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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政策又稱「三光」作戰，日軍稱之為「燼滅作戰」（日語：燼滅作戦）[1]:132。日軍在華北地區對中國軍隊控制地區及抗日根據地實施「掃蕩」作戰，即燒光所有房屋、殺光所有人、搶光所有財物，徹底摧毀抗日軍民之生存條件[1]:132。這一最早由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提出的策略，由其繼任岡村寧次推向頂峰。[2][3]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由於部分日本佔領區內的抗日根據地採用了全民皆兵的游擊戰，導致日軍士兵不斷陣亡且不能有效佔領，未得從當地獲得戰爭資源，卻消耗資源且傷亡不斷，於是日本軍事機關曾命令其部隊，既不能佔有則毀滅這些地區的一切資源，包括人口，對中國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時，「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糧秣，其不能運輸的，亦一律燒毀」[4]:53。侵華日軍、特別是華北方面軍（日語：北支那方面軍），自1939年秋開始，針對中國軍民進行以殺戮當地居民、對糧秣房舍等物資進行徹底的搶劫、焚燒和破壞為目標的軍事行動，並將這一作戰方式逐漸系統化、規模化、長期化。中國共產黨的黨政通告和傳播媒介，將日軍這種以毀滅抗日地區人力物力、摧殘抗日軍民抵抗意志、滅絕種族為目的的軍事策略，簡要概括為「燒光、殺光、搶光」。這種殺光、燒光、搶光之行為，被稱為「三光政策」[4]:53[5][6][7]。
 | 此條目需要精通或熟悉歷史的編者參與及協助編輯。 (2010年8月15日) |
| 日語寫法 | |
|---|---|
| 日語原文 | 三光作戦 |
| 平文式羅馬字 | Sankō Sakus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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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文獻中「三光」一詞作為形容日軍戰術行為，最早見於1940年11月16日八路軍總部的全國通電[3]。「三光政策」一詞最早見於1941年刊行的《解放日報》，是中國對日軍的毀滅性屠殺以及破壞的概括[2]。日本方面在戰時則稱為「燼滅作戰」、「徹底的肅正作戰（討伐）」、「徹底覆（討）滅」、「討滅作戰」、「掃蕩作戰」、「剔抉掃蕩作戰」、「治安肅正作戰」、「治安強化作戰」、「滅絕行動」等等[2][8]。直到1957年，中國歸還者連絡會在日本宣傳開這個叫法。2004年7月，日本防衛廳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大日本帝國陸軍步兵第二二四聯隊《冬季山西肅正作戰戰鬥詳報》（冬季山西粛正作戦戦闘詳報）中記錄了該聯隊在山西省展開的作戰中使用了芥子氣等化學武器[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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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實施「三光作戰」策略的日軍司令官是1939年9月出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多田駿。此後，1941年7月繼多田駿接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將此策略發展並擴大，達到高峰[2]。「三光作戰」的重點區域在晉東北、冀中、晉東南、魯西以及山東的沂蒙山區，以及冀東[2][3]。森山康平在《證言記錄三光作戰》中認為，「三光作戰」始於1940年秋季在晉中的作戰[11]:286。中國抗日根據地軍民實行堅壁清野，開展游擊戰爭，粉碎日本侵略者之「三光政策」[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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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中日全面爆發戰爭之後，中國軍隊在日軍佔領區以平民為依靠，發展游擊戰爭，對日軍造成嚴重騷擾和損失。1940年4月，日本北支那方面軍提出了在討伐八路軍時應「徹底掃蕩並消滅其游擊根據地」的作戰方案（見於《在華北的思想戰指導要綱附屬書》[11]:282）。1940年8月起，八路軍在正太路、平漢路、同蒲路、白晉路、北寧路、滄石路、津浦路、膠濟路發動的以交通破襲戰為主的百團大戰，予以日軍很大損失[11]:282。日軍為報復起見加大了其「掃蕩」的力度[3]。運用「捕捉奔襲」、「輾轉抉剔」、「鐵壁合圍」、「梳蓖戰術」等戰術對八路軍根據地村落進行了有組織有系統地徹底破壞性進攻[3]。據現有史料顯示，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間，日軍在掃蕩八路軍晉冀魯豫邊區的太行區與太岳區時，下令：
| “ |
這次作戰，與過去完全相異，乃是在於求得完全殲滅八路軍及八路軍根據地。凡是敵人地域內的人，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糧秣，其不能搬運的, 亦一律燒 毀，鍋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3] |
” |
據江口圭一在《日本帝國主義史研究》一書中記載，日軍駐山西省第一軍在《昭和15年9月1日～9月18日：第一期晉中作戰復行實施要領》中規定：具有敵意的15歲至60歲男子全部要殺死；當地的武器、彈藥、糧秣一律搶走；認為有敵對性的村莊（部落），需要燒毀破壞[3]。第一軍參謀長田中隆吉少將曾經指示：「應徹底地對敵根據地燼滅掃蕩，使敵不能於將來生存。」命令傳到旅團長片山省太郎在 所頒發的《討伐隊之注意事項》中稱「此次作戰為對敵根據地徹底地燼滅掃蕩，使敵將來無法生存，至為緊要。」[3]《第一期晉中作戰復行實施要領》中具體寫明了《燼滅目標及方法》：
- 敵及裝扮為當地居民之敵：殺死
- 認為具有敵對性質之居民中15歲以上至60歲的：殺死
- 敵所隱匿之武器彈藥工具炸藥等、認為系敵聚集之糧秣：沒收帶走，不得已時燒毀
- 敵使用之文件：燒毀、破壞
- 敵對性質之村落：燒毀、破壞
這些作戰模式被中共八路軍以及中國民眾、傳播媒介歸納為「殺光、燒光、搶光」[11]:283-284。《昭和15年10月19日～11月4日：第二期晉中作戰戰鬥詳報》中說明：「燒毀有敵軍事設施之村落應特別徹底」，「前進時不應徒然延長時間，而應儘量將前進路上兩側的廣大範圍予以徹底燒毀。」[1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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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作戰策略在實際上體現為對平民及非武裝人員以實施「殺光」、「燒光」、「搶光」為原則。如原日軍第五十九師團的士兵菊池義郎在回憶當時情景時表示：
| “ |
我們日軍每到一個村莊，要破壞所有的家俱雜物，燒毀房屋。我們常說，如果約500人的部隊在100戶左右人家的村莊駐一夜，這個村莊恐怕十年也恢復不起來。不過，對日軍來說，這正是他們的目的所在。[3] |
” |
原日軍12軍獨立混成第10旅的士兵松尾富男在回憶錄中描述，當時他們經常講的「掃蕩」要求是「燒、殺、搶」。第10旅的旅團長河田健太郎發佈的命令是：
| “ |
把能幹活的男人全部綁來，一頭家畜、一粒糧食不留。然後要叫他們再不能活下去。把家具、鍋盆、鋤鍬破壞乾淨。[12]:291 |
” |
在此種思想指導下，日軍多個部隊都執行了「燼滅作戰」。例如在1940年9月起至年底，日軍在山西的作戰包括[13]：
- 8月底開始在遼縣（左權）、和順、榆社、武鄉等十餘縣的連續掃蕩，反覆三次。遼縣、武鄉、黎城、涉縣的房屋有八成被燒毀，其中有數十個村莊成為焦土。9月4日，日軍在壽陽縣郭家莊將80名村民逮捕後關入窯洞，然後用機槍射擊和手榴彈轟炸，其中76人死亡，4人壓在屍堆下倖存。9月8日，日軍圍襲壽陽縣韓贈村，殺死364人，其中包括別村平民36人，本村39戶居民全部被殺死，燒毀房屋154間[14]:85。9月19日，日軍在壽陽縣羊頭崖村殺死村民216人，20戶被殺絕。22日，日軍在盂縣活川口殺死105人，佔全村人口約四分之一，全村四百餘間房屋全部燒毀。23日，在黎城縣西井鄉殺死村民45人，燒毀房屋1955間。10月3日上午，日軍在方山縣赤堅嶺燒毀民房和商號六百餘間，燒毀糧食30萬餘斤，下午在開府燒毀民房商號六百餘間，燒毀糧食15萬餘斤[14]:86。10月9日，日軍在沁縣南仁村殺死村民48人，燒毀房屋四百餘間。10月13日，日軍在襄垣南姚村燒毀民房210餘件，窯洞350餘孔，糧食520餘石，殺死牲口三十餘頭。[14]:86
- 10月19日起，日軍在昔陽縣、和順縣「掃蕩」，殺死當地居民二千餘人。其中在西峪村殺死300餘村民（11月18日再次進村殺死386人，燒毀房屋四百餘間，將糧食財物全部掠走）。21日，日軍在和順縣榆樹坪「掃蕩」，殺死八路軍傷員和村民共150餘人，燒毀房屋三百餘間，全村有四戶被殺絕。[14]:87-8811月底，日軍再次在和順縣「掃蕩」。28日在南仁村殺死40人，燒毀房間189間，窯洞164孔，搶走大量糧食牲畜。29日在平松村殺死108人，燒毀房屋40多間。[14]:89
- 10月22日起，日軍在沁源縣「掃蕩」共計15天，全縣95%以上房屋被燒毀，合計殺死4981人。高家溝村強迫94名村民集中後用機槍掃射，全部殺死。24日，日軍在沁源縣上舍村姦淫後殺死97名村民。25日，日軍在韓洪村將129名村民逼入村口龍王廟中後關閉廟門焚燒，除一人逃出外全部燒死。26日，日軍在王璧村抓捕84名村民後趕至村中戲台上用機槍全部殺死。[14]:88-89
又例如1940年10月13日起，日軍大規模地討伐北嶽區的冀西和晉東北，自南拒馬河上游到阜平附近，先自北向南，然後再由東向西，平行前進。在易縣毀房2200多間，在該縣常峪溝一帶屠殺民眾800多人[3]。在五台縣則摧毀大小村莊98個，毀房20067間，殺死民眾數百人[3]。在河北的作戰包括：
- 1940年10月27日，日軍在涉縣井店村殺死村民316人，燒毀民房738間。[14]:34
- 1941年1月25日，日軍在豐潤縣潘家峪將全村人集中至潘家大院後用手榴彈和機槍屠殺，然後放火焚燒，共計殺死1703人，1100餘間房屋被燒毀。[14]:35
- 2月11日，日軍在寬城大屯村殺死村民187人，殺絕14戶，佔全村人口三分之一。又燒毀房屋535間，燒死牲畜480頭，造成糧食損失共150噸。[14]:35
同一時間日軍的戰報中也反映出「燼滅作戰」的執行情況。如河北省的例子：
日軍的「戰鬥後彼我形勢之概要」稱：
| “ |
由於8月以後連日討伐以及整飭作戰，第18集團軍及第129師主力之根據地已被徹底摧毀。加之我徹底推行燒光式掃蕩，作為其宿營地之主要村落均被燒毀，各種軍事設施，尤其兵工廠、彈藥庫、糧秣倉庫等遭破壞，所以其活動將出現困難。[11]:28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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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41年後，日軍繼續執行了「三光作戰」。1月12日至13日，日軍華北方面軍在召開兵團長會議時通過了《肅正建設計劃》，規定對八路軍所在的根據地要「徹底地執行」「覆滅戰」。華北日軍在此指導下從1941年3月到4月開展了第一次「治安強化運動」，發起了「殲滅戰」[3]，例如在山西，日軍的作戰包括：
- 3月12日，日軍在絳縣里冊峪殺死500餘名村民，其中40餘戶被殺絕。[14]:92-93
- 4月3日，日軍在和順縣羊蹄窪村殺死八路軍軍政工作人員、學生、村民百餘人。[14]:93
- 4月4日，日軍在清徐縣石窯村、杜李坪、劉家山殺死村民數十人，燒毀房屋一百數十間。[14]:93
- 4月29日，日軍在南社村殺死村民32人，將所有糧食財物掠走。[14]:93
- 5月，日軍在渾源縣、靈邱縣、繁峙縣等雁北地區進行「三光作戰」，殺死5300餘人，燒光村莊160餘個，搶掠大量糧食、牲畜等物資。」[3]
又如在河北，日軍的作戰包括：
- 3月20日，日軍在平山縣西回舍村殺死村民33人。4月27日，日軍在暖河塘公開虐殺16名協助八路軍抗日的平民後，殺死全部牲畜，燒毀全村房屋。[14]:35
- 5月4日，日軍得知武安縣梁溝村居住了129師的家屬後，偷襲梁溝村並殺死老弱婦孺80餘人。[14]:35
- 5月14日，日軍在在韓家哨殺死抗日軍民70餘人，燒毀全村民房。28日，日軍在楊柳莊村東大廟前殺死39名村民，燒毀全村民房共六百餘間，殺死所有牲畜共計數百頭，將全部糧食柴草燒光。[14]:36
- 5月27日，日軍在定縣北瞳村殺死八百餘名村民。[14]:36
7月7日，岡村寧次接替多田駿出任日軍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7月9日，《晉察冀邊區整飭作戰計劃》出台[11]:285。其主要內容是：「摧毀晉察冀邊區之敵共產軍，摧毀其根據地之同時，與封鎖相配合，破壞其自給自足以求生存之能力，使該地區之敵共產勢力消耗枯竭」。「如果擊潰敵之集體戰鬥能力，則在敵地區內之重要地點實施暫時之駐兵，以該地為根據，急襲與抓獲隱藏於山中或流動之敵匪，或追蹤擊潰之，或將敵之設施材料等銷毀、搬走，使其勢力削減枯竭」。「努力取得當地之物資，收集與運回遺棄物品及繳獲之物品，並利用之」[11]:285。這個計劃內容仍舊是「三光作戰」[11]:285。
8月，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在岡村寧次親自帶領下展開。8月13日至9月6日為第一階段，日軍集結搜索圍剿八路軍主力。9月份後轉為第二階段，日軍分為小股部隊，對各地區進行分塊掃蕩清剿，同時進行「三光作戰」。有組織、有計劃地搶奪糧食、物資，破壞房屋，擄掠牲畜，屠殺與抓捕壯丁等[3]。日軍作戰行動包括：
- 8月，日軍將五台山之上社至耿鎮一帶劃為「無人區」，在崔家莊抓捕民眾140多人拋進溥沱河中淹死。在孟口淹死四十餘人；在榆社疙佗村殺死村民162人。[3]
- 日軍在正太鐵路線的井隆縣劃定八個村莊為「無人區」，抓捕民眾4000多人，殺死350多人，放火燒村，八個村莊成為焦土。[3]
- 日軍在河北平山驢山山腳下的十餘個村莊內殺死700餘人。在平山東黃泥一帶村莊殺死711人。在冀中棗強東南的董莊、前後陳莊等十餘個村莊殺死310人。[3]
- 日軍在山西沁源縣進行圍剿，在韓洪村外炭窯內用毒瓦斯氣體熏死韓洪村和上舍村逃難村民共186人。[14]:95
9月底，戰鬥轉入第三階段，至10月中旬結束。第二次治安強化運動為所到之處的平民造成重大傷亡和損失。僅在平西區和北嶽區（晉東北和冀西）的傷亡就達到4500餘人。青壯年被擄走做勞工者超過兩萬人。摧毀房屋15萬餘間，破壞秋收田禾5萬餘畝，平民糧食損失4500餘萬斤，牲畜損失過3萬頭，家禽損失超過5萬隻，農具損壞超過23萬7千件。[3]岡村寧次曾經在訓令中提到「滅共愛民」和「不殺、不燒、不犯」的口號，但是，「在岡村軍司令官之下，三光作戰完全沒有停止」[1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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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村寧次為了隔斷八路軍之間的聯繫，阻斷八路軍遊走的空間，縮小八路軍游擊戰的範圍，開始在華北製造「無人區」。將一定區域劃為無人區後，區內平民會被驅離或被殺死，區內所有建築設施房屋等一律燒毀，所有糧食牲畜物資等全部被掠走或燒毀。以日軍在晉、 冀兩省交界處強行製造的「無人區」為例，開始建立自1941年9月上旬，其目的是要遮斷冀西和晉東北的山嶽區余冀中的平原區的聯繫。其範圍包括從平定二區娘子關直到繁峙、靈邱南山，總長250餘公里，寬15-20公里的地區。在此過程中，日軍燒毀13個村莊，殺光了村中170餘人，燒毀房屋4400餘間，掠走糧食190萬餘斤。此外日軍也在平北豐寧、灤平、密雲地區及熱河的長城內外區製造範圍更廣大的無人區。又如五台縣境內的「無人區」，南至牛道嶺，北到長城嶺，東自晉冀交界處，西到清水河，長五十多公里，寬15至20公里。境內148個村莊中的一萬八千多村民中，被殺的達9200多人，被抓捕而去的280多人，破壞耕地3萬畝，燒毀房屋9800多間，搶掠糧食9600多石。其中孤峪溝長15公里，原有5個行政村，人口上萬， 基本被日軍殺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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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美日隨後開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境內日佔區特別是華北成為了日本支援太平洋戰區的兵站基地。華北日軍為了加強對區域的控制，加緊了「掃蕩」和剿滅八路軍的軍事行動。日軍的「三光作戰」也逐漸來到高潮。[11]:287日軍的作戰行動包括：
- 4月16日至5月1日，日軍在遵化縣魯家峪共殺死350餘人，在寬城榆木嶺，椅子圈等24個村殺死342人。[14]:39
- 4月20日，日軍在河南溫縣牛家莊、單莊等村殺死千餘人，燒毀民房1700餘間[14]:369。日軍在內黃縣棗林村殺死平民1300餘人，全村基本絕戶，屍體被填入水井。[14]:370
- 4月，日軍在山東平度縣埠口村殺死村民200餘人。15日，日軍在殺死嶗山曉望村「掃蕩」時殺死村民10餘人，燒毀全村民房820餘間，全村被夷為平地。[14]:325
- 5月1日起，岡村寧次親率三個師團和兩個混成旅團共5萬餘日軍在冀中展開大規模掃蕩。「掃蕩地區之廣，持續時間之長，殘酷性之甚，均屬空前」。日軍在掃蕩區域內建立了1733個據點和碉堡，挖掘了4100餘公里的封鎖溝；同時大建鐵路公路，增強調兵速度和機動性。5月之中，日軍在饒陽縣殺死3萬餘人，武強縣被殺者有三百多人，被抓往東北當奴工者四百多人。燒毀房屋千餘間。5月，日軍華北方面軍第110師團一個大隊500多人突然襲擊「掃蕩」冀中定縣東南50里之北瞳村；該村地處平原，原有住家220戶，1,227人；村民為躲避日軍而挖貫通全村之地道[1]:132。5月27日，日軍進攻冀中定縣北瞳村，以催淚彈、毒瓦斯、柴火煙逼出八百餘人，強姦婦女後全部殺死。其餘死於地道中和被抓走者數量不明[3]。日軍「掃蕩」時向地道施放毒氣，全村1,100多人中毒死亡或遭槍殺；婦女除中毒死亡外，其餘多被日軍姦污；房屋被燒36間，糧食財物被洗劫一空[1]:132-133。武安縣梁溝村被日軍佔領後被全部燒毀，牲畜、羊和莊稼全部被殺死燒毀，全村15人被殺死[14]:40。
- 6月14日，日軍在河北省曲陽縣野北村殺死167人，摔死嬰幼兒9人，殺絕8戶。[14]:41
- 6月，日軍在山東冠縣王史村殺死村民2人，打傷30餘人，搶走耕牛70餘頭，燒毀民房360餘間。在莘縣大楊莊殺死村民3人，抓走六十餘人，燒毀民房6間，搶掠耕牛五十餘頭，糧食六千餘斤。[14]:3267月，日軍在章丘田家莊等地「掃蕩」後在抓捕到的中國民眾中抽出20歲至50歲男女共120人殺死。7月12日至8月上旬，日軍在莘縣東節村殺死村民70餘人，燒毀房屋三百餘間。[14]:326
- 7月，日軍在冀中暴雨、各大湖水位上漲時用炸藥轟開128處）堤壩，導致冀中35個縣全部受洪災，受災村莊達6752個，佔總數的96%。受災莊稼良田超過153萬畝，沖毀房屋近17萬間，受災民眾超過200萬人。日軍趁機出動，屠殺平民，搶掠物資。[3]
八路軍對日軍在冀中的大規模掃蕩作戰準備不足。主力部隊未有及時轉移，情報部門也被打亂，損失嚴重。主力部隊由14852人減少到10980人，地方團隊由158802人減少至8747人，地方幹部損失三分之二。超過2萬名平民被殺，5萬餘人被日軍抓捕後帶到東北地區或日本做勞工。冀中由八路軍控制的地區面積減少了三分之二。八路軍主力轉移到冀南、冀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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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43年後，由於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耗費巨大，儘快將中國佔領區變成穩固的殖民地，解決物資供給問題成為了在華日軍的首要考慮。為了消滅農村的抵抗力量，日軍不斷派出大規模的兵力對已經分割成區片的地域進行「分區輾轉掃蕩」，並要求「徹底的掃蕩肅清」。三光作戰力度強於1942年。每次每地區投放兵力在1至6萬間，並配有專門掠奪收繳物資的特別工作隊。比如4月19日起，岡村寧次親自率領2萬餘日軍掃蕩冀南、冀北共區，另有日軍和偽軍共1萬5千餘進攻太行山八路軍。日軍對所經地區村莊進行有組織的大規模屠殺，燒毀房屋和農具。[3]
又如9月至12月，岡村寧次出動日軍和偽軍共4萬餘人破壞冀西秋收，聲言進行「毀滅性掃蕩」、以破除八路軍所依賴的一切人力物力為目標。八路軍針對性地實施了堅壁空室的策略，秘密埋藏糧食物資以躲避日軍搜掠。以游擊戰、夜戰、地雷戰等方式應對。為此，日軍開始在偏僻的山溝山洞中搜掠物資，同時對幫助八路軍或不合作的平民給予更暴虐的懲罰，在成規模屠殺之前施以酷刑或以殘忍手段虐殺，如強迫村民裸體在冰雪中站立至死，或要求男性村民跪下觀看全部婦女被姦殺等等。日軍總共屠殺人數為6674人，燒毀房屋近55000間，掠奪糧食2900餘萬斤，掠走牲畜近2萬頭，搶毀農具17萬餘件。[3]當年12月23日，日軍在海南島的和合村進行燒殺搶掠，將10名年輕婦女集中在村邊輪姦，其中一14歲女孩被輪姦後刀捅下陰而死，一15歲女孩兩個乳房被割下，另有孕婦被剖腹取出胎兒，十名婦女只倖存一人，日軍共殺害村民353名，只有18人生還。[15][16]
然而，由於日軍在太平洋站場和印緬戰場上遭受了盟軍巨大壓力，不斷在支那方面軍中抽調部隊，所以1943年初開始，華北華中的日軍部隊質量下降。兵團建制縮小，新兵增多，平均年齡降低。1943年下半年以後，日軍對佔領區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同時，八路軍在應對上較1942年更為靈活，在轉移民眾和糧食物資方面更加有經驗，同時將主力部隊滲入了日軍背後進行作戰。八路軍以連為單位對日軍據點的襲擾戰屢有成效。比如日軍秋季對冀西大掃蕩時，八路軍很快就恢復了對1074個村莊的控制力，甚至往冀中回撲，反擊消滅了六百餘個日軍據點，奪回對3500餘個冀中村鎮的控制，一度攻入了保定、望都、唐縣等13座城鎮。[3]
1944年後，由於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敗退，兵力緊張，不斷從後方抽調兵力進入太平洋戰場。中國派遣軍的素質日益低下，人數也逐漸減少，對佔領區的控制力進一步減弱。而八路軍在此情況下也逐步反攻，漸漸奪回了不少在1942年後失去的根據地。如1944年2月至4月，冀中八路軍展開「摧碉戰役」，使冀中日偽軍的碉堡據點數量從1082處減少至519處，恢復至1942年「五一大掃蕩」前水平。1944年後，日軍的三光作戰主要目的為補充物資，規模較小，成效也沒有前兩年明顯。[3]
有關日軍在中國進行「三光作戰」的問題，戰時出版的中文、日文、英文報刊、雜誌以及當時經歷者的回憶資料中都有廣泛記載。二戰結束後，中、日和英文發表的資料、檔案對此均有翔實記載。中日以及西方學者對此均有大量研究論著[2]。由於日軍於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初，曾經大規模有系統地銷毀大量軍事文件的關係，目前尚未發現日軍對「三光作戰」的最早、官階最高的原始命令文件，但在已經發現的資料中，包括了散落的軍階較低（師團、旅團級）的日軍軍事命令，表明了日軍內部有明確的指令，將1937年後日軍中國境內對抗日地區普遍的不同規模的屠殺、焚燒與破壞，固化轉變為有系統、有組織的較大規模的焚燒與破壞，以達到徹底摧毀中國軍民抗日的戰鬥意志與其物資基礎的目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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