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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先聖[10]:19，學名希賢[11]:8，1927年正式改名為小平，四川廣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至1989年間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12]，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13]、「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
關於鄧小平的其他條目，請見「鄧小平 (消歧義)」。關於名為鄧希賢的其他人物，請見「鄧希賢」。| 鄧小平 | |
|---|---|
.jpg) 1979年的鄧小平 | |
 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 |
| 任期 1982年9月13日—1987年11月2日 | |
| 副職 | 薄一波、許世友、譚震林、李維漢 |
| 前任 | 首任 |
| 繼任 | 陳雲 |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81年6月28日—1989年11月9日 | |
| 副主席 | 葉劍英、趙紫陽、楊尚昆等 |
| 秘書長 | 楊尚昆 |
| 前任 | 華國鋒 |
| 繼任 | 江澤民 |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83年6月6日—1990年3月21日 | |
| 副主席 | 葉劍英、趙紫陽、楊尚昆等 |
| 秘書長 | 楊尚昆 |
| 前任 | 首任 |
| 繼任 | 江澤民 |
 第3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 | |
| 任期 1978年3月8日—1983年6月17日 | |
| 副主席 | 烏蘭夫、韋國清、彭沖等 |
| 秘書長 | 齊燕銘 → 劉瀾濤 |
| 前任 | 周恩來 |
| 繼任 | 鄧穎超 |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 |
|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7月17日－1980年3月2日 | |
| 副職 | 伍修權、王錚、遲浩田 |
| 軍委主席 | 毛澤東 → 華國鋒 |
| 前任 | 黃永勝 |
| 繼任 | 楊得志 |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排名第四 → 第三 → 第一） | |
| 任期 1954年3月—1968年10月 1973年2月－1976年4月 1977年8月－1980年9月10日 | |
| 總理 | 周恩來 → 華國鋒 |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8月19日－1982年9月12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華國鋒 → 胡耀邦 |
| 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 |
|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8月19日－1981年6月28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華國鋒 |
|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 | |
| 任期 1977年7月21日—1987年11月2日 | |
| 主席 | 華國鋒（1977－1981） → 胡耀邦（1981－1982） |
| 總書記 | 胡耀邦（1982－1987） → 趙紫陽（1987－1987） |
|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 任期 1945年6月19日—1968年10月31日 | |
| 主席 | 毛澤東 |
| 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1] | |
| 任期 1956年9月13日—1967年3月25日 | |
| 黨主席 | 毛澤東 |
| 前任 | 自己（中共中央秘書長） |
| 繼任 | 胡耀邦（1980年）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904年8月22日（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 大清四川省廣安州[註 1]望溪鄉姚坪里（今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 |
| 逝世 | 1997年2月19日（92歲） 中國北京市海淀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 |
| 死因 | 柏金遜病晚期並發肺部感染，導致呼吸循環功能衰竭[2] |
| 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配偶 | 唐氏 張錫媛 （1928年結婚—1929年結束） 金維映 （1931年結婚—1933年結束） 卓琳 （1939年結婚—1997年結束）[3]:22-23 |
| 兒女 | 鄧林 1941年9月12日 鄧樸方 1944年4月16日 鄧楠 1945年10月15日 鄧榕 1950年1月25日 鄧質方 1952年8月26日 |
| 父母 | 父親：鄧紹昌（1886年－1936年） 母親：鄧淡氏（1884年－1926年，待考）[4] |
| 母校 | 廣安縣立中學（現廣安中學） 重慶留法半工半讀預備學校 （校址現為重慶市第二十九中學） 巴耶中學（現名阿蘭·沙巴梯耶中學） 莫斯科中山大學[5][6][7][8][9] |
| 宗教信仰 | 無 |
| 簽名 |  |
| 軍事背景 | |
| 參戰 | 第二次世界大戰 國共內戰 對越自衛反擊戰 |
| 鄧小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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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體字 | 鄧小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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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化字 | 邓小平 | ||||||||||||||||||||||||||||||||
| |||||||||||||||||||||||||||||||||
| 學名（希賢） | |||||||||||||||||||||||||||||||||
| 繁體字 | 希賢 | ||||||||||||||||||||||||||||||||
| 簡化字 | 希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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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22日，鄧小平出生於中國四川省廣安州協興鄉牌坊村[註 1]，祖籍江西吉水[14]。其政治生涯經歷了「三落三起」[15][16]。1933年曾因支持毛澤東而在中共內部遭到批判，遵義會議後重新出任要職[15][1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2年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1954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後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期間曾參與高崗饒漱石事件，1957年還參與了反右運動並扮演重要角色[18]。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1969年被下放江西[19]；林彪死後，鄧於1973年第二次復出政壇，再次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總理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但因主導1975年整頓而引發毛澤東和「四人幫」的不滿，在1976年四五事件後再次被撤銷所有職務，保留黨籍；毛澤東逝世後於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第三次復出政壇，復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職務，合稱三副一長。
1978年12月，鄧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領導核心的地位，取代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實際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主導撥亂反正、提出改革開放、領導中越戰爭、推行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倡導計劃生育、推行義務教育，提出一國兩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20]；1982年主持重新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八二憲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和現行的憲法[21][22][23][24][25]。1985年，主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百萬大裁軍。1986年，啟動了中國高新技術發展的「863計劃」，並曾有意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後對此避而不提，鄧也於同年11月辭職[26]。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重啟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拯救了中國大陸新興的資本市場[27][28]。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享年92歲，同年3月2日其骨灰撒入大海[29]。其一生未擔任中國國家元首、中國政府首腦或中共最高領導職務，但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9年11月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一職前，普遍認為他是中國大陸實際的最高領導人，並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予以確認[30]。中國共產黨將鄧的主要政治理念歸結為「鄧小平理論」，作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第一部分，具體包括「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一國兩制」等，他推動的改革還締造出中國的主要城市深圳[31][32][33][34]。鄧於1978年和1985年兩次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年度風雲人物」[35][36]；但他也因未能徹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爭議，後者被部分人士認為是其晚年的污點[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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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氏親族鄧時敏曾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39]:17。「鄧家老院子」在廣安縣城北面約7公里處，是坐東朝西三合院，木穿斗結構[10]:19。
1904年8月22日（清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鄧出生在中國四川省廣安州[註 1]望溪鄉姚坪里（今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小地主家庭[10]:19，是長子[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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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農曆正月十五剛過不久，鄧被送到本村私塾發蒙念書，當地人稱「翰林院子」，是鄧時敏修建[10]:23。六歲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之私塾[39]:18。私塾先生鄧紹明對同輩鄧紹昌說，孩子名叫「先聖」對孔子有些不恭，自作主張將「先聖」改為「希賢」，鄧紹昌認可[10]:24。鄧毛筆字作業常被先生畫大紅圈圈，常得到母親獎勵煮雞蛋[10]:24。鄧在私塾念一年多後，鄧紹昌決定把鄧送到在協興場開辦之初等小學讀書，離鄧家大約2公里，由當地曾留學日本之革命黨人胡光白和鄧紹昌等創辦起來，屬於新式學堂[10]:24-25。鄧懂得孝敬大人，在家裏經常幫母親幹家務和照看弟妹，時常背誦詩文給姐姐弟妹聽[10]:26。1915年下半年，鄧考入縣立高等小學[10]:28。
1918年高級小學畢業[40]:11。1918年夏，鄧考入位於縣城西秀屏山下之廣安縣立中學[10]:29。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表「勞工神聖」演說，很快在社會上尤其是青年學生中流傳；隨後出現「工學會」和「工讀互助團」等團體，主張亦工亦學、亦工亦讀，工讀結合、學問和生計結合，消滅勞心與勞力之差別，改造中國和世界；「工讀主義」思潮帶有空想和改良主義，推動不少青年學生赴法勤工儉學[10]:34。
1919年五四運動後，鄧小平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活動，他當時只有「工業救國」思想，希望能到法國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學，學點本事回國[41]:2。6月以後，由於學校已罷課，加之暑假即將來到，鄧決定離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課；鄧回到家裏不久，鄧紹昌從重慶捎回口信，使鄧去重慶報考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10]:31。9月，鄧和遠房叔叔鄧紹聖及同學胡明德（又名胡倫）同行[10]:35。鄧15歲，與只比他大3歲的族叔鄧紹聖一起離開廣安[11]:16,22，往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10]:37，鄧是當時班上年齡最小的學員[11]:14。學校共招收學生110人，分為初級班和高級班，學制均為一年[10]:37。鄧後來稱，預備學校當時在重慶已算是最高學校，不容易考進去[10]:37。
1920年7月19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在重慶總商會舉行畢業典禮，83名學生獲准赴法，其中37人為自費生，鄧是其中一位[10]:38-39。1994年5月鄧墾稱，這時鄧家境已「日漸困難」，「到法國的路費百多元的籌集，都不容易」[10]:39。8月27日，鄧等83名學生登上「吉慶」號客輪，8月28日啟航沿長江東下，9月6日到達上海暫住「名利」大旅社[10]:39-41。9月10日，鄧等80多名重慶學生登上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9月11日起錨[10]:42-43。10月19日[39]:20，抵達法國馬賽[41]:2。
1964年2月16、17日，鄧同泰國前總理乃比里談話：「其實我們當時去法國，也只是抱着一個『工業救國』的思想。當時我才十六歲，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想出洋學點本領，回來搞工業以工業救國。」[10]:33-34鄧願意去法國，認為自己能夠謀生，可以減輕家庭負擔[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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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19日，鄧與叔父鄧紹聖乘船抵法國馬賽[40]:12。鄧和同學們乘汽車前往巴黎[10]:44。法華教育協會安排以鄧希賢名字到諾曼第小城巴約（又譯「巴耶」）的巴約男子中學就讀[40]:12。10月21日晚，鄧等24名學生來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巴約，進入巴約中學學習，鄧的學號是1421[10]:45。巴約中學沒有設立「附屬高級初等學校」，校長把20多名中國學生安排在學校商務系學習，單獨開班[10]:46。
到1921年3月，鄧身上剩錢少，學費成疑，做工也不易[10]:46。一戰後法國大失業，法郎大貶值[10]:46-47。狀況嚴重影響中國半工半讀生學習和生活，而華法教育會「虧竭已極。萬難為繼。惟有竭誠通告。……脫卸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只負精神上之援助」[10]:47。2月28日，400多名學生在蔡和森等人組織下，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法國政府提出和中國駐法公使代表聯合組成「留法中國青年法中監護處」，決定暫時給無工無學之學生每日6法郎生活維持費[10]:48。3月13日，鄧和18位勤工儉學之同胞離開巴約中學[39]:20。他們欠下學費由法中救濟委員會代付[10]:48，鄧結束法國「儉學」生活[10]:48。
經華法教育會介紹，鄧到勒克勒佐（又譯「克魯梭」），4月初在勒克勒佐的施奈德鋼鐵廠做工[10]:49。鄧與叔父到處做工，開始4年勞工生涯，當時鄧只有16歲，只能當學徒工，每天工資10法郎，生活拮据，連飯都吃不飽[40]:12。剛進廠鄧被分配到軋鋼車間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熱軋的鋼材[10]:50。工人的食物通常是麵包和水，有時加一塊巧克力糖，雜費開支不小[10]:52。鄧在工廠做20多天苦工，倒賠100多法郎[10]:52。4月23日，鄧辭去施奈德工廠工作，辭職理由是：體力不支，自願離開[10]:52。日後他多次對人說，他個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國做工時幹活太累，吃不飽飯[10]:52。在施耐德鋼鐵廠做工期間，鄧嘗到艱辛勞動和生活，結識日後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半工半讀生趙世炎、李立三等[10]:52。
辭職後，鄧暫居巴黎華僑協社，自4月26日起從中國駐法公使館領取每天6法郎生活維持費[10]:52-53。生活維持費不能維持生活，鄧開始打短工，在火車站、碼頭搬運貨物、行李，在建築工地推磚、扛水泥，還做過清潔工[10]:53。10月22日，鄧等11人被法中救濟委員會介紹到巴黎第十區一家製作紙扇和紙花的工廠做扎花工，約兩個星期後因活做完，鄧等105名中國學生即被解僱[10]:53-54。1921年底，經旅法半工半讀同鄉會（後改名旅法勤工儉學同學會）數月間幾十次電函求援，重慶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萬法郎匯至巴黎[10]:54。鄧等四川籍同學每人領到400法郎，勉強熬過1921年冬天[10]:54。
1922年2月13日，鄧從拉加雷訥科隆布到達蒙塔日（又譯「蒙達爾紀」），到小城沙萊特（又譯「夏萊特」）[10]:54，次日進入哈金森橡膠廠工作[42]:77-78。他被分配到製鞋車間，每天工作10小時，成為熟練工以後由計時工資改為計件工資。一天做20多雙鞋，賺15、6法朗，做9個月[40]:12。據同在哈金森做工的鄭超麟回憶，鄧每個月除去開支還可以結餘200多法郎[10]:55。在巴黎時，鄧不得已給家裏寫信希望能寄些錢來[10]:55。父母收到信後賣掉些穀子湊錢寄給鄧小平，1922年秋冬鄧收到這筆錢[10]:55。父母接濟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積蓄，鄧又萌生求學念頭[10]:55。10月17日，鄧辭去哈金森橡膠廠工作，10月23日去上塞納省的沙蒂永（又譯「夏狄戎」），想進入沙蒂永中學上學，最終因為錢不夠沒能入學，鄧求學之夢徹底破滅[10]:55。1923年2月1日，鄧又回到了沙萊特，再次進入哈金森橡膠廠，繼續在製鞋車間做工[10]:56。一個多月後，3月7日鄧離開工廠，工卡上註明離開原因「拒絕工作。」[10]:56或許廠方不滿鄧突然離廠，鄧工卡上寫明「永不錄用」[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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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3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41]:3）成立[10]:56。8月1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創刊[41]:3。趙世炎經常到哈金森橡膠廠，王若飛也到工廠做工常與鄧接觸，鄧開始閱讀《新青年》、《嚮導》等「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報」[10]:57。
1923年6月11日，鄧離開沙萊特來到巴黎，在工廠做工，又在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支部）擔任宣傳幹事[10]:59。1923年底，鄧因執行委員會書記部需要人手，離開工廠到書記部工作，主要是參與編輯出版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每月一期[10]:59。雜誌宣稱要反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讀者是針對留法中國學生[39]:22。秋，中共旅歐支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機關刊物《少年》改為《赤光》[41]:3。《赤光》多數是半月刊，影響半工半讀生、華工和各界華人[10]:59-60。《赤光》更着重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壓迫，闡述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任務，以配合國內推動發展國民革命運動[10]:60。由周恩來負責編輯、發行和主要撰稿；鄧以「希賢」等筆名寫文章，並負責刻蠟板和油印[40]:14，所以獲得綽號「油印博士」[39]:5。鄧白天做工，下工後即趕到《赤光》編輯部工作[10]:60。鄧寫不少文章，攻擊曾琦、李璜等「國家主義派」[10]:60-62。鄧和周經常工作到深夜，常在編輯部小房間裏打地鋪；鄧很敬重周，耳濡目染，獲益良多；從此友誼逾半世紀[10]:60。鄧實際上變成青年領袖周的徒弟，能觀察其如何建立組織[39]:5。鄧往家裏寄七八期《赤光》；期間給家裏寫信講退婚，鄧父母沒有辦法，只好說通唐家女兒，由鄧家置辦嫁妝，把她作為鄧家女兒嫁出去[10]:62-63。鄧通過和中國革命大戰略家交往，培養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從「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落實理論、用理論影響社會[39]:5。
1924年，周擔任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代理執行部部長；4月，鄧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10]:63。7月，國內黨組織召周回國工作[10]:63。7月13日至15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改選執行委員會；鄧、周唯真、余增生、李俊傑、徐樹屏5人當選為新的執行委員會（支部）委員[10]:63。7月16日，在執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上，鄧、周唯真、余增生3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書記局，負責旅歐共青團的日常工作；鄧負責抄寫、油印和財務管理[10]:63。按照中共的決定，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包括鄧在內的全部成員，自動成為中共黨員[39]:22。9月、10月間，鄧染上傷寒，病倒；在醫院和療養院住兩個月[10]:65。期間鄧還在《赤光》上撰文，攻擊「國家主義派」和帝國主義[10]:65-66。12月，鄧參加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鄧被選入執委會（支部）監察處和工會運動委員會；會後又被委任為6位宣傳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運動事宜[10]:66。
1925年春天，鄧受黨組織委派擔任中共里昂區黨特派員，領導里昂地區的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41]:4。鄧作為支部特派員，任共青團里昂支部訓練幹事；4月兼任黨的里昂小組書記，成為里昂黨團組織的主要負責人；鄧同時在里昂做工[10]:66。五卅運動後，中共旅歐黨團組織聲援反對帝國主義；6月21日，幾百名旅歐華人到達中國駐法公使館示威[10]:66-67。隨後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相繼被捕；鄧回到巴黎，接替黨團組織的領導工作[10]:67。6月30日，鄧與傅鍾、毛遇順三人組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區臨時執行委員會書記局[10]:67。8月16日，鄧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此間鄧還與傅鍾、鄧紹聖等擔任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在巴黎主辦的報紙《國民》的撰稿人[10]:68。次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代表大會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鄧、傅鍾、施去病3人組成書記局，傅鍾任書記[10]:68。鄧的頻繁活動引起法國政府注意；8月20日，法國警方查明鄧在布洛涅-比揚古住，並偵察到鄧領導旅歐共青團執委會活動[10]:68。9月15日，鄧參與組織召開1,000多旅法華人參加的反帝大會[10]:69。11月6日，為掩護身份，鄧進入雷諾汽車廠做工，分配在鉗工車間，工號82409A；鄧在雷諾學到一些鉗工技術[10]:69。「文化大革命」中，鄧被送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監督勞動時，重操鉗工[10]:69。11月15日，鄧主持召開會議，紀念不久前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回國途中病逝於海輪上的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負責人王京岐[10]:69。法國政府監視會議[10]:70。
1926年1月3日，鄧在旅法中國行動委員會秘密會議上發表講話，主張支持馮玉祥與蘇聯建立良好關係，以推進反帝反軍閥鬥爭；法國警方掌握鄧等人活動詳情[10]:70。1月8日，巴黎警察局長發出命令搜查鄧等人住處，並將鄧等3人驅逐出境[10]:71。法國警方在鄧住處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傳共產主義小冊子、中文報紙及印刷設備[10]:71。鄧等已於前一天晚上離開法國去前往莫斯科[10]:71。早於1925年5月，中共旅歐支部決定鄧前往莫斯科，選送他們先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培訓一段時間，然後回國參加大革命[10]:72。鄧結束5年零3個月的旅法生活[10]:72。鄧旅法5年，喜歡馬鈴薯、芝士、牛角麵包，嗜飲葡萄酒和咖啡，同時愛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飯錢）買一張最便宜門票看足球比賽[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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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一行在德國柏林停留一週，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國共產黨組織熱情接待，還參加德共組織召開群眾會議[10]:72。
1926年1月17日，鄧等人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後轉入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10]:73。鄧俄文名字叫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Дозоров[43]:25），學員證號碼為233[10]:76。其中一個「理論家小組」，雲集國共兩黨學員，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鄧和中國國民黨黨員谷正綱[40]:13。鄧曾和蔣經國分在一個團小組[10]:81，不過蔣經國與鄧不同班[40]:13。鄧開始被分在第9班，後來編入第1、2、11和7班[10]:78。學校課程主要有：政治經濟學（以《資本論》為主）、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革命運動部分）、社會發展史、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地理、列寧主義（主要學習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軍事課、俄語課[10]:76。鄧專心讀書，鑽研馬列主義基本理論[41]:5。因為刻苦鑽研、敢言善辯的作風，鄧又被同學們戲稱為「小火炮」[42]:114。3月，馮玉祥在李大釗安排下訪問蘇聯，5月抵達莫斯科[10]:83。在馮堅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東方大學商量選出鄧等20多人[10]:84。9月16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鄧陪同訪問蘇聯的馮返回中國[44]:28。1926年底，鄧奉命回國參加革命活動[40]:13。
在法國五年和在蘇聯一年，使鄧比毛澤東更瞭解世界發展之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39]:5。鄧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之工商業，並得以觀察蘇聯如何應對現代化[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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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鄧由蘇聯途經蒙古回到中國[41]:5。在庫倫待一個月後，鄧等人登程西安，是馮和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10]:86。1月12日，鄧和其他20名年輕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被共產國際派往馮那裏[39]:25。2月，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在西安成立，中國共產黨員史可軒為校長，鄧為政治部主任，劉志丹等擔任教官[45]:2637。2月底，鄧一行離開寧夏城，騎馬於3月底到達西安[10]:87。3月[41]:5，鄧被分配到剛成立之西安中山軍事學校任政治處長兼政治教官，同時兼任該校共產黨組織書記；學校是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于右任創辦，實際上由劉伯堅等幾位中國共產黨人幫助籌建[10]:89。回國後，鄧奉命同馮到內蒙古，並在馮手下擔任第七團政治委員[46]:343-345。另外西安中山學院被譽為「西北革命學府」，鄧一般在週六到學院作專題報告；西北軍官學校後改名「國民軍聯軍軍事政治學校」，續範亭任校長，鄧和劉伯堅等兼任過教官[10]:91-92。4月，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39]:25。6月底，鄧離開西安經鄭州去武漢[10]:93。7月初，鄧到達武漢，見到周和聶榮臻，經中央軍委介紹，鄧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任中央秘書；鄧作為中央秘書，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機要等，在中央重要會議作記錄和起草一些次要文件[10]:94。鄧隨黨中央機關，為適應秘密工作，由「希賢」改名為「小平」；當時黨中央與全國大多數黨組織失去聯繫，中央機關工作不多[10]:95。8月7日，為檢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後期錯誤，制定新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10]:95-96。鄧擔任會議記錄工作[10]:98。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遷到上海後，鄧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要管理中央機關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41]:6。
1928年1月，周任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鄧協助周等中央領導人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列席中央各種會議並做記錄[10]:104。鄧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國內協助李維漢、任弼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41]:7。為保證安全，中央負責人不斷變換住址，彼此都不知道，由鄧單線聯繫；為適應秘密工作，並有效開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以絕對秘密為原則」，秘密機關群眾化、黨之「負責幹部職業化」，幹部以某種職業為掩護；鄧開過雜貨舖作為黨中央開會地方，後來又開過古董店作為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之聯絡點[10]:106。5月18日，鄧等留守中央組織起草第47號通告，規定對黨組織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並提出若干具體辦法；5月31日，中共中央組織科又印發《秘密工作常識》，作為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秘密工作守則[10]:110。6月底，鄧被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副書記，幫助新的中共中央書記向忠發工作[47]:82-92。由於鄧從來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學會上海話，因此成為地下活動理想接頭人[44]:29。8月29日，鄧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別會議，聽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情況、新中央組織機構設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等[10]:114。9月，在上海，鄧與張錫璦介紹張曉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曉梅被分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為中央職工部整理材料，並擔任中央翻譯科的機要交通[41]:7。11月13日，向忠發主持召開六大後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計劃，特別討論中央秘書長人選；周提出，中央秘書長主要是技術、事務性秘書長，不一定要中央委員來做；會議決定中央秘書長改稱中央事務秘書長；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會決定鄧小平任中央事務秘書長[10]:114。鄧安排會議議程，列出討論議題，會議後對決定事項檢查作實[10]:115。
鄧和張錫媛跟周和鄧穎超夫婦成為鄰居，一起從事地下工作[39]:26。
1929年，在一次討論李立三主張奪取中心城市時，鄧稱：國民黨有幾百萬軍隊，現在革命正處在低潮，我們剛剛組織起來，沒有足夠的武裝，土槍土炮的怎麼打得贏[10]:116。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鄧去四川巡視一次，為期三個月[10]:116。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調趙容接替鄧工作，後因故作罷[10]:118。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四川問題委員會，由楊殷、鄧等5人組成，8月24日楊殷和彭湃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曉野接替鄧任中央事務秘書長[10]:118。鄧在左江龍州對龍州暴動做了佈置後，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48]。在鄧離開期間，陳豪人、張雲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別於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左江和右江兩塊根據地，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47]:110。在百色，鄧親自組織發展工會，先後建立各行業工會19個，在12月初還建立百色總工會，並組建百色工人赤衛營[10]:135。12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在百色縣城廣場集結，宣佈成立[49]:26。同時，在左江宣佈成立蘇維埃政府，張雲逸和鄧分別就任紅七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49]:26-27。12月上旬，鄧從龍州動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參加中央軍委召開之「對廣西紅軍工作佈置的討論」會，在會上作「補充報告」[41]:10。
1931年8月，鄧擔任中共江西瑞金縣委書記[41]:15，同時兼管黨在尋烏縣和安遠縣之工作[39]:28。9月初到10月初，瑞金縣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鄧代表贛東特委在會上宣佈，撤銷李添富縣委書記、縣肅反委員會主任之職務並予以拘捕[10]:197-198。剛到任就憑其出色調解能力和裁決能力，平息當地政治迫害性質肅反運動[44]:34[50]:50-83。不久，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鄧離開了黨委書記職位，成為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44]:34。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決定，在會昌建立中共會昌中心縣委，也稱會尋安中心縣委，由鄧擔任書記[10]:201。鄧積極推行毛澤東「富農路線」，組織地區武裝力量，是當時黨內毛澤東支持者之一[51]:290。鄧對毛澤東產生極大崇敬[39]:28。冬，鄧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半年後又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41]:16。
1933年，由於反羅明路線運動開展以及尋烏事件，鄧第一次被打倒[10]:206。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在鄧小平下放幾個月後把鄧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39]:28-29。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鄧到江西省委擔任宣傳部長[10]:207-208。4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批判鄧、毛澤覃、謝唯俊、古柏[41]:16-17。他們擁護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反對和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發展敵人力量薄弱之廣大農村；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削弱地方武裝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發展各種武器力量；反對「左」之土地分配政策，主張平均分配土地，「給富農以經濟出路」[10]:211。鄧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擊和批判[40]:14。鄧儘管承受着極大壓力，被迫作檢查，但沒有絲毫放棄原則[10]:211。李維漢等極左勢力抨擊羅明、鄧政治路線，實質是批評毛澤東戰略方針，歷史上稱之為鄧、毛、謝、古事件[44]:34[52]:154。此後，鄧被一步步剝奪權力，從省黨委書記被撤職[53]:12。鄧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之職，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主編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40]:14。並迫於壓力，做出自我批評，被關進拘留所[54]:67。鄧受到嚴厲指責，被稱為「毛派頭子」，甚至鄧第二任妻子金維映也加入批判鄧[39]:28。此時金維映提出離婚，隨後改嫁於李維漢[44]:20。批判鬥爭結束後，鄧受到撤銷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和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被下派到樂安縣屬南村區委當巡視員[10]:215。半個月後又被調回紅軍總政治部[53]:12。鄧回寧都後，到七里村監管勞動；第五次反圍剿，紅軍總政治部缺人手，臨時負責人賀昌是鄧老友，向王稼祥推薦鄧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鄧於6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落」和「起」[10]:216-217。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趕出根據地[39]:29。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機關撤離瑞金前夕，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決定，鄧隨軍轉移[10]:224。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鄧參加長征[41]:18。長征初期，鄧負責《紅星報》編輯出版[55]:18-20。12月18日黎平會議後，鄧調任中央縱隊秘書長，也就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原任鄧穎超患上肺結核病，向中央請求不再擔任中央秘書長[10]:。
1935年1月，在毛澤東、周恩來推薦下[44]:19，中央秘書長鄧參加遵義會議，並擔任會議記錄工作[10]:232。鄧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39]:29。5月12日，鄧出席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41]:19。6月26日兩河口會議後，中央決定調鄧擔任紅一集團軍政治部宣傳部長，由劉英接替鄧擔任中央秘書長[10]:235。在黨內發生張國燾分裂事件後，彭德懷、鄧承擔紅軍右路軍主要指揮工作[56]:97。9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主力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鄧所在的紅一軍（7月21日，根據中革軍委決定，一集團軍改為第一軍[10]:237）被編為第一縱隊[10]:239。10月19日，鄧隨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鎮[10]:240。10月29日，長征部隊到達陝西北部時，鄧患上嚴重瘧疾[56]:97，後因張學良調撥藥品及物資幫助才得以擺脫生命危險[57]:360。長征給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大約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還有一些人開小差，1935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10,000人；據鄧的女兒說，隨着部隊日益減員，鄧在長征途中負責宣傳以維持紀律，有不少機會與毛澤東交談[39]:29。直羅鎮戰役打響後，鄧隨紅一集團軍（由陝甘支隊編成[10]:241）政治部負責人到前線了解戰況[10]:241。
鄧把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為紅一集團軍政治部宣傳部最重要工作[10]:242。1936年2月5日，鄧隨紅一方面軍東征[41]:20。5月，中共中央決定東征紅軍撤回黃以西的陝北地區[10]:245。5月1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太相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羅榮桓調到紅軍大學任教員，鄧接替羅榮桓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10]:245。5月19日，鄧隨紅一集團軍從延川地區出發，參加西征[10]:245。鄧曾親自編寫紅一軍團許多重要材料和《戰士報》社論[40]:14。7月9日至7月19日，鄧受中革軍委委託，到紅十五集團軍八十一師和七十五師巡視政治工作[10]:248。這年冬天，鄧染上傷寒，長時間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虧張學良部隊給紅一集團軍慰問品中有一批罐裝煉乳，鄧靠吃煉乳支撐才恢復[10]:252-253。12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調朱瑞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鄧接替朱瑞任紅一集團軍政治部主任[10]:253。
1937年6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鄧接替楊尚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10]:255。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抗日戰爭開始[41]:20。7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紅軍8月15日完成改編，8月20日出動抗日；紅軍改編後設總指揮部，朱德為正指揮，彭德懷為副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為副主任[10]:260。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赴南京參加蔣召開之最高國防會議，同時進行國共談判[41]:20。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協議，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鄧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與周恩來等，到太原搞統一戰線工作[58]:51-52。8月25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中革軍委決定：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為副主任[10]:262。9月20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戰委會[41]:22）在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彭德懷同閻錫山商談決定建立[41]:22，國軍愛國將領續範亭任主任委員、中共代表程子華任人民武裝部部長，南漢宸任組織部部長、武新宇任動員分配部副部長；鄧、彭雪楓為八路軍代表，不駐戰動總會領導機關等參加領導工作[10]:269。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鄧接替張浩任第129師政訓處主任，張浩因患嚴重腦病回延安療養[10]:286。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式任命鄧為第129師政訓處主任[10]:286。鄧與師長劉伯承一起抗日[58]:400[44]:6。1月初，鄧寫成《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10]:284。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使鄧權力更大，有權判斷部隊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39]:30。1月18日，到達129師任職視事[41]:24。實際上，鄧在八年抗戰時期為山西太行山區的最高政治領導人[39]:31。2月2日至2月3日，鄧主持召開129師軍政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師主力向平漢路東發展，首先進擊昔陽之敵，爾後乘勝東進，在平漢路兩側建立新游擊區[10]:294-295。鄧要建立自給自足之經濟，為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之口糧，同時還要生產足夠的經濟作物，並使當地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鄧還要為正規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之政治意義[39]:31。劉鄧二人率軍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59]:250，1至9月，劉鄧二人共創「麻雀戰術」卓有成效[60]:242。5月以後，鄧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劉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揮129師主力東進冀南，開展平原遊擊戰爭[10]:312。當時來訪的美國海軍少校、駐中國國共軍隊運動觀察員伊·福·卡爾遜評論鄧：「是一個矮小、健壯和健談的人，他對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樣銳利（as keen as mustard）。」[11]:909月29日至11月6日，鄧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擴大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會上報告地方工作[41]:27。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北方局及分局委員的通知》，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關向應、鄧、彭真、程子華、郭洪濤為北方局委員，楊尚昆兼北方局書記[41]:27。11月23日，鄧從延安到達西安，準備返回太行前線[10]:334。12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全國我軍中黨務委員會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懷、譚政、項英、陳毅、聶榮臻、鄧、關向應、程子華、林彪、劉伯承、賀龍、蕭勁光等26人組成[41]:27-28。
隨後13年，鄧和劉伯承一直並肩戰鬥[61]:185-189，129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即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後來被稱為「劉鄧大軍」而留名史冊[62]:70。劉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聲，鄧則對部下要求甚嚴，打起仗來不顧一切；在處決懷疑給中國國民黨做奸細之士兵時，劉伯承也要比鄧更慎重[39]:30。比起毛澤東在延安遠離敵人，有時間研究黨的理論和全局性戰略，又有閒暇暢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鄧政委住在太行山區，更接近日本人前線，幾乎沒有時間研究理論，鄧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居民有關的各種問題[39]:31。從1937年到1945年，劉鄧開闢晉冀魯豫根據地，鄧任根據地黨委第一書記。他主張宣傳中國共產黨思想[63]:99，推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團結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44]:42。
1939年4月29日，鄧抵達延安[10]:349。7月，鄧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41]:29。8月，同卓琳在延安結婚[41]:30。卓琳曾就讀於北京大學物理系，曾說過鄧在大多數共產黨幹部中是個出類拔萃者[39]:31。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致電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等，下達《戰役預備命令》[10]:395。8月20日，按劉伯承、鄧部署，在正太路西段開始破路作戰[10]:399。8月22日，劉伯承、鄧收到彭德懷、左權簽發第一份戰鬥通報，首次使用「百團大戰」一詞[10]:400。鄧沒有實質參與戰役，但默許其部隊參加[11]:91。8月至2月，鄧與劉伯承率129師參加八路軍總部發起「百團大戰」[41]:34。勝利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立即致電彭德懷：「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10]:402蔣也致電嘉獎朱德、彭德懷[10]:402。但這次戰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口實，指責鄧反對毛澤東遊擊戰方針[47]:58-56。
1942年末，鄧回到延安，支持毛澤東整風運動[43]:75-76[64]:86，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三三制[64]:8。1942年，鄧成為中國共產黨北方局書記[65]:49。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太行分局在涉縣溫村一個教堂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史稱「溫村會議」，由鄧主持[66]:73。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電北方局、太行分局等，決定在彭德懷到延安參加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由鄧任北方局代理書記[66]:102。10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太行分局與北方局合併，撤銷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領導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區黨委的工作；同日，根據中央軍委決定，129師與八路軍總部合併，保留129師番號，另建太行軍區；八路軍總部機關和129師師部機關合併辦公，全部合併八路軍總部、129師師部、太行軍區的後勤工作；八路軍總部直接領導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軍區工作[66]:102-103。
1945年6月，鄧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67]:189-190。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鄧任書記、薄一波任副書記，同時成立晉冀魯豫軍區，任劉伯承為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45]:7793。8月20日，129師太行、太岳軍區與冀魯豫軍區合併為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任司令員，鄧任政治委員[66]:143；滕代遠、王宏坤為副司令員，薄一波、張際春為副政治委員[41]:5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簽字投降[66]:143。1945年冬，晉冀魯豫野戰軍（後改稱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建立，劉伯承任司令員，鄧任政治委員[41]:54。9月，劉鄧大軍在上黨戰役中成功運用「圍三闕一，網開一面。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術殲滅閻錫山3.5萬國軍[68]:32，隨後發起平漢戰役同樣取勝，配合毛澤東在重慶進行談判[69]:44-45。
1946年8月，劉鄧大軍與陳毅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鄧被任命為中原局第一書記[53]:223。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鄧任書記，鄭位三、李先念、李雪峰為副書記[41]:59。劉鄧奉命率軍進入華中平原一側之大別山，毛澤東調動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國軍趕出西北地方，還希望在華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塊根據地[39]:32。6月30日，劉鄧率軍南渡黃河，進入大別山地區[64]:94，在此期間鄧與劉伯承關係極度不合，在大別山區土改問題上鄧與劉伯承矛盾嚴重[70]。劉鄧大軍很多人戰死或饑寒交迫；倖存者處境艱險，極易受到敵人攻擊，或因缺少給養而損失[39]:32。
1948年3月，鄧同劉伯承率主力出大別山與陳毅、粟裕野戰軍和陳賡、謝富治集團會師中原[41]:73。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地及人選的決定》，決定將晉察冀及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兩中央局合並為華北中央局，兩軍區合並為華北軍區，兩邊區政府合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以劉少奇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為第三書記，聶榮臻為華北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董必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鄧為中原中央局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鄧為政治委員[41]:74。9月8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鄧作為中央委員、中原局第一書記參加會議[66]:263。10月22日晚，中原野戰軍佔領鄭州；鄧和陳毅當晚趕到鄭州，住大同路原國軍鄭州綏靖公署，立即指揮部隊東進開封，國軍棄城，第二天直取開封[66]:269。
鑒於淮海戰役規模擴大，加強統一指揮，中央軍委接受粟裕建議，11月1日電告陳毅、鄧、粟裕並告華東局、中原局：「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66]:272。淮海戰役，中共在投入兵力外，還動員100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徵用70多萬頭牲口作為運輸工具；在淮海戰役的最後階段，毛澤東下令成立總前委，將50萬解放軍納入鄧總書記的統一領導[39]:33。在對國共第二次內戰具有重大意義的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鄧任總前委書記[71]:149[44]:6，負責對前線軍隊戰略指揮[64]:130-133，並對不同解放區進行有針對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64]:108,124。劉伯承擔心部隊安全，試圖挖更多戰壕以抵禦國軍優勢火力，鄧卻堅持進攻；後來有人批評鄧說，鄧在戰役初期把部隊置於危險，造成不必要傷亡，也沒有挖築更多防禦工事[39]:33。
1949年3月14日，中央決定：鄧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兼上海市長，劉伯承為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41]:84。4月21日，解放軍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之長江[39]:33，攻下南京市[51]:37。7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由鄧、劉伯承、賀龍等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賀龍任第三書記，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41]:87-88。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鄧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41]:90。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41]:90，作為中原局第一書記和第二野戰軍代表，鄧參加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71]:6，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委員和中蘇友好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72]:203。10月19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為副主席，賀龍、劉伯承、陳毅、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高崗、粟裕、張雲逸、鄧、李先念、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羅瑞卿、薩鎮冰、張治中、傅作義、蔡廷鍇、龍雲、劉斐為委員[41]:90。隨後，鄧又和劉伯承率軍攻下雲南、貴州、西康等西南省份[73]:46。1949年12月2日，鄧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41]:92。1949年底，鄧擔任西南軍區政委、西南地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74]:423[59]:313。在任期間，他徹底清除雲南的鴉片煙館、平衡少數民族和漢族關係[64]:161-165，實施土地改革等[75]:389-392[64]:141,151,173。
1950年1月8日，二野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確定由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41]:93。鄧和周恩來堅定站在毛澤東一邊[76]:2472。1951年，鄧從西南和西北軍區抽調兵力控制西藏並建立秩序[39]:35。
在回北京任職前，鄧參加成渝鐵路竣工儀式[39]:35。1952年7月，鄧調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41]:102。毛澤東下達書面命令：凡提交黨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經鄧過目[39]:35-36。7月，周恩來提議鄧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務院日常工作，劉少奇提出希望鄧將西南工作佈置後即到中央[77]:7-8。8月7日，朱德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任命鄧為政務院副總理[77]:7。8月，鄧被調派北京，全家住進中南海[76]:2472。8月10日，周恩來提出政務院黨組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以周為任政府黨組書記，陳雲、鄧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77]:8。8月13日，鄧正式上任，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48次會議，周在會上宣佈：在我奉毛澤東主席的命赴蘇聯期間，由鄧代理總理職務[77]:8。鄧和毛澤東一起參加會議，研究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把個體農業和小工商業集體化、把大工業國有化之「社會主義改造」方案[39]:36。10月22日，鄧給毛澤東、周寫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結束」，經毛澤東、周審閱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運動正式結束[77]:16。通過和毛澤東、周一起參加會議，鄧得以學習兩位領導人如何評估國家大事；鄧也瞭解作出重大決定之理由，思考根本變革之大框架[39]:36。
從1953年到1954年，鄧不僅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而且擔任選舉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還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稍後又被任命為該委員會秘書長[77]:30。1953年2月2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改為西南行政委員會，鄧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41]:103。3月3日，毛澤東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77]:103月10日，政府工作領導分工，明確鄧分管監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調整分工，明確鐵道、交通、郵電由鄧領導[77]:15。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鄧兼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和財政部部長[77]:38。鄧主導著與各省協商，以確定各省要上繳多少糧食和稅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39]:36。從1953年9月18日起，鄧擔任1年財政部長，主持中央財政工作[44]:52[64]:193-197。鄧必須作出重大判斷，向毛澤東和周彙報各省完成糧食配額和上繳稅收之能力[39]:36。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41]:104，鄧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78]:148兼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77]:65。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鄧出席在北京舉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根據周總理提名，大會決定陳雲、彭德懷、鄧等10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根據毛澤東主席提名，大會決定朱德、彭德懷、鄧等15人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41]:105[78]:148。9月29日，毛澤東任命鄧為國務院副總理[77]:35。直到12月大區黨政機構撤銷，鄧一直兼任西南局第一書記[77]:11。12月28日，鄧又根據他主持召開之會議討論意見，向中共中央提交書面報告，提出撤銷中央地區工作部，成立中央書記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個辦公室幫助中央工作[77]:66。毛澤東對鄧說：「中央的事由你們做，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不用秘書長、副秘書長名義。」[77]:66-67
1953年，陳雲、鄧將高崗的活動情況向毛澤東反映，引起毛澤東的警覺[77]:61。年底鄧和陳雲向毛澤東密報：高崗有分裂黨的危險；毛澤東聽取警告[39]:36。1954年發生「高崗饒漱石事件」，高崗和饒漱石兩人企圖與劉少奇、周奪權[44]:51。按毛澤東之意見，1月25日和2月5日，鄧同劉少奇、周一起兩次找高崗談話，點出他的問題；2月3日，鄧同劉少奇、周、朱德、陳雲一起又找饒漱石談話，點出他的問題[77]:62。四中全會之後，2月15日至2月25日，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77]:63。2月23日，鄧和陳毅發言，鄧希望饒漱石抱着拋棄錯誤的態度，在座談會後向中央徹底交代，以便改正錯誤[77]:63。鄧專門負責對饒漱石調查[51]:314-315，並在1955年3月召開黨內會議上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78]:335-338。1955年4月，中國共產黨七屆五中全會上，鄧與林彪同時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補任弼時、高崗之缺）委員，進入黨的最高領導機構[79]:98。
鄧是中共代表團團長，參加蘇共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39]:37。1956年2月11日，鄧同譚震林、王稼祥抵達莫斯科，與朱德、劉少奇曉會合[77]:72；鄧和朱德等在莫斯科參加蘇共二十大[77]:71，鄧、譚震林於3月3日回到北京[77]:74。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宣佈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運動[80]:4192。鄧不大贊成，認為可能引發一場反對中共的群眾運動[81]:35。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八大要把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作風切實反一下[77]:101。9月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78]:371[64]:212-256。其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是執政黨，容易產生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危險，必須堅持群眾路線，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黨與群眾的聯繫[82]:6。但這次報告只是抽象批判個人崇拜，沒有觸及毛澤東的權威和權力[83]:21。在開幕式上，鄧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成員、大會秘書長[77]:88。中共八大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77]:100。9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十二次會議，鄧當選中央委員[41]:109。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鄧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41]:109，成為黨內排名第六的領導人，開始與劉少奇、周等一起負責日常工作[84]:98。鄧每周召開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需要處理黨政工作，重大問題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討論，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口負責人都在鄧領導之下[85]。11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召開，確定在1957年開展一次新全黨整風運動[77]:102-103。
鄧在「雙百」運動中曾對地方幹部說，要聽得進批評意見，不要打擊報復[39]:38。5月，鄧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準備反擊右派進攻問題；5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在會上作關於最近整風「嗚放」情況和整風運動部署的報告[77]:121。6月5日，鄧離開北京到各地指導整風運動；鄧分別在瀋陽、西安、成都和濟南作4個報告，是在反右鬥爭正式開展之際所作，從報告中可以看出，鄧同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一樣，對當時思想政治領域的形勢和反右鬥爭的形勢，估計過分嚴重[77]:124。
毛澤東在1957年夏發動「反右運動」，羞辱所有嚴厲批評中共者[39]:38。隨後在1957年到1958年間，中國共產黨開展反右運動[86]:121-123，鄧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主持並積極推進反右運動[44]:19。毛澤東帶頭整大約55萬知識分子，把他們劃為右派，並吩咐鄧具體操辦運動[39]:38。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召開，鄧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把反右作為整風運動第二階段[87]。在反右運動中，有的知識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批評幹部使鄧感到惱怒[39]:38。鄧在反右運動中力挺毛澤東，維護黨的權威，打擊敢言的知識分子[39]:38。鄧後來對女兒說，他很後悔自己沒有作出更多努力，阻止毛澤東犯下嚴重錯誤[39]:38。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並在通知中規定：「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對於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屬於根本原則的政策、工作中的問題、學術性的問題、共產黨的個別組織、個別工作人員表示不滿，提出批評的人，即使意見錯誤、措辭尖銳，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同樣，在根本立場上並不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而只是在思想意識上有某些錯誤的人，也不應劃分為右派分子。」[77]:132-13323年後，鄧承認自己對反右擴大化負有責任[88]:274-283，但他仍主張發起這場運動並沒有錯[89]:736[61]:194-197，只是運動被錯誤擴大[61]:253-257。由於在工作中普遍採取規定百分比，比例不夠就硬湊，造成主觀把一大批人錯誤劃成右派分子；許多正直有才華的知識分子，敢講真話的優秀黨員、幹部，還有同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之愛國人士，長期受到委屈、壓制和不幸，不能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應有作用，是令人痛心的教訓[77]:133。反右運動中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90]，是毛澤東最初估計右派人數100多倍[91][92]:1204。在鄧直接關心、指導下，到1981年底，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得到徹底糾正[77]:135。
1957年3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張經武彙報西藏工作情況；鄧小平要求積極做好西藏上層人士之統戰工作，說：「在西藏，分別左中右，以是否愛國為標準，不能以土改為標準。我們是依靠左派，爭取中間派。右派是分離派，只要沒有叛國，對右派也要做工作。」[77]:199-2001958年9月8日，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張國華關於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局部叛亂情況之彙報時，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冷靜、理智處置，「在叛匪威脅黨政機關和主要交通線時就打，有把握的就打，沒有把握就不打」[77]:201。
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由鄧抓石油工業[77]:144。「大躍進」興起後，很快便普遍採取革命戰爭和政治鬥爭慣用之群眾運動辦法搞經濟建設，嚴重脫離實際，違背經濟發展之客觀規律，挫傷人民群眾之積極性，從而造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巨大損失[77]:150。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77]:153。會議通過毛澤東提出「三面紅旗」的總路線，全面發動「大躍進」運動，鄧對此贊成[44]:19[93]:214-215。會議結束後，鄧作為總書記，積極推動「大躍進」各項工作，陳雲後來說，「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勁，到總理那兒講困難」[94]:72。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經毛澤東審閱並修改之《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77]:157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再加上黨內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使黨中央和國務院之綜合協調部門再難以發揮作用[77]:157。6月，鄧出席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也到會講話，批評軍事工作上之教條主義；7月，鄧出來保護劉伯承，向毛澤東建議保留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77]:162-163。7月31日，赫魯曉夫秘密到北京，毛澤東在鄧陪同下同赫魯曉夫舉行會談[77]:217。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常稱北戴河會議）；毛澤東要集中統一，保證重點放在工業上，工業主要是抓鋼鐵，「馬克思和秦始皇要結合起來」；鄧要求嚴格執行全國統一計劃，並「先保證重點」，「其他零星的不搞」[77]:164-165。毛澤東說農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鄧贊成毛澤東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性質之意見[77]:165-166。北戴河會議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大辦鋼鐵之高潮；同時，全國農村迅速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氾濫以高指標、浮誇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之「左」之錯誤[77]:167。9月至11月，鄧考察東北、華北和大西南，是從1952年調中央工作後時間最長、接觸地方和單位最多之調查考察[77]:175。11月6日，鄧到達鄭州，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77]:176。
1959年，中共中央決定於4月初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77]:194。4月5日，毛澤東談到權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之問題：「權力集中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之外，還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77]:1977月2日至8月1日，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一些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意見使毛澤東不能接受，而改變繼續糾「左」之初衷；根據毛澤東建議，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全會最後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即在黨內開展「反右傾」運動[77]:207。鄧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療而沒有出席會議，但他非常關心廬山會議；當時鄧對批判彭德懷表示不同看法[77]:207。這使他免於陷入廬山會議的漩渦，只是發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對彭德懷、擁護大躍進的立場[95]:156。「反右傾、鼓幹勁，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成為中心口號，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重新颳起來，從而導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更加嚴重失調[77]:208。
1960年，經過到基層視察，他和國家主席劉少奇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64]:322-327。3月24日，鄧乘火車抵達天津，參加毛澤東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天津會議」[77]:209。因為沒有解決好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存在之嚴重問題，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後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個人崇拜盛行，導致「左」的錯誤，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給中國造成損失[77]:212。9月16日，以鄧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之中共代表團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參加中蘇兩黨會談；9月23日回到北京[77]:220-221。9月30日，鄧率中共代表團再次飛赴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77]:221-222。
此後，鄧積極參與調整和整頓國民經濟，在1961年9月提出「工業工作七十條」，將經濟發展從浮誇的理想主義引向實用主義[93]:214-215[64]:318-321,334-337。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77]:292。鄧在會上稱「更加注意堅持黨的優良傳統」，「避免沾染官氣」，「避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77]:294。會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工作中之缺點和錯誤承擔責任，對黨之民主建設產生深遠影響[77]:295。會議仍然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沒有根本改變「左」之指導思想[77]:296。毛澤東點名批評鄧的經濟措施，這使鄧與毛澤東關係開始破裂[80]:4607。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修正主義之根源，使黨之指導思想日益陷入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左」之錯誤[77]:310。會議還抵消七千人大會力倡在黨內加強民主集中制之努力，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現象日益嚴重，破壞實事求是之作風[77]:310。
1963年7月6日，中蘇兩黨舉行第一次會談，蘇方代表團團長蘇斯洛夫擔任會議主席，並作長篇發言[77]:327。7月14日，蘇方不顧中蘇會談前雙方關於「在會談期間不發佈會談消息」之約定，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答覆中共中央6月14日信[77]:332。鄧回覆：「我黨歷來就主張不要把兄弟黨之間的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但是，既然公開爭論已被挑起，就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我們從來是出於被迫的，從來沒有首先攻擊過任何別的黨。我們受到公開攻擊，就不能不作答覆。我們認為，在這次會談告一段落到下次會談過程中，我們能夠討論出一個能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開的論戰的決議。」[96]:329-332[97][98]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77]:381。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標誌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77]:388。鄧為維持穩定局面，恢復秩序而奔波[49]:103。劉少奇、鄧立即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並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工作[49]:105。劉少奇、鄧回到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對策，制定出「大字報只限於校內」、「校內校外有別」、「集會限於校內」、「不准示威遊行」、「不准大規模的集會」等「八條決定」[49]:105。並得到毛澤東同意，派遣「工作組」到各個學校，但工作組所到之處遭到文革派操縱學生們猛烈攻擊[49]:105。幾乎每個學校都分為兩派或幾派，互相攻擊，亂揪、亂批、亂鬥之風盛行，抄家、打人時有發生[77]:395。7月16日，毛澤東橫渡長江，7月18日回到北京[49]:105-106。劉少奇立即要求會見毛澤東，但被毛澤東拒絕[49]:106。7月19日，毛澤東說派遣工作組是錯誤[49]:106。揚言說不僅僅是認識問題，而是路線問題[49]:106。7月21日，毛澤東正式下達指示撤回工作組[49]:106。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派工作組，決定撤銷工作組[41]:150。7月2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及中學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發佈決定撤銷工作組，批評劉少奇、鄧、周派遣工作組[49]:106。8月1日至8月21日，鄧出席在北京舉行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講話，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會選舉毛澤東、林彪、周、陶鑄、陳伯達、鄧、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全會小組會上，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攻擊劉少奇，謝富治則攻擊鄧，說他在全國解放後變了[41]:150。劉少奇、鄧被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物受到批判，陳伯達趁機向毛澤東揭發鄧[77]:400。鄧由於被指責犯「路線錯誤」，實際上已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77]:401。為貫徹全會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澤東委託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鄧受到批判，會後鄧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聯部、中調部等部門工作[77]:401。鄧事實上已被停止和剝奪職權，大多數時間待在家裏看文件、寫檢查和接受批判[77]:401。
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講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執行「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後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41]:150-151。10月23日，毛澤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作報告批判劉少奇、鄧[49]:110。結果劉少奇與鄧作自我檢討[49]:110。11月7日，鄧首次被點名批評，在北京市內大字報上，標題為「第二號走資派」[49]:110。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批評劉少奇和鄧，鄧被說成是劉少奇之外「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67]:6，「中國的二號修正主義分子」[44]:19，「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根子」[67]:6。12月13日，毛澤東指使「文革派」把鄧與劉少奇作為「反動分子」點名批判[49]:112。鄧第二次被打倒[40]:19。以後劉少奇、鄧就不公開露面[49]:112。鄧被軟禁在中南海自住[49]:112。
1967年元旦，文革小組動員北京市各大專院校數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批判劉少奇、鄧[49]:112。那時候鄧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劉少奇被打成「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被解除一切職務[40]:19。3月15日，鄧的弟弟鄧蜀平因為絕望而自殺[99]:84-85。3月底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他被免去總書記的職務[100]:6。之後紅衛兵連續對他批判和攻擊[95]:208。5月，汪東興到鄧家告訴鄧，毛澤東讓他轉告：一、要忍，不要着急；二、劉、鄧可以分開；三、有事可以給他（毛澤東）寫信[77]:410。到8月對鄧的批鬥已經升級到武鬥，紅衛兵到鄧在中南海的家裏開批鬥會，鄧被逼着下跪，坐「噴氣式」[79]:118。8月5日，劉少奇和鄧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鬥爭[49]:111。9月，劉少奇與鄧子女都被趕出中南海[49]:111。毛澤東把鄧夫婦軟禁在中南海之家中[39]:40。兩名年齡較小之孩子鄧榕和鄧質方（和鄧繼母夏伯根一起）被趕到北京擁擠之工人宿舍，不許和父母見面[39]:40-41。鄧的三個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與鄧的繼母和他在一起[44]:23。
1968年5月16日，「鄧小平專案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黃永勝、吳法憲等主管[77]:415。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76]:2289。在10月13日會上，毛澤東說：鄧小平在戰爭時期是打敵人的，歷史上還未發現有什麼問題[41]:153。隨着鄧倒台，他的家庭成員也受到了迫害[76]:2481。
1968年9月，鄧長子、物理系學生鄧樸方在北京大學「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被批鬥時，由四層樓上摔下來[49]:120。鄧樸方被在場的紅衛兵及時送到醫院，但因胸椎壓縮性骨折導致鄧樸方從此腰部以下癱瘓[101]:1441。1969年，鄧子女被允許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鄧夫婦，從鄧楠口中知道鄧樸方傷殘；卓琳傷心難忍，哭了幾天幾夜，鄧則依舊無言，只是不停抽煙[77]:420。1970年，鄧寫信給黨中央，請求把鄧樸方調來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鄧樸方獲准與父母團聚[49]:13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發佈「緊急指示」，調動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41]:153。10月18日，林彪向全軍發出「第一號令」，進入緊急戰爭狀態[49]:124。由總參謀長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正式下達[41]:153。10月20日，鄧被送到江西南昌[39]:60[102]:34，被軟禁在新建縣望城崗，坐車到南昌約20分鐘路程[49]:129。鄧之宿舍為原步兵學校校長辦公室[49]:129。從1970年1月起不發工資，鄧原來月工資402元，卓琳165元；改發生活費後，鄧每月生活費120元，卓琳60元，繼母夏伯根25元[41]:154。夏天開始，根據本人申請，允許鄧上午到拖拉機廠勞動[49]:129。卓琳承擔起洗滌工作，沒有強制勞動[49]:129。這段時間被鄧視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時期[61]:54-55。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發動武裝政變未遂，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41]:154。鄧稱：「林彪不亡，天理不容！」[77]:440林彪集團政變失敗，鄧寫信給毛澤東，敘述對林彪事件看法[40]:19。11月8日[77]:440，鄧給毛澤東寫信，表示願為黨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41]:154。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對鄧來信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77]:444-446從這個批示開始，鄧第二次受批判命運有轉機[40]:19。周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佈對鄧立即解除監督勞動，鄧可以做調查研究工作[77]:446-447。年底鄧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游歷井岡山，憑弔遺跡，重訪瑞金等地[41]:155。
1973年2月20日，鄧離開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舊居[49]:138。3月10日，根據毛澤東意見，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41]:155。3月28日晚，周遵照毛澤東之指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宣佈要鄧擔任負責外交之副總理[39]:63。作為周之助手，鄧從1973年4月開始，陪同周在機場送往迎來，會見其他國家客人；鄧還參加一些會見外賓之活動，但尚未擔負起與他們會談之工作[39]:64。4月12日，鄧以副總理身份出席為柬埔寨國王施漢諾舉行之宴會[39]:63。12月1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議調動各大軍區司令員[49]:142，正式提議鄧出任總參謀長[103]:57，鄧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再次進入領導核心[104]:263。12月18日，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討論決定鄧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77]:467-468。12月22日，鄧代表軍事委員會宣佈各大軍區司令員大調動[49]:142。
1974年4月，鄧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49]:144。4月10日鄧在大會上發言，闡明中國關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之主張，指出：國家之間之政治和經濟關係，都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基礎上；國際經濟事務應該由世界各國共同來管，而不應該由少數國家來壟斷[41]:166。鄧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論」[49]:144。由於在鄧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之基本思想全是來自毛澤東，也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有人把自己跟蘇聯聯繫在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鄧小平文選》[39]:75。
1974年初，周病情惡化[49]:145。到5月、6月，周健康更為惡化[49]:146。6月1日，周住進解放軍三〇五醫院治療[77]:476。當時周已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仍保留着職務，在他親自指導下，鄧成事實上之代總理[39]:74。同時，1974年初以江青為首四人幫發動「批林批孔運動」，致使鄧與四人幫的矛盾進一步激化[104]:263。10月20日，毛澤東建議鄧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41]:174。毛澤東同周、王洪文談話時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41]:177。
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發出一九七五年一號文件，任命鄧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05]:1[49]:147。此後，他立即着手整頓全國範圍內之極左浪潮[40]:20。1月8日至1月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周帶病主持會議[49]:147-148，會議追認鄧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05]:1[49]:148。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周主持[49]:148，任命周為國務院總理、鄧等12人為國務院副總理[105]:1。鄧在幕後主持起草周之報告[39]:83。會上通過周提出主要目標，就是實現「四個現代化」[49]:148。大會決定鄧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49]:148。國務院總理周病重住院後，鄧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日常工作[40]:19-20。
3月5日，副總理鄧代替周出席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工業書記會議；會中，鄧指出「必須反對派系鬥爭的發起者」[49]:153。5月3日，毛澤東在自己住處召集政治局開會，周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39]:102-103；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決定讓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人[41]:183。5月12日至5月17日，鄧國事訪問法國，是中共領導人首次出訪西方國家[39]:104。5月27日，根據毛澤東之意見，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41]:183。9月7日，周和鄧等在醫院會見羅馬尼亞代表團[49]:155。9月13日，代總理鄧在山西召開「農業學大寨」中央農業會議[49]:155-156。會議中，與四人幫鬥爭已經白熱化[49]:156。鄧着手對當時極端混亂的經濟局勢[88]:4-11,25-27、軍隊建設[88]:1-3,15-24、科研工作[88]:32-34等進行全面整頓[76]:2521[88]:35-37，並同當時擁有很大權力的江青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61]:81-82。10月，鄧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三個綱領文件，分別是：一、《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又提出要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06]:141。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由鄧主持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有所不足；鄧稱：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105]:44。11月24日「打招呼會」，毛澤東指示如何「避免犯新的錯誤」，由鄧宣讀毛澤東的信；鄧不肯定文革，又服從毛澤東的指示：主席希望對文革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主席説，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黨的基本路線；〈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經毛澤東批准後，於11月26日下發全國高層幹部[39]:133。由於毛澤東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澤東遂於11月決定要解決鄧的所謂「右傾」問題[106]:141。他在批評鄧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106]:141。毛澤東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06]:141。12月2日，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鄧最後一次陪伴毛澤東會見外賓，兩人最後一次見面[39]:136。
鄧的行動遭到「四人幫」的反對，被稱為「右傾翻案風」[40]:20。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去世[49]:158。1月15日下午3時起，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準備舉行追悼會[49]:159。第一副總理鄧致悼詞[49]:159。冀朝鑄稱鄧「剛開口讀到『我們的總理』時就聲音哽咽，停頓了一下。每個人也都在落淚」[39]:141。1月20日政治局會議，鄧第三次作檢討，表明希望再見到毛澤東[39]:142。2月2日，鄧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中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39]:143。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對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106]:141。可以說，華的任命是毛澤東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106]:141。2月15日，華國鋒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書記會議上，講過「當前的緊急任務是批判鄧小平、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這個目標下，幹部、群眾應該團結起來」[49]:162。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一樣，對批鄧運動作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39]:145。2月16日，中央批准中央軍委的報告，宣佈鄧和葉劍英去年夏天在軍委擴大會上講話錯誤嚴重，他們的講話文件停止傳達[39]:145。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發大字報反對江青，擁護周、鄧[49]:163。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的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49]:165。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會上，華國鋒攻擊鄧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49]:165。4月5日，北京發生悼念周、反對「四人幫」、擁護鄧的「天安門四五」事件[40]:20。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106]:142。
4月7日，在沒有鄧參加的情況下[107]:2-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議撤銷鄧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108]鄧被指為這個事件「總後台」，再一次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40]:20。汪東興最先向毛澤東透露江青有可能動員群眾批鄧時，毛澤東指示汪把鄧轉移到離他的子女不太遠的安全地方，住處要向「四人幫」保密[39]:150。4月8日，鄧請汪東興把信交給毛澤東，表明自己仍會遵守黨紀：「我完全支持黨中央讓華國鋒同志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的決定。……我對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39]:151；同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06]:142
4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將參加四五運動的群眾定性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並稱鄧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104]:279。6月30日，鄧接到通知可以從東交民巷臨時住處搬回寬街老宅[39]:151。
5月11日、6月26日、9月2日，毛澤東心肌梗塞[39]:153。8月，開展「批鄧」運動；鄧的三個「整頓」文件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106]:142。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作準備[49]:169。9月9日，毛澤東逝世[49]:167。毛澤東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106]:142。毛澤東又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106]:142。10月6日，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兵不血刃地結束文化大革命[49]:173。周、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四人幫」倒台[40]:20。10月7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49]:173。會議決定華國鋒就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39]:157。十年動亂雖已過去，中國卻面對「三信危機」（「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106]:142。
四人幫被捕後，中共中央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但是關於為鄧的平反，中央卻發生分歧[109]:2。10月10日，鄧致信華國鋒並黨中央，堅決擁護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果斷行動[105]:47。華國鋒在10月26日宣佈，當前要批判「四人幫」，可以附帶批鄧[3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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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6日，政治局會議討論鄧恢復工作問題，決定給他重新擔任職務[39]:168。2月7日[39]:165，華國鋒支持《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正式提出「兩個凡是」之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106]:149極力反對鄧復出[49]:183。同月，鄧在同前來看望的王震談話時，對「兩個凡是」的提法提出異議，認為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105]:48。華國鋒啟動中國的經濟特區，贊成鄧1977年復出後的改革措施，推動國家開放，由於在「洋躍進」中走得太遠受到狠批[39]:162。3月10日，打倒「四人幫」後，第一次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有人提出鄧恢復工作，引起爭論[49]:183。4月10日，鄧給華國鋒第二次寫信，表示「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我個人的工作問題，做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工作為宜，完全聽從中央的考慮和安排。……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在黨中央決定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會主席的時候，我知道了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確的方式戰勝四人幫……」[49]:185。同月，鄧在同汪東興、李鑫談話時稱：「兩個凡是」不行[105]:48。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號文件》轉發鄧兩封信[49]:185。7月16日至7月21日，鄧出席中共十屆三中全會；7月17日全會一致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決定恢復鄧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105]:52。8月12日，召開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鄧大力整頓軍隊，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寃、假、錯案[49]:188。鄧成為中共黨內排名第三的領導人，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僅次於華國鋒和葉劍英。
1978年底以前，鄧還不是黨內最高領導人，華國鋒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最高領導身份[49]:188。華國鋒被認為與鄧在政治路線上相左[110]:10。「兩個凡是」的演變結果則是華國鋒遭到黨內以鄧為首的抵制[88]:42-47,38-39。
在1977年8月3日召開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鄧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在1977年舉行高考[39]:179，中國的高等學校得以重新通過統一考試招收新生[88]:48-58。12月，鄧極力推薦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49]:190。1978年3月18日，鄧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講話，將知識分子的政治定位從文革時期的底層扭轉稱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腦力勞動者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88]:89，改變了自文革以來「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88]:41。1977年9月19日，鄧同教育部主要負責同志談話〈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實質上是改變了共產黨在文革時期的一大政策[88]:66-71。
1978年2月26日，召開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49]:190。華國鋒作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堅持階級鬥爭和加強「四個現代化」建設[49]:190。會議確認華國鋒總理、鄧副總理、葉劍英委員長之人事決定[49]:190。但鄧在實施自己戰略前，必須先解決他和華國鋒之間路線分歧[88]:111-112。5月11日，《光明日報》轉載由胡耀邦同意、署名「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得到鄧及其部下支持）；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條主義」和「個人崇拜」，是在攻擊「兩個凡是」，並且是在暗指應當對此負責之華國鋒和汪東興[39]:184-185。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也轉載這篇文章，隨即又被許多地方報紙轉載[39]:184。深具現實主義特點的政治理念被人認為是鄧贏得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88]:140-153。4月5日，中共中央宣佈開始平反1958年以來被錯劃之「右派分子」[49]:191。鄧第三次復出之後[49]:191，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39]:199。會議平反1976年4月5日發生之天安門事件，表明鄧在現階段之鬥爭中已佔上風[106]:151。會上嚴厲批評華國鋒[49]:197，華國鋒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驗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原則解決政治問題[39]:205。12月2日，鄧針對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新情況、新問題，同胡耀邦、胡喬木、于光遠談在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前，親筆擬出講話提綱：「……發揚民主，加強法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別是近一時期。民主選舉，民主管理（監督）。政治與經濟的統一，目前一時期主要反對空頭政治。權力下放。千方百計。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主要從價值法則、供求關係（產品質量）來調節。……」[105]:197-19812月5日，鄧同胡喬木、于光遠、林澗青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的修改時稱：要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一切向前看，否則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應該允許出氣，出氣是對沒有民主的懲罰；有了正常的民主，大字報也就少了；建立健全民主與法制，實行經濟民主，用經濟的辦法管經濟，責任到人，做到有職有責有權；沒有民主培養不出人才[105]:199。12月13日，鄧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愈多，對我們的事業就愈有利。幹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沒有這樣一大批闖將，我們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況，就無法趕上更談不到超過國際先進水平。」[88]:143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2月18日在京西賓館召開[39]:212。是次全會上，鄧批判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把全國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鄧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澤東説過的就要執行）之思想路線，樹立實事求是之指導方針；鄧否定毛澤東「打倒一切」之組織路線，為文化大革命及「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1976年天安門事件之寃假錯案平反（會議結束前由北京市委宣佈）；在政治上否定毛澤東晚年錯誤之同時，鄧着手改革毛澤東時代建立之計劃經濟體制，當時並未訂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來，實行「摸着石頭過河」[40]:22。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發佈決定設立中央秘書處，代替汪東興一手掌管之「中央辦公廳」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務[49]:193。任命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秘書長[49]:193。會上批評華國鋒之「兩個凡是」，又批評他之「洋躍進」[106]:151。會議再度重申實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兩個凡是」，高度評價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提出要實施「四個現代化」與「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並提出「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社會水平」的目標[88]:237-238。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重大歷史意義，標誌着華國鋒過渡時期之終結與鄧改革開放時代之開始[106]:151。這次會議上，陳雲、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陳雲被推薦為中共中央副主席[39]:207。鄧後來稱，「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106]:151
從原則上説，鄧贊成擴大自由，他願意作實用主義取態；然而因鄧承擔維護社會之最終責任，當疑慮秩序能否維持時，會快速收緊控制；十一屆三十全會後，「西單民主牆」等論戰擴大言論自由[39]:218。鄧鼓勵黨內更多民主討論，但當抗議者吸引大批群眾，開始反對根本制度時，鄧斷然採取措施壓制挑戰[39]:223。鄧想要允許比毛澤東時代更多自由，但也希望確立原則，明定一些政治言論可否接受；鄧對胡喬木、胡耀邦等人稱，要提出四項基本原則，説明自由的界限[39]:227。
鄧設計之改革方案，首先從農村開始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原本屬於「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給千家萬戶農民承包，農民自主生產和經營，迅速發展農村經濟，解決城鄉生活供應問題[40]:22。農村改革從1979年開展，它體現於農村經濟形態之根本轉變，即由一個「指令經濟」轉化為一個以「承包製」為基礎之經濟[106]:152。中國共產黨不再以階級鬥爭為政策中心，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88]:182。鄧主張中國對外開放，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提出在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引進海外資金和技術，加速中國現代化；鄧支持建立經濟特區，對外開放[40]:22。1979年至1980年間，中共中央創立4個經濟特區，即廣東省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廈門市；即中央用來試行特殊經濟政策之區域，包括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106]:154。作為「總設計師」，鄧曾提出設想實現中國基本現代化：「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首先解決十一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到二十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翻一番，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再翻兩番，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40]:23他繼續主持並制定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109]:3[61]:77。
1979年中越戰爭後[109]:11，精簡軍隊的工作隨之進入了改革日程中[88]:284-290。3月30日，鄧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丑惡頹廢的東西；我們要向人民特別是青年介紹資本主義國家中進步和有益的東西，批判資本主義國家中反動和腐朽的東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105]:229-230。鄧闡明不容挑戰四項基本原則：①社會主義道路、②無產階級專政、③共產黨的領導、④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39]:228。10月4日，鄧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經濟問題工作：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不只是當前，恐怕今後長期的工作重點都要放在經濟工作上面；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後來叫中國式的現代化，就是把標準放低一點；四個現代化這個目標，講空話是達不到的……解決這類問題，要想得寬一點，政策上應該靈活一點；總之，要用經濟辦法解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105]:263。
1980年2月23日，鄧主持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49]:200-201。會議決定為劉少奇恢復名譽[49]:201。胡耀邦和趙紫陽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49]:201，並開始法制化建設[88]:189。恢復中央書記處，胡耀邦就任中央書記處總書記[49]:201。5月17日，鄧參加劉少奇追悼會並致悼詞[41]:231。8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會上鄧、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辭去副總理職位[49]:201，趙紫陽取代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109]:8。
1981年3月，鄧點名批判白樺寫《苦戀》，並指出「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106]:155。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胡耀邦接替華國鋒出任黨中央主席[39]:325。鄧親自擔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49]:202。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78年底，習仲勳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楊尚昆任第二書記，並擔任鄧的聯絡員[39]:346。鄧與楊尚昆有特殊關係，同是四川人，鄧任總書記時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鄧與軍隊可靠的聯絡員[39]:333。此前葉劍英曾對習仲勳説，要想得到海內外廣東人的真心合作，首先要給1950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義指責而蒙冤的幹部平反[39]:346。1982年9月，楊尚昆為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39]:491。
1980年8月18日，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指出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改革」有分別；改革目的並非要取締現行之社會主義政體，而是要使它更趨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即外界所稱之「行政改革」[106]:150-160。在此次會議上，鄧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直接促成後來《八二憲法》的誕生[111][112]。1981年6月，在鄧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此前長達18個月商議、4,000餘人參加、9次大規模修改完善[88]:291-310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確立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指出毛澤東的領導以1957年為分界線：前期一貫正確；後期犯一連串「左」傾錯誤，包括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以及「錯誤發動」一場「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06]:157。他指出要糾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88]:42，克服個人崇拜[88]:334，同時正確地和充分地評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貢獻[88]: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64]:278，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88]:140-153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09]:10。之後，他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作為解決香港、澳門及台灣問題的方案[61]:49-50,58-59。
1981年11月23日，鄧會見朝鮮勞動黨代表團，介紹中國的情況：現在面臨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教育青年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打砸搶帶來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影響很深；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至少要做十年的工作；手段還是教育，並且從小處着手；另一個是體制改革問題；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現在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官僚主義是發展而不是減少，解決問題困難重重；問題不僅是中央一級、省市一級，企業也有這個問題；企業改革首先是企業體制改革；一個企業本來一千人就可以了，可它有兩三千人；現在我們準備把企業改革一下，該多少人就多少人，多的管理人員和其他人員安排學習，工資照拿；我們開始試驗一些方式；這也要花時間，要做大量的組織工作，主要是大量的思想工作；不過，現在大家不管對自己有什麼影響，贊成不贊成，對通病有共同的認識；但治這個病用什麼藥就複雜了，太急的藥不行，太溫和的藥也不行[105]:396。12月8日，鄧會見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等時説：經濟建設，必須量力而行，必須要穩；真正做到這一點，經濟發展可能會更快；現在國內的主要問題：一是就業壓力大，國家每年要安排七八百萬人就業；二是知識不夠；我們這樣大一個國家，僅司法人員、經濟警察就需要一兩百萬，但一時培養不出來；我們正在考慮處理香港問題的政策，這些政策不會影響香港投資者的利益[105]:396。
從1982年起，鄧致力於國內的改革[88]:408-412[61]:9-10。2月20日，黨中央通過老幹部的退休規定，以保證幹部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並建立「顧問委員會」來安置這些老幹部[109]:5[61]:5-8。鄧希望中央顧問委員會成員辭去（在黨和政府中）正式職務；鄧宣佈中顧委只會存在10到15年；他解釋之所以成立中顧委，是因為委員擁有過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經驗[39]:502[88]:413-414。鄧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動中共領導層新老交替，設立「老同志」退休顧問機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佈撤銷中顧委後，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40]:22。同時開始精簡機構，裁減政府工作人員[88]:396-401。1982年8月21日，鄧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闡述中國的對外政策：有人説中國好戰，其實中國最希望和平；中國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們面臨發展和擺脫落後的任務[105]:427-428。9月12日，鄧出席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決定鄧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05]:430；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106]:157。9月13日，鄧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105]:430。
1983年5月22日，鄧會見毛里裘斯政府代表團：現在我們把農村的經濟和政治分開，但在實行過程中，要進行充分試驗，逐步進行；凡是已進行試驗的地方都證明，政社分開是正確的[105]:462。10月，鄧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發出清污指示，於是展開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主要由胡喬木、鄧力群和王震領導[106]:159。鄧因為擔心繼續批右會導致「左」傾回潮，嚴重影響快將上馬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結束清污運動[106]:159。
1984年，鄧分析和判斷當時國際戰略格局和周邊態勢的發展趨勢，提出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61]:96，提出「反對霸權主義」[61]:56-57、「中國不當頭」的韜光養晦對外政策[88]:415-417。同時，指導軍隊建設思想戰略性轉變，軍隊要為經濟建設讓路，同時宣佈中國軍隊將裁軍一百萬[61]:126[39]:527，在士兵中大力開展人才培訓，軍事工業大規模關停並由軍轉民[61]:98。雖然鄧在1980年代對國防工業和軍企之調整取得一定進步，但軍企從內陸地區向沿海之轉移、克服官僚作風和提升人員水平之過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39]:497。不論軍隊商業化有多少好處，把軍隊與私人利益攪在一起，也造成腐敗和貪婪之機，背離軍隊奉獻於自身使命之精神[39]:498。反對這一政策的張愛萍曾說，「（軍隊）熱衷於經商，必然導致腐敗」、「無異於自毀長城」[113]。10月1日國慶遊行中，北京大學學生打出橫幅「小平您好」[39]:426。
1985年9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召開，會議同時增補了56名中央委員和35名中央候補委員，而這些被增補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中就包括了日後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錦濤、吳邦國、吳官正、李長春、賀國強、劉雲山等[114]。
1986年4月4日，鄧在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時稱：我們總結了經驗，就是要對外開放，打破閉關自守，對內搞活，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不這樣，生產力發展不起來；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人民生活永遠改善不了，積極性永遠調動不起來[105]:572。9月3日，鄧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之迫切性時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106]:1639月13日，鄧在另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之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106]:1649月18日，「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薄一波、彭沖[115]。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之中共十三大上，鄧辭去所有黨政職務並不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保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之職務；陳雲獲准取代鄧成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第一線工作則交給趙紫陽[39]:528。鄧不再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對外方面，1978年5月21日，鄧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會談，布熱津斯基後稱：「鄧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精明而機警，理解力強，有很好的幽默感；態度堅定，直截了當。」[39]:277
1978年10月，鄧繼續到日本[49]:196。鄧是中日交往2,200年以來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領導人，稱儘管有20世紀那段不幸的歷史，但兩國有過兩千年的友好交往，願意向前看，使兩國走向友好交往的未來；日本人大受感動，知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重大災難，想表達歉意，伸出友誼之手；鄧帶着和解的精神，希望兩國人民可以共同生活在和平友好新時代[39]:259。鄧於10月19日抵達日本，10月23日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互換儀式[39]:260。
1978年11月，先後訪問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49]:196。12月16日，中美兩國正式發表建交聲明[49]:197。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鄧訪問美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105]:218。期間鄧參觀美國太空總署[116]:13，並在華盛頓與美國總統占美·卡特、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等會談[49]:197-198，就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深入進行交流[116]:15。訪問期間，鄧試探他們對中國進攻越南的態度[116]:13。
1979年2月4日，鄧回國[49]:198。2月17日，在雲南、廣西邊境對越南反擊，中越戰爭爆發[49]:198。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堅定，確實攻下五個省會[39]:482。3月6日攻下諒山後，中國立即宣佈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在撤退過程中盡量破壞越南之基礎設施[39]:482。
1979年3月29日，鄧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明確提出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後，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105]:228。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1982年6月之福克蘭戰爭取得勝利後不久，於9月22日抵達北京[39]:452。9月24日，她在北京與鄧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117]:501。她堅持按照《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118]:221，但鄧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119]:117[77]:12-15。離開中國前撒切爾夫人在英國廣播公司之採訪中說，「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說，『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39]:454。
第12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飛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鄧會談兩小時[39]:458。傑弗里·豪外相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達成一個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39]:4585月25日上午，鄧在人民大會堂東大樓會見香港和澳門政協代表，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49]:204。席上，鄧說：「中央政府有關香港發言，我和趙紫陽的是正式的，還有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是正式的。而黃華、耿飈二人所謂不駐兵香港簡直是胡說八道」[49]:204-205。9月26日，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和中國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最後文件[39]:460。
1984年12月18日撒切爾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簡短儀式上，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39]:460。
1986年4月24日，鄧會見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查濟民時説：有許多香港人主張基本法要搞得非常細；太細了不好，越詳細越管不住；你曉得事情會怎麼發展；總的來説，我們的政策沒有變的理由，變了對我們不利，香港會成為國家的包袱，幾百萬人的生活怎麼辦；要靠國家來養怎麼行；變不得的[105]:574-575。
1987年，鄧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講話：「我有三個毛病，喝酒、吐痰、抽煙。」[39]:461-462
1990年1月18日，鄧會見李嘉誠時稱：真正能穩定香港的，第一是大陸的政策不變，第二是華資強大起來，與國內取得共識，包括推薦管理香港的人才；要有才幹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穩住香港的局面；愛國，就是要愛整個中國，愛中國香港；這個力量怎樣凝聚起來，採取什麼形式，要考慮[105]:686-687。2月20日，鄧會見霍英東時稱：我們要對子孫後代講歷史；人人都要有個信念，沒有信念團結不起來，不會往前奔，只會怨這怨那，起碼是頹廢，這是不行的[105]:688。
1980年代初，隨着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動程度加劇，大量流氓團伙出現、各類經濟犯罪也開始顯現，而當時中國法制尚處於早期建設時期（文革破壞了傳統道德秩序及法治觀念），1983年起鄧主張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61]:33-34。
鄧以鐵腕手法維護政權統治[40]:22。關於中蘇關係、中美關係的問題，鄧明顯感受到來自左派及右派的壓力[109]:20[61]:134。隨着中國的開放，中國人開始更多地接觸西方民主人權思想，右派主張改革應該擴大到政治領域，對此他公開批評這些行動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堅持認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應繼續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並堅稱中國發展最需要的是社會穩定，「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61]:123-124；左派則強調應當限制改革，並返回到當時的蘇聯模式[109]:18。
1983年，鄧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加強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克服自由主義[120]。1985年5月，鄧提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產階級道路[121][122]。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123][124]。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表措辭嚴厲的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61]:110,118,190-1911986年12月4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後，爆發大規模學生示威[39]:519。面對激烈學潮，鄧小平遂於12月30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及李鵬等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25]，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106]:165鄧繼而作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106]:165由於胡耀邦同情挑戰意識形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被撤銷總書記職務[40]:22。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評胡耀邦後接受他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的請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政治局又將一批進行「自由化」活動的黨內知識分子開除出黨；到1月底，持續一個多月的學潮終於平息[106]:165。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堅決」負責，他知道是時候遞交辭呈[39]:520，胡耀邦總書記的職務由鄧另一位助手趙紫陽接任[109]:18，而持經濟保守思想的李鵬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109]:22。1987年4、5月間，當鄧覺察到黨內「保守」勢力企圖利用反資運動來攻擊整條改革開放路線時，他便公開表示「搞四個現代化……着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106]:166鄧隨後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61]:198-200，表示「左是主要危險」，堅持繼續改革[61]:226-229,248-250。鄧再次當機立斷結束反資運動，阻止「左」傾回潮；從5月開始，改革開放的言論又高唱入雲[106]:166。
1988年，鄧的經濟顧問警告說，物價改革時機不對，因為在通貨膨脹壓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應求[39]:430[61]:262。1988年官方的零售價格指數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價格指數則較去年上漲26%[39]:431。
1989年春天，中國出現社會動盪[61]:271-272。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別向人大代表及總理李鵬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學潮再起，並迅速蔓延到西安、長沙等大城市[106]:169。4月16日，大約800名學生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廣場中央之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獻花圈；警察並未干預從大學前來悼念者[39]:538-539。運動遂向社會蔓延，形勢急轉直下[106]:169。
4月24日，即在趙紫陽出訪朝鮮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學運定性為「動亂」[106]:169。4月26日，《人民日報》根據這個決定之精神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之社論[106]:169[126]。然而令鄧失望，結果適得其反，學生領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愈發堅定，並且動員更多學生加入他們行列[39]:541。5月13日，數千北京學生藉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快將訪華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藉此行動向中央施壓，以爭取成立壓力團體；儘管趙紫陽勸說學生必須克制，以免破壞中蘇高峰會議之進行，學生情緒卻轉趨激烈，並否定所有妥協之主張[106]:169。由於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學生和官方的失敗互動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61]:302-308。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5月16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公開表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發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之大遊行，不少人將矛頭直指鄧[106]:170。國務院決定自5月20日起，為保證社會安定，恢復正常秩序，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61]:410。6月3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之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鄧，立刻得到批准；即使開始使用真槍實彈，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大約4個小時，才走完從木樨地到天安門約4英哩路程[39]:561-562。即震驚中外的「六四天安門事件」[44]:3。鄧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之「十六字方針」，帶領中共渡過難關[106]:170。
鄧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稱：「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106]:170-171鄧稱：「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106]:171[61]:302-308。由於趙紫陽同情「六四民運」，結果被撤銷總書記職務[40]:22。鄧決定不在現有的北京高層中選擇一名接班人，而是從上海召來當時的市委書記江澤民任中共中央總書記[61]:301。據悉，正當鄧考慮由誰來接替趙時，李先念和陳雲一再向鄧推薦上海市領導人江，說江是堅持「兩個基本點」之好幹部，力主調到中央；鄧很快接納二人建議[106]:171。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議決撤銷趙所有職務[106]:171；選舉江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27]。從此江被確認為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61]:309-314。
1989年5月31日，鄧〈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稱：「……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幹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我過去說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以香港為例，對我們就是有益處的。如果沒有香港，起碼我們信息就不靈通。總之，改革開放要更大膽一些。……」[61]:2979月4日，鄧〈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向中央請求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61]:322。11月8日，85歲的鄧在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宣佈退休[40]:22。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接任[128]。1990年3月21日，鄧在七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後退休，由江接任。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領袖[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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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4日，鄧〈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於亂到什麼程度，現在不好預料，還要很冷靜地觀察」[61]:320，基本上是因為它們推行經濟改革失敗，所以，中國若要避免遭同一命運，必須繼續走改革開放之道路[106]:172。
當鄧的專列於1992年1月17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其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的幹部只知道，鄧夫婦和4名子女（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庭度假」[39]:597。1992年春，鄧考察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39]:598-605[129]。依靠昔日的威望，鄧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在考察途中發表系列演講，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61]:306-307，批評那些懷疑改革開放的人，明確表示「左」的東西對中國而言比「右」更可怕[61]:225。鄧還特地指出當前的基本任務是防「左」：「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106]:172-173「南巡」期間，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稱：「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61]:373，「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06]:172，「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61]:3741月27日，鄧在視察珠海江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時稱：歐洲搞福利社會，由國家、社會承擔，現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國家承擔不起，社會承擔不起，問題就會越來越大；我們還要維持家庭；全國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戶養活的；中國文化從孔夫子起，就提倡贍養老人[105]:709。
由於各地傳媒紛紛發表支持改革開放，而與鄧一起南巡的楊尚昆又在軍中展開學習鄧的南巡講話，中共中央遂於1992年2月底整理南巡講話要點，以中共中央1992年2號文件下發全體黨員，由此結束歷時3年半的「治理整頓」，並掀起新一輪的經濟熱潮[106]:173。
鄧南巡後不久，全國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謂「翻番」，即追求當地國民產值或工業產值成倍增長的高速度發展[106]:173。中國十多年改革經濟體制，從農村到城市，儘管經歷幾次波動，但終於邁進市場經濟[40]:22。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國颳起「鄧旋風」的氣氛中召開；江在會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歷史唯物論中是處於矛盾的對立面，「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掙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束縛；從實際意義而言，「十四大」標誌着市場改革派之勝利——中共自此以「計劃」和「市場」的不同「功能」來界定兩者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不再把「計劃」和「市場」看做「主」與「輔」的關係；換言之，「計劃」不再擔當發展經濟的主導角色，它只為宏觀社會經濟發展制定理順戰略目標而已；「十四大」可說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標竿[106]:174。
1992年颳起「鄧旋風」，使沉寂3年多的中國經濟再度活躍，並朝着市場經濟的方向大步邁步；然而，由於市場法規未能及時建立，政府未能及時制定有效之調控經濟措施，致使中國在1992至1993年間出現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的失衡現象[106]:174。鄧的思想理念與政治方針以「鄧小平理論」始終得到貫徹，他被官方譽為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自己卻說，改革其實是「摸着石頭過河」[110]:3。
在官方報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鄧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出現，他乘坐剛剛全線通車不久的北京地鐵，饒有興致的走遍了半個老北京[130]。
鄧因身體原因自1994年開始就不管國家大事；陳雲也於1994年8月動大手術，並於1995年4月逝世；到此，中國的「雙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106]:176。
1996年12月12日，鄧因呼吸道疾病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南樓病房[131]。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一套節目於1997年1月1日起播出傳記紀錄片《鄧小平》，當時已患柏金遜病晚期的鄧在病房收看了全部12集描寫他的傳記紀錄片[132]。1997年2月春節前夕，病情略有平穩的鄧向前去探望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傳達了自己對全國各族人民的節日祝賀，並希望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把今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召開黨的十五大這兩件大事辦好」[133]。2月15日，鄧夫人卓琳及子女致信江澤民，向其轉告鄧小平的臨終囑託[134][135]。2月19日21時08分，鄧小平逝世，享年92歲[39]:637，死因是帕金遜綜合症和肺部感染[39]:615。2月20日，依據聯合國1947年旗典，按例，聯合國總部降半旗[60]:692[43]:410[136]:526、聯合國大會默哀[137][138]:134[139]:163。他的殯車為雙尾門的豐田Coaster。按鄧遺願，眼角膜捐出供眼科研究，內臟捐出供醫學研究，3月2日骨灰撒入大海[39]:615。鄧逝世，中國遂進入後鄧小平時代[106]:176[140]。
1997年9月召開中共十五大，該會肯定鄧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引導着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明確寫進黨章[106]:176。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到中央黨校，在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作〈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講話稱：「為什麼小平同志在講到警惕右時，特別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左』的錯誤泛濫的時間很長，影響很深。在建設和改革中要開闢新的道路，要改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時，阻力常常主要是來自『左』的方面。由於『左』的東西往往帶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給人們以迷惑作用，這就更需要提醒我們的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的干擾。」[141]:41
1997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138]:134。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的悼詞〉中說：
「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142]
《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稱：
「鄧小平同志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40]:33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在通過的《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評價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借鑑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創立了鄧小平理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43]
2024年8月22日早上，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習近平在座談會中稱鄧小平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偉大的一生，並讚其理論有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代化[144]。
若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之一人專政之極權時代，那麼鄧小平時代可說是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社會走向開放但仍須堅持共產黨領導之專制時代[106]:176。
鄧個性很強，不喜歡空談，喜歡快刀斬亂麻，是作風強硬務實、急於抓出成效來的強人，故有「鋼鐵公司」之稱；此外，他的意志堅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幹；葉劍英曾評論鄧：「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106]:176
傅高義認為，鄧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39]:3-4。鄧16歲離開家鄉後再沒回去，表明要報效整個國家，而非任何地域、派別或朋友；鄧心機不複雜，不懷恨報復，也有極少例外；下屬認為他是個嚴厲、急切、要求高但講道理的監工，懷着敬畏與他保持距離；鄧行為一貫、治國方式始終如一，而毛澤東則性情多變[39]:334。
批評者稱，在鄧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織下的反右運動中，大量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被構陷下獄[145]。此外，鄧小平在大躍進[146]和1975年河南水災[147][148]等事件中的表現也存在爭議。
有觀點認為，鄧時期對撥亂反正存在「局限性」，例如「四項基本原則」的入憲，確立了不許否定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準則[149][150]。 他於1980年提出要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並一直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51][152][153]
還有學者認為，鄧在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上以及在對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的反思中也體現出了鄧個人的「局限性」。在1980年代初《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過程中，鄧堅持要求對毛作出功大於過的評價、要求擁護毛澤東思想。[154][155]
鄧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和處理方式也存在爭議。香港媒體人林行止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的污點和晚年的遺憾[156]:262；而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提到，一些幹部認為，當時鄧小平採取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維護國家團結的唯一選擇[39]:569。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以來，在中國大陸網絡上出現了一套批評鄧的話語體系「稻學」，認為鄧需要對三年困難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後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負「主要責任」[157]。
鄧認為，組織一個有效率的國家政府關鍵不是改變法律法規，而是為各級行政單位配備一領導班子，交付實權；重要是各級幹部為下一級選出可靠能幹的領導；鄧認為一個領導班子優於一名領導人；理想是領導班子能掌握各自分管的專業知識，如工業、文化等；大單位要七八人領導，小單位可以兩三人領導；要有足夠活動空間給予領導開展工作，只需完成上級下達的目標即可[39]:85-86。鄧要學習世界上所有的成功經驗，不管是什麼制度和地方；鄧要掌握國內真實情況，不想聽大躍進時期造成嚴重問題的浮誇報告；鄧認為人需要物質刺激，需要看到實在的進步保持幹勁[39]:391。鄧知道，外國人和歸國留學生帶來的變化有可能面對艱巨的調整問題，但是鄧堅信，一個國家只有保持開放才能發展最好；鄧部分同事擔心外國人和做法會使中國暈頭轉向，但鄧相信足夠強大，能控制事態；鄧大力支持官員和學生出國，翻譯國外書籍，歡迎外國人來華[39]:435。改革開放並非由鄧啟動，它是鄧上台之前在華國鋒之領導下起步[39]:619。鄧也不是手持偉大藍圖、主宰著變革之設計師；事實上，變革時代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之設計[39]:619。不如說，鄧是全面領導轉型過程之總經理，梳理和總結各種想法，展示給團隊和群眾所能接受之步調和方式；鄧穩定領導最高層，使人們保持信心經歷巨變；鄧選拔和指導團隊，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各項改革[39]:619-620。鄧解決難題，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各方之解決方案；鄧加強統治，保持控制中國人努力適應迅速變化的新環境[39]:620。
毛澤東加強中央集權制，將其深入擴展至全國；鄧則將統治結構拉回來，沒有制定地方必須遵守之嚴密規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授予他們獨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經濟快速增長即可[39]:624。毛澤東逝世後，鄧大膽取消「階級出身好」選拔幹部之標準，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之辦法；根據鄧在1977年採取之新路線，很多「階級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並當上幹部[39]:626。不過，一個人一旦成為幹部，升遷便不再需要通過進一步考試，而是根據工作表現；鄧的接班人也沿用制度[39]:627。鄧確實鼓勵推廣普通話教學，使各地居民能夠與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國家文化之成長並不是由計劃所致，更多來自城市之新機會和城市生活對眾多農村青年之吸引力[39]:629。鄧時代開始的開放性流動，與毛澤東為社會設置重重障礙相比，對社會結構產生更加深遠之革命性影響；從以農村為主向以城市為主之社會之過渡以及傳播共同之國家文化，是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統一以來發生之最根本之社會變化之一[39]:630。
鄧很清楚，如果幹部過於嚴格執行法規，中國經濟將難以起飛；他一向更加關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辦事；他認為一定之腐敗難以避免，正如他說：「窗子打開了，難免會有蒼蠅和蚊子飛進來。」[39]:631鄧需要敢闖敢幹之幹部，他願意承擔蒼蠅飛進來之代價；鄧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為自己或家人斂財[39]:631。
鄧給接班人留下體制，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由於司法不獨立，民眾往往不願意冒險挑戰向個人撈好處之當權者；對於因建新項目而被迫搬遷的居民，中國所提供的保護極差，開發商能夠聯合政府官員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對搬遷戶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補償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築商勾結未必不當，它可以使企業迅速開工，從而能夠更快為當地居民就業[39]:631-632。
鄧認為，領土糾紛應先放一邊，讓更聰明的後人和平解決；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對邊界糾紛過於激動，重要是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鄧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的利益[39]:636。1974年，作為首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中國領導人，鄧稱，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把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帝國」，與中國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年8月，王震給黨中央發電報，提出中國應當表示支持亞納耶夫之政變，鄧回答：「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39]:636
鄧把這種社會主義叫做「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61]:252，為堅持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61]:373。
鄧的改革還包括由政府對宏觀經濟主導和調控，其經濟改革措施也最早在農村施行[61]:115-118。同時鄧重視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61]:274-275，以科技帶動產業改革[61]:107-108。通過吸收國外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中國加快了自身經濟發展速度[61]:77。
中共十四大把鄧「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寫進中共黨章[40]:23。「十四大」確認鄧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106]:174。
鄧小平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並建議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61]:30-31。1980年代其正式向臺灣提出一國兩制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在中共八大上（1956年9月16日）
- 《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1974年4月10日)
-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3日）
-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2月）
- 《鄧小平文選》共三冊，1983年初版，1994年第二版，人民出版社。
- 第一卷收入1938-1965年的重要文章、講話共43篇。
- 第二卷收入鄧小平在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前的講話、談話共60篇。
- 第三卷是鄧小平1982-1992年期間的重要著作，共119篇。
- 《鄧小平軍事文集》共三冊，2004年中央文獻出版社。文集編入鄧小平1931年4月至1990年9月關於軍事方面的文章、報告、談話、電報、命令、批示、信函、題詞等文稿232篇。
- 第一卷編入1931年4月至1944年12月的軍事文稿47篇，
- 第二卷編入1945年9月至1974年11月的軍事文稿85篇，
- 第三卷編入1975年1月至1990年9月的軍事文稿100篇。
- 《鄧小平西南工作文集》2006年重慶出版社。收入1949年9月至1952年8月關於西南地區工作的文章、報告、講話、電報、指示、書信、題詞等文稿140篇。
- 《鄧小平文集》共六卷，2014年出1949年-1974年卷，分三卷；2024年8月出1925年-1949年卷，仍分三卷[158]，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鄧小平文集》是對《鄧小平文選》的重要補充。
- 《文集（一九二五——一九四九）》三卷編入的是鄧小平同志20世紀20年代中期至新中國成立前的文稿207篇[158]。
- 《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上卷編入的是鄧小平同志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上旬主政西南時期的文稿106篇。
- 《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中、下卷編入的是鄧小平同志在中央領導崗位工作期間的文稿，中卷編入的是1952年8月中旬至1958年9月期間的文稿135篇；下卷編入的是1959年1月至1974年11月的文稿165篇。
- 《對紅八軍和左江革命鬥爭的回憶》(1972年6月20日)
- 《對二野歷史的回顧》（1989年11月20日）
- 《鄧小平自述》2005年解放軍出版社
鄧曾兩次登上時代雜誌的年度人物，分別是1978年和1985年。
為了紀念鄧對於深圳經濟特區自1979年以來發展的策劃和貢獻，1992年6月28日，第一版的鄧小平畫像豎立在深圳市福田區荔枝公園東南口。在中國的幾個城市裏，鄧的大型宣傳幅甚至出現在城市的主要道路旁或地標建築附近，上面寫着強調改革開放或一國兩制政策的信息。其銅像於2000年11月14日在深圳福田區蓮花山公園廣場豎立。這座雕像除去底座高6米，底座為3.68米，刻畫了鄧自信地大步向前走的畫面。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曾參觀此雕像。
2001年8月，廣安市設立鄧小平故居保護區。為深切緬懷鄧的豐功偉績，讓世人了解鄧的生平事跡，2001年10月，廣安市在保護區核心區域開工修建鄧小平故里旅遊區。鄧小平故里旅遊區佔地八百三十畝、總投資近億元，園區集山、水、池、林、亭、路等於一體。鄧小平故居、鄧小平故居陳列室、鄧小平銅像廣場、翰林院子、神道碑、德政坊等旅遊景點坐落其中。2003年5月1日，鄧小平故里旅遊區對外試開放。2003年10月1日，鄧小平故里旅遊區正式開放[159]。
2004年8月13日，為了紀念鄧的百歲誕辰，於鄧小平故里旅遊區修建了鄧小平銅像廣場和鄧小平故居陳列館。鄧小平銅像廣場的鄧小平銅像，高2.5米，重1.2噸，基座是由黑金沙花崗石做成，正前方鐫刻着江澤民題寫的「鄧小平銅像」五個大字。這尊鑄銅座像坐北朝南，鄧面容溫和，兩頰瘦削，目光敏銳深邃，身穿短袖襯衫、軍便褲、沿口布鞋，面帶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注視着自己家鄉的山山水水[160]。
坐落着鄧小平故居的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轄區的牌坊村，也作為一座講述鄧小平生平事跡的博物館，同時也作為廣安區改革開放的一個精彩縮影，被保存下來。
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有一條6車道，寬25米，長3.5公里的大道：鄧小平大道。其於1997年6月18日建成。一座兩米高的紅色花崗岩紀念碑矗立在這條路線的東端，紀念鄧小平的碑文以漢語、俄語和吉爾吉斯語三種語言書寫。
中國中央電視台於1997年1月發行了一部名為《鄧小平》的紀錄片，講述了鄧從留學法國到1993年「南巡」的生活[161]。2014年，中央電視台在迎接鄧誕辰110周年之際，推出一部紀念鄧的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162]。
祖父鄧克達，勤勞、儉僕；祖母戴氏會紡紗織布[10]:20。
父親鄧紹昌，字文明，生於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出生時父母已年過40[10]:20。家裏有一點田[40]:9，傳到鄧紹昌手上時，有120挑穀地[10]:20。鄧紹昌12歲時，父親病逝，母親獨自挑起持家擔子；由於時局不安，鄧紹昌在成都法政學校只念了一年多，便回到老家務農[10]:20。鄧紹昌接受過新式教育，見過世面，加之為人豁達、講義氣，經常參與一些「場面上的事」，在當地算是小有名氣和影響；早年曾參加「哥老會」（在四川又叫「袍哥會」），在協興場「袍哥會」中先後當過「三爺」、「掌旗大爺」（即頭領）[10]:20。辛亥革命時期，率眾參加過廣安武裝起義；鄧紹昌後來又新置一些地，到鄧小平出生時，已是一個擁有二三百挑穀之小地主[10]:20。大多數時間都在協興鎮和縣城度過[39]:18。1914年，當上廣安縣團練局長、八縣聯防副指揮，任職不到一年半就被撤換[10]:21。後在協興鎮開過一家小飯館；最富有時，擁有近40畝地和幾個幫他幹農活及養蠶之長工[39]:18。鄧紹昌收入有每年幾十石租及幾萬株桑。後由於賭博輸錢，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逃到外地[39]:18。鄧紹昌逃難在外，很少回家，家庭經濟亦隨之逐漸破產；1936年，鄧紹昌客死他鄉，不滿50歲[10]:21。鄧紹昌對孩子嚴厲，動輒打罵，但有維新思想，力主把鄧送到國外留學；鄧在法國參加革命活動後生活窘迫，鄧紹昌賣穀子、賣地寄錢接濟[10]:21。後來鄧談到父親時說他是「進步黨人」[10]:21。弟弟鄧墾評價父親：「他屬舊社會的人，有舊社會的一些壞東西、壞作風。但他對舊社會不滿，對我們兄弟倆參加革命，一直採取支持、擁護的態度，從來沒有反對過。」[10]:21鄧紹昌先後娶過四任妻子[10]:20。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 第一任妻子張氏，婚後不到兩年就去世[10]:20。無後而死[39]:17。
-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長女鄧先烈，長子鄧先聖即鄧小平，次子鄧先修即鄧墾，三子鄧先治即鄧蜀平，次女鄧先珍（10歲時病死）[10]:20。淡氏是廣安望溪家壩人，在當地算是富裕[10]:21。據鄧榕說，鄧母親十分疼愛鄧；鄧後來也回憶說，非常敬重母親，父親不在家時母親總是悉心照料著家務[39]:18。淡氏雖沒有念過書，但賢惠通達，勤勞能幹[10]:22。淡氏於1926年病故[10]:20。鄧後來回憶說，當時家能夠保持生活，全靠母親[10]:23。
- 第三任妻子蕭氏，生子鄧先清[10]:20。生下一子後不久就死[39]:17。
-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兒[41]:1。前夫病死後，她帶着一個女兒鄧先芙改嫁鄧紹昌，生兩個女兒；大女兒鄧先蓉（早夭），小女兒鄧先群[10]:20。1949年鄧和劉伯承到重慶後，鄧把夏伯根從廣安老家接到重慶同住，從此和鄧一起生活，直到2001年去世[10]:20。
鄧一歲時，父親鄧紹昌按照當地習俗給鄧和唐姓地主人家定下娃娃親[10]:23。
鄧一生結婚3次，首任妻子張錫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於1930年不幸難產早逝[40]:15。
1931年7月14日，金維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與鄧同行，原名金愛卿，與鄧同歲，1919年曾在縣立女子學校參加學生運動，畢業後任女校教員，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運工作，1927年被選為舟山總工會執行委員[10]:195。與鄧離婚後與中組部部長李維漢結婚，育有一子李鐵映。
- 長女鄧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藝術家；丈夫吳建常1939年6月2日出生，曾任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副會長黨委書記、金輝集團（香港）名譽主席。現任山西太鋼不鏽鋼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兼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名譽會長。
- 長子鄧樸方，1944年4月16日在麻田村出生，鄧小平夫婦在與麻田村一河之隔之雲頭底村找一位奶媽叫郭金梅，一年後鄧小平率部轉戰河北；郭金梅帶着孩子跟隨鄧小平夫婦到涉縣赤岸村住些日子，劉伯承為孩子取名「樸方」[66]:117。在文革中導致下半身癱瘓，中國殘聯第五屆主席團名譽主席，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鄧朴方投身殘疾人工作，自己也經商[39]:53。在1980年代後期是康華公司的負責人；妻子高蘇寧，骨科專家。
- 次女鄧楠，1945年10月15日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長，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第一書記、常務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丈夫張宏曾任中科院科技開發局局長[163][164]:33。
- 三女鄧榕，1950年1月25日出生，又名蕭榕，小名毛毛，西糾主要代表,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曾任總政組織部副處長，中國駐美大使館三秘，全國人大常委會政研室副主任，民主與法制出版社社長，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丈夫賀平，1946年4月出生；少將賀彪之子，總參裝備部少將，曾任中國保利集團公司董事長、總經理[165]:146。
- 次子鄧質方，1952年8月出生，本科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後在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物理系獲得博士學位[39]:53，曾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直屬的中信興業公司董事長，1993年初，鄧質方正式加入建設部管理企業屬下企業「四方集團」，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總經理。1993年5月鄧質方連同首鋼、長實、加怡，共同收購香港上市公司「開達投資」，並易名為「首長四方」。妻子劉小元，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166]:139-145。
- 外孫女：卓苒，1972年11月14日出生，小名眠眠，鄧楠之女。曾任職於中銀國際。經陳小魯介紹與吳小暉相識。
- 外孫：卓溯，1974年4月30日出生，小名萌萌，鄧林之子，易簡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2014年3月26日因心肌炎發作病逝。
- 外孫女：鄧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鄧榕之女，在孫輩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讀美國波士頓韋斯利女校，攻讀心理學，學成回到北京，從事廣告公關。後隨丈夫馮波到加拿大生活。
- 孫子：鄧卓棣，1986年10月17日出生，小名小弟，鄧質方與劉小元1984年在美國留學所生，曾擁有和使用過美國國籍[169]，是鄧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孫。畢業於北京景山學校和北京大學。2008年杜克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畢業後在美國紐約一家律師樓工作，曾任平果縣副縣長[170]。他於美國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為「David Zhuo」。
鄧散步每次走三公里左右，很少說話，目不斜視，抬頭挺胸，只是一個勁地往前走[70][171]。
在鄧小平時代，鄧每週會有一兩次請人來他家打橋牌[39]:334。鄧技藝精湛，守得緊、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穩，風度翩翩，一派大將風度[172]。世界橋牌冠軍楊小燕說：「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鄧小平是一個偉人。他的打牌技術是又穩又精。」[56]:173聶衛平曾透露，鄧常在人民大會堂的118廳一起打橋牌，鄧經常跟丁關根為搭檔，聶衛平經常跟胡耀邦、萬里為搭檔[173]:257。鄧打牌時雖然不愛賭錢，但是非常守規矩，輸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樣鑽桌子[69]:232。此外，鄧愛抽煙，其煙為「熊貓」牌香煙，由上海捲菸廠特製。「熊貓」牌香煙因為鄧的緣故，價格異常昂貴[81]:224。晚年時鄧把香煙戒掉[43]:398。
鄧亦是一位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訪時表示鄧最愛的是孩子和足球[174]:114。青年時期，他曾在法國勤工儉學，花費吃飯的錢去購買球票[51]:227[175]。鄧亦有要求工作人員錄製重要的足球比賽，供他在公餘時間欣賞[176]:304。1979年，鄧提出「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並改組中國足協，提出「衝出亞洲」的目標[173]:15-17。1977年7月30日，鄧第三次復出後，突然在舉行國際足球邀請賽的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出現，現場八萬名球迷在賽前起身為其鼓掌致敬[177][178]:583[17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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