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為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1976年）形成的一個政治集團的名稱，形成於1973年中共十大之後，其成員按「粉碎四人幫」時中共中央公佈的順序依次為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合稱「王張江姚反黨集團」[1]。江青為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之妻，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均由毛澤東從上海提拔到中共中央並委以重任，四人在文革後期皆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洪文和張春橋二人在中共十大上成為排名第三和第八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四人幫里最年輕的王洪文更是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度被認為是毛澤東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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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逝世一個月後，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與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委員陳錫聯以及時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等人聯手粉碎四人幫，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以及毛澤東之侄毛遠新五人拘禁，其主要追隨者亦在隨後的政治鬥爭中遭到清洗。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開除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的黨籍並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80年四人幫被公審的時候，四人幫被正式命名為「江青反革命集團」。
詞源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搞幫派活動，說：「她（江青）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將江青等四人當成一個宗派提出。
1975年5月3日深夜，毛澤東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他的住所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親自講話來勸告四人幫。這次會議是他生前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也是他生前最後一次長篇講話。談話時，他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並進一步對江青等四人說：「（你們）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要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此後，「四人幫」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稱。[2]
歷史
四人幫被視為文化大革命期間一派重要政治勢力，被視為毛澤東貫徹其文革思想的主要推手。[3]
1965年，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由江青、張春橋指使，姚文元編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文革前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對文革的發動和打倒所謂「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直接導致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中央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倒台。1969年中共九大上，三人全部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也是在這次大會上，林彪成為了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毛澤東的法定接班人。
1970年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在林彪的支持下，陳伯達、汪東興等人對張春橋發起了含沙射影的猛烈攻擊；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大會轉而批判陳伯達。1971年，在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出逃並喪命之後，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從上海上調中央，不久就和張、江、姚等三人結成聯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四人中最年輕的王洪文被選為排名第二（僅在周恩來之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也晉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幫的勢力空前強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將矛頭指向國務院總理周恩來[4][5]。1974年10月周恩來入院治療後，鄧小平重新崛起，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合稱「三副一長」），實際負責中央日常工作[來源請求]。特別是在1975年的四屆全國人大上，四人幫的組閣計劃以失敗告終，[6]四人幫的勢力受到沉重打擊。[來源請求]
晚年的毛澤東雖然並未將最高權力交給四人幫，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之後也沒有再削弱四人幫的勢力。相反，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後，毛澤東卻以「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為名再次打倒鄧小平。在逝世前，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也因此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毛澤東逝世時，王洪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全國的輿論；江青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雖然沒有具體領導職務，卻以「毛澤東妻子」的特殊身份成為四人幫的核心人物。
粉碎四人幫
1976年4月，群眾在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運動中表示了對四人幫和文革的不滿[5]。同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開始加緊奪權，如中共中央時任副主席王洪文的秘書直接繞過中共中央時任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命令各地方主要領導有問題需要請示王洪文的秘書米士奇。[7]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在獲得中央警衛部隊領導汪東興的支持後進行逮捕行動，分別拘留了四人幫及該派系的核心成員（如毛遠新、馬天水、遲群、謝靜宜等人），繼而隔離審查，一般以此事件作為「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標誌。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宣佈「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
事後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並繼續兼任國務院總理和公安部部長，成為最高領導人。王、張、江、姚四人隨後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當時給這四個人的定性是「形左實右」。中共中央對王、張、江、姚四人發起大批判，罪名包括「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批林批孔」等等。[8][9]
審判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逐漸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在他的倡導下，中國政府開始對四人幫和林彪等兩個集團在法律上進行審判和定罪。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有意把張春橋的政敵陳伯達劃歸四人幫集團，以避免林彪問題的複雜化。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關於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決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兼特別法庭庭長。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時第一次開庭，對江青等人進行公開審判。1981年1月25日上午宣判，認定他們均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並判處了相應的刑罰：
- 江青和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後減為無期徒刑）。
- 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 姚文元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 其他：陳伯達、毛遠新、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和江騰蛟，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六至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在法庭上，江青是唯一為自己辯護的四人幫成員，她的辯護理由是她不過是在執行毛澤東的命令，而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保衛毛澤東。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革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基本延續了十一屆六中全會對文革的定性。
評價
「四人幫」被打倒之後，中國政府揭露四人幫在文革期間互相勾結，逆行倒施，並對老同志進行無情迫害，對人民、對國民經濟犯下了滔滔罪行。其中用漫畫形式來形容四人幫，如「政治流氓」王洪文、「狗頭軍師」張春橋、「白骨精」江青、「吹鼓手」「文痞」姚文元等。
郭沫若所寫的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上半闋稱「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粱。」
新華社、人民日報指控四人幫生活奢侈[10]，挪用公款[11]，篡黨篡國[12]，試圖代表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復辟資本主義[13]，干擾破壞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14]，提倡玄學、破壞生產。[15]
伊文思在《毛澤東以後的中國》中認為「這四個人在黨的最高層佔據了特別的位置，因此，不但群眾恨他們，連很多幹部都恨他們。毛利用他們作為他自己與文革末期所遺留下的有經驗的行政人員之間的緩衝物。這四個人扮演了所謂廚房內閣的角色，這個廚房內閣是由在黨內沒有任何獨立基礎的親戚、隨從及無足輕重的年輕人所組成。毛的周圍只有這些人。」「他們倒台的原因，並不是他們與毛有分歧，而是他們與毛的路線太一致了，所以一旦政策來個大轉變，他們的位置就保不住。」[16]
部分左翼、新左翼人士和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為中共對「四人幫」的指控是錯誤的、虛假的、修正主義的。比如夏爾·貝特蘭在1977年辭去法中友好協會主席時就表達了對政變的不滿，他說中共對「四人幫」的指控「根本無法令人信服」，「絲毫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只是誹謗和醜聞」，「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的否定，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竭盡誇大之能事，甚至到了公開歪曲事實的地步，全是粗暴的捏造」。[17]
成員結局
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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