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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江澤民(1926年8月17日—2022年11月30日),江蘇揚州人,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及電機工程師,194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曾於1989至2005年間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等職務,是中國共產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原正國級領導人。
江澤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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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選舉:1989、1992、1997 | |||||||||||||||||||||||||||||||||||||||||||||||||||||||||||||||||
任期 1989年6月24日—2002年11月15日 | |||||||||||||||||||||||||||||||||||||||||||||||||||||||||||||||||
政治局常委 | |||||||||||||||||||||||||||||||||||||||||||||||||||||||||||||||||
前任 | 趙紫陽 | ||||||||||||||||||||||||||||||||||||||||||||||||||||||||||||||||
繼任 | 胡錦濤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 |||||||||||||||||||||||||||||||||||||||||||||||||||||||||||||||||
任期 1993年3月27日—2003年3月15日 | |||||||||||||||||||||||||||||||||||||||||||||||||||||||||||||||||
副主席 | 榮毅仁(1993年—1998年) 胡錦濤(1998年—2003年) | ||||||||||||||||||||||||||||||||||||||||||||||||||||||||||||||||
前任 | 楊尚昆 | ||||||||||||||||||||||||||||||||||||||||||||||||||||||||||||||||
繼任 | 胡錦濤 |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 |||||||||||||||||||||||||||||||||||||||||||||||||||||||||||||||||
任期 1989年11月9日—2004年9月19日 | |||||||||||||||||||||||||||||||||||||||||||||||||||||||||||||||||
副主席 | |||||||||||||||||||||||||||||||||||||||||||||||||||||||||||||||||
前任 | 鄧小平 | ||||||||||||||||||||||||||||||||||||||||||||||||||||||||||||||||
繼任 | 胡錦濤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 |||||||||||||||||||||||||||||||||||||||||||||||||||||||||||||||||
任期 1990年4月3日—2005年3月8日 | |||||||||||||||||||||||||||||||||||||||||||||||||||||||||||||||||
副主席 | |||||||||||||||||||||||||||||||||||||||||||||||||||||||||||||||||
前任 | 鄧小平 | ||||||||||||||||||||||||||||||||||||||||||||||||||||||||||||||||
繼任 | 胡錦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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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中國江蘇省淮揚道江都縣 | 1926年8月17日||||||||||||||||||||||||||||||||||||||||||||||||||||||||||||||||
逝世 | 2022年11月30日 中國上海市靜安區靜安寺街道華東醫院18號樓[1] | (96歲)||||||||||||||||||||||||||||||||||||||||||||||||||||||||||||||||
死因 | 白血病合併多臟器功能衰竭[2] | ||||||||||||||||||||||||||||||||||||||||||||||||||||||||||||||||
墓地 | 海葬於長江口 | ||||||||||||||||||||||||||||||||||||||||||||||||||||||||||||||||
籍貫 | 江蘇揚州 | ||||||||||||||||||||||||||||||||||||||||||||||||||||||||||||||||
民族 | 漢族 | ||||||||||||||||||||||||||||||||||||||||||||||||||||||||||||||||
國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王冶坪 (1951年結婚—2022年結束) | ||||||||||||||||||||||||||||||||||||||||||||||||||||||||||||||||
兒女 | 江綿恆(長子) 江綿康(次子) | ||||||||||||||||||||||||||||||||||||||||||||||||||||||||||||||||
父母 | 江世俊(生父) 吳月清(生母) 江上青(嗣父兼叔父) 王者蘭(嗣母兼叔母) | ||||||||||||||||||||||||||||||||||||||||||||||||||||||||||||||||
親屬 | 江石溪(祖父) 江澤君(長兄) 江澤寬(幼弟) 江志成(孫子) 江志雲(孫女) | ||||||||||||||||||||||||||||||||||||||||||||||||||||||||||||||||
母校 | 國立交通大學(1947) 上海臨時大學(1946) 國立中央大學(1943—1946) 揚州中學 | ||||||||||||||||||||||||||||||||||||||||||||||||||||||||||||||||
職業 | 電氣工程師、政治人物 | ||||||||||||||||||||||||||||||||||||||||||||||||||||||||||||||||
專業 | 電機工程學 | ||||||||||||||||||||||||||||||||||||||||||||||||||||||||||||||||
宗教信仰 | 無神論 | ||||||||||||||||||||||||||||||||||||||||||||||||||||||||||||||||
簽名 | |||||||||||||||||||||||||||||||||||||||||||||||||||||||||||||||||
中央機構職務 其他領導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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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出生於江蘇省江都縣(今揚州市),1943年自家鄉考入國立(南京)中央大學電機系,後轉學至上海交通大學同系,於1947年畢業。在大學期間,其加入中國共產黨,並開始參與其領導的地下工作和學生運動。
大學畢業後,江澤民進入上海當地的糧服工廠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陸續在食品、制皂、電器行業的工廠任職科長、副廠長等職務。1954年,北上長春參與第一汽車製造廠的籌建工作,並赴蘇聯實習一年,回國後陸續獲得提升,並展現了一定的組織領導能力。1960年代起,陸續在第一機械工業部(一機部)在上海、武漢等地下屬的研究所擔任主要領導職務。「文化大革命」期間,其遭到衝擊。1970年,其被調入一機部機關,並於不久後外派羅馬尼亞,領導中國政府在當地的援建項目。回國後,在一機部外事局工作多年,期間曾前往世界多國考察、參會或學習。
改革開放後,江澤民首次離開專業技術部門,進入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從事制定政策、籌辦經濟特區等工作。自1982年起,陸續出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部長,並在此間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自1985年起,先後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及市委書記。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
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取代趙紫陽,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確立了領導核心的地位。同年11月,當選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次年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接替鄧小平出掌軍隊。1993年,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3],上述職務在其後均獲得連任。2002年11月,其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其餘職務至2005年3月全數卸任。
2022年11月30日,因患白血病合併多臟器功能衰竭,搶救無效,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6歲。12月1日,其遺體被運送至北京。12月5日,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並火葬。12月6日,在人民大會堂為其舉行了追悼大會。12月11日,遵照其生前遺願及親屬意願,將骨灰在上海長江入海口撒入江海。
江澤民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至第十五屆中央委員;第十三屆至第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其主要理論著作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江澤民文選》等[4]。
江澤民的祖上從寧國府旌德縣(今屬安徽)或徽州府婺源縣(今屬江西)[註 1]遷居江蘇江都縣[7][8]。祖父江石溪任大達內河輪船公司駐揚州協理,家境頗豐[9]。本以行醫為生,1915年棄醫從商。江石溪育有子女七人,江石溪的嫡長子江世俊乃江澤民的生父[9]。江澤民的生母是吳月卿[10]。
1926年8月17日[11],江澤民出生於中華民國江蘇省淮揚道江都縣城內田家巷(今揚州)。江世俊與吳月清共育有子女五人,江澤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有大哥江澤君[註 2]、二姐江澤芬、妹妹江澤南(蘭)和弟弟江澤寬。幼年的江澤民與家人一同居住在揚州田家巷的一座宅院內,田家巷位於當時富裕的地區——東關區內,毗鄰京杭運河[12]。江家的住宅是一座中間帶有天井的傳統中式大院,有雕刻和書籍放在坐堂,江澤民的祖父對年幼的江澤民影響很大[13]:18。
7歲時,其祖父去世,同年江澤民進入了當地江都縣立實驗小學學習[13]:19[14]。江澤民在小學期間延續了背誦古詩詞的習慣並練習繁體字書法,在其擔任領導職務後,依舊較為喜歡使用傳統的繁體字[13]:21。
1937年夏,江澤民入讀揚州中學。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中支那方面軍在南京保衛戰後佔領揚州,此後他在日佔區繼續學業至1945年,度過了12—20歲的青少年時期。他常去梅花嶺明代將領史可法墓憑弔,吟誦史公祠的楹聯「數點梅花亡國淚,二分明月故臣心」[4]。
1939年8月29日,江澤民叔父、中共皖東北特委委員江上青遭地方武裝殺害。據記載,江澤民的六叔江上青1929年加入中共,1939年身亡時年僅28歲[9]。據BBC報導,有關江澤民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的歷史,中國官方並沒有對外公開,但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人民網」曾於2009年發表江上青女兒江澤慧文章,提到江上青與夫人王者蘭僅有兩個女兒江澤玲、江澤慧,因此在江上青去世後,其兄江世俊就把自己的兒子江澤民過繼與江上青為養子,按傳統習俗戴孝祭奠,江澤民因此成為烈士之後[15][16][17]。2011年清明節,江澤民手書《滿江紅·江上青百年誕辰祭》:「自古英雄,憑蒼宇,江山點索,酬壯志、鐵窗寒徹,泮池磅礴」,在《人民日報》發表,悼念江上青一百周年誕辰[16]。江上青和張愛萍、汪道涵是密友[16]。
1943年,江澤民從揚州中學高中二年級畢業後[18],來到處於日佔區的南京,「直接考入」汪精衛國民政府在南京復辦的中央大學,在電機系接受高等教育[19][20][21],是同級入學的最年幼的學生之一[13]:32。江積極參加各種社團和文藝活動[13]:33,組織清毒運動抵製煙館[13]:34-38[22][23]。
1945年日本投降後,南京國民政府接收日佔區,9月26日發佈《淪陷區大學學生重考程序》政令,不承認在汪精衛國民政府所屬大學的成績,所修學分無效,學生必須重新考試並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江澤民因此首次參與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學生示威活動中,最終迫使教育部恢復了淪陷區學生的學分[13]:39-40。1946年,江澤民轉入上海臨時大學就讀。4月,在同學王嘉猷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24]。1947年轉入國立交通大學(現分屬西安交通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4]。期間多次參加中共領導的抗議南京國民政府的示威[25]:52。1947年夏,江澤民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電機系(現西安交通大學電氣工程學院)[11]。
畢業後,江澤民在上海海寧洋行(即後來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廠)找到一份電力供應工程師的工作[13]:49。海寧洋行是一家生產雪糕和果味冰棍的企業,擁有大型的冷藏設備。江澤民和大學好友童宗海進入電力供應部工程科,從事設備維修和保養[13]:50。由於中華民國國軍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戰事不利,為平衡資源,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收購了海寧洋行,先後改名為上海糧服實驗工廠、上海第一糧秣廠。江澤民隱瞞了中共黨員的身份,繼續留下擔任動力科技術工程師[13]:52[26]:63-64。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江澤民與工廠工人合力保護財產免遭中國國民黨破壞。上海解放後,工廠改名為新華蛋品廠,隸屬於上海益民食品公司。江澤民的中共黨員身份公開,獲任命為工廠黨代表,併兼任副工程師[26]:66、工務科科長兼動力車間主任[13]:53。由於汪道涵夫人戴錫可為上海益民食品公司總經理[16],江澤民結識了負責主管上海工業的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部長汪道涵。汪又提拔他升任廠黨支部書記、第一副廠長,為全廠的業務領導。工廠在他的管理下不斷拓寬業務,並形成了日後的上海益民食品一廠[13]:54。期間江澤民負責研製和創立「光明牌」食品品牌[4]。二六轟炸期間,轟炸造成上海大面積停電,江澤民動手搶修電路,並和大家一起改裝發電機,把兩台發電機並聯發電。[27]
1951年1月6日,江澤民同王冶坪結婚[28]。1951年、1954年,他們的長子江綿恆、次子江綿康相繼出生了[13]:56-57。
1952年7月,汪道涵將25歲的江澤民調至剛剛轉交給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中國肥皂公司任副廠長[26]:70-71,將之國有化改造[13]:58。1953年,隨着汪道涵擔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機械工業部(1954年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江澤民也隨之調入第一機械工業部,擔任上海第二設計分局電器專業科長[13]:59[26]:70-71。
1954年11月,江澤民調往新成立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26]:73-74。因為工作需要精通控制全廠供電系統,江與其他700餘名技術人員派往蘇聯莫斯科接受培訓[13]:60。1955年4月,江赴莫斯科史太林汽車廠實習[11]。1956年春回國,擔任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處科長,管理下屬兩間實驗室和百餘名員工[13]:63。同年7月15日,該廠生產的第一輛汽車「解放牌卡車」駛出裝配線;與此同時,江澤民升任動力處副處長兼動力處黨支部書記[13]:63。
然而195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打亂了長春一汽的生產節奏,並直接導致1957年的反右運動,各級政府和部門、單位均奉中央之命設定了劃「右派分子」的數量指標。儘管江澤民最初對該政策採取抵制措施,但仍迫於形勢壓力參與其中,並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繼續保持消極態度[13]:65。1958年,毛澤東視察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當時工廠領導為取悅毛澤東,承諾卡車的年產量超過兩倍達到四萬輛,並將成本減半。同年,為實現目標,製造廠設立動力分廠,由江澤民擔任廠長[13]:67。生產壓力過大、產品質量殘次不齊,產能始終無法達到要求。不久,中共中央提出三面紅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隨後是三年困難時期,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工人也被徵召幫助農民生產[13]:68。1958年底至1959年初,受中蘇交惡影響,長春一汽開始重組,七個處被合併成新的動力分廠,由江澤民擔任廠長,負責所有分廠的動力需求[13]:69。
1960年,中蘇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命令撤走所有在中國大陸的蘇聯專家和顧問;長春一汽也面臨缺乏鋼材、動力、燃料和食物問題。當時中共中央決定改造中國主要大型企業的動力,使用原油燃料,將接近黑龍江省大慶油田的長春選為改造工程的革新試點[13]:69。1961年,煤炭供應緊張,江澤民任動力鍋爐改燒原油的大型工程總指揮,工程成功[4]。江澤民成功制定出了改造規劃,建造儲油罐並反覆試用動力技術。為此江澤民積勞成疾,最終成功在限定時間內完成改造任務,一汽成功用原油提供動力,而十萬長春市民也順利過冬[13]:70。很多年後江澤民回憶起這事,將改造工程視為其人生的重大成就之一。他當時的業務和領導能力給周建南留下了深刻印象[13]:71。
1962年,江澤民調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上海電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29]:158,負責該所科研領導工作,主持完成了當時國家急需的JO2小型異步電機系列的設計任務[4]。1964年和1965年,江澤民先後作為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參加在日本、法國舉行的國際電工委員會年會,並考察國外電氣科學技術發展情況[4]。江澤民因此獲得大量出國訪問的機會,國際視野開始形成[13]:75。
1966年5月,江澤民調任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代理黨委書記,9月任黨委書記,組織原子能發電設備的設計工作[4][30]:160-161。但他的家人無法同行,儘管每月都有假期可以團聚,江澤民夫妻仍被迫保持了長達二十年的分居生活;然而這職務卻也幫助江澤民遠離了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政治漩渦[13]:76。1967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席捲武漢,江澤民受到衝擊[4]。由於江澤民贊成百萬雄師,其檔案被造反派查了個底朝天。[31]他被拉下所長位置,被迫接受批鬥和檢討[13]:78[29]:163。停職兩年後送往五七幹校勞動[13]:81。
1970年底,江澤民離開幹校返回北京,成為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13]:82。當時恰逢冷戰時期中蘇交惡,羅馬尼亞是少數繼續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社會主義國家之一。出於共同擺脫蘇聯影響的願望,中國同意幫助羅馬尼亞建立十五所機械製造廠[29]:168。1971年,江澤民率領專家組出訪羅馬尼亞,研究建設工廠的可行性;此行也給江澤民帶來了強烈的衝擊[13]:83。1972年,江澤民在羅馬尼亞完成任務。1973年回國,再度出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4];並推動1973年3月中羅兩國最終敲定關於援建十五座工廠的協議[13]:84。1973年、1974年間,江澤民先後任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團長,參加在當時的聯邦德國和羅馬尼亞舉行的國際電工委員會年會[4]。
1976年10月6日,就在毛澤東去世後不久,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等迅速採取行動逮捕四人幫,並佔領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社,史稱「粉碎四人幫」[13]:86。然而四人幫的大本營上海仍然屯有三萬兵力及八萬件武器,並意圖與中央政府對抗。此時,中共中央派出工作組到上海恢復秩序,成員中包括50歲的江澤民[13]:87。儘管壓力巨大,但是上海工作組依舊大獲成功[26]:103-105。同年,江澤民率團前往巴基斯坦,考察中國援建工廠建設情況[4]。一年後返回北京,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局長[13]:87。
1978年,江澤民任中國機械工業代表團秘書長,訪問歐洲六國,深入思考了中國機械工業技術水平、產品更新換代、成套技術裝備能力與機械產品出口等問題,提出了對策和建議[4]。
1979年4月,鄧小平提議建立經濟特區,鼓勵外國投資者在特區內設廠;最初的經濟特區位於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國務院專門設立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家進出口委)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以貫徹對外開放政策,並由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兼任兩個委員會的主任[13]:91。
1980年,江澤民擔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成員,晉升副部級,並參與制定擴大對外貿易、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吸收利用外資等方面的政策,同時分管國家對廣東、福建兩省採取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具體貫徹工作,並參加籌建經濟特區[4]。汪道涵向谷牧舉薦了江澤民[13]:91[26]:111。江澤民帶領有關人員研究制定出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草案。8月,他代表國務院向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作了關於廣東、福建兩省設置經濟特區和《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說明,該條例草案獲得會議批准,以國家法律形式宣告了經濟特區正式誕生[32]。
1980年,江澤民先後率團到泰國、斯里蘭卡、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香港、墨西哥、愛爾蘭等國家和地區考察,了解出口加工區、自由貿易區、邊境經濟區的情況[4]。同年秋,應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邀請,國家進出口委組團考察了12個國家進出口中心和自由貿易區,江澤民任考察團團長。考察團回國後在江澤民主持下,在呈送中央領導的報告中列出了大膽建議,包括允許地方政府授權減免稅收、轉讓土地和保留外匯,建議允許外資企業自願僱傭和解聘工人。部分建議後來獲採納,江澤民的分析能力和膽略也獲得更廣泛關注和讚許[13]:92-93。
1982年3月,國務院進一步實行機構改革,將兩個委員會與其他幾個部委合併成立對外經濟貿易部。1982年5月,江澤民任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黨組副書記,1983年任部長、黨組書記[4]。
他深入生產第一線調查研究,提出電子工業「打基礎、上水平、抓質量、求效益、翻三番、超十年」的發展方針,組織領導電子工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加強集成電路、計算機、通信以及系統工程等重點項目的科研開發和生產工作,使電子工業更好為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服務。1982年9月,江澤民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4][13]:94。
1983年6月,江澤民升任電子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成為正部級官員。任內提出了電子工業發展計劃,並獲得國務院批准。該計劃旨在建立工業基地,到2000年爭取年產值比1980年增長八倍,並削減收音機和黑白電視機的產量,擴大電話和彩色電視機生產;並採取國際通行標準以取代過時的蘇聯標準。其中江澤民認為計算機和集成電路是優先發展的項目;1984年4月,長征三號火箭成功發射,將東方紅二號通信衛星送入太空,中國因此成為第五個能夠發射地球同步軌道衛星的國家[13]:96-97。
當時上海作為中國商業中心,自文化大革命後始終未能繁榮起來;1980年至1983年期間,上海的發展速度僅及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13]:101。
1985年,汪道涵任滿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當時上海有輿論認為汪道涵年邁缺乏領導活力,或者埋怨上海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中共中央尋求接班人時,時任副總理的萬里向汪道涵徵求意見,汪道涵再次舉薦了江澤民[13]:99。1985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芮杏文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市委副書記[33]。1985年7月,江澤民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長,成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員[34]。
江澤民上任之初即打破常規,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宣佈上海城市發展將以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外資與擴大出口、及加強科技與培訓三者為支柱[13]:102。他首先增加糧食儲備並與其他省市談判糧食供給(後由菜籃子工程取代[26]:158);其次改善交通運輸,新建上海火車站、擴建國際機場並修建客運碼頭,這些行動為以後的浦東新區奠定了基礎[13]:103。
不久,他推出了《上海總體規劃》[26]:150,聚焦於三片地區:黃浦江以東的廣大浦東地區在內的市中心區域;上海附近七座衛星城,以及其他眾多城鎮村落。市中心將以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與外圍地區相互連通;同時由環形公路將衛星城鎮連接。市中心地區的工業逐步向外遷移,各縣鎮着手自身企業,並以蔬菜蛋禽加工廠為主[13]:104。為建立如此龐大的措施,江澤民向海外投資者尋求投資合作,並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融資32億美元,其中14億美元分別用於地鐵、橋樑和基礎建設;此外他發行公債以募集資本[13]:105。1986年11月,國務院批准了這一規劃,並宣佈將上海建設成為亞洲最大的工業和貿易中心[13]:110。
1986年,江澤民以市長身份接待了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和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何內克[13]:110。作為中國經濟中心的市長,江澤民主持過數百次接待工作,此事也幫助他成為謀求建立密切關係的高手。此外,鄧小平每年都在上海過春節,也使鄧小平更深入了解江澤民的能力和風格[13]:111。
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學生開始舉行抗議活動,各地也爆發了一些群眾運動。1986年12月,抗議活動開始蔓延至全國,史稱「八六學潮」,廣大學生紛紛就改革開放的速度過慢表示抗議,並提出了民主法治和經濟自由等要求[35]。學潮在上海達到高潮[36]:407,十幾所上海高校的學生都走上大街遊行示威,人數最多的一星期里,每日遊行學生達數萬人[37],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禁止的大字報(在毛澤東支持下流行於文革時期)也開始重現[13]:113。大陸文獻認為這些抗議者過於激進、盲目、無知,但也承認這是「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之一」、「時代轉化的標誌」[38]:485。對此,鄧小平認為這是少數人煽動的結果,因此責任在於「別有用心者」而非學生[39];江澤民和中共上海市委同僚在上海體育館召開了大會,要求所有黨員行動起來去將抗議活動壓制住,八千名黨組織書記參與了本活動。江澤民親自到上海交通大學發表講話安撫學生,並用英文背誦葛底斯堡演說。[40]年底時,上海的學潮被平息[13]:117。學潮平息後不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正式開始[41],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受到黨內保守派施壓,被迫在1987年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動請辭[42]:75[43]:33[44]:42。
1987年11月2日,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4],晉升副國級,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的上級,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也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江澤民隨後接替進入中央的芮杏文出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33]。
1988年4月朱鎔基接替他上海市長一職[34],兩人性格迥異、卻相處融洽,這一密切關係一直持續到兩人執政整個國家[13]:122。朱鎔基的強勢魄力和高效工作能力,使得江澤民從日常事務中擺脫出來,能夠更加專注於政治事務。1988年1月,他率領上海市代表團到廣東省考察,這一謙虛的求教使上海更迅速吸取廣東成功發展的經驗,在上海工業部門迅速推行結構轉變、權力下放,並嘗試股份制改革[13]:123。
在處理上海經濟的同時,江澤民已年近63歲。儘管傳統上退休的高級領導人可以選擇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或全國政協副主席,但他更願意擔任上海交通大學的教授[13]:126。他與好友沈永言聯繫出版《機械製造廠電能的合理使用》[13]:126,並於1989年3月24日受聘為上海交通大學兼職教授[45][46][47],做了題為《能源發展趨勢及主要節能措施》的學術報告[45],而正當江澤民忙於為離開政界的生活而規劃時,發生在北京的八九學運把他再次推進政治漩渦中心[13]:127。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病逝;次日北京大學的學生開始沖入天安門廣場,打出條幅旗幟要求結束腐敗、加強民主和新聞自由。很快,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也開始遊行示威[13]:131,上海市政府立即警告並控制運動防止失控[13]:132。與此同時,上海由欽本立主編的《世界經濟導報》開始報道遊行示威,並計劃刊出專版批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違背民意[13]:133。江澤民指示負責宣傳的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和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調查此事,並邀請導報名譽主編汪道涵說服欽本立刪減內容[13]:133。然而導報仍將未經修改的期刊面世,結果引起江澤民震怒[13]:135-136。中共上海市委解除了欽本立職位、並停刊導報[13]:137[48],果斷行動贏得黨內元老正面評價[49]。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對胡耀邦的悼念逐漸演變為全國示威,4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四二六社論,將學生運動定為「極少數人發起的反革命動亂」,江澤民召開萬名黨員大會,要求學習四二六社論。四二六社論發表三天內,北京方面接收到各方的三十六份報告,普遍認為定性過高。5月2日,上海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受到當局整肅而遊行,5月7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協對整肅《世界經濟導報》一事舉行抗議的記者[50]。此後一周,學生圍繞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問題與政府陷入僵持,隨後出現絕食運動。與此同時,剛從北韓返回國內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對上海市委的行動表示不滿;而5月3日,數千名上海市民和學生參加遊行示威,要求中共上海市委罷免江澤民的書記職位,並恢復導報[13]:138。在中共黨內,矛盾也逐漸升級[13]:139。在連續時間的發酵下,上海市的示威群眾達到了10萬餘,而在上海市政府台階上絕食的學生一度超過450名[13]:140-141。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從北韓回國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部分與會人員對江澤民提出批評,認為江澤民的做法使事態擴大。5月10日,江澤民向趙紫陽談緩解矛盾的想法並取得了趙紫陽的認同。但為免外界認為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趙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做干預[53]:35。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說「解鈴還需系鈴人」,於是江澤民返回上海解決導報問題。5月16日下午,江澤民召開上海部分知識分子座談會,江澤民在座談會上甚至對自己開罵[54]。同日,趙紫陽在會見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向其透露鄧小平是真正的掌舵人後,鄧小平與趙紫陽之間產生嫌隙[55]。
1989年5月20日上午,鄧小平在住地同陳雲、李先念、彭真、楊尚昆、王震、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等開會,提議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56]。5月23日,江澤民接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專機趕往北京。抵達北京南苑機場後由專人帶往鄧小平的西山別墅;鄧小平當面提出由江澤民出任新的總書記,令江澤民倍感壓力[57]:147-148,他在很多年後回憶此時為「高處不勝寒」[13]:143,因為當時他懷疑自己很難在北京立足。會後,國家主席楊尚昆要求江澤民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留在上海,以使戒嚴令無法扭轉。鄧小平後來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並讚揚了他的處理。江澤民隨後在機場接應了萬里並立即遞過「鄧的親筆信」。江澤民交底,如萬里不答應就將萬里留在上海。於是,5月27日萬里公開聲明同意中央頒佈的戒嚴令[55][57][58]。5月29日,江澤民再次緊急調入北京[13]:145。5月31日,鄧小平對李鵬、姚依林做了政治交代:[59]
「第一,要改換領導層。新的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第二,要扎紮實實地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六四事件中,北京以暴力手段和平民的傷亡收場,而上海的處理結果相對更溫和、鮮有使用武力,同時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也很果斷。江澤民的政治能力、外交經驗和專業技術為他能夠勝任總書記一職加分,他沒有「小團體」的特點也成為中共元老們看重的優勢[60]:585[13]:145,這些因素使江澤民得以進入中央。中共元老們(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對江澤民很讚賞,並表決以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擔任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13]:142[60]:583。經李先念提名,陳雲推薦,得到鄧小平同意,江澤民成為新的接班人。這一安排也被外界認為是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的一種妥協[61]。趙紫陽則因招致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元老的不滿,遭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62][63],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15年,於2005年逝世[64]。趙紫陽下台後在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聲稱江澤民對他「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這一處理方法並不滿意,並把此事作為趙支持學潮的罪狀之一[53]:35。而對於升任總書記,江澤民本人在2009年回顧此事時則用一句「一個人的命運啊,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到歷史的行程」來總結,並引用了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意指其是在中共「面臨空前巨大的困難和壓力」的背景下臨危受命,當選總書記,成為最高領導人的。[65][66]
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4]。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67]:1282。全會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並繼續審查他。同時,全會不可避免地調整了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其中包括增選江澤民、李瑞環、宋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68][13]:148。江澤民在會上講到,要堅持改革開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沒有變,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我要十分明確地講兩句話:一句是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一句是全面執行,一以貫之。」[4][67]:1283由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以總書記江澤民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集體執政。1989年7月,已擔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卸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職務,隨後由副書記兼市長朱鎔基接任[33]。
然而這一任命對江澤民家人而言卻並非是輕鬆快樂的事[13]:149;主流西方媒體並不看好江澤民的繼任,並列舉毛澤東、鄧小平的歷任接班人結局均不佳(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13]:149,他們甚至認為這可能是臨時繼任政府[13]:148。江澤民還需面臨六四事件後停滯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經濟再度打亂,外國投資幾近乾涸[13]:151。而個人方面,他的家人和朋友仍在上海,周圍的同僚在中央政府的經驗均比他豐富[13]:153;在軍隊和政府高層沒有支持他的關係網,對下也沒有個人的班底。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江澤民評價道,「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13]:153。
1989年8月,江澤民前往上海視察,由同事朱鎔基、吳邦國、陳至立陪同(後來均調入中央),期間任命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曾山之子)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60]:599,不久後他的秘書賈廷安擔任總書記辦公室主任[13]:155。江澤民的領導努力也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與讚賞。鄧小平說:「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69]。9月4日,鄧小平提出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67]:1288。同年11月,時年85歲的鄧小平退休,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0年3月,在七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江澤民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4]。不過鄧小平仍是中國的領導中樞,他安排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分別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67]:1296。
在外部環境上,隨着東歐劇變的推進,新的中國領導人仍然面臨着社會主義陣營的多米諾骨牌式崩潰。1989年的東歐劇變也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了巨大影響。1990年3月,江澤民選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作為首次以總書記身份出國訪問的對象[13]:167;與此同時,他保持着和學術界、新聞界的聯繫[13]:170;這些措施逐漸形成江澤民在任初期「穩定壓倒一切」的策略[13]:170。1990年9月1日,江澤民在新疆考察工作時表示:「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是由50多個民族構成的。在我們祖國的大家庭里,各個民族的關係是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係,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誰也離不開誰。」這句話後來概括為「三個離不開」[70]。1991年初,江澤民率團訪問蘇聯,但未能達成出售飛機和軍事技術的協議。8月,蘇聯發生政變(八一九事件),蘇共中央總書記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遭囚禁,隨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平息了政變,但蘇聯已無回生之機[13]:171。1991年12月25日,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在當時深深震撼着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將蘇聯失敗的原因歸結為蘇聯沒有處理好複雜的多民族之間關係,並認為蘇聯將重心過於放置在政治改革而非經濟上。因此中共中央認為,只有經濟繁榮才能保住中共的執政地位[13]:172。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並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以對抗在中共黨內升溫的保守主義[67]:1341-1345[13]:178-179,並促使中共中央及各級政府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加快經濟改革與發展中[13]:180。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經在珠海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劉華清和軍委秘書長楊白冰,繞過軍委主席江澤民。會上鄧小平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台……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願意擁護新領導人。[71]2月24日《人民日報》做出響應報導,迫使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公開支持已無任何黨職和公職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年3月初發佈相關的正式決定,使中共再次確立改革開放方向。[72][73]同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到12.8%,遠高於此前估計的6%;而從1992年起,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始終高居世界首位[13]:182。中共中央政治局1992年3月9日至3月10日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討論中國改革和發展,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沿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會議認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為此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74]:1。政治局全體會議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勇於創新,敢於試驗,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判斷姓「社」姓「資」,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74]:2。6月,江澤民在中央黨校對省部級幹部進修班講話,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表明「左」的表現主要是停留在過去對馬克思主義某些原則、某些本本教條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過去對社會主義一些不科學認識上,或者停留在改革開放前那些不正確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客觀實際,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開放,甚至認為搞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仍用過去那種「階級鬥爭為綱」思想來影響以至衝擊經濟建設為中心;表現右主要是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製造政治動亂,企圖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和改革開放正確方向[74]:35-40。歷史上「左」錯誤泛濫時間長、影響深,帶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迷惑人,需要提醒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干擾,是妨礙生產力發展原有模式和做法主要阻力[74]:41。9月21日,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正式批准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75]
1992年10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澤民作報告《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提出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4]。十四大確定「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67]:1352。並明確指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黨必須把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13]:184,江澤民還提出在2000年之前經濟每年增長8—9%;而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火炬計劃也得以加速[13]:185。在中共十四屆一中全會上,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全會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4]。十四屆一中全會也形成了更年輕的、具有改革頭腦的政治局常委會,包括了新晉的副總理朱鎔基和書記處書記胡錦濤;並且不再設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標誌着以陳雲為首的中共元老全部退休;這些措施都加強了江澤民的決定權和領導靈活性[13]:185。江澤民也在所有方面加強他的權力,他成為黨內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由此他可以直接負責決策。此外,他以前的同事、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以及外交部長錢其琛進入了政治局;丁關根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曾慶紅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13]:185。
1993年3月,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江澤民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4]。江澤民以支持2,909票接替楊尚昆當選國家主席;同年3月提升曾慶紅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成為總書記的首席幕僚;7月,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獲全國人大任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13]:194,負責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13]:195。而此前海峽兩岸政府分別授權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汪道涵任會長)、海峽交流基金會(辜振甫任會長)展開了基於九二香港會談的汪辜會談並達成九二共識,促成海峽兩岸溝通交流,這主張也長期影響着海峽兩岸政治關係[13]:197,台灣問題也是江澤民時期中美關係的最大癥結。6月15日,江澤民在中南海會見到訪的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穆罕默德時指出,海外一些輿論認為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經濟強國,是高估了中國的經濟實力[76]。11月17日,江澤民訪問美國,與新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會談,儘管雙方的首次見面非常拘謹且無多少成效,但也客觀上促使了雙方的互通[13]:199。1994年9月,他訪問俄羅斯、烏克蘭、法國,確定中國與俄羅斯建立「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並在軍事合作和邊界劃界問題上簽署了一系列協議[13]:207。
1995年,隨着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自殺案爆發,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也因受賄案遭撤職[13]:215;江澤民也藉此案清查政務系統的貪腐案件[13]:216。同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江澤民領導的中共中央表現出強硬姿態,推進軍事演習,並導致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經過短暫的關係緩和期及第二次汪辜會談後,1999年李登輝又提出兩國論並再度引發兩岸關係緊張[13]:218-219。
1997年2月,隨着鄧小平去世,江澤民對中國大陸黨和國家的政治有了更好的控制和領導力,鄧小平去世後不久,江澤民於5月2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有條不紊闡述自己的治國理念,並直白批判「左」的危害,陳述了堅持與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之後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批「左」和深化市場經濟的思潮[77]。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澤民作報告《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闡述鄧小平理論的歷史地位,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明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明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4]。1997年9月12日,江澤民在大會上提出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重審三個有利於的理論,並強調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3]:249。大會正式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67]:1379-1381。從此,中國的各派勢力都很難再從根本上挑戰「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這一政策。在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上,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全會決定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4]。在具體改革中,他強調要將中國國有企業重組為股份制公司,並重視資本與現代金融市場手段;而在黨內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員選舉中採取無記名投票[13]:249-250。
1998年3月,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江澤民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4],江以2882票贊成、4票反對、3票棄權,得票率97.79%的情況連任國家主席,按照1997年秋的中共十五大決定,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而年輕的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出任國家副主席[13]:287。新一屆政府和中央政治局使得江澤民的改革措施有更新更強的變革,朱鎔基主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精簡機構、改善職能,裁撤11個部委以及近50萬地方公務員,成功抵禦亞洲金融危機[13]:288-289、1998年中國水災[13]:297。1998年5月4日,江澤民在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上提出了建設世界先進水平一流大學的985工程。[78]1998年7月22日,江澤民在解放軍四總部在北京聯合召開的反走私大會上宣佈,「中央決定,軍隊和武警部隊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中央同時決定,地方各政法部門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也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後也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1998年12月15日,軍隊和武警部隊所辦的經營性企業全數完成脫鈎,軍隊和武警部隊正式退出商業領域。與此同時,兩院三部(法院、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安全部)所辦企業脫鈎工作也進入最後階段[79][80]。
1999年4月25日,過萬名法輪功學員突然聚集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上訪,要求結束中國公安機關對法輪功學員正在增強的騷擾,並釋放天津被捕的學員[13]:308-309。此事令江澤民感到震怒,並懷疑有外部勢力暗中施加影響[13]:309。儘管事情很快得到緩解,法輪功迅速取締。但另兩件事情爆發: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轟炸了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首都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五八事件)[13]:310,以及美國國會指控中國政府竊取美國核機密(李文和案)[13]:311。五八事件引起了中國反美示威活動,民眾指責江澤民對美國過於軟弱[13]:312。然而在中美雙方領導人的主動溝通下,中國和美國仍然加速了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13]:313。1999年9月22日,胡錦濤當選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成為江澤民最強有力的候選接班人。同年11月,神舟一號發射成功,標誌着江澤民於1992年批准的中國載人航天計劃獲得成功[13]:320。同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開始大規模的治理腐敗活動,包括涉及數百名官員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胡長清案,胡長清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因貪腐罪名而被法院判處死刑的副省級高官[13]:321。
2000年2月25日,江澤民在廣東高州視察期間發表講話,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年江澤民開始將中國改革的重點放在中國的中西部,並因此產生了西部大開發決策[13]:330,產生了西電東送、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和青藏鐵路四大項目,以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13]:332。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被判處死刑,他成為迄今為止因貪腐罪名而被法院判處死刑的最高級別官員。
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允許民營企業家入黨。2001年7月13日,中國成功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並於同年12月11日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3]:377。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江澤民主動向美國總統小布什致電慰問[13]:386,由於中國的主動示好和美國在此後發動的「反恐戰爭」,在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後陷入低谷的中美關係得以回升[13]:388。
2002年11月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澤民作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報告,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鬥目標,闡述全面貫徹「三個代表」的根本要求[4]。11月15日,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76歲的江澤民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由胡錦濤接任,但江澤民留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3]:420。他在黨內長期討論的三個代表理論,也在中共十六大上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13]:421。
2003年3月,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江澤民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4]。同時,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13]:425。2004年3月14日,三個代表理論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正式寫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2004年9月1日,78歲的江澤民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請求辭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81]。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了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決定由胡錦濤接任[13]:449。2005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接受江澤民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請求的決定[4]。3月8日,江澤民退休,隨後由胡錦濤接任。此後直至2007年,江澤民仍然擔任了若干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和中共十七大主席團主要成員,參與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會議。
退休後的江澤民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其公寓在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附近。每年4月清明節期間,江澤民都要回鄉祭祖[82]。2009年4月23日,江澤民回到杭州他曾工作過的中國聯合工程公司(原機械工業部第二設計研究院)視察,在和該單位幹部職工座談時,對自己擔任中央領導期間的工作作了很簡單的總結:「到了北京我幹了這十幾年也沒有什麼別的,大概三件事。一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二個,把鄧小平理論列入黨章。第三個,就是『三個代表』。如果說還有一點成績,就是軍隊一律不得經商,這個對軍隊的命運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我後來又幹了一年零八個月,等於我在部隊幹了15年軍委主席。還有98年的抗洪也是很大的。但是這些都是次要的,我主要的就是三件事情。」[83][84]他還曾去瘦西湖、泰山、中國國家博物館[85]、上海科技大學[86]等地視察。
退休後的江澤民在學術方面也有所成就。2006年8月10日,《江澤民文選》出版。江澤民親自主持編輯和逐篇審定《江澤民文選》(一至三卷),主要收入江澤民從198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代表和獨創的主要著作,為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供教材[4]。2008年3月,江澤民在上海交通大學2008年第3期《上海交通大學學報》上發表學術論文《對中國能源問題的思考》;同年10月,又在同一刊物2008年第10期上發表了題為《新時期我國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的論文[87]。
退休以後,在重大集會場合,江澤民與其它領導人仍然同時出現,官方播報的排序僅次於中共中央總書記[88][89]。2013年1月,江澤民向中共中央請求更改禮賓次序,將自己與退休老同志排在一起[90][91]。江澤民出席過的場合包括:汶川大地震追悼、2008年北京奧運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大會、玉樹地震追悼、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大會[92]、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音樂會及招待會[93]、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94]、張震送別儀式、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95][96][97]、李鵬送別儀式[98]等。2014年5月20日,已經退休十餘年的江澤民在上海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99]。自2019年2月14日起,江澤民超過鄧小平成為最長壽的中國最高領導人。
2019年10月1日,江澤民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100],這是他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此時江澤民走路已經需要人攙扶。此後江澤民雖未有再公開露面過,但屢次以致贈花圈等形式向逝世的官員或名人表達哀悼。在202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江澤民並沒有出現。2022年,江澤民受邀成為中共二十大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但同樣未出席會議[101]。期間社交媒體上開始流傳其在2022年8月17日的壽照[102]。
2022年11月30日中午12時13分,江澤民因患白血病合併多臟器功能衰竭,搶救無效,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103],享年96歲[2]。下午16時34分新華社發佈《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公佈江澤民逝世的消息[2]。按照慣例,江澤民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任[104]。
2022年12月1日中午12時10分,江澤民的起靈儀式在華東醫院告別室舉行,其靈柩隨後被運送至上海虹橋機場。下午15時55分,江澤民的靈柩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等人的護送下運抵北京西郊機場,習近平等前往迎靈[105]。
2022年12月5日上午10時,江澤民的遺體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告別室移送至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前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以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皆前往送別[106]。上午11時,江澤民的遺體被火化。
2022年12月6日上午10時,江澤民的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舉行,追悼大會由蔡奇主持,習近平致悼詞[107]。習近平於悼詞中讚揚江澤民在中共十六大籌備期間「主動提出不再擔任中央領導職務,以利促進黨和國家高層新老交替」,2004年又主動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108]。
2022年12月11日中午12時35分,遵照江澤民本人生前遺願及其親屬意願,江澤民的骨灰由揚州艦護送至長江入海口撒入長江大海[109]。
在世界政治經濟穩定的大背景下,江澤民堅持並豐富了市場經濟體制。加之其任用的精通經濟的朱鎔基總理的努力,江澤民執政時期中國基本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政治穩定和國家開放[110][111],中國民眾的生活水準也有所提高[112],在此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期實現了香港和澳門的主權交接,並獲得了2008年在北京的夏季奧運會、2010年在上海的世界博覽會主辦權。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促使中國吸引大量外資進入,保證了中國經濟的繁榮及高速發展[113];而成為世界工廠後的中國,卻不可避免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和環境污染等問題。
江澤民時期的中國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中美關係及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
中美關係的核心點集中在台灣問題、兩國人權問題、霸權主義與多極國際格局主張。隨着9·11恐怖襲擊及小布什政權建立,反恐行動也成為中美外交的核心之一[114]。
1993年7月23日起,美國聲稱握有確鑿證據,指責「銀河號」貨輪載有可以製造化學武器的硫二甘醇和亞硫酰氯運往伊朗的阿巴斯港[115]。美國8月3日在與中國外交部的又一次交涉中,要求中國政府命令「銀河」輪返回出發地;或由美國人登船檢查貨物;或者索性停留在某地點聽候發落。美國還向該貨輪計劃停靠的港口所在國要求阻止該貨輪按計劃進港卸貨。期間美國派出軍艦、飛機對銀河號跟蹤監視,並要求銀河號返航。「銀河號」在印度洋的國際公海海域上被美軍軍艦截停並扣留長達三周之久。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態度軟化並最終讓步,同意在第三方參與下檢查船隻。8月28日,沙地和美國的聯合調查人員檢查停靠在達曼港附近朱科勒海軍基地的銀河號。9月4日,「銀河號」貨輪上第628個,也是最後一個貨箱檢查完畢,沒有發現任何化學武器,三方簽訂檢查報告。「銀河號」被迫中止正常航運長達33天。[116]
1996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選前夕舉行軍事演習,被解讀為試圖干預該場總統選舉[117]。選舉期間美國出動了兩組航空母艦艦群到台灣海峽[118][119]。台海危機解除後,兩國關係也逐漸好轉,高層交流增加,雙邊會談取得進展,雙方在人權、核不擴散以及貿易領域舉行雙邊談判。1997年江澤民訪問美國,該次訪問中,雙方簽署了關於貫徹1985年和平利用核能源合作有關協議等多份協議。1998年6月克林頓總統回訪中國。
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事件,引發1999年中國反美示威,中美關係一度受挫[120]。2001年4月中國軍機在海南島對開監視美國偵察機引致中美撞機事件[121][122][123][124]。經過磋商後美國總統小布什寫信慰問江澤民,即「兩封表示遺憾的信件」。美方人員在被拘留11天後返國;兩國關係也隨着此次事件的降溫以及此後一系列事件而重新恢復[125]。
9·11恐怖襲擊後中美關係的本質有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強烈支持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支持美國等聯軍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並在塔利班政權垮台後向阿富汗提供了1.5億美元的人道救助。9·11之後中美開展了反恐方面的雙邊對話[126]。之後美國不再將中國看作是最大的潛在威脅,轉而注重中東局勢以及恐怖主義威脅,美國認識到東亞局勢必須保持穩定。
1991年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分別與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於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及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中俄兩國政府間在彼此削減邊界地區武裝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問題上的相互諒解備忘錄》。1999年12月葉利欽訪中時與江澤民簽署《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2001年7月江澤民再訪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簽定《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條約形式肯定兩國國界線。中國和俄羅斯之間98%的有爭議邊界,均是在江澤民在任時簽訂[127][128]。2004年中俄兩國重新勘定國界,將黑瞎子島一分為二,其中西部回歸中國[129][130]。
與此同時,1990年後,中越關係回復正常,長達十一年的邊境衝突得以結束,兩國陸地邊界最終劃定,雙方在北部灣劃定中間線。2000年12月25日,江澤民代表中國與越方簽署《北部灣劃界協定》[131],將浮水洲島(即越方稱的白龍尾島)正式劃給越南,同時還簽訂中越北部灣漁業合作的《漁業協議》[132]。北部灣劃界後,僅廣東省就減少傳統作業漁場3.2萬平方公里,占傳統作業漁場的50%,近海資源狀況堪憂。環球時報稱「中方一貫重視和珍惜兩國友好,中越在北部灣海上劃界時,中國將歷史上本來屬於中方的白龍尾島讓給越方」[127][133]。
2004年9月30日,程翔在明報以「江澤民要向中國人交待的一件事」為題發文稱1999年12月9日江澤民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訂「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單方面放棄對被蘇聯侵佔領土提出要求,以新的『平等條約』來合法化舊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喪失約344萬平方公里土地(不算外蒙古)』。對於這些土地,蘇聯領導人列寧曾三次(1919年至1923年)發表政府聲明要歸還中國。程翔故認為江澤民在此問題上不如共產黨其他領導人,而且江澤民放棄那麼多領土從談判到最後簽署條約的過程從未公開。程翔認為江澤民欠中國人民一個交代,有義務和責任向人民詳細交代出賣中國領土的理由[134]。2005年8月,北京國家安全局以間諜罪抓捕了程翔,稱其是台灣國家安全局發展的情報人員[135]。
2017年5月19日,莫斯科「歐亞每日新聞」網報道,俄文媒體紛紛轉載題為「中方向塔吉克提出領土要求」的文章。2016年底,多位中國學者向政府要求重新勘探塔吉克部份領土,研究其是否自古以來屬於中國。俄羅斯漢學家、歷史學博士、阿列克謝·馬斯洛夫教授日評論:「現在中國的官方及媒體上沒有任何對俄羅斯歸還被強佔領土的正式要求,但是整個社會都沒有忘了那些被佔領土,整個民族對歷史的記憶非常強烈。」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提及一些中文媒體公佈江澤民時期「賣國」的歷史資料,顯示江在沒有任何外界壓力之下,簽協議向鄰國「出賣」了大量領土,江同塔吉克在2002年簽訂協議,割讓鄰近帕米爾地區約2萬7000平方公里,使塔方獲96.5%的有爭議領土,不過在簽訂條約前,所有爭議領土均為塔方宣稱主權並實際控制,簽訂條約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增加至少1,000平方公里的實際控制土地[136][137]。
1990年6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就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演說發表了看法,重申:只要雙方坐下來,真正本着「一個中國」的原則,而不是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一國兩府」,一切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商量。此時,兩岸關係趨於緩和,也對後來達成的九二共識和汪辜會談的舉行奠定了很好的基礎。[138]
1990年11月21日,台灣方面成立了得到台灣官方授權的與大陸聯繫與協商的民間中介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出面處理官方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隨後大陸方面的對等機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也於1991年12月16日成立,並授權以堅持一中原則作為兩會交往和事務商談的基礎。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兩會在香港初步商談,最終在11月16日達成「九二共識」。1993年4月27日至29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了「辜汪會談」。這對推動兩岸事務商談、加速兩岸經貿合作和各項交流,產生了深遠影響[13]:197。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提出「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點主張」(簡稱「江八點」)[139]。
然而江澤民執政時期的台灣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美關係、台美關係所影響。1995年李登輝康乃爾大學之行中,李在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公開演說,被中國大陸方面認為鼓吹兩國論,而使此前友善的海峽兩岸關係急轉直下、漸行漸遠,並直接導致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13]:218。之後於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李登輝再次當選。
江澤民在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後,面臨了數次危機,軍方高層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曾一度架空江澤民,後通過爭取鄧小平支持後,逐漸獲得軍權(即楊家將事件)[141]。在1995年—1996年台灣海峽導彈危機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遭遇了巨大的威脅,兩艘美國航空母艦開進海峽附近巡航。這件事令江澤民痛定思痛,開始大規模建設國防、購買俄羅斯海軍及空軍武器,扭轉了鄧小平時代的軍隊經商[142][143]、士氣低落、軍工接近崩潰的局面。1997年,江澤民在《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跨世紀發展的戰略目標》中提出了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144],中國的軍費也從1999年起開始快速增加[145]。
江在任內曾下令嚴厲查處中國人民解放軍遭到間諜泄密的問題,先後查處了數起重大間諜泄密案,其中以劉廣智和劉連昆案最著名,其中劉廣智案稱為「建國以來最大的間諜案」,泄露的解放軍機密在會影響到兩岸在台海上空的制空爭奪,會對解放軍戰力造成不良後果,而劉連昆案則直接牽涉到泄露了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和台灣海峽導彈危機中解放軍軍事演習的情況。2004年5月,江澤民在會見空軍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時強調:「要團結廣大官兵積極投身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偉大實踐,為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人民空軍,為維護國家空防安全和祖國統一做出新的更大貢獻」。[146]
江澤民的理工技術出身,促使他在執政時期注重科教發展。1989年12月,江澤民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指出科技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影響,並堅持將科學技術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1992年10月,他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確立科學和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並在1996年形成科教興國戰略。之後數年,國務院分別啟動知識創新工程、技術創新工程、211工程、985工程等[147]。
1992年9月21日,江澤民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正式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航天工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75]。在工程的實施過程中,他曾多次前往北京航天城、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等地視察並接見鼓勵參與研製的科技人員,還曾現場觀看神舟三號載人試驗飛船的發射[148]。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國在2003年成為繼蘇聯/俄羅斯和美國之後世界上第三個掌握獨立載人航天能力的國家。
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前僅有毛澤東與鄧小平享有此殊榮。有人認為三個代表是推動中國共產黨轉型的主要理論基礎。2000年,江澤民首次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49]三個代表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員的要求,並在2002年與2004年相繼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江澤民的生父江世俊把自己的兒子江澤民過繼與六弟江上青為嗣子,承嗣香火。江澤民有一妹江澤慧,曾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院長,2007年1月退休。
江澤民1951年1月6日與王冶坪結婚[28]。王冶坪作風低調,文靜和善、含蓄謙遜,不干政[150]。據傳,王冶坪當年獲悉丈夫進京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曾經非常擔心[151]。王冶坪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學院,其祖父在上海是成功商人[9]。二人繾綣情深,育有二子[151]:
2002年,俄羅斯總統普京曾指江多才多藝,在各國元首中傳為佳話,又指江澤民俄語嫻熟,能用英語和意大利語唱歌,自己「遠遠不如」[151]。
江澤民以掌握多種語言著稱,以俄語、[156]英語、[156]吳語上海話、[157]江淮官話揚州話為最佳。江澤民懂得英文、普通話、俄文、羅馬尼亞文,還粗略會德語和日語[151]。還會模仿西南官話、粵語[158][159][160]。江澤民曾向美國聽眾背誦林肯的演講,也曾公開背誦《哈姆雷特》片段和《西風頌》詩句[151]。
2011年,《領導幹部外事用語叢書》首發,江澤民還為該書作序——《領導幹部一定要努力學習外語》[161]。
此外,江澤民在笛子、書法等領域也頗具才藝[162][163]。據新華社報道,江一生鍾愛西方古典音樂[151]。每年參加節慶聯歡活動或友好聚會,常登台「露一手」,或引吭高歌,用意大利語唱我的太陽或拉二胡,唱京劇[151]。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推選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膜蛤文化」開始在中國互聯網上流行起來,部分網民趨向於懷念對言論管制相對寬鬆的江澤民,模仿江澤民的言行方式,並衍生出了各種流行文化[164][165]。
中共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1989年11月對訪華的時任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介紹江澤民情況時說:「江澤民同志這四個多月的中央工作很紮實,而且這個人比較民主。」[166]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其所撰寫的書籍:《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中記述其自認為江澤民在基層工作經驗、地方工作經驗和性情涵養這三方面優於自己。[167]然而,前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卻認為他是政治騙子、投機分子[168]。
有評論認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幾代領導人中的思想是最開放的。比起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政治思想在國家發展的「路徑」的探索上,確有許多先進性可言[169][170];但也有部分作者認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在理論上是「空的」、「吹大的」、「假的」,他本人被批為「假、大、空」[171]。
另一方面,相對於江澤民退休後中國經濟和社會所出現的各種混亂局面,江澤民時代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而有序,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169][172];江澤民提拔了許多官員,外界將這部分官員稱為「江澤民派系」。其中部分人(如黃菊[173]、陳良宇[174][175][176]、韓正[177]、孟建柱[178]等)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正面社會認可,而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因貪腐問題落馬,則屬於批評居多。[179]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為對外宣傳需要,與曾在中國經商的美國銀行家庫恩謀劃以非官方名義寫作並推出《江澤民傳》。庫恩並非文史類作家,他也不懂漢語,不識中文;中共專門找到資深的中國作家配合此任務,秘密從事「零零一號工程」(即《江澤民傳》)的寫作[180][181]。庫恩在其撰寫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稱江澤民主政中國期間,中國經濟得到頗大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較大的提高,貧困和文盲的比例在其任內也大幅降低,且在國際事務中,中國也受到尊重,中國人在國際上的自信心也得到提高[13]。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進程取得很大突破,與美國達成中國入世的雙邊貿易協定,該項協定可認為是江澤民「大國戰略」的成功[13]。
2011年出版的書籍《江澤民在上海1985—1989》中概括:「江澤民任上海主要領導的四年在上海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具有轉折意義。在此期間,上海的困境得到一定突破,上海的建設取得實質發展,浦東開發開放處於籌備階段,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建設等也取得了進步。」[182]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曾在其回憶錄里感慨江澤民很有趣:「與他相處越久就越喜歡他」[183][184]。
部分中國學者和知識分子認為:相比胡錦濤和習近平,江澤民更放寬媒體和言論自由[111][169]。旅美學者何清漣認為,在意識形態及公共領域控制方面,江澤民執政時期比鄧小平時代更為嚴厲。與此同時,江澤民當局不斷加強對互聯網的監控管理,投入巨額資金建立「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牆」——防火長城,屏蔽掉國際上大批「不宜」網站。[185]
1999年江澤民下令取締法輪功,使其得罪法輪功組織及其成員,成為他們的宿敵。海外的法輪功成員在多次遊行中呼籲法辦江澤民,並在美國多座城市以及其他國家遞交訴狀,起訴江澤民[186]。然而其行動最終均以失敗告終。
學者傅泰林在其專著中宣稱,蘇聯解體後中國軍事和外交資源佔優,存在理想的機會要回領土,但九十年代所訂立的六項條約及2002年補訂的一項條約,均是在爭議領土上尋求與中亞國家妥協[187]。明鏡新聞網認爲江澤民此舉違反憲法,涉嫌危害國家安全[63]。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在通過的《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評價道:「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加深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國內外形勢十分複雜(指六四事件、南方談話、銀河號事件、1996年台海危機、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等事件)、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指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嚴峻考驗面前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188]
2022年11月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發表的文章《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中評價道:「江澤民同志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傑出領導者,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創立者。」[2]
授予國家 | 勳章 | 授勳日期 | 地點 | 授予者 | 參考資料 |
---|---|---|---|---|---|
委內瑞拉 | 大項鍊級解放者勳章 | 2001年4月17日 | 卡拉卡斯特雷薩劇院 | 查韋斯總統 | [189] |
汶萊 | 最珍貴的皇室勳章 | 2000年11月17日 | 汶萊皇宮 | 蘇丹博爾基亞 | [190] |
希臘 | 雅典金質榮譽勳章 | 2000年4月22日 | 雅典市政廳 | 阿夫拉莫普洛斯市長 | [191] |
希臘 | 大十字級救世主勳章 | 2000年4月21日 | 希臘總統府 | 斯特凡諾普洛斯總統 | [192] |
土耳其 | 土耳其共和國國家勳章 | 2000年4月19日 | 土耳其總統府 | 德米雷爾總統 | [193] |
巴勒斯坦 | 伯利恆2000年勳章 | 2000年4月15日 | 巴勒斯坦總統府 | 阿拉法特總統 | [194] |
剛果共和國 | 大十字級剛果功勳勳章 | 2000年3月20日 | 北京人民大會堂 | 薩蘇總統 | [195] |
南非 | 大十字級好望角勳章 | 1999年5月5日 | 北京人民大會堂 | 曼德拉總統 | [196] |
哈薩克 | 金鷹勳章 | 1999年11月23日 | 北京人民大會堂 | 拿薩巴耶夫總統 | [197] |
吉布提 | 一級吉布提偉大之星勳章 | 1998年8月18日 | 北京人民大會堂 | 古萊德總統 | [198] |
馬里 | 大十字級馬里國家勳章 | 1996年5月17日 | 馬里友誼飯店 | 科納雷總統 | [199] |
巴西 | 大項鍊級南十字勳章 | 1993年11月23日 | 巴西總統府二層東方廳 | 佛朗哥總統 | [200] |
古巴 | 何塞·馬蒂勳章 | 1993年11月21日 | 夏灣拿革命宮 | 卡斯特羅主席 | [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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