配備[2]:373。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任周恩來治喪委員會委員。2月，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鄧小平被迫停止中央的領導工作，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葉劍英被毛澤東下令「養病休息」，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2]:376。7月6日，朱德逝世，任朱德治喪委員會委員。8月，與王震交談時，做了一個手勢：「伸出左手握緊拳頭，豎起大拇指，向上晃了兩晃，然後把大拇指倒過來，往下按一按。」葉劍英以此表達毛澤東尚沒逝世，不方便對四人幫採取行動。王震會意。[47]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與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等三百七十五人組成任毛澤東治喪委員會。9月11日，到人民大會堂為毛澤東守靈。在治喪初期，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華國鋒計劃解決「四人幫」問題[48]:672。9月11日，華國鋒向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交底，通過李先念居中聯繫，與葉劍英取得一致意見。9月21日，楊成武來北京西山住地，轉告聶榮臻的意見：「採用黨內鬥爭的正常途徑來解決他們的問題，是無濟於事的」，「採取果斷措施，才能防止意外」，「要注意爭取得到華國鋒的支持」。此後陸續得到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中央軍委常委陳錫聯、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衛戍區負責人吳德等人的支持，在力量對比上完全壓倒了「四人幫」。
9月24日，李先念來北京西山住地轉達華國鋒的意見，華國鋒考慮過開會解決和武力解決兩種方式，與葉劍英密談後初步確定以「隔離審查」的方式強硬解決[2]:383。9月2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毛澤東生前的聯絡員是否留在北京整理毛澤東的文件檔案和起草十屆三中全會的報告時，和華國鋒等人予以抵制。通過黨內鬥爭的正常程序已無法順利拿下「四人幫」，遂決定「先斬後奏」，待果斷處置「四人幫」之後再召開政治局會議追認。[48]:695[49]10月3日，葉劍英、華國鋒分別聽了汪東興的匯報後，就解決「四人幫」問題的具體行動計劃達成一致[48]:697-698。10月4日，陳雲來北京後海邊的住所交談，陳雲表示這場鬥爭「不可避免」、「下不為例」[50]。10月5日，在住地與楊成武約談，請他轉告聶榮臻「都商量好了，請他放心」並讓楊成武注意掌握總參謀部以及全軍部隊。
10月6日，汪東興率8341部隊按計劃展開抓捕，華國鋒以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名義，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懷仁堂開會，晚8時左右，三人先後抵達，即由華、葉、汪宣佈對其「隔離審查」；幾乎同時，江青、毛遠新分別在住處被宣佈「隔離審查」和「就地監護」，謝靜宜、遲群等「四人幫」黨羽在北京市委被控制[2]:387。10月6日晚10時許，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處）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在會上宣佈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的遺願、「四人幫」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51]:146。在華國鋒提議由葉劍英擔任黨中央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時，葉劍英堅決推辭，並提議由華國鋒擔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會議經過討論，一致通過華國鋒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2]:388。
10月8日，和華國鋒等一起指揮和部署，徹底掃除「四人幫」在上海大本營的勢力。10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議蘇振華、倪志福、彭沖帶領中央工作組到上海穩定局勢。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通知，通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10月24日，在天安門城樓與華國鋒等出席首都百萬軍民舉行的隆重集會，慶祝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毛澤東逝世之後的沉悶局面一掃而空[52]。
12月7日，接到鄧小平患前列腺炎的病情報告，在報告上批示：「精心治療，嚴格保密，注意安全。」解放軍總醫院按照批示，將南樓病房五層騰空，秘密安排鄧小平入院治療。1977年2月3日，安排病癒出院的鄧小平及全家進住中央軍委服務保障部門管理的北京西山25號樓。[53]3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九號文件，通知全黨：中共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仍由葉劍英負責主持。之後，和聶榮臻多次向華國鋒提議，請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還讓自己的兒子去找陳雲、王震等人，一起呼籲鄧小平復出工作。[54]5月14日，在住所過八十壽辰，徐向前、聶榮臻、王震、粟裕、余秋里、楊成武、鄧小平前來祝壽，葉劍英當着眾人的面對鄧小平說：「你也是老帥嘛，你是我們老帥中的領班。」[55]後做《八十書懷》一首：
八十毋勞論廢興，長征接力有來人。導師創業垂千古，儕輩跟隨愧望塵。億萬愚公齊破立，五洲權霸共沉淪。老夫喜作黃昏頌，滿目青山夕照明。
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和鄧小平分別被選為黨中央的正副主席，葉劍英繼續擔任排名第一的副主席。8月批示「上報軍委批辦的文件，可先送小平同志」，隨即傳達軍委。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作為黨內唯一副主席的葉劍英成為僅次於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的第二號人物。葉劍英對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後重新出山起主要作用[2]:392。在葉劍英的支持下鄧小平回到中共最高決策層，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總參謀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開始撥亂反正，與主張「兩個凡是」的凡是派展開論戰[56]，求是派漸漸在輿論和中共高層權力中獲勝，而毛澤東式的領袖崇拜逐漸失去了光環[57][58]。黨內的眾元老們指責華國鋒[59][60]是「極左路線錯誤」，華國鋒一派的領導地位逐漸被取代[61][62]。華國鋒的權力也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斷削弱[63]。
1978年3月，葉劍英當選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廢除國家主席時期作為國家元首）[2]:401。12月24日，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舉行的追悼大會。鄧小平、陳雲分别致悼詞。1979年1月1日，葉劍英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指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並提出在海峽兩岸「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和「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的方針[64]。1979年10月1日，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中共中央決定由葉劍英出面講話[65]:103。葉劍英在講話中，論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年來的成就和失誤，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批判兩個凡是，明確提出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號召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向着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前進[66]。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秘書長胡耀邦任總書記，開始改變權力高度集中於黨主席華國鋒的格局。基於黨政分開的原則，在9月的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華辭去了兼任的國務院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67]。8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很多人提出華不宜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68]:386-387。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討論華國鋒過去四年多的執政問題[51]:455。陳雲、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在會上向華提出嚴肅批評，華作了許多解釋和自我辯護，不肯承認錯誤，會議一再延長。葉劍英在會上檢討自己有「周公輔成王」的「封建」思想[69][68]:391，自我批評在宣傳華時說了過譽的話，還說：「如果國鋒同志不願意承擔責任，那就由我承擔好了。」葉劍英此言既出，華不再辯解，表示接受批評並提出辭職[70][51]:458。11月29日的會上葉劍英還對鄧小平作了高度評價：
……我原來提議，還是請小平同志當一屆黨中央主席，然後再交給耀邦同志。後來小平同志談，他說，還是現在就由耀邦同志當黨中央主席為好。從長遠看，這樣做較為有利。我看小平同志的考慮是大公無私的，是有遠見的。……在我看來，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他當全黨的「軍師」和全軍的統帥，是當之無愧的。
1981年6月27日，在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會議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華國鋒的辭呈得到批准，僅象徵性擔任位列最後的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1980年9月，葉劍英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委員，領導制定了《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二十二個法律[2]:402。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就台灣問題提出九條方針政策，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即「葉九條」[71]。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葉劍英主持制定的「八二憲法」[2]:403。
1982年9月，葉劍英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黨內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實際上地位高過胡耀邦，僅次於鄧小平，與陳雲同級），在軍委主席鄧小平之前[2]:420。1983年4月20日，在廣州松園賓館聽取關於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人事安排問題的匯報，之後致信胡耀邦、鄧小平並中央政治局常委，對個別人事安排提出了具體意見。6月20日，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出任副主席。1984年1月4日，在北京住所同從廣東來京探望的廣州市長葉選平交談，詢問廣東省的經濟建設、社會治安等方面的情況。
1985年9月23日，88歲的葉劍英在中共十二屆四中全會和1985年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後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退休，和六十三位老同志一同退出中央委員會[2]:420。
1986年10月22日凌晨1點16分，葉劍英病逝於北京，終年89歲[2]:423。10月29日，葉劍英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鄧小平主持，胡耀邦致悼詞。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佈訃告，評價葉劍英是「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長期擔任黨、國家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1987年10月22日，葉劍英逝世一周年，骨灰安放於廣州紅花崗烈士陵園[2]:426。
葉劍英元帥的故居位於梅州市梅縣區雁洋鎮雁上村，紀念館建於1987年7月，館名由原國家主席楊尚昆題寫，紀念館陳列展覽有大量珍貴的照片、手稿、題詞、文獻、文物。2005年5月5日在故居和紀念館的基礎上，整合擴建成為葉劍英紀念園，葉劍英紀念園是全國100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和廣東3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之一，佔地面積482畝，總投資1.6億元，分為人文秀區、紀念景區、生態林區和旅遊休閒服務區四個區。紀念園門前有一座葉劍英元帥的全身銅像。[72]
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說：「葉劍英同志搞了一篇文章，很尖銳，大關節是不糊塗的。我送你兩句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諸葛，大家都知道，是諸葛亮。呂端是宋朝的一個宰相，說這個人大事不糊塗。」[79]1967年夏，毛澤東對楊成武說：「劍英同志在關鍵時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救了黨，救了紅軍，救了我們這些人。」1971年8月28日，毛澤東在長沙同劉興元、丁盛、韋國清、汪東興談話，提及1935年紅軍分裂時說：「葉劍英同志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那時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那時軍隊如果不到西北，那裏還有點根據地，那怎麼能到華北地區、東北地區呢？怎麼能在抗日戰爭時搞那麼多根據地呢？」[2]:111
198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中央軍委發佈訃告，評價葉劍英是「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長期擔任黨、國家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2]:423。10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葉劍英追悼會，中顧委主任鄧小平主持大會，總書記胡耀邦致悼詞。悼詞特別肯定了葉劍英在中共關鍵時刻所做的貢獻[2]:425。1989年11月，葉劍英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之一[80]。
葉劍英在去世後仍然受到官方和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1997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召開「紀念葉劍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會上發言，稱讚他「黨性堅強，信念堅定。他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矢志不渝，對黨和人民無比忠誠。他無私無畏，有膽有識。在各種嚴峻的考驗面前，他總是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堅決同一切危害黨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作鬥爭。在重大和緊要的歷史關頭，他總是挺身而出，力挽狂瀾，表現出偉大的革命氣魄和高超的鬥爭藝術。」[81]
一般認為，葉劍英應對原廣東軍區副司令員陳光之死負主要責任。葉劍英1950年任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時，與陳光發生衝突；隨後陳光被開除黨籍，遭到軟禁。陳光1954年6月自焚[82][83]。
葉劍英的祖先宋朝時由中原南遷到梅州[84]。葉劍英祖父葉福智，早年以屠宰為業，育有五子，第五子為葉劍英父親葉鑽祥（1871-1921）。葉鑽祥字裕芬，自幼隨二哥葉欽祥習武，曾考取梅州武秀才[2]:1。葉劍英母親陳秀雲（1872-1944），共生有4男4女，存活2男2女。即兒子葉劍英、葉宜導（1906-1989），女兒葉才英、葉順英。
葉劍英早年在家鄉有一門包辦婚姻，無子女。1924年初，在廣州與醫務工作者馮華結婚[2]:23。當年11月，生下長子葉選平，後又生了長女葉楚梅。1927年，在廣州與曾憲植結婚[2]:58，生下葉選寧。1937年，在延安與長征女幹部危拱之結婚，二人無子女。1940年，在重慶與吳博（1917年3月-2023年11月13日[85]）結婚[2]:181。1948年末，在北京良鄉與華北軍政大學學員李剛結婚，生子葉選廉，女兒葉文珊。1955年二人離異[2]:239。
1955年後，葉劍英沒再正式結過婚。身邊還先後有過三位女人，主要是照顧葉帥的生活，而沒有正式名份，是否有子女亦不詳[86]。羅瑞卿之子羅宇回憶說，1956年在北戴河，由於葉與其他護士有染，葉的另一位「小夫人」全身赤裸，欲投海自盡，被警衛所阻，但鬧的北戴河「沸沸揚揚」[87]。
葉因為妻子、紅顏眾多，在民間也有「花帥」之稱。
| 子女 | 生母 | 備註 |
|---|---|---|
| 長子葉選平 | 馮華 | 曾任廣東省省長、全國政協副主席[88] |
| 次子葉選寧 | 曾憲植 | 曾任總政聯絡部部長[88] |
| 三子葉選廉 | 李剛 | 保利集團下屬凱利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深圳國葉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88] |
| 長女葉楚梅 | 馮華 | 機械工業部機床局原副局長，原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之妻[88] |
| 次女葉向真 | 吳博 | 筆名凌子，全國政協委員，國際儒學聯合會普及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北京電影製片廠原導演[88] |
| 三女葉文珊 | 李剛 | 海南華僑投資有限公司副董事長[88]及恆誠建築控股有限公司非執行董事[88] |
| 養女戴晴 | 楊潔 | 原名傅小慶、傅凝，生於四川重慶，是一名中國作家和持不同政見者。生父傅大慶於1944年遭日本憲兵隊逮捕殺害後，戴晴一直由葉劍英收養[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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