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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五大書記之一 (1904-1950)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任弼時（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名培國，號二南，男，湖南湘陰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工農紅軍主要領導者之一。
| 任弼時 | |
|---|---|
1950年的任弼時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 | |
| 任期 1941年9月28日—1950年10月27日 | |
| 黨主席 | 毛澤東 |
| 前任 | 王若飛 |
| 繼任 | 鄧小平（1954年） |
| 第六屆和第七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 |
| 任期 1943年3月—1950年10月 | |
| 主席 | 毛澤東 |
| 第六屆和第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
| 任期 1940年7月—1950年10月 |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部部長 | |
| 任期 1933年1月—1933年3月 | |
| 前任 | 黃勵 |
| 繼任 | 康生 |
| 中國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 |
| 任期 1927年5月—1928年6月 | |
| 前任 | 張太雷 |
| 繼任 | 關向應 |
| 個人資料 | |
| 號 | 二南 |
| 出生 | 1904年4月30日 大清湖南省長沙府湘陰縣（今汨羅市） |
| 逝世 | 1950年10月27日（46歲）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陳琮英 |
| 兒女 | 女兒：任遠志、任遠征、任遠芳 兒子：任遠遠 |
| 父母 | 父親任裕道 |
| 親屬 | 堂妹：任曼君 |
| 母校 |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
| 職業 | 政治家 |
| 宗教信仰 | 無神論 |
任弼時早年留學蘇聯，隨後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代理書記、總書記。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湘贛蘇區省委書記，領導紅六軍團、紅二方面軍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期間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中共五大書記（相當於政治局常委）之一。之後因病在陝北、北京、蘇聯等地調養，1950年因腦溢血病逝。
任弼時是湖南省湘陰縣塾塘鄉唐家橋（今汨羅市弼時鎮）人，原名任培國，出生鄉村教師家庭，幼年隨父任裕道寄宿課讀湖南省公立作民兩等小學堂。1909年，隨父到塾塘鄉任氏序賢初等小學住讀（今名汨羅市弼時鎮序賢小學和今弼時中學）。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高等科[1]:3。1918年，考入長沙私立明德中學[1]:4。次年轉入湖南第一聯合縣立中學（即長郡聯立中學）。1920年，參加毛澤東等籌建的俄羅斯研究會，並由該會推薦赴上海入「外國語學社」作留俄學習準備[1]:20。在上海加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1]:22。1921年5月，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蔣光慈、曹靖華、吳葆萼六人乘船離開上海，繞道日本長崎，經海參崴，繞過白衛軍的封鎖，1921年8月抵達蘇聯，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2]。他改名為弼時，俄名Бринский[1]:23-25。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37，並接替瞿秋白擔任西方革命運動史課堂俄語翻譯。1924年7月23日，任弼時畢業，和陳延年、鄭超麟等啟程回國，乘火車經西伯利亞，從海參崴乘船，於1924年8月抵達上海[1]:38[2]。受中共黨組織指派，任弼時到上海大學教授俄語[3]:13[1]:39。1924年9月擔任江浙皖區委委員，負責編輯《中國青年》及為《團刊》、《平民之友》 等刊物供稿[1]:41-42。
1925年1月，任弼時出席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42。任弼時當選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三屆一次執委會上，被選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常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部主任[1]:42。同年5月6日，張太雷調離，改命任弼時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代理總書記，領導五卅運動。運動失敗後，他撰寫《上海五卅慘殺及中國青年的責任》，並指出革命中堅力量是農民和工人，指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注重在階層的發展，成功擴大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員力量。7月21日，他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1926年4月，與陳琮英在上海結婚[1]:47[4]:65，10月啟程赴莫斯科，代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出席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1926年11月抵達莫斯科，1927年3月離開莫斯科回國[2]。
1927年，鑑於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中國共產黨在武漢緊急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任弼時赴會並當選為中央委員，並繼續擔任共青團中央總書記[1]:49-50。此時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堅持反對共青團在農村和工會中的過度發展，並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和童子團，將任弼時兩次呈交的《政治意見書》撕毀[1]:57-58。同年7月，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結束，國民黨內部在清算共產黨問題上達成一致。介於危難情況，8月7日，中國共產黨在漢口舉行緊急會議，任弼時與瞿秋白、毛澤東站在一起，反對陳獨秀，並主張發動土地革命。此次會議最終確定了武裝反對國民黨的新方針，任弼時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58。9月19日，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全權代表，赴湖南考察湘南暴動[1]:59。
1928年4月，因中共代表分批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任弼時和李維漢、羅登賢三人受命留守在上海，代表中共中央處理國內工作，起草《白色恐怖下黨組織的整頓和秘密工作》、《對黃色工會的策略》、《城市農村工作指南》和《軍事工作大綱》等文件，其中《軍事工作大綱》是最早的紅軍建設綱領。他在中共六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28年10月15日，在安徽省南陵縣香油寺前，為參加共青團組織的一個集會而被當地地主武裝抓住，押羈於飲馬塘第一監獄[1]:60-62[2]。1928年底經中央特科請律師何維道出面辯護，並暗中營救出獄，回上海休養[1]:66；然而妻子因顛沛流離，他們的長子任蘇民因肺炎夭折[4]:68。
1929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8月13日，代理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籌建《今日新聞》、《教育周刊》、《上海日報》。11月17日，在組織機關會議中，他再次被捕，關押於工部局匯山路巡捕房[1]:75-77。巡捕房施加電刑拷問，任弼時均未招供[3]:14；此時領導中共特科的周恩來請潘震亞出庭辯護[5]，潘震亞在法庭上痛斥租界當局干涉中國司法主權，租界當局迫於輿論壓力，判四十天徒刑，關入提籃橋監獄[6]。1929年12月25日，任弼時被減刑釋放[3]:14。1930年4月，他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並於8月出席中共中央長江局會議，擔任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中央長江局合併後的總行動委員會委員。9月4日，任中共武漢市委書記[1]:78。同年鑑於李立三的南京暴動失敗，中共中央決定撤回長江局，任弼時也隨之回到上海[7]。
1931年1月7日，任弼時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再次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2月13日，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常委，和王稼祥、顧作霖經香港、廣州周轉，前往中央蘇區[3]:15[1]:82。8月26日，共產國際通過《關於中國共產黨任務決議案》；次月上海臨時中央指責蘇區中央局「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和充分的群眾工作」。11月，在江西瑞金出席贛南會議，任弼時起草《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會上批評毛澤東的經驗主義思想。11月7日，參加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8]。12月，任弼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及黨校校長。當時中共臨時中央因上海局勢惡化，搬入江西蘇區，肅反問題繼續惡化，任弼時努力保護許多被誣陷為「AB團」的幹部，包括張愛萍[9]。
1932年7月，他擔任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在第四次反圍剿戰役中，蘇區中央局因急於求成，要求主動進攻；這和前線指揮的毛澤東主張「誘敵深入、分散發動群眾」相違背。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召開寧都會議，決定以病假方式撤銷毛澤東軍權，轉給周恩來；任弼時也在此期間批判毛澤東。對於這段歷史，任弼時在1945年4月20日延安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承認自己錯誤是「一時的宗派活動」[10]。
1933年5月，因博古等人執行王明路線，任弼時還是被免去了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部長職務，外放到湘贛蘇區任省委書記[3]:16[1]:92。赴任後的任弼時發現湘贛蘇區面臨重重困難，首先湘贛蘇區要擔負配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役，此外還有肅反運動後的組織建設問題。他隨即解除肅反，釋放王首道、張啟龍等將領[1]:95；擴大紅軍部隊為紅六軍團[4]:72，轄十六、十七、十八三個師。12月，接替蔡會文兼任湘贛軍區政治委員[11][12]。
1934年8月，他同紅六軍團長蕭克、政委王震等一起[3]:16，率紅六軍團及湘贛軍區撤離湘贛蘇區先遣西征，他擔任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1]:106；之後接連突破數層國軍防線，跨越江西、湖南、雲南、貴州四省[1]:110-113。10月24日，在貴州印江木黃與紅三軍會合；紅三軍改編為紅二軍團，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兼任政治委員，兩人統一指揮紅二、六軍團[1]:150。兩軍會師後，軍委命令兩軍分開活動，紅二軍團留在黔東地區；紅六軍團單獨西進。但兩軍將領討論後，決定西進難以發動群眾、留守難以補充給養，雙方決定合力東入湖南西部桑植，由任弼時、賀龍分管政治與軍事[13]。11月，部隊攻入湖南，並建立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他擔任湘鄂川黔邊臨時省委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1935年1月，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採用分進合擊進攻湘鄂川黔邊，隨後任弼時率部準備西撤。11月，他與賀龍、關向應等從湖南省桑植縣統一指揮紅二、六軍團突圍國軍封鎖，繼續長征[3]:17。
1936年2月，在黔西縣城主持召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會議，決定兩軍團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之後與賀龍率紅二、六軍團在烏蒙山區與國民革命軍周旋。7月2日，紅二、六軍團到達四川甘孜，與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會合[1]:136。紅二、六軍團及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任弼時任紅二方面軍政治委員兼紅二軍政委[14]。同時，在和朱德、劉伯承溝通後，任弼時了解到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矛盾；但為顧全大局，仍隨紅四方面軍北進，期間與張國燾作鬥爭[1]:138-142，力促中國工農紅軍三大方面軍在陝北會師。同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弼時任副書記[15]。10月，紅二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將台堡會師，長徵結束。次月，中共中央成立紅軍前敵總指揮部，任弼時任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與彭德懷（總指揮）搭檔，抵禦進入陝西的胡宗南部[16]。12月，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
1937年1月，任弼時和彭德懷到西安與楊虎城、王以哲晤談，並到東北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等做各方面的統戰工作、討論紅軍改編和開赴抗日前線工作。8月22日，出席陝西洛川會議，隨後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前方分會組成人員。25日，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弼時任政治部主任[17]。9月初，與朱德、左權、鄧小平等率八路軍總部開赴山西抗日前線。10月16日，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18]。
1938年，出席中共中央軍委華北分會會議。2月中旬回到陝西延安。3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交涉[19]。7月，正式接替王稼祥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1940年3月26日，任弼時和周恩來飛抵延安，毛澤東、李富春、蔡暢等領導同志出席歡迎大會。任弼時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負責中央書記處的常務工作，並主管中共中央組織部、西北局和工、青、婦的工作。首先建立中共中央辦公廳，任弼時自兼主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富春任副主任，下設秘書、行政、警衛三個處，建立整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明確各個機關之間的相互關係；建立收發制度、會客制度、財會制度、文件管理制度、檔案保管制度；建立起幹部供給制度，規定每人每年發冬裝夏裝各一套，制定各級幹部的津貼費標準。1940年9月，開始負責領導陝甘寧邊區工作。1940年10月，任弼時與張聞天等搬到楊家嶺，和毛澤東住在一起，便於直接協助他的工作。繼而整頓中央所屬各部委的工作，將中央直屬機關集中到楊家嶺辦公。1941年開始動工修建中央大禮堂，籌備中共七大。1941年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籌備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20]；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同年8月，任中央調查局副局長、黨務研究室主任兼根據地組組長，促進三三制的落實。1942年4月，開始負責領導陝甘寧邊區總學委會的整風運動，並具體領導精兵簡政工作。1943年3月，任弼時與毛澤東、劉少奇組成中央書記處，並為中央組織委員會成員，具體負責陝甘寧和晉西北的工作[21]；次月直接管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工作[22]；年底出任政治工作委員會主任[23]。1944年，他連續主持經濟座談會，領導陝甘寧的經濟建設、金融貿易及平抑物價[24]。同年5月，主持起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工作，總結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25]。
1945年3月，任弼時擔任中共七大主席團常務委員和大會秘書長，主持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26]，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秘書長[27]。為中共五大書記（相當於政治局常委）之一，黨內排名僅次於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四人。11月下旬，經蘇聯領導人斯大林派來的醫生米爾尼科夫檢查，發現任弼時病情嚴重，後決定休養。1946年4月，主持各解放區負責人研究土地和財政、金融、貿易等經濟問題；之後起草《解放區經濟建設和財政金融貿易的基本方針》，指導各地的經濟新形勢。同年8月26日，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建立青年團；同年11月，起草《中央關於建立民主青年團的提議》[28]。
1947年3月，任弼時與朱德、劉少奇等率中共中央機關部分工作人員，由延安轉移到子長縣的王家坪；月底，依照中共中央會議決定，和毛澤東、周恩來留陝北主持中央工作，任弼時任中央支隊司令，期間負責土地改革以及陝北部隊作戰指揮；並指揮各地區土地改革和經濟工作[29]。11月，因高血壓復發，在錢家河養病。1948年，與周恩來率中共中央機關部分人員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同朱德、劉少奇會合，並出席西柏坡會議[30]。隨後，任弼時抱病協助指揮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等。
1949年2月，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籌備委員會主任。同年4月12日，當選團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之後在北平西郊玉泉山休養；5月8日，出現昏迷症狀，11月，經批准去蘇聯就醫，12月抵達莫斯科莫斯科皇宮醫院治療。1950年初，轉移到近郊巴拉維赫療養院[3]:8，同年4月，再到達黑海療養所療養。5月17日，任弼時在得知韓戰爆發後，與女任遠芳於5月28日回國[3]:10，抱病參加中共七屆三中全會，請求恢復工作。10月1日，登上天安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一周年慶典[28]。之後他帶病研究朝鮮戰局，疲勞過度引起腦溢血[31]。搶救三天後，10月27日12時36分，任弼時在北京逝世[3]:11[32]。
1950年10月27日，新華社發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訃告[33]，讚譽他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和組織家之一」、「特別是貢獻於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和人民解放戰爭的政治工作」，並特別提到他在「紅軍的建設和領導紅二、四兩方面軍勝利完成長征的艱險鬥爭」中的貢獻[34]。
任弼時去世後，遺體在家中入殮；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扶靈。10月30日上午9時，任弼時追悼會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太廟前廣場舉行，由彭真主持[32]。1951年7月18日，任弼時安葬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3]:11，因當時中央未強制火葬，所以他以土葬形式，葬於八寶山[35]。
當時，全國各大行政區的黨政軍民各界都舉行了悼念任弼時的活動，那些紀念文章由任弼時同志治喪委員會選編為《任弼時同志逝世紀念集》，由1951年8月由青年出版社出版[36]。葉劍英元帥曾稱「他（任弼時）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着沉重的擔子，走着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傑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範[37]。」而「駱駝精神」也常被引用[38]，意指任弼時對於紅軍和中共黨建的付出[39]。
1989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任弼時研究文集》，內容多以敘述歷史，偏於生平方面的闡釋性文章[40]。
2004年，由湖南瀟湘電影製片廠出品、王保華導演的電視劇《任弼時》，作為「紀念任弼時100周年誕辰」的獻禮劇[41]。2011年，任弼時嫡孫任繼寧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狀告該劇侵犯其父親任遠遠（任弼時兒子）同名編劇作品，卻不署名編劇是任遠遠[41]。
1987年9月23日，《任弼時選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共收錄任弼時1925年—1950年間的主要著作47篇[42]。
任弼時父任裕道，又名振卡，宇思室，以教書為生，思想開明、性情溫和。母親朱宜，在家照顧弟妹。任弼時有兄妹五人，他排行第二。有兄任大剛，早逝；大妹任培月、二妹任培星、三妹任培辰。堂兄任作民，侄子任湘。堂妹任曼君。[43]
任裕道曾娶長沙陳家的女兒，後因陳氏不久病故，任裕道為了紀念亡妻，保持陳任兩家往來。雙方家長約定，任裕道續弦後，若生下男孩（任弼時）就與陳氏侄女（陳琮英）結親家[48]。所以任弼時早與陳琮英在幼年，即被雙方父母指腹為婚。雖非自由戀愛，然而兩人卻在工作與生活中始終互助互愛[49]。2003年5月31日，時任全國婦聯第八屆常委的陳琮英因病在北京逝世[50]。他們育有四名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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