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簡稱「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參加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17人，中央各部門和全國各地區負責人38人。這是1928年中共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全會。

毛澤東在此次會議上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

會議背景

1937年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從蘇聯回國，擔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具體負責領導中國共產黨在長江中下游流域的工作。

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上作《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被認為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許多與會者根據王明提出的很多錯誤的或片面的觀點，檢查總結過去統一戰線工作得失，做了「自我批評」，承認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認為過去「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誇大了右傾的危險」，「王明同志對許多問題的提法很好」。毛澤東雖然也作了辯白和辯解，但還是採取了忍讓的態度，服從了多數的意見。後來毛澤東講：「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會後，以王明為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的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團常駐武漢，負責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和與國民黨的談判，公然與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禮，將中央長江局凌駕於中央書記處之上，先斬後奏，很少向中央請示報告；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挽救時局的關鍵》的文章和談話，還在武漢大學作了《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演講，散佈與中共中央不一致的論調。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提出「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贊同國民黨「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限制獨立自主地發展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到武漢去」，但這個意見由於只得到個別人的支持而沒有被採納。王明回武漢後，正值1938年3月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又擅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未經中央批准即送交國民黨。這個提議提出，「敝黨願盡力贊助貴黨在抗日救國大前提下，造成統一的群眾運動和統一的群眾組織」等。中共中央發現了王明的錯誤做法，於3月25日給長江局發去《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電》，針對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提出了八項建議，責令長江局將這個文件轉國民黨方面，但為王明所拒絕而沒有照辦。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遣任弼時前往莫斯科，會同1937年6月赴蘇治病的王稼祥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和國共兩黨關係的情況，以使共產國際更多的了解中國的實際和中共現行的政策，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援。4月14日，王稼祥和任弼時向共產國際提交《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5月17日王稼祥和任弼時一同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由任弼時對報告大綱作了口頭說明和補充。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經過討論後通過《關於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議案》和《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決定》，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1938年7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準備起程回國，其在共產國際的職務由任弼時接任。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約請王稼祥和任弼時談話，鄭重指出：應該告訴全黨，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共產國際還撥出30萬美元託付王稼祥轉交中共中央。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延安，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軍委總政治部主任兼八路軍政治部主任，負責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38年9月8日《新華日報》全文刊載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中譯文。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王稼祥給王明復電指出：「請按時來延安參加政治局會議和六中全會，聽取傳達共產國際重要指示。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政治局會議首先由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尤其是朱德、毛澤東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毛澤東先後兩次發言，強調黨內團結，並論述統一戰線中統一與鬥爭的關係，還特別指出：共產國際指示是這次政治局會議成功的保證，同時又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指導原則，指示的最主要點是強調黨內團結。

會議經過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到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7人，中央各部門和地方負責人38人。是1928年中共六大以來到會人數最多、會議時間最長的一次中央全會。毛澤東、王稼祥、王明、周恩來、朱德、康生、彭德懷、博古、劉少奇、陳雲、項英、張聞天等被選為全會主席團成員。

王稼祥先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

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題為《論新階段——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報告5萬字，分8個部分：一、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二、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三、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 。強調「紀律是執行路線的保證，沒有紀律，黨就無法率領群眾與軍隊進行勝利的鬥爭。」「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

劉少奇作了關於黨規黨法的報告，強調：「要保證黨的團結與統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統一外，條文亦應規定法律上非團結不可，以避免個別人破壞黨的團結與統一。並以此黨規與黨法去教育同志。」

張聞天、周恩來、王明、朱德、項英等同志也分別向會議報告各方面和各地區的工作情況。

毛澤東作結論《戰爭和戰略問題》強調了武裝鬥爭的重要性，闡明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批判了王明只重視正規戰而輕視游擊戰爭的錯誤觀點。

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等文件。

會後，對中央派出機構作了相應變動，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中原局和南方局，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省委改為山東分局。設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中央華北工作委員會、中央華中工作委員會等。

意義

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批判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並撤銷了王明負責的中共中央長江局。

李維漢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時說：「中國黨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會議。一次是1935年遵義會議，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參考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21-10-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