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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東興
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1916-201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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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東興（1916年1月9日—2015年8月21日），江西弋陽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原正國級領導人，文化大革命時期重要政治人物。汪東興於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屆、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按得票數排名末位）；曾長期兼任中央警衛局局長，負責黨主席毛澤東的警衛安全，為毛澤東的親信，他的權力在文化大革命中後期快速提升，其警衛隊成為繼林彪、「四人幫」、周恩來以外另一股政治勢力，他在執行方面亦發揮重要的作用，如在抓捕四人幫行動擔任其中一名決策人。1978年鄧小平等中共元老掌權後，使其失勢被迫辭職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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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916年1月9日汪東興出生於江西弋陽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早年加入河潭鄉兒童團，擔任團長。1931年加入中國共青團。1932年6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於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1月，隨部進入中央蘇區。2月24日，紅十軍抵達光澤縣，組成突擊隊，汪東興擔任偵破任務，率先攻入城內。隨後部隊整編，為紅十一軍第十九師，歸中央紅軍第三軍團彭德懷指揮，參與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同年7月，組建紅七軍團，紅十一軍改編為紅十九師，汪東興調入其中紅八十四團，任政治處青年幹事。1933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國軍重兵攻佔中央蘇區黎川縣、金谿縣，汪東興在金溪守城戰鬥中負重傷，後轉中央野戰醫院治療。痊癒後，留在總兵站七兵團辦事處任青年幹事兼偵查排長，隨主力轉戰閩西北，負責轉運物資和傷員。之後被送往瑞金九堡彭楊步兵學校學習，後留校任一營三連政治指導員。隨後，中央軍委決定將公略步兵學校與彭楊步兵學校合併，汪東興仍任第三連政治指導員。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步兵學校改編為中央軍委幹部團，汪東興隨部參加長征[2]。1935年，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直屬隊指導員。1936年後，任紅軍第二野戰醫院（永坪總醫院）政治委員，參加了紅軍在陝甘寧地區的東征、西征戰役的醫療救護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後，汪東興歷任八路軍兩延（延川、延長）河防司令部組織科科長，八路軍衛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科科長，白求恩國際和平總醫院政治委員[3]。1945年至1947年，任中共中央社會部第三室副主任、第二室主任等職。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出任中央直屬隊司令部副參謀長。1947年，國軍對中共控制的陝北地區發動重點進攻，中共中央被迫離開延安，但堅持在陝北轉戰。汪東興隨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轉戰各地，負責警衛工作。6月8日凌晨，國軍陝北劉戡部先頭部隊進入距離中共中央駐地王家灣僅一山之隔，毛澤東等人連夜撤退，汪東興率領一排兵力斷後，阻擊國軍一個團，國軍因不明情況，不敢進攻。汪東興也因戰功，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處副處長兼警衛處處長，為毛澤東貼身警衛[4]。1948年3月，中共中央轉移通過黃河，汪東興負責後勤及遷移工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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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0年，汪東興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廳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處副處長、兼警衛處處長，公安部八局副局長。1953年，任公安部九局（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局長。1955年10月起，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副部長等職，是羅瑞卿的副手。憑藉在公安、警衛工作中的努力，1955年，汪東興還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獲三級八一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6][7]。掌管中南海內部的警衛；是北京衛戍區三人核心小組負責人、中共中央軍委警衛局負責人。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曾外放江西擔任副省長兼江西省農墾廳廳長。1959年2月至1960年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曾兼任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副校長、黨委書記。1959年6月至1960年8月，兼任中國科學院江西分院副院長。1960年至1970年6月，再次返回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長。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汪東興逐步受到重用。1961年5月，再次擔任任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局長。1965年11月10日，汪東興接替楊尚昆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8]，並繼續兼任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總參謀部警衛局局長。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0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陳伯達在會上提出「天才論」、並與林彪提議重設國家主席問題相互呼應，攻擊張春橋和姚文元一派；毛澤東對陳伯達、林彪互相抱團取暖的態度表示反感，然而當時包括周恩來、陳毅、汪東興等都人均正面支持陳伯達、林彪的立場。為此8月31日，毛澤東親書批判陳伯達的《我的一點意見》，在全會印發[9]。會議結束後，毛澤東發言指會議有人搞事，並再次強調不當國家主席，否定了天才的說法，將「設國家主席」定性為「反革命綱領」。至此毛澤東與林彪的矛盾公開化，而汪東興為此連續兩次寫信檢討。
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之後，毛澤東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該運動的主要目標是陳伯達的天才論，隨後擴大到對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的批判，直接牽連到林彪集團的主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1971年毛澤東南巡，為林彪下台製造輿論；而此時林彪集團製作《五七一工程紀要》，策劃通過爆炸、暗殺毛澤東的行動。汪東興負責整個南巡的安全工作，並在主要地點具體安排保衛任務。9月11日，毛澤東突然決定北返，並於9月12日抵達天津；促使林彪集團無法按原計劃實施暗殺行動。9月13日凌晨，林彪、葉群、林立果等人被迫北逃蘇聯，飛機墜毀於蒙古，史稱「九一三事件」。
事件爆發後，中共中央撤消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並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組成，辦公會議制度維持至1975年2月[10]。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晉升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長期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身邊工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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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在治喪初期，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就計劃解決「四人幫」問題[12]:672。9月11日，華國鋒向李先念交底，通過李居中聯繫，與葉劍英取得一致意見。華國鋒積極行動，又得到汪東興、中央軍委負責人陳錫聯、北京市委和北京衛戍區負責人吳德等人的支持，在力量對比上完全壓倒了「四人幫」。華國鋒考慮過開會解決和武力解決兩種方式，9月21日與葉劍英密談後初步確定以「隔離審查」的方式強硬解決。9月26日晚，華徵求李、吳的意見後一致認為，在政治局會議獲得多數票有把握，在中央全會則無把握，通過黨內鬥爭的正常程序已無法順利拿下「四人幫」，遂決定「先斬後奏」，待果斷處置「四人幫」之後再召開政治局會議追認。葉劍英獲悉商議結果後表示完全同意[12]:695[13]。
這種「半合法」的方式是特殊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特殊手段，得到陳雲「不可避免」、「下不為例」的表態支持[14]。汪東興率8341部隊負責抓捕行動，10月4日確定了具體行動計劃[12]:697-698。10月6日，抓捕行動按計劃展開，華國鋒以討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名義，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在懷仁堂開會，晚8時左右，三人先後抵達，即由華、葉、汪宣佈對其「隔離審查」，幾乎同時，江青、毛遠新分別在住處被宣佈「隔離審查」和「就地監護」，謝靜宜、遲群等「四人幫」黨羽在北京市委被控制。10月6日10時許，華國鋒在北京西郊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處）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在會上宣佈粉碎「四人幫」是毛澤東的遺願、「四人幫」被抓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15]:146。
1977年3月至1978年12月，汪東興兼任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黨委書記。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兼任中共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汪東興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為繼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之後黨的四位副主席之一，位列中央權力核心第五位。1977年2月在人民日報上出現了「兩個凡是」的說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6]。」支持這一主張的中央領導人主要有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和陳永貴，這五人和華國鋒在黨內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澤東的生前指示為綱領「抓綱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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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資歷深厚的鄧小平回到中共最高決策層以穩定局面；而局面穩定後，鄧小平與華國鋒展開權力鬥爭[17]:45，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務實派漸漸在輿論和中共高層權力中獲勝，而毛澤東式的領袖崇拜逐漸失去了光環[18]:51[19]。鄧聯合陳雲、胡耀邦等指責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是「極左路線錯誤」，華國鋒一派的領導地位逐漸被鄧小平一派取代[20][21]。
1978年12月，汪東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嚴肅批評，被免除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由姚依林取代[22]:200。胡耀邦擔任《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主任，楊德中擔任警衛部隊八三四一部隊政治委員[22]:200。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又批准他辭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1982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在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中，得票倒數第一。1985年9月，被增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並在1987年11月的中共十三大上，連任中顧委委員。1992年10月，汪東興在中共十四大撤銷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後退休。
汪東興隨後搬離了中南海，居住在西單東側的一個胡同里，遠離政壇，賦閒居家，與原國家副主席王震的居宅比鄰[23]。晚年的汪東興熱衷於著述，出版《汪東興日記》和《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等[24]。
2015年8月21日5時28分，汪東興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滿99周歲）[25]。他與亡妻姚湘娥合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汪東興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屆和第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最後一位辭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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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官方新華社發佈的新聞通稿中稱其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曾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25]。和華國鋒的訃告相同，中共中央並沒有提及兩人在兩個凡是問題上的是非。汪東興的去世，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中最後一位辭世的，他的離去也「象徵了一代人的謝幕」[26]。
汪東興長期擔任毛澤東的貼身警衛，為人忠厚[27]。毛澤東為此評價道：「他（汪東興）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用起來我不放心，人還是舊的好一點。他的長處是心細，缺點是理論水平差，不喜歡動腦子。但也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漢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28]。」在處理四人幫問題上，汪東興的果斷、迅速和細心，在懷仁堂事件中的處理，受到了各方的讚譽和嘉獎。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結束後，阻攔鄧小平等中共元老問題上，當時受到支持改革開放的一派批評，並迅速遠離政治中心。改革開放以後，汪東興亦沒有繼續受到其他派別的苛責；客觀上看，當鄧小平下放江西時，汪東興亦解決鄧小平兩位子女的讀書上學問題，為此鄧寫信表達感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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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汪東興日記》1993年9月出版，內容為1947.3-1948.3隨毛主席轉戰陝北、1949.12-1950.3隨毛主席首次訪蘇、1965.5隨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三部分的日記
- 《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1997年出版，內容為1965-1971年經歷的回憶
家庭
汪東興妻子姚湘娥是紅軍時期的醫護人員，曾擔任過江西省公安廳警衛處副處長等職，後隨丈夫調入北京，曾任中央警衛團副政委、警衛處副處長兼警衛值班室主任等職。兩人共有7個子女，多數都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服過役。
- 長子汪春平，曾在北海艦隊服役，後轉業到北京電報大樓工作。
- 長女汪延群，1945年2月出生於延安，北京輕工業學院畢業。1968年參軍，後轉業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幹部局任職。曾擔任汪東興的秘書。[30]
- 女汪大燕。
- 女汪小燕。女婿康永年，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後勤部管理局副局長，武警大校軍銜。
- 子汪振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少將軍銜。歷任中央軍事委員會辦公廳警衛局局長兼黨委書記。
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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